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来源：学习时报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美国的全球战略
美国全球战略的再调整
“9·11”后美国对其全球战略作了重要调整，那就是：以“反恐”、防扩散和美国超凡绝伦的实力为基点，以军事力量为主要依托，以“有利于自由的均势”为基本框架，以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为主要手段，以美国的价值观为道义基础，构筑一个自由国际秩序，实现美国“单极霸权的稳定”或建立“新美利坚帝国”的体系，这就是“新美国世纪”或“美国治下的和平”。
在这一等级体系中，美国高踞于金字塔尖，其他地区大国则居于第二层次，一般的国家则处于第三层次，“失败国家”或“无赖国家”垫底，美国的战略目标主要针对“无赖国家”或“失败国家”。这一战略显然已超越了此前实行半个多世纪的霸权战略，美国有人称之为“新帝国”的战略。“新帝国”的战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威胁做出了全新评估，认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是“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目前它所代表的主要力量主要是恐怖分子和“流氓国家”。其次，对于所面临的威胁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第三，在追求美国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更加强调军事手段和军事实力，通过谋求绝对的军事优势，追求所谓绝对安全。第四，强调美国在处理世界事务中的单边主义的“行动自由”，轻视各种国际机制和组织的作用。第五，以“反恐”战争为契机，构建新的大国关系框架，将中国、俄罗斯、印度这样一些美国眼中的体制外大国“整合”到美国领导的“新帝国”的体系中去；减少美国对传统盟友的倚重；在这些大国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使它们更加无法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提出挑战。第六，强调美国的所谓“道德优势”以及对世界的“道义责任”，更加积极地以美国的价值观来规划和改造世界。第七，主张以“自愿者联盟”或“临时联盟”或“议题联盟”代替过去那种固定的军事同盟。第八，对“前沿军事部署”作重大调整，核心内容是增加基地，适当减少海外驻军。在亚太，美军的“前沿部署”线南移，部署重点从西太平洋第一岛屿链后撤至以关岛为核心基地、以澳大利亚来后援基地、以东南亚为重心的第二岛屿链；从中东、中亚到东南亚的弧形地带，通过驻军伊拉克和中亚，将沙特的驻军分散至海湾诸小国，加强在东南亚的基地网，保持对伊朗、叙利亚的威慑及对东南亚的控制；在欧洲，将驻德美军移至波兰、捷克和罗马尼亚等靠近东欧和巴尔干的前沿。
3月24日，一名波兰反战人士手举“乔治·布什是头号恐怖分子”的标语牌参加在首都华沙的游行活动。波兰各界群众近千人当天下午在华沙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出波兰军队，反对在波兰建立美国导弹防御基地。新华社记者徐玲德摄
“新帝国”战略源于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新帝国战略的一次实践和检验，美国的“政权更迭”的目标表面上实现了，但由于美军在军事行动结束后无法稳定伊拉克局势，美国在伊拉克正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国内反战的呼声越来越高，伊拉克战争被指劳民伤财，源源不断地有士兵在战后的伊拉克牺牲；而在投入伊拉克的资金好像是个无底洞，国会民主党人强烈要求撤军，年底布什政府不得不象征性地从伊拉克撤军近三万人，这一数字恰好是年初以“巨浪”(surge)战略行动为名增兵的人数。
其实，伊拉克战争从一开始就是强打的战争。首先，美国出兵的理由是摧毁萨达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后被证明经过十年制裁伊拉克根本没有这样的武器；其次，伊拉克战争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甚至没有得到多边组织（如北约）的批准，法国和德国两个盟国极力反对，美国因为一意孤行，执意要进行这样一场战争，而使跨大西洋联盟陷入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其三，这是一场典型地体现了“新帝国”三原则的战争：先发制人、单边主义和政权更迭。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美国在骄狂的状态下犯了傲慢自大的错误：自以为会被当作是“解放者”，其实却被当作是“侵略者”；自以为可以在一夜之间让伊拉克社会脱胎换骨，结果旧有的部族、宗教、区域矛盾沉渣泛起，稳定伊拉克成为一个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在伊拉克陷得越深，它解决世界上其他问题的能力越受到削弱。因此，2003年当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美国并没有继续采用单边主义，而是求助于中国，通过多边会谈来解决朝核问题，其他如伊朗核问题、中东问题，美国都不得不寻求多边的方式来解决。
因此美国对于全球战略的调整实际上早在进行中：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只在伊拉克试验过一次，迄今尚未收场；而政权更迭也是有心无力，美国不可能再用武力来强力推行民主，最多不过是靠一些“软力量”来促进“颜色革命”，但曾经在2004年轰轰烈烈的革命如今也褪了颜色，2005年在巴勒斯坦的民主选举被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哈马斯上台，这让美国始料未及，哭笑不得，至今也没有承认哈马斯政府。曾经让美国引以为道德优势也因为美军在伊拉克阿布格布监狱的虐囚丑闻和关塔那摩的行为而信誉扫地。美国认识到，民主是从一个社会内部产生的，而不是靠外力可以强加的，美国的做法说好听点是“天真”，说不好听点是不自量力。美国总认为，德国模式或日本模式可以泛之四海而皆准，但实际情况千差万变。美国现在的外交是：民主热情退却，稳定的需要压倒一切。也难怪，2006年中期选举后，布什立即就让拉姆斯菲尔德走人。一些温和务实的外交人士取代美国的“火神派”重新掌握美国的外交决策权。
由于布什政府已进入倒计时，2008年大选在即。可以预料，无论哪一个政党的候选人当选，美国的全球战略还会做进一步的调整。但从目前几位候选人的外交言论及一些思想库提供的政策建议书来看，“9·11”以来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些基本内核仍会保留：以反恐/防扩散为核心，以美国超凡绝伦的实力为基点，以军事力量为主要后盾；经济上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开拓美国的海外市场和能源供应；以“有利于自由的均势”为基本框架，构筑一个自由的国际秩序，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任何敌对的大国，尽可能地延长美国的霸权、避免美国过早地衰落。譬如民主党两位热门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都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领导地位，他们与布什的不同主要是方法的不同：更强调多边主义、国际机制、联盟体系和大国协调。
构建新型伙伴关系：
崛起的中国与孤独的超级大国美国
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昭示了新帝国主义的衰落，但决不是美国的衰落。美国的“软实力”虽然比伊拉克战争前有所下降，但在世界上仍然首屈一指。美国的“硬实力”更是遥遥领先，无论是经济力量还是军事力量都远远地超过紧随其后的国家。由于遍布全球的利益以及拥有最强大的战略力量和全球干涉能力，美国是世界安全中最重要的因素。美国全球战略的再调整也势必对我国的安全形势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应该承认，“9·11”事件及“9·11”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新的机遇，这对于两国来说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正如郑必坚所说，如果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仅靠第三方的因素来维持，那就显得太薄弱、太可怜了！中美关系的新机遇应该从中美两国自身的发展来寻找：中国方面通过融入国际社会，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和平发展道路，使自己得到发展，同时使别国也得到发展。中国虽然期待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但对现存的国际体制并没有提出挑战，中国是现存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因此中国是现存体系的维护者而不是革命者。而美国虽然是世界上仅存的唯一超级大国，它力量确实强大，但并没有强大到包打天下，无所不能的地步，因此它在许多国际问题上还需要中国的合作和帮助，这就是佐利克在2005年9月所说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意思。美国虽然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仍有怀疑，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仍然有不确定性，但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上的一个共识是：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遏制的。美国的决策精英也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合作及协调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如里根时期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克林顿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牵头的“普林斯顿报告”认为，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划时代的事件之一……中国已步入迅速获取历史上大国地位的道路，这份报告建议美国要在东亚与中国积极竞争地区影响，但这种竞争要限制在和平的范围之内；阿米蒂奇第二份报告“美日联盟：让亚洲顺利度过2020年”则称美日联盟对于抵消中国崛起的影响至关重要，由于中国的未来不确定，因此美国对华的最好战略就是“两面下注”（“Hedgestrategy”，即温和地接触加防范）；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报告则建议，进一步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这样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使中国更好地遵守安全、贸易、金融和人权方面的国际规范。
郑必坚：“和平崛起”同“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目前的国际体系不同于以往的国际体系，它具有如下特征：（1）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发展迅猛，地区力量日益整合，各国间相互依赖加强。（2）尽管多极化的力量不断壮大，但多极化新格局的最终形成尚待时日，“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还将维持一段时间。（3）单极与多极力量之间的较量表明目前的国际体系结构带有过渡性的特点。（4）无论是在应对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和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方面，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如防止核扩散、反恐、反毒品、全球变暖、能源问题、流行病扩散。（5）国际组织越来越多，作用越来越大。全球化的发展和随之日益强化的相互依赖性推动了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国际组织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从联合国、八国集团、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再到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如亚太经合组织、东盟、欧盟等，变得愈加活跃。（6）随着信息技术和其他高科技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像“地球村”。地方政治、一国政治越来越与全球政治关系密切。在这样新的体系下，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与美国的全球战略之间能找到更多的利益汇合处：美国需要中国在反恐、不扩散、全球和地区安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领域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则从现实主义的务实态度出发，需要融入和利用现存的、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体系，获取资金、技术和海外市场，为本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还需要一个主要由美国担保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当然，地缘政治的考虑和意识形态的偏见都会使美国在面对中国的崛起时抱有疑虑，尤其是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导致美国霸权的衰落。
为避免此种现象的发生，对中美双方而言，最佳的方式是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上都玩双赢的游戏而不是零和的游戏：如在双边贸易关系中，不要将贸易问题政治化，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尽管中美贸易关系中存在着一些磨擦，但不要将它升级为互相报复的贸易战，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贸易战的结果只会是损人不利己。另外，中美双方在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方面有共同利益，因此中美要促进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又譬如在地区层面上，中美在维护亚太和平与安全方面负有重要责任，中美在朝核问题的合作有利于朝核问题和平解决；中美共同阻止“台独”势力，这对于维护台海稳定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全球层面，“9·11”事件之后，中美在一些全球热点问题上进行了比较好的协调、配合，其中包括协调印巴冲突、参与阿富汗战后重建、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协作、以及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协调。这些协调和配合在稳定中美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美国对华态度向积极的方向转变。美国的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中美关系的好坏将决定未来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希拉里在最新一期《外交》杂志发表了全面的外交政策，称“美中关系将成为本世纪全球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表示将推进积极的对华外交，称美中有可能完成的事众多。如此看来，明年大选无论是民主党人胜出还是共和党人胜出，美中关系都会平稳地向前发展。
总之，在21世纪新的国际环境中，崛起的中国与孤独的超级大国美国之间应该而且也可以构建新型的伙伴关系，因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就是继续维持美国的霸权或世界领导权，而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一再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样中美之间的争霸战就打不起来，因为中国根本不想去争霸。虽然从逻辑上是这样讲，但美国人并不会这样去想。因此，通过战略对话，加强互信，解放思想，转变思维方式，才能使中美关系朝着有利于两国、有利于亚太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方向发展。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美国的全球战略
美国全球战略的再调整
“9·11”后美国对其全球战略作了重要调整，那就是：以“反恐”、防扩散和美国超凡绝伦的实力为基点，以军事力量为主要依托，以“有利于自由的均势”为基本框架，以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为主要手段，以美国的价值观为道义基础，构筑一个自由国际秩序，实现美国“单极霸权的稳定”或建立“新美利坚帝国”的体系，这就是“新美国世纪”或“美国治下的和平”。
在这一等级体系中，美国高踞于金字塔尖，其他地区大国则居于第二层次，一般的国家则处于第三层次，“失败国家”或“无赖国家”垫底，美国的战略目标主要针对“无赖国家”或“失败国家”。这一战略显然已超越了此前实行半个多世纪的霸权战略，美国有人称之为“新帝国”的战略。“新帝国”的战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威胁做出了全新评估，认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是“激进主义与技术的结合”，目前它所代表的主要力量主要是恐怖分子和“流氓国家”。其次，对于所面临的威胁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第三，在追求美国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更加强调军事手段和军事实力，通过谋求绝对的军事优势，追求所谓绝对安全。第四，强调美国在处理世界事务中的单边主义的“行动自由”，轻视各种国际机制和组织的作用。第五，以“反恐”战争为契机，构建新的大国关系框架，将中国、俄罗斯、印度这样一些美国眼中的体制外大国“整合”到美国领导的“新帝国”的体系中去；减少美国对传统盟友的倚重；在这些大国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使它们更加无法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提出挑战。第六，强调美国的所谓“道德优势”以及对世界的“道义责任”，更加积极地以美国的价值观来规划和改造世界。第七，主张以“自愿者联盟”或“临时联盟”或“议题联盟”代替过去那种固定的军事同盟。第八，对“前沿军事部署”作重大调整，核心内容是增加基地，适当减少海外驻军。在亚太，美军的“前沿部署”线南移，部署重点从西太平洋第一岛屿链后撤至以关岛为核心基地、以澳大利亚来后援基地、以东南亚为重心的第二岛屿链；从中东、中亚到东南亚的弧形地带，通过驻军伊拉克和中亚，将沙特的驻军分散至海湾诸小国，加强在东南亚的基地网，保持对伊朗、叙利亚的威慑及对东南亚的控制；在欧洲，将驻德美军移至波兰、捷克和罗马尼亚等靠近东欧和巴尔干的前沿。
3月24日，一名波兰反战人士手举“乔治·布什是头号恐怖分子”的标语牌参加在首都华沙的游行活动。波兰各界群众近千人当天下午在华沙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出波兰军队，反对在波兰建立美国导弹防御基地。新华社记者徐玲德摄
“新帝国”战略源于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新帝国战略的一次实践和检验，美国的“政权更迭”的目标表面上实现了，但由于美军在军事行动结束后无法稳定伊拉克局势，美国在伊拉克正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国内反战的呼声越来越高，伊拉克战争被指劳民伤财，源源不断地有士兵在战后的伊拉克牺牲；而在投入伊拉克的资金好像是个无底洞，国会民主党人强烈要求撤军，年底布什政府不得不象征性地从伊拉克撤军近三万人，这一数字恰好是年初以“巨浪”(surge)战略行动为名增兵的人数。
其实，伊拉克战争从一开始就是强打的战争。首先，美国出兵的理由是摧毁萨达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后被证明经过十年制裁伊拉克根本没有这样的武器；其次，伊拉克战争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甚至没有得到多边组织（如北约）的批准，法国和德国两个盟国极力反对，美国因为一意孤行，执意要进行这样一场战争，而使跨大西洋联盟陷入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其三，这是一场典型地体现了“新帝国”三原则的战争：先发制人、单边主义和政权更迭。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美国在骄狂的状态下犯了傲慢自大的错误：自以为会被当作是“解放者”，其实却被当作是“侵略者”；自以为可以在一夜之间让伊拉克社会脱胎换骨，结果旧有的部族、宗教、区域矛盾沉渣泛起，稳定伊拉克成为一个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美国在伊拉克陷得越深，它解决世界上其他问题的能力越受到削弱。因此，2003年当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美国并没有继续采用单边主义，而是求助于中国，通过多边会谈来解决朝核问题，其他如伊朗核问题、中东问题，美国都不得不寻求多边的方式来解决。
因此美国对于全球战略的调整实际上早在进行中：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只在伊拉克试验过一次，迄今尚未收场；而政权更迭也是有心无力，美国不可能再用武力来强力推行民主，最多不过是靠一些“软力量”来促进“颜色革命”，但曾经在2004年轰轰烈烈的革命如今也褪了颜色，2005年在巴勒斯坦的民主选举被美国认定的恐怖组织哈马斯上台，这让美国始料未及，哭笑不得，至今也没有承认哈马斯政府。曾经让美国引以为道德优势也因为美军在伊拉克阿布格布监狱的虐囚丑闻和关塔那摩的行为而信誉扫地。美国认识到，民主是从一个社会内部产生的，而不是靠外力可以强加的，美国的做法说好听点是“天真”，说不好听点是不自量力。美国总认为，德国模式或日本模式可以泛之四海而皆准，但实际情况千差万变。美国现在的外交是：民主热情退却，稳定的需要压倒一切。也难怪，2006年中期选举后，布什立即就让拉姆斯菲尔德走人。一些温和务实的外交人士取代美国的“火神派”重新掌握美国的外交决策权。
由于布什政府已进入倒计时，2008年大选在即。可以预料，无论哪一个政党的候选人当选，美国的全球战略还会做进一步的调整。但从目前几位候选人的外交言论及一些思想库提供的政策建议书来看，“9·11”以来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些基本内核仍会保留：以反恐/防扩散为核心，以美国超凡绝伦的实力为基点，以军事力量为主要后盾；经济上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开拓美国的海外市场和能源供应；以“有利于自由的均势”为基本框架，构筑一个自由的国际秩序，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任何敌对的大国，尽可能地延长美国的霸权、避免美国过早地衰落。譬如民主党两位热门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都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领导地位，他们与布什的不同主要是方法的不同：更强调多边主义、国际机制、联盟体系和大国协调。
构建新型伙伴关系：
崛起的中国与孤独的超级大国美国
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昭示了新帝国主义的衰落，但决不是美国的衰落。美国的“软实力”虽然比伊拉克战争前有所下降，但在世界上仍然首屈一指。美国的“硬实力”更是遥遥领先，无论是经济力量还是军事力量都远远地超过紧随其后的国家。由于遍布全球的利益以及拥有最强大的战略力量和全球干涉能力，美国是世界安全中最重要的因素。美国全球战略的再调整也势必对我国的安全形势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应该承认，“9·11”事件及“9·11”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新的机遇，这对于两国来说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正如郑必坚所说，如果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仅靠第三方的因素来维持，那就显得太薄弱、太可怜了！中美关系的新机遇应该从中美两国自身的发展来寻找：中国方面通过融入国际社会，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和平发展道路，使自己得到发展，同时使别国也得到发展。中国虽然期待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但对现存的国际体制并没有提出挑战，中国是现存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因此中国是现存体系的维护者而不是革命者。而美国虽然是世界上仅存的唯一超级大国，它力量确实强大，但并没有强大到包打天下，无所不能的地步，因此它在许多国际问题上还需要中国的合作和帮助，这就是佐利克在2005年9月所说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意思。美国虽然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仍有怀疑，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仍然有不确定性，但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上的一个共识是：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遏制的。美国的决策精英也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合作及协调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如里根时期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克林顿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牵头的“普林斯顿报告”认为，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划时代的事件之一……中国已步入迅速获取历史上大国地位的道路，这份报告建议美国要在东亚与中国积极竞争地区影响，但这种竞争要限制在和平的范围之内；阿米蒂奇第二份报告“美日联盟：让亚洲顺利度过2020年”则称美日联盟对于抵消中国崛起的影响至关重要，由于中国的未来不确定，因此美国对华的最好战略就是“两面下注”（“Hedgestrategy”，即温和地接触加防范）；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报告则建议，进一步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这样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使中国更好地遵守安全、贸易、金融和人权方面的国际规范。
郑必坚：“和平崛起”同“和平发展”是一回事
目前的国际体系不同于以往的国际体系，它具有如下特征：（1）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发展迅猛，地区力量日益整合，各国间相互依赖加强。（2）尽管多极化的力量不断壮大，但多极化新格局的最终形成尚待时日，“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还将维持一段时间。（3）单极与多极力量之间的较量表明目前的国际体系结构带有过渡性的特点。（4）无论是在应对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和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方面，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如防止核扩散、反恐、反毒品、全球变暖、能源问题、流行病扩散。（5）国际组织越来越多，作用越来越大。全球化的发展和随之日益强化的相互依赖性推动了主要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国际组织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从联合国、八国集团、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再到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如亚太经合组织、东盟、欧盟等，变得愈加活跃。（6）随着信息技术和其他高科技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像“地球村”。地方政治、一国政治越来越与全球政治关系密切。在这样新的体系下，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与美国的全球战略之间能找到更多的利益汇合处：美国需要中国在反恐、不扩散、全球和地区安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领域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则从现实主义的务实态度出发，需要融入和利用现存的、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体系，获取资金、技术和海外市场，为本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还需要一个主要由美国担保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当然，地缘政治的考虑和意识形态的偏见都会使美国在面对中国的崛起时抱有疑虑，尤其是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导致美国霸权的衰落。
为避免此种现象的发生，对中美双方而言，最佳的方式是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上都玩双赢的游戏而不是零和的游戏：如在双边贸易关系中，不要将贸易问题政治化，不要搞贸易保护主义；尽管中美贸易关系中存在着一些磨擦，但不要将它升级为互相报复的贸易战，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贸易战的结果只会是损人不利己。另外，中美双方在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方面有共同利益，因此中美要促进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又譬如在地区层面上，中美在维护亚太和平与安全方面负有重要责任，中美在朝核问题的合作有利于朝核问题和平解决；中美共同阻止“台独”势力，这对于维护台海稳定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全球层面，“9·11”事件之后，中美在一些全球热点问题上进行了比较好的协调、配合，其中包括协调印巴冲突、参与阿富汗战后重建、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协作、以及在伊朗核问题上的协调。这些协调和配合在稳定中美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美国对华态度向积极的方向转变。美国的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中美关系的好坏将决定未来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希拉里在最新一期《外交》杂志发表了全面的外交政策，称“美中关系将成为本世纪全球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表示将推进积极的对华外交，称美中有可能完成的事众多。如此看来，明年大选无论是民主党人胜出还是共和党人胜出，美中关系都会平稳地向前发展。
总之，在21世纪新的国际环境中，崛起的中国与孤独的超级大国美国之间应该而且也可以构建新型的伙伴关系，因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就是继续维持美国的霸权或世界领导权，而中国和平发展战略一再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样中美之间的争霸战就打不起来，因为中国根本不想去争霸。虽然从逻辑上是这样讲，但美国人并不会这样去想。因此，通过战略对话，加强互信，解放思想，转变思维方式，才能使中美关系朝着有利于两国、有利于亚太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