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迪斯尼:大学生社会实践新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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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工友展示她受伤的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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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余,工友们在外面小吃摊吃饭。2009年底,一群中国大学生向名满全球的“迪斯尼帝国”发起了挑战。
这是一个由6人组成、名为“迪斯尼监察小组”的大学生组织。2009年7月,他们利用假期来到位于珠三角地区的5家迪斯尼代工厂,以打工为名进行暗访,并于年底在互联网上发布了调查报告。报告中称,这些代工厂存在安全生产、卫生环境、劳资薪酬等多方面问题。
调查报告迅速引起了社会关注。2009年12月28日,迪斯尼方面回复本报记者称,已对所涉及工厂进行调查和整改,某些问题已得到解决。同时,迪斯尼方面表示,将和学生组织保持合作,继续监察。
启动暗访
“迪斯尼监察小组”有6名成员,其中年龄最大的生于1987年,最小的生于1990年。他们分别来自3所高校。王海、周丽来自南昌大学;李月来自济南大学;李闻、吴涛、董静则是江西农业大学的学生,都来自江西农村,同为学校“三农学社”成员。此前,他们一直关注农民工问题。
“以前我们的调查活动是下乡,但很多农村已经没有农民了,大多出去打工,我们开始关注那些在异乡挣扎的打工仔。”李闻说。
去年4月,李闻收到一封兄弟社团转发来的电子邮件,邮件中提到了一个在迪斯尼代工厂打工时意外死亡的男孩刘攀。迪斯尼的童话印象和刘攀死亡的残酷事实,对李闻等人形成强烈冲击,他们决定利用暑假,对迪斯尼在华代工厂展开调查。很快,王海、周丽等人加入了这个暗访团队。
出发前,李闻希望大家认真学习《劳动法》等相关条例,但实际认真学习的人并不多。“说实话并没有认真读,我觉得实际的观察,比这些枯燥的条例更鲜活。”李月说。
小组成员的举动事先并未告知学校,甚至也隐瞒了家人。“和家里就说假期打工去了,他们也没多问。”吴涛说,事实上,暗访前的准备工作并不多,“很多安全问题都没有考虑,也没明确要调查什么问题,都是抱着先去看一看的想法”。
就这样,这份带有年轻人的冲动与莽撞的暗访计划匆匆启动。2009年7月中旬,大学生调查迪斯尼小组的成员,陆续赶到深圳,试图揭开米老鼠的“本来面目”。
走进代工厂
出发前,大三学生吴涛搜集了一份迪斯尼在华代工厂的名单,名单上共有10家工厂,主要生产文具和玩具。
来到深圳后,小组成员开始陆续应聘。他们曾计划一男一女结伴进厂,以保证安全。但这个愿望很快落空,在珠三角地区,女工远比男工抢手。
最终,李闻、李月、周丽分别在深圳的3家工厂上班。而吴涛、王海以及董静则搭乘面包车辗转到了东莞等地。
董静很快也有了工作,她顺利成为东莞耀华文具纸品厂的一名女工。而两名男生吴涛和王海在数次碰壁后,一同加入了惠州市的凯隆工艺饰品厂。
面试前的忐忑很快被惊讶替代。几乎每一名大学生的入厂程序都出奇的顺利,甚至有些随意。仅需填写表格,提交身份证和照片,而无需任何考试和上岗培训,这些大学生便成为操作机床或接触化学品的工人。
应聘时,吴涛出示了高中毕业证,而王海并没有准备,无奈之下,他填写了小学学历。学历的不同,让两人分属不同车间。王海为此愤愤不平:“他们觉得我是小学文化,就分配我干重活。”
王海所谓的重活,是在车间内搬运大量铜版,并将铜版依次在不同化学溶液中浸泡。他初到之际,经常纠正工友们读错别字的问题,这似乎并不符合他小学文化的身份,幸好工友们并没有注意。
同样的不适应,来自小组的每个成员。有一天晚上,董静睡前洗澡之际,从简陋的浴室中冲出一只肥大的老鼠,引起排队女工的一阵骚动。
而在深圳的福永正润厂,李月每天临睡前都颇为忐忑。她担心的是,女工宿舍楼没有门卫,同厂的男工可以随意进出。
在接下来的日子,6名大学生开始融入角色。他们向老工人了解工厂详情,并用手机拍照录音,收集工厂所存在的问题。
接触迪斯尼
随着工厂生活的开始,迪斯尼的世界,在这些农村大学生面前拉开帷幕。在此之前,迪斯尼其实距离这些农村孩子很远。
李月和董静直到初中英语课上才模糊知道有一个叫迪斯尼的超级乐园。王海是从黑白电视上看过动画片《狮子王》。迪斯尼监察小组成员大多是上大学后才见识过迪斯尼服饰。李月生日时曾收到过一双高档板鞋。她仅知很贵,但不清楚牌子。直到暗访结束,才知道那个英文标识代表迪斯尼。而李闻在大一时曾跟风买了一块仿冒米老鼠的手表。一年后表就停了,沦为枕边的装饰品。
“大城市里有很多米奇专卖店,但那些玩偶和衣服很贵,根本不是我们能消费得起的。”李闻说。
然而在工厂,那些昂贵的迪斯尼商品开始露出原貌。迪斯尼的梦幻,与小组成员眼中“工伤频发、简陋混乱”的工厂环境形成巨大反差。他们在近1个月的暗访过程中,一共目击了5次工伤。一次,李月对面机床的女工,操作机器时,被缝衣针粗细的钢针穿通食指。车间组长将受伤女工带到一旁,抹了些红药水算作治疗,“休了一天,她就又来上班了”。
老工人告诉李月,钢针扎手时有发生,之前曾有女工反复被扎,不堪忍受后辞职。
在他们看来,与工伤对应的是缺失的岗前培训和混乱的社保制度。“有的厂完全没社保,有的厂胡乱扣几元钱说是医保,但员工们从没拿到医保卡。”吴涛说。
他们认为,工厂的环境也布满隐患。董静所在的玩具厂,机床下裸露的电线密布如蜘蛛网,老式插座时常爆出电火花。一次上班,她所在的机床突然腾起青烟,彻底罢工。而工友们则习以为常。
在凯隆工艺饰品厂,每日下班之后,同宿舍的男工便向吴涛展示身上红绿相间的斑点,“他们说就是长期接触化学品弄的”。
吴涛还听说,他所在车间的组长,因为长期接触化学品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这让他有些恐慌。仅在凯隆工作3天后,他便选择了逃离,换了另外一家迪斯尼代工厂。
同在凯隆的王海选择了坚守。他每日要把上百块铜版,依次放入6个装满化学溶液的桶中。除了戴手套外,他并无任何防护措施。刚入厂时,他一度极不适应刺鼻的气味,经常借口上厕所,跑到外面大口喘气。
王海说,车间墙上挂着防毒面具,但听说只有上面派人查厂时才会启用。他一度怀疑那些造型夸张的面具,根本就是玩具。
(本文来源:人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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