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呼吁征收中国人“呼吸税” 每人每月20元保生态

-吾本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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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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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报道 (记者 范如石 通讯员 张永建 柯琳):“昨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森林城市论坛上,中科院院士蒋有绪呼吁,政府可以考虑对企业甚至排放二氧化碳的市民征收生态税。”“蒋有绪认为,居民生活在地球上作为二氧化碳的排放者,应该为节能减排付出代价,‘可以考虑让市民每个月买20块钱的生态基金’”。

记得有幅对联:“自古未闻屎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过去只是把这当作个笑话听,没想到如今有人竟然越过了屁,直接收喘气税了。是个活人,就得喘气,所以所谓个人生态税,就是人头税了。真应了同样是“院士”的一位“物理学家”的话:谁让你不幸生在今天的中国呢?在蒋院士眼里,这些生活在中国的老百姓(当然不包括他本人了)个个都是破坏生态的有罪之人,他们活在中国就挺不应该的了,千不该万不该,他们更不该在活的时候还要喘气!听人说美国有句谚语: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蒋院士大概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进一步地发挥了中国的特色,将这句话与时俱进为:世界上没有免费的空气。

我真后悔啊,我不该在不久前写那么一段话:“都说现在的‘主流’特别擅长‘解放思想’,要我说‘解放’得还远远不够。如果把全国的淡水都私有化了,那可不是几万亿,而是几亿亿啊。要是再进一步,将中国领空的空气也全部私有化了,那可是个天文数字,十三亿人民该是多富有啊!”当时就有网友说,说不定你还真的提醒他们收空气税呢。我不想抢蒋院士的“知识产权”,我就想让读者知道,我那是打个比方,将来政府要是真收喘气税了,该发奖还是该搧嘴巴,你们去找蒋院士,千万别找我啊。

地球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是因为人喘气造成的?是个会喘气的人都不会这么想。二氧化碳的大量增加,是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造成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自然是要在环保工业和环保汽车上下工夫了。从工业特别是汽车制造商那里的收一点生态税,是有可能促使他们在环保上加大一点投资。用税收的办法能改变人的代谢和呼吸的生理过程吗?穷人能为了每月省二十块钱就少呼吸了?蒋院士,您有愚蠢的权力,但您不该愚蠢得让人目瞪口呆!

当然,都当到院士了,肯定不应该是个存心露蠢的人。我想,蒋院士也知道他无法让人们为了省钱就不喘气。他的提议是在森林城市论坛上作出的,本意应该是给政府出谋划策,以增加城市森林覆盖面为借口,编个理由从老百姓手里敛钱。也是,你老百姓可以小病硬抗、大病等死不进医院,你可以买不起房和父母挤在一起,你可以上不起学当文盲,你甚至可以吃不起肉只吃水煮白菜,但你不能不“消费”空气!每人每年240元,十三亿每年就是3120亿!多富有创造性的设想啊!

蒋院士,看样子,您不仅是一个为政府分忧的好“专家”,而且还是一个为万代子孙着想的好“古人”。我给您提个建议:申请一笔科研经费,不用做任何研究,就用这笔钱到日本、美国和欧洲各国走走。去看看日本造一次性筷子的木头是从哪里来的,去看看美国许多商家造家具和盖房子的木头是从哪里来的,去看看外国书店里那些精装的书都是在哪里印的。其实,我这是为了给您找个出国旅游的机会,您不去都可以知道,我告诉您,他们大部分是从中国来的!在您老先生忙着为政府排忧解难,筹措绿化的钱粮的时候,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家”们为了“发展”这个“硬道理”,每天都在大肆破坏着中国的环境、正在“卖祖宗的田、吃子孙的饭”!您要是真的关心地球的生态和中国的环境,就去做点正经事,督促政府和“企业家”们真正落实他们天天喊在嘴上的“科学发展观”,而不是放这种现在还不收税的屁!

院士呼吁征收“呼吸税” 每人每月20元保生态
 
投票结果
·你是否同意蒋有绪院士提出的“每人为呼吸每月交20元生态税”的建议? (得票数:73983)
A、同意,征税用于治理全球气候变暖; 2.94% 2178票
B、反对,连呼吸都要交税,没有一点空间了; 52.66% 38962票
C、强烈建议按肺活量大小交税 44.4% 32843票
投票起止时间:2008-11-19 至2008-11-26
 
热门评论12345...下一页
网易广东广州网友 ip:218.107.*.*: 2008-11-19 11:45:03 发表
在路边撒尿浇花灌溉有没有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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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江苏淮安网友 ip:117.95.*.*: 2008-11-19 11:53:55 发表
我吸入了被污染的空气有没有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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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新疆乌鲁木齐网友 ip:220.171.*.*: 2008-11-19 12:02:54 发表
网易江苏镇江句容网友(222.186.*.*) 的原贴:
这种院士不如去死吧

我建议按职称级别或行政级别交税: 普通公民每人1元/年; 院士或科级以上每人10万/年, 其他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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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财经调查
你是否同意蒋有绪院士提出的“每人为呼吸每月交20元生态税”的建议?

A、同意,征税用于治理全球气候变暖;
B、反对,连呼吸都要交税,没有一点空间了;
C、强烈建议按肺活量大小交税
【投票结果】
本投票起止时间:
2008-11-19 至 2008-11-26



互动:帮我们的专家们想想还有那些名目可以征税!》》 (本文来源:南方网 作者:范如石 张永建 柯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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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国度,养育的就是这样的专家!

“自古只闻屎无税,如今只剩屁无捐”,抨击揭露的是旧社会苛捐杂税众多,民不聊生的状况。如今的“盛世”中,院士专家们呼吁征收“呼吸税”,以后的学者专家们继续创新,难道不会呼吁征收“屁税”和“屎税”?

当一个国家荒谬的事情越来越多,那意味着什么?

“呼吸税”,牛叉!

以前挺同情这帮人被弄成什么牛鬼蛇神,现在看,还真像是一帮牛鬼蛇神。

物价上涨对老百姓生活影响不大
下岗职工是社会财富
自行车的污染比汽车更大
征税点太高剥夺了低收者的纳税荣誉
活到90岁凭什么拿30年退休金?

这又来个喘气税,妖呀。

“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比旧的地主资本家还要凶恶一百倍!”超过旧社会了,呼吸要征税,走路要征税,以后蹲马桶也要征税,说话也要征税

看来毛润之先生还是非常伟大非常有远见的,不仅能够从秦始皇的角度,更能够从现实角度看透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

中科院院士建议向市民征收每月20元生态税(图)
沈彬:除了生态税还应征放屁税
邹云翔:生态税优化比加征更紧迫
单士兵:高税负之下呼吁征收生态税令人反感
 
丁 东:当今中国的学术生态环境
时间:2008年10月16日 作者:丁 东 来源:天益社区

进入新千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学术腐败愈演愈烈。吴迪说,不想在猪圈里生活。但中国学术界大有猪圈化的趋势。许多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之痛心疾首。我想围绕发生这种现象的制度原因,谈三点意见,抛砖引玉,供大家讨论。

A,谈谈当代中国学术生态变化的基本轨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术生态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其特点是结束了民国时代学术相对独立的体制,建立了以党治学,以毛泽东的意志为无上权威的体制。毛泽东不但要做秦始皇,而且要做孔夫子,要集政治领袖和思想文化领袖于一身。在他当政期间,实现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专政。中国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不论文、史、哲、经、政,基本上是独尊毛术的局面。有些学科,如社会学,干脆取消。中国的学者,不但不允许有独立的政治立场,也失去了自主的谋生手段,失去了自由思想的空间。治学的天地越来越窄。御用文人成为学者的成功之道。

第二个阶段,从毛泽东去世,到1989年,中国学术出现了一次中兴。平反冤假错案,使知识界走出恐惧。真理标准讨论,让学人开始挣脱对领导人的思想依附。八十年代虽然反反复复,一年松一年紧,但学术界总体上是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与人类文明的主流接轨。谁挨批谁受同情谁光荣。老的学科出现了新的观点,被取消的学科迅速恢复,涌现了新的学派,比如走向未来学派。

第三个阶段是1989年以后,学术生态再次恶化。当时,社科院一些人担心被解散。多数学者哭穷。李鹏说,让大家放心,会以项目的形式给钱。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官方这条思路的影响力。现在过去将近二十年了,这条思路的作用清楚了。政治权力对学术的控制,保持了与毛泽东时代的一脉相承性,又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特点。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以杀威棒为主,九十年代以来则是在不放弃杀威棒的前提下,以胡罗卜为主。不是由政治直接扼杀学术,而是政治通过经济的中介来驯化学术。是通过掌控学术经费、学术职务、学术头衔、学术荣誉、学术传播渠道等方式,来掌控和笼络学术界。最终目的还是让学术服从于、依附于政治权力。

近十几年,中国形成了政治精英(官员)、经济精英(老板)、文化精英三大强势阶层联手分赃的格局。政府支配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大批知识人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逐步放弃独立性,已经形成学界主流宠物化,独立学者边缘化的格局。八十年代曾经出现的小中兴,已经成了远去的风景。如浙江学者刘明说,中国学术界整体上不是土崩,而是鱼烂。表现光鲜,里头腐烂发臭。我们讨论的学术界猪圈化,就是鱼烂的另一种说法。

B,谈谈当今学术体制的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以官治学,权力本位。以官治学就是由国家行政机构掌控学术资源,如学术机构的设立权、人事权,学术经费的分配权,学术荣誉和奖励支配权,学术书刊的出版权,学术职称的评审权,学位的设置权和授予权,无不由官方牢牢掌握。

经费包括国家级和省部级的社科基金项目。这些项目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具有显著的意识形态导向。什么邓小平思想研究、三个代表研究、科学发展观研究,只要你顺着来,大笔给钱。

有一些项目,拨款量巨大,比如清史工程十几个亿。承担其中的一本书,就给八十万,让一般学者在丰厚的利益面前,无法拒绝。

一些文史哲学科,本来以个人研究为特点,也设立巨无霸式的项目。

官方掌控的职务和头衔包括院士、学部委员、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津贴、博导等。行政职务包括校长、院长、处长、系主任、所长等。

以院士和学部委员为例做一点分析。

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评选是货真价实的。一九五五年学部委员的评委就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留在大陆的院士像顾颉刚、周鲠生、钱端升、陈达被排斥在外,党内的意识形态的高官却选进来好几个。但总的来说,多数还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一九八0年恢复学部委员时,社会风气比较好,多数新当选者有真才实学。到了九十年代,各种公关,各种交易,越来越多。两院院士中已经开始出现丑闻。中国社科院评学部委员是最晚的,社会评价也是最低的。当选者基本上是副院长和所长。大所上两个,小所上一个,谁有权给谁。47个学部委员只有三个人不是官,两个人不是中共党员。何方说,95个荣誉委员,够格的超过三分之二。47个委员,够格的不足三分之一。有的人连一部像样的著作也拿不出来。郑也夫向社会学的委员叫板,你的水平在社科院社会所进不了前五名,北京社会学界进不了前十名。请你把代表作在网上公布出来。相反,由于政治原因,像李泽厚、冯兰瑞这样有国际影响的学者,又被排斥在荣誉学部委员之外。

学术评价以权力为本位,必然导致权力寻租。地方上人文社会科学评奖,裁判员兼任运动员的情况司空见惯。谁当评委会主任谁拿一等奖,谁当副主任谁拿二等奖,谁当评委谁拿三等奖。一般的学者为了得大奖,拿自己的项目主动找局长、校长、院长合作。过去大学教授很有面子,现在,教授都想做个院长处长,一般教授边缘化。

二是量化管理。这是以官治学的技术管理模式。对学术的摧残也是极其严重。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八十年代,学术评价基本上是同行评价。水平高低,同行心里有杆称。评价过程不烦琐,结果大体公正。一些高水平的学者和成果,可以破格提拔,脱颖而出。现在是量化管理,把著作和论文按出版单位分为不同级别打分。高水平有创见的成果未必得高分,大量生产的平庸之作照样拿高分。更荒谬的是,谁能拿到政府的社科基金项目,谁得高分。郑也夫说,农民种地要看收成,现在成了比谁播种多,甚至是播种计划的比赛。收成好坏反而没人问。更恶劣的影响是,那些无意申请基金项目的学者,被边缘化。项目活动家吃香,认真治学者反被冷落。

三是设租寻租,权钱交易。这是以官治学的直接后果。教育部把学位授予权当作教育产业链的中心环节,学科评议组、大学、教授和考生之间形成一个设租寻租的利益链条。博士硕士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学术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急遽下滑。

官员猎取在职博士学位,源于中共中央党校。谁给钱谁来读。

在职博士身为省市党政要员,公务繁忙,但做官求学两不误。中国的大学不独立,不论人权财权都受政府掌控,本来就要在省长、市长、部长、局长的权力下讨生活。高官稍微动用权力,就可以让大学得到实惠。有些高官虽然不是大学的顶头上司,也是他们的巴结对象。他们相信,只要接近权力,现在用不上,将来可能用得上。以至有教授私下宣称,我招研究生,达不到局级不考虑。高官读博士,自然不同于年轻学子读博士,对年青学子的考试要求、课程要求,对高官都成为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条件。有的外省高官,攻读北京某大学的博士,甚至可以不来学校上课,而是提供机票让教授到外省面授。一部分高官的毕业论文,也是秘书代笔,或枪手代笔。

教授没有学术冲动,只有利益趋动。学生没有学术兴趣,只有文凭兴趣。

当今学术论文走向垃圾化。绝大部分学报、学刊,成为学术垃圾场。绝大多数论文,不再是表达新思想、新观点、新发现的载体,而是学位、职称的敲门砖。办刊方以出卖版面谋求经济利益。投稿方出钱买版面,是为了换取学位、职称,再获得经济利益。

就是符合学术论著外在规范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普遍平庸化的趋势。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创新研究真问题,而是绕开真问题无病呻吟,做故弄玄虚的概念游戏。

四是压制创新,劣胜优汰。

以胡罗卜为主,并不是不用杀威棒。对于不受胡罗卜诱惑,仍然发表独立见解的媒体和学者,仍然要用大棒。一个刊物,出卖版面,垃圾充斥,不会受到任何行政权力的干预。但是像《东方》、《方法》这样的杂志,学术思想水平再高,不跟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指挥棒转,也要把你封掉。

这就形成了一种劣胜优汰的逆向淘汰机制。

周叶中事件是一个标志,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保持学术良知的人们对行政和司法还寄予期望,觉得国家权力还会遵守学术的底线。这件事的结果是,被剽窃者败诉,剽窃者胜诉,报道真相的记者编辑受处分。国家权力公然为袒护学术不端的当事人,仅仅因为他进中南海给政治局讲过课,而被他剽窃的学者王天成坐过牢,不是自己人。这件丑闻发生的时间和韩国黄禹锡事件几乎同时。韩国政界学界对自己的学术明星没有包庇,说明韩国的学术环境保持着底线。而中国官方公然包庇周叶中,说明中国的学术底线已经失守。再往后,那些拥有一官半职又要混迹于学界的人,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C,重建学术秩序和学术尊严有无可能?

面对现实,正直的学者感到无奈和悲观。原来,我们反省自己这一代,比起上两代,既缺国学根底,又缺西学知识。但我们从文革到知青到改革开放的经历,使我们毕竟还心存追求真理关怀社会的热情。我们经历过八十年代的学术中兴,心里还有一个参照,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学术。现在的环境,已经把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都给颠倒了,解构了,不复存在了。这种学术环境,对青年一代的腐蚀是极其严重的。现在的青年人,学历越来越高,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博士研究生,但越来越对学术失去了内心的向往,对科学的殿堂、真理的殿堂不存敬畏。求学、做论文,都是一种当下的利益交易。互联网为抄袭和复制提供了方便。研究生教育本科化,一个茶壶不是配四个茶碗,而是配几十个茶碗。在这种格局下,就是认真的导师也感到力不从心。况且大量的导师本来就不具备应有的学术指导水平和学术责任感。在学术标准普遍弃守的趋势下,个别教授坚持博士、硕士毕论文应有的学术原创性,在评审时对过于低劣的论文说不,反而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可笑斗士。以后再没有人请他指导或评审。

人才奇缺的时代,只要加快培养,几年就可改观。学位发滥了,职称评滥了,论著出滥了,大奖评滥了,很难推倒重来。重建学术尊严,比加快培养人才,要难得多。

我对依赖官方修复学术秩序不抱希望和幻想。因为现在的局面就是官方导向的结果。未来中国学术的希望在民间。我说的民间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一些被体制排斥在外的人,与体制内利益绝缘的人,他们在思考大问题,真问题。一种是指在体制内有公职,但保持独立人格,拒绝与当今学术浊流沆瀣一气的人。他们的著作,也许符合流行的论著规范,也许只是一些随笔、通信、笔记,但包含真知灼见。现在是真的假学术和假的真学术并存。官方认可的学院课题,表面规范做得很到家,但回避真问题,没有真创见。民间的文字,不讲外在的论文形式,直截了当讨论真问题,在非学术媒体乃至网络上传播,学院里却不承认是学术成果。民间学者应当靠自己的眼力,发现有真知灼见的文字,激浊扬清。我相信,流行的学术泡沫破灭以后,时间会像大浪淘沙,证明谁是真金。
 
路甬祥痛斥科研老板 指中国创新人才培养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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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喜欢[/FONT][FONT=宋体]中国创新人才培育网的“[/FONT][FONT=宋体]创新一人,领先一域;创新一步,领先一生”的创新英才理念!!![/FONT]
[FONT=宋体]好文章、好机会、好信息、要与大家分享!!![/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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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路甬祥痛斥科研老板 指中国创新人才培养三不足[/FONT]
[FONT=宋体]作者:孙自法 来源:中国创新人才培育网[/FONT]
[FONT=宋体]当今中国,在一些科研院所和高校,研究员或教授成为“科研老板”已不足为奇,研究生沦为导师的“打工仔”也是屡见不鲜,更有甚者,老师之称谓已赫然被“老板”所取代。[/FONT]
[FONT=宋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对此现象深表忧虑,他九日在此间“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发表演讲,对“科研老板”现象大加挞伐,认为这严重阻碍创新人才培养,对构建创新型国家极为不利。[/FONT]
[FONT=宋体]路甬祥称,对科研老板,中科院历来都是反对的,不赞成的,不提倡的,但是中科院规模很大,“我也不能否认在事实上,在科学院内部或许还存在这种现象,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科研老板)在科学院是没有土壤,没有法理根据的”。[/FONT]
[FONT=宋体]他希望中国学术界今后倡导高尚的科学道德风范,创造严谨求真务实的学术风气,反对极少数人利用自己的声誉和地位,不合理地占有科技资源,然后采取分包的办法来完成其科研任务,领先或老一辈科学家要指导、提携、帮助、支持青年科学家。另外,要通过加强管理和监督,使“科研老板”没有市场,对严重违背学术道德甚至违法行为,则依法处置。[/FONT]
[FONT=宋体]在题为《造就创新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的主题演讲中,路甬祥还提出,在培养和造就创新人才方面,中国教育仍存在三大不足:[/FONT]
[FONT=宋体]一是应试教育现象尚未根本改变,影响了学生的求知欲、好奇心和创造力的保护、培育与发展。[/FONT]
[FONT=宋体]二是教育自主权没有得到充分尊重,一方面,政府对教育应尽的职责还不到位,另一方面,学校还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制约了创新人才培养。[/FONT]
[FONT=宋体]三是大学教育与科研和社会实践脱节现象比较严重,特别是近些年大学和研究生扩招以来,大学生、研究生参与科研实践和社会实践机会明显减少。在一些研究生培养单位,研究生即使能够参与科研实践,也难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往往是仅仅成为导师完成科研任务的“打工仔”[/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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