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的有識之士確實沒有立場要求平等，也並不可能要求平等的。中華民國政府怎麼可能要要求要和從開始到現在都還是在武裝叛亂的中國共產黨平等?
這位網賢倒不妨清楚告訴大家時間到底在誰手裡吧?
楼上这位可能与台湾沾边。
不过，虽然你上面这话说的不好听，但你的立场与中国现政府和中国主流媒体基本相同。至少是相近。
仔细读读下面《南方周末》的最新文章：
土改学：划阶级成分
作者：叶匡政
文章出处：南方周末 2007-09-13 12:42
划阶级成分是对所有农民个人生活和思想的一次介入，它破天荒地在农民的头脑
中，将人与人的关系分出“敌、我”界限的阵营，改变了每一个农民看待社会与
个人的方法。这一点不仅让农民从心理上与地主分了家，更是唤起了农民潜藏心
底的权力欲望。一个人的出身和过去贫穷的程度，成为他得到各种社会资源和政
治地位的底牌。
土改看起来改革的是土地，实质上它改变了人心。
人心变了，人与土地、财产、权力的关系才会变。细究起来，土改的头等大事倒
不是“土地还家”，因为“还家”的土地没过几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
的大事是“划阶级成分”，这划定的“阶级成分”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下半辈子
，甚至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划阶级成分简单地说来，就是依据土地占有、是否
劳动、有无剥削这三大标准，将生活在农村中的人，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
贫农、雇农等不同的阶级。这既是土改中变更地权的理由，更成为确立新政权在
乡村中合法性的基础。
虽然有了土地、劳动、剥削这三个标准，但由于执行者颁布相关规定的滞后，各
地出台的办法也大多含义抽象、模糊，使划分阶级的标准在不同地区之间，出现
了很大差异。有时完全靠土改干部随机掌握，落实到各村庄，情况就更加混乱。
华东局五莲县委就总结过：“因为划时缺乏标准，及为过左情绪所笼罩，所以毛
病很多，标准不一。如在经济上的标准，有单按地亩多少、单按自地佃地、单按
生活好差，有过轻微剥削的即是地富，有过贪污盗窃行为的即是恶霸，因经营副
业生活优裕的亦作为地富看待，在穷庄里是普遍的矮子里拔将军，‘找不到阎王
就找鬼’，许多中农被升为地富。在政治上，政治态度好坏亦作为定成分的标准
，如做过坏事的，在顽方、伪方干过事当过兵的，有特务嫌疑的，有恶霸行为的
，和干部关系坏的，阶级成分就上升；关系好的及干部积极分子本身，阶级成分
就下降；有的则挟私报复，有的查三代。”
晋绥区的兴县木栏杆村很有代表性。这个村五十多户，村里有一千多亩地是属于
另一个村子牛姓地主的。村中土地略多的几户，连富农都算不上，其余四十多户
则靠租地耕种。当时晋绥分局的领导听到这样的情况，就启发工作队：全村没有
一户地主，这能说得通吗？划成分不能光看他们的土地占有情况，还要看他们的
政治表现，看他们铺的摊子大小，还要看他们祖辈上干过什么事情，看他们的父
亲、祖父是否曾经有过剥削行为。有了这个指示，工作队划成分就用了查三代的
办法，无论现在怎样，只要其祖父、父亲有过剥削行为，就将其划为破产地主或
破产富农。工作队还创造了一种划成分的新方法，到野外去看农民的祖坟。只要
发现坟墓有围墙、有石碑，就将其后代划为地主或富农。理由是，贫雇农的坟是
立不起围墙、竖不了碑的。就这样，工作队硬是让该村的地主富农占到了全村总
户数的30％。村里挖浮财时，从张拖喜家挖出了200块大洋。这是张拖喜兄弟的血
汗钱，为了积攒这点家底，两兄弟常年辛苦劳作，寒冬腊月还磨豆腐卖，根本谈
不上剥削所得。但因他们在挖浮财时出口伤人，得罪了几位“积极分子”。工作
队便认为，既然村里搞出了八九户地主，就一定有恶霸，于是张氏兄弟被定为“
恶霸地主”。分局领导得知，表扬了工作队，要他们扩大战果。斗争会上，村里
农民了解两兄弟为人，反而求情的居多。最后，只好由一个工作队干部站起来宣
布：“张拖喜、张拖长罪恶累累，他们欺压群众，打骂老百姓，不杀不能平民愤
！搞土改就是要打封建、斗地主，对恶霸分子不能心慈手软。”于是，张氏兄弟
当场被两个“积极分子”执行了枪决。
劳动、剥削标准在具体评判起来确有一定难度，这使得各地在划阶级时，出现了
千奇百怪的情况。苏南松江区的杨川根，单身汉，有自耕田6亩，出租田12亩，本
人60多岁了，不能参加劳动，便因无劳动而被划为地主。扬中县八轿区将一个只
有1.7亩田而没劳动力的老太婆评为地主。无锡县查桥乡蒲锡庆全家4人，仅有7亩
田，因全部雇人耕种，被划为地主。很多地方还把生活作风、人际关系的好坏当
作划阶级的主要标准。苏南武进县万塔乡就是这样，四村杨仲方一贯好嫖，五村
黄耀太好骂人，六村王扶进不肯借东西给人家，七村戴祥林当过伪代表，八村蒋
和尚好赌钱，这些人都被划成了地主。
划阶级成分是对所有农民个人生活和思想的一次介入，它破天荒地在农民的头脑
中，将人与人的关系分出“敌、我”界限的阵营，改变了每一个农民看待社会与
个人的方法。这一点不仅让农民从心理上与地主分了家，更是唤起了农民潜藏心
底的权力欲望。一个人的出身和过去贫穷的程度，成为他得到各种社会资源和政
治地位的底牌。
太行区涉县更乐村，就按照一些贫雇农的意见，搞了一个“八靠八不靠”的标准
，划成分时可按土地、房屋、牲口、农具、内货、摆饰、根底、剥削等八个条件
进行灵活衡量。贫雇农看见谁家的油水大，随便找一个理由，便能给他戴上地主
富农的帽子。一户仅有两亩薄地的石匠，因其祖父的兄弟是前清的探花，被划为
了地主。这个村还对地主富农采取肉体消灭政策，人民法庭共判决了12人的死刑
，其中4人的实际成分只相当中农，而群众认为真正该死的只有2人。杀人的办法
没有一个是用枪毙的，多采取通刺刀、开膛破肚、“砸核桃”等残酷办法。
许多地方还出现了模仿古代官员开堂审案的闹剧。据山东莒南大店区一位庄姓民
兵回忆：“地主家有很多官司服，农救会长穿上官服坐堂，严重的时候惊堂木一
敲，‘给我把耳朵割了！’说用刺刀戳就戳死了，死好几百口子，在北河里死了
不少，吓都吓傻了……为了让地主家妇女说出浮财，把他们往鏊子上烙，刺手指
。”莒南刘家岭村的农救会长回忆过邻村的事：“侍家宅子村有一家弟兄6个，都
当石匠，三年盖了三层炮楼，全家40亩地，在全村地最多，瘸子里拔将军，选出
来了，弟兄6个大人被砸死，小孩被一劈两半。当时提的是有仇报仇，有冤的报冤
。”
划阶级成分可以说彻底变更了农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旧的乡村秩序是以宗
族、学识、财产、声望为根基的，这一切都被“阶级”这个新概念颠覆了。那些
过去主导了乡村社会的地主和富农们，在土改中是被批斗、控诉的对象，其后很
长的一段时间成为被管制、镇压的对象。它不仅摧毁了原来乡村精英的社会与经
济基础，使他们“权威失落、土地被分、声望扫地”，更通过授予不同阶级以差
别各异的政治权力，达到了社会动员与社会控制的目的。划阶级成分，其实是重
组国家权力的第一步，目的就是通过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来显示新政权和以前
穷人的力量。
湖南醴陵县在划分阶级时，就提出要尽量发动农民“扯破脸皮”与地主阶级展开
“面对面无情的”斗争，要求“将地主的屋场变成战场，男斗男，女斗女，男斗
农具，女斗衣，儿童斗儿童”。山东滨海地委提出：“地主一切都是非法不合理
的……实行‘扫地出门’”，“一切照百分之九十农民的意见要求行事，对地主
有生杀予夺之权，任何人不能干涉”。苏南一些地方划阶级，明确规定了“上台
要跪，承认要爬，不服就打”的办法。莒南涝坡区农民喊出的口号则是：“封建
恶霸不是人，是喝血鬼、杀人犯！”“地主财产不合法！贫穷就是理，穷人是大
爷！压迫地主，拥护穷人！”
莒南曲流河村的聂其义当年是地主的义子，也被划为地主。据他后来回忆：“聂
其勋，就是我堂兄，五十多岁了，他也是那天晚上被砸死的。他因为收割庄稼时
，不让人家跟在腚上（后面）拾，（其实）不是不让拾，是收拾完了再让拾。那
不是一条大意见吗？……‘俺饿得了不得，拾零庄稼不让拾’。一点意见上去就
是一棍子，时候大了（事情闹大了）就打死了。”在总结那段历史时，聂其义认
为：“不管大小意见，群众当家嘛，有一个说得砸死，就得砸死。公报私仇，这
个成分厉害。贫雇农有正派的，也有不正派的，大多数是好人，可有几个人在那
里胡乱说话，把他砸死，其他人也不能说不砸死，就得随着。那时候不就是那个
社会吗？贫下中农有说话权利，地主富农有理也不能讲。你要是一说话，把棍子
来上，哪能有说话的权利？那个聂其师，听说头都被砍去了，五骨分尸……”
土改中划阶级的构想，应该说与当时一些村庄的现实是有距离的，阶级差别并没
有存在于中国的每一个村庄。但是，这一场关于“穷－富”、“善—恶”的道德
戏剧，确实在每一个农民的身上都上演了。它所培养的话语、仪式与精神习性，
深深地保存在中国几代人的记忆中，成为以后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源头。
真正的悖论是，土改划阶级本来依据的是土地引起的贫富差别与剥削，但在有这
种差别时，并没有划分出阶级，而在土地被没收、剥削被消灭之后，才有了阶级
的划分。地主失去了土地，才成为“地主”；贫农得到了土地，却被称为“贫农
”。“阶级成分”是在互换了各自的地位之后，被划分出来的。这种森严的阶级
划分，其实是一种权力与身份的虚拟，所以学者黄宗智将它称为一种新型的“种
姓”制度，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只有“种姓”，才会联系历史和血统。华北饶阳
县的杨各庄，在划阶级成分时，因没有活着的地主，工作队便将小孤女宋朵预先
划为地主，虽然她只有几岁。村干部决定，等她长大了，再正式将她定为地主。
她没有从父辈的土地上获得过一点好处，却要因那些土地而蒙受灾难。这个小女
孩的余生，将被看作人民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