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hylan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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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燥热。北京的空气异常沉闷。
我身着T恤短裤在电脑前整理资料。下午5时，敲门声响起，操着京腔的人说他们是搞人口普查的。妻子李琼打开门，七八个大汉立即蜂拥而入，问清我的身份后，一领头的厉声道：“把他铐起来！”一身穿白T恤和黑T恤的人扑过来，使劲朝后拧我的手。左手一阵剧痛，虚汗直冒，我奋力挣扎着。拧伤我左手的“白T恤”只好朝前铐住我的双手。我提高声音问：“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一渭南口音说：“警察！”“警察抓人也应先出示你们的证件啊！”
“白T恤”递上警官证。我这才知道，此人是陕西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的王鹏。
在王鹏出示警官证的同时，他的同事刘延欣出示了自己的证件。“领头的”也说：“我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警队的陈旭，来协助他们执行任务。”
“这里是八宝山派出所的辖区，朝阳区的警察怎么跑来协助？” 在政法部门呆了十多年，我知道，跨区办案需要当地派出所的配合。我怀疑他们是违规操作，利用关系办人情案。
陈警官支支吾吾地答道：“只要是北京的警察都可以协助。”
“但根据规定……”我还要提出质疑，王鹏高声喝道：“闭嘴！搜查了。”
搜查前，临渭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朱福利想把我带走，我坚持：搜查我必须在场。他们只好把我留在现场。
翻箱倒柜的搜查在三小时后结束。王鹏要我在一张事先打印好的拘传证上签字。我很疑惑：“拘传证上怎么没有我涉嫌什么罪名？”王鹏答道：“非法经营！”
夜幕完全笼罩了京城时，7个警察抱着我的笔记本电脑和《大迁徙》书稿及上网卡、优盘等战利品，将双手紧铐的我塞进警车向朝阳区方向驰去。
当晚，临渭的警察们饭饱酒足之后，将我带进审讯室。我抚着伤痕愤愤地问：你们如此下狠手，把案子弄错了怎么办？
刘延欣得意地答道：“我们是市领导派来的，案子错了我不怕！也不会负责！”这位快言快语的老兄在渭南审讯时还“威慑”我说：“现在的科技多发达呀，你住在哪里我们通过你的手机就查到了。通过电话监控我们知道你在写书，你把书拉到渭南我们知道，你跟谁联系我们也知道。当晚为什么没有对你们动手，是想看你们把书究竟要拉到哪里……”
那一刻，公民的通讯、出版、言论自由被人偷窥侵害后的愤怒包围着我。
不过，我很快就平衡了：想想这些人也挺可怜——我是身躯失去了自由，他们却是灵魂失去了自由……
“顽固不化，到渭南有你的好日子过！”
一本放在网上半个月只有10余人点击过的《大迁徙》引起了渭南官方的高度惶恐，我因此成了渭南近年来少见的要犯——临渭分局法制科长冯林审讯时特别加重语气告诉我：“你的案子是一个特大要案，局里为你成立了‘8.9’专案组”——我数过，光审讯过我的专案组成员就有17人，除该局王副局长、朱福利、冯林等领导亲自出马外，还从各派出所抽来了办案骨干，就在我离开临渭的前几天，专案组还在补充人，加上外围调查，这个专案组至少有25人左右。朱福利说：办杀人案我们都没有这样重视过。“8.9专案组”成立后，该局两次派人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平昌县教育局、达县监察局、检察院、达州市检察院等单位搜集我的材料。有人说我有正义感，办案人员马上斥责，“你这样说，他还是个好人？”
疲劳轰炸、轮番延时审讯是他们最常规的战术。警察们很有心计，他们知道，进临渭看守所后，牢头逼着弯腰95度擦地时我腰椎间盘突出症复发。他们也知道，我关押在看守所，每天6点到12点左右是劳动时间。所以，他们总是在我劳动得筋疲力尽时的11点或午后1点左右前来提审我，一审就是5至7小时，好几次中午饭都是在审讯室吃。107号监舍的狱友们很奇怪，“老谢，犯啥案子了，每次过堂（提审）都那么长的时间？”特别是9月8日至13日，专案组换了三拨人连续数天这样干。那段时间，我每天劳动和受审的时间总在十二三个小时。每天，虽然不断改变坐姿，但腰椎仍疼得我满头大汗，衣服总是被汗水湿透。
威胁逼供是他们的另一个“常规武器”。早在北京时，办案人员就威胁，“顽固不化，到了渭南有你的好日子过！”
尽管我在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刑警队时就讲清了问题，但朱福利、王鹏、刘延欣、冯林等人仍逼我交代诸如“你给火花杂志社的领导送了多少钱”、“你在移民那里收了多少费”等问题。我解释不可能存在这些问题，他们就说我是花岗石脑袋，不老实，是狡辩。
刘延欣警告我：“顽固不化只有死路一条，本来在北京讲了就不会到渭南了，折腾到渭南来了你还要顽固，就真的只有到监狱了！”
法制科长冯林说：“根据你的案情，最多判两年不得了，再顽固，你的下场就难说了！”
有一天，正审讯，朱福利跑出去溜达，留下刘延欣一个人在那里给我“过堂”，后来，朱福利进来煞有其事地说他已掌握了我的犯罪事实，说我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我也烦了，高声道：你说的问题刘警官早就记录在案了，你还来讹诈，你把棺材抬来看我流不流泪！
在他们的招数中，对我最致命的是人格歧视和侮辱。刚进临渭看守所，我50年从未改变过的“自然发型”被他们推成光头，朱福利来提审时非常得意地“欣赏”着我的“发型”，然后拿出相机强行从各个角度给我拍照。在他啪啪按下快门时，我昂起头告诉他，未经我的同意，是没有人能让我感觉卑微的。你的行为只能使我想起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照片！
人格歧视不仅仅只是拍光头照。9月13日，冯林带着数人到临渭看守所给我“过堂”，我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冯林鄙视地冷笑道：哼，也不明白自己的身份，也不看看自己是坐在什么地方，还要看我们的证件！
执法者是不应对嫌疑人进行人格歧视的，我当即还击：“我们的确身份不同，但我们的人格是平等的，总有一天，我们会以平等的人格站在上帝面前进入坟墓！”停了停，我再次提醒他，“办案出示证件是你们应该进行的程序。”冯林见自己的人格歧视没能镇住我，只好出示警官证。
从一开始，专案组就频繁使用暴力“破案”。被拧伤的胳膊肿得老高，连脱衣服都非常困难，期间，我十多次向朱福利、王鹏要药，但他们总是置之不理。8月23 日，在将我从朝阳看守所押往北京西客站时，他们还强行把我的手反铐起来塞进车里，手铐麻木了，我多次求他们松一下铐子，均被拒绝。到了西客站，朱福利和王鹏将我从一个候车厅推到另一个候车厅，又从另一个候车厅把我推向下一个候车厅，想以这种示众的方式逼我就范。我不服他的“游厅示众”，告诉王鹏，他的行为使我想起革命先烈的《带镣长街行》。见王鹏冷笑，我又说：“一个人无论沦落到何种地步，身上那个坚强的捍卫者不能丢———那就是良心。作为警察，你有良心吗？”王鹏发怒了，更起劲地折磨我，他一会儿把我铐在门上，一会儿把我铐在椅子上，临上车时又来反铐我。我发肿的胳膊和被铐紫的手已不能承受反铐之痛，我求他们不要反铐，我不会跑，但朱、王二人要我配合他们执行公务。我说，执行公务也不能泯灭人性呀！王鹏要我少罗嗦，说着又要来反拧我的手。我急了，高声道：你们已弄伤了我，再来反铐，我就是撞死在墙上也不会跟你们走！王鹏问：你想威胁我？我说：绝不是威胁，不信试！说着，朝墙壁跨了一步。朱福利见我认了真，忙拉住我说，我俩一人铐一只手总可以吧。
没有能反铐我，王鹏心存恨意，候车时，他满眼凶光地盯着我，为了教训这个没有职业道德约束的“勇士”，我也用鄙视的目光对视着他足足有十多分钟。朱福利见状过来解围说：老谢，到渭南后我们好好谈谈吧。我说，可以，但你不要把那些有暴力倾向的警察带来！这样的话使王鹏更加恨我，在车上，他装着伸懒腰故意用肘来砸我受伤的胳膊，疼得我冷汗直冒，他还恶狠狠地骂我，“你想找死呀！”
本来，“处于忧患，不需要饱餐。”但我有低血糖病，一饿就心慌发抖，非常难受。对我的情况已了如指掌的渭南警察们故意六七次以饿饭的招来治我。8月19日，朱福利等人铐住我后，妻子给我喂了一小碗饭，当晚和第二天早上，被审了一整晚的我没有吃成饭，中午关进朝阳看守所时，我低血糖病发作，浑身发抖。监室的牢头见状，以为我害怕，忙安慰说：“老谢别怕，我们不会打你……”
蒙冤30日，在最深重的苦难中，不管专案组怎样折磨，我都没有怯阵示弱，没有叹息、呻吟，更没有哭泣和眼泪。但那个黑黢黢的冷馒头却成为了我魂牵梦绕的痛，一想起它我就会泪流满面。那天，“过堂”回到号子里已是晚上7点多，吃饭时间早过，犯人们都静静地在“坐板”（端坐反思）。我也坐上去，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爬过来悄悄问：“谢叔，又没有吃饭吧？”我点点头。小男孩从裤包摸出一个馒头说：“我就知道他们没有给你吃，晚上一人两个馒头，我给你留了一个。”我满怀感激地接过馒头，一口咬下，忍不住热泪盈眶。但我觉得男人不应有泪，更不想让犯人们看到一个检察官、记者软弱的泪水，于是，我回过头趴在墙上才一任那难抑的泪水落下……
“以检察官同警察进行业务竞赛的心态度过冤狱30天”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7日被释放后，在首都机场，有记者问我是怎么度过这30天的。我告诉他们：“我是以一个老检察官同一群警察进行业务竞赛，以一个记者与腐败势力较量的心态度过这冤狱30天的。”
我很自豪地说：不管是作为记者还是检察官，我在冤狱里的表现为都无愧于这些职业。
对制造冤案者，我主动出击。我向审讯者举报说，“执法”不能看人说话。你们不能只查我的非法经营，你们渭南的非法印刷品比比皆是：渭南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编印的《市民文明教育读本》，定价20元；渭南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编印的《市民道德规范手册》，定价25元；渭南市委依法治市办公室编印的《“五五”普法学习资料》；渭南市委办公室编印的《渭南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学习资料选编》；渭南市卫生局编印的《健康教育知识手册》；渭南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编印的《调研与发展》,定价18元；渭南市委政策研究室编印的《渭南解放思想50例》，定价15元；渭南市政府原副市长侯振斌编印的《创业》等十几本书都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没有印刷厂。
离开渭南那天，我还专门对审讯过我的小徐说：举报的事我今后会向你要结果的。他笑笑回敬道：先把你的事说清楚吧。
我身着T恤短裤在电脑前整理资料。下午5时，敲门声响起，操着京腔的人说他们是搞人口普查的。妻子李琼打开门，七八个大汉立即蜂拥而入，问清我的身份后，一领头的厉声道：“把他铐起来！”一身穿白T恤和黑T恤的人扑过来，使劲朝后拧我的手。左手一阵剧痛，虚汗直冒，我奋力挣扎着。拧伤我左手的“白T恤”只好朝前铐住我的双手。我提高声音问：“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一渭南口音说：“警察！”“警察抓人也应先出示你们的证件啊！”
“白T恤”递上警官证。我这才知道，此人是陕西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的王鹏。
在王鹏出示警官证的同时，他的同事刘延欣出示了自己的证件。“领头的”也说：“我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警队的陈旭，来协助他们执行任务。”
“这里是八宝山派出所的辖区，朝阳区的警察怎么跑来协助？” 在政法部门呆了十多年，我知道，跨区办案需要当地派出所的配合。我怀疑他们是违规操作，利用关系办人情案。
陈警官支支吾吾地答道：“只要是北京的警察都可以协助。”
“但根据规定……”我还要提出质疑，王鹏高声喝道：“闭嘴！搜查了。”
搜查前，临渭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朱福利想把我带走，我坚持：搜查我必须在场。他们只好把我留在现场。
翻箱倒柜的搜查在三小时后结束。王鹏要我在一张事先打印好的拘传证上签字。我很疑惑：“拘传证上怎么没有我涉嫌什么罪名？”王鹏答道：“非法经营！”
夜幕完全笼罩了京城时，7个警察抱着我的笔记本电脑和《大迁徙》书稿及上网卡、优盘等战利品，将双手紧铐的我塞进警车向朝阳区方向驰去。
当晚，临渭的警察们饭饱酒足之后，将我带进审讯室。我抚着伤痕愤愤地问：你们如此下狠手，把案子弄错了怎么办？
刘延欣得意地答道：“我们是市领导派来的，案子错了我不怕！也不会负责！”这位快言快语的老兄在渭南审讯时还“威慑”我说：“现在的科技多发达呀，你住在哪里我们通过你的手机就查到了。通过电话监控我们知道你在写书，你把书拉到渭南我们知道，你跟谁联系我们也知道。当晚为什么没有对你们动手，是想看你们把书究竟要拉到哪里……”
那一刻，公民的通讯、出版、言论自由被人偷窥侵害后的愤怒包围着我。
不过，我很快就平衡了：想想这些人也挺可怜——我是身躯失去了自由，他们却是灵魂失去了自由……
“顽固不化，到渭南有你的好日子过！”
一本放在网上半个月只有10余人点击过的《大迁徙》引起了渭南官方的高度惶恐，我因此成了渭南近年来少见的要犯——临渭分局法制科长冯林审讯时特别加重语气告诉我：“你的案子是一个特大要案，局里为你成立了‘8.9’专案组”——我数过，光审讯过我的专案组成员就有17人，除该局王副局长、朱福利、冯林等领导亲自出马外，还从各派出所抽来了办案骨干，就在我离开临渭的前几天，专案组还在补充人，加上外围调查，这个专案组至少有25人左右。朱福利说：办杀人案我们都没有这样重视过。“8.9专案组”成立后，该局两次派人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平昌县教育局、达县监察局、检察院、达州市检察院等单位搜集我的材料。有人说我有正义感，办案人员马上斥责，“你这样说，他还是个好人？”
疲劳轰炸、轮番延时审讯是他们最常规的战术。警察们很有心计，他们知道，进临渭看守所后，牢头逼着弯腰95度擦地时我腰椎间盘突出症复发。他们也知道，我关押在看守所，每天6点到12点左右是劳动时间。所以，他们总是在我劳动得筋疲力尽时的11点或午后1点左右前来提审我，一审就是5至7小时，好几次中午饭都是在审讯室吃。107号监舍的狱友们很奇怪，“老谢，犯啥案子了，每次过堂（提审）都那么长的时间？”特别是9月8日至13日，专案组换了三拨人连续数天这样干。那段时间，我每天劳动和受审的时间总在十二三个小时。每天，虽然不断改变坐姿，但腰椎仍疼得我满头大汗，衣服总是被汗水湿透。
威胁逼供是他们的另一个“常规武器”。早在北京时，办案人员就威胁，“顽固不化，到了渭南有你的好日子过！”
尽管我在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刑警队时就讲清了问题，但朱福利、王鹏、刘延欣、冯林等人仍逼我交代诸如“你给火花杂志社的领导送了多少钱”、“你在移民那里收了多少费”等问题。我解释不可能存在这些问题，他们就说我是花岗石脑袋，不老实，是狡辩。
刘延欣警告我：“顽固不化只有死路一条，本来在北京讲了就不会到渭南了，折腾到渭南来了你还要顽固，就真的只有到监狱了！”
法制科长冯林说：“根据你的案情，最多判两年不得了，再顽固，你的下场就难说了！”
有一天，正审讯，朱福利跑出去溜达，留下刘延欣一个人在那里给我“过堂”，后来，朱福利进来煞有其事地说他已掌握了我的犯罪事实，说我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我也烦了，高声道：你说的问题刘警官早就记录在案了，你还来讹诈，你把棺材抬来看我流不流泪！
在他们的招数中，对我最致命的是人格歧视和侮辱。刚进临渭看守所，我50年从未改变过的“自然发型”被他们推成光头，朱福利来提审时非常得意地“欣赏”着我的“发型”，然后拿出相机强行从各个角度给我拍照。在他啪啪按下快门时，我昂起头告诉他，未经我的同意，是没有人能让我感觉卑微的。你的行为只能使我想起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照片！
人格歧视不仅仅只是拍光头照。9月13日，冯林带着数人到临渭看守所给我“过堂”，我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冯林鄙视地冷笑道：哼，也不明白自己的身份，也不看看自己是坐在什么地方，还要看我们的证件！
执法者是不应对嫌疑人进行人格歧视的，我当即还击：“我们的确身份不同，但我们的人格是平等的，总有一天，我们会以平等的人格站在上帝面前进入坟墓！”停了停，我再次提醒他，“办案出示证件是你们应该进行的程序。”冯林见自己的人格歧视没能镇住我，只好出示警官证。
从一开始，专案组就频繁使用暴力“破案”。被拧伤的胳膊肿得老高，连脱衣服都非常困难，期间，我十多次向朱福利、王鹏要药，但他们总是置之不理。8月23 日，在将我从朝阳看守所押往北京西客站时，他们还强行把我的手反铐起来塞进车里，手铐麻木了，我多次求他们松一下铐子，均被拒绝。到了西客站，朱福利和王鹏将我从一个候车厅推到另一个候车厅，又从另一个候车厅把我推向下一个候车厅，想以这种示众的方式逼我就范。我不服他的“游厅示众”，告诉王鹏，他的行为使我想起革命先烈的《带镣长街行》。见王鹏冷笑，我又说：“一个人无论沦落到何种地步，身上那个坚强的捍卫者不能丢———那就是良心。作为警察，你有良心吗？”王鹏发怒了，更起劲地折磨我，他一会儿把我铐在门上，一会儿把我铐在椅子上，临上车时又来反铐我。我发肿的胳膊和被铐紫的手已不能承受反铐之痛，我求他们不要反铐，我不会跑，但朱、王二人要我配合他们执行公务。我说，执行公务也不能泯灭人性呀！王鹏要我少罗嗦，说着又要来反拧我的手。我急了，高声道：你们已弄伤了我，再来反铐，我就是撞死在墙上也不会跟你们走！王鹏问：你想威胁我？我说：绝不是威胁，不信试！说着，朝墙壁跨了一步。朱福利见我认了真，忙拉住我说，我俩一人铐一只手总可以吧。
没有能反铐我，王鹏心存恨意，候车时，他满眼凶光地盯着我，为了教训这个没有职业道德约束的“勇士”，我也用鄙视的目光对视着他足足有十多分钟。朱福利见状过来解围说：老谢，到渭南后我们好好谈谈吧。我说，可以，但你不要把那些有暴力倾向的警察带来！这样的话使王鹏更加恨我，在车上，他装着伸懒腰故意用肘来砸我受伤的胳膊，疼得我冷汗直冒，他还恶狠狠地骂我，“你想找死呀！”
本来，“处于忧患，不需要饱餐。”但我有低血糖病，一饿就心慌发抖，非常难受。对我的情况已了如指掌的渭南警察们故意六七次以饿饭的招来治我。8月19日，朱福利等人铐住我后，妻子给我喂了一小碗饭，当晚和第二天早上，被审了一整晚的我没有吃成饭，中午关进朝阳看守所时，我低血糖病发作，浑身发抖。监室的牢头见状，以为我害怕，忙安慰说：“老谢别怕，我们不会打你……”
蒙冤30日，在最深重的苦难中，不管专案组怎样折磨，我都没有怯阵示弱，没有叹息、呻吟，更没有哭泣和眼泪。但那个黑黢黢的冷馒头却成为了我魂牵梦绕的痛，一想起它我就会泪流满面。那天，“过堂”回到号子里已是晚上7点多，吃饭时间早过，犯人们都静静地在“坐板”（端坐反思）。我也坐上去，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爬过来悄悄问：“谢叔，又没有吃饭吧？”我点点头。小男孩从裤包摸出一个馒头说：“我就知道他们没有给你吃，晚上一人两个馒头，我给你留了一个。”我满怀感激地接过馒头，一口咬下，忍不住热泪盈眶。但我觉得男人不应有泪，更不想让犯人们看到一个检察官、记者软弱的泪水，于是，我回过头趴在墙上才一任那难抑的泪水落下……
“以检察官同警察进行业务竞赛的心态度过冤狱30天”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7日被释放后，在首都机场，有记者问我是怎么度过这30天的。我告诉他们：“我是以一个老检察官同一群警察进行业务竞赛，以一个记者与腐败势力较量的心态度过这冤狱30天的。”
我很自豪地说：不管是作为记者还是检察官，我在冤狱里的表现为都无愧于这些职业。
对制造冤案者，我主动出击。我向审讯者举报说，“执法”不能看人说话。你们不能只查我的非法经营，你们渭南的非法印刷品比比皆是：渭南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编印的《市民文明教育读本》，定价20元；渭南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编印的《市民道德规范手册》，定价25元；渭南市委依法治市办公室编印的《“五五”普法学习资料》；渭南市委办公室编印的《渭南市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学习资料选编》；渭南市卫生局编印的《健康教育知识手册》；渭南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编印的《调研与发展》,定价18元；渭南市委政策研究室编印的《渭南解放思想50例》，定价15元；渭南市政府原副市长侯振斌编印的《创业》等十几本书都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没有印刷厂。
离开渭南那天，我还专门对审讯过我的小徐说：举报的事我今后会向你要结果的。他笑笑回敬道：先把你的事说清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