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国家”与“爱国”的扭曲
·陈不韪·
“爱国”这么一个简单的词汇，无论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还是后来的民国以及当今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都是被那些话语权的垄断者用来激励平民百姓的。国家被赋予了最崇高的意义。为了国家，个人可以献出生命；为了国家，国家也可以随意剥夺个人的财产乃至生命。不同的派别，不同的观点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都喜欢给自己揽一顶“爱国”的帽子而给对方送一顶“卖国”的帽子。正是因为“国家”成了话语霸权者的工具和玩物，以至于人们对国家的理解以及爱国的方式和手段都遭到了严重扭曲。
一、国家认同的扭曲
如果去查词典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关于国家的定义多达十几种。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国家的理解和定义也有所不同。但最基本最核心并被广泛认可的却只有两点，即“现代国家”是指一定范围内的疆土以及生活在这块疆土上的人民。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体。但遗憾的是，我们不少中国人在国家的认同上，恰恰忽略了国家的主体——人民，具体的表现有以下两种。
⒈将国家等同于政府
在封建王朝，“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这样的“国家”之下，只有一个皇上，余者皆为奴才，“忠君报国”被奉为最高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四九年后的毛时代，“国家”经过“主义”的进一步包装被抬到了前所未有的“神圣”和“崇高”的地位。在至高无上的“国家”之下，没有个人利益，没有个人权利。个人只是“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一切都要服从国家。当然，代表这个“国家”的就是中央政府，有时甚至就是“伟大领袖”。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共产主义信念在人们心目中逐渐破灭，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念伴随着西方的科学技术，重新进入中国。为了对抗西方思潮的影响，挽救岌岌可危的政权，中共统治当局退守传统文化价值，加大了“爱国主义”的教育力度。１９９４年８月２３日，中宣部颁布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１９９７年７月中宣部向社会公布了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在“政府”与“国家”的概念之间偷梁换柱搅浑水，试图在民众中牢固地确立“政府”即“国家”，“爱国”即“爱政府”的意识。
全国政协委员倪萍在２０１０年３月的两会期间对记者说，“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对于中国人民在毛时代所遭受的苦难，王蒙的小说《布礼》中的主人公充满感情地说，“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不记恨母亲。打完了，气会消的，会搂上孩子哭一场的。”
在涉及到对外关系时，尤其是当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发生分歧和对抗的时候，我们的“爱国同胞”尤其是“爱国侨胞”就更感情用事了。他们总是天真地认为政府就等于国家并天然地代表了国家利益。至于这分歧和对抗背后的是非缘由，没有人认真去分析，中国政府所说的一切，一律照单全收。以加拿大政府和中国政府最近的分歧为例，这里的华人普遍对现任总理Ｈａｒｐｅｒ没有好感，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Ｈａｒｐｅｒ政府较之前任自由党政府持更强硬的立场，多次批评中国政府压制新闻和言论自由，迫害监禁异议人士。这理所当然的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弹和不满。当地华人也自然而然地给Ｈａｒｐｅｒ扣上了一顶“反华”的帽子，对他极其厌恶。然而恰恰就是这个Ｈａｒｐｅｒ，２００６年一上台就对历史上“人头税”的华裔苦主进行了赔偿，而这是他的前任自由党政府一直拒绝做的。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难道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不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应该享有的权利吗？难道这些基本的人权，就只能是西方人或侨居西方的中国人的特权吗？同样的逻辑，如果Ｈａｒｐｅｒ批评中国政府是“反华”，那我们批评加拿大总理是不是在“反加”呢？
秦晖在“中国历史的延续和断裂”一文中提到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在外交上，与中国政府友好的很多国家，尤其是所谓最友好的那些国家，往往是对华人、华侨和华商最野蛮、最残酷、最坏的国家。而中国政府认为是敌对国家的那些国家，“亡我之心不死”的那些国家，对华人、华侨和华商往往最为友好，接受他们的程度也最高。
是啊，那些和中国政府“友好”的国家，“同志加兄弟”的国家，“鲜血凝成的友谊”的国家，哪一个没有极其野蛮的压迫和屠杀当地华人华侨的历史呢？印尼，越南，柬埔寨，缅甸甚至北朝鲜都无一例外。往往是中国政府和他们最为“友好”的时候，恰恰也是他们对华人华侨屠杀最凶残的时候。相反，那些能平等地接纳和尊重我们华人华侨的西方国家，象北美和澳洲，都因为对普世价值的坚持不讨中国政府喜欢而被打上了“反华”的标签！
⒉国家概念被整体化和抽象化。
中国人特别在意国家的形象，比如说奥运会中国能得多少金牌，中国的导弹能打多远，“神五神六”能飞多高等这些比较整体的东西。对于国民实实在在的生活状况，反而不以为然了。
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奥运的金牌数量，届届递增。２００８的北京奥运会中国更是以金牌总数５１居世界第一，将传统的体育大国美国（３６）和俄罗斯（２３）远远地丢在了后面。然而，在每块金牌的背后，国家要付出六到七亿人民币的代价，是俄罗斯的２８倍。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ＧＤＰ才排名世界９６（２００９年），有超过３００万的失学儿童，平均每万人仅拥有体育场地６.５８个（美国、加拿大、日本，平均每万人拥有２００多个体育场地）。
西方国家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费用主要来自企业和私人的捐款，政府只负责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们把绝大部分的钱都投在了建立和改善社区的公共体育设施上。在加拿大，各个社区的公共体育设施都非常完善，收费也很便宜。有些城市的低收入家庭还可以免费使用一些体育设施和参加一些体育活动。
人均ＧＤＰ七倍于中国的美国，９０年代开始就明令禁止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办世博会。我们中国却可以动用一切国家资源，历时６个月，调动７３００万人，耗资４０００亿人民币，举办一场有时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昂贵的“世博会”来展示我们的“大国崛起”。但是，面对一场居民大火，只有一街之隔的消防车在起火１小时１５分钟后才能赶到现场，水枪喷出的水柱只能达到２８层楼的１０层以下，任由５３条血肉生命遭到大火的吞亟。
在国家的形象方面，我们很多中国人非常在乎外国人对中国的评价，常常因为外国人的一言不逊而被伤害民族感情。我不否认这种关注中国形象的积极意义，但可惜这种关注也是更多地停留在比较整体和抽象的概念上，很少落实到生活中具体的个人和行为。
２００２年笔者全家刚移民到多伦多时，正赶上政府公务员罢工，垃圾工不再清理街道和社区的垃圾，人们只好自己组织起来，轮流清理社区和街道的垃圾。但唯独唐人街基本无人组织，也少有人清理，任由垃圾堆积如山。当时正值盛夏，整个街道臭不可闻。２００７年笔者全家去美国费城和纽约旅游时，发现那里的唐人街比起临近的其它社区也要脏得多。
２００７年，５２名福建偷渡客在被运往英国的路上，由于货车司机不小心拔掉了输气管，导致藏匿于货柜的５２人窒息死亡。出于对生命的尊重，英国当地政府立了一个纪念碑来纪念这些亡灵。奠基的那天，英国政府，民间团体甚至一些不相识的当地人都出席了。但中国大使馆和一些平时比较活跃的“爱国”侨领在收到邀请后却没有参加。
这就是国家概念被抽象化所导致的后果，就如同秦晖所说的，“不爱国民只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
二、爱国方式的扭曲
在爱国的方式上，我们不少中国人采取的是一种非黑即白，非对即错两元对立的思维逻辑。具体的表现形式有两种。
⒈只讲立场，不问是非缘由
凡是正面维护国家形象，一味的说“好话”就是爱国。并且是调子唱得越高越爱国。相反便是不爱国，没有民族大义，是汉奸卖国贼。
易中天在《帝国的惆怅》一书中谈到，鸦片战争期间，面对英军的坚船利炮，面对一场毫无取胜希望的战争，一任又一任的前方将帅几乎无一例外地说谎。败得一塌糊涂了，给道光皇帝的奏折还要吹嘘清军如何“果勇”，“逆夷”如何“闻风慑服”。究其原因，易中天认为“鸦片”的毒素已渗入我们民族的骨髓。在涉及到“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上，从至尊天子，到黎民百姓，都喜欢听“好话”，“吉利”的话，喜欢听“歌功颂德”和“鼓舞人心”的话。反之，就是“助夷气焰，灭己威风”，就是“汉奸卖国贼”，就是“一屁股坐到敌人那边去了”。至于这些话是否真实，真实性有多高，则不重要了。
鸦片战争１００多年后的２００６年，袁伟时在《冰点》发表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就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某些史实提出了与教科书不同的看法。文章刊出后，《冰点》被迫停刊，总编李大同被解职。同时，中宣部还组织了大批的“专家学者”对“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进行批判。学术讨论甚至批判，都是正常的，没有谁能拥有绝对的真理。但无法让人信服的是，袁伟时不但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所谓的“批判”也主要停留在“民族立场”的层面，火力更多地对准袁伟时“忘掉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了”，而不是对事实本身的严肃探讨。这种所谓的“学术讨论和批判”除了情绪的发泄外，是绝无公正和严肃性可言的。
曾有一位刚登陆加拿大不到两个月的大陆新移民，没找到工作就不幸生了一场大病住进医院。在一个多月的治疗期间，医院设备的先进，医护人员的友好热情，费用全免，都让这位举目无亲的新移民印象深刻。联想起自己曾在国内看病的艰难，费用的昂贵，设备之落后，医护人员的态度之冷漠，这位新移民不禁感叹万千，在网上发了一段短文，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感慨。这个帖子一发出去，一些网友立马骂开了，什么“奴才”，“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等难听的话全来了。看了这些回帖，作者也是万分感慨，不去考证事实本身，一味地在“爱国”与“不爱国”上做文章，是一种怎样的心态？教训别人“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自己却举家移民美国加拿大，又是什么样的逻辑和人格？
我们一些爱国同胞和侨胞这种只讲“民族立场”的感情宣泄，让我回忆起小时候孩子们打群架，根本不问青红皂白，完全按地域远近关系亲疏划线站队。这条街对那条街，这个院对那个院，这个村对那个村。如果将街道，大院或村庄扩展为国家，这种幼稚而愚昧的义气用事，就堂而皇之地变成了“爱国主义”。
⒉专横霸道而又“绑架”民意
我们一些中国人，只要是自己认可的“爱国义举”，便豪情万丈地“绑架”所有的中国人，一定要以这种方式爱国。否则就是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就是汉奸，就是卖国贼。所用的口号常常是，“只要是中国人就……”，“与１３亿中国人民为敌”，“侮辱了１３亿中国人民”等等。口号之激烈，举止之昂扬，好像只有自己“良心在怀，真理在手”。
２００８年３．１４西藏事件发生后，马英九谴责了中共对汉藏民族纠纷的处理方式，于是马上就有人写文章说“马英九，你伤了１３亿中国人的心”。今年刘晓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以后，《人民日报》立马刊出文章，指责挪威诺委会“侮辱了１３亿中国人民”。似乎只要给自己贴上“爱国”的标签，谁都可以当然地代表全体中国人。我不知道这些人是真这样信心满怀还是因为心虚要拉上１３亿中国人给自己壮胆。这不，“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芮成钢先生为了表现自己手握真理的理直气壮，竟在两年之内，先后“代表”世界和亚洲向美国总统提问。
每当中国发生象“西藏事件”和“北京奥运圣火传递”这样一些激发民族情绪的事件时，笔者都会收到一些同事和朋友转来的帖子，无非是号召人们抵制“家乐福”，抵制日货，抵制肯德基和麦当劳之类。本来，对某个事件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倡议大家一起来做某件事，都完全正常也无可非议。但这些帖子在“倡议”的同时总忘不了强调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就是贪图个人的蝇头小利而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就是站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这实在太专横霸道而让人难以接受了。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对某一事件的看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爱国的方式和手段也可以多种多样，为什么一定要把所有人的想法都统一到自己的思路上？为什么一定要通过“绑架”别人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站在道德的至高点？
最后，我想以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希望我们的爱国同胞和侨胞在国家的认同以及爱国的方式上能更多的冷静和理性一些。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于加拿大落基山城
□ 读者投稿
http://www.cnd.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7681
·陈不韪·
“爱国”这么一个简单的词汇，无论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还是后来的民国以及当今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都是被那些话语权的垄断者用来激励平民百姓的。国家被赋予了最崇高的意义。为了国家，个人可以献出生命；为了国家，国家也可以随意剥夺个人的财产乃至生命。不同的派别，不同的观点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都喜欢给自己揽一顶“爱国”的帽子而给对方送一顶“卖国”的帽子。正是因为“国家”成了话语霸权者的工具和玩物，以至于人们对国家的理解以及爱国的方式和手段都遭到了严重扭曲。
一、国家认同的扭曲
如果去查词典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关于国家的定义多达十几种。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国家的理解和定义也有所不同。但最基本最核心并被广泛认可的却只有两点，即“现代国家”是指一定范围内的疆土以及生活在这块疆土上的人民。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体。但遗憾的是，我们不少中国人在国家的认同上，恰恰忽略了国家的主体——人民，具体的表现有以下两种。
⒈将国家等同于政府
在封建王朝，“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这样的“国家”之下，只有一个皇上，余者皆为奴才，“忠君报国”被奉为最高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四九年后的毛时代，“国家”经过“主义”的进一步包装被抬到了前所未有的“神圣”和“崇高”的地位。在至高无上的“国家”之下，没有个人利益，没有个人权利。个人只是“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一切都要服从国家。当然，代表这个“国家”的就是中央政府，有时甚至就是“伟大领袖”。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共产主义信念在人们心目中逐渐破灭，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念伴随着西方的科学技术，重新进入中国。为了对抗西方思潮的影响，挽救岌岌可危的政权，中共统治当局退守传统文化价值，加大了“爱国主义”的教育力度。１９９４年８月２３日，中宣部颁布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１９９７年７月中宣部向社会公布了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在“政府”与“国家”的概念之间偷梁换柱搅浑水，试图在民众中牢固地确立“政府”即“国家”，“爱国”即“爱政府”的意识。
全国政协委员倪萍在２０１０年３月的两会期间对记者说，“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对于中国人民在毛时代所遭受的苦难，王蒙的小说《布礼》中的主人公充满感情地说，“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不记恨母亲。打完了，气会消的，会搂上孩子哭一场的。”
在涉及到对外关系时，尤其是当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发生分歧和对抗的时候，我们的“爱国同胞”尤其是“爱国侨胞”就更感情用事了。他们总是天真地认为政府就等于国家并天然地代表了国家利益。至于这分歧和对抗背后的是非缘由，没有人认真去分析，中国政府所说的一切，一律照单全收。以加拿大政府和中国政府最近的分歧为例，这里的华人普遍对现任总理Ｈａｒｐｅｒ没有好感，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Ｈａｒｐｅｒ政府较之前任自由党政府持更强硬的立场，多次批评中国政府压制新闻和言论自由，迫害监禁异议人士。这理所当然的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弹和不满。当地华人也自然而然地给Ｈａｒｐｅｒ扣上了一顶“反华”的帽子，对他极其厌恶。然而恰恰就是这个Ｈａｒｐｅｒ，２００６年一上台就对历史上“人头税”的华裔苦主进行了赔偿，而这是他的前任自由党政府一直拒绝做的。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难道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不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应该享有的权利吗？难道这些基本的人权，就只能是西方人或侨居西方的中国人的特权吗？同样的逻辑，如果Ｈａｒｐｅｒ批评中国政府是“反华”，那我们批评加拿大总理是不是在“反加”呢？
秦晖在“中国历史的延续和断裂”一文中提到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在外交上，与中国政府友好的很多国家，尤其是所谓最友好的那些国家，往往是对华人、华侨和华商最野蛮、最残酷、最坏的国家。而中国政府认为是敌对国家的那些国家，“亡我之心不死”的那些国家，对华人、华侨和华商往往最为友好，接受他们的程度也最高。
是啊，那些和中国政府“友好”的国家，“同志加兄弟”的国家，“鲜血凝成的友谊”的国家，哪一个没有极其野蛮的压迫和屠杀当地华人华侨的历史呢？印尼，越南，柬埔寨，缅甸甚至北朝鲜都无一例外。往往是中国政府和他们最为“友好”的时候，恰恰也是他们对华人华侨屠杀最凶残的时候。相反，那些能平等地接纳和尊重我们华人华侨的西方国家，象北美和澳洲，都因为对普世价值的坚持不讨中国政府喜欢而被打上了“反华”的标签！
⒉国家概念被整体化和抽象化。
中国人特别在意国家的形象，比如说奥运会中国能得多少金牌，中国的导弹能打多远，“神五神六”能飞多高等这些比较整体的东西。对于国民实实在在的生活状况，反而不以为然了。
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奥运的金牌数量，届届递增。２００８的北京奥运会中国更是以金牌总数５１居世界第一，将传统的体育大国美国（３６）和俄罗斯（２３）远远地丢在了后面。然而，在每块金牌的背后，国家要付出六到七亿人民币的代价，是俄罗斯的２８倍。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均ＧＤＰ才排名世界９６（２００９年），有超过３００万的失学儿童，平均每万人仅拥有体育场地６.５８个（美国、加拿大、日本，平均每万人拥有２００多个体育场地）。
西方国家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费用主要来自企业和私人的捐款，政府只负责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们把绝大部分的钱都投在了建立和改善社区的公共体育设施上。在加拿大，各个社区的公共体育设施都非常完善，收费也很便宜。有些城市的低收入家庭还可以免费使用一些体育设施和参加一些体育活动。
人均ＧＤＰ七倍于中国的美国，９０年代开始就明令禁止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办世博会。我们中国却可以动用一切国家资源，历时６个月，调动７３００万人，耗资４０００亿人民币，举办一场有时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昂贵的“世博会”来展示我们的“大国崛起”。但是，面对一场居民大火，只有一街之隔的消防车在起火１小时１５分钟后才能赶到现场，水枪喷出的水柱只能达到２８层楼的１０层以下，任由５３条血肉生命遭到大火的吞亟。
在国家的形象方面，我们很多中国人非常在乎外国人对中国的评价，常常因为外国人的一言不逊而被伤害民族感情。我不否认这种关注中国形象的积极意义，但可惜这种关注也是更多地停留在比较整体和抽象的概念上，很少落实到生活中具体的个人和行为。
２００２年笔者全家刚移民到多伦多时，正赶上政府公务员罢工，垃圾工不再清理街道和社区的垃圾，人们只好自己组织起来，轮流清理社区和街道的垃圾。但唯独唐人街基本无人组织，也少有人清理，任由垃圾堆积如山。当时正值盛夏，整个街道臭不可闻。２００７年笔者全家去美国费城和纽约旅游时，发现那里的唐人街比起临近的其它社区也要脏得多。
２００７年，５２名福建偷渡客在被运往英国的路上，由于货车司机不小心拔掉了输气管，导致藏匿于货柜的５２人窒息死亡。出于对生命的尊重，英国当地政府立了一个纪念碑来纪念这些亡灵。奠基的那天，英国政府，民间团体甚至一些不相识的当地人都出席了。但中国大使馆和一些平时比较活跃的“爱国”侨领在收到邀请后却没有参加。
这就是国家概念被抽象化所导致的后果，就如同秦晖所说的，“不爱国民只爱国，只爱民族不爱民”。
二、爱国方式的扭曲
在爱国的方式上，我们不少中国人采取的是一种非黑即白，非对即错两元对立的思维逻辑。具体的表现形式有两种。
⒈只讲立场，不问是非缘由
凡是正面维护国家形象，一味的说“好话”就是爱国。并且是调子唱得越高越爱国。相反便是不爱国，没有民族大义，是汉奸卖国贼。
易中天在《帝国的惆怅》一书中谈到，鸦片战争期间，面对英军的坚船利炮，面对一场毫无取胜希望的战争，一任又一任的前方将帅几乎无一例外地说谎。败得一塌糊涂了，给道光皇帝的奏折还要吹嘘清军如何“果勇”，“逆夷”如何“闻风慑服”。究其原因，易中天认为“鸦片”的毒素已渗入我们民族的骨髓。在涉及到“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上，从至尊天子，到黎民百姓，都喜欢听“好话”，“吉利”的话，喜欢听“歌功颂德”和“鼓舞人心”的话。反之，就是“助夷气焰，灭己威风”，就是“汉奸卖国贼”，就是“一屁股坐到敌人那边去了”。至于这些话是否真实，真实性有多高，则不重要了。
鸦片战争１００多年后的２００６年，袁伟时在《冰点》发表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就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某些史实提出了与教科书不同的看法。文章刊出后，《冰点》被迫停刊，总编李大同被解职。同时，中宣部还组织了大批的“专家学者”对“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进行批判。学术讨论甚至批判，都是正常的，没有谁能拥有绝对的真理。但无法让人信服的是，袁伟时不但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所谓的“批判”也主要停留在“民族立场”的层面，火力更多地对准袁伟时“忘掉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了”，而不是对事实本身的严肃探讨。这种所谓的“学术讨论和批判”除了情绪的发泄外，是绝无公正和严肃性可言的。
曾有一位刚登陆加拿大不到两个月的大陆新移民，没找到工作就不幸生了一场大病住进医院。在一个多月的治疗期间，医院设备的先进，医护人员的友好热情，费用全免，都让这位举目无亲的新移民印象深刻。联想起自己曾在国内看病的艰难，费用的昂贵，设备之落后，医护人员的态度之冷漠，这位新移民不禁感叹万千，在网上发了一段短文，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感慨。这个帖子一发出去，一些网友立马骂开了，什么“奴才”，“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等难听的话全来了。看了这些回帖，作者也是万分感慨，不去考证事实本身，一味地在“爱国”与“不爱国”上做文章，是一种怎样的心态？教训别人“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自己却举家移民美国加拿大，又是什么样的逻辑和人格？
我们一些爱国同胞和侨胞这种只讲“民族立场”的感情宣泄，让我回忆起小时候孩子们打群架，根本不问青红皂白，完全按地域远近关系亲疏划线站队。这条街对那条街，这个院对那个院，这个村对那个村。如果将街道，大院或村庄扩展为国家，这种幼稚而愚昧的义气用事，就堂而皇之地变成了“爱国主义”。
⒉专横霸道而又“绑架”民意
我们一些中国人，只要是自己认可的“爱国义举”，便豪情万丈地“绑架”所有的中国人，一定要以这种方式爱国。否则就是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就是汉奸，就是卖国贼。所用的口号常常是，“只要是中国人就……”，“与１３亿中国人民为敌”，“侮辱了１３亿中国人民”等等。口号之激烈，举止之昂扬，好像只有自己“良心在怀，真理在手”。
２００８年３．１４西藏事件发生后，马英九谴责了中共对汉藏民族纠纷的处理方式，于是马上就有人写文章说“马英九，你伤了１３亿中国人的心”。今年刘晓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以后，《人民日报》立马刊出文章，指责挪威诺委会“侮辱了１３亿中国人民”。似乎只要给自己贴上“爱国”的标签，谁都可以当然地代表全体中国人。我不知道这些人是真这样信心满怀还是因为心虚要拉上１３亿中国人给自己壮胆。这不，“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芮成钢先生为了表现自己手握真理的理直气壮，竟在两年之内，先后“代表”世界和亚洲向美国总统提问。
每当中国发生象“西藏事件”和“北京奥运圣火传递”这样一些激发民族情绪的事件时，笔者都会收到一些同事和朋友转来的帖子，无非是号召人们抵制“家乐福”，抵制日货，抵制肯德基和麦当劳之类。本来，对某个事件表达自己的看法，甚至倡议大家一起来做某件事，都完全正常也无可非议。但这些帖子在“倡议”的同时总忘不了强调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就是贪图个人的蝇头小利而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就是站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这实在太专横霸道而让人难以接受了。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对某一事件的看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爱国的方式和手段也可以多种多样，为什么一定要把所有人的想法都统一到自己的思路上？为什么一定要通过“绑架”别人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站在道德的至高点？
最后，我想以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希望我们的爱国同胞和侨胞在国家的认同以及爱国的方式上能更多的冷静和理性一些。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于加拿大落基山城
□ 读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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