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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付明泉
当张春桥因为一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极度重视的时候，在当时的中国也许没有太多人会想到21世纪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全面开花。也没有太多人会想到多年后有郎咸平教授讲出了《黑领和白领》慷慨激昂的抨击中国的开黑车，书房放着纯金的毛泽东批注的二十四史的特权阶级。也没有人想到中国会出现《乌有之乡》这样的毛式左派建立的网站对当今社会的全面批判。
80年代末美国前总统里根在白宫对全美国民众进行他的告别演说的时候，他和缓的语气中依然坚定全面的反对的是所谓的前苏联的“铁幕政策”和“非民主制度”，但是，当然，他绝对不会抨击美国的大资产阶级，因为这个阶级把他推上了总统的宝座，他是这个阶级的代理人，他不会，不想，更不能批评他的老朋友们，老后台和老靠山。
邓小平在1989年学潮后说，“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真的造成社会的两级分化，那么我们的改革也许真错了，也许我们真就走上邪路了”。邓小平对他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正确性的认定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不是会造成新的腐败阶层和特权阶级，这个特权阶级有多大的力量，对中国社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中国未来到底向何处去，这个开放政策对中国未来的影响，他似乎是没有把握的，也正因如此，他才说，“摸着石头过河”。
晚清末年，思想先进的中国人从学习西方开始，转了一圈，再次回到了早期中国人提出的小康大同思想，人们发现，最能保持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依然是“均贫富”和“耕者有其田”的非极端两级分化的社会形式。从古代知识阶层提出的小康大同社会形式，到陈胜吴广的大泽乡农民起义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的社会口号，到李自成提出的“均贫富”的社会形式，一直到太平天国洪秀全为首的农民将领们提出的“天下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中国从知识分子到草根阶层，长期已经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只有不出现贫富巨大差距，中国社会才能稳定，中国才会出现一个基本理想的社会形式”。
然而这样一个社会形式，是不容易达到的。姑且不说外国的影响，就从人本身的思想差异，出身差异，能力差异，再加上人的私心，虚荣，贪婪等不可爱的固有本性，就很难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形式。美国前国务卿曾说，“中国历次发生革命是因为人太多了，饭太少了，中国人吃不上饭，人口过剩，所以发生革命”，这遭到了毛泽东的痛批，毛泽东说，“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美国人当时反对英国人，不是因为人口太多，而是英国人欺压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
只要你稍细一点看看中国的历史，在革命这点，美国人艾奇逊确实说错了，中国人的革命，更多的原因是社会的贫富极端不均，社会贫富差距过大，近代则是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凌，本国政府高层的对外妥协退让，对内残酷镇压，特权阶层极端腐败，民不聊生，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的最贫寒阶层揭竿而起造成的。
中国的资产阶级，在近代是一直是没有形成大气候的，这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形式造成的，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都是以皇帝为首，各地官吏和大小豪绅组成了以拥有土地为标志的封建阶层统治的社会形式。重农轻商的封建主必然全面打压以提倡和从事商品流动的在封建主看来“雕虫小技”并不能推动社会物质生产的投机者的“资本阶层”。明代后期江南形成一点资产阶级作坊，很快在更落后的外族--满族的入侵下土崩瓦解。而北洋军阀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更是封建家族，军阀官吏为主体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夹缝中苦苦挣扎，既害怕所谓的“泥腿子”的左翼劳动人民，也害怕右翼的封建大贵族和其代理的军阀贵族，其结果必然是无力形成社会的分庭之力。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试图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形式总体上想建成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而人民的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从40年代的解放区开始的土地改革，一直到1949年建国后，在枪杆子的全面控制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封建资本，旧官僚资本的全面财产没收政策，到对民族阶级的全面改造（包括公方入股，公私合营），都体现了这个新兴的政权试图全面控制国家资产，真正结束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社会经济的控制。
然而，很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有远见的高层共产党人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新的各级党的各级政权的控制者和拥护共产党的民主党派的大小领导人，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比以前的特权阶层更难处理，更难对付，而靠党本身甚至是无力处理的。毛泽东第一次发现自己和自己领导的政党和社会的悖论--消灭外在特权后自己依靠的内部领导集团的特权，面对这个两难的命题，毛泽东思考良久后，再次想到民众----这个他和他的政党一直依赖的最大靠山，毛泽东因此发动了一场新的人民战争，依靠全国民众的自下而上的“造反运动”试图推翻新的党内和依附党而形成的新的经济和政治上特权阶级--毛泽东本人称呼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毛泽东开始依靠新的在他看来革命的左派文人--张春桥为首的文人集团和自己缔造创建的军队的他看来可靠的“革命派”林彪等为代表的军人集团，联合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的中间派的吏治集团，对全社会的“牛鬼蛇神”的“骑在人民头上”的试图“走资派”和“特权阶层”全面开战，他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与其说是他试图消灭政治对手，不如说是他从深层次，试图消灭一些因为这个新政权而兴起的“新中国”贵族阶层。毛泽东比他的同时代战友和下属更深远的看到了中国社会如果实现“自由市场经济”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唯生产力论”后将出现的严重的两级分化后的社会问题。
毛泽东不能容忍出现这样贫富分化，两级差距的社会，他宁可天下大乱，也不能容忍他和他领导的政党建立的国家是这样一种形式。从史料可以看出，毛泽东晚年对两级分化，贫富等级的考虑是最多的。
当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掌权后，邓小平马上用极右的让民众马上看到好处容易理解的“发展经济不问其他的发展论”政策代替了毛泽东的更远见的“防止资产阶级和两级分化的革命论”后，邓小平立刻得到了更多的社会认可和拥护，这种没有远虑，必有近忧的只发展经济的政策很快形成了中国新的特权阶层，并形成了全国很多阶层空前团结一致的1989年开始要民主，反官倒（官员参与走私垄断和投机倒把的特权活动）的全国运动。
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有效的放开政策，中国的下层民众得到了一些经济活动的自由和小的言论自由，社会出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那时全社会在毛泽东时代整体的道德体系还在指导社会民众的活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长期的无原则宣传“唯经济发展论”，全社会的道德体系开始全面坍塌，中国官员逐渐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中国特色权力”在经济活动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那种“唯利是图”，“拉拢贿赂”的本能再次显现，于是，官商勾结，共同搜刮民脂民膏的传统套路和方法再次显现时，而最高统帅的小平的“宁右毋左”的政策也让各级官吏和新兴资产阶级看到了国家的方向标，“步子大一点，胆子大一点”，“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开始成了这些特权阶层的座右铭，而“做一个明白人，做一个能人，做一个赚钱的人" 甚至做一个嗜血的资本家和大富翁的目标和荣辱观已经压倒了毛泽东在全社会曾大力提倡的“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社会道德价值观。甚至极端再次回归到了1949年前的“笑贫不笑娼”的社会状态。
但是由于社会的政治形势，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必须依靠在官僚资本主义和特权阶层上，他们无力也不可能形成大独特的力量，这也决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比其他民主民生的资产阶级更加腐朽和没落，更加贪婪和无道德。因为他们本来的一点良心和民生，由于自己的软弱，贪婪和无奈，已经忘记的干干净净，他们自己应该改变和付出的一点民主，民生努力，也因为软弱和无奈，统统归罪于官僚阶层上，而自己则摇身一变，成了为广大民众谋福利的，创造工作机会的能人阶层。
中国资产阶级，历来是软弱的，这个是因为世界的资产阶级本质上统一的，一致的，虽然不是铁板一块，但是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也决定，如果这个阶层对欧美的发达国家政权，永远都会是谄媚的，软弱的，讨好的，甚至是进贡的。他们和西方的资本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无力，不能，也不想，或者从根本利益上也不可能为任何劳动阶层谋取任何利益，他们对本国劳动阶层，比发达国家的民生资本主义阶层更加贪婪，野蛮，虚伪，横征暴敛和喜欢做秀。
在南北朝时期的贵族阶层，由于权力和军队在手，做官世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通天的腐朽阶层，这个阶层用人乳喂猪，为了劝客人酒而杀掉自己的丫鬟无数，自成一体的形成一个内部的特权阶层，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巨大绊脚石。那么拥有中国特权的特权官僚阶级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结合的21世纪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其对内的贪婪自私，横征暴敛，腐朽虚伪，对外的软弱无力，奴颜婢膝和这些没落士族相比，一点不比他们更好更强。中国21世纪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没有道德，最没有进步意义的社会阶层。
从1949年开始，在领导他所在的政党在争取国际地位，展示中国外交，领导中国社会建设中，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复辟，这个熟读历史的中国农民的儿子，目光如炬的看到了中国"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深刻了解中国腐败阶层的腐败的“无极限”。他试图利用自己的皇权一样的最高特权和忠于他的笔杆子枪杆子集团和中国的特权阶层决一死战，他深深知道，这个大的战役的敌人，是最凶残，最长期，最隐蔽的。他看到了这个阶层的巨大的力量，远非他在此生所能遏制和击败，他知道唯一可以克制和击败这种特权的力量在于民众，他试图用他的思想教育全国民众，让这个影响千秋万代长存于民众的心中，让民众在任何时候，都能记得他的“革命”理论，他的“防两级分化”理论。如果说，“庆父不死，鲁难不已”，那么中国大资产阶级，无疑是中国的庆父，他们已经成为中国最没落，最腐朽，最阻碍社会进步的阶层。
看有些分析文章说，"中国必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未来也一定是精英政治"。这代表了很多民族资本家的观点，他们觉得自己的大好时代已经来临，他们激动，他们兴奋，他们欢心鼓舞，他们觉得，21世纪的中国，未来的中国，就是他们坐在宽阔的议政大厅，或者慷慨激昂，或者言辞平缓的参与施政，然后回到公司赚钱，生意越做越大，接着和各国资本家合作竞争。
然而，这只是民族资本主义者的迷梦，或者是单相思，中国当今的社会，包括未来的中国，不是简单的可以走向那样的民生资本的状态，中国的实际财富和权力，牢牢控制在权力阶层和官僚阶层手中。拥有中国特色的权力，才能根本拥有中国式的财富，这是中国当今社会一个重大的特征。而这个权力，不是君权神授，也不是民赋之权，而是地地道道的已经形成的垄断之权。
文革结束后，中国出现了国家的貌似贫穷，但是邓小平为代表的元老看到了中国潜在的巨大财富，那就是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既不内债也无外债的现实状态。这是很容易造成几十，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富翁的社会状况。在毛泽东带领下，中国已经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农业基础，基础建设基本完成，国防，科技，教育的基础已经全面完成，全国重工业部门齐全，在这样一个现实状况下，发展轻工业，用很少的代价和投入就能满足民众基本需求的改变是最能得到民心的。
正因如此，开放初期，全国民众欢心鼓舞，毛泽东时代的贫穷似乎一扫而空，过去政策错误成了家喻户晓的真理，而能带领大家发财致富的人也成了远近的能人。各级官吏招商引资，不亦乐乎，大家看到外面的世界，确定了这么年就是在愚民，害民，而这下改革，人们都富了。
在一阵狂热的时期过去以后，人们逐渐发现，巨大的财富逐渐被权力垄断了，过去属于人民和民众的工厂和企业在厂长负责制，股份制以后逐渐变成了家族的企业，一阵眼花缭乱的重组，合资，股份改造，外资进入，租赁以后，工人们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企业的主人，而等待自己的只有下岗，再就业和黯然离开。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曾经无比欢欣鼓舞，他们感到自己的光辉时代到来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以后，他们才发现，自己需要一个老大，不然依然是奴才，这个老大，就是官僚和各级权贵，没有他们，自己永远是土人一个，自己永远还是下层的打工仔的头。而考上了任何一级官僚权贵，人生就完全不同，资本的积累变得容易和便捷。一个政策和通知，一个规定和条例，就完全可以让自己财源广进，钞票如水，否则不论如何努力，也是朝不保夕。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招商引资显得拙劣，贷款办企业显得缓慢，直接从国有企业通过重组股份改造而探囊取物才来的快捷。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都通过各种办法以上市作为敛财的目标而不是继续发展企业的方式。由于资源的有限，如马克思多年前所说，直接赤裸裸的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成了有产者对无产者的直接掠夺方式。土地和工厂成了官僚特权阶层最能直接获得利益的物质资料。而通过有利于自己集团的政策，又使得广大工人农民的无偿劳动创造的有形和无形价值很快落到自己手中。
中国的当代的资产阶级，以特权阶层为第一个资产阶级，这个阶层十分隐蔽，他们无需企业和厂房，利用政策做杠杆，就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把银子轻易拿到自己的手中。他们高喊为人民服务，而很多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任何信仰，唯一信仰的就是“闷声发大财”。当然，他们最不能丢掉的就是权力，这个是他们命根子，丢掉这个，就丢掉了一切。
在特权阶层之下，是权贵阶层，这个阶层没有前者权力大，或者已经不在正规的权位上，但是他们和第一个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者是前高官，或者是相应亲属，在一些委员会，理事会，协会中挂职，但是他们能力通天，和第一个阶层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们可以影响政策的指定，可以轻易为了自己的一个利益就让无数劳动者蒙受损失。他们的私心是很大的，完全没有任何纪律约束，他们貌似自由主义者，他们装作能人，但是他们是可以为了自己煮熟鸡蛋而烧掉别人的房子的，他们利用政策的杠杆来达到剥削的目的。
在此之下，就是民族大资本家，他们很多人也非实干发迹，但是比前两者要辛苦些，起步也艰难些，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拼杀接触到了前两个阶层的人物，然后就开始利用其中的关系运作，他们是开始被民众定义为企业家和能人的人，或者叫做老板的人，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不是真正的老板，真正的老板，能决定他们生死大权的人是前两个阶层的人。
在民族大资本家下是中小民族资本家，他们和上层权贵资本阶层联系依然，不然不能生存，但是他们很难巴结上真的大权贵阶层，因为他们的资本不够雄厚，手法不够大，还不足以让官僚资本和权贵和他们合作，他们每天渴望的就是如何真正走入上层社会，或者期盼国家有一天忽然下达什么政策，有运气的让他们改变命运。
在这几个阶层的资本家中，中小资本家的迷梦最多，他们有时摇摆的摆向下层民众，当他们对上层权贵和大资本阶层有牢骚的时候。但是更多时候是靠向上面的，他们高谈精英政治，希望中国实现民生资本主义的政策，自己能够参政议政，自己的经商环境更加公平和宽松，进入官僚资本的垄断行业中，但是，显然，他们这些迷梦是很难变成现实的，也因此，他们时而沮丧，时而牢骚，他们一样大骂社会不公，大骂贪污腐败，但是他们是因为参与不上，而非骨子痛恨。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其他三个大的阶层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在之下的小企业主和朝不保夕的工薪阶层，不论白领还是蓝领，还是小公务员，其本质都是劳动阶层，他们唯一的梦想是中国出现一个肚子大，两头小的中产阶层社会，自己可以衣食无忧，有个小房一住，但是他们的这个迷梦也是无法实现的，他们每天为了工作奔波，为了房子和物价的飞涨痛苦，他们在中国更贫困的工人，农民，地方无业者和工资很少的阶层看来也属于有钱人，但是只有他们本人知道，他们的经济更像建立在沙滩上楼房，时刻都有坍塌的危险。他们只能通过大的群体高呼一下户籍改革，高呼一下房价太高，他们通过高喊爱国和出国来宣泄心中的不满，他们通过呐喊和群体性的呼喊表达一下并没有丝毫作用的疾呼。他们相信民众的力量，但是也现实的感受到了作为个体的无力。
中国官僚阶层和权贵阶层的腐朽，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任何一个黑幕被揭开，都让世界为之震撼。 毛泽东选择的庸碌的华国锋，除了逮捕了左派理论的清教徒一样的文人政治家们和毛泽东的遗孀外，毫无任何治国能力，他既没有林彪的言简意赅的治军能力，也没有张春桥等人的理想主义思维，更没有权贵阶层的稳准狠的现实风格，华国锋既缺乏经验，更没有思想，他在摇摆中终于走完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之后的中国，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就是，毛泽东从60年代用全部后半生与之斗争和担忧的特权资本和贵族资本，连同他们无耻的掠夺广大民众的卑鄙手段和肮脏的货色，已经一样不少的摆在中国当今社会上。
当张春桥因为一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极度重视的时候，在当时的中国也许没有太多人会想到21世纪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全面开花。也没有太多人会想到多年后有郎咸平教授讲出了《黑领和白领》慷慨激昂的抨击中国的开黑车，书房放着纯金的毛泽东批注的二十四史的特权阶级。也没有人想到中国会出现《乌有之乡》这样的毛式左派建立的网站对当今社会的全面批判。
80年代末美国前总统里根在白宫对全美国民众进行他的告别演说的时候，他和缓的语气中依然坚定全面的反对的是所谓的前苏联的“铁幕政策”和“非民主制度”，但是，当然，他绝对不会抨击美国的大资产阶级，因为这个阶级把他推上了总统的宝座，他是这个阶级的代理人，他不会，不想，更不能批评他的老朋友们，老后台和老靠山。
邓小平在1989年学潮后说，“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真的造成社会的两级分化，那么我们的改革也许真错了，也许我们真就走上邪路了”。邓小平对他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正确性的认定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不是会造成新的腐败阶层和特权阶级，这个特权阶级有多大的力量，对中国社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中国未来到底向何处去，这个开放政策对中国未来的影响，他似乎是没有把握的，也正因如此，他才说，“摸着石头过河”。
晚清末年，思想先进的中国人从学习西方开始，转了一圈，再次回到了早期中国人提出的小康大同思想，人们发现，最能保持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依然是“均贫富”和“耕者有其田”的非极端两级分化的社会形式。从古代知识阶层提出的小康大同社会形式，到陈胜吴广的大泽乡农民起义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的社会口号，到李自成提出的“均贫富”的社会形式，一直到太平天国洪秀全为首的农民将领们提出的“天下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中国从知识分子到草根阶层，长期已经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只有不出现贫富巨大差距，中国社会才能稳定，中国才会出现一个基本理想的社会形式”。
然而这样一个社会形式，是不容易达到的。姑且不说外国的影响，就从人本身的思想差异，出身差异，能力差异，再加上人的私心，虚荣，贪婪等不可爱的固有本性，就很难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形式。美国前国务卿曾说，“中国历次发生革命是因为人太多了，饭太少了，中国人吃不上饭，人口过剩，所以发生革命”，这遭到了毛泽东的痛批，毛泽东说，“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美国人当时反对英国人，不是因为人口太多，而是英国人欺压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
只要你稍细一点看看中国的历史，在革命这点，美国人艾奇逊确实说错了，中国人的革命，更多的原因是社会的贫富极端不均，社会贫富差距过大，近代则是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凌，本国政府高层的对外妥协退让，对内残酷镇压，特权阶层极端腐败，民不聊生，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的最贫寒阶层揭竿而起造成的。
中国的资产阶级，在近代是一直是没有形成大气候的，这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形式造成的，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都是以皇帝为首，各地官吏和大小豪绅组成了以拥有土地为标志的封建阶层统治的社会形式。重农轻商的封建主必然全面打压以提倡和从事商品流动的在封建主看来“雕虫小技”并不能推动社会物质生产的投机者的“资本阶层”。明代后期江南形成一点资产阶级作坊，很快在更落后的外族--满族的入侵下土崩瓦解。而北洋军阀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更是封建家族，军阀官吏为主体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夹缝中苦苦挣扎，既害怕所谓的“泥腿子”的左翼劳动人民，也害怕右翼的封建大贵族和其代理的军阀贵族，其结果必然是无力形成社会的分庭之力。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试图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形式总体上想建成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而人民的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从40年代的解放区开始的土地改革，一直到1949年建国后，在枪杆子的全面控制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封建资本，旧官僚资本的全面财产没收政策，到对民族阶级的全面改造（包括公方入股，公私合营），都体现了这个新兴的政权试图全面控制国家资产，真正结束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社会经济的控制。
然而，很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有远见的高层共产党人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新的各级党的各级政权的控制者和拥护共产党的民主党派的大小领导人，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比以前的特权阶层更难处理，更难对付，而靠党本身甚至是无力处理的。毛泽东第一次发现自己和自己领导的政党和社会的悖论--消灭外在特权后自己依靠的内部领导集团的特权，面对这个两难的命题，毛泽东思考良久后，再次想到民众----这个他和他的政党一直依赖的最大靠山，毛泽东因此发动了一场新的人民战争，依靠全国民众的自下而上的“造反运动”试图推翻新的党内和依附党而形成的新的经济和政治上特权阶级--毛泽东本人称呼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毛泽东开始依靠新的在他看来革命的左派文人--张春桥为首的文人集团和自己缔造创建的军队的他看来可靠的“革命派”林彪等为代表的军人集团，联合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的中间派的吏治集团，对全社会的“牛鬼蛇神”的“骑在人民头上”的试图“走资派”和“特权阶层”全面开战，他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与其说是他试图消灭政治对手，不如说是他从深层次，试图消灭一些因为这个新政权而兴起的“新中国”贵族阶层。毛泽东比他的同时代战友和下属更深远的看到了中国社会如果实现“自由市场经济”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唯生产力论”后将出现的严重的两级分化后的社会问题。
毛泽东不能容忍出现这样贫富分化，两级差距的社会，他宁可天下大乱，也不能容忍他和他领导的政党建立的国家是这样一种形式。从史料可以看出，毛泽东晚年对两级分化，贫富等级的考虑是最多的。
当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掌权后，邓小平马上用极右的让民众马上看到好处容易理解的“发展经济不问其他的发展论”政策代替了毛泽东的更远见的“防止资产阶级和两级分化的革命论”后，邓小平立刻得到了更多的社会认可和拥护，这种没有远虑，必有近忧的只发展经济的政策很快形成了中国新的特权阶层，并形成了全国很多阶层空前团结一致的1989年开始要民主，反官倒（官员参与走私垄断和投机倒把的特权活动）的全国运动。
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有效的放开政策，中国的下层民众得到了一些经济活动的自由和小的言论自由，社会出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这主要是因为那时全社会在毛泽东时代整体的道德体系还在指导社会民众的活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长期的无原则宣传“唯经济发展论”，全社会的道德体系开始全面坍塌，中国官员逐渐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中国特色权力”在经济活动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那种“唯利是图”，“拉拢贿赂”的本能再次显现，于是，官商勾结，共同搜刮民脂民膏的传统套路和方法再次显现时，而最高统帅的小平的“宁右毋左”的政策也让各级官吏和新兴资产阶级看到了国家的方向标，“步子大一点，胆子大一点”，“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开始成了这些特权阶层的座右铭，而“做一个明白人，做一个能人，做一个赚钱的人" 甚至做一个嗜血的资本家和大富翁的目标和荣辱观已经压倒了毛泽东在全社会曾大力提倡的“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社会道德价值观。甚至极端再次回归到了1949年前的“笑贫不笑娼”的社会状态。
但是由于社会的政治形势，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必须依靠在官僚资本主义和特权阶层上，他们无力也不可能形成大独特的力量，这也决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比其他民主民生的资产阶级更加腐朽和没落，更加贪婪和无道德。因为他们本来的一点良心和民生，由于自己的软弱，贪婪和无奈，已经忘记的干干净净，他们自己应该改变和付出的一点民主，民生努力，也因为软弱和无奈，统统归罪于官僚阶层上，而自己则摇身一变，成了为广大民众谋福利的，创造工作机会的能人阶层。
中国资产阶级，历来是软弱的，这个是因为世界的资产阶级本质上统一的，一致的，虽然不是铁板一块，但是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也决定，如果这个阶层对欧美的发达国家政权，永远都会是谄媚的，软弱的，讨好的，甚至是进贡的。他们和西方的资本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无力，不能，也不想，或者从根本利益上也不可能为任何劳动阶层谋取任何利益，他们对本国劳动阶层，比发达国家的民生资本主义阶层更加贪婪，野蛮，虚伪，横征暴敛和喜欢做秀。
在南北朝时期的贵族阶层，由于权力和军队在手，做官世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通天的腐朽阶层，这个阶层用人乳喂猪，为了劝客人酒而杀掉自己的丫鬟无数，自成一体的形成一个内部的特权阶层，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巨大绊脚石。那么拥有中国特权的特权官僚阶级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结合的21世纪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其对内的贪婪自私，横征暴敛，腐朽虚伪，对外的软弱无力，奴颜婢膝和这些没落士族相比，一点不比他们更好更强。中国21世纪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没有道德，最没有进步意义的社会阶层。
从1949年开始，在领导他所在的政党在争取国际地位，展示中国外交，领导中国社会建设中，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复辟，这个熟读历史的中国农民的儿子，目光如炬的看到了中国"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深刻了解中国腐败阶层的腐败的“无极限”。他试图利用自己的皇权一样的最高特权和忠于他的笔杆子枪杆子集团和中国的特权阶层决一死战，他深深知道，这个大的战役的敌人，是最凶残，最长期，最隐蔽的。他看到了这个阶层的巨大的力量，远非他在此生所能遏制和击败，他知道唯一可以克制和击败这种特权的力量在于民众，他试图用他的思想教育全国民众，让这个影响千秋万代长存于民众的心中，让民众在任何时候，都能记得他的“革命”理论，他的“防两级分化”理论。如果说，“庆父不死，鲁难不已”，那么中国大资产阶级，无疑是中国的庆父，他们已经成为中国最没落，最腐朽，最阻碍社会进步的阶层。
看有些分析文章说，"中国必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未来也一定是精英政治"。这代表了很多民族资本家的观点，他们觉得自己的大好时代已经来临，他们激动，他们兴奋，他们欢心鼓舞，他们觉得，21世纪的中国，未来的中国，就是他们坐在宽阔的议政大厅，或者慷慨激昂，或者言辞平缓的参与施政，然后回到公司赚钱，生意越做越大，接着和各国资本家合作竞争。
然而，这只是民族资本主义者的迷梦，或者是单相思，中国当今的社会，包括未来的中国，不是简单的可以走向那样的民生资本的状态，中国的实际财富和权力，牢牢控制在权力阶层和官僚阶层手中。拥有中国特色的权力，才能根本拥有中国式的财富，这是中国当今社会一个重大的特征。而这个权力，不是君权神授，也不是民赋之权，而是地地道道的已经形成的垄断之权。
文革结束后，中国出现了国家的貌似贫穷，但是邓小平为代表的元老看到了中国潜在的巨大财富，那就是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既不内债也无外债的现实状态。这是很容易造成几十，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富翁的社会状况。在毛泽东带领下，中国已经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农业基础，基础建设基本完成，国防，科技，教育的基础已经全面完成，全国重工业部门齐全，在这样一个现实状况下，发展轻工业，用很少的代价和投入就能满足民众基本需求的改变是最能得到民心的。
正因如此，开放初期，全国民众欢心鼓舞，毛泽东时代的贫穷似乎一扫而空，过去政策错误成了家喻户晓的真理，而能带领大家发财致富的人也成了远近的能人。各级官吏招商引资，不亦乐乎，大家看到外面的世界，确定了这么年就是在愚民，害民，而这下改革，人们都富了。
在一阵狂热的时期过去以后，人们逐渐发现，巨大的财富逐渐被权力垄断了，过去属于人民和民众的工厂和企业在厂长负责制，股份制以后逐渐变成了家族的企业，一阵眼花缭乱的重组，合资，股份改造，外资进入，租赁以后，工人们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企业的主人，而等待自己的只有下岗，再就业和黯然离开。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曾经无比欢欣鼓舞，他们感到自己的光辉时代到来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以后，他们才发现，自己需要一个老大，不然依然是奴才，这个老大，就是官僚和各级权贵，没有他们，自己永远是土人一个，自己永远还是下层的打工仔的头。而考上了任何一级官僚权贵，人生就完全不同，资本的积累变得容易和便捷。一个政策和通知，一个规定和条例，就完全可以让自己财源广进，钞票如水，否则不论如何努力，也是朝不保夕。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招商引资显得拙劣，贷款办企业显得缓慢，直接从国有企业通过重组股份改造而探囊取物才来的快捷。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都通过各种办法以上市作为敛财的目标而不是继续发展企业的方式。由于资源的有限，如马克思多年前所说，直接赤裸裸的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成了有产者对无产者的直接掠夺方式。土地和工厂成了官僚特权阶层最能直接获得利益的物质资料。而通过有利于自己集团的政策，又使得广大工人农民的无偿劳动创造的有形和无形价值很快落到自己手中。
中国的当代的资产阶级，以特权阶层为第一个资产阶级，这个阶层十分隐蔽，他们无需企业和厂房，利用政策做杠杆，就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把银子轻易拿到自己的手中。他们高喊为人民服务，而很多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任何信仰，唯一信仰的就是“闷声发大财”。当然，他们最不能丢掉的就是权力，这个是他们命根子，丢掉这个，就丢掉了一切。
在特权阶层之下，是权贵阶层，这个阶层没有前者权力大，或者已经不在正规的权位上，但是他们和第一个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者是前高官，或者是相应亲属，在一些委员会，理事会，协会中挂职，但是他们能力通天，和第一个阶层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们可以影响政策的指定，可以轻易为了自己的一个利益就让无数劳动者蒙受损失。他们的私心是很大的，完全没有任何纪律约束，他们貌似自由主义者，他们装作能人，但是他们是可以为了自己煮熟鸡蛋而烧掉别人的房子的，他们利用政策的杠杆来达到剥削的目的。
在此之下，就是民族大资本家，他们很多人也非实干发迹，但是比前两者要辛苦些，起步也艰难些，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拼杀接触到了前两个阶层的人物，然后就开始利用其中的关系运作，他们是开始被民众定义为企业家和能人的人，或者叫做老板的人，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不是真正的老板，真正的老板，能决定他们生死大权的人是前两个阶层的人。
在民族大资本家下是中小民族资本家，他们和上层权贵资本阶层联系依然，不然不能生存，但是他们很难巴结上真的大权贵阶层，因为他们的资本不够雄厚，手法不够大，还不足以让官僚资本和权贵和他们合作，他们每天渴望的就是如何真正走入上层社会，或者期盼国家有一天忽然下达什么政策，有运气的让他们改变命运。
在这几个阶层的资本家中，中小资本家的迷梦最多，他们有时摇摆的摆向下层民众，当他们对上层权贵和大资本阶层有牢骚的时候。但是更多时候是靠向上面的，他们高谈精英政治，希望中国实现民生资本主义的政策，自己能够参政议政，自己的经商环境更加公平和宽松，进入官僚资本的垄断行业中，但是，显然，他们这些迷梦是很难变成现实的，也因此，他们时而沮丧，时而牢骚，他们一样大骂社会不公，大骂贪污腐败，但是他们是因为参与不上，而非骨子痛恨。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其他三个大的阶层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在之下的小企业主和朝不保夕的工薪阶层，不论白领还是蓝领，还是小公务员，其本质都是劳动阶层，他们唯一的梦想是中国出现一个肚子大，两头小的中产阶层社会，自己可以衣食无忧，有个小房一住，但是他们的这个迷梦也是无法实现的，他们每天为了工作奔波，为了房子和物价的飞涨痛苦，他们在中国更贫困的工人，农民，地方无业者和工资很少的阶层看来也属于有钱人，但是只有他们本人知道，他们的经济更像建立在沙滩上楼房，时刻都有坍塌的危险。他们只能通过大的群体高呼一下户籍改革，高呼一下房价太高，他们通过高喊爱国和出国来宣泄心中的不满，他们通过呐喊和群体性的呼喊表达一下并没有丝毫作用的疾呼。他们相信民众的力量，但是也现实的感受到了作为个体的无力。
中国官僚阶层和权贵阶层的腐朽，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任何一个黑幕被揭开，都让世界为之震撼。 毛泽东选择的庸碌的华国锋，除了逮捕了左派理论的清教徒一样的文人政治家们和毛泽东的遗孀外，毫无任何治国能力，他既没有林彪的言简意赅的治军能力，也没有张春桥等人的理想主义思维，更没有权贵阶层的稳准狠的现实风格，华国锋既缺乏经验，更没有思想，他在摇摆中终于走完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之后的中国，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就是，毛泽东从60年代用全部后半生与之斗争和担忧的特权资本和贵族资本，连同他们无耻的掠夺广大民众的卑鄙手段和肮脏的货色，已经一样不少的摆在中国当今社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