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焦点 : ＳＡＲＳ给中国政府补课，北京市委书记自我批评（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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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焦点 : ＳＡＲＳ给中国政府补课，北京市委书记自我批评（三篇）
发布者 lq 在 03-04-22 12:49

⒈北京市委书记自我批评
⒉ＳＡＲＳ给中国政府补课
⒊中国经济受ＳＡＲＳ影响初步迹象已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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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委书记自我批评

　　　　　　　　　　　　　　　于泽远

　　在北京市长孟学农因报告和防治沙斯（ＳＡＲＳ）不力遭免职的同时，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也公开进行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的“领导责任”。

　　北京学者认为，北京市长、卫生部长被免职，加上中共政治局委员刘淇公开作检讨，表明防治沙斯已经成为中国各地领导干部必须通过的“政治关”。

　　据北京媒体报道，在北京市前天下午召开的领导干部大会上，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贺国强宣布，孟学农被免除市长职务，北京市长由中共海南省委书记王岐山接替。

　　前天稍早时，担任北京市长刚刚三个月的孟学农已经被免除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的职务，官方没有说明将给他安排新的位置。５４岁的孟学农就这样流星般地消失在复杂多变的中国政坛上。

　　贺国强代表中央对北京市的防治疫情工作直接提出了批评：“北京市在信息收集、监测报告、追踪调查方面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及时准确地上报疫情，救治和预防措施落实得不够好，未能有效地监控和切断传播渠道，给北京地区的疫情控制带来很大被动，影响了防治工作的开展。”

　　他更指出，北京市的工作失误“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这里所说的“主观原因”恐怕不单是指作为北京市“二把手”的孟学农。

　　“负有领导责任”

　　作为北京市领导班子的“班长”，刘淇对北京市报告和防治疫情不力应负的责任并不比孟学农小。但按照中国的政治制度，政府首长首先要对具体工作负责，党的领导则主要对政治问题负责，虽然具体工作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这种制度安排显然有利于维护真正“一把手”的形象。

　　不过刘淇并没有把责任完全推到孟学农身上，他在北京市干部大会上肯定了孟学农“为北京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的贡献”，并说他作为市委书记对北京市防治沙斯不力“负有领导责任”，要“诚恳地作自我批评”。

　　刘淇的检讨不应被看作是一般的“走过场”，鉴于刘淇中共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他的“自我批评”表明，沙斯对中国政治人物的影响已经越过了“部长级”，政治局委员甚至更高层的领导恐怕也很难独善其身，更不要说各地的党政“一把手”了。

　　北京学者分析说，沙斯已经对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威信和形象构成严峻挑战。孟学农、张文康丢官和刘淇作检讨显示，最高领导层将通过“严刑峻法”把沙斯的压力分散到各地和各部门的领导人身上，以便迅速凝聚各方力量，遏止疫情的传播。

　　新华社前天也发表评论员文章，用卫生部和北京市领导被免职的例子，告诫各地区各部门领导“都要从中认真吸取教训，举一反三，查找漏洞，改进工作，以极端负责的精神，打好抗击非典型性肺炎这场硬仗。”

□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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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ＡＲＳ给中国政府补课

　　由于一种类似肺炎疾病的蔓延威胁到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已接受了有关危机管理的速成培训。

　　爆发于去年１１月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ＡＲＳ，俗称：非典型肺炎）已打击了中国新一届政府的声誉。

　　刚刚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选举出了新一代领导人。该会议每隔五年在北京举行。原国家主席江泽民、政治局常委李鹏、朱熔基等均已离任。

　　当ＳＡＲＳ于２月底由广东省佛山市蔓延至省会广州市时，政府领导人正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上宣读工作报告，精心组织政府工作岗位的交接。

　　至３月中旬，仍在加快部级政府部门重组的新任领导层突然被迫考虑如何处理一场潜在的危机。香港一科学家称该危机是由大自然领衔的恐怖活动。

　　分析师称，对ＳＡＲＳ蔓延的处理方式显示出政府前任领导人和现任改革家们之间持续的内部党派纷争，前者倾向于封闭信息以维护公共秩序，而后者则推动更为开放和透明的态度以反映出中国与现代世界的接轨。但ＳＡＲＳ的蔓延表明随着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日益融合，铁幕方式虽有助于维持政府对政权的控制力，却与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在这场危机中采取诚实、透明的态度相矛盾。中国政府过去２０年来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辛苦建立的良好邻国外交关系正由于ＳＡＲＳ而经受严峻考验，因为这种潜在致命疾病现已蔓延至上述国家。

　　打破平衡

　　中国对ＳＡＲＳ最初蔓延的初步反映是封锁消息，甚至没有通告临近的香港地区的公共卫生机构。标准普尔公司（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ｏｏｒ＇ｓ）的分析师周彬形容中国政府对ＳＡＲＳ初期蔓延的处理方式为“应该受到谴责的”。

　　夏威夷Ｅａｓｔ　Ｗｅｓｔ　Ｃｅｎｔｅｒ的研究人员克里斯・麦克纳利（Ｃｈｒｉｓ　ＭｃＮａｌｌｙ）称，中国卫生主管部门的反应是使中国普通居民确信ＳＡＲＳ疫情已被控制，接下来压制了与疫情进展有关的任何信息。他称，上述反应源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的报喜不报忧的惯有倾向以及隐瞒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性的统计数据。

　　爱德曼国际公关集团（Ｅｄｅｌｍ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Ｘ．ＥＤＰ）驻北京的董事阿利斯泰尔・Ｊ・尼古拉斯（Ａｌｉｓｔａｉｒ　Ｊ．Ｎｉｃｈｏｌａｓ）称，中国似乎更为担心如何避免潜在的恐慌及可能给公共卫生服务部门带来的压力。尼古拉斯表示，对任何危机的处理都意味着公共知情权和不造成公共恐慌间的平衡必然要被打破。这种方式似乎与中国官僚机构的最初反应背道而驰，而这种反应导致中国政府关闭了沟通渠道。在危机管理方面颇有经验的爱德曼国际公关已经向安大略省政府就ＳＡＲＳ在多伦多爆发的问题提供咨询并和中国的企业客户成立研究小组。尼古拉斯表示，如果要爱德曼对北京或中央政府提出建议的话，他们会建议政府让人民知道真实的数字，让人民了解政府正在进行的努力及教育公众有关健康与卫生常识以降低感染ＳＡＲＳ的风险。

　　胡锦涛终于采取行动

　　由于国家主席胡锦涛已通过处理健康危机而开始发挥其更为重要的公共作用，因此外界判断中国领导层可能至少会直面其最初对ＳＡＲＳ蔓延的错误处理方式。

　　胡锦涛已命令各级领导及党政干部提供有关ＳＡＲＳ的真实数据，不得延报和瞒报。但是尽管上述举措受到各界欢迎，但新任领导人这种备受鼓励的态度来得太迟，因为现在距ＳＡＲＳ的最初爆发已有近６个月之久，而且还是在世界卫生组织（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对到广东旅游提出警告及一些主要会议、活动推迟举办之后才缓慢推出的，其中包括历史性的滚石乐队（Ｒｏｌｌｉｎｇ　Ｓｔｏｎｅｓ）巡回演出。

　　市场经济学家下调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预期的决定最终使得中国政府意识到不承认此次ＳＡＲＳ蔓延范围对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尼古拉斯表示，中国的领导层不得不认识到成为全球社会一份子将承担新的责任，其中之一就是在遭遇危机时进行有效的沟通。

　　来自国际社会的批评意见已经导致中国政府最近通过一系列外交努力为自己涂抹上的友好国家的华丽外表遭到破坏。这种努力包括北京申请举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Ｏｌｙｍｐｉｃ　Ｇａｍｅｓ）的成功及上海赢得举行２０１０年世界博览会（Ｗｏｒｌｄ　Ｅｘｐｏ）的权利。

　　由于外国人纷纷取消到中国旅游的计划，国际体育赛事和商业贸易会议不是被推迟，就是被取消。中国政府能否成功举办包括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在内的重要事件目前取决于中国政府在ＳＡＲＳ后重建其形象的努力。

　　尼古拉斯表示，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已经给中国政府好好上了一课，特别是在他们正尽力专注于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之时。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承担不起错误处理这种问题所带来的影响，因为这可能将对奥运会造成冲击。

　　上周末首批因ＳＡＲＳ而遭到解职的政府官员包括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孟学农一直负责奥运会的准备工作。

　　危机的恶化

　　卫生部长张文康是另一位由于最初处理不当而被解职的替罪羊。但这种政治上的舍车保帅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将自动放弃他们对危机管理本能性的反应，而这种变化的紧迫性恰恰又来自于中国外部。正因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强迫中国政府不得不对其经济进行改革，市场希望来自外部的压力能够敦促中国官僚机构更为透明。但即使ＳＡＲＳ事件过去后，仍然没有人认为将出现革命性的变化。

　　尼古拉斯称，他不知道中国政府下次的反应会有什么不同。中国目前面对的问题是政府不必采取透明原则的问题。如果要这种态度发生变化，还需要国际社会施加更大的压力。

　　Ｂｕｒｓｏｎ－Ｍａｒｓｔｅｌｌｅｒ驻北京风险管理咨询师苏珊・汤姆塞特（Ｓｕｓａｎ　Ｔｏｍｓｅｔｔ）在一份基于调查的系统中表示，作出决定需要时间。但在快速发展的事件面前，这导致做出反映更为困难，特别是现在人员流动速度更快，信息传播速度也更快的时候。她表示，对突发事件做出更为快速、灵活和有信心的反应，这对领导层是一个真实的挑战，这对所有的管理都是一种挑战。

　　Ｅａｓｔ－Ｗｅｓｔ　Ｃｅｎｔｅｒ的麦克纳利表示，对信息的压制已经导致公共卫生问题演变成小规模的经济危机。他表示，如果ＳＡＲＳ的蔓延没有得到控制，这种状况可能将导致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出现更大的不稳定。麦克纳利称，有史为鉴，疾病的大规模爆发可能对促使政府甚至整个文明垮台。

　　摩根士丹利（Ｍｏｒｇａ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经济学家谢国忠（Ａｎｄｙ　Ｘｉｅ）同意中国政府需要从处理ＳＡＲＳ危机及在ＳＡＲＳ最初爆发后国际社会对其滞后态度的反应中吸取教训。他表示，如果中国政府不从此次危机中吸取教训，并对其官僚主义文化进行修改，一些无法预料的事件可能在未来导致更大的危机。此次危机的积极一面是中国政府和此前一样确实吸取教训并进行变化。

□　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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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受ＳＡＲＳ影响初步迹象已显现

　　尽管中国政府加大努力对抗疫情，但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ＡＲＳ，俗称：非典型肺炎）蔓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已初步开始显现。

　　日本第三大汽车制造商日产汽车（Ｎｉｓｓａｎ　Ｍｏｔｏｒ　Ｃｏ．，ＮＳＡＮＹ，７２０１）表示，由于非典型肺炎危机，该公司有可能推迟Ｓｕｎｎｙ轿车在中国市场的推出，这是中国制造业直接受到非典型肺炎影响的首个迹象。

　　日产汽车高级副总裁Ｋａｔｓｕｍｉ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表示，非典型肺炎的蔓延有可能使生产启动所需要的技术支持人员和工程师无法按时抵达，从而导致广东装配线无法按期开始生产。广东装配线原定于６月开始生产。Ｎａｋａｍｕｒａ在上海国际汽车展的会期期间对记者表示，不仅日产汽车，其他外国公司对派员工到中国南部都持谨慎态度。

　　日产汽车及其合资企业的合作伙伴东风汽车公司（Ｄｏｎｇｆｅｎｇ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将生产厂房设立在广东省的广州，而广州正是首批报告发现非典型肺炎的城市之一。

　　里昂证券（亚洲）（ＣＬＳＡ　Ａｓｉａ）的中国策略师安德鲁・罗斯曼（Ａｎｄｒｅｗ　Ｒｏｔｈｍａｎ）表示，日产汽车的决定标志非典型肺炎的蔓延首次造成实质性的商业影响。

　　同时，中国国内旅游业本已因为非典型肺炎使来华外国游客数量下降而饱受冲击，现在又将由于五一假期缩短而受到影响。中国政府正在设法藉此阻止非典型肺炎由疫情较重的北京和广州等地向其他地区传播。中国政府宣布，将五一假期缩短为三天，但由适逢一个周末，五一假期仍将长达５天，许多度假者依然有机会在国内旅游。

　　据官方的新华社（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ｗｓ　Ａｇｅｎｃｙ）报导，中国国家旅游局（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同时建议，各旅行社限制可能导致非典型肺炎加速传播的旅游路线。这包括疫区城市不得组织去农村或边远地区旅游，因为这些地区的公共医疗服务可能无法阻止非典型肺炎的蔓延。

　　为阻止非典型肺炎进一步蔓延，同时又不至于对旅游业造成彻底冲击，中国政府宣布将五一黄金周假期缩短两天。中国政府自１９９９年以来一直依赖于黄金周来刺激国内旅游业的发展，黄金周要求人们在公共假日前一周的周末工作，然后将这两天与官方的三天假日相合并。２００２年的旅游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了１４.９％，五一黄金周期间中国国内的游客数量较上年同期增长１８.１％。人们在假日期间的支出有助于提振国内消费，并克服之前抑制经济的通货紧缩所带来的一部分负面影响。

　　中国政府起初曾掩盖疫情蔓延的真相，并称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以便安抚外国投资者。但是，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为首的新的领导层目前已对非典型肺炎采取了强硬措施，免去了中国卫生部长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职务。这两位高层官员被指称隐瞒了非典型肺炎在北京蔓延的实际情况。在免除这两位高层官员职务的同时，中国官方公布医疗数据，这些数据报导的非典型肺炎病患人数增加了十倍。

　　在对广州和北京就非典型肺炎的蔓延进行调查之后，世界卫生组织（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一个小组已于周一抵达上海，开始了为期四天的调查。

　　非典型肺炎自去年１１月开始从广东省开始出现，迄今为止已导致中国大陆逾１，８００人染病，全球染病人数更超出３，８００人。

　　即使饱受ＳＡＲＳ蹂躏的旅游业将拖累中国的经济增长，但中国经济仍有足够的动力克服该危机，只要这种危机持续的时间不长。中国２００３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较上年同期增长９.９％，是６年来的最大季度增幅。

　　里昂证券（亚洲）的罗斯曼仍然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步伐不会遇到任何大的威胁。他表示，外国投资的合同签署可能受到推迟而不是取消，同时２００３年前几个月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将继续增长。罗斯曼表示，对政府支出将减少的预期是毫无道理的。如果中国政府想要对失去的旅游业收入进行补偿，他们就可以增加支出。

□　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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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自我隔离的独裁中国

源于中国广东的SARS流行病，因中共当局隐瞒疫情而向世界各国迅速扩散。现在，已经蔓延到20多个国家。由于还没有找到有效的防治手段，疫情仍在发展，受感染者和死亡者每天都在上升，18日有3389人感染，165人死亡；19日上升到3461感染，170人死亡。正在大陆化的香港，疫情之严重也直逼大陆。为了中共高层内部的权力分赃的顺利完成（十六大和两会），中共政权居然隐瞒真相达五个月之久，而且直到全民动员防治SARS的4月19日，中国SARS的真相仍然是高层的绝密。

在人命关天的恐惧中，港人对中央政府的不满也终于爆发，并把愤怒的矛头直指北京傀儡董建华，要求董伯辞职的呼声时有所闻，就连亲中挺董的《明报》也发出批董的明确声音。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权的愤怒也随之爆发。在欧洲、在美洲、在亚洲……到处都是对中共政权的指责。就连一向帮助中共说话的新加坡，也破天荒地加入谴责中共政权的行列，总理吴作栋取消了访华，舆论界也一致批评大陆政权。在中国调查SARS疫情的世界卫生组织小组的新闻发布会也指责说：中国当局没有如实报告所有受感染的SARS病例，所报的死亡和感染的人数与实际数目相差甚大。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料还显示，即使在四个月后，中国发布疫情资料的间隔时间最长，质量最差。

而只有身居SARS风暴中心的大陆人，仍然无法公开置疑和批评政府，只能借助于民间的个人网站和国际媒体来表达不满和公布有限的真相。

在SARS疫情日益严重且引发全世界的强烈不满之后，中共卫生部官员才有限度地公布疫情；中共最高当局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做出亡羊补牢的严厉训示，中共新党魁胡锦涛和新总理温家宝才不得不出面表态，中共政治局也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应对日益蔓延SARS疫情，并严令不许再出现瞒报谎报疫情的丑闻。副总理吴仪也多次会见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表达大陆愿与世卫合作，愿每日通报疫情等立场。由此，大陆媒体开始对防治SARS进行大规模的宣传，《人民日报》发评论，SARS也上了央视的“焦点访谈”，如何预防SARS也频繁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媒体对五一黄金周的炒作也骤然降温，防治SARS运动在全国展开……但是，胡锦涛的“揪心”和温家宝的“鞠躬”以及政治局的决议，也无法有效纠正制度本身和官僚作风的弊端。大陆媒体对SARS的报道，仍然遵守着中共的“政治正确”──党权至上和稳定第一。所以，其报道的主要内容，一方面是颂歌，另一方面还是隐瞒。

颂歌是：1，新党魁和新总理对疫情的高度重视，不戴口罩地亲自深入疫情前沿，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亲民形象。2，各级组织和各单位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治措施。3，医务人员表现出坚守职业道德和无私奉献的风范。4，有关的医药部门和医药市场全力以赴地满足民众的要求。5，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对中国防治措施的赞美，在华外国人对中国安全的肯定。

隐瞒是：1，没有向民众通报每日的真实疫情，而这无疑是人们最关心的真相。2，没有对中国的新闻体制提出批评及改进的建议，那怕是极为温和的公开批评。3，没有对疫情蔓延地区的各级政府的4个多月的瞒报谎报提出批评，也没有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认真追究，特别是对卫生系统的官员的当众撒谎，没有进行严厉的处罚。4，没有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新闻发布会做现场直播，隐瞒了该组织对中共政权的批评。5，没有对防治工具（如口罩、白醋、消毒用品、药品等）的脱销进行报道。6，民间对真相的自发揭露，没有得到政府的鼓励和官方媒体的传播。而在民间社会和国际舆论看来，类似蒋彦永大夫敢说真话的良知勇气，其对社会的道德感召绝不次于坚守在防治第一线的医生，理应得到社会性的褒奖和激励。而且，在良知匮乏的当下中国，蒋彦永大夫的作为更具有建设性的重大意义。

由此可见，中共当局最关心的，仍然不是疫情对中国和世界的民众的生命健康严重损害，不是一个政府必须对社会公益所应肩负的责任，而是党权的稳定和形象。正如胡锦涛在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考察时表达了揪心感之后所说：“当前要把防治非典型肺炎的工作，作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一件大事。”温家宝在谈及SARS疫情的危害时也说：“非典型肺炎可能会伤害中国的经济、国际形像以及社会稳定。”显然，中共各级官员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一贯向上级和外界吹嘘政绩和隐瞒问题，肆意剥夺民众的知情权和罔顾人的生命；中共政权为了一党的经济和政治的利益，根本不会在乎本国和外国的民众的生命，除非过于严重的疫情危及到政权的稳定。中共高官龙永图在香港的发言，可作为中共官员普遍患有道德冷血症的代表。他居然说：“如果600万人中有50万人得了这个病，我觉得应该恐慌，但现时才300多个就搞成这个样子了，我觉得有问题。香港这样报道病情，谁还敢来？”而对于生活在自由社会的香港人来说：与经济发展和香港繁荣相比，他们更关心的是个体价值，因而也就更关心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只有冷血的独裁制度培养出来的冷血官员，才会视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和政权稳定高于人的生命。

对于必须重大灾难负责的政府来说，在其治下出现震惊全社会的严重流行病，没有任何理由不作为头等大事处理，更没有任何理由限制媒体向公众提供真相。现代文明社会的经验反复证明：向社会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体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对那些涉及到重大公益的灾难性信息，就更应该及时准确地提供给公众。谣言和恐慌止于事实真相的公开，灾情的控制和减轻也受益于信息的透明化。在此意义上，谁隐瞒SARS疫情，谁就是在犯罪。

至今为止，对于因瞒报谎报所导致的疫情蔓延，中共当局居然没有向受害者们表达足够的歉意！除了广州市卫生局长辞职之外，其他官员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处罚。起码，在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还敢当众撒谎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即便不被撤职，也理应主动辞职。因此，在大陆的民间网站里，网民们完全有理由把中共卫生部长张文康和伊拉克新闻部长萨哈夫相提并论，当然也可以媲美于当年的李鹏编造的六四谎言。在中国，独裁制度把SARS流行病变成了SARS政治，而SARS政治必然是谎言政治，中共将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漏洞百出的大谎言──撒谎是国人的灵魂SARS。不仅是今天的中共政权，而且绵绵二千多年的帝制历史，号称史学兴盛、史书浩瀚的华夏文明，又有几部真正的信史。无怪乎着名史学家顾颉刚感叹道：“这古史系统的改造，把人们欺骗了近二千年。”

近年来，中共高官动不动就向国际社会喊话：中国是负责任的世界大国。而隐瞒SARS疫情所表现出的对“人命关天”的漠视则证明：只要是独裁政权，由于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和监督，就必然本能地趋向于严控舆论和隐瞒真相，不可能成为讲信誉和负责任的政府，也不可能培养出具有职业伦理的官员！无怪乎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发出“隔离中国”的呼吁。而对国际社会的诸多批评，中共媒体非但不反躬自省，反而倒打一耙，严辞批驳“隔离中国论”，4月1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任国平的文章说：“个别西方媒体在报道非典型肺炎有关事态时缺乏应有的善意与专业态度、将问题泛政治化、恶意炒作的行为。中国广东媒体报告非典型肺炎的病例比较早，但没有科学依据表明广东是非典型肺炎的发源地。正如艾滋病是美国首先报告的，但不能说美国就是艾滋病的发源地一样。”这样的反驳只能证明：任何独裁制度的自外于国际社会和普世价值，在根本上皆不是外力进行强制孤立所致，而是封闭制度所导致的自我隔离──没有中共政权对SARS疫情的隐瞒，也就不会有“隔离中国”的舆论。一个肆意剥夺民众知情权和自由发言权的政权，一个封锁危及全世界民众生命的严重疫情的政权，必然是个“自我隔离”的政权，也理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甚至隔离。即便现在的中共政权，已经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全封闭状态，力主加入了WTO和力求在经贸上融入全球化，然而，政治制度的封闭仍然将自己隔离于主流文明之外。

本来，SARS疫情与政治无关，但独裁制度之下，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最终都会与制度的落伍和野蛮息息相关。封闭信息就是漠视人权和生命，必然使本来可以控制的灾难和可以减少的生命损失，非但不能有效的控制和减少，反而只能导致灾难的持续扩大。所以，胡温体制所面临的，已经由天灾变为人祸的危机，由疫情的世界性蔓延所导致的信誉危机。

正是在党权为重而人命为轻的制度下，处理危机的行政效率极端低下，而封锁信息和荼毒生命却出奇地高效率，多少无辜受难的生命被独裁制度第二次扼杀──跟随肉体毁灭的是谎言对亡灵的亵渎。在制度性的对生命的轻蔑中，在制度性谎言的黑牢中，太多的天灾演变为惨烈的人祸，太多的死于人为隐瞒，太多的亡灵见不到真实的阳光，只能默默地死去并默默地发霉腐烂。冷酷，剥夺了对生命的应有的敬畏和怜悯；谎言，掩盖着生命被无辜剥夺的真相。几千年瞒与骗的屠夫制度和冷血文化，1949年后的“党权第一”的体制对民意和人权的蔑视，究竟还要把生命当儿戏耍弄多久！在毛泽东时代，有限天灾扩大为深重的人祸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重，还不能让执政党长点记性吗？我们中国人作为人，究竟还要忍受乃至纵容这种不把人当人的制度多久！难道在SARS疫情肆虐世界之时，中共政权还不觉得羞耻？还要为独裁制度和跛足小康之下的稳定第一而辩护吗？

此次中国的SARS疫情向全世界的迅猛传播，也为冷战后的世人上了生动的一课：独裁制度对世界安全的威胁没有国界，且不一定非要以战争的方式凸现。天灾也好，人祸也罢，独裁制度乃是人类的最大敌人，每天都在羞辱人的尊严，都在对生命实施恐怖主义，不仅是对本国人民的最大威胁，也是对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胁，即便是最初不太严重的天灾，也会因制度的野蛮而演变为惨烈的人祸！如果说，自由制度对人类福祗的贡献没有国界，那么，独裁制度对人类福祗的破坏也没有国界。过去的前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当下的朝鲜，已经多次让天灾演变为生灵涂炭的人祸；今日中国的SARS疫情在世界的迅速传播，与其说是流行病造成的天灾，不如说是独裁制度造成的人祸！而制度性的人祸，只能止于独裁制度的废止和自由制度的建立。

2003年4月17日于北京家中

补遗：在本文寄出之后，中共当局在防治SARS上，于4月20日采取了一系列亡羊补牢的措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比较真实的疫情，并把每5天公布一次改为每天公布；处罚了隐瞒严重疫情的有关官员，特别是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显示了胡温体制挽救政府信誉的决心，是值得欢迎的行为。但是。纵观整个新闻发布会，对此前疫情蔓延的责任之检讨，仍然避重就轻，没有对制度弊端做出痛切反省和提出有效的改革措施，仍然是头痛医头的权宜之计，而非制度创新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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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传播“萨斯”病毒的张召忠

　　遇到任何重大新闻事件，媒体一般都是大赢家，因为只有在这种时刻，人们才把主要兴趣转移到新闻上。但在这次美国对伊拉克战争中却起码有两个媒体是大输家：一个是半岛电视台，虽然他们竭尽全力，一直得以在萨达姆政府的支持下留守巴格达，拿到不少独家消息，但由于强烈的意识形态，导致他们的许多报道和评论严重失实，以致现在连阿拉伯人都说，“以后再也没人信半岛电视了。”

　　另一个媒体的大输家是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本来，这家电视台史无前例地进行了２４小时的追踪战事报道，选用了外国媒体的电视画面，并模仿西方电视，邀请专家学者点评战事，在形式上颇有向新闻专业化迈进的姿态。但是，中央电视台也像半岛电视台一样，预设政治立场太强烈，以意识形态扭曲新闻事实，尤其是邀请国防大学教授、被称为中国“首席军事评论家”的张召忠进行战事评论。他不仅每评必错，而且信口胡说。不仅海外华人批评说，“培养中国军队最高级别指挥官的教授，分析现代战争还停留在抗日的水平”；《人民日报》强国论坛的网民，也纷纷上贴，说伊战结局和张召忠的预测完全相反，“太上当了”。于是中央电视台那本来就和“喉舌”连在一起的形象，更跌落几分。

　　其实任何战争，都有变数，不能说准也不是什么大错，尽管像张召忠这么离谱到全盘皆错的，除了睁眼撒谎的萨哈夫，还没听说有第二人。但现在更荒唐的是，在伊拉克战争基本结束的４月１５日，张召忠受邀到《人民日报》强国论坛接受访谈和网民提问，他不但不承认任何评论错误，更变本加厉地蛮不讲理，比萨哈夫还萨哈夫。下面摘录几段他的“精彩”语录：

　　当一网民问他美国到底是不是打败了伊军时，在萨达姆的铜像被推倒、美军攻占了全部伊拉克的事实面前，这位中国军事专家竟说：“我们不应该说是美国胜利了，而应该说伊拉克失败了，没有伊拉克的率先失败，就不会给美国造成胜利。”

　　这不整个一个无赖吗？按照这种说法，对于二战，“我们不能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军胜利了，而应该说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失败了，没有德日的率先失败，就不会给盟军造成胜利。”这种人不把未来的解放军军官都教成痞子才怪！

　　张召忠也承认，“很多网友同志也批评我，预测不准”，但他不是为自己的随口胡说表示道歉，反而大言不惭地说，这是因为中央电视台拿到的不是中国记者的第一手现场报道新闻，而多是ＣＮＮ和半岛电视台的画面，而这些电视画面是假的，才导致他预测不准。而且强调是现场直播评论，他无法回家查资料，因此才出错。

　　更绝的是，这位张专家话锋一转，把“罪过”又推到萨达姆身上，抱怨伊军没有按他的分析来打，说：“谁会想到他们不抵抗，也不埋地雷，不炸桥梁，不烧油田，不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让我们如何准确预测？”天哪，张召忠的口气不是期望萨达姆烧油田、使用生化武器嘛，这难道不是比萨哈夫的口气还凶残吗？这张召忠哪里是教授，根本是一个 “教兽”！

　　有网民问到伊拉克战争后局势，“张教授”是这样预测的：萨达姆的力量还在，“美国撤离之后，我再翻天，反正共和国卫队的基础还在，军队的基础还在，忍让一段再复辟也不晚，这是欲擒故纵。”而且还说在伊拉克只有萨达姆的阿拉伯复兴党有力量，“其他党是小党没有这个号召力。”他不仅不承认萨达姆的失败，而且近乎直言地表达指望萨达姆卷土重来的愿望。

　　张召忠更毫不掩饰他对萨达姆的衷情。当一位网民问他，“你是否知道萨达姆政权对人民十分残暴”时，他的回答是：“我没有看出他有多残暴。他在多次选举当中都是以高票当选。现在有些舆论都是美国宣传的，就像当年宣传米洛舍维奇是刽子手一样。一个国家的总统有权用自己的方式统治自己的国家。对此，我想别人没有必要加以更多的评论，也没有必要用一个模式来衡量。”

　　看到这段话，人们一目了然：张召忠的问题根本不是军事知识、判断对错问题，而是他从心里支持萨达姆，他是一个东方面孔、吃面条的萨哈夫！

　　按照张召忠的逻辑，哪个国家的总统都有权用自己的方式统治，那么希特勒使用毒气室杀害犹太人，“别人也没有必要加以更多的评论”；二战日军侵华，杀害二千万中国人也是天皇“有权用自己的方式统治”；金家父子把北韩践踏得像死了一样毫无声息、卡斯特罗至今独裁半个世纪也是“没有必要用一个模式来衡量”；在毛泽东统治下，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邓小平主导的六四屠杀，都是统治者“有权用自己的方式统治”。那么今年５１岁的张召忠如果是反右、文革时代的教授，曾被批斗、被关牛棚、被拷打、被流放、被像张志新那样割了喉管，他还要不要说“统治者有权按自己的方式统治”了呢？

　　当然，以张召忠的思维方式和邪门劲头，他不仅不会成为被迫害者，而是会成为萨哈夫，成为中国的萨达姆的一部份，就像他今天在共产党垄断的中央电视台上用谎言欺骗观众、用误导毒害民众一样，利用在喉舌上当唾液的机会，来大规模传播谎言的“萨斯”病毒，谋杀大众。

　　哪个社会都可能有张召忠这类盼望萨达姆“烧油田、使用大众毁灭性武器”，有邪恶心理的人，这并不奇怪。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人怎么会被请到中央电视台，被捧成“首席军事评论家”？很多看了中央电视台战争报道和评论的人后来都惊呼上当受骗，海外有华人说“央视女主持人的昏庸令人震惊”。但人们最不应该忘记的是，中央电视台等中共的喉舌媒体从来都是这样报道新闻、评论事件的。今天人们忽然发现受骗，是因为在电脑和网络时代，中国人可以从别的渠道获得真实的信息，有机会做出比较，做出鉴别，而不是像今天的北朝鲜（当年的中国）一样，完全被封闭在火柴盒里，从头到脚被谎言浇灌。明白了这一层，就会明白为什么张召忠这种不学无术、心地邪恶的人，能当上高等学府的教授，能做中央电视台的首席军事评论员，因为那是一个谎言的制度，这种制度需要、而且必须依靠张召忠这般质量的零件，这样它才能运转。正如没有千百个萨哈夫，萨达姆就无法存在一样的道理。

　　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如果不请张召忠这样的人，电视台的党领导就不会满意；而电视台如果不按照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图解、歪曲国际事件，中央主管宣传的萨哈夫们就会免他们的职。而中国的新闻部长们不这样做，中南海的萨达姆不仅会免他的职务，而且可能还会要他的命，正如张专家所说，每个国家的总统都有权用自己的方式统治。

　　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仅批评张召忠也是欠公允的，因为他只是中国专制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整个中国的新闻结构是萨哈夫式的，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是萨达姆式的。就像萨达姆雕像被人民推倒之后萨哈夫就“ 消失”了一样，只有结束中南海的萨达姆式的统治制度，中央电视台的谎言评论、张召忠式的“伪教授、伪专家”才会消失；这种用大众媒体传播 “谎言萨斯病毒”的现象才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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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快递 : 广东最早ＳＡＲＳ报道背景，中共巧妙操控媒体为其所用

华夏快递 : 广东最早ＳＡＲＳ报道背景，中共巧妙操控媒体为其所用

　　　　　　　　　　　　　　和强

　　一、第一批报道出市的时间表与社会反应

　　感谢一些匿名的国内知情者透露，一些广东最早的ＳＡＲＳ新闻报道背景陆续公开，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先将早期广东省萨斯报道列一个时间表如下：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６日，第一个ＳＡＲＳ病例出现于广东河源市；

　　２００３年１月３日，河源市疾病防疫控制中心曾在当地的《河源报》上刊载申明，指出河源并没发生流行病毒，希望市民不要恐慌，不要乱服药。实际上，那种病菌在空气中都有的，天气变化、人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就可能会感染上这种病，服用抗生素没多大的作用，只要注意保暖和及时就医就无大碍。这些天河源遇上从来没有过的寒冷天气，可能正是这样才使一些人有了类似症状。

　　１月４－５日，广州《新快报》记者采访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院长吴一龙教授。吴一龙教授表示，非典型性肺炎根本不是什么大病，只要对症治疗，患者连住院都不用就可以痊愈。《新快报》的报道同时指出，在１月５日前后，河源市的恐慌并没有波及广州，因为广州市内药店的抗菌药销售量与往常并无异样。

　　２月８日，中午，一条消息却悄悄在人群中蔓延：广东发生致命流感，是以手机短信和口耳相授方式传播的。广东移动通讯？短信息流量数据统计：２月８日，４０００万条；９日，４１００万条；１０日４５００万条。市面上迅速出现对板兰根，白醋，口罩的抢购风。

　　２月１０日，广东省委宣传部允许使用官方审定通稿进行报道，各家报纸都开始报道，但只限于４００来字的官定通稿。南方都市报首次报道小试禁令，使用了两个版面。

　　２月１１日－１２日，１１日广东省卫生厅召开记者会，第一次通报病情，３０５人染疫，５人死亡。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也进行大版面的专题报道。白醋等抢购风这２天在媒体引导下渐渐平息。

　　１２日下午出现大米与食盐的抢购风。省委宣传部连下三道禁令，不许再继续报道。但当时在北京开会的广州市长林树森打电话回广州，要求市政府吸取前次教训，立即公开报道，正面回应谣言和抢购风。市政府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然后由市政府的一位领导直接与省委宣传部交涉，要求取消禁令。但省委宣传部不予理睬。于是广州市领导就找到刚刚从广州市委书记位置上离任当了省长的黄华华，黄同意媒体报道，并直接打电话给省委宣传部部长钟阳胜。

　　钟阳胜碍于省长脸面，只好表面答应，转而让直接主管媒体报道的新闻处处长张东明处理。张东明却敢顶着不办。广州市的一位领导数次打电话交涉，张东明均予拒绝，最后抬出了黄华华省长，张也不松口。气得那位领导在电话里大骂张东明，张东明实在顶不住压力，勉强松口，说广州日报可以报，但只能发简单的消息，而且只限于广州的情况，全省的不准说。同时要求广州日报把消息稿传给其他报，大家同时发。这时已经是１３日凌晨２点多。

　　２月１３日，在省委宣传部的压力下，仅广州市委控制下的广州日报独家对盐米的抢购进行平息报道。其他报社因时间关系，无法同时报道。广州日报头版被贴在许多商场门口。当天抢购风平息。

　　２月１４日，各报跟进报道第二波抢购

　　２月１５－１８日，各报开始对非典型肺炎报道进行所谓反思。社会上普遍认可非典型肺炎已经控制了。此后的新闻只是关于各种特效药方的零星报道。所有关于疫情的报道完全消失，直到３月２６日北京再次确认疫情。

　　３月２６日中共媒体沉默１个月多后，官方再次公开广东疫情，宣布有７９２个得病，３１人不治死亡。这是一个月以前向公开的死亡人数的六倍多。

　　二、两种新闻控制，同一目的，不同手段，无关新闻改革

　　对于这广东第一批的报道，有人以为这是广州新闻媒体自觉冲击中共的传统新闻管制，这其实完全是一种误解。这次冲突的本质是广州市政府官僚与省委宣传部官僚间的危机处理手段的不同所致。广东省委宣传部根据中共既定宣传纪律，认为应该完全彻底地掩盖重大疫情，而广州市委则认为在互联网，手机的讯息渠道冲击下，简单的封锁将会使中共失去对舆论的有效影响力，只有让官方控制的传媒主动出击，正面回应，才能夺回信息渠道控制权，从而更有利于控制资讯以有利官方的方式传导。这就是中共舆论导向理论的实践运用。正如做广告不能将整份媒体做成商品海报，那样根本没人看，等于放弃了广告，必须登一些吸引读者的文章，然后版面上插放广告，才有广告效果，这其实是很浅显的新闻与广告传播道理。

　　但是，两种新闻控制方式，在本质都决不是要要让民众享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事实上，正是第二种手段，更为有效的欺骗了中国民众乃至世界舆论。从２月１３日以后，在大量的媒体所谓正面报道下，民众都以为瘟疫真的被控制了，就连香港这样对中共知根知底的社会，都被中共的“开放报道“骗个结结实实，以为万事大吉了！

　　而中国的瘟疫，正是在此后传向世界各地的。２月２１日，当中国所有的媒体成功地将瘟疫从人民的印象上抹去后，一位广州中山医学院的染疫教授前往香港，入住香港京华国际酒店，将瘟役同时传染１个香港访客，３个新加坡游客，２个加拿大游客，自此三个国家地区仍至全世界深陷瘟疫。

　　而在这些瘟疫走进世界的过程中，在中国也丝毫没有减弱传染势头。即使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从２月９日到２８日，短短１９天中，从３０５例增到７９２例，广东省的病例增加到２６０％，而所有的官方媒体，即使在１１－１８日所谓的开放报道期间，也只是重复２日１１日官方唯一的疫情公告，对瘟疫的迅速增长不漏半点口风。中共对媒体的高效控制，由此可见一斑！

　　中宣部最为无耻也最为大胆的做法是，在４月初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将这第一批广东地方官操控的误导新闻作成报道文集，企图以此向海外媒体证明，中共从来没有控制媒体报道。

　　真实的新闻自由，是来自产权独立于政府的媒体，同时有独立的新闻法规保护，有独立的社会团体提供可信的资讯，而这些基本条件，中国完全不具备，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所有的新闻改革都将变味，都只能是增强官方对舆论的控制与欺骗。

　　这种有限度的控制报道，对舆论的误导，有时比不报道还要更恶毒。因为它通过半真半假的报道，完全控制了舆论，掩盖了实情。

　　三、ＳＡＲＳ病源扑朔迷离，世卫医生也成中共傀儡喉舌

　　在世界各国，ＳＡＲＳ的病源大多是清清楚楚地，比如前面提到新加坡，加拿大都可以准确地追溯到几个游客身上，只有在中国，至今５个多月了，真正的病源却搞不清，不要说象国外那样精确到一个酒店，哪怕是精确到一个地区都做不到。

　　在中国，省府辖地市政府，地市级下辖数个市县。而中共连现在病源是起于河源地区，还是佛山地区，都说不清楚！熟读中文媒体的，都看到最早的起源是广东河源地区，但是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通告与各国的英文媒体报道，却多次指向佛山。佛山在广州的西面，辖有佛山市，顺德市等２区２市，河源在广东东北面，辖有源城，连平等数县，２个地级市中间还隔着广州，惠州两个大城市，相距数百里，根本就没有接壤，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

　　世卫专家专程到广东就是查病源的，可是在广东呆了一个多星期，他们到底查到了什么？！他们虽然傻乎乎地被骗到佛山去，但恐怕连佛山与河源２个相距数百里的地区都没有区分清楚，看几张拼凑的医院简报，见到一个中共安排的所谓第一个病人，就匆匆飞回北京，开始宣传广东的治疗非常有效了。而实际上真正查找病源的任务根本在这几个白痴医生手上毫无进展！难怪上海市政府一边欺骗世界说一个外籍病人都没有，一边主动地，迫不及待要请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也去上海看看，帮助上海圆谎。

　　四、改进舆论控制，消除蒋大夫影响，中共巧推钟南山

　　纽约时报记者ＪＯＳＥＰＨ　ＫＡＨＮ　４月１３日发自中国广州的报导（标题为Ｃｈｉｎａ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ｅｃｒｅｃｙ　Ｉｓ　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文中提到：有一些征兆可以看出中国开始吸取这次的教训。北京，在延宕多时之后，上周终于允许世卫医生访问广州。世卫医生接触到了广州有关ＳＡＲＳ的医疗纪录，这些记录在这之前被列为国家机密。他们也拜访了医院，以测试广州统计疾病传播的可靠度。

　　其实自江泽民执政以来，外界这种对中共的善良但是错误的政治推测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但是无情的事实总是要给予这种善意以猛烈打击。

　　中共在ＳＡＲＳ病源地这一最基本问题上持续掩盖，在广交会等重大经济新闻上持续播报假新闻，证明了这个制度的本质，无论是宣传制度，医疗制度，统计制度，从来就没有本质的改进。

　　人们将会看到的，只是技巧更为高超的掩盖。比如当第一个中国军医蒋谚永大夫出来证实了卫生部长张文康撒谎后，中共立即也推出自已的御用医生，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假意将控制疫情改成有效抑制，结果就将海外媒体的注意力从蒋谚永转到钟南山身上，以为钟也是一个勇敢站出来说真话的专家，媒体纷纷打电话给钟，钟就可以借此机会，作出有利于中共的误导宣传了。其实如果大家去看２月１１日广东省的唯一一次记者会，正是这个钟南山代表官方欺骗全国人民，说这个瘟疫无足轻重，不必担心的。

　　中共这种控制舆论的技俩，对于熟悉中共政情的人，应是屡见不鲜的了。

　　五、中共大陆疫情被动跟随香港疫情数字

　　如果认真地看中共方面的疫情公告，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大陆的数字，永远是比香港高一点，因为香港是一个媒体较为自由的地区，无法控制疫情数字，所以大陆不得不随着香港的数字，而被迫公开增加一点点疫情数字，中共仍希望保住香港这只会下金蛋的鸡，不希望香港成为世界最大的疫区。可以说，如果没有香港自由媒体的带动，中共的官方数字，可能永远就停在２月１１月的３０５例上。

　　而即使有香港媒体的拱动，中共对大陆真实数字的掩盖，也是惊人的，因为香港毕竟只有６００万人口，跟着香港的数字，大陆疫情放在１３亿人的背景下，显得微不足道，仍可声称“有效抑制”。而中国目前的染疫实际人数，可能早已达到数万人，而一些医学专家预测，按照目前的速率，如果不加控制，全球疫情很可能发展到数亿人之巨，不仅中国人受害，洋人也跟着受害，而最大的受害群体，当然还是中国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