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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领导何家成的落马令我不胜唏嘘
(2014-10-15 06:24:34) 程会庸/文
10月11日下午，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何家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何家成是十八大后落马的第6位正部级官员。作为他曾经的直接下属，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不胜唏嘘。
我在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工作10多年，其中8年与家成先生在同一单位工作，差不多有4年时间是他的直接下属，有一年多时间担任他的主要助手。尽管在我不再是他的直接下属后即基本断绝了与他的直接联系，在我落难时并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帮助，但我对他一直抱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偶尔也在与北京熟人的聚会中得知一些他的公开活动信息，始终真诚祝福他在仕途上步步高升。在他年仅58岁、离副国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仅一步之遥的今天突然落马，我不能不感叹命运难测，造化弄人。
虽然中央尚未公布何家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事实，但显然中央做出这样的决定一定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与事实。我不会猜测他究竟犯了怎样的错误，不会为他的错误做任何辩解，当然也绝不会对曾经的老领导落井下石，只是作为一名老部下，谈点对体制内官员命运无常的感想，并透过一些具体的事实，让大家对中国官场文化有一个近距离的观察。
与一些不学无术的土豪官员相比，何家成成名极早，并在经济领域确有真才实学。何家成先生198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之后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后任该院比较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发展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期间还攻读中国科学院的在职经济学博士，并在1985年获“孙冶方经济学奖”。1986年进入中办工作，1987年－1989年，在中办下属副部级智囊机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任综合局副局长，时年仅31岁！1989年后这个智囊机构被撤销，当年同伴精英华生、冯仑、田源、张少杰等人或弃政从教，或下海经商。与一直在政坛极为低调的何家成先生相比，他这些过去的同事们现在大多已是国内家喻户晓的亦商亦文的成功人士。10多年前，冯仑先生好几次跟我开玩笑说：“我是你老板的入党介绍人呢。” 言下之意我也是他的下属或学生。
外界仅凭何家成先生的简历，均认定他是学者型官员，其实在认识他的所有人看来，他是真正天生的搞政治人才。他对拓展自身政坛发展舞台的用心，娴熟的政治斗争手腕，极端低调的行事作风和严于律已的精神，都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与一些飞扬跋扈的官员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我认识的所有同事和领导眼中，提到家成先生，都认为他是天生的政治人物。他自己也一直把政坛作为自己的发展舞台，即使曾经短暂担任过大型央企的领导，但那只不过是国家部门机构撤并中无奈的临时跳板。
何家成先生很早就表现出天生的政治才干。他出生于一个普通医生家庭，刚进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团委书记的选举，他就通过自己的游说，成功拉下官方指定的候选人，让自己顺利当选。考取中科院研究生后，依靠他的聪明、勤奋和出色的政治才干，很快崭露头角，一毕业即跻身社科院经研所中层干部。1984年9月，一批当年知名青年经济学者、如今个个如雷贯耳的人物张维迎、田源、华生、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等，在莫干山召开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华生、何家成等人提出的价格双轨制论受到与会多数人赞成，随后得到中央肯定和采纳，进而启动了中国市场化改革。后来这批人中的绝大多数调入中办政改研究室工作，成为中央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智囊，也奠定了这批人一生的事业基础。
中办政改研究室撤销之后，许多人被打入另册，仕途受到严重影响。由于家成先生深谙体制内生存之道，又有出色的才干，在政坛上的发展似乎并没有受到1989年政治事件的多大影响，从国家物资部、国内贸易部到国家贸易局，家成同志始终得到几任主要领导的充分信任，作为部里第一笔杆的地位始终无人憾动，几乎所有重要文件均由其牵头组织起草，且每次都是他亲力亲为，并于1992年升为正厅局级。
对何家成仕途最大的影响，在于800多人的国家物资部与600多人商业部合并为国内贸易部，剩下只有区区300人的机关编制，很快国内贸易部又撤销，变为只有70人编制的国家内贸局！在机关大撤并过程中，僧多粥少，人心惶惶，何家成先生挣扎在这个十分狭小、日薄西山的舞台中，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继续在政坛上发展的努力，1996年争取到了上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一年的机会，1998年被中央任命为国内贸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虽然级别仍是正厅局级，但已经成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干部。2000年国家内贸局撤销并入商务部，何家成被任命为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时年44岁，虽然级别升为副部级，但实际上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闲职，专为安置那些被销并的部委副部级领导干部设立。在这个闲职上何家成呆了差不多10年，主要就是读书、访领导、写文章，直至2009年9月任命为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10年冷板凳，终于修成正果。2013年3月，中央宣布何家成为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主持日常行政管理工作，级别为正部级。
许多普通网友不清楚一所学校的副校长为何是正部级，其实国家行政学院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而是专门培训副省、部级以上领导及其候备干部的学校，级别相当于副国级，正职领导由副总理或国务委员担任。比国家行政学院级别更高的是中央党校，校长通常由常委担任。另外，军队系统也有一所国防大学和军事科学院，级别也很高，都是大军区级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与社科院、中央政策研究室是高层重大决策在体制内的主要智囊。担任党、政、军这三所最高学府常务工作的领导，因为有机会经常接触党和国家的核心决策领导层，又能结识各地方、各部门大员，通常会有很好的晋升机会。
家成先生政治上的精明和小心，一是行事低调，二是尽量不树政敌，三是尽量不接触、不得罪任何无关的部属，四是注意与过去的下属和利益无关者完全切割，五是特别注重按程序办事，六是法律风险意识极强。以几个具体实例来说明他的为人作风。
家成先生对外极为低调，比如他总是穿着没有任何商标的衣服，即使在正式公开场合也喜欢穿着一双普通布鞋，绝不抽价格高得离谱的香烟，办公室和家里没有任何值钱的摆设，但在能影响领导决策和对自己的仕途发展可能会有帮助的机会时，总是非常积极地去争取一切可能的表现机会，有时甚至不经意地表现出咄咄逼人的霸道。比如，若领导事先让其他人起草了一份重要文件，然后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总是在认真审阅过他人起草的文件草稿后，提出一大堆意见，把他人起草的文件草稿说得一无是处、一钱不值。然后他会答应领导在最快时间内拿出一份新的文件草稿，对他人起草的东西完全弃之不用。
家成先生深知体制内的干部，尤其是那些与他平级的干部人人都有一定的能量，所以在任何公开场合，他从来不得罪任何人。相反，他会牺牲自己的得力助手，来赢得那些被他得罪的竞争者的谅解和信任。比如他任国内贸易部政体司司长时，有位副司长是当时一位国务院领导的夫人，因为经常找不到家成汇报工作，所以非常生气。真实的原因是家成先生通常晚上工作很晚，一般早上11点后才上班。矛盾公开后，家成先生就把责任推到那位亲信助手的身上，说是他谎报行踪，没有沟通好。这位副司长明知道家成没说真话，就不依不饶穷追到底，结果这位助手被迫说了家成一般上午11点后才来上班的真话。家成听了非常气愤，从此对这位助手不再使用，使这位复旦大学新闻专业的高材生、一位非常厚道的年轻人，也是我的好朋友，大约有两三年时间无所事事，入党、提拔、住房、分流安置等问题都受到影响。
家成先生的低调和精明，不但表现在穿着和待人上，在廉洁问题上也非常小心。现在宋丹丹的老公赵玉吉先生曾经是他的下属，赵先生原是首钢集团最年轻的总经理，也是大有来头的人物，与周冠五关系闹僵后，临时屈就于何家成手下，但两人级别均为正厅局级，赵先生曾经作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人选，中组部来部里进行考察，玉吉人长得特别帅，特别有女人缘，为人也比较高调、讲排场，考察中有不少的告状者，但最后都查无实据，只一样把他的副部升迁梦打碎了，那就是违纪多分了一套住房。家成先生有次拿这个事开玩笑地对我说，铺张浪费、泡妞是不是问题，当然是问题，但没有证据就上不了台面，但任何违纪的小事，像分房这类的问题，把柄一抓一个准，任何辩解都没用，你要从中吸取教训。
10多年前，我在他管理的一家下属单位先后担任常务副总和总经理，董事长是一位副局级干部，此人可算官二代出身，初中文化，不学无术，但跟当时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交情甚好，当时我单位正建设一个大型工程，我强调所有采购和工程项目必须严格公开招标、货比三家，但董事长私下指定供应商和承包商，并且狂妄地跟我说，我为何到这个破单位任董事长，还不是有这个大工程可以照顾一下各方面的朋友。我将这个情况向家成先生汇报后，他表示支持我的公开招标，但让我处理好与这位董事长的关系，不要给他添麻烦。这位董事长先以帮助我仕途升迁为诱饵，见我无动于衷后又跟我公开决裂、当众给我脸色看。我求助家成先生，请求他主持公道，他说你必须跟自己的直接领导搞好关系，不要老给我找麻烦，最终我只好被迫违心地做出了一些让步，让这位董事长介绍的朋友捞了一笔好处。
此后不久，我调任一家规模更大的央企驻上海的副局级单位担任一把手。当时正是国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折关头，一批原先靠倒卖计划指标过日子的国有企业迅速陷入困境。我到任后，为救活这家企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是上任开始清退干部多占住房问题，得罪了大批干部，结果无数匿名信飞向北京中纪委和部纪检组。家成先生对此十分愤怒，专门把我招到办公室严厉批评。我至今记得他批评我的一段话：你要讲究工作方法，不要得罪人太多。你就是赚10个亿、100个亿，每一分钱都是国家的；但是，中纪委和部纪检组收到的每一封告状信，都让你和我政治上失分，政治上不但你自己被动，而且因为大家都知道是我重用了你，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的声誉。客观地讲，他的话完全是为我好，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的告诫是十分中肯的。这足以说明他不是一个书呆子，而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有大局观，且深谙妥协的艺术。
2000年秋，我被人通过《解放日报》内参举报涉嫌多项重大犯罪，上海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主要领导严厉批示查处。经历了漫长的初查之后，2001年6月4日我被上海市检察院羁押，在经历了司法机关差不多三年的审查之后获释，虽然司法机关为了自身面子给我强行安了一个贪污5000元的免于刑事处分（从单位小金库里面给领导班子发了5万元奖金，最低5000元，最高1.5万元，我自己主动拿了最低的5000元），但党组织按实际情况没有给予我任何党纪处分。出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找工作。此时，家成先生已经不是我原先单位的主管领导，已经调任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原单位领导对我说：你是被共产党的司法机关收审了3年，不是国民党关了你3年，政治上我们已经非常被动，安排工作得慢慢来。反反复复去求助于原单位领导，拖了半年多，受尽原上级单位一帮领导、同事们的白眼之后，我终于明白原上级单位不可能再为我提供任何帮助——除了我已经成为他们政治上的包袱，还因为单位业务萎缩，人事矛盾尖锐。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请一位同事帮我向家成先生求助，半个月后家成先生回复，请我写封信给原先那位我得罪过的董事长，说是他那里有副总职位可安排。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没有尊严可言，我明知道这是一个屈辱的选择，希望十分渺茫，但我还是按照家成先生的要求，分别给他和那位我得罪过的董事长写了求职信。自然，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一个月后，我不再对原先的上级单位和上级领导抱任何幻想，痛下决心，在网上挂出了自己的求职简历，很快找了一份工作，从此开始了真正完全靠市场吃饭的职业经理人打拼。
家成先生特别注意遵守组织程序和避免法律风险。我在他身边工作期间，任何涉及人财物的处置事项，都要开会集体研究，并形成书面的会议决议。当然，对于重大决策，家成先生都会跟可信赖的班子成员事先打好招呼，领导班子开会时，都是他主导会议进程，求同存异，避免争议，最主要的是会议纪要未必完全反映会议讨论的结果，最终印发的文件都由他反复审改、仔细酌定。重大合同，都由律师认真把关。在严格按程序办事方面，家成先生绝对做到了表面上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而实质性、关键性的决策都在会前做好了部署，会议讨论只是完成走程序的形式。
家成先生对任何人没有官架子，对上级领导他按照在中办养成的习惯直呼其名、以同志称呼，对下属他直接叫名字；他的生活圈子只对极少数我们这些他信赖的人有限开放，对领导和非身边亲信下属则完全保密。他身边的亲信和朋友，从来不超过5、6个人。对这些身边人以及那些政治上有求于人的对象，家成先生非常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用他的话说，就是找准每个人的需求，然后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一旦这些人与他的工作和仕途不再发生关系，则完全断绝与他们的往来。这与一般讲感情的官员也很不相同。
依我多年来近距离对家成先生的观察，他绝对不是一个贪财的人，为了追求政治前途他已经超脱了对物质的追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一直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相反他是一个私底下非常风趣、很懂生活情趣的人，不排除他身边有几个长期支持他事业发展的、十分低调的商界朋友。这些早在十几年前至少就是十几亿身家的神秘商人，主要从事海外期货、证券、股权投资和房地产业务，一向十分低调，且精明过人，向来严格依法经营，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甚至不能百度出任何与他们姓名相关的信息，可见这些人是多么低调而神秘。家成先生出事，很可能与这几个神秘商人无意中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有关，也可能受到了查处江苏官场腐败案的牵连，两种情况都不能排除，且后一种可能性更大。至于媒体根据他的简历，推测他在任职国有企业领导和监事会主席期间出了问题，或者是涉及国家行政学院的腐败，则完全是局外人按照习惯性思维所做的没有根据的揣测。
家成先生出事也不是政治上出了什么问题。他在离开中办之后，一改当年意气风发、激扬文字的求真态度，虽然他一如既往地对中国经济问题洞若观火，非常清楚现行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但政治立场转向传统和保守。像所有体制内的官员一样，他的公开讲话都与党内主流意见保持了高度一致，比如他在与我们私下闲聊中可以坦率地指出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离开政府的特殊保护是死路一条，但在公开讲话中则坚持宣称国有企业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只要抓好企业党建工作，选好企业一把手，就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他从来不提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相反，对毛泽东那套政治斗争哲学津津乐道。他曾经以非常严肃的口吻教导我领会毛泽东思想的一些精髓，比如“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要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他认真学习了一些马列著作，并写了一些长篇文章，试图从马列原著中找到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方法。因为他出色的才华，这类文章看上去非常华丽，但在我看来这样的官样文章只是迎合党内保守的主流价值观，做一种政治上的表态，没有多少实际的指导意义。
家成先生没有什么强硬的政治后台，但以他的精明能干，一向深得领导的喜欢，据我所知，他与李克强、王岐山两位高层领导的私交，就至少在10年以上。当然，这种私交完全建立在正常的工作之上，没有任何的物质利益交换。以我10多年官场工作的经验，与一般百姓理解的官官相护不同，高层领导对待犯有严重违法违纪错误的私交，一旦证据比较确凿，不但不会袒护，而且会主动切割，秉公处理，特别是一旦纪委立案调查或司法机关立案侦查，通常都会按既定程序一条龙办到底，办案机关会让受审查对象在政治上绝无翻身机会。这也是我当初被人通过《解放日报》内参举报后，因为有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要求严厉查处的批示，上海人民检察院立案抓人后，明知错抓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把我关着不放，最后在全国人大严令限制清理超期羁押问题后，给我胡乱安了一个贪污5000元的罪名——一个掌管几十亿资产的央企领导、以涉嫌8项重罪侦查了三年，最后认定贪污了5000元，然后给予免于刑事处分，虽然是不符合法理、人情的笑话，但法律上就不能追究任何人制造冤假错案的责任了。相反，普通民众如果被司法机关错抓，因为后遗症较少，在证据不足时或真相大白后更容易获释。
我写作此文，是感叹现行体制下官场险恶，无论一个人多么能干，多么小心翼翼，因为有太多的诱惑和陷阱，可能一不小心就身败名裂，不得善终。正如家成先生一直千方百计地希望留在官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也确实在职务上一度超越了他同时期的精英伙伴如华生、冯仑、田源等，我相信他精神上一定得到了事业成功的极大满足，但他在公开场合那样小心翼翼地隐藏真我的生活，未必就是所有人的追求，如今突然落马，则更是无情地宣布了其政治生命的完结。客观地讲，因为家成先生选择了一条错误的人生道路，其一生事业上的成就和最终结局，现在肯定是无法与当年那些断然决然选择远离官场，而立志做一名学者和商人的华生、冯仑、田源相提并论了。
我相信，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何家成先生这样的悲剧。因此，何先生的悲剧，注定也是所有体制内平民出身的能干官员的悲剧——越是能干、权力就可能越大，诱惑也越多，因为没有强大政治后台，一不小心就可能身败名裂，所谓荣华富贵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做生意，或者跟我一样靠打工养家糊口，老婆孩子热炕头，活出真我，过得踏实。
附：何家成简历
1956年5月生，江苏南京人
1978年－1981年 在南京大学经济系读经济学学士学位。
1981年－1984年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4年－1986年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读在职经济学博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比较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发展经济学研究室主任，1986年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当选全国青联委员。
1986年－198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经济组工作。
1987年－1989年 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综合局副局长，1987年当选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1990年－1992年 国家物资部办公厅副主任兼部长办主任、中国物资经济研究所所长（正司级），（1992年－1993年江苏无锡市副市长），1991年当选中国物资流通学会常务副会长，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当选全国青联常委。
1993年－1995年 国家国内贸易部政策体制法规司司长，1994年当选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副会长。
1995年－1998年 中国华星集团董事长、总裁兼党委书记，（1996年9月－1997年7月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1997年当选中国物流协会副会长。
1998年－2000年 国家国内贸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1999年9月－2000年1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学习）。
2000年－2009年 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曾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主席，2000年起先后当选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国同学会会长、中国信息基础结构与经济发展中心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
2009.09—2013.03 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2013.03— 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委员、常务副院长（正部长级），主持学院常务工作。
中共十七大代表。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410490102v55j.html
(2014-10-15 06:24:34) 程会庸/文
10月11日下午，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何家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何家成是十八大后落马的第6位正部级官员。作为他曾经的直接下属，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不胜唏嘘。
我在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工作10多年，其中8年与家成先生在同一单位工作，差不多有4年时间是他的直接下属，有一年多时间担任他的主要助手。尽管在我不再是他的直接下属后即基本断绝了与他的直接联系，在我落难时并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帮助，但我对他一直抱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偶尔也在与北京熟人的聚会中得知一些他的公开活动信息，始终真诚祝福他在仕途上步步高升。在他年仅58岁、离副国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仅一步之遥的今天突然落马，我不能不感叹命运难测，造化弄人。
虽然中央尚未公布何家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事实，但显然中央做出这样的决定一定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与事实。我不会猜测他究竟犯了怎样的错误，不会为他的错误做任何辩解，当然也绝不会对曾经的老领导落井下石，只是作为一名老部下，谈点对体制内官员命运无常的感想，并透过一些具体的事实，让大家对中国官场文化有一个近距离的观察。
与一些不学无术的土豪官员相比，何家成成名极早，并在经济领域确有真才实学。何家成先生198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之后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后任该院比较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发展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期间还攻读中国科学院的在职经济学博士，并在1985年获“孙冶方经济学奖”。1986年进入中办工作，1987年－1989年，在中办下属副部级智囊机构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任综合局副局长，时年仅31岁！1989年后这个智囊机构被撤销，当年同伴精英华生、冯仑、田源、张少杰等人或弃政从教，或下海经商。与一直在政坛极为低调的何家成先生相比，他这些过去的同事们现在大多已是国内家喻户晓的亦商亦文的成功人士。10多年前，冯仑先生好几次跟我开玩笑说：“我是你老板的入党介绍人呢。” 言下之意我也是他的下属或学生。
外界仅凭何家成先生的简历，均认定他是学者型官员，其实在认识他的所有人看来，他是真正天生的搞政治人才。他对拓展自身政坛发展舞台的用心，娴熟的政治斗争手腕，极端低调的行事作风和严于律已的精神，都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与一些飞扬跋扈的官员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我认识的所有同事和领导眼中，提到家成先生，都认为他是天生的政治人物。他自己也一直把政坛作为自己的发展舞台，即使曾经短暂担任过大型央企的领导，但那只不过是国家部门机构撤并中无奈的临时跳板。
何家成先生很早就表现出天生的政治才干。他出生于一个普通医生家庭，刚进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团委书记的选举，他就通过自己的游说，成功拉下官方指定的候选人，让自己顺利当选。考取中科院研究生后，依靠他的聪明、勤奋和出色的政治才干，很快崭露头角，一毕业即跻身社科院经研所中层干部。1984年9月，一批当年知名青年经济学者、如今个个如雷贯耳的人物张维迎、田源、华生、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等，在莫干山召开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华生、何家成等人提出的价格双轨制论受到与会多数人赞成，随后得到中央肯定和采纳，进而启动了中国市场化改革。后来这批人中的绝大多数调入中办政改研究室工作，成为中央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智囊，也奠定了这批人一生的事业基础。
中办政改研究室撤销之后，许多人被打入另册，仕途受到严重影响。由于家成先生深谙体制内生存之道，又有出色的才干，在政坛上的发展似乎并没有受到1989年政治事件的多大影响，从国家物资部、国内贸易部到国家贸易局，家成同志始终得到几任主要领导的充分信任，作为部里第一笔杆的地位始终无人憾动，几乎所有重要文件均由其牵头组织起草，且每次都是他亲力亲为，并于1992年升为正厅局级。
对何家成仕途最大的影响，在于800多人的国家物资部与600多人商业部合并为国内贸易部，剩下只有区区300人的机关编制，很快国内贸易部又撤销，变为只有70人编制的国家内贸局！在机关大撤并过程中，僧多粥少，人心惶惶，何家成先生挣扎在这个十分狭小、日薄西山的舞台中，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继续在政坛上发展的努力，1996年争取到了上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一年的机会，1998年被中央任命为国内贸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虽然级别仍是正厅局级，但已经成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干部。2000年国家内贸局撤销并入商务部，何家成被任命为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时年44岁，虽然级别升为副部级，但实际上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闲职，专为安置那些被销并的部委副部级领导干部设立。在这个闲职上何家成呆了差不多10年，主要就是读书、访领导、写文章，直至2009年9月任命为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10年冷板凳，终于修成正果。2013年3月，中央宣布何家成为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主持日常行政管理工作，级别为正部级。
许多普通网友不清楚一所学校的副校长为何是正部级，其实国家行政学院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而是专门培训副省、部级以上领导及其候备干部的学校，级别相当于副国级，正职领导由副总理或国务委员担任。比国家行政学院级别更高的是中央党校，校长通常由常委担任。另外，军队系统也有一所国防大学和军事科学院，级别也很高，都是大军区级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与社科院、中央政策研究室是高层重大决策在体制内的主要智囊。担任党、政、军这三所最高学府常务工作的领导，因为有机会经常接触党和国家的核心决策领导层，又能结识各地方、各部门大员，通常会有很好的晋升机会。
家成先生政治上的精明和小心，一是行事低调，二是尽量不树政敌，三是尽量不接触、不得罪任何无关的部属，四是注意与过去的下属和利益无关者完全切割，五是特别注重按程序办事，六是法律风险意识极强。以几个具体实例来说明他的为人作风。
家成先生对外极为低调，比如他总是穿着没有任何商标的衣服，即使在正式公开场合也喜欢穿着一双普通布鞋，绝不抽价格高得离谱的香烟，办公室和家里没有任何值钱的摆设，但在能影响领导决策和对自己的仕途发展可能会有帮助的机会时，总是非常积极地去争取一切可能的表现机会，有时甚至不经意地表现出咄咄逼人的霸道。比如，若领导事先让其他人起草了一份重要文件，然后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总是在认真审阅过他人起草的文件草稿后，提出一大堆意见，把他人起草的文件草稿说得一无是处、一钱不值。然后他会答应领导在最快时间内拿出一份新的文件草稿，对他人起草的东西完全弃之不用。
家成先生深知体制内的干部，尤其是那些与他平级的干部人人都有一定的能量，所以在任何公开场合，他从来不得罪任何人。相反，他会牺牲自己的得力助手，来赢得那些被他得罪的竞争者的谅解和信任。比如他任国内贸易部政体司司长时，有位副司长是当时一位国务院领导的夫人，因为经常找不到家成汇报工作，所以非常生气。真实的原因是家成先生通常晚上工作很晚，一般早上11点后才上班。矛盾公开后，家成先生就把责任推到那位亲信助手的身上，说是他谎报行踪，没有沟通好。这位副司长明知道家成没说真话，就不依不饶穷追到底，结果这位助手被迫说了家成一般上午11点后才来上班的真话。家成听了非常气愤，从此对这位助手不再使用，使这位复旦大学新闻专业的高材生、一位非常厚道的年轻人，也是我的好朋友，大约有两三年时间无所事事，入党、提拔、住房、分流安置等问题都受到影响。
家成先生的低调和精明，不但表现在穿着和待人上，在廉洁问题上也非常小心。现在宋丹丹的老公赵玉吉先生曾经是他的下属，赵先生原是首钢集团最年轻的总经理，也是大有来头的人物，与周冠五关系闹僵后，临时屈就于何家成手下，但两人级别均为正厅局级，赵先生曾经作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人选，中组部来部里进行考察，玉吉人长得特别帅，特别有女人缘，为人也比较高调、讲排场，考察中有不少的告状者，但最后都查无实据，只一样把他的副部升迁梦打碎了，那就是违纪多分了一套住房。家成先生有次拿这个事开玩笑地对我说，铺张浪费、泡妞是不是问题，当然是问题，但没有证据就上不了台面，但任何违纪的小事，像分房这类的问题，把柄一抓一个准，任何辩解都没用，你要从中吸取教训。
10多年前，我在他管理的一家下属单位先后担任常务副总和总经理，董事长是一位副局级干部，此人可算官二代出身，初中文化，不学无术，但跟当时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交情甚好，当时我单位正建设一个大型工程，我强调所有采购和工程项目必须严格公开招标、货比三家，但董事长私下指定供应商和承包商，并且狂妄地跟我说，我为何到这个破单位任董事长，还不是有这个大工程可以照顾一下各方面的朋友。我将这个情况向家成先生汇报后，他表示支持我的公开招标，但让我处理好与这位董事长的关系，不要给他添麻烦。这位董事长先以帮助我仕途升迁为诱饵，见我无动于衷后又跟我公开决裂、当众给我脸色看。我求助家成先生，请求他主持公道，他说你必须跟自己的直接领导搞好关系，不要老给我找麻烦，最终我只好被迫违心地做出了一些让步，让这位董事长介绍的朋友捞了一笔好处。
此后不久，我调任一家规模更大的央企驻上海的副局级单位担任一把手。当时正是国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折关头，一批原先靠倒卖计划指标过日子的国有企业迅速陷入困境。我到任后，为救活这家企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尤其是上任开始清退干部多占住房问题，得罪了大批干部，结果无数匿名信飞向北京中纪委和部纪检组。家成先生对此十分愤怒，专门把我招到办公室严厉批评。我至今记得他批评我的一段话：你要讲究工作方法，不要得罪人太多。你就是赚10个亿、100个亿，每一分钱都是国家的；但是，中纪委和部纪检组收到的每一封告状信，都让你和我政治上失分，政治上不但你自己被动，而且因为大家都知道是我重用了你，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的声誉。客观地讲，他的话完全是为我好，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的告诫是十分中肯的。这足以说明他不是一个书呆子，而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有大局观，且深谙妥协的艺术。
2000年秋，我被人通过《解放日报》内参举报涉嫌多项重大犯罪，上海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主要领导严厉批示查处。经历了漫长的初查之后，2001年6月4日我被上海市检察院羁押，在经历了司法机关差不多三年的审查之后获释，虽然司法机关为了自身面子给我强行安了一个贪污5000元的免于刑事处分（从单位小金库里面给领导班子发了5万元奖金，最低5000元，最高1.5万元，我自己主动拿了最低的5000元），但党组织按实际情况没有给予我任何党纪处分。出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找工作。此时，家成先生已经不是我原先单位的主管领导，已经调任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原单位领导对我说：你是被共产党的司法机关收审了3年，不是国民党关了你3年，政治上我们已经非常被动，安排工作得慢慢来。反反复复去求助于原单位领导，拖了半年多，受尽原上级单位一帮领导、同事们的白眼之后，我终于明白原上级单位不可能再为我提供任何帮助——除了我已经成为他们政治上的包袱，还因为单位业务萎缩，人事矛盾尖锐。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请一位同事帮我向家成先生求助，半个月后家成先生回复，请我写封信给原先那位我得罪过的董事长，说是他那里有副总职位可安排。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没有尊严可言，我明知道这是一个屈辱的选择，希望十分渺茫，但我还是按照家成先生的要求，分别给他和那位我得罪过的董事长写了求职信。自然，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一个月后，我不再对原先的上级单位和上级领导抱任何幻想，痛下决心，在网上挂出了自己的求职简历，很快找了一份工作，从此开始了真正完全靠市场吃饭的职业经理人打拼。
家成先生特别注意遵守组织程序和避免法律风险。我在他身边工作期间，任何涉及人财物的处置事项，都要开会集体研究，并形成书面的会议决议。当然，对于重大决策，家成先生都会跟可信赖的班子成员事先打好招呼，领导班子开会时，都是他主导会议进程，求同存异，避免争议，最主要的是会议纪要未必完全反映会议讨论的结果，最终印发的文件都由他反复审改、仔细酌定。重大合同，都由律师认真把关。在严格按程序办事方面，家成先生绝对做到了表面上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而实质性、关键性的决策都在会前做好了部署，会议讨论只是完成走程序的形式。
家成先生对任何人没有官架子，对上级领导他按照在中办养成的习惯直呼其名、以同志称呼，对下属他直接叫名字；他的生活圈子只对极少数我们这些他信赖的人有限开放，对领导和非身边亲信下属则完全保密。他身边的亲信和朋友，从来不超过5、6个人。对这些身边人以及那些政治上有求于人的对象，家成先生非常关心他们的切身利益，用他的话说，就是找准每个人的需求，然后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一旦这些人与他的工作和仕途不再发生关系，则完全断绝与他们的往来。这与一般讲感情的官员也很不相同。
依我多年来近距离对家成先生的观察，他绝对不是一个贪财的人，为了追求政治前途他已经超脱了对物质的追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一直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相反他是一个私底下非常风趣、很懂生活情趣的人，不排除他身边有几个长期支持他事业发展的、十分低调的商界朋友。这些早在十几年前至少就是十几亿身家的神秘商人，主要从事海外期货、证券、股权投资和房地产业务，一向十分低调，且精明过人，向来严格依法经营，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甚至不能百度出任何与他们姓名相关的信息，可见这些人是多么低调而神秘。家成先生出事，很可能与这几个神秘商人无意中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有关，也可能受到了查处江苏官场腐败案的牵连，两种情况都不能排除，且后一种可能性更大。至于媒体根据他的简历，推测他在任职国有企业领导和监事会主席期间出了问题，或者是涉及国家行政学院的腐败，则完全是局外人按照习惯性思维所做的没有根据的揣测。
家成先生出事也不是政治上出了什么问题。他在离开中办之后，一改当年意气风发、激扬文字的求真态度，虽然他一如既往地对中国经济问题洞若观火，非常清楚现行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但政治立场转向传统和保守。像所有体制内的官员一样，他的公开讲话都与党内主流意见保持了高度一致，比如他在与我们私下闲聊中可以坦率地指出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离开政府的特殊保护是死路一条，但在公开讲话中则坚持宣称国有企业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只要抓好企业党建工作，选好企业一把手，就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他从来不提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相反，对毛泽东那套政治斗争哲学津津乐道。他曾经以非常严肃的口吻教导我领会毛泽东思想的一些精髓，比如“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要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他认真学习了一些马列著作，并写了一些长篇文章，试图从马列原著中找到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方法。因为他出色的才华，这类文章看上去非常华丽，但在我看来这样的官样文章只是迎合党内保守的主流价值观，做一种政治上的表态，没有多少实际的指导意义。
家成先生没有什么强硬的政治后台，但以他的精明能干，一向深得领导的喜欢，据我所知，他与李克强、王岐山两位高层领导的私交，就至少在10年以上。当然，这种私交完全建立在正常的工作之上，没有任何的物质利益交换。以我10多年官场工作的经验，与一般百姓理解的官官相护不同，高层领导对待犯有严重违法违纪错误的私交，一旦证据比较确凿，不但不会袒护，而且会主动切割，秉公处理，特别是一旦纪委立案调查或司法机关立案侦查，通常都会按既定程序一条龙办到底，办案机关会让受审查对象在政治上绝无翻身机会。这也是我当初被人通过《解放日报》内参举报后，因为有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要求严厉查处的批示，上海人民检察院立案抓人后，明知错抓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把我关着不放，最后在全国人大严令限制清理超期羁押问题后，给我胡乱安了一个贪污5000元的罪名——一个掌管几十亿资产的央企领导、以涉嫌8项重罪侦查了三年，最后认定贪污了5000元，然后给予免于刑事处分，虽然是不符合法理、人情的笑话，但法律上就不能追究任何人制造冤假错案的责任了。相反，普通民众如果被司法机关错抓，因为后遗症较少，在证据不足时或真相大白后更容易获释。
我写作此文，是感叹现行体制下官场险恶，无论一个人多么能干，多么小心翼翼，因为有太多的诱惑和陷阱，可能一不小心就身败名裂，不得善终。正如家成先生一直千方百计地希望留在官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也确实在职务上一度超越了他同时期的精英伙伴如华生、冯仑、田源等，我相信他精神上一定得到了事业成功的极大满足，但他在公开场合那样小心翼翼地隐藏真我的生活，未必就是所有人的追求，如今突然落马，则更是无情地宣布了其政治生命的完结。客观地讲，因为家成先生选择了一条错误的人生道路，其一生事业上的成就和最终结局，现在肯定是无法与当年那些断然决然选择远离官场，而立志做一名学者和商人的华生、冯仑、田源相提并论了。
我相信，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何家成先生这样的悲剧。因此，何先生的悲剧，注定也是所有体制内平民出身的能干官员的悲剧——越是能干、权力就可能越大，诱惑也越多，因为没有强大政治后台，一不小心就可能身败名裂，所谓荣华富贵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做生意，或者跟我一样靠打工养家糊口，老婆孩子热炕头，活出真我，过得踏实。
附：何家成简历
1956年5月生，江苏南京人
1978年－1981年 在南京大学经济系读经济学学士学位。
1981年－1984年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4年－1986年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读在职经济学博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比较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发展经济学研究室主任，1986年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当选全国青联委员。
1986年－198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经济组工作。
1987年－1989年 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综合局副局长，1987年当选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1990年－1992年 国家物资部办公厅副主任兼部长办主任、中国物资经济研究所所长（正司级），（1992年－1993年江苏无锡市副市长），1991年当选中国物资流通学会常务副会长，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当选全国青联常委。
1993年－1995年 国家国内贸易部政策体制法规司司长，1994年当选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副会长。
1995年－1998年 中国华星集团董事长、总裁兼党委书记，（1996年9月－1997年7月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1997年当选中国物流协会副会长。
1998年－2000年 国家国内贸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1999年9月－2000年1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学习）。
2000年－2009年 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曾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主席，2000年起先后当选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国同学会会长、中国信息基础结构与经济发展中心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
2009.09—2013.03 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2013.03— 国家行政学院党委委员、常务副院长（正部长级），主持学院常务工作。
中共十七大代表。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410490102v55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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