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社科院于建嵘演讲例子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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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部左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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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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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
Ottawa
于建嵘教授法学博士,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教授的主要著作有《底层政治》、《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和《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评》等等,于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社会问题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

1) 2008年3月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先生向外交部、社科院提出来要访问我。我们社科院很紧张,因为一般情况,一个国家的大使不会来访问人。单位做了一个预案,和你们律师一样的开会,组织一帮人猜猜他可能问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回答。最后他来了,我们所有想到的问题都没有问。他问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说2007年在你们中国有三个地方的农民宣告土地私有,假如有一天,中国的农民都宣告土地私有了怎么办?我当时一听头就大了,因为我们的预案里面没有这一条。(笑)我回答他,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国90%以上的农民还没有这个观念。我没有告诉他一个内幕,这其中一件是我们一个非律师的法律工作者策划的,这个人很多人都认识,其实他策划这个案子的时候,就把材料给我看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三个地方农民宣誓,就说明其他农民有一天可能也会走到这个地步。


2) 2007年中国的广东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汕尾市有一批农民组织了抄家队,抄谁的家?抄村干部和乡干部的家。为什么抄他们的家?说你们把我们的地卖了,所以我们抄你的家。吓得很多乡干部、村干部往外面逃。当年5月7号我陪一个国家领导到广东去调查,5月8号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德江向国家领导汇报。他说我们广东省这几年发生了很多问题,但是省委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认为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呢?就是用人民币可以解决的问题。(笑)这句话好笑,但是我认为他讲对了。当天晚上我约了南方周末和南方日报的两个评论员,我说在我看来,像张德江这样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认识到了中国目前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利益之争,争利不争权,这一点是我们判断中国目前发生这么多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关键所在。这是第一个特点
 
请5毛们,大使馆驻加党工, 民运以及轮子不要争吵,我们只看故事,不讨论政治和中国存亡问题
 
这句话不好理解,我举个例子你就理解了。中国人为什么走向街头?中国老百姓会说,你答应给我十块钱,为什么你现在只给我五块钱,你讲话不算数。你的法律说了村民应该选举,征地应该经过村民同意,现在怎么又不搞选举,不经过我们同意把我们地卖了,你地方政府不按国家的法律办。总而言之就是你讲话不算数。那么西方人走向街头会怎么说,他说给我十块钱凭什么?根据人权,根据自然权利,应该给我一百块钱,规则错了。

  中国老百姓现在大量的行为,我称为以法抗争,它按照你的法律来抗争你,而不是说法律本身错了。很少有老百姓会说法律错了,说的是我们这些人。你北京上访村去,你会发现访民常常复印大量的文件。他最多说地方政府的规则违背了中央的规则,没有人敢挑战中央的规则。裴宜理认为这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崩溃的关键。她说假如有一天中国的民众普遍认为规则错了,你这个政权就危险了。因此,裴宜理说共产党身在福中要知福,你的老百姓太好了,你的老百姓只是说你没有按规矩做,你只要按规矩做,他还会拥护你。裴宜理在2008年的7月请我到了哈佛大学,我们讨论了一个礼拜,写了一篇文章,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叫做《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发展——于建嵘对话裴宜理》,发表在《南风窗》。昨天的《南方周末》又发表了我和裴宜理一个新的对话,标题叫做《中国政治的活力和困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活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它还能活多久?
 
2004年10月18号重庆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姓于的挑夫在挑担换肩的时候撞了一个姓郑的妇女,这个妇女就骂这个姓于的,说你瞎了眼啊,挑担都不会挑。于挑夫在外面也做了很多年了,心里想开个玩笑把事情过去了,他就说我怎么瞎了眼啊,我的眼睛在前面,你是在后面,后面的眼睛瞎了,前面的眼睛没瞎。这一讲麻烦了,姓郑的的老公过来了。老公甩了姓于的一巴掌,说你撞了人,你还不认错,你还强嘴啊!姓于的把担子一放,把扁担一拿,说你怎么打人呢?我撞了你,撞伤了你,我把你送医院,撞坏了你的衣服,我赔你的衣服,你凭什么打我呢?这一下就发生争吵。一吵之后,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围过来,说对啊,你怎么打人啊?你城里人什么了不得的,怎么打人呢!

  这个老公讲了一句让他后悔一辈子的话,他说我是国家公务员,打了你又怎么样呢。(笑)麻烦了,老百姓越来越多,公务员又怎么样了,很多人围过来看,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一问,说不得了,一个国家公务员打死了我们一个“棒棒”“(重庆话“挑夫”之意)(笑),还说白打死,那怎么行呢!所以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围过来,事情到了派出所老百姓包围派出所,要派出所交出尸体交出凶手。派出所说没死人。谁说没死人,都说死了人。最后把派出所砸了,砸完派出所之后,说派出所归政府管,干脆把政府砸了算了,又把政府砸了。

  这个事情发生后,在北京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我带了一帮队伍去调查。当时我们也想这么一万多人把政府砸了,是不是像原来说的有黑社会。但调查发现,根本就没有,非常偶然。

  事情经过的发生,就是那么个小事,突然来了,打完之后都走了,回去喝酒去了。(笑)我们当时还想到底有没有动员,结果发现没有组织,不但没有正规组织,也没有黑社会,什么都没有,就是非常偶然的。最关键一个问题,这批人与这个事没有关系。当时抓了一批人,我们去问,你们认识姓于的挑夫吗?不认识。你们认识姓郑的吗?也不认识。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去砸政府?说我们要为我们死去的挑夫报仇啊,我们要为他主持公道啊。我们又问,你们这个公道是怎么来的?他说就是当官的人打死我们的人还不当回事,我们不为这些老百姓主持公道,谁为他们主持公道啊!

  接着马上又发生了一起新的事件,2005年6月26日在安徽的池州。有个老板开着部车,挂的是江苏的牌照,在一个路口撞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刘亮。老板车子停下来了,司机很紧张,但是发现刘亮站起来了,开车的心态你们知道,先是很紧张,一看到站起来之后声音嗓门就大了。就骂这个孩子,说你走路怎么走的,刚才我不踩刹车,不把你撞死了嘛。刘亮是高中生,人很高大,但吓哭了,说你撞了我,你还怎么样,就扑到车子上。两个人就撕扯起来了,刘亮就把反光镜那个地方扳了一下,可能扳过来了,车里面几个人就围过来把他拦开。这时候来了两个踩三轮车的人,围过来说你撞了人,不送医院不抢救,你还怎么样啊,怎么还打人啊!司机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不是没有撞着人嘛,不是好好的嘛。这个老百姓说那怎么知道好的呢,不送医院,不照一个片子,怎么知道好的呢。现在好,等一下不好怎么办呢!这时车里一个乘客讲了这么一句话,说不是没撞死人嘛,就是撞死了人,在你们安徽也就是赔三十万嘛,有什么了不得的。麻烦了,老百姓越来越多,外面的问里面的人发生什么了。不得了,江苏的老板开着车撞死了我们一个孩子,还在尸体上踩了两脚。(笑)还说安徽人算什么,不就是死一个人三十万嘛。这个消息迅速地传遍了池州,老百姓说安徽人民算什么,胡锦涛还是安徽的。(笑)那怎么办呢?砸他们的车子,把和他有关系的一个超市全部抢了,到了派出所砸派出所。
 
自从有了互联网,有了手机短信,现时代的中国已经没有了权威信息。(放PPT)这是2006年8月在浙江瑞安市。瑞安是温州下面一个不大的城市,但是很富,这个人跳楼了,她是什么人呢?是一个学英语的大学生,嫁给了瑞安的一个做模具的老板的孩子。灰姑娘嫁给了白马王子,她应该幸福地生活着,但是她跳楼了。她一跳楼老公就报案了,公安局一看说这个不就是自杀嘛,她家属不同意,特别是她学生不干了。学生把这幅图片贴到了网上,在网上问了全国人民,浙江人民、温州人民、瑞安人民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会自杀吗?(笑)全国的网民马上回答不会。(笑)她怎么能自杀呢,你看她那么漂亮,那么充满阳光,眼神都在向往着美好的生活,她怎么会自杀呢!所以有很多网络上的人在分析,她应该是他杀,那么怎么杀的?应该这么杀的,杀了之后这么丢下去的。她的学生一看分析,全国人民都说不是自杀,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为老师主持公道。怎么主持?(放PPT)你看上街砸他们家工厂,冲政府。

  所以我说,现代科技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形态。很简单,你戴一个很好的手表,大家手机都有拍照的功能,给你拍个照片上网了,说这个人是国家公务员,是个某某领导,凭他工资怎么能戴一个几十万的手表呢?网上开始搜,一搜你祖宗十八代都搜出来了,你老婆在干什么,你儿子在干什么,最后得出结论——贪官。这个结论可麻烦了,原来没有网络的时候你凭块表告贪官,市委书记看了可能说声无稽之谈。现在老百姓只要在网络上形成一个观点,说你是贪官,你的麻烦就来了。不要以为你的市委书记不查你,老百姓就会放过你了。不会的。老百姓开始说,这个人是贪官,为什么他们市委书记不查他,开始把市委书记又要搜,这个市委书记是干什么的,一搜两搜,发现这两个家伙原来在一起做过事。这个市委书记一看不能搜我呀,还是搜他吧,查他。(笑)所以市委马上就决定立案调查,老百姓好不查我啊。一查果然不错,贪官。现在人不经查啊。(笑,掌声)有网络之后,你要害人也很容易,我们开会的时候,你买一包很好的烟给他,两百块钱一包,他进来开会坐到这里,把烟送过去,再拍个照片,又上网了。你一个国家公务员你怎么能抽这么好的烟呢?一查同样的故事又发生了,贪官。前不久一个检察长开部好车,网上一查麻烦了,又有贪官之嫌。所以有了网络,它马上会把一个“细枝末节”变成一个公共事件。

  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利用网络这个力量,可以先把一些腐败现象先变成公共事件,再变成一个法律事件。我经常在思考,现代社会的科技已经改变了很多政治生态。今天来了一个上访的农民叫张居正,有一次我在政法大学做演讲,他带了一个包去,拿出了一个像一个录音笔的东西,我问他是什么?我以为是录音笔,这个东西我们多的很,这不是,还有针孔摄像机!我一看很惊讶,我说你这个家伙是不是搞特工的(笑),他说什么搞特工,我买的,我到中关村200多块钱买的。我不相信,他告诉我真的是买的,我给他钱,说这个卖给我了,他隔两天又帮我送一个过来,还告诉我还有钮扣那么大的东西,多少钱?两百多块钱。我当时很惊讶,到了中关村去,果然不错,到处这个产品,什么手表、钮扣什么都有。所以我现在和人家谈话,首先看他带笔了没有,(笑)这个钮扣对不对,为什么?没办法。原来这个都是高科技,尖端特工才有的,现在老百姓都可以使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用上了。

  我曾经讲过自从有了复印机,就改变了中国农民与政府的关系。你们可能知道,找你打官司的农民,口袋里复印了很多中央文件。你们不要小看复印机,假如没有它,农民跟政府的关系就不一样。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当时在湖南调查,那些湖南农民走到政府那里去,会把文件拍到桌子上说,你反对中央,我们才是中央的政策执行人。那个政府很惊讶,说我们什么时候反对中央?农民说你看看中央文件说收税不能按人头收,你怎么按人头收呢。那个政府官员一看真的有,很紧张,麻烦了,你什么时候拿到这个文件了,我怎么没看见?他可能打麻将去了(笑),而老百姓他打官司,他天天琢磨这个事情,很多老百姓复印的文件有时候比我们律师还多。假如没有复印机,农民敢不敢说这句话?不敢。你把文件放到某某领导桌子上,那个领导把桌子一拍,伪造中央文件。你不管抄得多好,总会抄错一个字吧。

  我在湖南遇到这么一个农民,我书里写他是农民宣传家。他是一个什么农民呢?这个农民我没见他之前,我想象他是能说会道,相貌堂堂的。我见了他之后,发现他是一个老实的不能再老实的农民。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当时收税费的时候,他在广东打工,不在家,地方政府官员把他的棺材抬走了。他回来听说棺材抬走之后,工也不打了,买了一个扩音器,买了一个录音机,把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叫人读了录下来。从此以后,他就是每天挑着担子到你政府门口去放,你到什么地方收税,他什么地方放高音喇叭,中共中央减轻农民负担文件,搞的那个地方官员特别恨他,但是又没办法对付他,因为他宣传中央政策啊(笑)!

  我曾经去问过这个农民,你为什么要用录音机录下来?他说第一我年纪大了看不清,我说话不流利,每次读我很麻烦;第二最关键的问题,我请老师录下来,录下来之后,我告诉地方政府,我这个文件录音带很多很多,我放在很多地方,你们不要想对付我,因为我没有讲错一句话,都是这个中央政策那个文件。就算将来有一天他要抓我坐牢的时候我也不怕,我有证据啊,我没有乱说话啊,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都是中央说的。(笑)不要小看这个东西,我写书的时候对他做了很多访谈,深刻地认识到农民的智慧和农民利用国家法律对付不法政府的勇气。假如没有复印机,他敢说吗?没有这个录音机,没有这个录音带,他敢去宣传吗?他不敢。因为地方政府完全可以说你伪造中央文件,你搞反动宣传。所以我们律师这方面有的还不如农民呢。我一再建议大家,要多利用现代科技,不一定需要我拿出来作证据,但我起码要保护我自己,我当天讲了什么,我有录音录像。
 
第四个特点,无规则底线。前面我讲维权活动的时候,我反复讲他们讲规则。而泄愤事件没有规则底线,打、砸、抢、烧的行为经常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假如没有的话就不叫泄愤。今年一年也发生了几次很大的泄愤事件,有海南东方事件,四川的南充事件等等。

  讲了维权,讲了泄愤,再讲骚乱,骚乱和泄愤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大家看一看这个,(放PPT)2008年9月湖南发生了骚乱。你们看把人民政府的招牌砸了,这个事情经常发生;关键看这个地方,这是一个超市,老百姓把这个超市抢了,最后发现这个超市与这个事一点关系没有。这就是维权活动、泄愤事件和骚乱最关键的区别,骚乱会攻击无关人员。维权活动针对的主要是侵权人和政府,泄愤事件它针对的是政府和侵权人,而骚乱它针对的是无关人员。那么你再看,这像不像过狂欢节一样,抢超市了,抢商店了,高兴得不得了。2008年10月国庆节期间,那儿商店基本上全部关门不敢开,最后真正用的野战军部队进去才恢复秩序。这种行为我们称为骚乱。骚乱可能还有一种由意识形态引起的。2008年3月拉萨的问题我也认为是骚乱,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它针对了无关人员。今年新疆发生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它是恐怖活动,我认为不是,还是骚乱。

  这就是我对目前群体性事件的一个简单归纳。维权活动的主要特点是有比较明确的利益诉求,泄愤事件它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主要是发泄心中的怨恨。骚乱和泄愤最关键的区别在于骚乱它主要针对无关人员,即无辜的人。一旦你发现这起事件针对了无辜的人员之后,这个问题就是骚乱。

  根据我对群体性事件的分类和特点,我得出了以下的结论。目前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这表现为中国政治统治是统一的,还没有发生反对中央政府的行为。我们政治学研究政治首先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能力。有人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现在中央很弱,中国已经怎么样怎么样。我告诉你另外一个分析方法。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地方领导敢站出来说反对中央。你看中国所有地方领导人,只要中央开了一个会,不管心中再不服,再不满,他一定表态,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坚决团结在某某人周围。不敢说不表态,不表态要下台,这是我们一个政治共同体的需求,现在没有人敢公开说中央错了。而社会管制还是有效的。不要看到今天发生很多问题,共产党现在还是有能力把社会管理住。比如说非典来了,猪流感来了。比如要搞那个国庆节庆典了,我们在北京生活最了解这个问题,它可以动用一切的力量来维护所谓的管制秩序。只要一声令下,那些老太太都戴着袖章,站到那个路口:“你是什么人!”就开始了。你不要看老百姓说我怎么不服它了?真正有那一天,它现在还是有这个能力。我们都知道国庆节期间,谁敢踏近一步,那些老头、老太太马上把你揪出来,人民战争共产党还是可以打。所以我得出了第一个结论,目前中国社会应该还是稳定的。
 
2004年台湾陆委会邀请我去访问,请我在台湾政治大学做一个演讲,他们给我15天的吃住玩。当时我提出来,我说能不能这样,我做完演讲之后,你给一张地图给我,你再派一个司机,我说到什么地方,你就开车到什么地方,按照地图走行不行。他说你想干什么?我说想看一下,台湾的老百姓在干什么,想什么?他说没问题,我们台湾你可以随便看,我们老百姓想什么你随便问。但是我说还有一个,你要派个买单的,因为要包括吃包住嘛。(笑)没问题,派个买单的。

  我演讲完之后,他们就开一个车,我说到什么地方,就把我送到什么地方。我问见到的台湾老百姓同样一个问题,地方官员不经你同意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台湾老百姓回答我不可能,他怎么敢拆我们家房子?不可能啊!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我,我到法院去告他,法官就会重判这个不经我同意拆我房子的政府官员,假如经过我同意赔十万,不经我同意他可能要赔一百万。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不立案或者不依法判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又回答我不可能,他怎么敢不立案啊。(笑)因为我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有房产证,他没有合同拆了我房子,他错了,他必须赔,不可能。

  我说假如发生这个问题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我,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来调查,我的议员调查完之后,就会开新闻发布会,就会在议会上提出来,这个官员和这个法官都完了,做不了了。

  我接着问,假如这个议员不管你这个事,不来调查怎么办?我一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台湾老百姓都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这么多假如呢?这种假如怎么可能发生呢?(笑,掌声)这不是我想让议员做的事,这是议员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议员天天做梦都希望发生这个事(笑,掌声),他怎么会不来呢?不可能的!”

  我说有可能,他说不可能。他们台湾老百姓有联系议员的那个电话卡,那就打电话试吧!我说不可能,他说有可能。一打电话,那个议员只要在附近,接到电话很兴奋就赶过来了(笑)。问:“什么事?什么事?”特别兴奋!因为议员只要调查到这个事情,他不单当了县议员,他可能当国会议员,还可能当“阿扁” 啊(笑)!但是我我不甘心,我还要问,我说假如他就是不来怎么办?人家告诉我:那很简单啊,他不来,下一次他选举的时候,他要到我家来拜票啊,他拜票的时候我会把他用脏水泼出去,这个议员还能当议员吗?当不了!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从台北走到台南得到就是这么个结论。我今天讲台湾这个故事,实际上这个问题我问了许多国家的人,包括日本,包括德国、法国,包括美国,我到过很多国家,我问了他们很多人,基本回答都是差不多的,基本结论逻辑是一样的。为什么我讲台湾?因为台湾和我们有同样的文化,我们经常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我们中国,没关系,你现在不是说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既然台湾也是中国,为什么那一部分的人可以回答不可能呢?我们不要看中央电视台今天说台湾打架了,明天说台湾骂马英九了,没关系,台湾的基层社会十分地和谐稳定。

  我到了台中地区,住到了一个农民的家里,一个种花的老农。他当时很兴奋,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大陆人。他说今天我请你吃饭,我们不在家里吃饭,我们到镇里面去下馆子去好不好?我说好啊,下馆子当然很高兴啊,但是不要让我买单。他说怎么能让你买单啊,当然不让你买单。他就开着车带我去,他开着汽车,后面放着花,前面是坐人的,我们就走,走了两百米左右,我说停下来,有问题。他说什么问题?我说我们走的时候,我在最后一个走,没关门啊,我们大门没关,小门也没关啊,没关门,不行。他说没关门怎么不行啊?我说东西在家里。他说没事,我们家里装了电子摄像头,来了什么人,对着电子摄像头说一下,我就知道他拿了什么东西,我回来他还给我就行了。我心里想:在我们这个地方,回来的时候恐怕电子摄像头都没有了(笑,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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