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子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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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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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皮士的后遗症
特利斯.法拉[美] 美国 俄亥俄 1990年 1990年世界新闻摄影大赛获奖作品戴维.科尔比因艾滋病而死。这是他与他的家人在一起。家人如此悲伤，让人禁不住为之动容。这张照片表明了60年代嬉皮士革命带来的后遗症。生命中的灾难和深深的悲痛――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是这种病――人类的痛苦已经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看看这个得了艾滋病快要死去的年轻男子的表情，他是无辜的人类步入永恒的来世时所受痛苦的表征。
绞刑架前的对视
纪德．索尔克[法] 阿富汗 1996年即将被塔利班处死的这名男子也许只是在为一部好莱坞影片付出代价。从他的表情上看他对这样的命运已无话可说，恐惧更多体现在左下角的那个男子和围观者的目光中。到1996年，阿富汗不同武装团体之间的战争已夺去了4．5万阿富汗人的生命，其中绝大部分为平民。随着1994年苏联军队的撤退和政府的解体，阿富汗被利益不同的各派系所分割。 1994年，一个陌生团体――塔利班突然出现了，它作为一个主要的竞争者夺取权力。塔利班团体主要由从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的伊斯兰学校中征募的年轻学生组成。虽然塔利班没有经验，但是通过打击在过去15年里使阿富汗颓废的腐败与非法活动，塔利班一度获得了阿富汗人的热情支持。但在塔利班控制的阿富汗地区，阿富汗政府强行制定各种规定：电视、酒精和非宗教的音乐都被禁止。男人都被强制留胡子和参加清真寺，而妇女禁止在户外工作和参加社会活动。女孩在10岁之前不允许受教育。 2001年9月，大富翁本．拉登制造了劫持美国飞机并撞击纽约的摩天大楼的事件之后，塔利班立刻将这个恐怖分子头目隐藏在境内。这一举动最终导致了塔利班政权的垮台。
“9.11”重演
马勒.荷克托[美] 美国 2001年这个“劫机者”的头巾和墨镜显然是对阿拉伯人的模仿，但是表演的恐怖与真实的事件之间是有距离的。“脸谱化”思维还有一个潜在的缺陷，即失去对其他的普通乘客的警惕。 2001年9月11日，19个恐怖分子劫持美国客机，撞毁了纽约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举世震惊。这19个恐怖分子使用的武器，只是客机上用的一般水果刀。而所有美国的先进武器如核弹、化学武器、卫星定位系统、海军陆战队、还有中央情报局之类的间谍信息机构等等，在那一天全部等于废品。不过劫机者是怎样完成这个恐怖行动的，当时的情况究竟如何，因为机毁人亡，已无法查证，成了一个谜。 2001年9月26日，为了更清晰地了解事件，找出劫机时的疑点和线索，美国联邦航空公司在一架退役的飞机上举行了模拟劫机。他们让两个人化装成恐怖分子，并请人装扮成当时的乘客来演绎劫机事件。
神秘之舞
迈尔 [美] 1900年这个神秘的舞者仿佛在讲述一件可怕的事情，但紧张的姿态与柔和的裸体之间又存在一种对抗――这一切最终汇聚在戴面罩的脸上，它看上去像所有被放大的惊恐、焦虑、绝望、希望与欢乐的混合体。 20世纪的美国舞蹈是有启发性的，从西蒙到邓肯，不但发展了传统西方芭蕾舞，而且将印度舞蹈、俄罗斯舞蹈和阿拉伯舞蹈都借鉴过去，带动了现代主义舞蹈的革命。迈尔男爵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美国家庭，他是一个有着奇特品味的人。他在《舞蹈研究》中的大胆、有时甚至是荒诞不经的照片，体现了他的新思想。受摄影师阿尔佛雷德的影响，迈尔发展了自己的特有风格，逐渐成为《时尚》杂志最受欢迎的摄影师。《舞蹈研究》实际上是借舞蹈艺术发挥摄影思想的作品，它的主题有时很模糊，需要从奇妙的、带有煽动性的舞蹈姿势中体会。
越南――罪恶和惩罚
零斯特.法斯[美] 南越 1964年 获1965年普利策新闻摄影奖持刀的南越士兵在一个被俘的平民身上找到了强硬的感觉。装备、力量上的悬殊令越南人一度飞扬跋扈，这种情况下的每一次受挫都打击着他们的信心，也令他们更残忍。霍斯特.法斯为美联社报道越南战争已有多年了。1964年1月，他从直升机跳伞进入战区，走过了村庄、稻田和丛林，经历了街头巷尾的激战，无数次的审讯和行刑。他说：“我总是独来独往。我从不参与，从不提建议，以此来让军队接受我的存在。我只是拍几幅照片，然后就消失。” 一天，法斯和一支南越部队遇到一个越共可疑分子。法斯说：“派去审问的士兵通常都十分粗鲁地对待这些人。如果俘虏不说，就会受到伤害；即使说了，也会受到伤害，甚至被处死。”法斯还谈到他用自己的方式拍摄战争照片的经验。他说：“如果确实是一个太独特的事件，一个疯子，我们就不用这张照片。如果这事件并不是独立的，甚至经常发生，我们就刊发。譬如“罪恶与惩罚”这幅照片，它讲述了在漫长的令人厌烦的战争日子里越南的苦难。我针对的是那些只知道读报纸的人。” 法斯的照片也展现平民的苦难，约有超过100万人在越南战争中死去。“战争初期经常在人口密集区发生战斗。身为摄影记者，你必须同军队一起在空袭之后进入村庄。战争中平民的伤亡是最惨痛的。”这位记者说。他的人道精神使他最终获得了普利策奖
尸骨遍地的集中营
乔治.罗杰[英]德国贝尔森 1945年尸体的恶臭和恐怖以及它昭示的内涵，出现在一幅非常奇怪的平静画面中：一个小孩正经过尸骨遍地的集中营地，强烈的阳光把他的脸和道路照得惨白刺眼，背景中的树林却显得出奇的宁静。乔治.罗杰从一个船员转变为自由摄影师的时期，正好是社会与政治的大环境把摄影培育成为一种集历史性、文献性及信息性的主要纪录媒介的时期。 30年代涌起的法西斯浪潮与军国主义，从罗马到柏林到东京，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上演悲剧的巨大舞台。这个广阔的“工作室”为摄影师们提供着源源不尽的题材：埃塞俄比亚冲突、日本的侵华战争、西班牙内战……战争使摄影师们忙得马不停蹄，正如它让外科医生们片刻不得休息一样。这并不是因为战争场面比泰晤士河畔悠闲散步的人们更上相，而是因为战争创造一种对于影像的可怖需求。传媒对于这类照片有强烈的胃口，而报道者之间则形成了某种模糊但富于创造性的竞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