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人民民主才可化解中国未来群体暴力抗争

[micemice]

前几天我写了篇很短的文章，叫“中国到了群体暴力反抗高峰期”，此文很短，发在“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网”上，有兴趣的朋友，若不嫌弃文字拙劣，不妨一读。我之所以做出“群体暴力反抗高峰期”的判断，原因一，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地方官权越来越大，挤占了民权对官权的监督制约空间，堵塞了民众和平反抗和和平投诉、维护民权的基本渠道，积压的社会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而且，在地方官权恶意膨胀的情况下，官、民矛盾，劳、资矛盾，阶级矛盾越来越严重。原因二，由于制度性原因和地区差异原因，贫富差距、地区差距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缩短，相反，在平均增幅意义上差距越拉越大，劳、资矛盾，管理层与被管理层的矛盾日趋严峻，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原因三，地位官员为获取更多不当利益、非法利益，在官权不能公然使用的情况下，官权与黑社会相互勾结，地方权力黑化严重，到了直接威胁共和国生命的地步。如，贵州省省委书记石宗源与平民百姓的对话中不敢说话，平民不敢说话不是怕黑社会，而真正怕的是官权与黑社会的相互勾结。不知道石书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官权黑化是地方政权之癌，是毁灭共和国的最大毒瘤。当然，这不是一个瓮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毒瘤不除，政息人亡的悲剧就必然会发生。原因四，权力资本化、资本黑社会化十分严重。当然，你如果想调查清楚此类现象是根本不可能的，只能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原因五，西方反华势力、资本势力与国内官僚资本阶层相互勾结，遥相呼应，为出卖经济主权寻找理论根据，并且，出卖经济主权的速度正在加快。原因六，房产上涨水平超越收入水平成千上万倍，而股市国内、外的双价制，逗引得外国资本无法不疯狂到中国股市来白捞白拿，不论是房产还是股市，在涨跌之间，造就亿万富翁的同时，也顺手把民间散落的积蓄洗劫一空，制造出政府与民众的巨大矛盾。原因七，地方官员的执政理念与民众的向往和利益尖锐对立，势同水火，导致了上海袭警案、瓮安群体暴力抗争事件的发生。但问题还不在已经发生的重大事件本身，而在于官员对造成这类恶果起因的本质认识，也就是说，是站在民众维权的立场上认识起因，还是站在官、民对立的立场上认识问题，这才是问题的重中之重，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类似的恶性案件还会继续发生。正因为中国有以上七大原因，我才做出了“中国到了群体暴力反抗高峰期”的判断。　　

群体暴力反抗高峰期的到来，既有不好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是导致社会动荡，损失惨重，但好的一面也不是没有，有，并且以此为代价，推动社会对问题的重新认识、重新定位，最终使执政者明白，只有执政为民，从民权、民利的角度看取问题，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反之，民众没有和平斗争的权利，就会趁人不备，使用暴力抗争的权利，最终导致政息人亡的结果。我以为，于其用压制的办法维持社会表面的稳定，一任孕育、积累全国性的更大的暴力抗争，不如尽快建构和平斗争的机制平台和人民民主的制度机制，使社会在和平斗争过程中形成良性互动机制。　1956年11月15日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毛泽东为什么不怕？不是因为他站在上街的群众对立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上街的群众立场上，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自己的立足点、出发点和落脚点。试想，如果他站在上街的群众的对立角度，调动警察，暴力镇压，他会不会怕不要命的民众呢？我想，他一定会怕的，而他不怕的原因，就在于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是他看取问题、思考问题的立足点、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还说，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毛泽东只所以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的原因，就在于他深刻洞悉了，如果人民群众不革掉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的人，这些人继续对群众压迫，最终必然导致政息人亡。或许，　俞可平　先生基于这种认识，才撰文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因为，只有人民拥有民主权利，才能革掉那些压迫人民的人的职，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纯洁。因而他又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民主是共和国的生命。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未来解决群体暴力抗争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建构全民平等的民主制度，确保人民民主的长效性，同时确保人民群众对政治经济的参与权、管理权和分享权。　　

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孜孜以求，求索一生的梦想，同样也是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共同的求索，但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毛泽东驾归仙界，这个梦想离中国人民越来越远，还好的是，胡、温新政后，这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梦想，又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出现了两种民主观点，一种民主观点认为，中国应该走人民民主，也既马克思的自由民主道路，也既是毛泽东所说的大民主，人民群众平等的参与、管理和分享政治经济的民主权利，因为，这既符合国情，又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世界的灾难，毛泽东在中国的出现，则是中国的灾难，所以，中国必须走资本民主的道路，因为，资本民主的道路是普世价值，而马克思的自由民主则不是普世价值。对于少数资本精英和权力精英来说，不论是马克思的民主，还是毛泽东的大民主，确实是一场灾难，因为，在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民主那里，资本和精英特权均是被限制、被反对的对象，也既革职的对象。毛泽东说是革命，我则认为，毛泽东的革命其实是革职，而不是革命。按照中国对革命一词最古老的说法（易经中革卦），革命一词有两重含意，一重含意是推翻、杀头，另一重含意则是脱胎换骨，从精神到思想上重新做人。毛泽东的革职，扔掉了前一重含意，保留了最后一重含意。从中国历史上看，毛泽东通过革职达到思想精神革命的目标是失败了，因为革职后的人们并没有从思想精神上来一场真正的革命，而法国的大革命，虽然杀了好多人，但法国的代价却教育了法国及西方的后人，使之再也不敢轻言否定革命，因为，否定革命就意味重新付出代价。再进一步说，法国及西方人清楚，否定革命就是否定平民的基本权利，而否定平民的基本权利则意味着平民的和平反抗和暴力反抗。而这，也是西方国家为什么总是在暴力反抗前，资本方和精英方能够妥协的原因。中国会不会风起云暴力反抗？我看会的，因为，“精英”阶层扼阻了和平斗争的一切通道，而且站在与人民为敌的立场上，继续以压迫、剥削人民群众为乐事、为中国的发展之道，由此可知，不发生暴力反抗纯属偶然，暴力反抗则实属必然。有一种现象值得人们关注，这种现象就是，有人一提普世价值津津乐道，什么自由、民主、法治、博爱，说得头头是道，令人为之心动，但问题是，乐于大谈自由民主的人，一接触到实际问题，比如人民自由民主权利问题的时候，他们一是避而不谈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二是谈了，但他们认为人民群众是一群暴民，只能给人民群众老实听话的权利，不能给人民群众自由民主的权利，更不能给人民群众和他们平等的权利，因为人民群众和他们的权利平等了，就没有特权了，没有特权就不“精英”了。在中国，那些自诩为“精英”的“精英”们，其实死死扼守的只是特权，手里有特权，于是就“精英”了，而那些被他们斥为不是精英的精英才是真正的精英，他们之所以训斥那些精英不是精英，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那些不是精英的精英是人民的精英。试想，一个敌视平民阶层、无神平民利益的“民主精英”，怎么会为人民群众构建人民群众的自由民主制度呢？说穿了，他们要构建的自由民主制度，就是个特权阶层的自由民主制度，而特权阶层的自由民主权利越多，人民群众的自由民主权利就越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被人称为道德金律，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称这句话为道德金律的人，如果扪心自问，你劝别人当奴隶，你当老爷，其实如果让你当奴隶别人当老爷的时候，你也会反抗，到那时你才真正懂得道德金律的真正含意，你才知道平等对于任何生命来说是多么重要。　　

其实，说到底，中国人民主观念的矛盾与冲突，表面上看仅仅是个民主观念的问题，但如果深究一下，人们不难发现，这个所谓的民主观念的矛盾，其本质就是以人民群众的权利、利益为民主的核心内容，还是以权贵精英的权利和利益为民主的核心内容的问题。这个问题，自中国共产党诞生那天开始，就一直是社会斗争的焦点，由此可知，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的中国依旧是这样。那种左派是反民主法治的论调，不过是一种蛊惑民心、达到资本民主目的而已。再进一步说，左派要的民主是以人民权利和人民利益为核心内容的民主与法治，要的是具有自主、自强、自爱同时也爱世界人民精神的民主与自由，要的是平等的国际关系和国与国之间平等的利益权利，并不容任何强国随意侵犯主权经济和主权空间，而右派则要的是资本的民主和资本的自由，要的是兽化价值和与强国之间的拱手让利，至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只要有碍于自己和强国的利益，都可以弃之若履。由此可知，中国未来的形势将越来越严峻，越不令人乐观，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如果有压迫而没有反抗，就没有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