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中国魅力外交：领袖“大步走出去” 风格务实

[精彩过客]

【来源：新民周刊】
2005中国魅力攻势

　　撰稿／苏庆先（记者）

　　未来属于中国吗？

　　进入公元2005，这已不是一个让人怀疑的问题。近400年来，继欧洲崛起和美国崛起之后，新世纪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已成为预示全球力量第三次巨变的标志。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大型经济体。全球的精英几乎都认为，中国的崛起已不再是预言，而是一个事实。




　　大时代需要大战略。大时代需要大外交。

　　2005年的中国继续着它的经济崛起、和平发展。对内，大力强化崛起的内部基础；对外，则积极扩展崛起的外部影响力。参与构建和谐世界，已渐成中国外交理论的主轴。

　　从年初参与海啸“世纪大救援”开始，中国展开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公共外交、元首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甚至环境外交，不仅深化了大国间战略合作，推动新多边组织的形成和发展，而且更进一步完善了“睦邻”、“安邻”和“富邻”政策。

　　90年代初，当马哈蒂尔博士提出东亚峰会的想法时，还被西方挖苦为“没有白种人的核心集团”设想；10年后，推动地区主义的力量变了，首届东亚峰会成功举办。今年，在ＡＰＥＣ年度峰会等集会上，美国突然间就不再是被称颂的唯一大国了。

　　约在17世纪前后，欧洲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具创新精神和最雄心勃勃的地区。2个半世纪后，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最强大国家，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事务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仅仅不到一个世纪后，中国、印度和日本所代表的东亚，又将成为一个决定性力量。

　　临近年终，中国仍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展开其魅力攻势，而且显然还将在新一年延续这一迅猛势头。如何看待2005年中国外交的一年成败？如何评点它影响着的世界和世界上的各式角色？《新民周刊》愿意成为这个激情进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

 

[精彩过客]

和谐之声寻求国际表达

　　参与构建和谐世界，已渐成中国外交理论的主轴。



一个让人怀疑的问题。

　　撰稿／刘 洪

　　钓鱼台国宾馆，见证了中国外交2005年的繁忙。接连来下榻的外国元首，高密集度的多边会谈，使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也聚焦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影响力。

　　中国外交大舞台，又何止一个小小的钓鱼台？

　　在一些国际问题观察家眼里，2005年中国全方位外交偶有波折，但进展顺利，这一年既是“收获之年”，更是“播种之年”――中国外交正以更加自信和建设性的姿态展现中国的实力，在为更大的“外交丰收”奠定坚实的基础。

　　从“多极”到“和谐”

　　曲星，外交学院副院长，知名国际问题观察家。

　　对从事外交研究20多年的曲教授来讲，2005年中国外交“亮点”不断，但他最激赏的，还是中国外交理念上的重大突破――中国在世界上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和谐世界”的理论。

　　和谐世界，是胡锦涛主席今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的主张，其主旨就是“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随后，这一理论在ＡＰＥＣ会议、二十国财长会议等场合，一再被提起。

　　外界认为，和谐世界，已渐成中国外交理论的主轴。

　　就像当年中国“三个世界”划分让世界为之瞩目一样，和谐世界因其耳目一新、恰到好处，立刻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

　　“通过把国内建设‘和谐社会’理念推到国际上，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这是中国外交理念一大亮点，也肯定能使中国主张更容易被世界接受。”曲星说。

　　“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也是中国领导人对国际事务冷静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曲星认为，“和谐世界”理论，包含中国的智慧和主张，因为当今世界并不和谐：不仅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矛盾，大国和小国之间有冲突，就连发达国家国内也存在歧视和差距问题。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沈骥如则认为，这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创新精神，也体现了继承性。

　　“中国推动构建一个和谐世界，表明中国是负责任的、愿意合作的，中国没有把其他国家当作敌人或战略竞争者，它主张与别国和谐相处，比起中国原来‘多极世界’的阐述，应该更能被人接受、理解，体现了创新精神。”沈骥如说。

　　他解释，以前中国主张建立一个更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这个主张并没有错，但却可能遭到一些国家不必要的误会，认为中国倾向于打破当前秩序。

　　“实际上，中国并没破坏这个体系的意思，中国主张完善它、发展它。比如在世贸组织问题上，这个组织的规则是西方主导制定的，现在是西方国家采取双重标准在推翻它，比如对中国纺织品进行限制，反而是中国在努力维护自由贸易的精神，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沈骥如说。

　　不久前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也撰文指出：中国的和谐思想，实际上也表明抛开政治分歧与美国交往的意愿，但这一直是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的立场。

　　文化的力量

　　除了理念创新外，曲星教授还敏锐地观察到，2005年中国将文化外交摆在了一个突出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促进了国际上的“中国热”，也对改善中国国际舆论环境大有裨益。

　　“中国文化外交正不断加强，中国和法国之间有了文化年，中国和俄罗斯之间也将开展类似活动，中国不久前在美国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外交活动。中国还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孔子学院。文化外交，确实成了中国外交的一大亮点。”曲星说。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也在提高，也促使中国外交从5000年的文化和智慧中吸收营养，形成中国外交的思维理念并指导具体实践。

　　近几年让人耳熟能详的“和谐世界”、“与时俱进”等热门词语，就都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提炼。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就表示，“和谐世界”的论述，就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贡献。中国文明中有许多值得认真汲取并发扬光大的思想，“和而不同”的思想就是其中之一。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包容思想，就是“和而不同”的思想的延伸。

　　中国文化外交的作用，正在不断显现。它不仅为贯彻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营造了良好氛围，在发展双边关系中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法新社12月中旬一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就说，中国正通过文化外交的软实力加强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通过对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北亚的儒学研究机构提供大量资金，通过发放奖学金以及重视文化和语言项目来团结政治家、学者和学生。”

　　“大步走出去”的领袖

　　“中国高层今年出访的频率，可能是近些年来最高的，恐怕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沈骥如认为，中国领导人“大步走出去”广交朋友的外交作风，也表明中国确实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沈骥如说，“中国领导人的外交风格更加务实，也更加积极主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每次出访，都不是只说友好的话，也提出了许多制度创新的建议，这些建议都是很务实的，能够为绝大多数的国家接受。”

　　比如，在联合国大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和谐世界”主张，还提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的“五点建议”，表示中国在今后3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等，这赢得了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中国外交非常积极、主动，中国领导人也很活跃。”曲星也对2005年中国“领袖外交”给予积极评价。

　　曲星说，正是通过中国领导人积极的外交活动，在重要的几个国际关系上，中国都取得了进展，这些也都构成了中国外交的“亮点”：中俄关系在改善，中美关系在加强，中欧处于稳定阶段，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关系则在深化。“在理念上、布局上，中国外交今年都有得力的举措、丰硕的成果。”。

　　回顾2005年，中国外交环境至少比过去几年更加从容，中国在发展，世界也在改变对中国的看法。

　　许多专家都提到，2005年可能是中美关系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已为中美关系定调：中国是利益相关的参与者。鉴于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中美关系无疑是中国外交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影响深远的双边关系。

　　沈骥如就认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就是中国外交今年最大的亮点。“布什在第一任期上台时，对中国带有明显的敌意，称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他今年访问了中国，这标志着牛仔作风的总统已在中国问题上变得比较理智，也可能意味着美国已接受了中国融入国际关系体系，而且承认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

　　曲星则相对比较谨慎，他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仍来自美国，因为这个一超独大的国家对中国的发展仍然抱有疑虑心理。“美国正两面下注，一方面积极寻求与中国建立关系，探讨问题；另一方面，它对中国的发展制造一些障碍，几乎所有敌视中国的举动，都可以在超级大国那里找到后台。”

　　“最好时期”的挑战

　　中国人正大踏步走出国门，中国国际地位也在迅速提升。对此，沈骥如深有同感。

　　“对我们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人来说，2005年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实实在在。”他举了一个例子：今年他在接待澳大利亚的一个代表团时，双方谈到铁矿石贸易。沈骥如说，中国要建设节约型社会，在铁矿石领域也要节约资源。哪知澳大利亚朋友马上就表示：“对我们来说，还是很希望能卖更多铁矿石到中国去，因为中国将是最重要的大买主。”

　　“如果10年前，中国提出经济和外交主张，许多外国人并不在乎，但今天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外国人就不得不考虑中国的意见，也必须听取中国的意见。”沈骥如说，现在至少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状况最好的时期。

　　曲星教授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很难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期，机遇和挑战并存，挑战是严峻的，不过由于中国外交处理得比较好，所以我们说，机遇大于挑战。”。

　　他认为“最好时期”的说法，可能有点忽视挑战了。

　　“我觉得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外交环境才是非常不错的，非常主动、积极，因为苏联吸引了美国的压力，现在情况不一样，显然压力比较大，中日关系出现这样一个状况，中欧关系和其他重大关系也还没有重大突破。”曲星说。

　　真正收获还在后面

　　尽管中国外交得到了相当多媒体和专家的喝彩，但在普通民众看来，尤其是在一些特定问题上，也有不同看法。

　　曲星教授表示，有一部分民众的确对中国外交颇有微词，“他们的爱国热情是好的，但可能他们对形势不太了解，观察点不清楚，对大国力量对比也不明确，产生这样的想法也是正常的”。

　　“但从我研究中国外交20多年的体会来说，政府的外交工作做得还是很好的，该作为的时候有所作为，所谓‘行于可行，止于不可不止’。”他说。

　　他认为中美关系之所以能有所发展，正是这种外交努力的结果。“美国现在既与中国进行磋商，也对中国人权进行抨击。因为从美国国内政治来讲，政府必须在人权问题上有所表示，但这个表示并不利于中美关系发展。”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也有明确认识，“该批驳就批驳，但在其他问题上，中国也表现出理性的外交作风。比如纺织品问题上，美国设限是基于国内贸易保护，实质是没有根据的，但中国考虑到纺织品在中美贸易额上比重有限，于是和美国进行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

　　既有合作，也有斗争，还有妥协，贯穿在中美关系中，当然也表现在中国与其他所有大国关系中，“但中美关系是最明显的”。

　　曲星更认为，在中国以后发展与其他大国关系过程中，斗争可以让位为“斗智斗勇”，“我认为发展大国关系要遵循‘有理、有利、有节’这个基本原则，可以斗勇但不要斗争，可以斗智但不要斗气。”

　　尽管存在着种种挑战，专家们都对中国外交未来充满信心。

　　“我对中国外交持乐观态度，未来一年中，可以预见的产生重大转折的核心外交问题，可能性不是太大。”曲星说，因为目前环境相当有利，美国在2008年大选前应该会保持政策稳定，台海问题在2008年前也很难成为焦点。

　　他有所担心的是中日问题：明年是小泉执政最后一年，之前5年，他每年都参拜靖国神社，但明年会不会铤而走险选择8月15日这个可能更具挑衅性的日子呢？

　　但曲星也表示：“中日关系现在本来就处于僵局，明年即使有所冲击也不会太大，中日关系也就这样子了。”

　　沈骥如在谈到中国外交时，用到了一个概念，今年是外交“播种的一年”。“今年，我们全方位外交进展顺利，同非洲、拉美国家关系，也包括同美国关系，都有所突破，有收获，但这也是在播种”。“收获总会相对慢一点，明年外交中国肯定将还有收获，但真正的大丰收还在后面。”

 

[精彩过客]

　至柔文化驰骋天下

　　从近年的中国外交实践看，中国已越来越重视对软力量的建设及其对外展示。



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外交战略变化。

　　撰稿／苏庆先（记者）

　　作为一位资深外交官，徐波先生自1986年进入外交界后，参与了许多重大的外交活动，并长期致力于不同文化背景下人民之间的交流，是中法文化年活动的组织者和见证者之一。他认为，在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格局下，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已显得越发重要。

　　记者：作为一位职业外交官，您觉得这两年（尤其是今年）我国外交凸现了哪些新的特色？

　　徐波：我认为，今年中国外交又是一个丰收年，可圈可点。在“韬光养晦”的同时，中国外交“有所作为”的一面更为突出，表现了娴熟的外交技巧，成为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格局中的一大亮点。

　　周边外交活跃。在“周边是首要”的外交总体格局中，中国周边外交的顺利开展，不仅有利于谋求到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也有利于亚洲的整体崛起；与此同时，元首外交频繁，中美关系深入稳定发展。我国领导人利用出访来访和出席国际会议，足迹遍及世界30多个国家，为中国外交史之罕见，并通过中美、中欧、中俄一系列元首外交，深化了大国间战略合作。

　　需要补充的是，今年在大国互动中，各方力量续有消涨，美虽将长期保持其一超地位，但伊战久拖不决，使其世界领导地位明显减弱。在过去的一年中，大国关系更为复杂，相互合作、竞争、抗衡的一面都在增强，与此同时，对我外交的借重也进一步加强。

　　另外，多边外交成为大舞台，中国外交维权意识突出。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不断加快，我越来越主动参与多边外交和国际体系的制定，在联合国维和、军控、反恐、发展、人权、司法、环境、禽流感、跨国犯罪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为捍卫国家利益，在中美、中欧纺织品出口争端和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中国外交态度坚决。这些“有所作为”的中国外交举动，给即将过去的2005年国际关系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我认为，中国外交充满活力，大气，为世界塑造了一个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而不懈努力的国际形象，同时，又展现了我国坦诚、负责、务实、开放和仗义执言的外交风范。因此，2005年又是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声望明显提高的一年。

　　记者：您之前从事了中法文化年的组织协调策划工作，对跨文化的公共外交有着切身感受，您是否能举例说明一下这种软性的外交方式的优势所在？

　　徐波：您讲的软性的外交方式就是外交界通常讲的“软实力”。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他认为，较之于一国军事和经济的“硬实力”，文化传统、道德观念和政治制度的“软实力”对一国之国际地位和兴旺长久必不可缺。根据国际政治学界通常的定义，文化又是软力量中的主要参数。

　　是的，中法文化年非常成功，通过文化交流，中法文化越来越被两国人民所接受，从而使两国人民更加了解和相爱。如今，中文在法国已超过日文，成为法国大中学校的主要外语。法国人对中国越感兴趣，中法两国关系就越会深入发展。温总理刚刚结束对法国的访问，签署了不少协议，其中就有邀请400名法国青年访华一条。

　　法国人为什么要加强与我们的交流？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中国不仅在法国，在全世界都是个热门话题。当然，人家关心你，是因为你经济发展快，为世界创造了1．4万亿美元的贸易。最新统计还表明，2004年我国ＧＤＰ总值接近2万亿美元，经济实力直逼世界第六强。这么强的经济发展速度和高达70％的经济对外依存度，必然要求中国外交要娴熟地应对包括贸易摩擦、世界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等各种国际问题，否则，那些别有用心的“中国威胁论”制造者就可以信口雌黄。

　　至于软性的外交方式的优势，那就是“以柔克刚”。老子在《道德经》里说过“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也就是说“天下最柔软的东西，能战胜天下最坚硬的东西”。一个国家的崛起，从根本上说就是硬软两种力量所组成的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在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格局下，“软实力”已越发显得重要。通过文化外交让人了解你，对你的发展放心，最终支持和参与你的发展，就是“以柔克刚”之奥妙。

　　事实上，文化外交已经成为我国继经济、政治外交之后的第三大支柱，并成为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听说明年我们还要与俄罗斯、意大利举办文化年。我真心希望通过组织更多的文化年活动，加强人民之间的交流，缩短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记者：在您目前所从事的上海世博局的国际协调工作中，有没有感受到中国外交战略和实践的变化？

　　徐波：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比较大，要知道，我只是在世博局做一些具体的外事工作。2010年上海世博会作为我国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样，将是我国展示软力量的最好时机。从近年的中国外交实践看，中国已越来越重视对软力量的建设及其对外展示。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外交战略变化。

　　外交学院吴建民院长说过，“大时代需要大外交”，这个大外交就是包括经济、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公共外交（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今年印度洋海啸惨剧刚过，我国立即参与这个“世纪大救援”活动，在第一时间向受难国家提供援助。因此，当ＣＮＮ等主流媒体聚焦中国人道主义救援活动时，中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理念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还有最近针对松花江污染事件，及时实事求是地通报俄罗斯，开展“环境外交”。这就是公共外交，它是一国在国际舞台的形象塑造，英语叫“Ｉｍａｇ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我们世博会也是“Ｉｍａｇ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工程，我们期待着届时有200个国家、国际组织参展和接待7000万人次的参观者。我想，当今世界恐怕已没有第二个如此规模的国际交流平台了。谈到世博会的形象塑造功能，这让我回想起今年的爱知世博会。虽然由于日本领导人顽固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连续滑坡，但通过世博会，两国人民的交流得到了加强。日本爱知世博会接待2200万观众，中国馆就接待了三分之一。王毅大使对我们说，爱知和上海世博会是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交流的理想平台。因此，无论是对中日双边关系，还是国际社会，公共外交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形象塑造，让人理解你并接受你的主张。这是外交中的一个很高层次。布热津斯基甚至认为“控制人类共同命运努力的成败取决于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哲学和（或）文化层面”。我们都知道，美国打赢了伊战，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显示其强大的硬力量，但3年过去，它没有得到阿拉伯国家，甚至伊拉克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这就是公共外交的失败。

　　作为炎黄子孙，中国文化事实上已使我们成为软力量的资源大国。温总理在向法国综合理工大学学生演讲时，提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关于“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重要思想，指出“和”，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从丝绸之路，张骞出使西域，到郑和下西洋，中国人民以慷慨、友善、热爱和平彪炳史册。回顾近年来的外交，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朝核危机、印度洋海啸以及禽流感、国际反恐斗争等，我国已在世界上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外交体现的“双赢”、“共赢”、“多赢”思想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外交战略的变化。

　　目前，我国正努力建设“和谐”社会，在国际上就是要建立“和谐世界”，我由衷感到，上海世博又将是中国外交构架“和谐世界”的一个重要契机。

 

[精彩过客]

　经贸外交苦斗犹酣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外交的重心和难点，正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




　　撰稿／刘 洪

　　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曹景行先生一直关注中国外交的发展和变化。在他看来，2005年中国外交确实在前几年积累的基础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在外交问题上处理得好的，基本上都是政治问题；处理得不太理想的，通常是经贸问题。

　　《新民周刊》：你怎样评价今年的中国外交，有什么让你特别感兴趣和值得回味的地方吗？

　　曹景行：今年中国高层出访比以前多得多，中国面临的整个国际环境，今年在明显好转，特别是在和美国关系的调整，和周边大多数国家关系的调整上。

　　现在的外交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和国际关系、经贸是合成一体的，不是过去狭义的外交。中国大外交的热点，正在从政治领域转向经贸领域，处理得好的基本上都是政治问题，处理得不太理想的，通常是经贸问题。

　　在周边问题上，2005年关系有所恶化的就是和日本的关系，但这是在可控制范围内的“有所恶化”，而且这种局面可能还会僵持下去。

　　中国在国际上的发言权正在增大，这主要靠实力和姿态。按照马上可能就要公布的统计报告，中国今年的经济规模可能已达到世界第四位，位居美、日、德之后。经济的稳步发展，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实际的地位。

　　另外，中国的和平外交已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可，这是中国发言权增强的基础。像美国这样一个有实力但有时又咄咄逼人的国家，并不为国际上的多数国家所接受。

　　中国的和平发展得到国际认可，中美关系在2005年出现重大转折，这是2005年所有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值得讲的一件事。美国已确认中国的增长不能被“忽视”，从白宫的角度，似乎已跳出冷战思维来看待中国，已经承认中国在和平发展，认为中国并不会对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构成根本挑战，这样的认识是第一次，是2005年美国对中国基本判断的一个重大改变。

　　这个判断实在太重要了，这也会让美国不会再来找中国太多的麻烦，而是寻找采取和中国共同经营的方式来处理国际问题。这是最最重要的事。

　　《新民周刊》：从你个人的亲身经历来看，是如何感知中国外交的变化和影响的？

　　曹景行：我今年参加了几次直播六方会谈的报道，美国很重视朝核问题，它希望和中国共同处理这个问题。六方会谈的模式，就是美国希望借助中国影响力来设立解决朝核问题的框架，双方都知道这个问题不可能马上解决，但也只能采取这种方式，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看法。

　　我在欧洲发现，中国游客正在大量增加，他们表现出强烈的购买欲望和购买力，这是一种新情况，说明国人比以前更富裕，更开放。

　　《新民周刊》：如何评价中国的对外关系中的“亮点”？

　　曹景行：就这几年来看，我认为，对美国的外交做得最好，对东南亚的工作也做得不错，但在最近的所谓辱华问题上有一些问题。在事情还未清楚之前，在受害人身份还没有明了之前，我们就做出强烈反应，对此我持保留态度。

　　《新民周刊》：你刚才说重心和难点都已转向经贸问题，那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哪些瓶颈？

　　曹景行：确实如此，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今年明显已转向了经贸领域。人民币的问题，到现在仍在应付中。在油价问题上，也很难说中国已经处理得很好了。另外，中国与美国和欧洲的贸易摩擦，原以为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这些摩擦可以解决，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另外，像今年几次中国在海外的并购问题，进行得也不是很顺利。中国在国际期货交易问题上，在中航油和期铜问题上都出了事，损失很大。在经贸领域，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成绩并不好。因此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还处在“学徒工”期间，可能还要进行好好的磨练。

　　《新民周刊》：最大的瓶颈呢？

　　曹景行：中国经济已经在融入国际化了，对海外市场依赖较大，国际上相当一部分人正在抓住中国的漏洞。中国本来应该学会运用自己的实力和市场，把重要产品的定价权拿过来。比如，像中国8亿件衬衫才换回1架飞机，有什么办法呢，定价权在人家手里嘛。

　　我的评价是，中国外交在政治上是有积累的，因此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进展，但在国际经贸领域竞争上，我们才刚刚起步，还比较苦，类似10年前中美在政治上的苦斗局面。

 

[精彩过客]

　东亚给予中国的舞台

　　中国不是在谋求利用任何东亚组织来对付其他区域组织，更重要的是一种新思维，一种全球化情况下的区域组织新思维。




　　撰稿／苏庆先（记者）　赵艳燕

　　或许未来某一天，首届东亚峰会将被冠上一个历史性的头衔。

　　会谈不过短短3个小时，却聚集了占世界人口一半左右的16个国家，吸引了全球最富经济活力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和印度。最关键的一点，它预示着东亚合作的开端。

　　那么，在新亚洲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将扮演何种角色？未来谁将主导东亚一体化的进程？本刊记者专访了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教授、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郑永年。此前，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政治经济及其对外关系的研究。

　　记者：在刚刚举行的东亚峰会上，你认为中国扮演了何种角色?

　　郑永年：中国扮演的角色是多种的，但对建设一个新亚洲来说，中国主要扮演了两种角色。第一，中国要把东亚峰会建设成自己和平崛起的舞台。中国是东亚峰会的主要倡导者，东亚峰会是与10＋3机制分不开的。在10＋3的框架下，中国做了很多努力。而这次东盟峰会在10＋3的基础上又向前走了很大的一步。但是，大家注意到，尽管中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它并不谋求东亚峰会中的领导作用。相反，从一开始，中国一直支持东盟在东亚地区扮演主导角色。此次峰会上，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也再次强调中国绝不会在本地区谋求支配性地位。

　　90年代以后，东盟曾害怕不断强盛的中国会主导亚太地区，但中国此后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外交战略，实行经济外交和睦邻外交，用实际行动赢得东盟国家的信任。中国一再强调东盟在东亚区域主义中的主导角色，这种做法在国际关系中是很少见的。要知道，国际政治舞台的主题从来就是大国竞争权力。中国这样做，无疑在追求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的责任。

　　第二，中国强调东亚峰会或其他地区组织的开放性。温家宝总理这次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任何区域组织都有其“边界”，如果没有边界就成了国际组织。但如何处理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难题。峰会前，美国一直在担心东亚峰会会不会成为中国主导的封闭性的地区组织，而和美国对抗。当然，这是美国以自己的经验来看待中国的。中国方面一直强调区域组织的开放性。这次峰会还包括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表明它已具有足够的开放性。中国也强调东亚组织和其他区域组织如北美和欧盟之间的交往。这并不仅仅表明中国不是在谋求利用任何东亚组织来对付其他区域组织，更重要的是一种新思维，一种全球化情况下的区域组织新思维。

　　记者：近年来，美国的亚洲政策一味以“反恐和安全”为主，导致它与本地区的政治经济进程脱节，如今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似乎受到了某种威胁，你对此是怎么看的？美国的对策会是什么？

　　郑永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国际战略发生了巨大的转型。从克林顿政府时期侧重于经济外交的战略转向了布什政府的军事主义的反恐政策。在反恐问题上，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和美国有共同的利益。无疑，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敌人。但是如何反恐，东亚国家和美国有不同的做法。

　　美国强调军事打击，建立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很多亚洲国家对这种方法并不认同。美国反恐的实际经验也表明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强调通过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从根源上消除恐怖主义。东亚和美国对付恐怖主义的重点不同，美国推行的是军事主义，东亚国家推行的是经济主义。这就使得美国的亚洲政策和亚洲国家本身的发展战略有很大的脱节。

　　记者：在美国盛行军事主义的同时，中国努力进行自己的经济建设。那么，美国如何看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郑永年：90年代早期以后，美国国内一直盛行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布什开始时说中国是“竞争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ｏｒ）而不是“伙伴”（ｐａｒｔｎｅｒ），甚至有时称潜在的“敌人”（ｅｎｅｍｙ）。最近主流意见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前不久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提出了“利益相关者”（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的概念。很多政治人物实际上不得不接受中国经济崛起这个事实，所以开始提倡“中国责任论”，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负责的大国，强调合作。同时，中国也在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中国并不谋求在东亚推行美国人担心的所谓的“新门罗主义”，即把美国影响力赶出这个地区。中国希望的是共同负责维持地区的安全，这就是中国一直所强调的“地区组织的开放性”概念的本质。

　　美国是个多元社会，这样那样的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一直会出现。问题要看两个政府如何理性地来处理两国间的关系。只要两国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大，美中关系会处在可控范围内。现在人们看到两国间的摩擦很多，这主要是因为两国间的交往越来越多，包括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的交往。美中关系可以说是互相依赖（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两个国家关系再好，也不会到达所谓的“蜜月期”的程度。但只要两国间的合作多于摩擦，中国威胁论应该不会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

　　记者：在东盟诸国看来，中国日渐上升的地区影响力对它们是好还是坏？它们对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持一种怎样的态度？

　　郑永年：和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一样，东亚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也有过一个转变过程。90年代初，东盟国家也出现过中国威胁论，因为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沙群岛等问题上有些历史性矛盾。但很显然，中国非常理性地处理了南中国海问题。这个一直被西方世界视为战略“热点”的问题始终没有热起来。后来东盟又有中国“经济威胁论”的说法，担心中国会吸走本应流向东盟的外资，担心中国产品对东盟构成竞争等等。

　　转折点出现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中国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有效地帮助了东南亚国家，中国的责任开始体现出来。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中国提倡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既互补又互相竞争。东盟意识到抵制中国的经济崛起会是无效的，更重要的是要提升自己的工业结构，加强竞争力。所以，东盟国家把中国的崛起看成是一个机会，而非威胁。积极参与中国的经济崛起，在参与这个进程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产业，这是东盟的一个共识。

　　记者：在您看来，首届东亚峰会取得的最有价值的成就是什么？为什么这么说？

　　郑永年：我觉得最大的成就是会议本身。与北美、欧洲比较，东亚地区的组织性是最弱的，在这个地区可以说没有一个健全的区域组织。在北美模式中，美国势力最强，加拿大、墨西哥都处于弱势，形成的是一种等级制（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组织。在欧洲模式中，由于二次世界大战，英、法、德等大国势力均等，政治制度上没有很大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当，因此形成了一种以平等（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为特点的组织。但在东亚地区，中、日都是强国，东盟也不弱。这本身不是问题，但因为历史、文化、宗教、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方面差异，东亚很难形成平等的区域组织。在中日韩等国之间没有建立互信之前，一旦涉及到区域组织问题，就要涉及到“谁来当领导”的问题。但东亚地区的组织程度低并不表明这个地区各国间的交往程度也低。实际上东亚地区各国间的经济交往（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并不比其他地区低多少。无论是中日韩之间，还是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经济的互相依赖性已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实际上的交往和互动组织化。这也就是东亚峰会的主题。因为东亚没有一个组织平台，所以就来借助东盟这个已经建立已久的平台，这就是“10＋3”的由来。这次东亚峰会能够形成，我想主要国家已认识到要建立一个全方位的东亚合作组织的重要性。我相信东亚峰会最终会超越10＋3。虽然中日矛盾、中韩日矛盾仍存在，原本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将在此次峰会中会晤，但最后没有。这是个遗憾。但是这三个国家之间的经济整合程度已经非常深，一旦日本调整心态，就不会有很大的组织争取经济方面的更大的整合。东亚峰会毕竟已经走出了第一步。

　　记者：该峰会对促进未来的东亚合作有何重要意义？

　　郑永年：我已经说过，东亚峰会是东亚合作的开端。就像欧盟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东亚峰会应该是东亚合作的第一步。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但很重要。

　　记者：在本次峰会上，日本首相小泉特意向温家宝总理借笔，这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种积极的信号？

　　郑永年：对小泉的这个举动，我们既可以理解为是有计划这样做的，也可能是他真的没有带笔，大家都可以发挥想象力来猜想背后的原因。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任何政治动作都是有意义的。不管中日关系如何不好，但我认为两国关系的大门是敞开的。中国和日本是近邻，交往的历史长达数千年。在交往的历史中，有时候中日两国都很封闭，没有实质性的互动。到了唐宋时代，交往十分紧密，日本向中国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家转型很成功，中国开始向日本学习。但日本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便开始侵略中国。中国牺牲了无数生命。二战后，中日关系又趋于缓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也虚心地向日本学习。现在，中日矛盾的关键在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教科书问题。这并不是日本方面所说的打“外交牌”的问题，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是对与错的问题。

　　虽然中日政治关系紧张，但两国的经济合作越来越紧密。中日在经济上互相需要，经济在不断整合。小泉在峰会上的举动可以理解为一种积极的信号，早些时候，他也做过各种动作，但问题是他要拿出实际行动来，正确面对历史问题。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一个国家没有道德感，就很难建立国家间的互信。

　　记者：你认为未来东亚地区的一体化有可能达到类似欧盟的紧密程度吗？

　　郑永年：这要从两个层面来看。从实际的交易层面看，东亚地区经济交往和整合能赶上欧盟。中国的经济崛起是个推动力。全球化是另外一个推动力。但从制度化层面来说，无法赶上欧盟。我前面强调过，由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上政治、宗教及文化上的差异，东亚地区很难在制度上像欧盟一样形成一体化。

 

[精彩过客]

　中国占据着“天时”

　　中国领导人的智慧、他们对经济发展的信心、中国在新世纪的潜力和国际形势的一片大好，让中国主导了这一地区。




　　撰稿／赵艳燕

　　中国的和平崛起成为国际精英人群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对于中国外交和它在2005年的特点，日本宫崎国际大学政治学博士、韩国学者洪停杓从一个外国学者的角度做了精彩解析。

　　《新民周刊》：如何看待这两年尤其是今年中国的外交？

　　洪停杓：在2001年4月1日中美撞机事件和2002年中国加入ＷＴＯ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开始变得主动。中国正从10年的沉睡中醒来，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中国从“韬光养晦”的策略中醒来。这意味着中国凭借20世纪90年代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以全新的领导姿态积极参与到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中去。

　　今年，中国继续活跃在许多国际舞台上，其领导力不断提升。比如六方会谈、中俄军演、2005年汉城釜山ＡＰＥＣ会议、联合国改革、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东亚峰会等等。

　　《新民周刊》：您认为今年中国外交的亮点是什么？

　　洪停杓：今年中国外交政策的亮点是中俄军演的主办、北京六方会谈中的角色、2005年汉城ＡＰＥＣ会议中的领导力以及在吉隆坡举办的首届东亚峰会。

　　首先，在今年8月的中俄军演中，中国扮演的发起人角色表明它首次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采取主动态度，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激进分子和民族分裂分子。中俄合作让印度开始关注上海合作组织，并想成为东盟“10＋3”中的成员。

　　其二，作为六方会谈的主办国，中国在自己国家利益、东北亚地区安全和国际安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三，中国的访问外交在2005年的汉城ＡＰＥＣ会议、对欧洲的访问和马来西亚的东亚峰会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还以它的市场经济著称。在ＡＰＥＣ会议后，胡锦涛积极访问欧洲拉近了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作为东亚峰会的重要支持者，中国积极支持“一个亚洲”的政策，即使中日历史问题仍然存在。

　　中国和东盟同意在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同时，美国在亚洲的势力会慢慢削弱，因为东盟已经把中国看作此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日本再次崛起，印度也在积极参与亚洲一体化，但崛起的中国已经和美国开始一起主导该地区。

　　《新民周刊》：您有否亲身感受到中国外交的变化？

　　洪停杓：当然，我切身体会到这种变化。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样，中国外交政策的一大特点就是“主动”。最近中国外交政策的另一个改变是：它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开放”或者说“大方”（ｇｅｎｅｒｏｕｓ）。

　　《新民周刊》：如何评价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变化？您认为这种变化是积极的吗？

　　洪停杓：中国民主和外交政策的这些改变会积极促进中国领导力和它在国际中的形象。从20世纪90年代起，许多邻国，包括美国开始担心中国对它们构成威胁。同时，从它们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崛起或中国的和平崛起实际上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复苏。这两种变化会深刻影响中国在21世纪的外交关系。

　　《新民周刊》：您认为中国外交的手法或方式、策略有何改变或新的发展？

　　洪停杓：我认为中国外交有两项基本原则――强硬度和灵活性。在一些关于国家主权等重要原则上，中国的态度非常强硬，决不妥协。但在另一些问题上，比如措辞，中国总是根据实际情况和它的对手灵活协商。中国领导人的智慧、他们对经济发展的信心、中国在新世纪的潜力和国际形势的一片大好，让中国主导了这一地区。中国占据“天时”，处在历史的转折点，它会领导世界迈向一个和谐世界。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如何在亚洲和世界议程上和美国合作，如何和日本协调，将由它的这一代领导人决定。

 

[zhuzhu]

xiexie

 

[hopechen]

good article

I like comefromchina website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to all the friends in comefrom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