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虫: 从“爱国贼”到“汉奸”<开场白> [必看] [推荐] [分享]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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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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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awa
转至罕见奇谈的一篇好文, 也反映的本人一部分的心路历程.

:cool: :cool: :cool: :cool: :cool:

从“爱国贼”到“汉奸”

<开场白>

老虫

近日得闲,把本坛开张三月以来的帖子全部下载,整理收藏。翻阅旧帖,回想起几个月来的
风风雨雨,不禁五味杂陈。有两个帖子尤其令我感慨,一是樊弓教授关于反对汉奸论坛改名
的帖子,号称“甭管怎么改,老虫等奸都逃不掉“前汉奸论坛斑竹”的注解”,这是我首次
看到自己的笔名和“汉奸”两字排在一起,感到格外扎眼;另一个是我自己写的《世界杯之
梦》里的两段:

“为一场足球赛的胜利写一篇长篇报告文学,实属稀有,由此可见这场球在当时的影响。我
始终认为,那是共和国历史上最给人希望的时代。大家从“文革”的烂泥塘中爬出来,开始
“以经济建设为纲”,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这段“官民蜜月期”到1984年国庆35周
年游行中,北大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而达到高潮。

与此同时,中国体育也开始“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由竞技体育的胜利而在民众尤其是青
年学生中掀起的爱国热潮,更是迅速升温。1981年初,以汪嘉伟、沈富麟为核心的中国
男排在亚洲锦标赛决赛中苦战韩国队,在先负两局的绝境中奋起,连扳三局反败为胜。捷报
传来,数所大学的学生连夜上街游行,欢庆胜利,并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
。同年,中国乒乓球队历史性地囊括世界锦标赛全部金牌,中国女排首夺世界杯冠军,后来
又一举“五连冠”,和足球赛的胜利一起,极大地满足了体育爱好者们的“强国梦”。紧接
着,跳高奇才朱建华三破世界纪录,更是乐坏了妙笔生花的体育记者们,称之为“振奋民族
精神的一跳”。再加上李宁在世界杯体操赛上独得六金,聂卫平中日围棋擂台赛九连胜,看
得俺这个体育迷心花怒放,爱国热情倍增。”

重读以上两段话,回忆自己在当年为了中国足球队战胜科威特以及女排首次夺冠而两次步行
几个小时,参加球迷自发组织的欢庆胜利游行的往事。再拿如今网上“汉奸”和“爱国贼”
的尺子来衡量自己,我觉得,二十年前,我无论如何应该算个“爱国贼”。而到如今,竟成
了“汉奸论坛”的斑竹。尽管我不但从来没有以“汉奸”自居,而且从一开始就反对用这个
坛名,并在改变坛名的过程中一直卖力呐喊,并最终促成了从“汉奸论坛”到“海纳百川”
的转变,但无论在网上的“爱国贼”还是在“汉奸”眼里,大概都是把我划到“汉奸阵营”
的。所以,我现在大概确实已经变成“汉奸”了。

我不禁问自己:是怎么从“爱国贼”变成了“汉奸”的?

为了帮助自己理清这个问题,我仔细回忆了二十多年来的心路历程。考虑到我这样的思想演
变过程也许有一定的普遍性,也许有网友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这里就把它写出来。让大家看
看,一个当年的“爱国贼”,是如何变成今日的“汉奸”的。

因为是心路历程,而且主要是政治思想的转变,自然会涉及到我对许多政治问题的看法,比
如对国家、统独、六四、民运、种族歧视、中美比较等等问题的看法。这样一来,帖子会写
得比较长,“政治味”也会比较重。但事先声明,这只是一个“聊天帖”,不是“政论”。
我始终认为,自己没有写政论文章应有的历史、文化方面的背景知识,因此难以令人信服地
论证任何政治问题,和那些政论高手相比,我不光是知识上差得很远,也完全没有那种“真
理在手”的自信。所以我从来不以政论写手自居。因此,这篇东西表达的,只是我自己的一
些感受,但求畅所欲言,如果有回应,无论支持还是批评,都是欢迎的。但我并不想因此卷
入任何论战,如果有网友对我的说法有异议,我这里先承认,还是您的说法更接近真理:)

以下开侃。
 
从“爱国贼”到“汉奸”

老虫

一、当年曾是“爱国贼”

先抄一段书: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
我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

以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象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
宜于孩儿们的依偎。以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象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
魁大,胸宽体阔的妇人,不象日本姑娘那样苗条瘦小。

中国许多有名的崇山大岭,长江巨河,以及大小湖泊,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丰满坚实的肥
肤上的肉纹和肉窝?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废
置而未曾利用起来的天然力,更是无限的;这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
,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她四万万的孩儿?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她养得更多的孩子的母亲吧。

至于说到中国天然风景的美丽,我可以说,不但是雄巍的峨嵋,妩媚的西湖,幽雅的雁荡,
与夫“秀丽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可以傲睨一世,令人称羡;其实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
景,自城市以至乡村,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只要稍加修饰和培植,都可以成流连难舍的胜
景;这好象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资玉质的美人,她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有令人爱慕
之美。中国海岸线之长而且弯曲,照现代艺术家说来,这象征我们母亲富有曲线美吧。

咳!母亲!美丽的母亲,可爱的母亲,只因你受着人家的压榨和剥削,弄成贫穷已极;甚至
不能买一件新好看的衣服,把你自己装饰起来;甚至不能买块香皂将你的全身洗擦洗擦,以
致现出怪难看的一种憔悴和污秽不洁的形容来!啊!我们的母亲太可怜了,一个天生的丽人
,现在却变成叫化的婆子!站在欧洲,美洲各位华贵的太太面前,固然是深愧不如,就是站
在那日本小姑娘面前,也自惭形秽得很呢!

听着!朋友!母亲躲到一边去哭泣了,哭得伤心得很呀!她似乎在骂着:“难道我四万万的
孩子,都是白生了吗?难道他们真象着了魔的狮子,一天到晚的睡不醒吗?难道他们不知道
自己伟大的团结力量,去与残害母亲,剥削母亲的敌人斗争吗?难道他们不想将母亲从敌人
手里救出来,把母亲也装饰起来,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出色,最美丽,最令人尊敬的母亲吗?”

这是革命先烈方志敏的代表作《可爱的中国》里面的几段。我是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读到这
篇文章的,当时足足激动了好几天。方志敏在里面谈到他因为国家积弱而受到洋人欺负、歧
视的经历,几十年以后,仍然让我和他一起义愤填膺;他谈到自己少年时的各种“救国梦”
――军事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也让我一样想入非非,成天琢磨自己究竟要怎样
才能对祖国母亲作出最大的贡献。他在介绍了自己的种种梦想以后感慨地说到:“一个青年
学生的爱国,就和初恋情人那样令人神魂颠倒。”我当时还未曾有过初恋,所以感触不深。
几年以后,我自己有了初恋情人,那种感受,确实如此。

我从第一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开始,就很喜欢这个曲子。后来看电影《聂耳》,更是喜
欢,尤其是电影最后反复播放的《义勇军进行曲》,真是威武雄壮,令我热血沸腾。前些日
子,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从音乐的角度把《义勇军进行曲》贬了一顿,作为一个外行,我
自然不知道人家说得有无道理。但无论多么精辟深刻的音乐理论,也无法让我对这个曲子的
热爱减少半分。同样,尽管我现在已经对五星红旗的含义完全不以为然,这面国旗仍然让我
觉得美丽、亲切。在理智上,我也觉得《马赛曲》好听,星条旗好看;但从感情上,它们无
论如何,永远也比不上“我们的国旗,我们的国歌”。同样,我最喜欢的音乐是《二泉印月
》和《梁祝》,可以说是百听不厌,而对任何西洋音乐,从来没有这种程度的喜爱。来美国
后,这两首曲子伴随我跑遍了东西两岸,多少次在高速公路上开夜车,外面是陌生的景色,
不息的车流,车内回荡着《梁祝》优美的旋律,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祖国在我心中。”

在国内的时候,《新闻联播》节目前的国歌,我不知道听过多少次。那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雄
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声中冉冉升起的画面,不知多少次令我感动。有年冬天,我曾经起了
个大早,骑车穿过半个北京城,到火车站去为一个哥们儿的岳母买卧铺票。等车票到手,顶
着凛冽的寒风往回骑,正好在快要天亮的时候经过天安门广场,看见一群游客在那里等着看
升国旗,我也加入了等待的行列。不料一直等了二十多分钟,才等到了国旗班的战士出现。
目睹国旗升起,虽说没了国歌伴奏,觉得不够声情并茂,但心中仍然充满了作为一个中国公
民的自豪感。看完升旗,跨上车往回骑,虽说冻得直哆嗦,但完全没有觉得这二十多分钟等
得不值。

至于饮食习惯,更是始终如一的“中国胃”,来美国多年,尝试过了许许多多国家的饭菜,
有的爱吃有的不爱吃,但最香的当然还是中国饭,尤其是家乡那碗回锅肉,更是心中永远的
“天下第一菜”。

作为一个体育迷,我已经关注了三十多年的中国竞技体育。从当初在电影里看梁戈亮、张立
他们打乒乓球开始,我始终是中国队的铁杆拥蹙,和中华健儿们同喜同悲。八十年代初,中
国羽毛球重返国际赛场,首次参加全英锦标赛,打到男单前八名的时候还剩五个,可到半决
赛的时候只剩了栾劲一人,他淘汰了印度选手普拉卡什进入决赛,我很为他高兴。他和丹麦
选手弗罗斯特争冠军那天,我一晚上没睡好,梦里都惦记着那场球。第二天早晨听收音机,
得知栾劲失利,我一连好几天都情绪低落。作为球迷,我有过中国乒乓球大满贯、女排五连
冠、羽毛球首夺汤杯尤杯、聂旋风九连胜、李宁连夺六金、朱建华三破纪录、谢军首夺世界
冠军、亚运会金牌第一、足球队首次进入奥运会世界杯等等欢乐的时刻,也有过男足二十年
失利、男女排由盛而衰、乒乓球惨败瑞典、围棋让韩国人压得毫无脾气等等糟心的记忆。

直到前两年的中美女足大战,我守在电视机前面从头看到尾,始终为中国队悬着一颗心,一
直打到点球大战。我当时对中国队门将高红很有信心,相信她至少能扑出一两个点球,感到
中国队赢面居大,正自高兴。谁知高红五次扑空,反倒是美国队门将扑出一个点球,中国姑
娘饮恨美国,我很是失望。同时因为美国队门将扑出那个点球时移动在先,更为中国队不服
气。第二天见到美国同事,还直言他们胜之不武。

同样作为一个体育迷,我对没有中国队参加的体育比赛,始终没啥兴趣(足球是唯一例外)
。因此对北美的三大球,我一个都不感兴趣。个中原因我也明白,因为看体育比赛的时候,
总是要有点倾向性才更有意思。可我对自己的心理定位始终是中国人,而老美的比赛打得再
热闹,在我看来,总是“他们的比赛”,与“我们”无关。所以,一直到现在,尽管我已经
多年没看过中国队比赛了,我还是每天通过网络关注国内的体育比赛,而对美国电视里的体
育比赛则从不问津。

在文化上,我更是对中文情有独钟。尽管喜欢看小说,但除去为了学英语读过几本通俗小说
以外,基本没有读过什么英文小说。工作之余,总是以中文作为消遣。就连看电视,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也始终是租借中文录像带来看。最近一两年,因为爱看情景喜剧,而国产的喜
剧在这里实在看不到什么,才慢慢培养起对美国情景喜剧的爱好,现在总算以看英文电视为
主了。

此外,我在国内的时候,对说英语有一种心理上的抵触情绪。说来好笑,我平生第一次用英
语和人超过两分钟的谈话,就是在申请来美签证时和签证官员的对话。而且,我刚来美国的
时候,对许多留学生说话中英文夹杂的行为十分不以为然。几年过去,才发现要保持一口完
全的中文其实相当困难,因为在美国生活,就要描述许多美国的事情,而有很多东西我是来
美国后才学到的,根本就不知道相应的中文,有的甚至完全没有相应的中文翻译。比如我现
在使用的绝大多数专业词汇,我完全不知道中文的标准翻译应该是什么,因此,和身边的中
国人交流,早已放弃了纯粹中文词汇的努力。但给国内的亲人打电话的时候,我还是尽最大
努力,只说中文,不夹英文。尤其是写文章的时候,我更不喜欢中英文夹杂在一起的写法(
为此还讽刺过一个“爱国大贼”),自己的帖子中只要能用中文表达的意思,我一定不用英
文,哪怕有时候觉得用英文词汇更加到位,我还是会努力去寻找相应的中文词汇。

许多留学生喜欢谈“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酸甜苦辣,我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的烦恼,因为我
从决定来美国留学那一天起,就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文化上,永远是个中国人,因此从
来没有“脱胎换骨”的想法,也毫无“融入主流社会”的兴趣。正因为此,我的英文进步很
慢,每过几年就会成为事业发展的障碍。这时候我就会花点力气,提高一下,等足以应付过
去以后,就又把它抛到脑后了。在美国读书、工作,自然有不少美国老师、同学、学生、老
板、同事,我和他们真是“君子之交”,仅限于工作来往和一些轻松闲聊,偶尔也出去吃饭
喝酒,相谈固然甚欢,但从来没有深交过一个朋友。我有一个美国白人同事,我们曾经在长
达两三年的时间内,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聊上半个小时,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美国生活知
识,同时把他变成了半个“中国通”,但我们从来没有到彼此家中做过客。等他换了工作离
开以后,也就再无联系。

总之,我来美国近十年,读了一些学位,学了一些英文,挣了一些美元,认识了一些美国人
,但骨子里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人,吃的基本是中国饭,听的全是中国音乐,读的基本
是中国书,关心的基本是中国的事情。爱国贼们对中国的感情,我自问一样都不比他们少。

我具有成为一个爱国贼的全部条件,也曾经是一个标准的爱国贼。几年前,有个网人在《华
夏文摘》上写了篇文章,为台独辩护。有个著名网人在《枫华园》写了篇文章,对其进行了
尽情的批判和嘲讽。又有第三个网人给《枫华园》写信,质疑那个著名网人的“文风”,并
由此在《枫华园》上引起了一番争论。我当时细读了各方的全部文章,虽然也对那个著名网
人的文风有点不以为然,但基本还是同意他的观点的。这说明至少在几年前,我还是和爱国
贼很有共同语言的。

那么,是什么使我从一个“爱国贼”变成了“汉奸”呢?

下面,就是我的“汉奸之路”。
 
从“爱国贼”到“汉奸”

老虫

二、心中太阳永不落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聊中国政治,不能不聊中共。聊中共,不能不聊老毛。那就从老毛开始吧。

小学课文里说:“我们会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会说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
”这种说法在我身上是否属实,已不可考,估计不是。但千真万确的是,我记忆中的第一张
照片与毛主席有关,那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正中间是一个盘子,盘子上是一个芒果。

这个芒果是怎么回事,现年四十岁以上的大陆人应该没有不知道的,小字辈如魏碑、烟然、
邑水寒之流大概就不清楚了:)这里懒得解释了。倒是想说句题外话,以前看过一个文革前
的电影(好像是《山间铃响马帮来》),一个潜入大陆的台湾特务,在我公安人员面前露了
馅,原因就是他把“抗美援朝”说成了“韩战”。建议以后把这个芒果的来历作为鉴别在坛
子里充大辈的网友真伪的标准考题,答不出来的,不得以“老”自称:)

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学校里出了反动标语:“打倒毛泽东。”有个学生企图将其擦去,被
当场拿住。等我们闻讯赶去,已经有老师把那个孩子围在作案现场,把他当成了主要嫌疑犯
(至少是破案的线索),此事惊动了校领导,有没有报告公安局我就不清楚了。那天放学回
家,我兴冲冲地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和正在我家串门的邻居。没想到几个大人一点没有义愤
填膺的表示,反而淡淡地说:“写这些有什么用?”这时候我才隐隐约约感觉到,他们对毛
主席的感情并不咋的。

我是春季进入小学的,到了升中学的时候,已经改为秋季招生了,因此我在小学读了五年半
(当时是十年制教育,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两年)。本来学习负担就轻,多读那半年
更加无聊,就有一些同学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通过转学到别的秋季入学的小学,“跳上
一级”,用四年半念完小学。我那时也动了这个念头,就说服了父母,他们请一个在别的城
市当小学老师的亲戚帮忙,让我转到他那个学校去。不料这个亲戚一口回绝,原因告诉了我
父母,却没有告诉我。等我进了中学以后,他们才告诉我,当时那个亲戚的意见是,我要是
早早读完了中学,只有上山下乡当知青一条路,还不如留在学校里面慢慢等。

等什么呢?等老毛死。

这个亲戚是文革前的大学生,老红卫兵。当时这样等老毛死的,恐怕不止他一个,本坛的老
芦、老加、老非、老赛等等,大概都是属于这种“思想反革命分子”。

老毛比他们预计的,死得大概还早了些。四分之一世纪前的那个九月的下午,我正好在一个
小学同学家里玩。我们一起听了收音机里那篇《告全国人民书》,当时真是没有一点悲痛之
情,当然也没有什么喜悦之情,反而不约而同地操心起毛主席接班人的问题来了。等讣告听
完,咱俩对望一眼,异口同声地说:“张春桥。”:)

与其说老毛的存在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不如说他的死给我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的转变
。而我真正认识到他为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大罪,已经是我来到海外,读了许多诸如《阳谋
》、《人祸》这样的反动禁书之后的事了。

从理智上说,我实在没觉得老毛为中国老百姓做过什么好事。他自己说,这辈子主要做了两
件事:把老蒋赶上台湾岛;发动文革。前一件事赞成的人多,后一件事反对的人多。等他死
了以后,后一件事连中共自己都彻底否定了,前一件事也成了说不清楚的烂账。不过,要说
老毛不该把老蒋赶走,取而代之,反对的人肯定不少,赞成的可能也不少。总之,大可以商
榷。

要我看来,老毛做的事情中,唯一可以说利弊互见的是“造核武器”。好处是明摆着的,有
了这根“打狗棒”,以后大概不会再发生别国大规模武装入侵中国大陆的事情了。当然,有
很多爱国朋友喜欢提着这根“打狗棒”耀武扬威,而且最喜欢对着据说是一家人的台湾同胞
挥舞,这样的朋友对核武器乃至毛主席的热爱自然又远在我之上了;坏处嘛,说不好。据说
在家中死于枪杀的美国人,有一多半是死在自己拥有的枪下。咱们中国的核武器不用则已,
真要用起来,炸的是谁还难说呢,没准就是咱自己人。

有一个历史问题,我始终不怎么清楚。像巴金那样的知识精英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引
起了广泛的响应。可在我看来,中共干的坏事多了,从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到六四,
为何大家唯独对文革那么耿耿于怀呢?在我看来,要是把个体生命放在第一位,大跃进大饥
荒应该算是中共万恶之“首恶”了吧?为什么反而不如文革受重视呢?

我所能想到的解释,是其他坏事牵涉的面比较窄,像大跃进,饿死的主要是无权无势的农民
,知识分子、社会精英虽然给饿了几年,毕竟所受冲击不算太大。而文革打击面最宽,从“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党国副头子,到普通的中学生,全都给卷进去了。所以,彻底否定
文革,清算文革,具有最为广泛的社会基础。而其他的运动,比如说反右,连第二代核心手
上都不干净,自然响应者较少。

这也间接解释了老毛一人能够独裁那么长时间的原因。熟悉国情的他吃透了治下百姓的这个
特点,英明地采用了各个击破的分治策略,每次只打百分之五。结果是,被打的那百分之五
大呼冤枉甚至敢怒不敢言,就算死到临头还在规规矩矩地练习画圈,而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五
想到的是那倒霉的百分之五的种种不是,看到的是可以多分一杯羹的美好前景,无不奔走相
告,衷心拥护。最后的结果呢?一个个都成了那百分之五了。

连动物还知道兔死狐悲呢。咱们呢?

文革过去三十多年了。咱们进步了吗?难说。光是想想网上从奸到贼的知识精英、具有独立
思考能力的优秀知识分子们,这些年对六四、对民运、对法轮功的态度,我就没法对这个问
题作出肯定的回答。

按理说,老毛死了二十五年了,他以前干的那些坏事,也一件件暴露在国民面前了。要说对
中共元老的评价,争议最少的大概就是老毛了。据我所知,至少在网上,无论是几大汉奸,
还是几大爱国贼,似乎都是反毛的。有一个“爱国大贼”,他几乎喜欢中共的其他所有领袖
,从周恩来、邓小平到林彪,但对老毛,仍然没有任何正面评价。可不容忽视的是,还是有
不少大陆同胞,从工农大众,到爱国愤青,真诚地怀念、崇敬老毛。

这种爱,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老毛是“为穷人说话的”,是“反对腐败”的,反
映了一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美德;二是因为老毛作为个人来说,相当成功,从韶
山冲一个普通农民出身,打下那么大一片江山,并成功地捍卫了“天下第一人”的宝座达二
十七年之久,直到年老病逝,可以说“斗遍天下无敌手”。如此风云人物,无论是英雄还是
枭雄,又怎不令人神往,并让所有胸怀鸿鹄之志的热血青年产生“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
,我何不能是?”的豪情呢?

关于第一点,我打算引用高新先生所著《乔石评传》中的一段来回答:

“送走了酒钢的五万多名建设者后,乔石也接到新的任命,到酒钢驻陕西的工程管理处担任
党委书记。到达陕西的工程所在地后,他发现这个所谓的“革命老区”,并没有因为曾经被
这里的小米养活起来的革命党终于坐了天下而得到半点优抚。膏腴富饶的八百里秦川,在历
代“反动统治者”手中,都能够使“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丰衣足食。但在共产党建立起来
的“人民政权”手中,这块土地竟然颁困到了“无粮果腹瓜菜代,无衣遮体纸御寒”的地步
(当时工业区附近的农民因为穷得没有衣裤,便检来建设工地上丢弃的,盛水泥用的牛皮纸
口袋裹在身上,掩盖、御寒)。

二十多年前,乔石曾在上海领导大学生发起济贫赈灾运动。在那个时代,虽说“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确实是对严重社会不公的真实写照,但乔石等人带着大学生们唱一曲“月儿
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就能感动尚有温饱生活的各界人士捐出财物救济饥民;而
如今共产党所建立的“理想政权”所制造的社会现实是,像乔石这样的共产党中级干部都要
拖着因饿而浮肿的双腿,靠“生产自救”解决生存危机……面对遍地饿殍,即使有胆敢谋反
者想搞一次劫富济贫,都已经无富可劫。”

从毛时代过来的人不难明白,“两极分化”虽然不如“共同富裕”,至少比“共同贫困”要
好。就算现在再搞一次杀富济贫的农民运动,也是托改革开放的福,托老邓的福,是他“让
”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因此,不管老邓有多少不是,和老毛比起来,他还真的可以算是个
“青天”了。

至于第二点,我想起了在美国的概率老师讲的一个笑话。他的弟弟喜欢买六合彩,其“数学
依据”是,反正赢家的可能性只有两种:不是我,就是别人。因此我是坐二望一,这个买卖
当然值得一做。

崇拜英雄,尤其是崇拜老毛那种与人斗的英雄的人们,不会不知道“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道
理。可“男孩大多想当兵”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可以成为那“一将”,而从数学的
角度看,正如我老师的弟弟“坐二”的几率远远大于“成一”的几率一样,这些“学习毛泽
东”的好汉们,如果真的投入那残酷的权力游戏当中,成为那“万骨”的可能性是万分之九
千九百九十九,而真的成为那“一将”的可能性只是“万一”。

当然,那些有志者们是不会这么想的。所谓“悲观者说:蔷微里有刺;乐观者说:刺里有蔷
微。”这些尚武的爱国愤青们,无疑都是些乐观者。当他们叫嚣和美帝打核大战的时候,当
他们宣称为了崇高的理想不惜死几亿中国人的时候,大概都是把自己算到这几亿“应付的代
价”之外的,至于他们这种把握从何而来,就只有天知地知他们自己知了。

其实,这些调子很高的爱国青年,和他们崇敬的毛主席一样,也就是提提虚劲而已。号称是
“站起来了”的老毛(他自己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反动分子说其实就他自己站了
起来,其余的人全都在他面前跪了下去。但不管怎么说,至少大家都同意他是站起来了),
牛的时候是真牛,声称不怕与美国打核战,“让他们炸死三亿我们还有三亿”。可等到老毛
子真的打算修理中国,立即就悚了,赶紧和老美套近乎。原因很简单,老美是民主国家,要
真敢对中国动核武器,扔下一两颗核弹,炸死几十万人,白宫门口游行示威的就能闹翻了天
。可老毛子是政治局说了算,想扔多少就扔多少,跟老毛子横,弄不好就是灭门之祸。

正是因为这种爱国本是小孩过家家式的游戏,才会使得九一一以后网上的一片由衷欢呼声在
中共发出刹车指示以后嘎然而止,用原来说道上一个爱国贼的说法是“奉旨嚎啕”。而这,
本是大救星传给我们的拿手好戏。

最后想说的是,从感情上,我从来没有特别恨过老毛。我是听着歌颂他的歌、读着他的书长
大的。出国之前,正赶上国内开始流行“红太阳歌曲”,我买了一盘磁带到美国,从此成了
长途驾驶时的必备之物。听到这些歌,我想到的不是那个给几代中国人带来了苦难的“大灾
星”,而是那一去不复返的童年。每当感到疲劳,昏昏欲睡的时候,我就会将那盘带子放进
去。立即,车内回响起那动人的旋律: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心中的太阳永不落,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从“爱国贼”到“汉奸”

老虫

三、人民总理人民爱

“高山峻岭,垂首致哀;长江大河,热泪纵横。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啊……”

这是我在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写的一首纪念他的诗的头几句。事隔26
年,那首诗早已不知去向,我只记得开头的这几句,前面那四句多半还是从别人的诗里抄的。

周恩来,是我真心崇拜热爱过的第一位中共领导。

作为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城市平民,我的父母对老周的印象极好。在我小的时候,经常听他
们讲起一些真伪不知的关于老周的民间传说。至今还记得的,有两则故事,一则是说老毛让
王洪文向老周学习外交礼仪和风度,老王观察半天,觉得老周那只残疾的右手弯着贴在身边
的姿势挺帅,遂学之;另一则是说某个外国记者存心刁难,问老周中国市场的流动资金是多
少?老周答曰:18元8角8分(当时的人民币总共有10种面值,分别是十元、五元、两元、一
元、五角、两角、一角、五分、二分和一分,加在一起,正好是18元8角8分)。老周死后,
我妈单位有一次组织看电影,里面出现了邢台地震以后老周看望灾区人民的镜头。回到家,
我妈喜滋滋地告诉我们:“我今天在电影里又看见周总理了。”

1975年底,“龙爪”康生去世,我父亲的一个同事说他刚听到有讣告时,还以为是周恩来死
了。我颇为惊讶,心说你怎么这么想?总理且活呢。不料还没过一月,老周真的去世了,顿
时神州上下,泪飞如雨。

老周的讣告是清晨播的,那时候我还在被窝里。讣告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个是对
老周的评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还有就是老周的最后一个
头衔:“全国政协主席”。当时政协好像没有什么活动,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它的主席是谁,
还一直以为是老毛呢。等老毛也死了,才知道他原来是名誉主席。

尽管对老周颇为崇拜,但毕竟还是个孩子,所以也没有多少悲痛之情。吃过早饭去学校,刚
准备上第一堂课,学校领导突然通知全体师生到操场集合开会。原来是有个学生一到学校就
给校领导交了一封决心书,领导经过研究,决定让他当众宣读。这份决心书的内容不外乎为
总理去世甚感伤心,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不可估量的损失,他自己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好
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唯一让我感到有些诧异的,是他对总理的称呼:“总理伯伯。”我当时
觉得他可能把辈份搞错了,以他父母的年龄,不过三四十岁,他应该像后来在报上发表感想
的其他小朋友那样,称总理为“周爷爷”才对。现在想来,那份决心书肯定是他父母帮他写
的。他们对周总理的崇敬心情当然是真诚的(后来老毛去世,学校里并没有孩子再来这一手
),但仍然不忘自持身份,即使是在敬爱的周总理面前,也不肯低一辈。

那天放学后,我和一个出身军人家庭的红五类同学一起回家。他先是一言不发地走了好一段
路,然后没头没脑地对我说:“等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去当兵。损失太大了!”过了一会儿,
又对我说:“咱俩一起参军吧。”我虽然一下子没搞清楚我们俩初中毕业后一起去当兵与周
总理逝世损失太大了之间有什么逻辑联系,但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那当然好。不过我爸
爸告诉我,我初中毕业以后大概要下乡当知青。”

老周的名望,在他去世以后更高了。我们那个大杂院里有几家人(我家也在其中),自发买
来白纸,扎上小白花,在家里给总理布置灵堂。家门口挂幅对联:“挥泪继承总理志,誓将
遗愿化宏图。”屋子里挂上总理的遗像。我那一段时间,每天睡觉前都要对着遗像鞠一躬,
类似早请示晚汇报那种虔诚。后来老毛死后,家家户户都照此办理(那时倒未必愿意了,但
别的邻居都这样干,我们也不敢不挂),只是把对联换了两个字,把“总理”改成了“领袖
”而已。在我家里,老毛的遗像在追悼会以后就撤了,而总理的像还接着挂了一两年。

就从那年开始,我父母为了让我学到一技之长,以便将来当了知青后增加招工回城的机会,
给我找了个老师学画。我学了素描以后,曾经三次试画总理遗像。第一次差得很远,连我的
老师也是看了半天才问我:“你画的是周总理吗?”后面两次,一次比一次有进步。到第三
次的时候,所有人都能只看一眼,就告诉我:“你这个周总理画得不像。”

后来,学校组织我们去看纪念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电影。老周的纪录片我到现在还记得两个细
节。一个是“灵车队,百里众相随,十里长街送总理。”在北京寒冷的冬天,总理灵车缓缓
驶过,大街两旁群众默默站立,目送灵车。此情此景,当时曾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十三年以后,到胡耀邦去世的时候,北京街头又曾出现万众相送的场面,我当时也在其中。
不过那远不如我在电影中看到的送总理庄严肃穆,反而让人觉得乱哄哄的,反正我本人就是
被女友拉到街上看热闹的,其实我自己对老胡印象一般。

总理纪录片的另一个情节,是最后由飞机将其骨灰洒进祖国的江河里的场面,真是感人。相
比之下,两年后去世的郭沫若,把骨灰洒在与他毫不相干的大寨,就让人觉得滑稽。

一直到现在,我还时常回忆起总理骨灰被洒向大地的场景。主要是因为我现在每天下班的时
候,为了避开车流,抄的一段近路中,经过一个墓地。当我看到这些墓的时候,就不免想到
老周的爽快。要我说,每个人死后都应该把骨灰一洒了之。反正都已经去了天国,又何必再
和尘世中的人争地呢?

过了两年,我结识了一个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他的太太也十分崇敬总理,甚至他们的儿子
因为是1976年生的,也起了个名字叫作“敬宇(总理有个名字叫“翔宇”)”。有一天在他
们家里,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歌颂老周的歌曲(奇怪,我现在记得那么多颂毛歌,可颂周歌怎
么一首也想不起来了),他太太说:“我最喜欢听纪念周总理的歌。”这位老兄说:“我最
喜欢听好听的歌。”我当时对他的说法觉得十分奇怪。

后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人们也慢慢开始半公开地议论老毛的不是了。在中学
的时候,有一次我和这位忘年交聊天,我问他:“要是毛主席先死,周总理后死。他是否会
把四人帮抓起来,推行更好的政策?”

他答曰:“我在过去十年一直这样想。现在看来,难说。毛主席肯定会指定一个接班人,要
总理辅佐。而总理太注重自己的名声,也许真的会像诸葛亮一样,忠心护幼主,不会修正毛
主席的路线。”

在以后的几十年,我多次重新审视这个问题。越来越觉得,老周先死,对他也许是件好事。
我来到海外以后,读过若干关于中共党史的文章书籍。说到中共在毛泽东时代干下的坏事,
真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可这些坏事基本都可以把帐算到老毛头上,而老周就算不把他长年累
月给老毛“灭火”的功劳算上,完全由他干的坏事,似乎也没什么多大不了的。毕竟,有了
老毛做参照系,其他的中共元老,再坏又能坏到哪里去呢?

老周死在老毛之前,也许反而成就了他“千古圣人”的美名。这样一来,所有他参与了的坏
事,老毛肯定也有一份,而且一定是主犯。老周的扇子们,更是可以把全部责任都往老毛身
上推,并进而振振有词地辩道:“要是没有老周,情况还会更加糟糕得多呢。”

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我还在国内的时候,就对此感到半信半疑。如果中共领导中绝大
多数都是为国为民的好人,就凭老毛一人(也许还加上人见人恨的“四人帮”),就能把国
家搞成那副模样,以至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真是如此,包括那么多中共高级领
导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是太窝囊了些?

以前看过一个卓别林演的电影《寻子遇仙记》。里面那个演员的私生子,被他妈妈抛弃后遇
到了老卓演的流浪汉。有段时间,他们俩的谋生之道是替别人家换窗户玻璃。客源很简单,
就是由那个小孩趁四周无人,远程抛掷石子把人家的窗户敲碎,然后撒腿就跑。等到主人闻
讯赶出,小孩早已不知去向。这时候,身背新玻璃的老卓就施施然从街角拐了出来,及时有
效地提供服务。

我在国内的时候,每当看到那种关于老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力挽狂澜,抢救了多少社会贤达
的说法,就不由得想起老卓电影里这个情节。

等我来到海外,更是对“让老毛一人买单”的做法不以为然。细细分析“十一次路线斗争”
的情况,我简直觉得,越是和老毛斗争得晚的,越不是东西。因为他们是前次斗争的幸存者
甚至既得利益者,手上要是没有沾有别的同僚的血,又怎能爬到有资格和老毛作对手的位置
?林彪不如刘少奇,刘少奇不如彭德怀,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在把前者打倒的战役中扮演了
很不光彩的角色。

而老周,作为中共最高层几乎唯一的不倒翁(他和朱德、董必武之类还不一样。那些人在解
放后基本就没干多少事情。老周可是一直活跃在第一线的),要说他是个好人,实在是缺乏
说服力。

读了李志绥、宋永毅等人的书和文章里面涉及到老周的部分,我自然不会再认为老周真是什
么“千古圣人”。但我相信,将来的人看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老周也许会成为中共元老
里面名声最好的人。就是在今天,在老邓有机会全面证明自己,并给全体中国人民带来许多
实惠以后,老周在历史上的形象也许还是好于老邓。至少在人格形象上,会是如此。

作为一个政治家,老周生前高官厚禄,享尽荣华富贵,死后英名流芳,受到万众怀念,可以
说是十分成功了。但老周一生担惊受怕,连临死前还要高呼“我不是叛徒”,这个“一人之
下,万人之上”的二把手当得也实在别扭。老周当初投身革命,想必不光是为了功名利禄,
一定也有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油尽灯灭之时,回首前尘旧事,不知作何感想?

最后说两句那本闹得沸沸扬扬的《叫父亲太沉重》。我个人不相信这本书中的故事,但有趣
的是,无论是老周的扇子还是敌人,似乎都希望这件事是真的。敌人可以借机打击老周的光
辉形象;而扇子们(尤其是像我这号头脑里充满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糟粕的前
老周扇子、现传统男人)则觉得这样反而对老周是个好事。否则老周一表人材,娶个老婆只
是“革命伴侣”,却又后继无人,实在是太亏了。艾女士在新华社的声明之后号称有过硬的
材料,却又没有拿出来,成了个不了之局。有的好事者也许觉得这样收场不够过瘾,我倒觉
得像现在这样模棱两可挺好,留有一分悬念,随时可以再掀波澜。

真要水落石出,反而没那么好玩了。
 
从“爱国贼”到“汉奸”

老虫

四、春天的故事

我生命中的春天,是从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开始的。

1976年,老毛死了,四人帮抓起来了,华国锋成了英明领袖。但在我周围的人中,似乎没有
多少人真的认为老华有多大本事。尤其是涉及到国计民生的总理位置,比较多的人认为他不
怎么称职。

那么谁更合适呢?周恩来已经去了,我们再怎样怀念“人民的好总理”,他也不会回来了。
一向习惯于由青天大老爷给我们做主的共和国良民们,情感上需要一个新的寄托。

这时候,一个“总理遗言”开始流传。我听到的版本是这样的:老毛在老周病重之时,和他
讨论其接班人问题。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
念。老毛问:“春桥怎么样?”老周答曰:“小平比我强,春桥不如我。”

我把这个小道消息再传给别的同学,他们大多不以为然:“邓小平的才能怎么能和周总理相
比?”但作为我个人来说,内心更愿意相信老邓比老周强,不然国家如何进步呢?

最早让我感到老邓有可能复出的,是看纪念老毛的纪录片。里面有老华在老毛追悼会上致的
悼词,提到老毛领导中共搞的十一次路线斗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
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十二个名字我早已烂熟于心。看
电影的时候,就在心中把这些名字和老华一起念出。可这个名单到了林彪就嘎然而止,我感
到很诧异,然后就觉得老邓复出有望了。因为这绝不可能是电影剪辑的疏忽,而无疑表明了
某种重要的政治信号。

看完电影回家,正好碰见我哥哥的一个中学同学,我和他聊起这个。他也看了这个电影,也
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但他认为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电影里面仍然保留了“继续批邓,反
击右倾翻案风”等说法。

我们接着辩论那个著名的“黑猫白猫论”。也是小道消息,说是老邓反问批判他这一言论的
人:“猫儿的功能是啥子?当然是抓耗子。那你说是抓得到好,还是抓不到好?”

这位仁兄说:“话虽然不错,但他不该把这个用到政治上来。”

我反问:“为啥子不可以用到政治上来?”

他一楞,继而语塞。

当时我自然不会想到,猫论的发明人老邓自己,没过几年就翻脸不认人,端出了“四项基本
原则”,作为指导猫抓耗子的前提。也更不会想到,从那以后,我们这些猫论的信徒们,会
有那么多版本的不同理解,并为此争得不可开交。后来我终于明白:原来大家都对,分歧之
处在于对“老鼠”的理解不一样。比如对于我来说,“老鼠”大致意味着好吃好喝好住好行
好空气外加自由地读想读的书说想说的话去想去的地方;对于老邓来说,也许就意味着“红
色江山万呀嘛万年长”;对于爱国老中青年们,没准就意味着中华民族一统天下,五星红旗
迎风飘扬在世界所有城市上空。

后来老邓就真的复出了。

五届人大结束那天,我正好在一个朋友家作客。他是一家工厂的技术员,文革前毕业的大学
生,住在厂里。晚上,我们站在车间外面的空地上,听广播里宣布人事任命。最关心的自然
是总理人选,当然希望是“邓大人”。可结果却让我们失望,我至今记得这位朋友那遗憾的
语调:“还是华主席当总理啊。”

邓副主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一项德政,是恢复高考。

在恢复高考之前,学校里最受宠爱、最威风的,都是些根正苗红的干部、军人后代,像我这
样的平民子弟,再怎么要求进步,再怎么努力,也拔不了头份。高考一恢复,风气马上就变
了。生平第一次,我有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感觉。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给了所有争强好
胜的少年人公平的机会,大家总算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我有一个长辈亲戚,是五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因为出身不好,几十年来受了不少歧视,对
老毛恨之入骨。一提到老毛现在还躺在天安门广场,就义愤填膺,我完全没有可能在她面前
说任何老毛的好话。她有个宝贝女儿,正好在恢复高考那年高中毕业,从而避免了下乡当知
青的命运,顺利进了大学。就因为此,她对老邓感恩戴德一辈子。1989年夏天,她到北京去
玩,住在我那里。当时正好赶上电影院放《百色起义》,她自己掏了几块钱,跑去看了一场
。我当时正因为“六四”痛恨老邓,见她对老邓如此一往情深,真是哭笑不得,只好说她:
“真没想到现在还有您这样的一等良民。”

后来,有不少对老邓衷心拥护的朋友,也最喜欢把老邓恢复高考拿来说事,并直斥反邓分子
忘恩负义。关于这一点,网上高手海阳在大作《人民的儿子》里说得最为有趣:

“有人说小平伟大,没有他老人家,哪来改革开放?许多海外学人更是一摸后脑勺:没了他
,俺能跑到这资本主义世界来么?还拿绿卡呢,粮本儿都怕攥松了。这话有些道理。不服的
人说了,这些都是咱天然权利,把咱自个儿的还给咱,还得要咱给他作俩揖,咱弯不下这个
腰!这话也不错。没错,老邓首先是一共产党的领袖。他所做的这一切确实首先是维护党的
江山坐得牢。可他这么做也是符合咱广大平民百姓的利益的。只要是他尽了公仆的义务,他
为人民谋幸福,咱不呼尔嘿呦的说他是咱的大救星,也该说,这事儿人没办错吧。”

就是在咱这奸坛,喜欢老邓的也是大有人在。去年三月,我贴出《点评中文网十大高手》,
里面吹捧胡平的有这么一段:“有人说:一个人30岁以前不信马克思主义是没良心,30
岁以后还信马克思主义是没头脑;我说:一个人读完《评邓》还喜欢邓小平,不是没良心就
是没头脑。”

本坛赛昆老兄不以为然,跟贴《如果有人读一本书就信一本书的话,这人只能是没头脑》:

“俺评的是阁下这句“读完《评邓》还喜欢邓小平,不是没良心就是没头脑。”

在下没读过《评邓》。老邓活了九十多,坏事好事总没少干。写书的挑人毛病总是不难。

俺在毛邓手下过过日子。老芦说过,老毛那年头,那些罗马尼亚的故事片,只有官家子弟才
看得上,工农兵只有看样板戏的份。《巴布什卡》小赛是早早在街道文化室占位子才看上电
视,记得是初秋,热得一身大汗。从懂事到老毛归天时俺上中学,缺鱼少肉缺衣少粮。老邓
登台没到十年就变了样。美国那些连选连任的总统也没这个政绩吧?”

我不服气,反唇相讥:

“先生对邓小平功绩的观点,我是赞成的。如果把邓小平和毛泽东相比,当然是邓好得多了
。即使和连任的美国总统比,邓可能也并不逊色。

但作为被老百姓的血汗钱养着的政治家,邓做的那些好事是应该的,我们不必因为别的政治
家比他还不如,就对他感激涕零。而他干的那些坏事,当然应该由他负责。”

从这段经历,我更加体会到,在中国,任何政治家,不管干了多少坏事,只要他为人民谋过
一点福利,人民就会永远感谢他,永远怀念他。这就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辩证关系,我
们永远只看那一根好的指头。咱们中国老百姓真是善良啊:)

在七十年代末,我对老邓的热爱,也不比老赛逊色。当时,我有个亲戚在北大读研究生,假
期回来就给我们聊北京见闻,从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到北京民间的政治活动,尤其是西单
的民主墙和北大的人民代表选举,魏京生、胡平、王军涛这些民运领袖的大名,我就是从那
时候知道的。当时我对老邓既十分崇拜,又寄予厚望,真心希望他和民间的力量联合,斗倒
华国锋、汪东兴等凡是派,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

我很快就开始失望了。

大字报被禁止,民主墙被取缔,《苦恋》挨批,魏京生入狱,四个坚持出笼……短短几年里
面,随着经济上不断改革开放,老邓也在政治上频频出拳,几乎每次都与我的愿望背道而驰
。一个经济上开放、政治上专制的邓大人形象,其实早在“六四”发生十年之前,就已经清
晰地展现在国人面前。正因为老邓政治上大起大落的经历给他头顶笼罩上一层神奇的光环,
我当时就格外感受到梦想破灭的痛楚。我在那时读了小说《牛虻》。亚瑟的故事,曾经在一
代中国青年中引起强烈共鸣。如果说对于六十年代的红卫兵来说,“蒙泰尼里”是老毛的话
;对于我来说,“蒙泰尼里”就是老邓。

到了1983年,反精神污染运动开始后,我对老邓的印象已经跌到了五五开的水平了。因此,
在1984年国庆35周年大游行的时候,北大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只让我感到不以为
然。当时我的感觉是,我们的大学生,即使是为了体现标新立异的特点,也只能想到拍最高
领袖马屁这一招了。这些打出这个横幅的北大学子,到了五年之后,国庆四十周年的时候,
不知有多少人会把当初这一举动看着是自己的耻辱?

后来就有了反自由化,有了“六四”,有了南巡……其实,自“六四”以后,我就开始像以
前受了骗的老红卫兵等老毛死那样,等着老邓死了。那些年,我常常想起几句古诗:“周公
恐惧谣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感慨半个世纪来,几
个中国最高领导人都活得太长了。老蒋要是早死三十年,老毛要是早死二十年,老邓要是早
死十年,对中国的老百姓,对他们自己的身后名,都会是件好事。可上苍总是喜欢捉弄咱们
中国人,到头来不该死的死了,该死的却总也不死。等啊等啊,最后连小邓(丽君)都死了
,老邓还没死。

最后,终于等到了1997年2月19日那天。我工作了一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打开电
脑上网,看到了那个等了多年的讣告,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我把那个讣告反复读了好
几遍,虽说谈不上“剑外忽传收蓟北”的狂喜,但确确实实,比当初听到老毛死了要高兴多
了,心里真实的想法如果写出来,就是:“唉,到底总算死了。”

盖棺论定邓小平,坏话就不多说了。胡平的《评邓》,已经把所有我想说的,想说但说不清
楚的,没想说但当他说出来却觉得真是如此的,说得很清楚了。对这个感兴趣的网友,还是
去读他的文章吧。我这里倒是想说两句老邓的好话。

老邓最大的本事,是历尽三起三落而夺取了最高领导权。对于一个最高领导来说,尤为难得
的是他还保留了一些常识,没让它们在政坛沉浮中化为乌有。当他把这些常识用到国事来,
就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也为自己赢得了身前身后的好名声。除了他的恢复高考和改
革开放政策之外,我最欣赏的,是他在对外关系上的务实态度,是他关于“韬光养晦,不扛
大旗”的英明指示。尽管在刘晓波眼里,韬光养晦是“一种下流的外交智慧”,但不管怎么
样,韬光养晦总比“勒紧裤带支援世界革命”要好得多了。还是那句话,和老毛比起来,其
他的中共领导人,再坏还能坏到哪里去呢?

老邓也是我崇拜热爱过的最后一个政治家。后来,当朱容基再次在万民景仰中登上总理宝座
时,同样是欢呼声此起彼伏。但此时的我,心已经平静,换了一副冷眼,用老赵的话说,对
于国事,我已经“老了,无所谓了”,“青天”不再了。

平心而论,我得说,老邓不是什么大好人,但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共最高领袖里面,他算是最
好的了。这个事实,以及许多国人对他感激不尽的事实,说明我们只配这样的领路人。有了
这样的领路人,对我们而言,已是苍天有眼了。

同样平心而论,我得说,《春天的故事》是首好听的歌。现在我每天早晚入浴和出恭的时候
,还会常常脱口而出: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从“爱国贼”到“汉奸”

老虫

五、血染的风采

又到“六四”了。

真快啊。“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歌声犹在
耳际,一晃却已经十三年了。

“六四”,是我心中无法愈合的伤疤,是我记忆中永远的痛。如果把背井离乡、用脚投票
的中华学子都算着是“汉奸”的话,“八九六四”就是我从“爱国贼”到“汉奸”的转折
点。就是在那个春夏之交的夜晚,在那个古都最著名的大街上,我失去了“振兴中华”的
希望,下定了逃入异邦的决心。十三年来,这条路走得比我当初预计的要漫长得多,曲折
得多,艰难得多,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每当我想起那个夜晚,就觉得再大的
艰难险阻,都是可以忍受的了。

其实,在那场“政治风波”中,我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个旁观者。

一般认为,“六四”事件是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的日子开始的。就从那
天开始讲起吧。

那天晚上,我去北京火车站接一个长辈亲戚。回到宿舍,听到了胡耀邦去世的消息。那位
亲戚在某大学任教,对胡耀邦印象甚好,表示痛惜。我倒没什么悲痛之情,因为说实话,
我对老胡印象一般。以前他在当总书记的时候,我在电视上见过几次他的讲演,很不喜欢
其手舞足蹈的方式,老是联想起卓别林电影里那个形象。后来他把几千日本青年请来公款
旅游,我那时正对日本人深恶痛绝,结果恨屋及乌,对老胡更加不喜。再后来他因为“自
由化事件”被解职,使我对他的印象有所好转,但也就是平平而已,谈不上什么崇敬之情
。现在老胡去世了,细读讣告,见他以一个普通政治局委员之身,享受了最高领袖的待遇
,感觉当局对他还算不薄。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是一场政治风暴的开始。

接下来,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开始活动。

那段时间,吃过晚饭以后,我经常和几个朋友一起骑车去天安门广场。当时也不知道以后
会发生什么事,只是纯粹看热闹而已。很快,我就感到学生们“醉翁之意不在酒”了,广
场上的活动迅速超出了悼念、纪念、怀念的范畴,明显出现了“用死人压活人”的迹象。

我对此有些不以为然。

在当时,我对社会上的一些弊端也和大家一样不满,“改革开放”带来的物价飞涨,也实
实在在地影响到了我的生活。学生们提出的许多口号,我也很有同感。但是,我并不赞成
学生们借老胡的葬礼闹事,尤其是对老胡追悼会上跪递请愿书的行为不敢恭维。说起来,
还是那种传统的“人死为大”的观念,总觉得不该在这种时候让政府下不来台。

追悼会以后,老胡的骨灰被护送到八宝山,出现了群众围观相送的场面。据说,在周恩来
之后,胡耀邦是第一个受到人民如此爱戴的中共领袖。我也被女友拉到长安街上,加入了
相送的行列。“十里长街送总理”我是在电影上看到的,其庄严肃穆的场面曾让我感动了
很长时间。可在我看来,这次“长街送耀邦”,完全没有那种气氛,而更像是一种起哄,
乱糟糟的,一点都不感人。对学生们的不敢苟同之感,又强烈了几分。

使我转而同情学生的,是“四二六社论”的出笼。

这个社论使我想起了1986年那次,科大学生因为人民代表选举上街游行,一开始也让
我不以为然,觉得这帮学生真是无事生非。可等到社论一出,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被
开除党籍,立即就使我的态度转了个弯,讨厌政府了。这次也是如此,尤其是这个社论的
写法,和我小学时耳熟能详的“梁效大批判文章”如出一辙,影片《芙蓉镇》结尾“运动
了,运动了”的声音立即在耳边回响,不由得产生本能的厌恶。

也和1986年那次一样,社论一出,我以为事情就完了。

没料到又有了“四二七大游行”。

那天下午,早早离开办公室,骑车上长安街看热闹,目睹了一群学生和警察的对峙。围观
群众一致支持学生,齐声对警察们高呼:“回去!回去!”我本来没打算跟着起哄的,一
时兴起,也喊了几嗓子。直到警察们真的撤退,大家一起发出了胜利的哄笑。

从这件事,从自己身上,我感受到了“一哄而起,一哄而散;见坏就收,见好就上”的群
众运动特色。也许可以这样说,“六四运动”失败的征兆,其实从那时就显露出来了。

傍晚,我和几个朋友一起,目睹了学生们胜利大游行的场面,开开心心看了一场好戏。回
到宿舍,哥儿几个开始议论:“明天会怎么样?”七嘴八舌一通,大致统一到了“会戒严
”这样一个看法。因为在那以前,拉萨已经戒过一次严了,大伙儿对这个概念并不陌生。

再次出乎意料的是,政府居然没有采取行动。

过了几天,我离开北京,去南方度假去了。在火车上,听到了袁木等人和学生代表的对话
。内容当然不尽人意,但我以为,光是对话活动本身,已经是历年来的学生运动所取得的
最有意义的成果了。按照我的想法,觉得北京的那群学生们实在是应该到此打住、“见好
就收”了。

五月中旬,绝食活动登场,令人瞠目结舌。

我度假所住的地方,是在一所大学里。那些天,北京的绝食活动自然成了绝对的热门话题
。到处都能看见人们在辩论,大字报铺天盖地,有的认为该撤了,有的认为应该乘胜前进
,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更加振奋人心的,是新闻报道完全失控。《人民日报》、中央电台、电视台上面居然出现
相对客观公正的系列报道,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在官方的媒体上看到了印象中只有西方媒
体才可能有的报道风格,前所未有的兴奋、快乐,油然而生。

至今使我难以忘怀的,是作家谌容劝学生撤退的一封信。我最早是在中央电台的《午间半
小时》中听到这封信的,播音员虹云声情并茂的朗读,几乎把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到了晚
上再在《新闻联播》看杜宪重读同一封信,觉得干巴巴的,比虹云差多了。所以,后来杜
宪因为在“六四事件”中犯了“立场错误”而被解职,虹云却照样当她的播音员,实在让
我觉得莫名其妙。

对于参加绝食的普通学生,我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因为我相信他们是真诚的,是有种的
,令我自愧不如。即使到了后来,我完全明白崇高的理想和真诚的努力完全可能导致灾难
性的后果时,我仍然对于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议论有一种本能的低触情绪。到美国
以后,有年“六四”,到学校看一个纪念六四的展览,和几个中国学生聊起绝食活动,有
个学生说:“嗨,那都是骗人的。我有几个同学也参加了绝食,他们私下可没少偷吃东西
。”尽管我知道他说的很可能是事实,但在那种场合下这样说,仍然使我对此人产生了极
坏的印象。后来他有事求我帮忙,我一想起这厮说那话时那副得意洋洋的嘴脸,气就不打
一处来,当即断然拒绝。

后来,政府开始作出反应。一开始,基本都是正面的,阎明复在广场苦劝大家撤退、赵紫
阳率众到医院看望绝食学生,一直到李鹏等人和学生见面的电视镜头,都给我留下了深刻
印象。

那天早晨,一觉睡醒,就听到了戒严令,犹如当头让人浇了一瓢冷水。李鹏这个名字,也
从此在我心中定了格。十三年了,没有一点改变。

第三次出乎意料的,是戒严部队居然没有马上进城,而是让老百姓给挡在了城外。

到了六月初,我的休假用完了,不得不回到了北京。一回单位,同事们就眉飞色舞地给我
介绍自己拦军车的光荣经历。有个向来老成持重的中层干部也对我说:“幸亏把军车拦在
了城外,否则要是真的戒严成功,局势就混乱了,老百姓就遭殃了。”与此同时,单位领
导却召集大家开会,让我们再别到天安门广场去了。但在当时,我的理解不过是领导让我
们别再参加游行,以免日后受到清算,完全没有往别的地方去想。

6月3日晚上,我决定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民主女神像。

传闻头天晚上,有辆军车在木樨地压死了人,又说侯德健和刘晓波等人又开始了绝食,原
本略显平静的接头又热闹起来。我和女友从长安街向东骑,看到大街上乱糟糟的。到了西
单,变得拥挤不堪,已经无法骑车了。我们就将车停在路边,徒步走到了天安门广场。

也许是因为广场实在太大的缘故,拥挤的人群到了天安门广场,一下子就被消化了,整个
广场显得很空旷。我们在民主女神前后转了好几圈,从各个角度端详了一通,然后就在广
场上信步闲逛,总的感觉是冷清和脏乱。

不知过了多久,从广场两侧的大喇叭里,开始一遍遍地播放戒严部队通告,到底是政府的
工具,音量很大。相比之下,学生广播站发出的声音就微弱得多。刚听到通告的时候,我
没往心里去,但十遍二十遍听下来,就开始含糊起来,感到了一丝害怕。时间已晚,我和
女友开始往回撤。走到中山公园门口,我回过头去,最后看了一眼民主女神像,感觉她是
那样的孤单和弱小,双手奋力上举,仍然撑不住沉重的火炬。我的心头,流过一声叹息。

走到西单,取了自行车,往木樨地方向骑。当时我的女友在某机关工作,就住在三里河附
近的宿舍里。那天已经很晚,我打算在她的同事房间借住一宿。一路上眼看路旁不少水泥
栏杆都被挪到了路中间,做成了路障,更有几辆公交车横在路当中。等我们骑过复兴门立
交桥,前面传来辟里啪拉的声音,听起来像鞭炮,又像枪声。我只在电影电视里听过枪响
,这时候显然不会有人放鞭炮,因此感觉好像前面开枪了。但在当时,我们两人都以为顶
多是朝天放枪,也许甚至是橡皮子弹,没想到会真的朝活人身上招呼。

女友是个喜欢凑热闹的,这时候就主张骑到前面看个究竟。相比之下,我是个胆小鬼,立
即联想起刚才在广场上听到的戒严部队通告,心里闪过一个念头:“莫非动真格的了?”
不管是真是假,见着危险就躲,是我多年生活的本能,所以立即把龙头一歪,钻进了大楼
后面的小路。七扭八拐,总算回到了女友的宿舍。

一上楼,就看见一群小年轻,个个拿着湿毛巾,准备冲出去看热闹。他们说,把毛巾弄湿
,是用来对付催泪瓦斯的。瞧他们兴奋的表情,好像不是去看杀人的战场,倒像是参加一
个盛大的游戏。

女友受了鼓动,立即跃跃欲试。我坚决反对,把她拉到她的房间里,两人大吵一架。她声
称这是重要的历史时刻,寻常人一辈子也赶不上的珍贵机会,现在就在眼前,岂有不现场
观看的道理?我则反复强调“万一动了真枪怎么办?就算为了亲眼目睹历史,犯得着冒生
命危险吗?”最后双方都发了火,她骂我懦夫,我骂她找死。吵到最后,她勉强答应我,
不出去看热闹了,让我到一个正在外地出差的同事房间休息。我一直看到她上床睡觉,才
去到那个房间,和衣靠在床上,胡思乱想。想到这场历时一个半月的大戏,多少次峰回路
转,眼看就要收场,心乱如麻。因为忙了一整天,已经十分疲倦,不知不觉间,迷糊了过
去。

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我突然醒来(时隔十三年,现在我已经不记得准确的时间了),外
面黑呼呼,静悄悄。我心中有点放不下,就跑去敲女友房间的门,敲了半天毫无回音。我
暗叫不妙,正自彷徨无措,看见一个邻居走上楼来,表情沉重。

我开口问道:“部队进城了吗?”

他说:“进城了。已经打死一百多人了。”

我一惊,又问:“你看见我女友了吗?”

他答:“看见了,她和几个同事一起上天安门了。”

我心里一凉,再问:“她们什么时候走的?”

他说:“大约十五分钟以前吧。”

我当时的感觉,完全可以用气急败坏来形容。一方面,我不敢到外面那杀人现场去,另一
方面,我又不能在明知女友走向危险的情况下,若无其事地呆在家中睡觉。

几年以后,我在王朔的小说《过把瘾就死》里看到了对这种情绪的最恰如其分的描写:女
主人杜梅在半夜从家中逃跑,男主人公心想:“这叫什么事呵!”既“怒不可遏”,又“
不能不去找”。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脑袋里飞快地盘算了一下,还是觉得害怕,但还是觉得不能袖手旁观
。我想起了以前到她家里作客时的情景,她的家人对我都挺热情,我想要是她跑到天安门
广场,让人给打死了,日后我如何向她家人交代?

最后,我一边在心中大骂那个不知死活的二百五,一面到楼下跨上自行车,三下两下拐上
长安街,往天安门方向追去。我当时暗自祈祷,十五分钟走不了多远,但愿在她们追上戒
严部队之前,让我能追上她们。

我一面飞快地向前骑,一面向马路两旁张望,希望能够看见她们。当时的长安街,确实有
点像电影里的战场,路障被压得稀烂,路面也有破损,地上散落着碎砖头,一片狼籍。也
有三三两两的人群,在东张西望,议论纷纷。

到了西单路口,前面围着一大堆人,伸着脖子向前探看,却不敢移动脚步。显然,戒严部
队就在前面,我无法再往前赶了,而且我相信,女友她们无论如何走不了这么快,既然我
在路上没有看见她们,索性就在这个路口等吧。等她们赶到这里,我不管怎样也得把她拉
回去,断不能让她去体会什么“历史的瞬间”。

就这样,我爬上路旁的一个水泥墩子,四下张望了半个多小时。别的人目光基本固定在天
安门方向,只有我主要是往回望,就看到了各色人等的模样,大家的表情大致相同:疲惫
、愤怒、恐惧、伤心。

不时,天安门方向会出现一辆平板车,上面躺着血呼呼的伤员,在一群焦急的学生和市民
的护送下,往邮电医院赶去。有一两次,不知是谁高喊一声:“戒严部队杀回来了!”大
伙儿立即惊慌地四下逃窜,马上又有人高喊:“没有回来!”大家又纷纷跑回来,继续大
骂政府和军人。

站在长安街头半个多小时,目睹淋漓的鲜血,使我对“六四”屠杀留下了无法改变的感性
认识。不管后来读了多少“理性”的反思,不管自己多么努力地要站在“历史的高度”看
问题,不管我后来有多么讨厌某些学生领袖,我都完全接受不了“镇压有理”的说法。而
我对一些“网上政论家”印象的由喜欢变为厌恶,就是在读了他们关于“六四事件”的高
谈阔论之后发生的。

在这个系列的第二篇,我说到在理性上反对老毛,但在感性上并不讨厌毛歌,曾经引起几
位网友的异议。有了“六四”的经历,我对这种情感完全能够理解。对我来说,尽管从理
智上我可以承认老邓比老毛要好得多,但在感情上,我对老邓的反感远远超过老毛。因此
,我完全赞成胡平在《评邓》里面的说法,老邓“六四”屠杀平民,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
行。无论他在其他时候为中华民族立下了多少丰功伟绩,仍然无法抵消这一罪过。在这里
,我只能“以良心裁判权力”。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也许无法看到“六四罪行”得到清算
,也许会有越来越多的国人忘记六四,甚至转而支持政府,但我忘不了那个夜晚。“想通
了,向前看”的人越多,越使我对我们这个民族及其前途产生无法逆转的绝望。

就在那个夜晚,在长安街头,我开始了从“爱国贼”到“汉奸”的转变。

下集预告:无解的死棋
 
从“爱国贼”到“汉奸”

老虫

六、无解的死棋

先说明一下:

这里说的死棋无解,是指以“全民直选总统”为衡量标准的中国大陆政治制度民主化,在我的有生之年(假设我的寿命和家父一样,那么还有三十年),没有可能实现。这是我在过去几十年关注中国政治演变,读书看报逛网,加上独立思考以后得出的结论。如果把论政比作下棋,我只能算一个水平很低的观众。因此,我认为此棋无解,不意味着真的无解。如果有高人宣称此棋有解,我不会和你争论,但会认真学习你的解法。这里所说的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这方面论证,还没有能够使我心悦诚服修改这一结论的。

在这个系列的上一篇《血染的风采》结尾,我写到“六四”凌晨在长安街上的所见所闻。这篇就从那里继续往下写。

那天夜里,我在西单路口目睹了淋漓的鲜血,从此对六四事件产生了无法逆转的感性认识。当时,我是误认为女友跑到天安门广场看热闹去了,才追到杀人现场去的。在那里站了半个多小时,实在无法忍受心中的愤怒和伤心,又挂念着女友的安危,我就离开了西单路口,沿着长安街向西骑,继续寻找。到了复兴门立交桥前面,一伙人在那里议论纷纷,我凑上前一看,是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给十几位市民介绍天安门广场所见。说是戒严部队在广场大开杀戒,血流成河,广场女指挥壮烈牺牲。我当时还不知道女指挥名叫柴玲,也和大伙儿一起叹息了一通。

等我一路找回女友宿舍,才发现她已经回来了。她说,那天晚上等我离开他的房间以后,她和几个同事一起走到木樨地,正好撞上戒严部队,亲眼目睹了有人被射杀在人行道上。她们躲在沿街的公寓楼后面,把头探出去看。有人气不过,高声大骂“法西斯”,立即招来一顿扫射。等部队通过以后,她们又气愤又悲伤,但也不敢跟着去天安门广场,就在三里河附近转了一会儿,才回到宿舍,当时我已经追到长安街去了。

“六四”那天是星期天。白天,我们到木樨地,在长安街两旁的拦杆上看见不少弹孔,还看到一些被烧毁的军车。据说,这些军车是当天早晨被一些军人留在那里的,让愤怒的市民放火烧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成了出兵镇压“反革命暴乱”的证据之一。

到了星期一,我去了单位。群情激愤,同事们一起大骂政府。领导在旁边听着,既不附和,也不反对。等大伙儿骂累了,领导才宣布,紧急放假几天,让大家回家休息,等局势稳定一点以后,再来上班。

我跑到女友宿舍,她们单位也是如此。还说同单位的单身青年们基本都离开北京,回外地家中逃难去了。我们刚刚从外地回来,自然不便再走。但当时北京局势紧张,各种小道消息风传,真假不辨。最令人害怕的,是说杀人的事是27军干的,38军反对,双方就要火并。

听了这样的消息,我们心里十分矛盾。一方面,对于军队开枪杀平民的事,愤怒之至,要是就此屈服,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老百姓手中无枪,自然只能任人宰割而无能为力,但如果有别的军人肯出头替天行道,为民申冤,乃是正义之师雪中送炭,我们衷心拥护;但另一方面,我们都明白“太平犬犹胜乱世人”的道理,如果内战爆发,北京首先就是战场,我们的生命安全毫无保障,没准就成了“新中国民主战争”中第一批牺牲品了,又不由得感到害怕。

有了这种切身经历,我在以后的反思中,本能地反感那种“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争民主就要付代价”的言论。如果发出这种言论的豪杰们能够像谭嗣同那样有种,“有之,请自嗣同始”,会赢得我的真心尊重和钦佩,例如王军涛被捕后在法庭上为六四运动辩护,就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有这样的领袖,就算和他一起被当作代价给支付了,也算死得其所。问题在于,有的学运领袖们大概和我一样,都是深受老曹“宁可我负天下人”的伟大哲学影响,说起牺牲别人的生命时,都是大手笔,自己却不肯带头当这个“代价”,就让人愤怒和不齿了。几年后,当我第一次读到“期待留血”、“但是我觉得离开与否,后来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之类的言论时,心中对这些“英雄”们的印象真是一落千丈。

6月5日中午,女友的宿舍里电力中断,水也停了。那里是不能再呆了,我们只好去投奔东城的一个远亲。当时不敢走长安街过天安门广场,结果连公车代步行,最后还坐了一段板车,折腾了大半天,到天黑才赶到亲戚家里。

第二天,出去买菜,看见市场上的布告栏贴了一些“屠城真相”之类的大字报。有的一看就是假的,比如有一篇把戒严部队说成了当年的日本鬼子,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有的则呼吁“人民子弟兵”调转枪口,粉碎“邓李杨反人民集团”。当时我想,如果真有哪位类似当年汪东兴那样的人物,搞一场宫廷政变,把“邓李杨”都给抓起来,倒是件大好事。

在那位亲戚家住了一个星期,除了忙着给外地的家人打电话报平安,就是成天捧着个“环球十波段”收音机,收听局势的最新变化。现在还有印象的,是海峡那边李登辉总统的声明。当时如果国民党趁机反攻大陆,我多半会暗中拍手称快。谁知老李慷慨激昂一番以后,表示要加强防守,以备大陆犯台,让我失望。

过了几天,老邓慢慢控制了局势。等到亲戚单位的班车开通,我们也一起回城上班了。回到单位,听说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失踪了,后来果然在遇难者的名单上发现了他。此人是个摄影迷,“六三”那天提着相机离开家,就再也没能回去。去年911以后,我在网上读到朋友老碑的历险记,看到他在目睹大楼被撞后首先想到的就是买个相机拍摄事故现场,立即想到了这个从未谋面的朋友。

对“六四”的反思,我从那天凌晨在西单路口就开始了。后来,我读了许多相关的讨论,也同意学生方面至少在策略上有值得检讨之处。但在当时,我的感觉是,六四运动把非暴力抵抗的手段用到了极点,还是失败了,从此对“和平演变”失去了信心。

人在受到暴力打击的时候,第一反应大概就是暴力还击。加之我从小所受的政治教育,就是一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革命史,所以在六四以后,当我对当局极度失望的时候,心里很容易就接受了只有武装斗争才能使中国改天换地的观念。这里所说的武装斗争,并不是说我自己要拿起枪来,投身中国民主革命战争。我在政治上向来是个旁观者,连任何示威游行都没有参加过,哪里会有“武力救国”的志向和胆量。只是六四事件的发生,使我觉得中国在现有的政治制度下看不到希望。而要变革这个制度,最好的当然是和平演变,但正是因为六四事件,使我觉得此路不通,剩下的就只有暴力革命了。

但是,即使在十三年前,我也觉得这个思路有问题。因为以当时的局面,以朝野双方悬殊的实力对比,我根本看不到武力推翻中共政权的任何成功可能性。而更为糟糕的是,即使真的出现了这样一个反对派,在使整个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后,把江山打下来了,恐怕也无法避免“鲜血换来的政权要用枪杆子来保护”的循环。这样的历史,中共已经给我们演示过一遍了。

前不久,芦笛在本坛与人论战,高举反革命大旗。他反对暴力革命的那些主要观点,我其实在八九年的时候已经大体想到了,当时的结论也是没戏。

想来想去,我觉得只能希望出现一个华盛顿式的民族英雄,既以武力夺取了政权,又在用武力建立了民主政权后激流勇退。说到底,还是“民主恩赐论”的思路。只不过这个恩赐不是来自中共,而是来自一个比中共更先进的个人或团体。

这个思路的毛病,是在于天下不可能由一个人打下来。而那些愿意提着脑袋干革命的英雄里面,固然可能不乏天下为公的真豪杰,但更多的肯定是为了坐江山而打江山的赌徒。就算真的革命成功,他们也断不能袖手旁观,坐视最高领袖“还政于民”。正如一个中共元老所说,共产党的天下是牺牲了几千万条命换来的,要想取而代之,也拿几千万条命来换。平心而论,要是我自己投身革命,也像老毛那样一家死了六口,等到我把江山打了下来,我也不肯拱手让人,多半也会不惜使用暴力,保护自己的权力。

十几年后,我在本坛看到古迷先生一句话,最为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我当时的矛盾心理。他说:“像美国开国元勋那样的一批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总之,八九年夏天的时候,我考虑再三,始终看不出中国政治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的任何希望。“死棋无解”的想法,就是那时形成的。

我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从来就是在中共的统治下过日子,尽管也常常觉得不尽人意,但以前也没有觉得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但六四以后,这种感觉日渐强烈。最明显的例子,是次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我一直认为,那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届春节晚会。当时北京还在戒严,干群关系紧张。政府想拍老百姓马屁,特别强调“祥和”。晚会下了番工夫,形式新颖,节目好看,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不料到了节目最后,新春钟声敲响,江李一起出场,给大家拜年,顿时使我大倒胃口,兴致全无。

另一件让我厌烦的事,是北京各单位重新进行党员登记。我自从进大学以后,对中共就已经没啥好感,自然不会申请入党。等到工作以后,因为和同单位的其他年轻人相比,为人还算老实,在领导和同事面前相对比较守规矩,结果被党组织看上,担任支部书记的单位第一把手找我谈话,希望我在政治上要求进步。我碍于情面,就旁听了一次全体党员会议,正好赶上两位同事预备期转正,由其他党员给他们提意见,自然是褒贬不一。虽然大家还算给面子,最后都让他们通过了,但我的感觉,如果是自己坐在那里让人从头数落到脚,实在不是滋味。受此惊吓,从此我再没有靠近组织的任何行动。领导看我朽木不可雕,也就没再和我废话。

不幸的是,我找了个女朋友,她是党员。六四以后,重新登记得写思想总结,她自己不肯写,就让我代笔。我既然吃人家做的饭,穿人家洗的衣,也就没有理由推辞。按说,我上学的时候没少写这种言不由衷的东西,政治考试时更是假话连篇。但工作以后,一旦不用在政治上说谎,成了习惯,现在重新被迫胡言乱语,就格外难受。那篇东西写完,我就想,哪怕为了以后不遭这个罪,也不能再留在国内了。

其实,六四之前,我就已经有了出国留学的想法。但当时的动机不外乎是向往资本主义腐朽的物质生活方式,想多挣点钱而已。这个动力对于我这样的懒人来说,不是很强大,加上我当时在国内有份还说得过去的职业,无论是物质收入和社会地位,都还不算很差,所以就抱了“能出去当然好,出不去也无所谓”的想法。当时我的英文很差,考托福根本没戏,所以就得先补习英语。持这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自习英文的进度可想而知,学了一两年,还是觉得没法去考托福。

到了六四以后,突然觉得国内没法再呆下去了,才下了“一定要出国”的决心,从此走上了“从爱国贼到汉奸”的不归之路,直到今天。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六四,我现在很可能还在国内工作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六四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十三年来,我一直没有停止对六四事件的关注和思考,读了有关各方的叙述、分析、争论和总结,我现在觉得,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生方面,处理六四事件的策略都有值得检讨之处,但正是从这些反思以及一些国人对六四事件的态度的演变中,我越发觉得,以朝野双方之缺乏相互妥协、良性互动的政治智慧和“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国民性,和平演变没有可能成功。

当年,方励之主张“民主不能靠恩赐”,使我大以为然;最近,芦笛提出了“(在中国)民主只能靠恩赐”的观点,引起众多反对意见。在我看来,对于“芦氏定理”可以有两层理解:第一、靠其他办法(比如革命),在中国不能实现民主;第二、靠恩赐,在中国可以实现民主。如果把“只能”两字拆开,第一层说的是“只”,第二层说的是“能”。

要理清楚这个问题,需要首先定义民主。我最早接触这个概念的时候,觉得这个词的意思很明确:民主就是票决。后来读了些政论家们谈民主的大作,他们给这个词加进了五花八门的内容,让我越看越是眼花缭乱,眼看就要成为一笔糊涂帐。幸好本坛随便网友在今年5月,关于民主的辩论热火朝天时挺身而出,正本清源,搬出了大英百科全书,把英文定义抄将上来。我读了以后,得出的印象就是: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票决的老定义,里面的三种意思,不过是三种票决的形式罢了。

当年读《黄祸》,最吸引我的地方不是关于民族大崩溃的悲惨预言,而是被提到了“治国总纲”地位的《百字宪法》:逐级递选制,觉得这是全书最为新颖有趣之处。后来果然见到王力雄先生推出大作《溶解权力》,详述“逐层递选制――原理与方法”。可见,我把票决国家领导人理解为民主的基本要素,似乎是“虽不中,不远矣”。

至于如何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对于芦氏定理的第一层,我大致同意。芦笛关于“革命无法实现民主”的种种论述,与我在八九年夏天的想法不谋而合;至于第二层意思,我觉得芦笛论述得不够,至少无法使我赞同。

方氏定理和芦氏定理看上去针锋相对,其实在逻辑上可以同时为真,把双方的结论综合起来,就是“在中国大陆,无论是否靠恩赐,都不能实现民主”,而这,正是“死棋无解”的意思。正是因为他们双方的说法都使我觉得有道理,我才更加坚定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这个结论很没劲,让我觉得无奈。可话又说回来,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多这么一桩,又有什么奇怪呢。
 
从“爱国贼”到“汉奸”

老虫

七、我看民运

我对中国民运的了解,始于二十多年前的西单民主墙运动。

那时,我有个亲戚在北大读研究生,假期回来就给我们聊北京见闻,从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到北京民间的政治活动,尤其是西单的民主墙和北大的人民代表选举,相当于对我进行了非暴力抗争运动的最早启蒙。魏京生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曾在我心中引起了极大共鸣。胡平当选人民代表,也使我对和平演变抱了希望。现在还记忆犹新的,是胡平竞选答辩中的一个细节,据说他对“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这个问题,故意设计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回答“我最大的弱点就是不知道自己最大的弱点是什么”。这个细节的真伪,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十几年后,当我在美国找工作参加面试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我用了这个答案,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表现自己不懂逻辑,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幽默感。

对民运比较具体的了解,是在来美国之后的事了。还是在当学生的时候,有一天帮同学搬家,在墙角发现一本旧杂志。捡起来一看,是1992年2月份的《中国之春》。那时我很少有机会读中文,就将其揣回了家。到了晚上打完工,累得贼死回到房间,翻开这本杂志,一口气就读完了。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民运刊物,当时在心灵深处造成的震撼和刺激,也许只有十几岁时首次读到成人文学手抄本时可以媲美:)读完这本杂志,我就知道,哪怕就是为了以后能够经常读到这样的杂志,同时能够免于因此被领导甚至警察收拾的恐惧,我也不会选择学成回国的道路了。

这本杂志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马悲鸣先生的大作《废除帝制八十周年祭》,这是我读过的最通俗易懂的历史文章。从此,我就成了老马的热心读者,尾随他在《新闻自由导报》、《中国之春》、《北京之春》、《华夏文摘》、《枫华园》、《新语丝》、《多维》等报刊杂志和网站“万里长窜”。

在同一期杂志中,后来写了陪读文学名著《白雪红尘》的阎真先生,写了篇《激进达不到民主》,算得上我最早读到的“反革命宣言”之一;房志远先生的杂文《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对于大陆留学生性格毛病的一针见血,也引起了我的同感。

这本杂志中最吸引我的,还是胡平的文章《论思想改造》。

聊中国民运,不能不提到胡平。可以说,我对民运的了解,有百分之七十是通过阅读胡文而获得的。

胡平首先让我折服的,是他平和冷静的文风。我在国内的时候,读过的政治性文章,大多是鲁迅、姚文元一路的,霸气十足。这样的写法,观点相同的读者会觉得很痛快,但在观点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读者中间,往往会引起强烈的反感。最后的结果,常常是不但不能说服对立面,反而把中间派也给赶到敌方阵营里去了。

读了胡平的文章,我才知道,原来政论还可以这样写。

刚开始读胡文的时候,我有许多观点都和胡平不同,几年读下来,被他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许多。现在,我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仍然和胡平相左,但那已经完全不妨碍我见到胡文就读,而且使得胡平成为我心目中毫无疑问的华人政论第一人。

去年初,我码了篇《十大高手》,把胡平排在首位,引起了许多争议。后来我读了若干政论好手,比如唐散宜、张裕等大腕的相关评论,尤其是和一些网友合作评选了“网上政论高手”后,更有了“吾道不孤”的感觉。前两年,我有位在国内大学当教授的亲戚来美国访问,到我家住了些日子,闲得无聊。我就把自己喜欢的一些网文打印出来,给他解闷,其中包括了我推崇的所有网文高手的主要作品。等他回国的时候,我问他读后感,他说,有不少写手文笔出众,文章写得好看、读着痛快,但要论笔锋犀利,直指专制要害,还得说是胡平。

可以说,哪怕就是冲着胡平,冲着在《中国之春》、《北京之春》上读过那么多好文章,我也会变成民运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当然,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大陆留美学子,本身没有从政的任何兴趣和才能,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不可能有任何贡献。我的所谓同情和支持,和那些加入了外国籍的同胞的爱国口水一样,都是一钱不值,不过是在网上说说而已罢了。

在这个系列上一篇《无解的死棋》中,我提到当初是因为对国内政治形势的绝望,才痛下决心出国的。出来以后,读了一些反动书刊,又对民运产生了一线希望。从此开始关注民运的活动,为他们暗中加油。

可惜,我很快就再次失望了。

1993年初的民联民阵联合大会,开成了分裂大会,使我对民运在中国大陆的全面成功彻底失去了信心。那次大会后,有关各方在一些海外报刊上发表文章,相互攻击,更是火上加油,令亲者痛而仇者快。我现在还记得有天下午,我和几个中国同学在学校图书馆读中文报纸,正好几位都是对中共没什么好感的,本来都对民运寄予了一份希望,读到报上那些笔战,不禁一齐摇头叹息:“这帮人真是太不争气了!”

在我看来,这次大会对民运的声望是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据报道,中共有关部门就是根据这次大会的结局,对海外民运作出了“不成气候,不足为患”的结论。而一些原本同情支持民运,甚至对他们抱有很大期望的留学生,就是从此放弃了这份希望的,有的甚至转而拥护中共了。今年6月,芦笛在本坛贴出《民运,一个变酸了的希望》,也提到了这次大会。可见,当初对这次大会的结果痛心和叹息的,绝不止我们学校那几个同学。

这次大会后,民运对于我来说,就只有思想启蒙的理论功能,没有改变中国现状的实际作用了。我也不再关注民运组织的演变和行动的效果,以至于后来出现的各种民运党派,我都完全搞不清楚谁是谁了。

时隔近十年,重新回顾往事,我的看法有了一些改变。我不能说那次大会注定要失败,但我的感觉是,即使那次联合真的成功了,即使民运没有内斗,而是齐心协力,抱成团和中共斗,多半还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的局面。原因无他,双方的实力实在悬殊太大。换言之,不是民运无能,而是中共太强大了。

我们知道,中共统治大陆,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枪杆子从来就在党的手中;至于笔杆子,十几年前,当改革刚刚开始不久的时候,曾经出现了脑体倒挂,“拿手书刀的收入不如拿剃头刀的”,笔杆子们怨声载道,遂有自由化运动,并最终演变成八九风波。自从老邓南巡以后,中共恩威并施,成功地收服了绝大多数笔杆子们,使得他们成为红色政权的既得利益者,转而为现政权大唱赞歌。从此,“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都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中,反对派哪里还有多少戏唱?

胡平在《一面之辞》中写到:“当极权统治存在时,一般人困惑的是:这样的一种统治,怎么可能垮台?当极权统治垮台后,一般人困惑的是:这样的一种统治,怎么还能存在?”

我觉得,这两种困惑,都不难解释。后一种困惑,主要是道义上的。当初连中共的一些官员,比如刘少奇和万里,都说过如果中共造的那些孽被老百姓知道了,就不会再有人拥护他们了。我在出国以后读了一些关于大跃进、大饥荒的书籍和文章,也产生了“这样的一种统治,真不应该继续存在”的想法;而前一种困惑,却是实力上的。如果说,在陈胜吴广那样的冷兵器时代,尚且存在官逼民反、改朝换代的可能,现在的武器这样发达,民间自发的暴力反抗已经看不到成功的可能性。而所谓和平演变,也越来越让我觉得没有指望。以前还有人鼓吹“中产阶级形成了,专制就搞不下去了”,可从大陆这些年的演变,我看到的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绝大多数都成了现政权的拥护者,“稳定压倒一切”已经成为统治集团和精英集团的共识,至于在改革中被进一步剥夺了生存权的弱势群体人数虽多,但实力太差,基本不会有任何威胁。因此,在最近发生在胡平和康晓光之间的争论中,我倾向于赞成后者:这样的一种统治,确实不大可能垮台。

在我看来,中国大陆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是盘无解的死棋。民运人士的种种努力,有可能在一些局部取得少许成就,比如当局要是把哪位著名异议人士抓了起来,海外的民运人士奔走一通,也许能够将人救出来。但若想在制度上取得成功,大概是遥遥无期的事。换言之,很多民运人士在我眼里都堪称英雄,但无一例外,都只能算是悲剧英雄。

尽管如此,我仍然在道义上支持民运。原因有三:

首先,民运的参加者固然五花八门、鱼龙混杂,但他们的共同点,是主张中国大陆政治制度民主化。说起来,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并无必然的逻辑关系。以前有民运人士龚小夏发表了《民主和统一》、《关于民主制度的社会允诺》两文,引起一场争论。在我看来,她的意思,无非是说民主不是国家统一富强的充分条件,这点我是赞成的。至于民主是否必要条件,我倾向于是,但也有许多相反的意见,我觉得那些朋友说得也有道理。总之,我希望中国大陆政治制度民主化,其实与希望国家富强没有多大关系,主要是个人的喜好。民运人士的这个诉求对我的胃口,我就支持他们。

在我看来,民运组织的政治诉求,可以分成两个层面,一是希望能够改变国家领导人的产生方式,二是希望能够成为国家领导人。有些反对民运的朋友,往往把两者混为一谈,例如因为不喜欢某些民运领袖的为人,索性连他们的主张也一起否定了。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两回事。当民运人士鼓吹民主选举时,我是无条件支持他们。万一他们真的得手,咱们大陆有了民选总统的一天,究竟选谁,不妨到时候再说。如果真的觉得还是中共官员更称职,自然还可以不选这些差劲的民运领袖。有些网友喜欢说“某某民运人士如果当了权,肯定比共产党还不如”,对这种说法,我觉得未必不对,但如果有人因此就反对民运的政治主张,甚至转而拥护中共,我就不以为然了。

另外,把民运领袖和中共领袖相比较,从而得出“宁要伟光正,不要民运人”的结论,我觉得也有失公平。所谓的民运领袖,不过是些普通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很容易观察,要是干了些坏事,也不大容易隐瞒。说到底,还是他们的实力有限。而中共领袖就不同了,他们干了些什么,往往是国家机密,普通老百姓也搞不大清楚。所以,他们究竟是好是坏,就比较含糊。这就好比打乒乓球,一方发球的时候,手必须放在台面上,这样究竟发的是上旋还是下旋,比较容易判断;而另一方则可以用球台将发球的手挡住,从而增加对手判断的难度。这样的比较,实在是意思不大。我这里当然不是说民运领袖就比中共领袖更好,只是觉得两者其实不太可比。真的要比,也要等到大陆开了党禁报禁,双方平等竞争,同台辩论,狗仔队无孔不入,把两方的糗事都查个一清二楚,才有意义。

我支持民运的第二个原因,在于我相信“两个争权的魔鬼,胜过一个专权的天使”。中共再伟大,民运再不争气,仍然无法使我觉得民运不应该存在,换言之:“权利先于是非”。在我看来,有一帮民运人士挑战中共,总比大家都只能众口一词、歌功颂德要好。比如老邓去世了,爱国同胞大放悲声,颂词如潮,我个人对老邓有些不满,却又说不清楚,这时候有民运人写篇《评邓》,历数老邓做得不对的地方,帮我理清乱麻,出口恶气,总比只能拜读颂词更好。另外,魏京生不过因为写了几篇反共文章,就给抓进大狱关了十几年,我替他觉得冤。如果有民运分子向老美游说,再由后者向中共施压,把老魏弄到美国来,供爱国同胞批判,在我看来,也比让老魏继续蹲大狱更强。

我支持民运的最后一个原因,说起来不大光彩,乃是希望有人替我在前面当出头鸟。正如网上前辈散宜生在大作《感谢“一小撮”》中所说:“共产党是很英明很伟大的,也富有统治经验。毛主席历来说要‘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作个聪明人,你需要‘一小撮’帮你划一条界线,让你可以看清哪儿是便于藏身的‘大多数’。”二十年以前,出国需要严格的政审,像我这样的落后分子,估计没什么戏。等到六四以后,普通青年连参加过游行示威都没关系了,只要别成为被通缉分子就行。现在,如果我像一些聪明的朋友那样,帮着爱党同胞严格要求民运分子,等到真的把民运都给严格垮了,大概就该轮到我们这些落后分子改造思想了。就跟人家说的那样,当初他们抓了共产党,我不吭声;后来他们又抓了犹太人,我还是没吭声;等到他们抓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帮我说话了。

这两年,有机会在网上近距离观察一些民运人士,总的感觉有两条:一是他们的骨头普遍较硬,意志比较坚强。比如有位朋友的经历,令我鼻酸。说实话,我要受了这样的委屈,早就不干民运了。这里顺便说一句,有一些网友喜欢贬低民运人士,说他们主要是学文科的,是因为没有饭辙才干民运的。对这种说法,我心存疑惑。几年前,我曾经在《新闻自由导报》上看到某民运杂志的招工广告,里面提了一大堆条件,比如需要经常加班,要能够经常在强大的压力下工作之类,结果开出的月薪不过千元,我当时觉得这简直是在开玩笑。这样的薪水,我不管是在餐馆端盘子,还是到赌场替人换钱,都可以很轻松地赚到,绝对不需要加班,更没有多少工作压力。因此,我觉得,在这个现实的时代,还肯干民运的,大概不能光是用唯利是图来解释,恐怕还需要有一定的精神追求,对这样的人,我一向是佩服和尊敬的。

对某些民运人士的另一个感觉,就不怎么好了。这种感觉,可以用网上前辈图雅在《砍柴山歌》中的一段话中来表达:

“梁漱溟挑战老毛有一句著名的话: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共产党公开宣称,并且证明了自己没有这个雅量。我感兴趣的是民主派的人有没有这个雅量。什么雅量?就是听取不同意见的这么一个起码的雅量。我发现一些自称民主派的人,其实是不具备民主的基本素养的。对于他们来说,某些问题绝对没有讨论的余地。比如,应当怎样认识老毛?民主对中国到底合适不合适?他们对这些问题的任何进一步探讨都投以怀疑的眼光,觉得探讨的人有为共产党张目而对他们不利的企图。他们表现出来的顽固和不近情理完全类似共产党最僵化的元老对四个坚持表现出来的态度,类似李医生描写的毛的那种‘被迫害妄想症’。

民主派的人不民主,不能不给人带来双重的失望。我看他们给中国民主带来的损失超过他们对这个事业的贡献。

经常听到民主派对批评的一种回答:你为什么不用同样的话去质问共产党?我想回答应当是:因为共产党是共产党,而你不是。”

在我看来,这两种感觉在逻辑上其实是一致的。能够在现在投身民运的,尤其是公开了身份又到网上和蒙面网友交流的,性格上大概都比较强悍,这样的朋友,要求他们在坚持原则的同时注意策略,表现出成熟政治家的风度,也许不是太现实。因此,对于这些网友个别言行的遗憾,并不影响我对他们的尊重和敬佩。

面对无解的死棋,承担不可能的任务,就是我眼中的民运人士。在我看来,他们注定要成为悲剧英雄。但正因为如此,我往往容易忘记他们的种种不足,长留心中的,只有一份不变的敬意。

我是一个庸人,毫无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不可能成为任何民运组织的一分子,但不管形势如何变换,我将始终是中国民运的一个同情者。

下集预告:大中国,小中国
 
毛是个理想的民主主义者,眼光总是放在最下层的人身上,而对于所谓的
压迫“阶级”,以武力的手段去对待。这从老毛的各种运动和后来的反美到
反苏可以体会到。有人说改革开放也有毛的功劳,毛时代中美对话就有苗头
,客观来讲,是不成立的。我看和美国对话为对抗前苏联霸权主义倒很合理,
是老毛反霸权、反压迫的彻底革命精神的延续。因此毛总走极端,造成了很大
的社会危害。

邓和毛截然相反,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发展就是硬道理“。今天刚出了
个“猫”论,明天就出个四项基本原则,打仗也是以大欺小。当年邓在美国接
受CNN采访的时候,手里拿着烟卷,大义禀然地声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
同,资本主义只是一部分人富裕。而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而后中国,一部分
却先富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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