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制度：不光彩的世界之最？
美国之音记者齐之丰报道／中国将近一千万高中毕业生星期三开始参加一年一度的高考。中国的家长普遍重视子女的教育，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不公平性受到中国众多的家长和学生的抨击。但是中国的民众目前无法纠正这种明显的社会不公。
*西方记者：不光彩的世界之最*
一位西方记者曾发表文章指出，当今中国有一个不光彩的世界之最：中国教育制度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
这位记者指的是，中国教育资源的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公，资源大大有利于城市，而且是大城市，广大农村地区得到的资源很少，这种状况对农村地区的学生构成了明显的歧视。
然而到了招收学生的时候，中国政府的政策不是照顾农村学生，对资源分配的不公进行一些补救，反而对农村学生进行进一步的歧视。农村学生的考分必须比大城市的考生高很多才能有资格进入同类的高等学校。
*黄钟：教育偏向大城市人*
中国前战略与管理杂志的执行主编黄钟表示，这种公然的不公正和不公平做法是中国过去50年计划经济的产物，它给中国有权有势的人带来了好处。
黄钟说：“主要的高校都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长期以来，中国的权贵也生活在大城市，所以高等学校资源分配的不均等，也给这些人带来了更多的好处。”
黄钟在这里所说的中国权贵所居住的大城市在教育方面得到的特殊好处，是以大城市之外、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学生为代价的。这种不公正和不公平的状况在中国国内受到强烈的抨击，但是多年来，这种状况没有多少改善。
*新增高校口试对权贵有利*
中国前战略与管理杂志的执行主编黄钟表示，中国一些着名高校近年来以招生考试改革的名义，实行口试制度，使中国本来就是不公平到世界之最的高考进一步向权贵倾斜。
黄钟说：“它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也就是通过口试的方式，使一些权贵不需要公平考试，即使是考试有各种缺陷，不需要通过过去的那种考试就可以进入中国最好的学校。也就是说，中国最好的教育资源的一部份，就这样给他们轻松利用了。”
黄钟表示，口试这种没有硬性指标的考试方式特别有利于家里有关系和后台硬的考生，也就是权贵者的子弟。另外，中国最好的大学都在城市，增加口试也等于是大大增加农村地区考生的经济负担，等于是对农村地区考生增加了一层歧视。
*最大悲哀：无法通过法律谋求公正*
黄钟表示，最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中国民众现在无法通过法律的途径纠正中国高考的明显不公。他说：“对这种明显的不公平，我没有可能通过司法的渠道来获得补救。我没有这样的司法渠道，法院可能不受理我的案子。”
2001年，中国东部青岛市三名高中毕业生对中国教育部提出诉讼，指控中国教育部公然实行歧视性行政行为。在青岛，当年文科专科最低录取线是509分，一般本科是539分，重点本科是575分，而北京的重点本科最低录取线是456分。两地分数线差别悬殊，因此这些考生决定提出诉讼。
这些学生提出起诉的消息一度在中国受到广泛的报导和注意，并且被认为是中国走向法治的一个明显迹象。然而，诉讼最后不了了之。中共和政府控制的大众传播媒介不再报导这样的新闻，中国的法院也不接受这样的诉讼。
美国之音记者齐之丰报道／中国将近一千万高中毕业生星期三开始参加一年一度的高考。中国的家长普遍重视子女的教育，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不公平性受到中国众多的家长和学生的抨击。但是中国的民众目前无法纠正这种明显的社会不公。
*西方记者：不光彩的世界之最*
一位西方记者曾发表文章指出，当今中国有一个不光彩的世界之最：中国教育制度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
这位记者指的是，中国教育资源的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公，资源大大有利于城市，而且是大城市，广大农村地区得到的资源很少，这种状况对农村地区的学生构成了明显的歧视。
然而到了招收学生的时候，中国政府的政策不是照顾农村学生，对资源分配的不公进行一些补救，反而对农村学生进行进一步的歧视。农村学生的考分必须比大城市的考生高很多才能有资格进入同类的高等学校。
*黄钟：教育偏向大城市人*
中国前战略与管理杂志的执行主编黄钟表示，这种公然的不公正和不公平做法是中国过去50年计划经济的产物，它给中国有权有势的人带来了好处。
黄钟说：“主要的高校都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长期以来，中国的权贵也生活在大城市，所以高等学校资源分配的不均等，也给这些人带来了更多的好处。”
黄钟在这里所说的中国权贵所居住的大城市在教育方面得到的特殊好处，是以大城市之外、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学生为代价的。这种不公正和不公平的状况在中国国内受到强烈的抨击，但是多年来，这种状况没有多少改善。
*新增高校口试对权贵有利*
中国前战略与管理杂志的执行主编黄钟表示，中国一些着名高校近年来以招生考试改革的名义，实行口试制度，使中国本来就是不公平到世界之最的高考进一步向权贵倾斜。
黄钟说：“它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也就是通过口试的方式，使一些权贵不需要公平考试，即使是考试有各种缺陷，不需要通过过去的那种考试就可以进入中国最好的学校。也就是说，中国最好的教育资源的一部份，就这样给他们轻松利用了。”
黄钟表示，口试这种没有硬性指标的考试方式特别有利于家里有关系和后台硬的考生，也就是权贵者的子弟。另外，中国最好的大学都在城市，增加口试也等于是大大增加农村地区考生的经济负担，等于是对农村地区考生增加了一层歧视。
*最大悲哀：无法通过法律谋求公正*
黄钟表示，最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中国民众现在无法通过法律的途径纠正中国高考的明显不公。他说：“对这种明显的不公平，我没有可能通过司法的渠道来获得补救。我没有这样的司法渠道，法院可能不受理我的案子。”
2001年，中国东部青岛市三名高中毕业生对中国教育部提出诉讼，指控中国教育部公然实行歧视性行政行为。在青岛，当年文科专科最低录取线是509分，一般本科是539分，重点本科是575分，而北京的重点本科最低录取线是456分。两地分数线差别悬殊，因此这些考生决定提出诉讼。
这些学生提出起诉的消息一度在中国受到广泛的报导和注意，并且被认为是中国走向法治的一个明显迹象。然而，诉讼最后不了了之。中共和政府控制的大众传播媒介不再报导这样的新闻，中国的法院也不接受这样的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