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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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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场合,做为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的我被要求当场「简单扼要」地说出来,「文化是什么?」
是在一九九九年的议会里。从九月开始,官员每天四五个小时坐在议会里接受议员轮番质询。我是个「新生」,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麦克风再把音量加以扩大,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晕眩的症状出现,我总在头昏脑胀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看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长是学者出身,他的症状是胃绞痛,想呕吐。到了十二月底,预算要三读通过,第二年的政务才能执行。咆哮了四个月的议会为了要表现「戮力为公」,很戏剧化地总是通宵不寐地审预算,从下午两点开始连审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时。议员可以轮番上场,回去小睡一场或者吃个酒席再回来,官员却得寸步不离地彻夜死守。我坐在大厅一隅,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湿湿地打在玻璃窗上,沙沙作响,觉得全身彻骨的寒意。
是在一九九九年的议会里。从九月开始,官员每天四五个小时坐在议会里接受议员轮番质询。我是个「新生」,议员发言多半用一种怒吼咆哮的声音,麦克风再把音量加以扩大,耳朵嗡嗡作响,一天下来,晕眩的症状出现,我总在头昏脑胀的状态下回到办公室,再看公文到半夜。交通局长是学者出身,他的症状是胃绞痛,想呕吐。到了十二月底,预算要三读通过,第二年的政务才能执行。咆哮了四个月的议会为了要表现「戮力为公」,很戏剧化地总是通宵不寐地审预算,从下午两点开始连审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时。议员可以轮番上场,回去小睡一场或者吃个酒席再回来,官员却得寸步不离地彻夜死守。我坐在大厅一隅,看着窗外冬夜的雨湿湿地打在玻璃窗上,沙沙作响,觉得全身彻骨的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