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米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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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战争的开始
一切都太安静了。1950年10月,韩国国军1师团驻扎的平安北道云山萦绕着一种奇怪的孤寂感。路上没有人,也没有车。韩国战争大举爆发后,路上曾有的战争难民队伍也丝毫不见踪影了。曾担任最前线1师团师长的我感觉到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怪异感。
1师团在洛东江击退了南侵的朝鲜军,开始向北挺进,并经平壤于当月21日在云山南侧宁边的农业学校大楼里设立了师团本部。我命令所属的11团、12团和15团向云山挺进。云山是一块危险之地,自古就因“云的中间”而得名。接到了要求经云山向着鸭绿江水丰大坝进攻的命令。当时韩国国军认为统一近在咫尺,而美军深信圣诞节前能结束战争回家过节,并向着鸭绿江快速挺进。
但是在从宁边去云山的路上就不见人烟了。“怎么这么安静?”我开始嗅到了一种不安感。越过宁边的九龙江后,部队在向北挺进的路中遇见了两名村庄老人。“怎么连个人影儿都没有?”我问道。但听到的回答让我很是意外,“这儿有很多中共军”。
不得不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了问题。两名村民好像目睹到了什么。难道中共军已经越过鸭绿江来到了这里?果真如此的话,那统一大事怎么办?今后的战争又会如何?不禁令人打起了寒颤。
村民们所说的中共军已经介入的事实并没有很快得到确认。但是我的脑海里却不断地想着应该如何应对中共军的介入。中共军是一支具有同日本军有10多年实战经历的部队。他们同蒋介石的国府军展开内战时,经历了无数次大的战斗,最后国府军被击退至了台湾,而战争中留下的美国产武器最后落入了中共军的手中。
就在这时,传来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去了平壤,李承晚总统也即将去访问的口信。作为最早进驻平壤的韩国国军1师团师长,我不得不随时关注他们的动向。
24日,布置在云山正右侧的15团(团长赵在美(音)大校)活捉了一名中共军俘虏,并将其押送到了师团指挥所来。前一天晚上,来历不明敌军发起了夜间攻击,我军立即正面迎接向前挺进,活捉了落在后面的一名士兵。我用在满州军官学校学习的汉语亲自进行了审问。
-出生地?
“中国南部广东省。”
-所属?
“39军。”
-你是生活在中国的韩国人吗?
“我是中国人。”
俘虏还算比较温顺地回答了我的审问。据说,他原来隶属于蒋介石率领的国府军,但后来被红军俘虏后被编入了中共军。通过他的口实,我们证实了驻扎在中国南部的部队进入了韩半岛,同时山里已经隐藏着数万名中共军。这一事实震惊了我们。他说越过鸭绿江是在10月中旬,甚至已经准备了厚实的防寒服、护耳套、橡胶运动鞋,正在做越冬的准备。防寒服的外面是卡叽色,里面是白色,所以反过来穿可以用作冬季迷彩服。这与穿着夏装的韩国国军或联合军有所不同。
我已经直接预感到了中共军的介入。情况非常危及。云山北侧是非常陡峭的狄逾岭山脉。我们的一线团所分布的云山北侧20公里处,彭德怀指挥的“人民志愿军”总司令部已经严阵以待了。这是事后才了解到的情况。中共军隐蔽地分布在狄逾岭山脉的各个角落,根本没有被美军的空中侦察所察觉到。砍下树木顶在头上,白天根本不活动等,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完全骗过了侦察机的视线。
狄逾岭在韩语里意为“中国鬼子越过的山岭”。可能这里是北方的契丹、女真、蒙古或大陆的军队侵入的主要路线,所以才取了这个名字。
现在有了新的侵犯者。其实自从国军北进后,就没能发现金日成率领的人民军的踪迹,取而代之的是,中共军潜入了这片土地。国军和联合军曾在洛东江桥头堡击退了朝鲜军并快速向北挺进,但在云山却被中共军这一绊脚石给绊住了,所以只能眼看着统一就在眼前却不得不悔恨万分地撤退。为了阻止韩国战争介入初期的30万中共军、战争末期总兵力达150万的中共军,韩国与之展开过无数次战争,造成了数十万的死伤者。
伴随着1950年10月从半岛北侧吹来冰冷凉风,同族相残的悲剧——韩国战争进入了新的局面。与截至当前的战争性质完全不同的新战争正在从云山开始。这就是东亚国际战争,同时也是巨大的屠杀战的开始。
②美军-与中共军的首次交战
在抓获中共军俘虏,并对他进行了第一轮审问后,我变得焦急起来。因为俘虏亲口承认了自己是曾在中国南部地区参与过国共内战的中国人。我断定,大规模的中共军部队已经潜伏了在狄逾岭山脉的各个角落。我意识到首要任务是火速把这一消息报告给美军。
当时韩国军1师团由美国2军团指挥。美国2军团军长弗兰克·米尔本(Frank Milburn)已经经平壤抵达了新安州。我首先联系了米尔本军长。他马上赶到了韩国国军1师团本部。把俘虏给米尔本军长看后,我负责翻译,帮助他审问。审问结束后,我强调说“很显然中共军已经介入了”。米尔本军长也立即掌握到了情况的严重性。他立即把这一事实报告给了东京的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
负责云山左侧正面的12团长金点坤(预备役少将)希望我能动员美军战车小队去侦察前方的情况。之所以需要战车侦察,是因为必须掌握在团眼前出没的敌军的来历。进攻平壤时,我请求米尔本军长,将分给我指挥的美国8军预备队6战车大队C中队中由5辆M46巴顿战车组成的一个小队分配给了12团。这是韩国战争爆发前一年才配备给美军部队的最新型战车。巴顿这一名字来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擅长战车战的名将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1885~1945)将军的名字。
果不其然。前进在团前方开始搜索的战车小队马上就同敌军发生了冲突。金点坤大校如此描述了当时的状况。
“在前方搜索的战车在过了很久之后回来了。但是看到重回部队的战车列队时,觉得有点奇怪。5辆战车中,有两辆战车的颜色完全变了,变成了红色,而其余三辆的颜色没有变化。”
两辆战车变成红色狼狈地重回了部队,原来是走在前面的两辆战车在某处受到了敌军的攻击。从山区一拥而来的中共军士兵们蜂拥而上,爬上了最前面的两辆战车。为了用手榴弹攻击,他们试图打开盖儿。美军感到很慌张,但因为相当一部分士兵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比较老练,所以很快重新找回了冷静,并展开机敏的应对。他们立即开始朝着站在另外战车上的敌军射击。美军战车小队关上盖儿后在坦克里面用无线电交换战况,并让走在最前面的两辆战车交替着朝爬上对方坦克上的敌军扫射机关枪。打头阵的战车将炮塔朝向左侧,紧接在后面的战车就扫射机关枪,击毙左侧的敌军;接着打头阵的战车再将炮塔对准右侧,朝右侧的敌军进行射击。如果敌军紧跟上后面的战车,前面的战车就会旋转炮塔并射击。用这种方式,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激战。最后两辆战车成功地甩掉了紧跟的敌军。
战车一回来,部队就像炸开锅了一样骚动起来了。看着这两辆整个车身都被染成血红色的战车时,整个部队开始变得乱哄哄。据金点坤将军回忆,战车回来后发生了奇怪的事情。从变成血红色的战车里,跳出来了一名美军战车士兵。接着他大声叫唤,突然奔跑起来。“哇-哇-”,他用听不懂的话大喊大叫,乱跑起来。这时战车小队长出来,开始跟在他后面。
两人的距离一会儿近一会儿远。跟在后面的小队长最后扑上去试图截住他。在平安北道的韩国战场正中间,上演了一幕美式足球中的截球场面。
那个战车士兵疯掉了。在被染成血红色的坦克里,不断扑来的恐怖感让他丢了魂儿,发了疯。小队长觉察到了这点,追了过去,抓住了自己的部下。被染成血红色的两辆坦克和丢了魂儿发疯的美军战车士兵。云山战斗从这个充满血腥的场面拉开了帷幕。这只是序幕而已。
战车是决定韩国战争局面的核心武器体系。朝鲜军的旧苏联产T-34-85战车在开战初期任意宰割着韩国国军,当时国军并没有能阻止T-34的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与德国军的战车进行过较量的T-34在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战斗等中展现了优越的性能。在韩国战争开战初期,即1950年6月,朝鲜拥有120辆T-34-85战车。开战初期,朝鲜军凭借T-34-85主导了地上战。但随着1950年8月8日美军投入M46巴顿战车,战争局面发生了逆转。因为M46的装甲厚度达102毫米,接近T-34的两倍,再加上主炮的口径为90毫米,也比T-34-85大。在韩国战争中,截至1950年年底,共配置了200辆M46。
③奇怪的命令
军令如山。军人必须服从保卫国家安全、保护人民的命令展开作战,生死都次之。不过这其中也不乏一些难以理解的命令。
平安北道云山先是出现了非同寻常的征兆,接着中共军在这里四处出没,似乎预告着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即将来临。此时我接到了一个命令。从现在的立场来看,不得不感到命令的内容很奇怪。当时最前线很明显出现了危机的征兆。10月24日,抓获了首个中共军俘虏,执行搜索任务回来的美军战车也被敌人的鲜血染成了血红色。而我却被突然任命为了2军团军长。
2军团司令部从原来1师团所在的平安北道宁边跨过了平安南北道的边界清川江,位于清川江南侧的平安南道价川郡军隅里(音)。虽然算是从1师团师长荣升为了2军团军长,但心里沉重的不安感挥之不去。不过命令就是命令。2军团军长刘在兴(音)接到了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的命令,被调去了首尔,所以由我来代替他的位置。我到2军团赴任后,立即检查了情况。曾在1师团的东侧并肩北进的2军团的情况也非常紧急。2军团参谋长李翰林(音)准将和作战参谋李周一(音)大校也报告说前方出现了中共大军。
首先6师团出了问题。6师团是一支身经百战的部队,在韩国战争开战初期,幸亏6师团在春川阻碍了敌军的前进,才成功地让已占领首尔的朝鲜军继续南下的计划推迟了三天,为联合国军的介入争取了时间。虽然向北挺进的6师团几乎接近了最终攻击目标——鸭绿江楚山,但却被中共军包围,开始了一场吃力的肉搏战。可就在这种情况下,6师团长金钟五(音)在我赴任军长前因车辆事故导致下巴严重受伤,连话都说不明白,所以被护送走了。
在所有师团兵力中,6师团7团(团长林富泽大校)是打头阵的冲锋部队。7团拥有宁越地区矿工业公司所有的各种车辆100余辆,所以具有良好的机动力。在向北挺进的过程中,他们凭借出色的机动力,为首先占领鸭绿江四处活动着,展开了所谓的“率先到鸭绿江取水的作战”。最先到达鸭绿江并完成象征南北统一的“取水”任务,这是任何一名国军指挥官都想获得的荣誉。但是7团太操之过急了。他们与其它部队相距较远而被孤立,孤军进攻,最后急忙向军团司令部发来无线电。“弹药和补给品都已用尽,请求火速供给”。6师团2团(团长咸炳善大校)也被中共军包围,被困在了山中,所以首先向他们供给了弹药和补给品。这是经过军团里的美国空军联系军官来进行的。2军团所属的8师团也因中共军的进攻而士气大减。8师团长李成圭(音)报告说“中共军的出现导致士兵们士气大减”。
奇怪的是调任去首尔的刘在兴将军三天后再次出现在了军隅里的2军团司令部。刘将军当场说“接到命令说让我回来的”,意思是上级让他重回原来的部队。刘将军再次担任2军团军长,我再次越过清川江回去继续担任1师团师长。为什么向身处危急的前线的将军下达如此荒唐的人事命令并反反复复,这一原因直到现在也不得而知。据推测,下达了第一个人事命令后,负责该区域的美国1军团军长弗兰克·米尔本(Frank Milburn)担心情况危急的前线,所以要求韩国军方重新考虑人事命令。
10月29日,李承晚总统带领国防部部长申性模和参谋总长丁一权访问了平壤。重新担任1师团师长的我忙于了解情况,而没能去迎接李总统。但是李总统在平壤面对10万群众发表了感动人心的演说后准备离开时,我用我的吉普车将他送到了机场。李总统乘坐的美军C-47运输机上画着醒目的韩国国旗。这是对韩国总统应有的礼遇。目送李总统走进机舱后,我急忙返回了1师团司令部。
云山最终还是出事了。四处都发生着极其危及的情况。我驾着吉普车经宁边的1师团司令部朝着云山奔去。九龙江的弯儿重重叠叠,形成了蜿蜒曲折的峡谷,这就是所谓的“骆驼头路”。当我正要进入这条“骆驼头路”的入口时,我遭遇了中共军的攻击。
英国总理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美国的欧盟军总司令官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大将等联合国领导层也经常使用C-47。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在太平洋战争时乘坐C-47飞过新几内亚、缅甸等东南亚地区。美国道格拉斯航空公司生产的C-47于1941年12月首次飞行之后,一共生产了1万多架。可以搭载28名重型武装兵力,所以也被用于运送兵力。机舱内配备有医疗设备,可以运送3名医护人员和14名伤员。
④紧急后退
距离我乘坐的吉普仅300米处,中共军的枪口正瞄准着我们。他们就在前方的弯道处。作为指挥1万多名兵力和被调配来的美军的国军1师团师长,我赤裸裸地暴露在了敌军的枪口下。车内坐着驾驶兵和师团参谋长文炯泰(音)等三人。“怎么会这样呢?”,我产生了一种狼狈感。
我急忙命令“调头”。当时我的吉普上连接着一辆小拖车,它被用来装运现场指挥时野战中所需的毛毯和帐篷等。可就是它坏了大事。我们试图在狭窄的路上快速调头,拖车就被挂住了。驾驶兵火速从吉普下来,先把拖车给卸了下来,然后再调头、把拖车重新挂在车尾,接着才出发。遇到敌军当时,我乘坐的吉普车后面跟着一辆货车。这辆货车见我们调头,立即倒车,脱离了绝境。情况非常紧急,也不知道我们花了几分钟才得以脱身。终于从骆驼头路的入口处逃出来的我们再次向着云山飞奔而去。奇怪的是中共军并没有射击。我们感到非常奇怪。
最近有一位老绅士来找我。他就是在原州经营牧师教会、今年已经87岁高龄的高德焕牧师。来之前他给我寄了一封信。他说,韩国战争初期他作为我指挥的国军1师团11团运送部的一名军务员参加了云山战斗。他在信中如此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10月下旬的某天晚上,被调配到了1师团11团的我听到了大约从8公里外的山那边突然传来了‘当当’的声音,同时还看到有信号弹升空。然后传来锣声和笛声,打破了月夜的寂静。我方部队的迫击炮朝着信号弹升空的方向吐出了火舌。潜伏在山中的敌军朝着我军继续疯狂地射击。一场大规模的夜间战斗开始了。这时来了一名医务军官,指着前方100米处的吉普,命令我说‘去把那车开过来’。我接到命令后朝着吉普跑去,同时不禁在想‘看来这下轮到我(去送死)了’。我产生了一种不安感,谁都可能丧命的情况正向我逼来。我跑过去一看,原来是美军的吉普。车身向路和水沟的右侧倾斜着。一开始驾驶这辆吉普的美军因负伤已经被护送走了,接着由国军驾驶,在前进的过程中遭遇了枪击。那名国军士兵跌落到了水沟里,他在沟里凄惨地呼喊着。我耳边只萦绕着他的‘救命啊’的声音。我跳到水沟里把他救了上来,并试着重新发动引擎让车动起来。我一只手抓住国军士兵,小心翼翼地把车从水沟里退了出来。然后开到医务军官那里将车和负伤的士兵交给了他。”
牧师说,今年正值韩国战争60周年,他萌生了新的感慨,所以给我寄来了信。他所经历的惨烈状况将我再次带回了那段痛苦的回忆中。当时中共军绕过1师团的正面,分布在山中的各个角落,然后再加以围击。白天还好,可以用炮兵、战车和空中支援勉强维持,但到了晚上,就不得不孤军抵抗中共军展开的夜间攻击。
我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中共军在夜间将能引起不安感和恐怖感的笛声和攻击巧妙地结合。笛声犹如开战初期朝鲜军的战车声音,让人感到恐怖。对于穿着夏装的我军将兵们来说,越过狄逾岭山脉袭来的凉风也是一大敌人。
10月31日,我再次去了云山。首先拜见了美军10高射炮团长威廉·亨尼格。他表情凝重地说“我想了又想,还是觉得今晚很难挺住”。我说“为什么这么没有斗志呢?”,听完我的话后,他立刻说“白将军,我给你说实话吧,如果今天之内不撤退,就有可能全军覆没”。他还忠告我,要我向指挥国军1师团的美军1军团长弗兰克·米尔本(Frank Milburn)提出撤军的建议。我虽然感到很难接受,但不得不正视现实。
我再次巡访了位于前线的11团、12团和15团,并接见了各团的团长。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向云山北侧进军的15团所处的情况最严重,其它团的情况也相当危险。真是四面楚歌。
⑤紧急的后退命令
建议后退的美军10高射炮团长威廉·亨尼格(William Hennig)大校的表情极不寻常。我和他第一次相遇是在大邱北侧的洛东江前线,我们一直并肩作战,直至现在的云山最前线。此前,他是一个总是很游刃有余、冷静的人,很少见他露出惊慌的神色。但是当天在云山见到他时,他的表情显然与此前截然不同。
“难道真得后退吗?”我回顾了自己历尽千辛万苦最终经过平壤挺进云山的过程。现在只要再向北挺进一点儿,就能到达最终目标——鸭绿江水丰大坝,但是……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就在此前我曾担任过三天的军团军长,能够广泛掌握到云山以外的情况。我了解到正在我们1师团东侧作战的国军2军团的情况非常紧急。2军团下属的两个师团暴露在了大规模潜伏的中共军兵力下,特别是6师团下属的两个团一度进攻到了鸭绿江,却被孤立,处于非常危险的情况。
得赶快作出定夺。尽管东部战线的情况不得而知,但临近国军1师团作战的云山及东侧的2军团处境非常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哪种判断才符合实际情况呢?我判定现在非后退不可了。后退也是一种作战。敌军力量强大时,应该暂时撤退,寻找反击的机会。要想在今后进行反击,应该将损失最小化,同时将兵力和物资顺利地转移到安全之地。
我问亨尼格大校“还剩多少炮弹”,他回答说“1万5000发左右”。我又问“如果我们今晚撤退,能将这些火力集中用于敌军的正面吗?”,他说“保证能做到”。
现在只需要获得美国1军团军长弗兰克·米尔本(Frank Milburn)等上级的批准了。我驾着吉普去了宁边,之后再次去了美军1军团本部所在的新安州。道路险峻,不,可能是我太焦急了。车快速地飞奔着,突然在弯路处翻车了。幸好吉普上的机关枪支架支撑住了侧翻的车。这个严重的事故险些让我丢了性命。好不容易才再次起程,到达了美军1军团军团本部。美军1骑兵师团师长霍巴特·盖伊(Hobart Gay)少将刚好也在那里。“今天之内必须撤退,前线情况非常紧急”,我说道。美军1军团军长米尔本带着严肃的表情听我说。接着他拿起电话向美军8军司令官沃尔顿·沃克(Walton Walker)报告了情况。
结束了多少有些长的通话后,米尔本军长问道“今晚之内可能撤退吗?”我对他解释说“我已经同亨尼格大校商议过了,对着敌军的前线打炮,在弹幕的掩护下命令前线的兵力撤退”。
米尔本所长下达了撤退命令。要求韩国国军1师团立即撤出云山,一直南撤到立石和宁边相接的一带。他命令美军1骑兵师团长盖伊掩护国军1师团的撤退。同时也向从平安北道西部地区向新义州方向进攻的美军24师团下达了撤退命令。
米尔本军长一下达撤退命令,我立即用电话向滞留在云山的三个团的团长下达了撤退命令。接着和盖伊少将一起去了他的美军1骑兵师团司令部。此时,他率领的8骑兵团经过了龙山洞(音),正向着云山东侧移动。在接到撤退命令之前,美军8骑兵团接到了经韩国国军1师团作战区域向北挺进的命令。在通往云山的两条岔路中,他们选择了西侧的那条。东侧的那条路是韩国国军1师团的退路,东西侧两条路中间正好隔着一座山。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条路竟然成为了“生死之路”。结束了同米尔本军长的会议后,我和盖伊少将于1950年10月31日子夜时分到达了他的司令部。一走进司令部,就听到了近乎断气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从8骑兵团的无线电对讲机中传来的。
“嗬嗬(急促的呼吸声),敌……敌……敌军正在爬上战车。”接着从对讲机里传来了“哐”的爆炸声。“敌军正在进入我方阵地”,“敌军站在了战车上”,“哒哒哒哒哒当……”
太令人震惊了。正在移动的美军遭到了中共军的袭击。通过对讲机的喇叭不断传来枪声、爆炸声、叫喊声。我们直接听到了从云山战斗现场传来的骇人听闻的声音。
⑥美军8骑兵团3大队
1950年11月1日凌晨1点左右。我正在赶路,驾着吉普车向宁边的国军1师团司令部奔去。阵阵冷风吹过奔跑在夜路上的吉普车。不安与焦躁像来吹过的风一样不断击打着我的脸。身处云山的三大团有撤退进展得顺利吗?他们该不会像8骑兵团那样,陷入无情且惨烈的攻击中吧?此时我的脑海里充斥着各种猜测。
但是从云山传来的炮声却接连不断着响着。这是美军10高射炮团长威廉·亨尼格(William Hennig)的高射炮和迫击炮的声音。算是万幸,因为这至少确认了我军炮兵仍在不断地进行射击掩护。在亨尼格的炮击掩护下,撤退工作正在顺利进行,这种信念越来越根深蒂固。
正如之前和我商定的那样,亨尼格展开了最大规模的炮击,支援国军1师团云山前线兵力的撤退。当天晚上,师团兵力得以全面撤退。虽然有一部分团队兵力受了伤,但撤退时仍然维持了原有的全体编制。撤退作战一直持续到11月1日凌晨。亨尼格消耗了他所拥有的1万5000发炮弹中的1万3000发。正是因为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动了大规模的炮击,所以敌军不能前进。趁着机会,韩国国军1师团三个团的兵力和亨尼格的高射炮团兵力全部全身而退,撤退到了后方。
但是接到了经国军1师团驻扎地向水丰大坝进攻命令的美国1骑兵师团8团却出现了问题。其中3大队的情况让人绝望。我接到了金点坤大校的紧急联络。金点坤在担任国军12团团长期间,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表现了不俗的机智和勇猛。他说“正在撤退的路上,但美军8骑兵团3大队的情况非常紧急。他们请求支援,不知该怎么做才好”。
我立即回复说“不管用何种办法,先将能救出的兵力全部救出”。金大校派出了团里最活跃的“平壤足球部”搜索小组。12团是一个具备最出色的搜索侦察能力的组织。这支搜索小组的成员都是来自平壤的足球运动员出身的年轻人,曾活跃在各种战场上,深得金大校的器重与信任。据他回顾,火速地派遣“平壤足球部”搜索小组前往3大队正在遭受全面攻击的地区,但当时的情况是无从下手。他们好不容易救出了三四名美军,之后避开了中共军的攻击,退了回来。
中共军对美军8骑兵团3大队展开了正面攻击和迂回攻击并用的战术。这是中国人的惯用战法。即在正面进行逼迫,同时将其余兵力从傍边迂回,然后包围后方。美军8骑兵团3大队不仅遭到了正面进攻,还受到了从部队西侧迂回进攻的中共军的包围进攻。对于从正面、侧面和后面同时进攻,并不断缩小范围向中间逼近的中共军来说,3大队成了“瓮中之鳖”。虽然派遣了金大校的搜索侦察小组,但仍然不敌从四面拥来的中共军的进攻。
听着传来的3大队的情况,我感到很痛心。因为(这个部队)是在洛东江前线防御多富洞时,在我军1师团左侧,即相当于左翼的倭馆东侧303高地阻止朝鲜人民军进攻的过程中,大队通讯小队的26名士兵被敌军俘虏抓走,然后全部被捆绑在一起惨遭杀害。
曾有外媒误报称,韩国国军1师团在中共军的第一轮攻势中未能存活。因为部分美国媒体在报道这场战斗时,误报称“美军8骑兵团和韩国军1师团全军覆没”。3大队的800名兵力中有600多名在这场战斗中战亡或行踪不明,损失惨重。
对于美军来说,这更是一场耻辱之战。虽然1骑兵师团长霍巴特·盖伊(Hobart R. Gay)试图派遣他所率领的5骑兵团去营救8骑兵团3大队,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中共军白天在山中放火,形成烟幕,同时潜伏在战壕内,所以很难被发现。找不到攻击目标的1骑兵师团长盖伊最终在11月2日下达了撤退命令。此前没有发生过任何一起在明知美军部队被敌军包围的情况下还放弃营救的事件。这一事件成为了美军无法抹去的污点。
⑦露面的中共军
进入1950年11月初后,中共军的第一轮进攻暂时告一段落了。国军1师团后退到了云山南侧的一个叫立石的地方。通过交战,我们多多少少估摸到了中共军的实力。他们比想象中要强大得多。
我有过在中国生活的经历,所以大致知道一些中共军的习性。他们擅长埋伏和突袭,不太爱使用从正面逼近的战法,而且完全采用迂回、埋伏和突袭。被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称为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最大胜利并引以为豪的平型关大捷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战役。这场战役发生在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的6000多名兵力在山西省平型关邃长的山谷里,埋伏攻击了日本军5师团等的1万名兵力。
参加韩国战争的中共军也是如此。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并加以攻击。为了让我军产生恐怖感,深夜时他们在黑暗中吹笛子,并向我们逼近。讨厌夜间战斗的美军一听到中共军的笛声就打冷颤。在战争初期,国军也经常因为这种笛声措手不及,而士气大减。
虽然有很多人认为一直用压倒性的兵力不断从正面展开进攻的“人海战术”是中共军的一大特点,但和我直接交过手的他们并非如此。其实,也可以把他们的只要战斗一开始就会大势逼近,直到兵力耗尽的战术也叫作“人海战术”,然而,中共军运用的战术却是夜袭、埋伏、包围、心理战等明显具有自己特色的体系及方法的战术。再加上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被击退到了台湾,留下的美国产先进武器都落入了他们手中。这并非是一支仅以人数逼近的没有头脑的部队。
有意思的是,被俘的中共军的形象和态度和那些不分昼夜发动猛烈攻击的战士们全然不同。温顺得让人感到诧异,有的还表现出乐观的态度。
金点坤大校(预备役少将)曾担任国军1师团12团团长,在激战中时常起到先锋作用。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故事。金大校对云山战斗中抓获的中共军俘虏进行了第一轮审问,正准备押送他去进行更有深度的“战略审问”。这时那个俘虏提高嗓门叫道“其它东西都可以没收,但一定要把那支昂贵的钢笔还给我”。
虽然原则上必须没收俘虏的所有物品,但金大校想看看“到底是支多贵重的钢笔”,所以命令部下把钢笔拿了过来。金大校看了那支问题钢笔后,忍不住笑起来。原来是一支哗哗地漏墨水的便宜货。但是那个中共军俘虏却恳切且强烈地坚持要回。最后金大校把钢笔还给了他,并看穿了中共军的一大弱点——穷困。从劣制钢笔和俘虏视其如宝的态度里,金大校看出了中共军的补给这一保持战斗力的核心上存在漏洞。据观察,虽然战争初期中共军火力强劲,但因补给问题最终将很难保持战斗力。
也有比较愉快的俘虏。还有段轶事是说,一名不知是从哪条战线上抓获的中共军俘虏甚至提议说“我擅长做饭,可以给你们做美味可口的饭菜”,引得部队士兵们哈哈大笑。
尽管如此,只要他们一旦投入战斗,就会发动令人毛骨悚然的进攻。因为背后有共产党强力的纲纪支撑着。特别是站成4列纵队像潮水般涌来的中共军显然是警戒的对象。用金点坤大校的话来说,在深夜伴随着笛声和锣声进攻而来的中共军常常让人感觉像是深夜巫婆家跳大神。他们总是通过那样的方式而来,令人胆战心惊。
虽然在云山与中共军展开了一场较量,但美军仍然藐视中共军的实力。为了完成“圣诞节在家中度过”的目标,美军准备在1950年11月底发动大攻势。就像谁说的,他们的命运成为了“向灾难进军的失明的行军”。
⑧惬意的休假
我们将美军的牺牲至于身后,从平安北道云山来到了清川江南侧,到达了位于平壤北侧的平安南道安州郡的一个叫立石(此地并非宁边周边的立石)地方,重新调整军队。我们在清川江南侧搭建了用于反击的桥头堡,把清川江设置成一道自然的防御线。在这里,曾越过清川江朝西北侧的新义州方向进攻、之后全身而退的美军24师团和曾向平安北道龟城方向进攻、之后也安全撤退的英军27旅构筑了一张防御网。
在安全挺过了中共军的第一轮进攻后南下的路上,各种思绪让我心乱如麻。当然也不乏不安感。中共军的战斗力并不像预想中那样不可一击,这也让我非常担心。而且会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兵力进入韩半岛。究竟应该如何阻止中共军的进攻而使我军挺进至鸭绿江呢?真是百感交集。
我指挥的国军1师团受到了特别意外的款待。美国1军团军长弗兰克·米尔本(Frank Milburn)将我们师团调整为了军团的“预备”,是出于重新调整战斗力的层面。这是一份特别的照顾。在洛东江前线开始反击后占领平壤、在云山战斗等中始终负责最前线的1师团获得了来之不易的休假。我们驻扎在平壤北侧安州平原的立石机场。在云山战斗中,我们师团有500多名战士死伤,丢失了2门中型迫击炮等。我们应该自我完善,重新调整战斗队伍,为今后的反击作准备。
机场非常大,规模看起来与汝矣岛机场相当。美军运输机正头尾相接地停放着,已经装载好了运往前线的物资。看着每天起降的飞机,我深切感受到了稳定的物资供应的重要性。
此时我们才分配到了冬装,还重新准备了弹药,及补充新兵兵力。这些都是得我亲自过问处理的事情。我经常和大韩民国陆军本部及美军1师团司令部交换意见。军服和补充新兵得通过和陆军本部联系来解决,至于弹药及其它补给品,需要和美军取得联系来解决。还得对士兵们进行训练。虽然士兵们想获得一个久违的惬意休假,但是重新冷静地整备整顿队伍更具有意义。
尽管如此,士兵仍露出了快乐的表情。虽然充满血腥味的战场就在眼前,但士兵们还是用各自的方式享受着此时的休假时间。此处的安州平原里,有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大规模开发的田地——“新田”开拓地。广阔的平原上横亘着大大小小的水田。在正好结束秋收的田野里,到处都堆放着稻草捆儿。士兵们用这些稻草捆儿临时搭建了窝棚。我还记得,在机场周边的田野里,排列着数百个大小精致的稻秆窝棚,十分夺目。看着铺上软软的稻秆美美地睡一上觉的士兵们,我再次感受到了和平的可贵。
战争中观看的慰问演出别很特别。当时从首尔来了一个由艺人们组成的演出团。他们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唱歌跳舞,这显然为战争中身心交瘁的将兵们带来了特别的慰藉。
艺人演出团呆了两三天后就离开了。在我印象中,演出团里还有喜剧演员金喜甲(1923~1993)。我本来对演出不怎么感兴趣,也没有能记得全名的艺人。金喜甲倒是有所耳闻,其它艺人就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某参谋说“那,怎么了?您不是知道《红岛,别哭》这首歌吗?那个歌手也来唱歌了”。
演出第一天,我站在队伍后面观看了30多分钟的演出。士兵们完全沉浸在了演出中,甚至都不知道作为师长的我也和他们一起观看了演出。在暄闹的氛围中,艺人们载歌载舞,而士兵在台下不断地欢呼。士兵们通过这种方式多少得到了些安慰,真是万幸。
但是需要我过问的事情还很多。我们为什么被新出现在前线的敌军击退了?撤退这招做得对吗?中共军的战斗力究竟强大到哪种程度?这些疑问都穿梭在我的脑海里,不曾消失过。看来得栓紧军靴带儿奋力一战了。10多天的休假里,我仍旧忙碌,全然没有惬意的感觉。战斗力旺盛、忍劲儿十足、擅长扰乱和迂回作战的敌军正在向我们逼近。
⑨战场上相遇的英雄
这里我想介绍一位美军指挥官。在韩国战争期间,我遇到了无数个美军的二战英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沃顿·沃克(Walton Walker)、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y)、詹姆斯·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泰勒(Maxwell Taylor)等。同当时可以称得上精英中的精英的他们一起并肩战斗的过程中,我学到了美军优良的系统、技术和谋略。
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弗兰克·米尔本(Frank Milburn,1892~1962)少将(当时的级别)。虽然米尔本没有前面列举的那些英雄们声名远扬,但他却是我的军事老师。我在洛东江前线第一次遇到了他,当时在敌军的进攻前陷入困境后刚刚开始找到反击的机会。国军1师团属于美军1军团所管。在此过程中,除了洛东江前线,在云山抵御敌军进攻并撤退时,也得到了他的指挥。
他于1914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West Point,美军陆军士官学校)。曾任美军总统的德怀特·大卫·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和历任8军司令官的詹姆斯·A·范·佛里特(James Alward Van Fleet)将军是比他低一个年级的西点军校后辈。米尔本军长个子不到1米7,身材矮小。作为美国人,他相当矮小。脖子短,且脸圆。
他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但是战斗时却又非常勇猛。他所立下的功并不压于曾叱咤二战战场的任何一个美军战争英雄。他并不惧怕战火,常常奔走在战场上。他的外号是“虾(Shrimp)米尔本”。就读于美国西点军校时,他是一名非常有名的美式足球攻击手。他将美式足球抱在胸前低头奔跑的情景让人联想到虾,所以才有了“吓”这个外号。听说他那样奔跑的样子很有意思,足以让人捧腹大笑,所以与他比较亲近的人都干脆叫他“虾”。
他给我的印象更像是乡下老人。那是1950年夏天,正值国军和联合军即将在洛东江前线对朝鲜军发动总反击,我在大邱的一个果园里第一次遇到他时的印象。当时他正带着小狗在玩儿。与其说是将军,他的样子可能更接近于一名村夫。他会事先把所有事情都仔细检查一遍。对各方面进行考察后,如果发现对方是一个值得依赖的人,他就会完全信任对方。他不会随意责备部下,懂得倾听部下的话。
他使我获得了犹如奇迹般取得胜利的“攻入平壤第1号”的名誉。一开始计划由美军1骑兵师团和美军24师团进攻,后来更改了作战计划。在战争中,修改几乎已经完成的作战计划,这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最终听取了我的恳切请求,“请让大韩民国军队先攻入平壤”。
在原来的作战计划中,国军1师团的攻击路线是经海州和载宁去镇南浦,没有包括平壤。米尔本军团长修改了作战计划,将美军24师团的进攻路线京釜右路交给了国军1师团。国军1师团彻夜前行,比美军1骑兵师团提前15分钟攻入了平壤。这部分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详细叙述。
我从他身上学会了忍耐。尽最大可能支援一线师团,同时冷静且坚持等待部下的成功。另外,他从不吝惜赞美之词,是一位懂得通过赞美来引导部下创造性的人。在他的指挥下,部下们非常积极地投入战斗。如果没有他,云山战斗可能会以我军更加惨重的失败而告终。他仔细聆听了来自前线的情报,对中共军的攻击力作出了慎重的反应。他比任何一位美军指挥官都认真地听取了国军1师团的撤退建议。
瞬间的判断决定战争的胜负。挺进云山的我军暴露在了实力无法估算的中共军的猛烈进攻下,在这一瞬间,他本着对部下的信任,作出了正确的判断。美军1军团并未遭受很大的损失。因为虽然直至1·4撤退后一直不断地被敌军逼退,但后来抓住了大反击的基本框架,这使得云山战斗中的军团建制得以维持。
在韩国战争还未结束的1951年5月左右,他被晋升为了中将。当年7月回到了美国,被编入了预备役。之后在家乡向学生们传授美式足球,度过了自己的余生。他很勤劳,即便在学生面前也可能会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亲力亲为。年轻人们看着他紧缩成一团奔跑的“虾式奔跑”,可能都会露出了笑容。我的军事老师,米尔本将军,再次为您祈求冥福。
⑩11月末的进攻及后退
突然听到如子弹掠过的声音,紧接着是“砰”的一声,站在我身边的美军空军联络军官马修斯大尉抱胸倒下了。这事发生在1950年11月下旬。
那时我正率领着在平安南道立石充分休息并补充了战斗力的国军1师团兵力越过清川江,经平安北道南部的博川再次朝着泰川北进。博川和泰川之间,驻扎着我们师团的两个团。我正在搭建在附近的小丘陵上的前线指挥所指挥着前线的兵力。马修斯大尉被突然飞来的子弹击中倒下,我立即叫来我的吉普车命令将其护送走。他浑身是血,被迅速送往了平壤的美军医院。胸部穿透,但很幸运捡回了一条命。后来他被晋升了美军空军大将。
从立石出发朝着泰川再次进军是在11月24日。当时下达了总攻击命令。美军1军团仍然负责韩半岛西北部地区,但该负责地区发生了变化。在美军1军团东侧的宁边和价川,由从南向北挺进的美军9军团下属的2师团和25师团负责进攻;其东侧的德川和宁远则由韩国国军2军团负责作战。
韩国国军1师团朝着泰川进军时,敌军几乎没有进行抵抗。我想,要是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挺进进攻的最终目标地——水丰应该不在话下。但是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就在经过博川的途中,埋伏在此的中共军朝我们所在的方向进行了射击。
中共军于第二天开始了攻击,这是一场全面袭来的大规模进攻。前方的情况变得很紧急。负责前线的两个团被中共军一点一点逼退,甚至一度出现了被击溃的局面。作战中,指挥官必须避免出现一种情况,那就是分散。也就是到了部队分散无法集中兵力的情况。只要部队一被分散,毋庸质疑肯定会被击溃,这就叫“一泻千里”。一旦决堤,水流就会变得猛烈,同时冲垮堤坝,瞬间扩大到千里之外。此时1师团的情况就如同大浪前的小沙堆。
我变得急躁起来。我看到了团和大队等在丘陵之间展开作战时,部分1师团的兵力正在紧急后退。这是分散的明显征兆。我奔跑起来。因为是丘陵,是无法驾驶吉普车进入的地形。当时情况万分紧急,现在我都不记得是哪个团在前面。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尽可能找到团本部和大队本部等地,催促指挥官们的行动。“这样不行”,“这样下去我们就完了”,“呀,你这个人,不能后退”,“快到前面去”……这都是从我嘴里冒出的话。我跑了大半天,忙得不可开交,嘴里都冒烟儿了。我气喘吁吁地奔走在各部队之间进行督战。
幸好被击退的局面得到了控制。前线的两大团开始调整战斗队伍,并且开始用在立石装备的弹药和武器阻止敌军的进攻。分布在后方的威廉·亨尼格(William Hennig)的美军10高射炮团的掩护射击也功不可没。就这样,我们坚持了大概三天。
我军11月24日的进攻是所谓的“圣诞节大进攻”的一环。在东京总指挥韩国战争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判定此次进攻能结束这场战争。联合军和美军全都坚信,肯定能回家过1950年的圣诞节,因此美军和联合军的情况应对漏洞百出。也可能因为是太过于心浮气躁,没能冷静地彻底把握敌前的情况。正是这种掉以轻心酿造了惨祸。确认我们即将面临的悲惨结果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对于敞开心胸错误地判断情况的人来说,面临的命运十分残酷。
韩国国军1师团所属的美军1军团的情况还算可以。1师团从博川撤退后,来到了一个叫永柔的地方,成为了掩护部队(covering force)。美军24师团再次冷静地防御着博川和泰川间的战线,同时逐渐向南撤退。采取拖延和撤退轮流进行的方式。因此,美军1军团才得以几乎保全了全部兵力并成功撤退。问题是1军团的东侧,即一个月前曾展开过激烈战斗的云山的正南方的宁边桥头堡。曾萦绕着不祥的寂寞感的云山,在其南侧早已充满了血腥味。
⑪曾经满是士兵的旧址军隅里
一直以来,中共军都是集中进攻战斗力较弱的对手。在这场战争中,中共军一直回避火力强劲的美军,而集中攻击韩国国军。因为他们判断出韩国国军在多个方面都不及美军。
展开第二轮攻势的中共军首先瞄准了东侧战线,即韩国国军2军团。在云山战斗中,2军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去鸭绿江“取水”而北上的两个团被孤立,陷入了被歼灭的境地,最终酿造了国军6师团丧失战斗力的危机。国军7师团和8师团也没能及时获得人员和装备武器等供给,战斗力也被削弱了。
中共军正好看穿了这一点。随着东侧的防御战线被轻而易举地攻破后,西侧的美军处境变得非常危险。在那里终于开始爆发了战斗。前面也有所提及,云山以北有险峻的狄逾岭山脉贯穿东西。这个山脉在韩国语里意为“中国鬼子越过的山岭”,显然是取了从中国方向进攻而来的敌军越过了这里并南下的意思。山脉的下面是一个叫军隅里的地方,现在它是价川下面管辖的一个小地方。有必要关注一下这个地名。“军”指的是兵力,“隅里”这个汉字地名在韩国语里的原形是“moru”,意为角落,所以“军隅里”意指兵力的角落之地。在过去的朝鲜时代,经常用来指兵力的驻扎之地。后来我找到了一本介绍地名的书,书里也是这么解释的。
为了防御翻越“中国鬼子越过的山岭”而来的敌军,兵力经常滞留的地方就是这个当时被称为军隅里的地方。军隅里有一条宛如向南延伸的狭长山谷的路。通过这条路,可以直接通向顺川。而顺川与平壤相接,所以如果不能牢牢地防御住军隅里,从北侧杀来的敌军就会进入顺川,甚至一口气攻入平壤。换言之,军隅里就是军事上的要塞。
似乎是错误的判断不断发生。这是在攻入此地展开“圣诞节大攻势”的美军9军团司令塔内发生的情况。果不其然,他们对越过狄逾岭而来的中共军掉以轻心的痕迹历历在目。很显然,美军在进军这个重要的军事要塞地军隅里时,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一场因地形条件而导致的巨大悲剧。
在这里展开圣诞节大攻势的美军有2军团和25师团。美军25师团面对中共军的强有力的反击时,迅速采取了后退。但是美军2军团却出现了问题。看到比预想中更为强大的中共军的进攻后,(2军团)张慌失措,在分秒必争的情况下没能作出任何决断。
从军隅里撤退的美军2师团面前摆有两条路。一条是向西迂回后南下,另一条是距离军隅里南方几公里的、长10多公里的山间小路。美军2军团无法确保第一条路。因为在那条路上,已经布满了向北挺进后又向南撤退的美军等联合军队部及难民们。如果不想浪费时间,就必须经过那条向南延伸的山谷。
这个山谷有两个军事意义。首先,它是一条直接贯穿南北的捷径,其次,谁能先占领这个地方,谁就能轻易地确保进攻优势。美军指挥部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翻过这个山谷北上时,至少需要作战布局,也就是说需要四处留下兵力,在守护山谷上端的同时确保退路的概念作战。美军没能想到应该为应对万一而事先确保退路。这一点是美军在军隅里遭受整个韩国战争中最惨痛失败的直接原因之一。
在这个狭窄、险峻且狭长的山谷里,擅长迂回、埋伏和包围进攻的中共军犹如夜雾似的密布着。战争结束后,美军把这条路叫作“考验之路”。这个虽然短但吞噬了无数士兵的地方又被命名为“死亡山谷”。
1950年11月30日。除了跟在师团尾部的弗里曼(音)大校的23团外,美军2师团的大部分兵力都从军隅里向南撤退,并开始进入这条路。中共军用窥视着食物的猛兽的眼神,冷静地等待着正在逼近眼前的祭品。他们设置的“捕兽器”既强大又残忍。
⑫印第安笞刑
印第安人抓住敌军时,会对其实施刑罚。首先战士们会排成两个长队,然后让敌军俘虏从中间穿过,排成两队的战士们会毫不留情地殴打他们。这种刑罚被称为“印第安笞刑(gauntlet)”。
1950年11月30日,被困在平安南道价川郡军隅里南侧的狭长山谷的美军遭遇的中共军袭击就会让人联想到印第安笞刑。美军就像陷入了深深的沼泽里一样,很难摆脱出来。在这里,美军2师团损失了两个团、炮兵部队、师团直辖部队、空兵大队等战斗力。
至今仍有许多美军对当时的惨败记忆犹新。“惨不忍睹”、“炼狱”这些常见的词汇都不足以形容当时的惨状。当时的凄惨状况在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所著的《最寒冷的冬天(THE COLDEST WINTER)》一书有所记载。书中如此描述了当天的惨状。
“如果有一辆车……被击中,便会成为挡路的绊脚石。要是有几名勇敢的军人出来想把车辆往路边推,中共军就不失时机地进行全面进攻。在路中间,死伤者遍地都是,但跟在后面的卡车或吉普车只能从他们身上压过,因为路实在是太窄了……”
“在决定生死的瞬间来临时,大家都顾不上别人的安危了,随意地践踏着战友的尸体前行。四周都是人,也不知道他们是死还是伤,或只是被这种恐怖吓得僵硬了。虽然身体都在蠕动,但这场冲击让大家的精神变得不正常了……”
“(师长)凯撒(音)想亲自侦察一下死亡之岭,于是踩着遍布在路边的2师团士兵们的身体前行。因为太疲惫了,拖着两条腿前行,一不小就踩到了。被踩的人大声地叫嚷着‘这个坏家伙!’,并破口大骂。被吓着了的凯撒脱口而出地说‘对不起’。这些都只是赤裸裸地展现当时场面的一个片段而已。中枪的尸体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
“(坦克侦察小组的山姆·梅斯(音)少尉)开着坦克,在拐过陡峭的弯路的那一瞬间,他的心脏几乎都僵硬了。大约4公里前,出现了那条被称为‘死亡之岭’的路……为了打开这条路,大家都已经拼尽了全力……当时护送队极其缓慢地突破着……好不容易冲出了这里并活命下来的几名美军也遭受了巨大的打击,精神都变得不正常了。梅斯似乎看到了死人正嘎噔嘎噔地向他走来。”
结果真是惨不忍睹。在这些2师团兵力中,存活下来的人后来重新聚集在了首尔永登浦。书中记载说,某中队的170名士兵中只剩下了10人,某大队的600名队员中也只有150人活着回来。美军2师团在军隅里出现了3000多名死伤者,同时还损失了大量的武器和装备。
我曾先后两次担任过参谋总长。在第二次任期当时的1958年,为了强化韩国的军事实力,我访问了美国。我接到了在韩国战争中唯一一名被俘虏的美军将军、当时的24师团长威廉·迪安(少将,William Dean)的联系,并在圣弗朗西斯科的陆军将校会馆见到了他。当时还有曾在军隅里战斗中率领美军2师团的劳伦斯·凯撒(音,1950年4~12月时任2师团长)少将(当时级别)同席,并一起吃了饭。
迪安少将首先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其实我被俘虏时,还欠了你一个人情”。讲的是他在俘虏收容所里,一名朝鲜人民军校官问他“认识白善烨吗”时他回答说“认识”,于是就背着监视兵偷偷拿来了毛毯和食物等。那名人民军校官叫安兴满(音),是我在韩国国军建军初期在釜山5团执勤时的部下,越北后他加入了朝鲜人民军。我们愉快地聊了很多,比如韩国战争前他担任美军军政部长时的事情等各种话题。
但是凯撒少将始终缄口沉默,一句话也没说,脸上蒙着厚厚的阴影。可能是1950年11月在军隅里遭受的惨败景象从未散去的缘故吧。他的表情十分沉重,我也没能好好和他谈谈。我的几句随便想起的问候语远远无法抚平他的伤口,因为当时的情况真是太残酷了。看着凯撒少将的面部表情时,我的思绪也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了。战争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它带来的伤害又是怎样的长久和令人恐惧呢?
⑬12月麦克阿瑟的撤退决定
战况变得非常紧急。随着1950年12月初韩国国军2军团被击溃后,从东侧南下的中共军气势势不可挡,在西侧防御的美军2师团遭受了重创,也被击溃了。很难再继续坚守清川江防御线。现在必须在连接平壤和元山一带重新设置防御线。
在东京的麦克阿瑟(MacArthur)总司令官召回了指挥西部战线的8军司令官沃尔顿·沃克(Walton Walker)和指挥东部战线的10军团爱德华·阿尔蒙德(Edward Almond)少将,并问道“在连接平壤和元山的一带有可能设置防御线吗”,他们两人都回答说“不可能”。
这时麦克阿瑟司令官决定让联合军撤退到38线以南。当时是1950年12月3日。当年的6月25日,我们被朝鲜军接二连三的进攻击退到了洛东江后又起死回生,重新越过了38线。此后两个多月过去了,我们又再次被逼回到了38线以南。应该叫痛恨吧,不知道怎么说好,总之有一股那样的感觉油然而生,怎么也抹不去。
不过这里就是战场。对我来说,在动了感情后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整理思绪,有一些事情必须得首先得到整理。所以我决定重新打起精神来。撤退时的局势容不得我有半点儿的时间去安抚情绪。
美军8军司令官沃克向我下达了“在我军的其它部队完全撤退到清川江以南前,必须全力以赴地掩护他们”的命令。因为韩国国军1师团在北上之后从云山和泰川撤退时也完全地维持了原有的编制。这一命令要求国军1师团担当起一个掩护部队的任务,即利用未被击溃的兵力和火力帮助我军撤退。
完成掩护部队的任务后,到了1师团也向南撤退的时刻。撤退时要经过我军在当年10月最先攻入的平壤,所以心理很不是滋味。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平壤呢?在12月5日日落后的寒冷天气中,我们经过了东平壤。
平壤的天空中弥漫着烟气。从设置在平壤四处的美军补给所里撤退时,来不及带走的大量军需用品和油类正在燃烧。四处升起的烟气和火焰,让整个平壤变得很诡异。人们都向着被焚烧的物资堆之间跑去,目的是为了抢出衣服和食品等必需品,哪怕是一个也好。他们中有曾在难民队伍里的人,也有一般的居民,同时撤退的部队战士也陆陆续续地朝那里跑去。
虽然偶尔还听到了阻止他们的警备兵的射击声,但似乎无法阻止所有的人。侥幸地救出一些物资后,人们的表情看来很明朗。如果看着被焚烧的大量物资不起贪心,那也是很奇怪的。看着还在敞篷货车上的10多辆新型战车被火焰包围时,我也觉得很可惜。
联合军12月11日向临津江防御线撤退了。1师团再次担负起了守护他们撤退到最后一刻的掩护部队的任务,需要周密地守护他们的撤退路线及其周边情况。
这时传出了奇怪的传闻,“美军有可能撤退”。这让我觉得很为难。在北方,无法估算规模的中共军正在向南逼近。越过狄逾岭的中共军顺畅地经云山、军隅里、清川江和平壤后正在向南挺进,而此时美军说要撤退?
告诉我这一消息的是美军27团长米歇尔(Michaelis)大校。我和他是在开战初期洛东江战线上一起并肩抗敌的至亲关系。他听到撤退时由1师团负责掩护的消息后,来到沙里院南侧找我。双方相互问候后,他暗示说“有可能(撤退)”。我开始着急了,不断地问他,想确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他只是说“我们是军人,不要听信于传闻,全力以赴到最后一刻”,并没有明确地说到底会不会撤退。这并不是一个他能回答的问题。
所向披靡不断逼近的中共军就在眼前,而在此时听到了这样的传闻,这实在让人无语,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师团在12月15日撤退到了韩国战争开战初期负责的临津江地区。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但我的内心仍然感到不安。应该如何阻止正在南下的中共军呢?美军会撤退吗?开战后曾缠绕着我的疟疾再次袭来。这是一种通常会在疲惫不堪且极度不安导致神经敏感时出现的疾病,一边发热恶寒,一边全身索索地发抖。
⑭战争中师长的一天
疟疾(malaria)让人十分痛苦。白天时恶寒袭来,让人痛苦不堪。尽管如此,因为1950年12月当时已经进入了冬天,所以症状稍微有所缓解。夏天的疟疾是最厉害的。在不断撤退的过程中感染上了疟疾,虽然当时已是冬天,但内心感受到的痛苦似乎比夏天还要强烈。
这时,总会有一个手里拎着一个小炉子的人出现。他就是从洛东江战线开始被分配到国军1师团后经常和我一起生活的美军梅伊(音)中尉。他走进我的营帐后首先把炉子点燃,反复地把炉子下面的小管子来回地拉动,这样就能生火。接着他会在上面放上小小的厨具开始烧水,然后冲上一小杯咖啡,然后向我走来。
“感觉怎么样?喝一杯热咖啡,有助于安神”,他首先如此安慰我。他冲的咖啡给了我不小的安慰,还让我感觉到寒冷的冬天里疟疾带来的一身恶寒得到了些许缓解。
在国军1师团,有很多名美军顾问官。炮兵和空军联系军官当然也是美军,因为当时的韩国军在这一领域还不具备自身的实力。负责支援通信、情报、兵站的后勤顾问等也是美军。师团将按照类别的补给名称叫作“CLASS”,1~5分别是指粮食、衣物、油、常用品、弹药。
当时的韩国国军1师团全全由美军支援。各领域的美军顾问官们被安排到师团,通过和8军司令部等的互通信息,展开对各个领域的支援。所以我算是整天都和这些美军顾问官们在一起。
为视察前线部队或直接观察敌情而环顾前方高地时,也是和参谋及美军顾问官们一同前行。早上起床后,接着就是讨论各种战线的报告,开始与美军顾问们的会议。
会议上查点的内容包括整个师团的弹药和粮食的相关事项,还有兵力的移动及配置等所有事项。因为我不是美国人,所以并不能和他们进行完全的交流。尽管如此,因为有规定好的军事专门用语,而且每天都重复着听,就变得非常耳熟了。因此交流上并不存在多大的困难。
我们还会随时同负责师团的人士情报作战后方的韩国参谋团举行会议。根据战况的不同,或只是直接叫上相关领域的参谋,或直接去找他们当场开会。我的一天就这样忙碌地过去了。
师团被敌军击溃撤退时,我的内心也变得忙碌起来了。为了将兵力损失降到最小,我需要想尽各种招数。为了准确掌握敌军正在向哪儿移动并作出应对,我应该准备多个作战方案。我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此,所以感觉一天的太阳很快就落到了西山,并最终消失在了天尽。
我是一个吃得好睡得香的人。勤务兵送来的饭菜不到10分钟就会被吃得精光。这是战争中养成的吃饭习惯,所以现在吃饭时也比较快。最近也是,即使去比较有档次的场合,我也会马上吃完,让同席的人多多少少会觉得有点奇怪,他们的眼神似乎在说“这个老人,吃得这么快!”可能是战场上养成的习惯不太容易改掉。
战争中的师团本部经常设在驻扎地区的学校建筑里,而我的宿舍一般都是设在老师们值夜班时用的小房间里。我走进学校后面安静的教师值夜班室的时间大约是晚上11点左右。此时是忙了一天终于可以自由支配的唯一时刻。
被中共军击退到沙里院和临津江当时,传染上了疟疾的我经常抓一把副官送来的疟疾药奎宁吞下后才入睡。但是偶尔会觉得索索发抖,会从睡梦中醒来。躺在在床上抬头看到的窗户里经常笼罩着黑暗,消失不去。此时距离天明还早,正是凌晨时分。
偶尔我会无法入睡。虽然极力地遏制自己,但此时还是会想一些个人的事情。战争爆发的1950年6月25日,我离开了家,告别了老母亲、妻子和三岁大的女儿。而此时的我最担心就是她们的安危。他们的脸庞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脑海里。尽管如此,我还是努力想让这种想法散去。在战争中,指挥官不可能只沉浸在对家人的思念中。“枕戈待旦”,这正是那时和我一起守护前线的所有军人的心情。
⑮一再被击退的战线
在战争中,只要被敌军击退一次,就很难再翻身。就像被巨浪冲着只能随波逐流。凭借“圣诞节攻势”进入短暂的平稳状态后, 试图将中共军紧逼到一边,怎么看这都是个错误。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才攻入了平壤,现在又再次将其拱手让给敌军并被敌军逼退,其间仅隔了两周左右。在我们忙着向南撤退时,映入我眼帘的是当年6月25日首次迎战敌军的临津江。这是开战初期我所负责的地区,那山那水对我来说都太熟悉不过了。这让我想起了毫无准备而遭到的朝鲜军的进攻,我的战斗欲望再次被燃烧起了。
但是在我们1师团,并不合天时(上天给予的时间)。那年冬天特别冷,导致临津江的江水已经变成了白色的坚硬冰块儿。于是我动员士兵们试着敲打。只有“哐-哐-”的声音,以人的力量很难将其击碎。对于敌军来说,已经结冰的江不再是障碍。很显然,从北方攻来的中共军的凶猛攻势必能轻而易举地越过这冻得硬邦邦的临津江。再加上,冻得结结实实的地面使挖战壕遇到了一大障碍。江水结冰了,地面也冻住了,这样的临津江战线让人感到万分不安。
1950年的最后一天,即12月31日下午的晚些时候,中共军再次发动了攻击。正好当天白天,时任韩国央行理事的张基荣(已故,《韩国日报》创始人)和财务次官宋仁相(95岁,现任晓星集团顾问)刚好因为年终岁末前来慰劳一线将士。“为了安慰国军,银行职员们亲自腌制了泡菜”,说着他运来了两个巨大的泡菜缸。对于身心交瘁的士兵们来说,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礼物。甚至连所属部队也分到了泡菜。但是这只是极其短暂的快乐。
夜幕降临时,黑暗也随之而来,此时中共军又开始了进攻。特有的笛声和锣声响起后,机关枪和迫击炮的射击也开始了,接着出现了敌军。敌军的数量多得吓人。随着无法估算规模的敌军向我军扑来,身处前线的12团开始被突破了。他们踩着战友们的尸体,如潮水般涌来,这就是中共军式典型的人海战术。
1师团和附近的国军6师团之间的界线——战斗地境线首先被击溃了。我们这边曾是12团所在的地方。眼前一片漆黑。把15团投入到预备阵地后,掌握战况迫在眉睫。随着深夜的逼近,与身处前方的部队间的通信也被中断了。虽然11团仍然硬撑着,但12团和15团却被中共军打得落花流水。
为了阻止中共军的突破,我甚至投入了空兵队和通信队的兵力,但是力量仍然不足。在洛东江战线上英勇善战并第一个攻入平壤等的1师团取得的战功都变成了昙花一现。反败为胜的1师团竟然也被击败了……
让参谋和美军顾问们全都撤退到了后方。只有我和几位主要参谋留在了曾设置在坡州郡法院里附近的某小学内的师团指挥所,检查撤退情况。那时,我陷入了无限的挫折感和空虚感,几乎没有了力气。后来,出入我的营帐试图与前线进行信息交流的通信参谋尹赫杓(音)中校把当时的我描述为“就像丢了魂儿一样”。他说“把电话机握在手里通话后,不能放回原位,掉在了地上”。他说我放下对讲机后,不断重复着之前说过的话,自言自语的样子就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那时的我似乎没有任何精神,感觉脑袋被掏空了一样。记得脑子里只是一个劲儿地掠过“晕-”的声音。可能是因为遭到无法承受的冲击,精神失常,而陷入了那种状态。只是非常昏暗。
那时有一个人猛地将我从这种状态中拉了出来。他就是在被疟疾困扰的我全身恶寒时总把炉子拿来给我煮咖啡的作战处美军顾问官梅伊(音)中尉。他虽然年纪轻轻,但头发花白,个子高高的。他将我移动到吉普车上,并说“师长,打仗有输也有赢,难道不是吗?”听完他的话后,虽然有些惭愧,但却到了必须撤退的时候。因为他说得很对。战争中也会出现输的情况,应该承诺下一次的成功。我坐在吉普上一路南行,来到了汉江边,然而心中再次升起一股愤怒。难道真的得把首尔重新让给敌军?但这却是向眼前逼近的铁铮铮的现实。
(16)1•4撤退的难民
江汉上搭起了桥,是在橡胶艇上放上板子做成的临时浮桥。幸好这次没有重蹈韩国战争开战初期的覆辙,当时汉江上的渡桥断了,无数人被留在了敌军的统治下。美军1骑兵师团的炮兵司令官查里斯·帕玛(Charles D. Palmer)准将在麻浦搭建起了这座浮桥。美军1骑兵师团的空兵负责了这项工作。帕玛准将正是监督这座桥的指挥官。
浮桥有两座。开战初期,在朝鲜人民军统治下受苦的人们背上和头上顶着满满的行李渡江而过。
向南方蜂拥而去的普通百姓的队伍,载着士兵和武器的军用货车排着长队过江,虽然非常拥挤,不过还算是有秩序。我坐的吉普车也和他们一起过江,我的目的地是安养。
1951年1月2日,在安养的某纺织工厂内搭建起了国军1师团移动指挥所,我正朝着那个地方前进。师团的主要兵力在汉南以南、现在的铜雀洞国立墓地和中央大学所在的黑石洞之间建立起了防御阵地。在那里配置好战斗部队后,我又朝着安养赶路。
不知不觉地,我坐的吉普车正经过茫然赶路的难民们队伍。虽然战争爆发后经常看到难民队伍,但不知怎的,这次感觉不一样。因为车挤在人群中,所以不可能提速前行。
从车窗外掠过的风景实在不堪入目。我看到了,在零下15度的严寒中,有一家人带着大大小小的孩子们行走在难民队伍中。孩子们正呆呆地看着经过的吉普车,在他们的瞳孔里,坐在吉普车里的我是什么样子呢?
和渡桥被炸毁时相比,此时的难民们比较安全地过了江,这点还算让人欣慰吗?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们又将自己的首都拱手让给了敌军。为了勉强地维持自己的生命,这些难民们在残冬腊月里再次离家而去。
当天看着越过汉江南下的数十万百姓时,我感觉到了沉重的罪恶感。至今我都还经常想起朝鲜时代修建的长17公里的首尔城郭所具有的意义。为了修建那个城郭,动员了数以万计的人,也投入了不少的金钱。
但是朝鲜的王朝没曾守住过首都。倭军外侵的壬辰倭乱当时,朝鲜王朝没曾表现过守护首都决一生死的巷战意志。女真族的清朝从北侧攻来时,王也没有表现出和大臣百姓一起守护都城的誓死斗争的意志。
据我所知,每当敌军或叛乱军攻入首尔时,朝鲜王朝总是忙于逃命,使得无数百姓活生生地落入了敌军的手中,而自己只是急于保命和保住自己的财产。在这个难民队伍中,那些小孩子们一直望着我,在他们眼里,也许我也只是又一个亡命王朝的某个军人。韩国战争爆发时也是如此。政府在电视台的录音带里放着“英勇的国军正在击退敌军,大家可以安心”后,自己首先南去了。连过江南下的汉江渡桥也顾不上冷静地前后考虑,而是轻率地将其炸毁了。
反反复复地北进后,突然又开始被敌军击退。国军和联合军通过临时搭建在汉江上的浮桥,被再次逼退到了汉江以南。在开往安养的师团移动指挥所的车内,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
没有准备的国家其命运是显而易见的。预见到非常时期并事先做好应对准备的政府与没能做到这些的政府截然不同。朝鲜王朝和韩国在这点上很像,是一个不会预测危机并事先作出应对的政府。虽然也有人认为韩国建国还不到两年就遭受了外来侵略,所以当然来不及应对,但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借口。如果能稍微更冷静些,完全有可能预见到朝鲜的南侵。我们没能应对好这次危机。到底会把我们逼退到什么时候?我还能击退敌军再次夺回首都吗?这的确让人很憋闷.
一切都太安静了。1950年10月,韩国国军1师团驻扎的平安北道云山萦绕着一种奇怪的孤寂感。路上没有人,也没有车。韩国战争大举爆发后,路上曾有的战争难民队伍也丝毫不见踪影了。曾担任最前线1师团师长的我感觉到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怪异感。
1师团在洛东江击退了南侵的朝鲜军,开始向北挺进,并经平壤于当月21日在云山南侧宁边的农业学校大楼里设立了师团本部。我命令所属的11团、12团和15团向云山挺进。云山是一块危险之地,自古就因“云的中间”而得名。接到了要求经云山向着鸭绿江水丰大坝进攻的命令。当时韩国国军认为统一近在咫尺,而美军深信圣诞节前能结束战争回家过节,并向着鸭绿江快速挺进。
但是在从宁边去云山的路上就不见人烟了。“怎么这么安静?”我开始嗅到了一种不安感。越过宁边的九龙江后,部队在向北挺进的路中遇见了两名村庄老人。“怎么连个人影儿都没有?”我问道。但听到的回答让我很是意外,“这儿有很多中共军”。
不得不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出了问题。两名村民好像目睹到了什么。难道中共军已经越过鸭绿江来到了这里?果真如此的话,那统一大事怎么办?今后的战争又会如何?不禁令人打起了寒颤。
村民们所说的中共军已经介入的事实并没有很快得到确认。但是我的脑海里却不断地想着应该如何应对中共军的介入。中共军是一支具有同日本军有10多年实战经历的部队。他们同蒋介石的国府军展开内战时,经历了无数次大的战斗,最后国府军被击退至了台湾,而战争中留下的美国产武器最后落入了中共军的手中。
就在这时,传来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去了平壤,李承晚总统也即将去访问的口信。作为最早进驻平壤的韩国国军1师团师长,我不得不随时关注他们的动向。
24日,布置在云山正右侧的15团(团长赵在美(音)大校)活捉了一名中共军俘虏,并将其押送到了师团指挥所来。前一天晚上,来历不明敌军发起了夜间攻击,我军立即正面迎接向前挺进,活捉了落在后面的一名士兵。我用在满州军官学校学习的汉语亲自进行了审问。
-出生地?
“中国南部广东省。”
-所属?
“39军。”
-你是生活在中国的韩国人吗?
“我是中国人。”
俘虏还算比较温顺地回答了我的审问。据说,他原来隶属于蒋介石率领的国府军,但后来被红军俘虏后被编入了中共军。通过他的口实,我们证实了驻扎在中国南部的部队进入了韩半岛,同时山里已经隐藏着数万名中共军。这一事实震惊了我们。他说越过鸭绿江是在10月中旬,甚至已经准备了厚实的防寒服、护耳套、橡胶运动鞋,正在做越冬的准备。防寒服的外面是卡叽色,里面是白色,所以反过来穿可以用作冬季迷彩服。这与穿着夏装的韩国国军或联合军有所不同。
我已经直接预感到了中共军的介入。情况非常危及。云山北侧是非常陡峭的狄逾岭山脉。我们的一线团所分布的云山北侧20公里处,彭德怀指挥的“人民志愿军”总司令部已经严阵以待了。这是事后才了解到的情况。中共军隐蔽地分布在狄逾岭山脉的各个角落,根本没有被美军的空中侦察所察觉到。砍下树木顶在头上,白天根本不活动等,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完全骗过了侦察机的视线。
狄逾岭在韩语里意为“中国鬼子越过的山岭”。可能这里是北方的契丹、女真、蒙古或大陆的军队侵入的主要路线,所以才取了这个名字。
现在有了新的侵犯者。其实自从国军北进后,就没能发现金日成率领的人民军的踪迹,取而代之的是,中共军潜入了这片土地。国军和联合军曾在洛东江桥头堡击退了朝鲜军并快速向北挺进,但在云山却被中共军这一绊脚石给绊住了,所以只能眼看着统一就在眼前却不得不悔恨万分地撤退。为了阻止韩国战争介入初期的30万中共军、战争末期总兵力达150万的中共军,韩国与之展开过无数次战争,造成了数十万的死伤者。
伴随着1950年10月从半岛北侧吹来冰冷凉风,同族相残的悲剧——韩国战争进入了新的局面。与截至当前的战争性质完全不同的新战争正在从云山开始。这就是东亚国际战争,同时也是巨大的屠杀战的开始。
②美军-与中共军的首次交战
在抓获中共军俘虏,并对他进行了第一轮审问后,我变得焦急起来。因为俘虏亲口承认了自己是曾在中国南部地区参与过国共内战的中国人。我断定,大规模的中共军部队已经潜伏了在狄逾岭山脉的各个角落。我意识到首要任务是火速把这一消息报告给美军。
当时韩国军1师团由美国2军团指挥。美国2军团军长弗兰克·米尔本(Frank Milburn)已经经平壤抵达了新安州。我首先联系了米尔本军长。他马上赶到了韩国国军1师团本部。把俘虏给米尔本军长看后,我负责翻译,帮助他审问。审问结束后,我强调说“很显然中共军已经介入了”。米尔本军长也立即掌握到了情况的严重性。他立即把这一事实报告给了东京的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
负责云山左侧正面的12团长金点坤(预备役少将)希望我能动员美军战车小队去侦察前方的情况。之所以需要战车侦察,是因为必须掌握在团眼前出没的敌军的来历。进攻平壤时,我请求米尔本军长,将分给我指挥的美国8军预备队6战车大队C中队中由5辆M46巴顿战车组成的一个小队分配给了12团。这是韩国战争爆发前一年才配备给美军部队的最新型战车。巴顿这一名字来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擅长战车战的名将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1885~1945)将军的名字。
果不其然。前进在团前方开始搜索的战车小队马上就同敌军发生了冲突。金点坤大校如此描述了当时的状况。
“在前方搜索的战车在过了很久之后回来了。但是看到重回部队的战车列队时,觉得有点奇怪。5辆战车中,有两辆战车的颜色完全变了,变成了红色,而其余三辆的颜色没有变化。”
两辆战车变成红色狼狈地重回了部队,原来是走在前面的两辆战车在某处受到了敌军的攻击。从山区一拥而来的中共军士兵们蜂拥而上,爬上了最前面的两辆战车。为了用手榴弹攻击,他们试图打开盖儿。美军感到很慌张,但因为相当一部分士兵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比较老练,所以很快重新找回了冷静,并展开机敏的应对。他们立即开始朝着站在另外战车上的敌军射击。美军战车小队关上盖儿后在坦克里面用无线电交换战况,并让走在最前面的两辆战车交替着朝爬上对方坦克上的敌军扫射机关枪。打头阵的战车将炮塔朝向左侧,紧接在后面的战车就扫射机关枪,击毙左侧的敌军;接着打头阵的战车再将炮塔对准右侧,朝右侧的敌军进行射击。如果敌军紧跟上后面的战车,前面的战车就会旋转炮塔并射击。用这种方式,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激战。最后两辆战车成功地甩掉了紧跟的敌军。
战车一回来,部队就像炸开锅了一样骚动起来了。看着这两辆整个车身都被染成血红色的战车时,整个部队开始变得乱哄哄。据金点坤将军回忆,战车回来后发生了奇怪的事情。从变成血红色的战车里,跳出来了一名美军战车士兵。接着他大声叫唤,突然奔跑起来。“哇-哇-”,他用听不懂的话大喊大叫,乱跑起来。这时战车小队长出来,开始跟在他后面。
两人的距离一会儿近一会儿远。跟在后面的小队长最后扑上去试图截住他。在平安北道的韩国战场正中间,上演了一幕美式足球中的截球场面。
那个战车士兵疯掉了。在被染成血红色的坦克里,不断扑来的恐怖感让他丢了魂儿,发了疯。小队长觉察到了这点,追了过去,抓住了自己的部下。被染成血红色的两辆坦克和丢了魂儿发疯的美军战车士兵。云山战斗从这个充满血腥的场面拉开了帷幕。这只是序幕而已。
战车是决定韩国战争局面的核心武器体系。朝鲜军的旧苏联产T-34-85战车在开战初期任意宰割着韩国国军,当时国军并没有能阻止T-34的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与德国军的战车进行过较量的T-34在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战斗等中展现了优越的性能。在韩国战争开战初期,即1950年6月,朝鲜拥有120辆T-34-85战车。开战初期,朝鲜军凭借T-34-85主导了地上战。但随着1950年8月8日美军投入M46巴顿战车,战争局面发生了逆转。因为M46的装甲厚度达102毫米,接近T-34的两倍,再加上主炮的口径为90毫米,也比T-34-85大。在韩国战争中,截至1950年年底,共配置了200辆M46。
③奇怪的命令
军令如山。军人必须服从保卫国家安全、保护人民的命令展开作战,生死都次之。不过这其中也不乏一些难以理解的命令。
平安北道云山先是出现了非同寻常的征兆,接着中共军在这里四处出没,似乎预告着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即将来临。此时我接到了一个命令。从现在的立场来看,不得不感到命令的内容很奇怪。当时最前线很明显出现了危机的征兆。10月24日,抓获了首个中共军俘虏,执行搜索任务回来的美军战车也被敌人的鲜血染成了血红色。而我却被突然任命为了2军团军长。
2军团司令部从原来1师团所在的平安北道宁边跨过了平安南北道的边界清川江,位于清川江南侧的平安南道价川郡军隅里(音)。虽然算是从1师团师长荣升为了2军团军长,但心里沉重的不安感挥之不去。不过命令就是命令。2军团军长刘在兴(音)接到了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的命令,被调去了首尔,所以由我来代替他的位置。我到2军团赴任后,立即检查了情况。曾在1师团的东侧并肩北进的2军团的情况也非常紧急。2军团参谋长李翰林(音)准将和作战参谋李周一(音)大校也报告说前方出现了中共大军。
首先6师团出了问题。6师团是一支身经百战的部队,在韩国战争开战初期,幸亏6师团在春川阻碍了敌军的前进,才成功地让已占领首尔的朝鲜军继续南下的计划推迟了三天,为联合国军的介入争取了时间。虽然向北挺进的6师团几乎接近了最终攻击目标——鸭绿江楚山,但却被中共军包围,开始了一场吃力的肉搏战。可就在这种情况下,6师团长金钟五(音)在我赴任军长前因车辆事故导致下巴严重受伤,连话都说不明白,所以被护送走了。
在所有师团兵力中,6师团7团(团长林富泽大校)是打头阵的冲锋部队。7团拥有宁越地区矿工业公司所有的各种车辆100余辆,所以具有良好的机动力。在向北挺进的过程中,他们凭借出色的机动力,为首先占领鸭绿江四处活动着,展开了所谓的“率先到鸭绿江取水的作战”。最先到达鸭绿江并完成象征南北统一的“取水”任务,这是任何一名国军指挥官都想获得的荣誉。但是7团太操之过急了。他们与其它部队相距较远而被孤立,孤军进攻,最后急忙向军团司令部发来无线电。“弹药和补给品都已用尽,请求火速供给”。6师团2团(团长咸炳善大校)也被中共军包围,被困在了山中,所以首先向他们供给了弹药和补给品。这是经过军团里的美国空军联系军官来进行的。2军团所属的8师团也因中共军的进攻而士气大减。8师团长李成圭(音)报告说“中共军的出现导致士兵们士气大减”。
奇怪的是调任去首尔的刘在兴将军三天后再次出现在了军隅里的2军团司令部。刘将军当场说“接到命令说让我回来的”,意思是上级让他重回原来的部队。刘将军再次担任2军团军长,我再次越过清川江回去继续担任1师团师长。为什么向身处危急的前线的将军下达如此荒唐的人事命令并反反复复,这一原因直到现在也不得而知。据推测,下达了第一个人事命令后,负责该区域的美国1军团军长弗兰克·米尔本(Frank Milburn)担心情况危急的前线,所以要求韩国军方重新考虑人事命令。
10月29日,李承晚总统带领国防部部长申性模和参谋总长丁一权访问了平壤。重新担任1师团师长的我忙于了解情况,而没能去迎接李总统。但是李总统在平壤面对10万群众发表了感动人心的演说后准备离开时,我用我的吉普车将他送到了机场。李总统乘坐的美军C-47运输机上画着醒目的韩国国旗。这是对韩国总统应有的礼遇。目送李总统走进机舱后,我急忙返回了1师团司令部。
云山最终还是出事了。四处都发生着极其危及的情况。我驾着吉普车经宁边的1师团司令部朝着云山奔去。九龙江的弯儿重重叠叠,形成了蜿蜒曲折的峡谷,这就是所谓的“骆驼头路”。当我正要进入这条“骆驼头路”的入口时,我遭遇了中共军的攻击。
英国总理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美国的欧盟军总司令官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大将等联合国领导层也经常使用C-47。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在太平洋战争时乘坐C-47飞过新几内亚、缅甸等东南亚地区。美国道格拉斯航空公司生产的C-47于1941年12月首次飞行之后,一共生产了1万多架。可以搭载28名重型武装兵力,所以也被用于运送兵力。机舱内配备有医疗设备,可以运送3名医护人员和14名伤员。
④紧急后退
距离我乘坐的吉普仅300米处,中共军的枪口正瞄准着我们。他们就在前方的弯道处。作为指挥1万多名兵力和被调配来的美军的国军1师团师长,我赤裸裸地暴露在了敌军的枪口下。车内坐着驾驶兵和师团参谋长文炯泰(音)等三人。“怎么会这样呢?”,我产生了一种狼狈感。
我急忙命令“调头”。当时我的吉普上连接着一辆小拖车,它被用来装运现场指挥时野战中所需的毛毯和帐篷等。可就是它坏了大事。我们试图在狭窄的路上快速调头,拖车就被挂住了。驾驶兵火速从吉普下来,先把拖车给卸了下来,然后再调头、把拖车重新挂在车尾,接着才出发。遇到敌军当时,我乘坐的吉普车后面跟着一辆货车。这辆货车见我们调头,立即倒车,脱离了绝境。情况非常紧急,也不知道我们花了几分钟才得以脱身。终于从骆驼头路的入口处逃出来的我们再次向着云山飞奔而去。奇怪的是中共军并没有射击。我们感到非常奇怪。
最近有一位老绅士来找我。他就是在原州经营牧师教会、今年已经87岁高龄的高德焕牧师。来之前他给我寄了一封信。他说,韩国战争初期他作为我指挥的国军1师团11团运送部的一名军务员参加了云山战斗。他在信中如此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10月下旬的某天晚上,被调配到了1师团11团的我听到了大约从8公里外的山那边突然传来了‘当当’的声音,同时还看到有信号弹升空。然后传来锣声和笛声,打破了月夜的寂静。我方部队的迫击炮朝着信号弹升空的方向吐出了火舌。潜伏在山中的敌军朝着我军继续疯狂地射击。一场大规模的夜间战斗开始了。这时来了一名医务军官,指着前方100米处的吉普,命令我说‘去把那车开过来’。我接到命令后朝着吉普跑去,同时不禁在想‘看来这下轮到我(去送死)了’。我产生了一种不安感,谁都可能丧命的情况正向我逼来。我跑过去一看,原来是美军的吉普。车身向路和水沟的右侧倾斜着。一开始驾驶这辆吉普的美军因负伤已经被护送走了,接着由国军驾驶,在前进的过程中遭遇了枪击。那名国军士兵跌落到了水沟里,他在沟里凄惨地呼喊着。我耳边只萦绕着他的‘救命啊’的声音。我跳到水沟里把他救了上来,并试着重新发动引擎让车动起来。我一只手抓住国军士兵,小心翼翼地把车从水沟里退了出来。然后开到医务军官那里将车和负伤的士兵交给了他。”
牧师说,今年正值韩国战争60周年,他萌生了新的感慨,所以给我寄来了信。他所经历的惨烈状况将我再次带回了那段痛苦的回忆中。当时中共军绕过1师团的正面,分布在山中的各个角落,然后再加以围击。白天还好,可以用炮兵、战车和空中支援勉强维持,但到了晚上,就不得不孤军抵抗中共军展开的夜间攻击。
我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中共军在夜间将能引起不安感和恐怖感的笛声和攻击巧妙地结合。笛声犹如开战初期朝鲜军的战车声音,让人感到恐怖。对于穿着夏装的我军将兵们来说,越过狄逾岭山脉袭来的凉风也是一大敌人。
10月31日,我再次去了云山。首先拜见了美军10高射炮团长威廉·亨尼格。他表情凝重地说“我想了又想,还是觉得今晚很难挺住”。我说“为什么这么没有斗志呢?”,听完我的话后,他立刻说“白将军,我给你说实话吧,如果今天之内不撤退,就有可能全军覆没”。他还忠告我,要我向指挥国军1师团的美军1军团长弗兰克·米尔本(Frank Milburn)提出撤军的建议。我虽然感到很难接受,但不得不正视现实。
我再次巡访了位于前线的11团、12团和15团,并接见了各团的团长。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向云山北侧进军的15团所处的情况最严重,其它团的情况也相当危险。真是四面楚歌。
⑤紧急的后退命令
建议后退的美军10高射炮团长威廉·亨尼格(William Hennig)大校的表情极不寻常。我和他第一次相遇是在大邱北侧的洛东江前线,我们一直并肩作战,直至现在的云山最前线。此前,他是一个总是很游刃有余、冷静的人,很少见他露出惊慌的神色。但是当天在云山见到他时,他的表情显然与此前截然不同。
“难道真得后退吗?”我回顾了自己历尽千辛万苦最终经过平壤挺进云山的过程。现在只要再向北挺进一点儿,就能到达最终目标——鸭绿江水丰大坝,但是……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就在此前我曾担任过三天的军团军长,能够广泛掌握到云山以外的情况。我了解到正在我们1师团东侧作战的国军2军团的情况非常紧急。2军团下属的两个师团暴露在了大规模潜伏的中共军兵力下,特别是6师团下属的两个团一度进攻到了鸭绿江,却被孤立,处于非常危险的情况。
得赶快作出定夺。尽管东部战线的情况不得而知,但临近国军1师团作战的云山及东侧的2军团处境非常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哪种判断才符合实际情况呢?我判定现在非后退不可了。后退也是一种作战。敌军力量强大时,应该暂时撤退,寻找反击的机会。要想在今后进行反击,应该将损失最小化,同时将兵力和物资顺利地转移到安全之地。
我问亨尼格大校“还剩多少炮弹”,他回答说“1万5000发左右”。我又问“如果我们今晚撤退,能将这些火力集中用于敌军的正面吗?”,他说“保证能做到”。
现在只需要获得美国1军团军长弗兰克·米尔本(Frank Milburn)等上级的批准了。我驾着吉普去了宁边,之后再次去了美军1军团本部所在的新安州。道路险峻,不,可能是我太焦急了。车快速地飞奔着,突然在弯路处翻车了。幸好吉普上的机关枪支架支撑住了侧翻的车。这个严重的事故险些让我丢了性命。好不容易才再次起程,到达了美军1军团军团本部。美军1骑兵师团师长霍巴特·盖伊(Hobart Gay)少将刚好也在那里。“今天之内必须撤退,前线情况非常紧急”,我说道。美军1军团军长米尔本带着严肃的表情听我说。接着他拿起电话向美军8军司令官沃尔顿·沃克(Walton Walker)报告了情况。
结束了多少有些长的通话后,米尔本军长问道“今晚之内可能撤退吗?”我对他解释说“我已经同亨尼格大校商议过了,对着敌军的前线打炮,在弹幕的掩护下命令前线的兵力撤退”。
米尔本所长下达了撤退命令。要求韩国国军1师团立即撤出云山,一直南撤到立石和宁边相接的一带。他命令美军1骑兵师团长盖伊掩护国军1师团的撤退。同时也向从平安北道西部地区向新义州方向进攻的美军24师团下达了撤退命令。
米尔本军长一下达撤退命令,我立即用电话向滞留在云山的三个团的团长下达了撤退命令。接着和盖伊少将一起去了他的美军1骑兵师团司令部。此时,他率领的8骑兵团经过了龙山洞(音),正向着云山东侧移动。在接到撤退命令之前,美军8骑兵团接到了经韩国国军1师团作战区域向北挺进的命令。在通往云山的两条岔路中,他们选择了西侧的那条。东侧的那条路是韩国国军1师团的退路,东西侧两条路中间正好隔着一座山。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条路竟然成为了“生死之路”。结束了同米尔本军长的会议后,我和盖伊少将于1950年10月31日子夜时分到达了他的司令部。一走进司令部,就听到了近乎断气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从8骑兵团的无线电对讲机中传来的。
“嗬嗬(急促的呼吸声),敌……敌……敌军正在爬上战车。”接着从对讲机里传来了“哐”的爆炸声。“敌军正在进入我方阵地”,“敌军站在了战车上”,“哒哒哒哒哒当……”
太令人震惊了。正在移动的美军遭到了中共军的袭击。通过对讲机的喇叭不断传来枪声、爆炸声、叫喊声。我们直接听到了从云山战斗现场传来的骇人听闻的声音。
⑥美军8骑兵团3大队
1950年11月1日凌晨1点左右。我正在赶路,驾着吉普车向宁边的国军1师团司令部奔去。阵阵冷风吹过奔跑在夜路上的吉普车。不安与焦躁像来吹过的风一样不断击打着我的脸。身处云山的三大团有撤退进展得顺利吗?他们该不会像8骑兵团那样,陷入无情且惨烈的攻击中吧?此时我的脑海里充斥着各种猜测。
但是从云山传来的炮声却接连不断着响着。这是美军10高射炮团长威廉·亨尼格(William Hennig)的高射炮和迫击炮的声音。算是万幸,因为这至少确认了我军炮兵仍在不断地进行射击掩护。在亨尼格的炮击掩护下,撤退工作正在顺利进行,这种信念越来越根深蒂固。
正如之前和我商定的那样,亨尼格展开了最大规模的炮击,支援国军1师团云山前线兵力的撤退。当天晚上,师团兵力得以全面撤退。虽然有一部分团队兵力受了伤,但撤退时仍然维持了原有的全体编制。撤退作战一直持续到11月1日凌晨。亨尼格消耗了他所拥有的1万5000发炮弹中的1万3000发。正是因为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动了大规模的炮击,所以敌军不能前进。趁着机会,韩国国军1师团三个团的兵力和亨尼格的高射炮团兵力全部全身而退,撤退到了后方。
但是接到了经国军1师团驻扎地向水丰大坝进攻命令的美国1骑兵师团8团却出现了问题。其中3大队的情况让人绝望。我接到了金点坤大校的紧急联络。金点坤在担任国军12团团长期间,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表现了不俗的机智和勇猛。他说“正在撤退的路上,但美军8骑兵团3大队的情况非常紧急。他们请求支援,不知该怎么做才好”。
我立即回复说“不管用何种办法,先将能救出的兵力全部救出”。金大校派出了团里最活跃的“平壤足球部”搜索小组。12团是一个具备最出色的搜索侦察能力的组织。这支搜索小组的成员都是来自平壤的足球运动员出身的年轻人,曾活跃在各种战场上,深得金大校的器重与信任。据他回顾,火速地派遣“平壤足球部”搜索小组前往3大队正在遭受全面攻击的地区,但当时的情况是无从下手。他们好不容易救出了三四名美军,之后避开了中共军的攻击,退了回来。
中共军对美军8骑兵团3大队展开了正面攻击和迂回攻击并用的战术。这是中国人的惯用战法。即在正面进行逼迫,同时将其余兵力从傍边迂回,然后包围后方。美军8骑兵团3大队不仅遭到了正面进攻,还受到了从部队西侧迂回进攻的中共军的包围进攻。对于从正面、侧面和后面同时进攻,并不断缩小范围向中间逼近的中共军来说,3大队成了“瓮中之鳖”。虽然派遣了金大校的搜索侦察小组,但仍然不敌从四面拥来的中共军的进攻。
听着传来的3大队的情况,我感到很痛心。因为(这个部队)是在洛东江前线防御多富洞时,在我军1师团左侧,即相当于左翼的倭馆东侧303高地阻止朝鲜人民军进攻的过程中,大队通讯小队的26名士兵被敌军俘虏抓走,然后全部被捆绑在一起惨遭杀害。
曾有外媒误报称,韩国国军1师团在中共军的第一轮攻势中未能存活。因为部分美国媒体在报道这场战斗时,误报称“美军8骑兵团和韩国军1师团全军覆没”。3大队的800名兵力中有600多名在这场战斗中战亡或行踪不明,损失惨重。
对于美军来说,这更是一场耻辱之战。虽然1骑兵师团长霍巴特·盖伊(Hobart R. Gay)试图派遣他所率领的5骑兵团去营救8骑兵团3大队,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中共军白天在山中放火,形成烟幕,同时潜伏在战壕内,所以很难被发现。找不到攻击目标的1骑兵师团长盖伊最终在11月2日下达了撤退命令。此前没有发生过任何一起在明知美军部队被敌军包围的情况下还放弃营救的事件。这一事件成为了美军无法抹去的污点。
⑦露面的中共军
进入1950年11月初后,中共军的第一轮进攻暂时告一段落了。国军1师团后退到了云山南侧的一个叫立石的地方。通过交战,我们多多少少估摸到了中共军的实力。他们比想象中要强大得多。
我有过在中国生活的经历,所以大致知道一些中共军的习性。他们擅长埋伏和突袭,不太爱使用从正面逼近的战法,而且完全采用迂回、埋伏和突袭。被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称为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最大胜利并引以为豪的平型关大捷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战役。这场战役发生在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的6000多名兵力在山西省平型关邃长的山谷里,埋伏攻击了日本军5师团等的1万名兵力。
参加韩国战争的中共军也是如此。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并加以攻击。为了让我军产生恐怖感,深夜时他们在黑暗中吹笛子,并向我们逼近。讨厌夜间战斗的美军一听到中共军的笛声就打冷颤。在战争初期,国军也经常因为这种笛声措手不及,而士气大减。
虽然有很多人认为一直用压倒性的兵力不断从正面展开进攻的“人海战术”是中共军的一大特点,但和我直接交过手的他们并非如此。其实,也可以把他们的只要战斗一开始就会大势逼近,直到兵力耗尽的战术也叫作“人海战术”,然而,中共军运用的战术却是夜袭、埋伏、包围、心理战等明显具有自己特色的体系及方法的战术。再加上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被击退到了台湾,留下的美国产先进武器都落入了他们手中。这并非是一支仅以人数逼近的没有头脑的部队。
有意思的是,被俘的中共军的形象和态度和那些不分昼夜发动猛烈攻击的战士们全然不同。温顺得让人感到诧异,有的还表现出乐观的态度。
金点坤大校(预备役少将)曾担任国军1师团12团团长,在激战中时常起到先锋作用。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颇有意思的故事。金大校对云山战斗中抓获的中共军俘虏进行了第一轮审问,正准备押送他去进行更有深度的“战略审问”。这时那个俘虏提高嗓门叫道“其它东西都可以没收,但一定要把那支昂贵的钢笔还给我”。
虽然原则上必须没收俘虏的所有物品,但金大校想看看“到底是支多贵重的钢笔”,所以命令部下把钢笔拿了过来。金大校看了那支问题钢笔后,忍不住笑起来。原来是一支哗哗地漏墨水的便宜货。但是那个中共军俘虏却恳切且强烈地坚持要回。最后金大校把钢笔还给了他,并看穿了中共军的一大弱点——穷困。从劣制钢笔和俘虏视其如宝的态度里,金大校看出了中共军的补给这一保持战斗力的核心上存在漏洞。据观察,虽然战争初期中共军火力强劲,但因补给问题最终将很难保持战斗力。
也有比较愉快的俘虏。还有段轶事是说,一名不知是从哪条战线上抓获的中共军俘虏甚至提议说“我擅长做饭,可以给你们做美味可口的饭菜”,引得部队士兵们哈哈大笑。
尽管如此,只要他们一旦投入战斗,就会发动令人毛骨悚然的进攻。因为背后有共产党强力的纲纪支撑着。特别是站成4列纵队像潮水般涌来的中共军显然是警戒的对象。用金点坤大校的话来说,在深夜伴随着笛声和锣声进攻而来的中共军常常让人感觉像是深夜巫婆家跳大神。他们总是通过那样的方式而来,令人胆战心惊。
虽然在云山与中共军展开了一场较量,但美军仍然藐视中共军的实力。为了完成“圣诞节在家中度过”的目标,美军准备在1950年11月底发动大攻势。就像谁说的,他们的命运成为了“向灾难进军的失明的行军”。
⑧惬意的休假
我们将美军的牺牲至于身后,从平安北道云山来到了清川江南侧,到达了位于平壤北侧的平安南道安州郡的一个叫立石(此地并非宁边周边的立石)地方,重新调整军队。我们在清川江南侧搭建了用于反击的桥头堡,把清川江设置成一道自然的防御线。在这里,曾越过清川江朝西北侧的新义州方向进攻、之后全身而退的美军24师团和曾向平安北道龟城方向进攻、之后也安全撤退的英军27旅构筑了一张防御网。
在安全挺过了中共军的第一轮进攻后南下的路上,各种思绪让我心乱如麻。当然也不乏不安感。中共军的战斗力并不像预想中那样不可一击,这也让我非常担心。而且会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兵力进入韩半岛。究竟应该如何阻止中共军的进攻而使我军挺进至鸭绿江呢?真是百感交集。
我指挥的国军1师团受到了特别意外的款待。美国1军团军长弗兰克·米尔本(Frank Milburn)将我们师团调整为了军团的“预备”,是出于重新调整战斗力的层面。这是一份特别的照顾。在洛东江前线开始反击后占领平壤、在云山战斗等中始终负责最前线的1师团获得了来之不易的休假。我们驻扎在平壤北侧安州平原的立石机场。在云山战斗中,我们师团有500多名战士死伤,丢失了2门中型迫击炮等。我们应该自我完善,重新调整战斗队伍,为今后的反击作准备。
机场非常大,规模看起来与汝矣岛机场相当。美军运输机正头尾相接地停放着,已经装载好了运往前线的物资。看着每天起降的飞机,我深切感受到了稳定的物资供应的重要性。
此时我们才分配到了冬装,还重新准备了弹药,及补充新兵兵力。这些都是得我亲自过问处理的事情。我经常和大韩民国陆军本部及美军1师团司令部交换意见。军服和补充新兵得通过和陆军本部联系来解决,至于弹药及其它补给品,需要和美军取得联系来解决。还得对士兵们进行训练。虽然士兵们想获得一个久违的惬意休假,但是重新冷静地整备整顿队伍更具有意义。
尽管如此,士兵仍露出了快乐的表情。虽然充满血腥味的战场就在眼前,但士兵们还是用各自的方式享受着此时的休假时间。此处的安州平原里,有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大规模开发的田地——“新田”开拓地。广阔的平原上横亘着大大小小的水田。在正好结束秋收的田野里,到处都堆放着稻草捆儿。士兵们用这些稻草捆儿临时搭建了窝棚。我还记得,在机场周边的田野里,排列着数百个大小精致的稻秆窝棚,十分夺目。看着铺上软软的稻秆美美地睡一上觉的士兵们,我再次感受到了和平的可贵。
战争中观看的慰问演出别很特别。当时从首尔来了一个由艺人们组成的演出团。他们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唱歌跳舞,这显然为战争中身心交瘁的将兵们带来了特别的慰藉。
艺人演出团呆了两三天后就离开了。在我印象中,演出团里还有喜剧演员金喜甲(1923~1993)。我本来对演出不怎么感兴趣,也没有能记得全名的艺人。金喜甲倒是有所耳闻,其它艺人就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某参谋说“那,怎么了?您不是知道《红岛,别哭》这首歌吗?那个歌手也来唱歌了”。
演出第一天,我站在队伍后面观看了30多分钟的演出。士兵们完全沉浸在了演出中,甚至都不知道作为师长的我也和他们一起观看了演出。在暄闹的氛围中,艺人们载歌载舞,而士兵在台下不断地欢呼。士兵们通过这种方式多少得到了些安慰,真是万幸。
但是需要我过问的事情还很多。我们为什么被新出现在前线的敌军击退了?撤退这招做得对吗?中共军的战斗力究竟强大到哪种程度?这些疑问都穿梭在我的脑海里,不曾消失过。看来得栓紧军靴带儿奋力一战了。10多天的休假里,我仍旧忙碌,全然没有惬意的感觉。战斗力旺盛、忍劲儿十足、擅长扰乱和迂回作战的敌军正在向我们逼近。
⑨战场上相遇的英雄
这里我想介绍一位美军指挥官。在韩国战争期间,我遇到了无数个美军的二战英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沃顿·沃克(Walton Walker)、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y)、詹姆斯·范弗里特(James van Fleet)、泰勒(Maxwell Taylor)等。同当时可以称得上精英中的精英的他们一起并肩战斗的过程中,我学到了美军优良的系统、技术和谋略。
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弗兰克·米尔本(Frank Milburn,1892~1962)少将(当时的级别)。虽然米尔本没有前面列举的那些英雄们声名远扬,但他却是我的军事老师。我在洛东江前线第一次遇到了他,当时在敌军的进攻前陷入困境后刚刚开始找到反击的机会。国军1师团属于美军1军团所管。在此过程中,除了洛东江前线,在云山抵御敌军进攻并撤退时,也得到了他的指挥。
他于1914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West Point,美军陆军士官学校)。曾任美军总统的德怀特·大卫·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和历任8军司令官的詹姆斯·A·范·佛里特(James Alward Van Fleet)将军是比他低一个年级的西点军校后辈。米尔本军长个子不到1米7,身材矮小。作为美国人,他相当矮小。脖子短,且脸圆。
他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但是战斗时却又非常勇猛。他所立下的功并不压于曾叱咤二战战场的任何一个美军战争英雄。他并不惧怕战火,常常奔走在战场上。他的外号是“虾(Shrimp)米尔本”。就读于美国西点军校时,他是一名非常有名的美式足球攻击手。他将美式足球抱在胸前低头奔跑的情景让人联想到虾,所以才有了“吓”这个外号。听说他那样奔跑的样子很有意思,足以让人捧腹大笑,所以与他比较亲近的人都干脆叫他“虾”。
他给我的印象更像是乡下老人。那是1950年夏天,正值国军和联合军即将在洛东江前线对朝鲜军发动总反击,我在大邱的一个果园里第一次遇到他时的印象。当时他正带着小狗在玩儿。与其说是将军,他的样子可能更接近于一名村夫。他会事先把所有事情都仔细检查一遍。对各方面进行考察后,如果发现对方是一个值得依赖的人,他就会完全信任对方。他不会随意责备部下,懂得倾听部下的话。
他使我获得了犹如奇迹般取得胜利的“攻入平壤第1号”的名誉。一开始计划由美军1骑兵师团和美军24师团进攻,后来更改了作战计划。在战争中,修改几乎已经完成的作战计划,这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最终听取了我的恳切请求,“请让大韩民国军队先攻入平壤”。
在原来的作战计划中,国军1师团的攻击路线是经海州和载宁去镇南浦,没有包括平壤。米尔本军团长修改了作战计划,将美军24师团的进攻路线京釜右路交给了国军1师团。国军1师团彻夜前行,比美军1骑兵师团提前15分钟攻入了平壤。这部分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详细叙述。
我从他身上学会了忍耐。尽最大可能支援一线师团,同时冷静且坚持等待部下的成功。另外,他从不吝惜赞美之词,是一位懂得通过赞美来引导部下创造性的人。在他的指挥下,部下们非常积极地投入战斗。如果没有他,云山战斗可能会以我军更加惨重的失败而告终。他仔细聆听了来自前线的情报,对中共军的攻击力作出了慎重的反应。他比任何一位美军指挥官都认真地听取了国军1师团的撤退建议。
瞬间的判断决定战争的胜负。挺进云山的我军暴露在了实力无法估算的中共军的猛烈进攻下,在这一瞬间,他本着对部下的信任,作出了正确的判断。美军1军团并未遭受很大的损失。因为虽然直至1·4撤退后一直不断地被敌军逼退,但后来抓住了大反击的基本框架,这使得云山战斗中的军团建制得以维持。
在韩国战争还未结束的1951年5月左右,他被晋升为了中将。当年7月回到了美国,被编入了预备役。之后在家乡向学生们传授美式足球,度过了自己的余生。他很勤劳,即便在学生面前也可能会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亲力亲为。年轻人们看着他紧缩成一团奔跑的“虾式奔跑”,可能都会露出了笑容。我的军事老师,米尔本将军,再次为您祈求冥福。
⑩11月末的进攻及后退
突然听到如子弹掠过的声音,紧接着是“砰”的一声,站在我身边的美军空军联络军官马修斯大尉抱胸倒下了。这事发生在1950年11月下旬。
那时我正率领着在平安南道立石充分休息并补充了战斗力的国军1师团兵力越过清川江,经平安北道南部的博川再次朝着泰川北进。博川和泰川之间,驻扎着我们师团的两个团。我正在搭建在附近的小丘陵上的前线指挥所指挥着前线的兵力。马修斯大尉被突然飞来的子弹击中倒下,我立即叫来我的吉普车命令将其护送走。他浑身是血,被迅速送往了平壤的美军医院。胸部穿透,但很幸运捡回了一条命。后来他被晋升了美军空军大将。
从立石出发朝着泰川再次进军是在11月24日。当时下达了总攻击命令。美军1军团仍然负责韩半岛西北部地区,但该负责地区发生了变化。在美军1军团东侧的宁边和价川,由从南向北挺进的美军9军团下属的2师团和25师团负责进攻;其东侧的德川和宁远则由韩国国军2军团负责作战。
韩国国军1师团朝着泰川进军时,敌军几乎没有进行抵抗。我想,要是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挺进进攻的最终目标地——水丰应该不在话下。但是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就在经过博川的途中,埋伏在此的中共军朝我们所在的方向进行了射击。
中共军于第二天开始了攻击,这是一场全面袭来的大规模进攻。前方的情况变得很紧急。负责前线的两个团被中共军一点一点逼退,甚至一度出现了被击溃的局面。作战中,指挥官必须避免出现一种情况,那就是分散。也就是到了部队分散无法集中兵力的情况。只要部队一被分散,毋庸质疑肯定会被击溃,这就叫“一泻千里”。一旦决堤,水流就会变得猛烈,同时冲垮堤坝,瞬间扩大到千里之外。此时1师团的情况就如同大浪前的小沙堆。
我变得急躁起来。我看到了团和大队等在丘陵之间展开作战时,部分1师团的兵力正在紧急后退。这是分散的明显征兆。我奔跑起来。因为是丘陵,是无法驾驶吉普车进入的地形。当时情况万分紧急,现在我都不记得是哪个团在前面。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尽可能找到团本部和大队本部等地,催促指挥官们的行动。“这样不行”,“这样下去我们就完了”,“呀,你这个人,不能后退”,“快到前面去”……这都是从我嘴里冒出的话。我跑了大半天,忙得不可开交,嘴里都冒烟儿了。我气喘吁吁地奔走在各部队之间进行督战。
幸好被击退的局面得到了控制。前线的两大团开始调整战斗队伍,并且开始用在立石装备的弹药和武器阻止敌军的进攻。分布在后方的威廉·亨尼格(William Hennig)的美军10高射炮团的掩护射击也功不可没。就这样,我们坚持了大概三天。
我军11月24日的进攻是所谓的“圣诞节大进攻”的一环。在东京总指挥韩国战争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判定此次进攻能结束这场战争。联合军和美军全都坚信,肯定能回家过1950年的圣诞节,因此美军和联合军的情况应对漏洞百出。也可能因为是太过于心浮气躁,没能冷静地彻底把握敌前的情况。正是这种掉以轻心酿造了惨祸。确认我们即将面临的悲惨结果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对于敞开心胸错误地判断情况的人来说,面临的命运十分残酷。
韩国国军1师团所属的美军1军团的情况还算可以。1师团从博川撤退后,来到了一个叫永柔的地方,成为了掩护部队(covering force)。美军24师团再次冷静地防御着博川和泰川间的战线,同时逐渐向南撤退。采取拖延和撤退轮流进行的方式。因此,美军1军团才得以几乎保全了全部兵力并成功撤退。问题是1军团的东侧,即一个月前曾展开过激烈战斗的云山的正南方的宁边桥头堡。曾萦绕着不祥的寂寞感的云山,在其南侧早已充满了血腥味。
⑪曾经满是士兵的旧址军隅里
一直以来,中共军都是集中进攻战斗力较弱的对手。在这场战争中,中共军一直回避火力强劲的美军,而集中攻击韩国国军。因为他们判断出韩国国军在多个方面都不及美军。
展开第二轮攻势的中共军首先瞄准了东侧战线,即韩国国军2军团。在云山战斗中,2军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去鸭绿江“取水”而北上的两个团被孤立,陷入了被歼灭的境地,最终酿造了国军6师团丧失战斗力的危机。国军7师团和8师团也没能及时获得人员和装备武器等供给,战斗力也被削弱了。
中共军正好看穿了这一点。随着东侧的防御战线被轻而易举地攻破后,西侧的美军处境变得非常危险。在那里终于开始爆发了战斗。前面也有所提及,云山以北有险峻的狄逾岭山脉贯穿东西。这个山脉在韩国语里意为“中国鬼子越过的山岭”,显然是取了从中国方向进攻而来的敌军越过了这里并南下的意思。山脉的下面是一个叫军隅里的地方,现在它是价川下面管辖的一个小地方。有必要关注一下这个地名。“军”指的是兵力,“隅里”这个汉字地名在韩国语里的原形是“moru”,意为角落,所以“军隅里”意指兵力的角落之地。在过去的朝鲜时代,经常用来指兵力的驻扎之地。后来我找到了一本介绍地名的书,书里也是这么解释的。
为了防御翻越“中国鬼子越过的山岭”而来的敌军,兵力经常滞留的地方就是这个当时被称为军隅里的地方。军隅里有一条宛如向南延伸的狭长山谷的路。通过这条路,可以直接通向顺川。而顺川与平壤相接,所以如果不能牢牢地防御住军隅里,从北侧杀来的敌军就会进入顺川,甚至一口气攻入平壤。换言之,军隅里就是军事上的要塞。
似乎是错误的判断不断发生。这是在攻入此地展开“圣诞节大攻势”的美军9军团司令塔内发生的情况。果不其然,他们对越过狄逾岭而来的中共军掉以轻心的痕迹历历在目。很显然,美军在进军这个重要的军事要塞地军隅里时,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一场因地形条件而导致的巨大悲剧。
在这里展开圣诞节大攻势的美军有2军团和25师团。美军25师团面对中共军的强有力的反击时,迅速采取了后退。但是美军2军团却出现了问题。看到比预想中更为强大的中共军的进攻后,(2军团)张慌失措,在分秒必争的情况下没能作出任何决断。
从军隅里撤退的美军2师团面前摆有两条路。一条是向西迂回后南下,另一条是距离军隅里南方几公里的、长10多公里的山间小路。美军2军团无法确保第一条路。因为在那条路上,已经布满了向北挺进后又向南撤退的美军等联合军队部及难民们。如果不想浪费时间,就必须经过那条向南延伸的山谷。
这个山谷有两个军事意义。首先,它是一条直接贯穿南北的捷径,其次,谁能先占领这个地方,谁就能轻易地确保进攻优势。美军指挥部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翻过这个山谷北上时,至少需要作战布局,也就是说需要四处留下兵力,在守护山谷上端的同时确保退路的概念作战。美军没能想到应该为应对万一而事先确保退路。这一点是美军在军隅里遭受整个韩国战争中最惨痛失败的直接原因之一。
在这个狭窄、险峻且狭长的山谷里,擅长迂回、埋伏和包围进攻的中共军犹如夜雾似的密布着。战争结束后,美军把这条路叫作“考验之路”。这个虽然短但吞噬了无数士兵的地方又被命名为“死亡山谷”。
1950年11月30日。除了跟在师团尾部的弗里曼(音)大校的23团外,美军2师团的大部分兵力都从军隅里向南撤退,并开始进入这条路。中共军用窥视着食物的猛兽的眼神,冷静地等待着正在逼近眼前的祭品。他们设置的“捕兽器”既强大又残忍。
⑫印第安笞刑
印第安人抓住敌军时,会对其实施刑罚。首先战士们会排成两个长队,然后让敌军俘虏从中间穿过,排成两队的战士们会毫不留情地殴打他们。这种刑罚被称为“印第安笞刑(gauntlet)”。
1950年11月30日,被困在平安南道价川郡军隅里南侧的狭长山谷的美军遭遇的中共军袭击就会让人联想到印第安笞刑。美军就像陷入了深深的沼泽里一样,很难摆脱出来。在这里,美军2师团损失了两个团、炮兵部队、师团直辖部队、空兵大队等战斗力。
至今仍有许多美军对当时的惨败记忆犹新。“惨不忍睹”、“炼狱”这些常见的词汇都不足以形容当时的惨状。当时的凄惨状况在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所著的《最寒冷的冬天(THE COLDEST WINTER)》一书有所记载。书中如此描述了当天的惨状。
“如果有一辆车……被击中,便会成为挡路的绊脚石。要是有几名勇敢的军人出来想把车辆往路边推,中共军就不失时机地进行全面进攻。在路中间,死伤者遍地都是,但跟在后面的卡车或吉普车只能从他们身上压过,因为路实在是太窄了……”
“在决定生死的瞬间来临时,大家都顾不上别人的安危了,随意地践踏着战友的尸体前行。四周都是人,也不知道他们是死还是伤,或只是被这种恐怖吓得僵硬了。虽然身体都在蠕动,但这场冲击让大家的精神变得不正常了……”
“(师长)凯撒(音)想亲自侦察一下死亡之岭,于是踩着遍布在路边的2师团士兵们的身体前行。因为太疲惫了,拖着两条腿前行,一不小就踩到了。被踩的人大声地叫嚷着‘这个坏家伙!’,并破口大骂。被吓着了的凯撒脱口而出地说‘对不起’。这些都只是赤裸裸地展现当时场面的一个片段而已。中枪的尸体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
“(坦克侦察小组的山姆·梅斯(音)少尉)开着坦克,在拐过陡峭的弯路的那一瞬间,他的心脏几乎都僵硬了。大约4公里前,出现了那条被称为‘死亡之岭’的路……为了打开这条路,大家都已经拼尽了全力……当时护送队极其缓慢地突破着……好不容易冲出了这里并活命下来的几名美军也遭受了巨大的打击,精神都变得不正常了。梅斯似乎看到了死人正嘎噔嘎噔地向他走来。”
结果真是惨不忍睹。在这些2师团兵力中,存活下来的人后来重新聚集在了首尔永登浦。书中记载说,某中队的170名士兵中只剩下了10人,某大队的600名队员中也只有150人活着回来。美军2师团在军隅里出现了3000多名死伤者,同时还损失了大量的武器和装备。
我曾先后两次担任过参谋总长。在第二次任期当时的1958年,为了强化韩国的军事实力,我访问了美国。我接到了在韩国战争中唯一一名被俘虏的美军将军、当时的24师团长威廉·迪安(少将,William Dean)的联系,并在圣弗朗西斯科的陆军将校会馆见到了他。当时还有曾在军隅里战斗中率领美军2师团的劳伦斯·凯撒(音,1950年4~12月时任2师团长)少将(当时级别)同席,并一起吃了饭。
迪安少将首先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其实我被俘虏时,还欠了你一个人情”。讲的是他在俘虏收容所里,一名朝鲜人民军校官问他“认识白善烨吗”时他回答说“认识”,于是就背着监视兵偷偷拿来了毛毯和食物等。那名人民军校官叫安兴满(音),是我在韩国国军建军初期在釜山5团执勤时的部下,越北后他加入了朝鲜人民军。我们愉快地聊了很多,比如韩国战争前他担任美军军政部长时的事情等各种话题。
但是凯撒少将始终缄口沉默,一句话也没说,脸上蒙着厚厚的阴影。可能是1950年11月在军隅里遭受的惨败景象从未散去的缘故吧。他的表情十分沉重,我也没能好好和他谈谈。我的几句随便想起的问候语远远无法抚平他的伤口,因为当时的情况真是太残酷了。看着凯撒少将的面部表情时,我的思绪也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了。战争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它带来的伤害又是怎样的长久和令人恐惧呢?
⑬12月麦克阿瑟的撤退决定
战况变得非常紧急。随着1950年12月初韩国国军2军团被击溃后,从东侧南下的中共军气势势不可挡,在西侧防御的美军2师团遭受了重创,也被击溃了。很难再继续坚守清川江防御线。现在必须在连接平壤和元山一带重新设置防御线。
在东京的麦克阿瑟(MacArthur)总司令官召回了指挥西部战线的8军司令官沃尔顿·沃克(Walton Walker)和指挥东部战线的10军团爱德华·阿尔蒙德(Edward Almond)少将,并问道“在连接平壤和元山的一带有可能设置防御线吗”,他们两人都回答说“不可能”。
这时麦克阿瑟司令官决定让联合军撤退到38线以南。当时是1950年12月3日。当年的6月25日,我们被朝鲜军接二连三的进攻击退到了洛东江后又起死回生,重新越过了38线。此后两个多月过去了,我们又再次被逼回到了38线以南。应该叫痛恨吧,不知道怎么说好,总之有一股那样的感觉油然而生,怎么也抹不去。
不过这里就是战场。对我来说,在动了感情后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整理思绪,有一些事情必须得首先得到整理。所以我决定重新打起精神来。撤退时的局势容不得我有半点儿的时间去安抚情绪。
美军8军司令官沃克向我下达了“在我军的其它部队完全撤退到清川江以南前,必须全力以赴地掩护他们”的命令。因为韩国国军1师团在北上之后从云山和泰川撤退时也完全地维持了原有的编制。这一命令要求国军1师团担当起一个掩护部队的任务,即利用未被击溃的兵力和火力帮助我军撤退。
完成掩护部队的任务后,到了1师团也向南撤退的时刻。撤退时要经过我军在当年10月最先攻入的平壤,所以心理很不是滋味。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平壤呢?在12月5日日落后的寒冷天气中,我们经过了东平壤。
平壤的天空中弥漫着烟气。从设置在平壤四处的美军补给所里撤退时,来不及带走的大量军需用品和油类正在燃烧。四处升起的烟气和火焰,让整个平壤变得很诡异。人们都向着被焚烧的物资堆之间跑去,目的是为了抢出衣服和食品等必需品,哪怕是一个也好。他们中有曾在难民队伍里的人,也有一般的居民,同时撤退的部队战士也陆陆续续地朝那里跑去。
虽然偶尔还听到了阻止他们的警备兵的射击声,但似乎无法阻止所有的人。侥幸地救出一些物资后,人们的表情看来很明朗。如果看着被焚烧的大量物资不起贪心,那也是很奇怪的。看着还在敞篷货车上的10多辆新型战车被火焰包围时,我也觉得很可惜。
联合军12月11日向临津江防御线撤退了。1师团再次担负起了守护他们撤退到最后一刻的掩护部队的任务,需要周密地守护他们的撤退路线及其周边情况。
这时传出了奇怪的传闻,“美军有可能撤退”。这让我觉得很为难。在北方,无法估算规模的中共军正在向南逼近。越过狄逾岭的中共军顺畅地经云山、军隅里、清川江和平壤后正在向南挺进,而此时美军说要撤退?
告诉我这一消息的是美军27团长米歇尔(Michaelis)大校。我和他是在开战初期洛东江战线上一起并肩抗敌的至亲关系。他听到撤退时由1师团负责掩护的消息后,来到沙里院南侧找我。双方相互问候后,他暗示说“有可能(撤退)”。我开始着急了,不断地问他,想确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他只是说“我们是军人,不要听信于传闻,全力以赴到最后一刻”,并没有明确地说到底会不会撤退。这并不是一个他能回答的问题。
所向披靡不断逼近的中共军就在眼前,而在此时听到了这样的传闻,这实在让人无语,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们师团在12月15日撤退到了韩国战争开战初期负责的临津江地区。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但我的内心仍然感到不安。应该如何阻止正在南下的中共军呢?美军会撤退吗?开战后曾缠绕着我的疟疾再次袭来。这是一种通常会在疲惫不堪且极度不安导致神经敏感时出现的疾病,一边发热恶寒,一边全身索索地发抖。
⑭战争中师长的一天
疟疾(malaria)让人十分痛苦。白天时恶寒袭来,让人痛苦不堪。尽管如此,因为1950年12月当时已经进入了冬天,所以症状稍微有所缓解。夏天的疟疾是最厉害的。在不断撤退的过程中感染上了疟疾,虽然当时已是冬天,但内心感受到的痛苦似乎比夏天还要强烈。
这时,总会有一个手里拎着一个小炉子的人出现。他就是从洛东江战线开始被分配到国军1师团后经常和我一起生活的美军梅伊(音)中尉。他走进我的营帐后首先把炉子点燃,反复地把炉子下面的小管子来回地拉动,这样就能生火。接着他会在上面放上小小的厨具开始烧水,然后冲上一小杯咖啡,然后向我走来。
“感觉怎么样?喝一杯热咖啡,有助于安神”,他首先如此安慰我。他冲的咖啡给了我不小的安慰,还让我感觉到寒冷的冬天里疟疾带来的一身恶寒得到了些许缓解。
在国军1师团,有很多名美军顾问官。炮兵和空军联系军官当然也是美军,因为当时的韩国军在这一领域还不具备自身的实力。负责支援通信、情报、兵站的后勤顾问等也是美军。师团将按照类别的补给名称叫作“CLASS”,1~5分别是指粮食、衣物、油、常用品、弹药。
当时的韩国国军1师团全全由美军支援。各领域的美军顾问官们被安排到师团,通过和8军司令部等的互通信息,展开对各个领域的支援。所以我算是整天都和这些美军顾问官们在一起。
为视察前线部队或直接观察敌情而环顾前方高地时,也是和参谋及美军顾问官们一同前行。早上起床后,接着就是讨论各种战线的报告,开始与美军顾问们的会议。
会议上查点的内容包括整个师团的弹药和粮食的相关事项,还有兵力的移动及配置等所有事项。因为我不是美国人,所以并不能和他们进行完全的交流。尽管如此,因为有规定好的军事专门用语,而且每天都重复着听,就变得非常耳熟了。因此交流上并不存在多大的困难。
我们还会随时同负责师团的人士情报作战后方的韩国参谋团举行会议。根据战况的不同,或只是直接叫上相关领域的参谋,或直接去找他们当场开会。我的一天就这样忙碌地过去了。
师团被敌军击溃撤退时,我的内心也变得忙碌起来了。为了将兵力损失降到最小,我需要想尽各种招数。为了准确掌握敌军正在向哪儿移动并作出应对,我应该准备多个作战方案。我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此,所以感觉一天的太阳很快就落到了西山,并最终消失在了天尽。
我是一个吃得好睡得香的人。勤务兵送来的饭菜不到10分钟就会被吃得精光。这是战争中养成的吃饭习惯,所以现在吃饭时也比较快。最近也是,即使去比较有档次的场合,我也会马上吃完,让同席的人多多少少会觉得有点奇怪,他们的眼神似乎在说“这个老人,吃得这么快!”可能是战场上养成的习惯不太容易改掉。
战争中的师团本部经常设在驻扎地区的学校建筑里,而我的宿舍一般都是设在老师们值夜班时用的小房间里。我走进学校后面安静的教师值夜班室的时间大约是晚上11点左右。此时是忙了一天终于可以自由支配的唯一时刻。
被中共军击退到沙里院和临津江当时,传染上了疟疾的我经常抓一把副官送来的疟疾药奎宁吞下后才入睡。但是偶尔会觉得索索发抖,会从睡梦中醒来。躺在在床上抬头看到的窗户里经常笼罩着黑暗,消失不去。此时距离天明还早,正是凌晨时分。
偶尔我会无法入睡。虽然极力地遏制自己,但此时还是会想一些个人的事情。战争爆发的1950年6月25日,我离开了家,告别了老母亲、妻子和三岁大的女儿。而此时的我最担心就是她们的安危。他们的脸庞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脑海里。尽管如此,我还是努力想让这种想法散去。在战争中,指挥官不可能只沉浸在对家人的思念中。“枕戈待旦”,这正是那时和我一起守护前线的所有军人的心情。
⑮一再被击退的战线
在战争中,只要被敌军击退一次,就很难再翻身。就像被巨浪冲着只能随波逐流。凭借“圣诞节攻势”进入短暂的平稳状态后, 试图将中共军紧逼到一边,怎么看这都是个错误。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才攻入了平壤,现在又再次将其拱手让给敌军并被敌军逼退,其间仅隔了两周左右。在我们忙着向南撤退时,映入我眼帘的是当年6月25日首次迎战敌军的临津江。这是开战初期我所负责的地区,那山那水对我来说都太熟悉不过了。这让我想起了毫无准备而遭到的朝鲜军的进攻,我的战斗欲望再次被燃烧起了。
但是在我们1师团,并不合天时(上天给予的时间)。那年冬天特别冷,导致临津江的江水已经变成了白色的坚硬冰块儿。于是我动员士兵们试着敲打。只有“哐-哐-”的声音,以人的力量很难将其击碎。对于敌军来说,已经结冰的江不再是障碍。很显然,从北方攻来的中共军的凶猛攻势必能轻而易举地越过这冻得硬邦邦的临津江。再加上,冻得结结实实的地面使挖战壕遇到了一大障碍。江水结冰了,地面也冻住了,这样的临津江战线让人感到万分不安。
1950年的最后一天,即12月31日下午的晚些时候,中共军再次发动了攻击。正好当天白天,时任韩国央行理事的张基荣(已故,《韩国日报》创始人)和财务次官宋仁相(95岁,现任晓星集团顾问)刚好因为年终岁末前来慰劳一线将士。“为了安慰国军,银行职员们亲自腌制了泡菜”,说着他运来了两个巨大的泡菜缸。对于身心交瘁的士兵们来说,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礼物。甚至连所属部队也分到了泡菜。但是这只是极其短暂的快乐。
夜幕降临时,黑暗也随之而来,此时中共军又开始了进攻。特有的笛声和锣声响起后,机关枪和迫击炮的射击也开始了,接着出现了敌军。敌军的数量多得吓人。随着无法估算规模的敌军向我军扑来,身处前线的12团开始被突破了。他们踩着战友们的尸体,如潮水般涌来,这就是中共军式典型的人海战术。
1师团和附近的国军6师团之间的界线——战斗地境线首先被击溃了。我们这边曾是12团所在的地方。眼前一片漆黑。把15团投入到预备阵地后,掌握战况迫在眉睫。随着深夜的逼近,与身处前方的部队间的通信也被中断了。虽然11团仍然硬撑着,但12团和15团却被中共军打得落花流水。
为了阻止中共军的突破,我甚至投入了空兵队和通信队的兵力,但是力量仍然不足。在洛东江战线上英勇善战并第一个攻入平壤等的1师团取得的战功都变成了昙花一现。反败为胜的1师团竟然也被击败了……
让参谋和美军顾问们全都撤退到了后方。只有我和几位主要参谋留在了曾设置在坡州郡法院里附近的某小学内的师团指挥所,检查撤退情况。那时,我陷入了无限的挫折感和空虚感,几乎没有了力气。后来,出入我的营帐试图与前线进行信息交流的通信参谋尹赫杓(音)中校把当时的我描述为“就像丢了魂儿一样”。他说“把电话机握在手里通话后,不能放回原位,掉在了地上”。他说我放下对讲机后,不断重复着之前说过的话,自言自语的样子就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那时的我似乎没有任何精神,感觉脑袋被掏空了一样。记得脑子里只是一个劲儿地掠过“晕-”的声音。可能是因为遭到无法承受的冲击,精神失常,而陷入了那种状态。只是非常昏暗。
那时有一个人猛地将我从这种状态中拉了出来。他就是在被疟疾困扰的我全身恶寒时总把炉子拿来给我煮咖啡的作战处美军顾问官梅伊(音)中尉。他虽然年纪轻轻,但头发花白,个子高高的。他将我移动到吉普车上,并说“师长,打仗有输也有赢,难道不是吗?”听完他的话后,虽然有些惭愧,但却到了必须撤退的时候。因为他说得很对。战争中也会出现输的情况,应该承诺下一次的成功。我坐在吉普上一路南行,来到了汉江边,然而心中再次升起一股愤怒。难道真的得把首尔重新让给敌军?但这却是向眼前逼近的铁铮铮的现实。
(16)1•4撤退的难民
江汉上搭起了桥,是在橡胶艇上放上板子做成的临时浮桥。幸好这次没有重蹈韩国战争开战初期的覆辙,当时汉江上的渡桥断了,无数人被留在了敌军的统治下。美军1骑兵师团的炮兵司令官查里斯·帕玛(Charles D. Palmer)准将在麻浦搭建起了这座浮桥。美军1骑兵师团的空兵负责了这项工作。帕玛准将正是监督这座桥的指挥官。
浮桥有两座。开战初期,在朝鲜人民军统治下受苦的人们背上和头上顶着满满的行李渡江而过。
向南方蜂拥而去的普通百姓的队伍,载着士兵和武器的军用货车排着长队过江,虽然非常拥挤,不过还算是有秩序。我坐的吉普车也和他们一起过江,我的目的地是安养。
1951年1月2日,在安养的某纺织工厂内搭建起了国军1师团移动指挥所,我正朝着那个地方前进。师团的主要兵力在汉南以南、现在的铜雀洞国立墓地和中央大学所在的黑石洞之间建立起了防御阵地。在那里配置好战斗部队后,我又朝着安养赶路。
不知不觉地,我坐的吉普车正经过茫然赶路的难民们队伍。虽然战争爆发后经常看到难民队伍,但不知怎的,这次感觉不一样。因为车挤在人群中,所以不可能提速前行。
从车窗外掠过的风景实在不堪入目。我看到了,在零下15度的严寒中,有一家人带着大大小小的孩子们行走在难民队伍中。孩子们正呆呆地看着经过的吉普车,在他们的瞳孔里,坐在吉普车里的我是什么样子呢?
和渡桥被炸毁时相比,此时的难民们比较安全地过了江,这点还算让人欣慰吗?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们又将自己的首都拱手让给了敌军。为了勉强地维持自己的生命,这些难民们在残冬腊月里再次离家而去。
当天看着越过汉江南下的数十万百姓时,我感觉到了沉重的罪恶感。至今我都还经常想起朝鲜时代修建的长17公里的首尔城郭所具有的意义。为了修建那个城郭,动员了数以万计的人,也投入了不少的金钱。
但是朝鲜的王朝没曾守住过首都。倭军外侵的壬辰倭乱当时,朝鲜王朝没曾表现过守护首都决一生死的巷战意志。女真族的清朝从北侧攻来时,王也没有表现出和大臣百姓一起守护都城的誓死斗争的意志。
据我所知,每当敌军或叛乱军攻入首尔时,朝鲜王朝总是忙于逃命,使得无数百姓活生生地落入了敌军的手中,而自己只是急于保命和保住自己的财产。在这个难民队伍中,那些小孩子们一直望着我,在他们眼里,也许我也只是又一个亡命王朝的某个军人。韩国战争爆发时也是如此。政府在电视台的录音带里放着“英勇的国军正在击退敌军,大家可以安心”后,自己首先南去了。连过江南下的汉江渡桥也顾不上冷静地前后考虑,而是轻率地将其炸毁了。
反反复复地北进后,突然又开始被敌军击退。国军和联合军通过临时搭建在汉江上的浮桥,被再次逼退到了汉江以南。在开往安养的师团移动指挥所的车内,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
没有准备的国家其命运是显而易见的。预见到非常时期并事先做好应对准备的政府与没能做到这些的政府截然不同。朝鲜王朝和韩国在这点上很像,是一个不会预测危机并事先作出应对的政府。虽然也有人认为韩国建国还不到两年就遭受了外来侵略,所以当然来不及应对,但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借口。如果能稍微更冷静些,完全有可能预见到朝鲜的南侵。我们没能应对好这次危机。到底会把我们逼退到什么时候?我还能击退敌军再次夺回首都吗?这的确让人很憋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