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教授法学博士,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教授的主要著作有《底层政治》、《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和《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评》等等,于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社会问题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
1) 2008年3月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先生向外交部、社科院提出来要访问我。我们社科院很紧张,因为一般情况,一个国家的大使不会来访问人。单位做了一个预案,和你们律师一样的开会,组织一帮人猜猜他可能问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回答。最后他来了,我们所有想到的问题都没有问。他问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说2007年在你们中国有三个地方的农民宣告土地私有,假如有一天,中国的农民都宣告土地私有了怎么办?我当时一听头就大了,因为我们的预案里面没有这一条。(笑)我回答他,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国90%以上的农民还没有这个观念。我没有告诉他一个内幕,这其中一件是我们一个非律师的法律工作者策划的,这个人很多人都认识,其实他策划这个案子的时候,就把材料给我看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三个地方农民宣誓,就说明其他农民有一天可能也会走到这个地步。
2) 2007年中国的广东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汕尾市有一批农民组织了抄家队,抄谁的家?抄村干部和乡干部的家。为什么抄他们的家?说你们把我们的地卖了,所以我们抄你的家。吓得很多乡干部、村干部往外面逃。当年5月7号我陪一个国家领导到广东去调查,5月8号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德江向国家领导汇报。他说我们广东省这几年发生了很多问题,但是省委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认为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呢?就是用人民币可以解决的问题。(笑)这句话好笑,但是我认为他讲对了。当天晚上我约了南方周末和南方日报的两个评论员,我说在我看来,像张德江这样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认识到了中国目前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利益之争,争利不争权,这一点是我们判断中国目前发生这么多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关键所在。这是第一个特点
1) 2008年3月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先生向外交部、社科院提出来要访问我。我们社科院很紧张,因为一般情况,一个国家的大使不会来访问人。单位做了一个预案,和你们律师一样的开会,组织一帮人猜猜他可能问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回答。最后他来了,我们所有想到的问题都没有问。他问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说2007年在你们中国有三个地方的农民宣告土地私有,假如有一天,中国的农民都宣告土地私有了怎么办?我当时一听头就大了,因为我们的预案里面没有这一条。(笑)我回答他,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国90%以上的农民还没有这个观念。我没有告诉他一个内幕,这其中一件是我们一个非律师的法律工作者策划的,这个人很多人都认识,其实他策划这个案子的时候,就把材料给我看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三个地方农民宣誓,就说明其他农民有一天可能也会走到这个地步。
2) 2007年中国的广东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汕尾市有一批农民组织了抄家队,抄谁的家?抄村干部和乡干部的家。为什么抄他们的家?说你们把我们的地卖了,所以我们抄你的家。吓得很多乡干部、村干部往外面逃。当年5月7号我陪一个国家领导到广东去调查,5月8号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德江向国家领导汇报。他说我们广东省这几年发生了很多问题,但是省委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认为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呢?就是用人民币可以解决的问题。(笑)这句话好笑,但是我认为他讲对了。当天晚上我约了南方周末和南方日报的两个评论员,我说在我看来,像张德江这样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认识到了中国目前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利益之争,争利不争权,这一点是我们判断中国目前发生这么多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关键所在。这是第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