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母亲”多年来呼吁中共当局彻查及公布六四事件，并向死伤者家属公开道歉。“天安门母亲”之一的丁子霖向本台记者瑞迪介绍了北京公安与六四难属接触的过程：
丁子霖：在整个国内形势严峻、当局全面封杀收紧的情况下，今年2月，北京市一家公安部门找到我们一家难属，进行私下沟通。2月20日一次，4月3日一次，不久前的5月二十几号又一次，迫不及待地找我们这家难属。当然，来是表示关心；之余就是表示以私人身份、个人身份来私下勾通，来商谈如何解决六四问题。当然，我们难友仍然坚持我们的三项诉求。
我们突如其来的面对这样（局面）。我们自95年就提出要求，政府从来不理睬我们，但这次既然公安部门上门了，来明确提出了，那这位难属当然坚持我们的三项诉求。但是，来人说（谈）真相不好办，这么多年了，当年很乱；追究也不好办，现在有的人死了，有的人还活着―活着，当然是指李鹏，我想。就跟我们（这位）难友讲：你看多少钱。
到底他们有没有用赔偿两个字，我现在不太清楚。让她回忆，她也模模糊糊，就是多少钱解决（六四问题）。
法广：这是唯一的一个私下接触的事例么？还是同其他难属也有接触？
丁子霖：没有，没有。所以，这是今年六四二十二周年我们难属群体面对的现实，或者说挑战。所以，在5月18日，难属们在我家里进行商议。但是，这家难属一边被他们上门谈，一边被告诫：不能跟丁子霖接触。上午谈话，下午就两个警察门口把门。问她到哪里去。她说要上我家来，就不许来。2月20日不许她来，5月18日也不许她来我家。但是，她也用她的方式把她的谈话（内容）告诉我们了。
丁子霖：在整个国内形势严峻、当局全面封杀收紧的情况下，今年2月，北京市一家公安部门找到我们一家难属，进行私下沟通。2月20日一次，4月3日一次，不久前的5月二十几号又一次，迫不及待地找我们这家难属。当然，来是表示关心；之余就是表示以私人身份、个人身份来私下勾通，来商谈如何解决六四问题。当然，我们难友仍然坚持我们的三项诉求。
我们突如其来的面对这样（局面）。我们自95年就提出要求，政府从来不理睬我们，但这次既然公安部门上门了，来明确提出了，那这位难属当然坚持我们的三项诉求。但是，来人说（谈）真相不好办，这么多年了，当年很乱；追究也不好办，现在有的人死了，有的人还活着―活着，当然是指李鹏，我想。就跟我们（这位）难友讲：你看多少钱。
到底他们有没有用赔偿两个字，我现在不太清楚。让她回忆，她也模模糊糊，就是多少钱解决（六四问题）。
法广：这是唯一的一个私下接触的事例么？还是同其他难属也有接触？
丁子霖：没有，没有。所以，这是今年六四二十二周年我们难属群体面对的现实，或者说挑战。所以，在5月18日，难属们在我家里进行商议。但是，这家难属一边被他们上门谈，一边被告诫：不能跟丁子霖接触。上午谈话，下午就两个警察门口把门。问她到哪里去。她说要上我家来，就不许来。2月20日不许她来，5月18日也不许她来我家。但是，她也用她的方式把她的谈话（内容）告诉我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