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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读者网】据美国《国家杂志》报道，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20日结束访问中国之行。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踏上中国土地，舆论普遍预测，这次访问可能有助于消除美中战略关系越来越大的分歧，但是否起到里程碑式的作用仍需时间去证明。 中美之间的战略分歧并非完全止于拉氏本人对中国军备建设上的一些偏见，而有着更深层次上的原因。
10月24日，美国国家杂志（The Nation）防务记者克雷尔（Michael T. Klare）发表文章分析美国对中国战略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源。
从上任开始，布什政府就面临一个重要的长期战略选择：将中国视为未来的军事敌手并依此规划相应对策，还是将它视作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竞争伙伴？两种观点的代表都在政府高层中占有席位。于是，政策如钟摆左右摆动。但经过四年的平分秋色，钟摆终于摆向反中国和准备一战的位置。三个事件表露了这一定位的变化。
第一个事件，是今年2月19日，美国和日本包括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务卿赖斯这样级别的高层官员会谈后发表“美日安全协商委员会联合声明”。
声明所强调的美日两国的进一步安全合作令中国义愤填膺，因为日本在二战时的军国主义给中国留下巨痛，美国却意图与日本联手在亚洲建立反华联盟。更使中国怒火中烧的是，美日两国呼吁采取联合行动“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海峡问题”。
这种说法在美国人听来是正常的，但在北京看听来却是华盛顿和东京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官方的新华社称此声明是“史无前例”的，并引用一位高级外交官员的话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和日本签定涉及中国台湾的双边文件，这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和主权的侵犯”。
第二个重大事件是拉姆斯菲尔德6月4日在新加坡一次战略会议上的讲话。在评述当今亚洲安全问题特别是北朝鲜核问题之后，拉姆斯菲尔德将话题转向中国。
他说，中国人在这些问题上能起建设性作用，"坦率地讨论中国就不能不提到这个地区所关注的问题"，他指出，中国“显然在扩充其导弹力量，其打击目标达到世界的很多地区。”接着,他十足装模作样地说：“既然没有哪个国家威胁中国，人们自然会奇怪：为什么要投入这些军事预算？为什么要作这样不断增长和扩大的军备采购？为什么作这些强力的军事部署？”
对北京而言，这些言词令人吃惊。没有谁威胁中国？美国飞机和军舰在中国近海巡弋是什么？美国将带核弹头的导弹瞄准中国是什么？过去十年来美国将更多的威力强大的武器卖给台湾是干什么？拉姆斯菲尔德的言论除了言不由衷，更被认为是对中国的无理寻衅。
第三个事件是7月份五角大楼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据报道，这份公开文件推迟了几个星期发表，以删去或软化其中刻意反华的言词以免在布什11月访华前过分激怒中国。
公开发表的版本在语气上是明智的，在说明中国军事装备的力量的同时也强调了其弱处。但是，报告的矛头却是直指中国将军事力量扩展到自己领土以外，对世界秩序构成危险的挑战。“中国军力发展的步伐和范围已经对地区的军事平衡构成危险，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现行趋势将使中国的军事行动能力扩大到整个亚洲──而不限于台湾──从而潜在地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军队的行动造成威胁。”
国会2000年授权的这种年度报告不是个政策文件。但是，2005年版的这个报告的政策含义却不言自明：如果中国将要获得更大的能力威胁“该地区的军队的行动”──可理解为包括美国和日本的军事行动──就应采取紧迫的行动来抑制中国的军事意图。基于这个原因，这份报告在中国引起强烈的批评。
“报告不顾事实，为了散布中国威胁论而不择手段，”在紧急召见美国大使会面时中国一位高级外交军事官员说，“它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在这一切尚在进行的时候，美国公众和媒体的注意力被中美之间的另一场紧张事件所吸引：中国海洋石油公司(CNOOC)试图购买加州的优尼科（Unocal）公司。这个事件比上述所有事件吸引了更多媒体的关注，但实际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远不及五角大楼的更挑衅更反华的战略转移──这种战略转移势必大大加剧危险的中美军事竞赛。
根源：保守战略思维
这种转移背后的根源是什么？根源就是美国长期以来所寻求的永久保持美国军事超强地位的保守战略思维。这种思维1992年首次出现在1994-1999财政年度《国防规划导引》(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DPG)中，这是后冷战时期美国保持绝对优势地位的一份宏大蓝图，由当时的国防部长Paul Wolfowitz负责拟订，1992年初向媒体透露。
DPG呼吁联合各种力量防止未来军事竞争者的崛起。“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防止像前苏联那样的对世界秩序构成威胁的新竞争者出现，”文件说。所以，“我们（必须）全力防止任何敌对国家支配一个牢固控制其资源后就足以成为全球强国的地区的企图”。此后这就成为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指导原则。
本世纪要防止的能“像前苏联那样的对世界秩序构成威胁”的新竞争者出现的禁令只适用于中国，因为没有其他潜在的敌对国家有能力“成为全球强国”，所以，维持美国的军事超强地位“直至遥远的将来”，如当时的布什州长1999年竞选时说的，就需要永久地遏制中国──这正是赖斯、拉姆斯菲尔德及其同僚们2001 年初上任以来所要做的。
这个目标正在进行时，9/11事件发生。如同许多左翼分析家所指出的，9/11给新保守主义者实施他们在全世界扩大军事力量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开了绿灯。
虽然重点从阻遏未来的竞争者转向打击恐怖主义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更紧要，却使那些执迷于“永久超强”的人们感到他们遏制中国的大业失去了势头。而且，打击恐怖主义需要的主要是特种部队和低技术的步兵而不是对抗军事强国所用的昂贵复杂的战机和军舰。不说那些巨大的军火合同商，就是一些美国战略家，也将“反恐战争”视为不得不忍受的分心，直到时机成熟，再恢复遏制中国。这个时机看来已经到来。
现在为什么是时机？有几个因素。第一，毫无疑问，是公众对“反恐战争”的厌倦，军队内部越来越感到伊拉克战争陷入僵局。只要公众注意力集中在伊拉克的失利和人员伤亡，以及，8月下旬的卡特林娜飓风的毁灭性灾害，对总统的军事政策的支持就会下降。这一切都可能转变成一场类似1970和1980年代的可怕的 “越南综合征”那样的对代价昂贵的军事行动的过敏反应。所以，无怪乎美国高级官员也开始谈论未来一年减少在伊拉克的美军力量，尽管布什总统明确否决了这种可能。
10月24日，美国国家杂志（The Nation）防务记者克雷尔（Michael T. Klare）发表文章分析美国对中国战略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源。
从上任开始，布什政府就面临一个重要的长期战略选择：将中国视为未来的军事敌手并依此规划相应对策，还是将它视作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竞争伙伴？两种观点的代表都在政府高层中占有席位。于是，政策如钟摆左右摆动。但经过四年的平分秋色，钟摆终于摆向反中国和准备一战的位置。三个事件表露了这一定位的变化。
第一个事件，是今年2月19日，美国和日本包括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务卿赖斯这样级别的高层官员会谈后发表“美日安全协商委员会联合声明”。
声明所强调的美日两国的进一步安全合作令中国义愤填膺，因为日本在二战时的军国主义给中国留下巨痛，美国却意图与日本联手在亚洲建立反华联盟。更使中国怒火中烧的是，美日两国呼吁采取联合行动“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海峡问题”。
这种说法在美国人听来是正常的，但在北京看听来却是华盛顿和东京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官方的新华社称此声明是“史无前例”的，并引用一位高级外交官员的话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和日本签定涉及中国台湾的双边文件，这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和主权的侵犯”。
第二个重大事件是拉姆斯菲尔德6月4日在新加坡一次战略会议上的讲话。在评述当今亚洲安全问题特别是北朝鲜核问题之后，拉姆斯菲尔德将话题转向中国。
他说，中国人在这些问题上能起建设性作用，"坦率地讨论中国就不能不提到这个地区所关注的问题"，他指出，中国“显然在扩充其导弹力量，其打击目标达到世界的很多地区。”接着,他十足装模作样地说：“既然没有哪个国家威胁中国，人们自然会奇怪：为什么要投入这些军事预算？为什么要作这样不断增长和扩大的军备采购？为什么作这些强力的军事部署？”
对北京而言，这些言词令人吃惊。没有谁威胁中国？美国飞机和军舰在中国近海巡弋是什么？美国将带核弹头的导弹瞄准中国是什么？过去十年来美国将更多的威力强大的武器卖给台湾是干什么？拉姆斯菲尔德的言论除了言不由衷，更被认为是对中国的无理寻衅。
第三个事件是7月份五角大楼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据报道，这份公开文件推迟了几个星期发表，以删去或软化其中刻意反华的言词以免在布什11月访华前过分激怒中国。
公开发表的版本在语气上是明智的，在说明中国军事装备的力量的同时也强调了其弱处。但是，报告的矛头却是直指中国将军事力量扩展到自己领土以外，对世界秩序构成危险的挑战。“中国军力发展的步伐和范围已经对地区的军事平衡构成危险，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现行趋势将使中国的军事行动能力扩大到整个亚洲──而不限于台湾──从而潜在地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军队的行动造成威胁。”
国会2000年授权的这种年度报告不是个政策文件。但是，2005年版的这个报告的政策含义却不言自明：如果中国将要获得更大的能力威胁“该地区的军队的行动”──可理解为包括美国和日本的军事行动──就应采取紧迫的行动来抑制中国的军事意图。基于这个原因，这份报告在中国引起强烈的批评。
“报告不顾事实，为了散布中国威胁论而不择手段，”在紧急召见美国大使会面时中国一位高级外交军事官员说，“它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在这一切尚在进行的时候，美国公众和媒体的注意力被中美之间的另一场紧张事件所吸引：中国海洋石油公司(CNOOC)试图购买加州的优尼科（Unocal）公司。这个事件比上述所有事件吸引了更多媒体的关注，但实际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远不及五角大楼的更挑衅更反华的战略转移──这种战略转移势必大大加剧危险的中美军事竞赛。
根源：保守战略思维
这种转移背后的根源是什么？根源就是美国长期以来所寻求的永久保持美国军事超强地位的保守战略思维。这种思维1992年首次出现在1994-1999财政年度《国防规划导引》(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DPG)中，这是后冷战时期美国保持绝对优势地位的一份宏大蓝图，由当时的国防部长Paul Wolfowitz负责拟订，1992年初向媒体透露。
DPG呼吁联合各种力量防止未来军事竞争者的崛起。“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防止像前苏联那样的对世界秩序构成威胁的新竞争者出现，”文件说。所以，“我们（必须）全力防止任何敌对国家支配一个牢固控制其资源后就足以成为全球强国的地区的企图”。此后这就成为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指导原则。
本世纪要防止的能“像前苏联那样的对世界秩序构成威胁”的新竞争者出现的禁令只适用于中国，因为没有其他潜在的敌对国家有能力“成为全球强国”，所以，维持美国的军事超强地位“直至遥远的将来”，如当时的布什州长1999年竞选时说的，就需要永久地遏制中国──这正是赖斯、拉姆斯菲尔德及其同僚们2001 年初上任以来所要做的。
这个目标正在进行时，9/11事件发生。如同许多左翼分析家所指出的，9/11给新保守主义者实施他们在全世界扩大军事力量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开了绿灯。
虽然重点从阻遏未来的竞争者转向打击恐怖主义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更紧要，却使那些执迷于“永久超强”的人们感到他们遏制中国的大业失去了势头。而且，打击恐怖主义需要的主要是特种部队和低技术的步兵而不是对抗军事强国所用的昂贵复杂的战机和军舰。不说那些巨大的军火合同商，就是一些美国战略家，也将“反恐战争”视为不得不忍受的分心，直到时机成熟，再恢复遏制中国。这个时机看来已经到来。
现在为什么是时机？有几个因素。第一，毫无疑问，是公众对“反恐战争”的厌倦，军队内部越来越感到伊拉克战争陷入僵局。只要公众注意力集中在伊拉克的失利和人员伤亡，以及，8月下旬的卡特林娜飓风的毁灭性灾害，对总统的军事政策的支持就会下降。这一切都可能转变成一场类似1970和1980年代的可怕的 “越南综合征”那样的对代价昂贵的军事行动的过敏反应。所以，无怪乎美国高级官员也开始谈论未来一年减少在伊拉克的美军力量，尽管布什总统明确否决了这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