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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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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个故事这样说，有人在海边发现了一窝海龟产的蛋，其中许多小海龟都已经破壳而出，只有一只小海龟还被卡在壳中，不得而出，于是这个人就小心翼翼地把蛋壳打碎，放小龟出来，结果这只小龟没多久就死了。碰巧不久前我娘子做过一个关于蚕的presentation，我也帮着找资料。蚕的一生从虫卵到幼虫到成虫即蛾的过程中也有一个破壳而出的过程。和龟不同的是，龟的壳由父母做，而蚕的壳（茧）是自己做。
罗嗦了这么多似乎和中国历史风马牛不相及，实则不然。人作为动物界的一员，其成长也有一个破壳而出的过程，只不过作为哺乳动物，人的壳并不外在于母体，仅此而已。在这里，我简单得把这些破壳而出的生命过程称之为蝶变。纵观人类历史几乎所有的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有一次或多次这样的蝶变。西方文明如果从古希腊时代算起的话，那么基督教的传入和罗马帝国的灭亡是一次蝶变，破的是古希腊文明的壳，文艺复兴和随后的启蒙运动又是一次蝶变，破的是基督教神学的壳。当然，如同不是所有蝶变的动物都能在蝶变过程中幸存一样，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能在蝶变中存活，不是自身未能最终突破自己的壳，就是这蝶变的过程被外力所阻断或毁灭。
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神州自然也就是龙腾之国，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也就是龙的历史。龙腾天地间，那么即使被认为是神物的龙也必须遵循天地间的生命规律。龙的形体和灵魂三皇五帝到周的数千年中在华夏大地孕育着终于在秦汉成形完成第一次蝶变，以华夏之民为骨；以全国郡县为体；以纵横神州的官道和水利为筋脉；以统一之度量衡流通物为血液；以万里长城为和军事制度为鳞甲爪牙；以三公九卿之帝制为首；以儒、道、法为三魂，以其余诸子百家之说为六魄。至汉之时，龙骨强体健，血脉喷张，鳞甲坚韧，爪牙无往不利。龙首啸则天动，龙首吟则地撼。六魄尊三魂，而三魂尊儒学。一时间龙逐强虏于漠北，安边民于东南。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黄巾密语的传起敲响了大汉朝的丧钟，也预言了新一轮蝶变的开始。国土的分裂和门阀的兴起，造成了形体的变化，而佛学的传入和儒学地位的动摇则造成了龙精神的变化。五族入华阻断了这个蝶变的过程，但即使没有五族的和汉族的混战，魏晋也未必能够完成这次蝶变，魏晋时流行的玄学显然无法成功取代儒学支撑起中华民族新的精神世界。不管如何，这次蝶变毕竟在隋唐之时基本完成了，虽然这次隋唐只能说完成了龙形体上的变化，如科举和三省六部制，而在精神世界方面佛学并未完全和中国原有的思想体系融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宋朝。
大唐三百年间在中华之龙从形体到精神的其实并没有达到稳定，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最终导致了唐王朝的崩溃，但是在佛学和中华原生思想交流中产生的人文人本思想却由宋朝所继承，而唐朝开始的援佛释儒的运动在宋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尽管程朱理学并不能算是很成功很完备的学说，但是却最终结束了儒佛之争，塑造了中华之龙新的精神世界。精神的稳定伴随着形体的充盈。经济上，两宋的经济繁荣程度不仅超过了盛唐也令后来的元明清都难以企及，政治上，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轻松瓦解了节度史的兵权，自此后地方势力再无力量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儒家在春秋时提出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理想在宋朝基本得以实现。所有的一切都表明在宋朝龙已经积蓄了充足的能量准备下一次蝶变。如同蚕在蝶变之前会停止进食和行动迟缓一样，龙在蝶变之前从形体到精神上都会变得安逸，这在宋朝尤是如此。宋国从官方到民间都因富足而安逸且缺乏攻击性，在领土上对前朝所失于契丹的幽云十六州越来越不敢兴趣，到了南宋即使是沦陷敌手的故都和长江以北的大片河山也未能对朝野有多少刺激，朝野倾向于花钱消灾，以土地换和平。与此同时，南宋的财富比北宋又有增加，科技的进步也没有停滞。也许很多人把这看作腐烂，然而任何要蝶变的物体不都是有这样的惰性吗？辽和金不也是如此吗？在汲取中原大地充足的养分后辽与金以及汲取中原文明营养的西夏和大理先后都进入它们的蝶变期，越来越像它们身边那条没有攻击性的龙。辽在蝶变之际不幸遇上了寻找蝶变土壤的女真，被打得烟消云散。其余的各族都遇上了寻找蝶变土壤的蒙古，被个个击破。最后，华夏大地上没有被蒙古消灭的只剩下南宋了。此时，生存空间被压缩的南宋已经没有希望完成龙的蝶变，而当无数仁人志士企图唤醒巨龙的时候也已经太晚了。在相持数十年后，南宋终于亡了。蒙古统治者也终于因为等到丰腴的土地的文明的营养而安顿下来，这次轮到蒙古开始蝶变。本来南宋留给蒙古的遗产足够让元朝完成巨龙的蝶变。但是蒙古人这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要驾驭着巨龙却割裂着巨龙的身体，把人分为四等，巨龙不会痛吗？放弃蝶变的巨龙开始翻腾咆哮，将蒙古人摔回了蒙古草原，让他们丧失了和巨龙一起蝶变的机会，同时也消耗尽了两宋积聚的蝶变的能量。
明的历史是一个悲剧。明接手的不是马可波罗游记中的黄金国，而是被蒙古统治者拆的支离破碎的文明和饱受战乱的大地。摆在明王朝面前的课题是要恢复生产，要复兴文明，要巩固中央统治，要防范仍然具有杀伤力的蒙古各部的侵扰。要恢复生产必须重农，要复兴文明首先要普及儒学典籍，要巩固中央政权必须进一步削弱地方权力同时为了避免两宋因为宰相误国而导致亡国就要加强皇权，要防范强敌就要加强军力。明朝从一开始就好像患上了强迫症的病人，被种种前朝经验教训和条条框框所缚住。如果说这种制度的刚性导致了悲剧，那这种刚性不过是一种无奈的条件反射。即使如此，明朝开始重新积聚龙蝶变的能量，虽然这种积聚显得谨慎而有艰难。明朝再闭塞，也有了郑和的大航海；八股再教条，也出了敢于讥讽朝政和自由集会的东林党。人才选拔制度再死板，也出了不少像戚继光，袁崇焕这样的军事天才。更不要说在医药、军事科技上的发展。终于，在张居正当政的时期，明朝继宋之后再一次让中华之龙的能量积聚到蝶变的边缘，一场规模不亚于西方启蒙运动的大变革正在酝酿之中。不幸的是，两股势力将这场变革化为泡影。
我曾经和很多人一样，无法理解蒙古和日本为什么在统一后不久就走向疯狂侵略扩张的道路，以一个汉人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历经战乱的统一后第一件事应该是让人民安居乐业，恢复被破坏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如果说蒙古的游牧特性多少能够解释蒙古统一后的军事行动的话，主要以农业为主的日本为什么在统一后迫不及待的发动对外战争？现在我知道我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因为我是一个汉人，一个生长于华夏大地的中国人。汉族拥有物质和精神资源的丰饶并不是所有民族都具备的。华夏大地的土壤足够让中华之龙不必去寻找更多的东西去完成自我的成长和蝶变，与此相反，蒙古和日本在完成民族内部的统一后，他们本身生活的环境限制了他们进一步的成长和蝶变，他们扩张不过是要寻找一片可以满足他们发展要求的土地。蒙古曾经是幸运的，他们崛起的时候周遭的邻居都在蝶变过程中，相比丰臣秀吉时的日本就没这么好的运气。明末虽然也在蝶变的边缘，但是这个吸取两宋经验的患有强迫症的政区对周遭的风吹草动敏感无比，明宁可牺牲蝶变也要扫除任何它觉得会威胁它的强敌。于是即使昏庸的万历皇帝也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于是丰臣秀吉的梦想同他的侵朝部队一起在朝鲜毁灭。女真的威胁却是明政权过分敏感的恶果，也许是因为女真的祖先曾经入主过中原，也许是因为女真在明朝又复兴迹象，明政权一直对女真采取打压和分化政策。甚至挑动女真和蒙古部族之间的矛盾和仇恨。这样做的后果短期来看的确有效遏制了女真的强大，但从长期来看却加深了女真各部对明政区的不满和仇恨，反而促进了女真内部的整合。终于在明末，女真各部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以“十大恨”为名向明朝地方政府和汉族宣战。女真从某种程度上讲，是被明政区逼反的。对外战争消耗了张居正改革的成果，兵饷的负担最后摊到了农民的头上，重税天灾相结合，于是西部的农民也被逼反了。明强迫症的缺陷逐渐在这些内外战争中表露出来，对女真不谈判，对农民起义不妥协。于是战争不但耗尽了龙最后一点蝶变的希望，也把它折腾得疲惫不堪，终于，龙累了。
记得有人说过类似明不亡天理难容的话，认为明政权的腐朽必然导致明的灭亡甚至中华民族的没落。腐朽也许是革命或者变革的前兆，但这种革命或者变革未必真就要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命，相反可以为这个国家或民族带来新的生机，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和后来的法国大革命。这样的革命是发生在国力强盛时的蝶变，英国光荣革命发生在英国取代西班牙成为海上霸主之后，而法国大革命则是发生在路易十四改革之后。如果在张居正改革成果尚存的时候因为不满明政府的腐朽而爆发一场革命或者大变革（比如东林党人发动针对宦官集团的政变），中华之龙也就完成了蝶变，列于强国之林。不幸的是，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并不属于这样的革命，农民起义之风扫落的不是成熟的果实，而是明王朝已经干瘪的树叶。
满洲人无疑是幸运的，他们的雄心随着军事行动的胜利而膨胀，如果说一开始他们的目标仅仅是自治或公平待遇的话，现在他们也开始面临蝶变期，急需中原那片丰饶的土地。突然间，他们的对手不在是整个明王朝而只是刚从陕西杀到京城没有根据地的大顺军，又是突然间，他们挥师南下最大的障碍山海关的明军倒戈。充当他们的先锋。在没有花太大力气打垮了大顺军主力后，清军和投降的明军又将内讧中的南明势力个个击破，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居然这么轻松就办成了。满人和蒙古人不同，倒是真心想做中原的主人也真心想把自己和中华之龙的命运合而为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的人间惨剧满人虽然难辞其咎，但是屠杀者中又以降清的汉军为多，而明末汉人之间的残杀也并不比之逊色。然而，文字狱却是满人对中华历史犯下的无法挽回的错误。明末时的中华之龙虽然形体疲惫无力完成蝶变，但是在明末清初龙的精神世界即中华民族的思想领域已经为龙未来的蝶变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只要再等一个盛事的到来，蝶变就能完成。文字狱却破坏了这一条件。我们无法苛求满人和当时的清政府，太轻易入住中原的满人很难弄清他们自己的历史使命。满人自己需要完成自己民族的蝶变，中华之龙也等待着完成龙的蝶变，问题是为龙的蝶变做的思想准备未必有利于满人的蝶变，满人的抉择是先清楚这些不利于他们自身发展的思想，他们虽然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但由于统治者认识的局限，他们下意识的把中华大地当作从前的满州，把汉人当作和他们处在一样历史发展阶段的满人。结果在康乾盛事，龙的形体再度强壮的时候，龙的灵魂和思想已经倒退，无法促发一场能够使其完成蝶变的大变革。这样缺乏灵魂的盛世也只能走向没落。而此时，西方列强的蝶变已经完成，中华之龙错过了最后一次可以不受外界骚扰完成蝶变的机会。
罗嗦了这么多似乎和中国历史风马牛不相及，实则不然。人作为动物界的一员，其成长也有一个破壳而出的过程，只不过作为哺乳动物，人的壳并不外在于母体，仅此而已。在这里，我简单得把这些破壳而出的生命过程称之为蝶变。纵观人类历史几乎所有的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有一次或多次这样的蝶变。西方文明如果从古希腊时代算起的话，那么基督教的传入和罗马帝国的灭亡是一次蝶变，破的是古希腊文明的壳，文艺复兴和随后的启蒙运动又是一次蝶变，破的是基督教神学的壳。当然，如同不是所有蝶变的动物都能在蝶变过程中幸存一样，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能在蝶变中存活，不是自身未能最终突破自己的壳，就是这蝶变的过程被外力所阻断或毁灭。
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神州自然也就是龙腾之国，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也就是龙的历史。龙腾天地间，那么即使被认为是神物的龙也必须遵循天地间的生命规律。龙的形体和灵魂三皇五帝到周的数千年中在华夏大地孕育着终于在秦汉成形完成第一次蝶变，以华夏之民为骨；以全国郡县为体；以纵横神州的官道和水利为筋脉；以统一之度量衡流通物为血液；以万里长城为和军事制度为鳞甲爪牙；以三公九卿之帝制为首；以儒、道、法为三魂，以其余诸子百家之说为六魄。至汉之时，龙骨强体健，血脉喷张，鳞甲坚韧，爪牙无往不利。龙首啸则天动，龙首吟则地撼。六魄尊三魂，而三魂尊儒学。一时间龙逐强虏于漠北，安边民于东南。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黄巾密语的传起敲响了大汉朝的丧钟，也预言了新一轮蝶变的开始。国土的分裂和门阀的兴起，造成了形体的变化，而佛学的传入和儒学地位的动摇则造成了龙精神的变化。五族入华阻断了这个蝶变的过程，但即使没有五族的和汉族的混战，魏晋也未必能够完成这次蝶变，魏晋时流行的玄学显然无法成功取代儒学支撑起中华民族新的精神世界。不管如何，这次蝶变毕竟在隋唐之时基本完成了，虽然这次隋唐只能说完成了龙形体上的变化，如科举和三省六部制，而在精神世界方面佛学并未完全和中国原有的思想体系融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宋朝。
大唐三百年间在中华之龙从形体到精神的其实并没有达到稳定，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最终导致了唐王朝的崩溃，但是在佛学和中华原生思想交流中产生的人文人本思想却由宋朝所继承，而唐朝开始的援佛释儒的运动在宋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尽管程朱理学并不能算是很成功很完备的学说，但是却最终结束了儒佛之争，塑造了中华之龙新的精神世界。精神的稳定伴随着形体的充盈。经济上，两宋的经济繁荣程度不仅超过了盛唐也令后来的元明清都难以企及，政治上，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轻松瓦解了节度史的兵权，自此后地方势力再无力量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儒家在春秋时提出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理想在宋朝基本得以实现。所有的一切都表明在宋朝龙已经积蓄了充足的能量准备下一次蝶变。如同蚕在蝶变之前会停止进食和行动迟缓一样，龙在蝶变之前从形体到精神上都会变得安逸，这在宋朝尤是如此。宋国从官方到民间都因富足而安逸且缺乏攻击性，在领土上对前朝所失于契丹的幽云十六州越来越不敢兴趣，到了南宋即使是沦陷敌手的故都和长江以北的大片河山也未能对朝野有多少刺激，朝野倾向于花钱消灾，以土地换和平。与此同时，南宋的财富比北宋又有增加，科技的进步也没有停滞。也许很多人把这看作腐烂，然而任何要蝶变的物体不都是有这样的惰性吗？辽和金不也是如此吗？在汲取中原大地充足的养分后辽与金以及汲取中原文明营养的西夏和大理先后都进入它们的蝶变期，越来越像它们身边那条没有攻击性的龙。辽在蝶变之际不幸遇上了寻找蝶变土壤的女真，被打得烟消云散。其余的各族都遇上了寻找蝶变土壤的蒙古，被个个击破。最后，华夏大地上没有被蒙古消灭的只剩下南宋了。此时，生存空间被压缩的南宋已经没有希望完成龙的蝶变，而当无数仁人志士企图唤醒巨龙的时候也已经太晚了。在相持数十年后，南宋终于亡了。蒙古统治者也终于因为等到丰腴的土地的文明的营养而安顿下来，这次轮到蒙古开始蝶变。本来南宋留给蒙古的遗产足够让元朝完成巨龙的蝶变。但是蒙古人这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要驾驭着巨龙却割裂着巨龙的身体，把人分为四等，巨龙不会痛吗？放弃蝶变的巨龙开始翻腾咆哮，将蒙古人摔回了蒙古草原，让他们丧失了和巨龙一起蝶变的机会，同时也消耗尽了两宋积聚的蝶变的能量。
明的历史是一个悲剧。明接手的不是马可波罗游记中的黄金国，而是被蒙古统治者拆的支离破碎的文明和饱受战乱的大地。摆在明王朝面前的课题是要恢复生产，要复兴文明，要巩固中央统治，要防范仍然具有杀伤力的蒙古各部的侵扰。要恢复生产必须重农，要复兴文明首先要普及儒学典籍，要巩固中央政权必须进一步削弱地方权力同时为了避免两宋因为宰相误国而导致亡国就要加强皇权，要防范强敌就要加强军力。明朝从一开始就好像患上了强迫症的病人，被种种前朝经验教训和条条框框所缚住。如果说这种制度的刚性导致了悲剧，那这种刚性不过是一种无奈的条件反射。即使如此，明朝开始重新积聚龙蝶变的能量，虽然这种积聚显得谨慎而有艰难。明朝再闭塞，也有了郑和的大航海；八股再教条，也出了敢于讥讽朝政和自由集会的东林党。人才选拔制度再死板，也出了不少像戚继光，袁崇焕这样的军事天才。更不要说在医药、军事科技上的发展。终于，在张居正当政的时期，明朝继宋之后再一次让中华之龙的能量积聚到蝶变的边缘，一场规模不亚于西方启蒙运动的大变革正在酝酿之中。不幸的是，两股势力将这场变革化为泡影。
我曾经和很多人一样，无法理解蒙古和日本为什么在统一后不久就走向疯狂侵略扩张的道路，以一个汉人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历经战乱的统一后第一件事应该是让人民安居乐业，恢复被破坏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如果说蒙古的游牧特性多少能够解释蒙古统一后的军事行动的话，主要以农业为主的日本为什么在统一后迫不及待的发动对外战争？现在我知道我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因为我是一个汉人，一个生长于华夏大地的中国人。汉族拥有物质和精神资源的丰饶并不是所有民族都具备的。华夏大地的土壤足够让中华之龙不必去寻找更多的东西去完成自我的成长和蝶变，与此相反，蒙古和日本在完成民族内部的统一后，他们本身生活的环境限制了他们进一步的成长和蝶变，他们扩张不过是要寻找一片可以满足他们发展要求的土地。蒙古曾经是幸运的，他们崛起的时候周遭的邻居都在蝶变过程中，相比丰臣秀吉时的日本就没这么好的运气。明末虽然也在蝶变的边缘，但是这个吸取两宋经验的患有强迫症的政区对周遭的风吹草动敏感无比，明宁可牺牲蝶变也要扫除任何它觉得会威胁它的强敌。于是即使昏庸的万历皇帝也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于是丰臣秀吉的梦想同他的侵朝部队一起在朝鲜毁灭。女真的威胁却是明政权过分敏感的恶果，也许是因为女真的祖先曾经入主过中原，也许是因为女真在明朝又复兴迹象，明政权一直对女真采取打压和分化政策。甚至挑动女真和蒙古部族之间的矛盾和仇恨。这样做的后果短期来看的确有效遏制了女真的强大，但从长期来看却加深了女真各部对明政区的不满和仇恨，反而促进了女真内部的整合。终于在明末，女真各部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以“十大恨”为名向明朝地方政府和汉族宣战。女真从某种程度上讲，是被明政区逼反的。对外战争消耗了张居正改革的成果，兵饷的负担最后摊到了农民的头上，重税天灾相结合，于是西部的农民也被逼反了。明强迫症的缺陷逐渐在这些内外战争中表露出来，对女真不谈判，对农民起义不妥协。于是战争不但耗尽了龙最后一点蝶变的希望，也把它折腾得疲惫不堪，终于，龙累了。
记得有人说过类似明不亡天理难容的话，认为明政权的腐朽必然导致明的灭亡甚至中华民族的没落。腐朽也许是革命或者变革的前兆，但这种革命或者变革未必真就要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命，相反可以为这个国家或民族带来新的生机，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和后来的法国大革命。这样的革命是发生在国力强盛时的蝶变，英国光荣革命发生在英国取代西班牙成为海上霸主之后，而法国大革命则是发生在路易十四改革之后。如果在张居正改革成果尚存的时候因为不满明政府的腐朽而爆发一场革命或者大变革（比如东林党人发动针对宦官集团的政变），中华之龙也就完成了蝶变，列于强国之林。不幸的是，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并不属于这样的革命，农民起义之风扫落的不是成熟的果实，而是明王朝已经干瘪的树叶。
满洲人无疑是幸运的，他们的雄心随着军事行动的胜利而膨胀，如果说一开始他们的目标仅仅是自治或公平待遇的话，现在他们也开始面临蝶变期，急需中原那片丰饶的土地。突然间，他们的对手不在是整个明王朝而只是刚从陕西杀到京城没有根据地的大顺军，又是突然间，他们挥师南下最大的障碍山海关的明军倒戈。充当他们的先锋。在没有花太大力气打垮了大顺军主力后，清军和投降的明军又将内讧中的南明势力个个击破，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居然这么轻松就办成了。满人和蒙古人不同，倒是真心想做中原的主人也真心想把自己和中华之龙的命运合而为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的人间惨剧满人虽然难辞其咎，但是屠杀者中又以降清的汉军为多，而明末汉人之间的残杀也并不比之逊色。然而，文字狱却是满人对中华历史犯下的无法挽回的错误。明末时的中华之龙虽然形体疲惫无力完成蝶变，但是在明末清初龙的精神世界即中华民族的思想领域已经为龙未来的蝶变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只要再等一个盛事的到来，蝶变就能完成。文字狱却破坏了这一条件。我们无法苛求满人和当时的清政府，太轻易入住中原的满人很难弄清他们自己的历史使命。满人自己需要完成自己民族的蝶变，中华之龙也等待着完成龙的蝶变，问题是为龙的蝶变做的思想准备未必有利于满人的蝶变，满人的抉择是先清楚这些不利于他们自身发展的思想，他们虽然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但由于统治者认识的局限，他们下意识的把中华大地当作从前的满州，把汉人当作和他们处在一样历史发展阶段的满人。结果在康乾盛事，龙的形体再度强壮的时候，龙的灵魂和思想已经倒退，无法促发一场能够使其完成蝶变的大变革。这样缺乏灵魂的盛世也只能走向没落。而此时，西方列强的蝶变已经完成，中华之龙错过了最后一次可以不受外界骚扰完成蝶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