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比5%的忧虑
1、3%和5%是中国和美国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平均值，也就是说，中国的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只有美国的1/4。
农业生产靠土壤，而土壤肥力靠得是土壤有机质。只要有了足够的有机质，土壤就可保住水分和养分，从而确保农作物获得丰收，并使耕地有后劲。
从中国和美国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值看，中国的耕地质量比美国差得远，差得让人揪心。
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虽然与“先天”有关，但最主要还是“后天”的因素。所谓“后天”的因素，即人为的因素。说白了，中国的耕地有机质含量低是与中国人种地重“种”而轻“养”有很大关系。
事实也确是如此，不说远了，仅就近三四十年而言，中国几千年有机农业的传统至此几乎缩影全无。别的不说，仅就施肥来讲，由于受“农业化学化”片面宣传的影响，广大农民种“卫生田”的现象十分普遍。所谓种“卫生田”，就是不用农家肥，只用化学肥。据有关方面统计，多年来，我国化肥施用量已突破4000万吨大关，居世界之首，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成倍超出发达国家为防止土壤污染和水体污染所设置的安全上限值。由于超量施用化学肥而缺少农家肥，致使绝大多数的耕地有机质含量急剧下降，土壤呈板结状态，土质趋向恶化，生产能力大为降低。
庄稼人有句俗语，叫做“种地不施粪，等于瞎胡混”，这里的“粪”是指农家肥而非化肥。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农家肥不但能满足农作物所需要的各种营养成分，而且能养地（提高有机质含量），促进耕地可持续生产。
记得三十年前，农村家家户户养猪积肥，每户农家的门前都有一个大粪堆，另外，每到夏季，还用青草、人粪尿等沤制绿肥，春耕和秋种时，生产队组织劳力将各家的肥料一鼓脑儿运到大田里。由于大量施用农家肥，其耕地不是像现在这样越种越薄，而是越种越厚，用脚一踩土壤，感觉像海绵一样松软，一锨下去，通常能挖出多条甚至十多条蚯蚓。其实，耕地之所以越种越厚、越种越软、越种蚯蚓越多，就是有机质含量持续增高的缘故，而有机质含量持续增高又与大量施用农家肥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近三四十年以来农民种地为何重“种”而轻“养”呢？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依笔者看来，主要原因还是个政策和管理问题，具体说来主要有三点：
一是基层政府放弃了对养猪积肥的管理，是造成无肥可施的主要原因。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养猪积肥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领导的“重头戏”。对此，各级不但抓得紧，而且政策到位。如：农户养猪头数和积肥数量是与收入分配密切相连的，因此，农民养猪积肥的积极性很高。可是，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后，基层政府便放弃了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加上养猪本身又不赚钱，所以，广大农民便陆续告别了这一“老本行”。虽然有些农民也养猪，但他们却不再垫猪圈（定期向圈内撒土），不再为积肥而劳神费力。由于农民不再养猪或者养猪不积肥，便使农家肥的施用出现了断档。
二是改革之初由于政策未及时跟上，使农民只顾眼前，不思养地，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生产责任制建立初期，由于土地承包年限短、且缺少有效的制度作保障，致使农民普遍存有临时观念，以为“今天地是我的，明天还不知是谁的”，于是只施速效化肥，不施农家肥的现象以及让土地“连轴转”的掠夺性经营现象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实事求是地说，改革之初的农村生产责任制虽然让中国耕地的产出水平达到了最高，但同时也使中国耕地的地力降到了最低。
三是土地承包年限延长后出现的“打工潮”，又一次抑制了农民养地的积极性，这也是中国耕地质量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改革中期，当政府意识到前期政策缺位的问题后，便将土地承包年限延长至30年或50年，这一政策按说对调动农民养地的积极性十分有效。但是，此时恰逢中国的城镇化建设速度加快，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都进城打工，剩下的“留守老人”因体力所限无法承担繁重的养猪积肥、种地养地的农活，于是他们便种起了“懒汉田”，即：只种地不养地。这样一来，土地承包年限延长的优势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中国的土地质量仍在持续下降。
自从我们的祖先在世界上最早种植粟（半坡氏族）、水稻（河姆渡氏族）到现在，中国的农业历史已延续了达7000年之久，7000年来，统治者最为重视的是农业，老百姓的主业是农业，可以说，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国农业发展史，若论农业生产经验，中国绝对是世界一流的。在这方面，美国虽然是当今的超级大国，但因其建国时间仅有200多年，所以根本无法与我国相比。如果把中国经营农业的水平比喻为大学水平的话，那么，美国只能是小学水平。可是，现实却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就当今来说，只有“小学水平”的美国竟然远远超过了拥有“大学水平”的中国，这难道不令人揪心吗？
看来，中国人是应该认真反思一下自己了：是什么原因使我们耕地的有机质含量在持续下降？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在农业生产上时常陷于“顾此失彼、摁下葫芦瓢起来”的怪圈？中国如何才能将老祖宗那些优良的有机农业传统继承下来而不再折腾？
1、3%和5%是中国和美国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平均值，也就是说，中国的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只有美国的1/4。
农业生产靠土壤，而土壤肥力靠得是土壤有机质。只要有了足够的有机质，土壤就可保住水分和养分，从而确保农作物获得丰收，并使耕地有后劲。
从中国和美国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值看，中国的耕地质量比美国差得远，差得让人揪心。
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虽然与“先天”有关，但最主要还是“后天”的因素。所谓“后天”的因素，即人为的因素。说白了，中国的耕地有机质含量低是与中国人种地重“种”而轻“养”有很大关系。
事实也确是如此，不说远了，仅就近三四十年而言，中国几千年有机农业的传统至此几乎缩影全无。别的不说，仅就施肥来讲，由于受“农业化学化”片面宣传的影响，广大农民种“卫生田”的现象十分普遍。所谓种“卫生田”，就是不用农家肥，只用化学肥。据有关方面统计，多年来，我国化肥施用量已突破4000万吨大关，居世界之首，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成倍超出发达国家为防止土壤污染和水体污染所设置的安全上限值。由于超量施用化学肥而缺少农家肥，致使绝大多数的耕地有机质含量急剧下降，土壤呈板结状态，土质趋向恶化，生产能力大为降低。
庄稼人有句俗语，叫做“种地不施粪，等于瞎胡混”，这里的“粪”是指农家肥而非化肥。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农家肥不但能满足农作物所需要的各种营养成分，而且能养地（提高有机质含量），促进耕地可持续生产。
记得三十年前，农村家家户户养猪积肥，每户农家的门前都有一个大粪堆，另外，每到夏季，还用青草、人粪尿等沤制绿肥，春耕和秋种时，生产队组织劳力将各家的肥料一鼓脑儿运到大田里。由于大量施用农家肥，其耕地不是像现在这样越种越薄，而是越种越厚，用脚一踩土壤，感觉像海绵一样松软，一锨下去，通常能挖出多条甚至十多条蚯蚓。其实，耕地之所以越种越厚、越种越软、越种蚯蚓越多，就是有机质含量持续增高的缘故，而有机质含量持续增高又与大量施用农家肥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近三四十年以来农民种地为何重“种”而轻“养”呢？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依笔者看来，主要原因还是个政策和管理问题，具体说来主要有三点：
一是基层政府放弃了对养猪积肥的管理，是造成无肥可施的主要原因。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养猪积肥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领导的“重头戏”。对此，各级不但抓得紧，而且政策到位。如：农户养猪头数和积肥数量是与收入分配密切相连的，因此，农民养猪积肥的积极性很高。可是，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后，基层政府便放弃了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加上养猪本身又不赚钱，所以，广大农民便陆续告别了这一“老本行”。虽然有些农民也养猪，但他们却不再垫猪圈（定期向圈内撒土），不再为积肥而劳神费力。由于农民不再养猪或者养猪不积肥，便使农家肥的施用出现了断档。
二是改革之初由于政策未及时跟上，使农民只顾眼前，不思养地，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生产责任制建立初期，由于土地承包年限短、且缺少有效的制度作保障，致使农民普遍存有临时观念，以为“今天地是我的，明天还不知是谁的”，于是只施速效化肥，不施农家肥的现象以及让土地“连轴转”的掠夺性经营现象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实事求是地说，改革之初的农村生产责任制虽然让中国耕地的产出水平达到了最高，但同时也使中国耕地的地力降到了最低。
三是土地承包年限延长后出现的“打工潮”，又一次抑制了农民养地的积极性，这也是中国耕地质量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改革中期，当政府意识到前期政策缺位的问题后，便将土地承包年限延长至30年或50年，这一政策按说对调动农民养地的积极性十分有效。但是，此时恰逢中国的城镇化建设速度加快，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都进城打工，剩下的“留守老人”因体力所限无法承担繁重的养猪积肥、种地养地的农活，于是他们便种起了“懒汉田”，即：只种地不养地。这样一来，土地承包年限延长的优势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中国的土地质量仍在持续下降。
自从我们的祖先在世界上最早种植粟（半坡氏族）、水稻（河姆渡氏族）到现在，中国的农业历史已延续了达7000年之久，7000年来，统治者最为重视的是农业，老百姓的主业是农业，可以说，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国农业发展史，若论农业生产经验，中国绝对是世界一流的。在这方面，美国虽然是当今的超级大国，但因其建国时间仅有200多年，所以根本无法与我国相比。如果把中国经营农业的水平比喻为大学水平的话，那么，美国只能是小学水平。可是，现实却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就当今来说，只有“小学水平”的美国竟然远远超过了拥有“大学水平”的中国，这难道不令人揪心吗？
看来，中国人是应该认真反思一下自己了：是什么原因使我们耕地的有机质含量在持续下降？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在农业生产上时常陷于“顾此失彼、摁下葫芦瓢起来”的怪圈？中国如何才能将老祖宗那些优良的有机农业传统继承下来而不再折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