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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我的中国心》，凤凰卫视出版中心 编著，重庆出版社出版
紫荆绽放之初战
1979年，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就新界“地契租约”问题正式拜会邓小平。这是首位正式拜访我国中央政府的在任港督。一石激起千层浪，中英两国的香港之争由此拉开帷幕。
周南：当时小平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最后做了这样的决策：香港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不只是新界的租期到了要收回，不能续租，而且过去两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及《北京条约》)所谓永久割让的九龙、香港(岛)，也要同时收回。
在得到邓小平的直接授意后，一个集合了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人员的五人小组秘密抵达香港，在香港各界展开调研，为解决香港问题做前期准备。鲁平就是这个五人小组的组长。为了保密起见，他当时的对外身份是外交部西欧司的顾问，香港媒体则称他为“神秘人物”。
鲁平：什么样的人都找，我们自己单位的，包括什么招商局的、中国银行的等等，还有香港商界、教育界等社会各界人士，我们都找他们谈，了解它的政治体制问题、法律问题、社会福利问题，还有国际问题怎么处理、它有哪些外交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为什么能成为自由港、公务员问题、语言的问题等各方面的问题。
一年的调研之后，五人小组获得了很详细的资料。国务院港澳办将这些资料整理成报告，上报中央。这份报告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方针，后来被称为“十二条”。
但英国人却丝毫不将“十二条”放在眼里。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在与邓小平的会晤中，刚刚取得马岛战争胜利的她高调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 完全无视中方提出的“十二条”方案。
鲁平：她气势汹汹。那时候她气很粗，因为刚在阿根廷群岛上打了一个胜仗，所以她是气壮如牛地跑来，所以她叫“铁娘子”。
周南：除了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之外，她还讲，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有英国继续统治才能够得到保证，不能单方面地由我们把条约废除。而且她讲了一句分量比较重的、带有威胁性的话，说如果我们宣布要收回香港，那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鲁平：但是小平同志一下子就把她顶回去了。他说，我告诉你，香港，包括九龙、新界，主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三个不平等条约，主权一直属于我们中国，这很明确，没有讨论的余地。
谈判一直在剑拔弩张中进行。撒切尔夫人的盛气凌人激怒了邓小平，在场的周南和鲁平都感受到了他的怒气。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后来曾报道：邓小平对一位助手低声抱怨：“我简直没法跟这个女人谈，她根本不讲道理。”
邓小平的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
鲁平：小平同志说，时间不能再等了。他原来说一年里我们要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说长一点，两年里我们双方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共同解决了，不能再拖。如果这期间香港发生了大的波动，或者我们双方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达不成协议的话，那就要另外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周南：这话讲得很文明，但分量十分重。重新考虑时间，就是不等到1997年了，方式也就不是和平谈判了。点到这个，她听懂了，很紧张。
鲁平：那时候撒切尔听了这句话，脸一下子就青了，所以后来离开大会堂下台阶的时候，摔了一跤。那时候小平同志就是很坚持把她驳回去了。
第一番交手，双方各不相让，邓小平立场坚定，而素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也并不愿意就此退让。领导人的对峙也带来了团队的僵持，中方坚持“主权问题不予讨论”，而英方则拒绝接受中方提出的“主权移交”等三项议程，整整一年过去，依然没有达成共识，两国的正式谈判也就无法开始。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英国人开始着急了。
此时距离邓小平提出的“两年谈判期限”只剩下一年时间。中国方面自有决心毫不退让，英国人却不得不考虑时限到了之后自己的处境。一向强硬的撒切尔夫人开始动摇了。
鲁平：英国人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理亏，理不在他们那里。所以后来他们也明白，老是这么坚持下去的话，这个谈判谈不成；谈不成的话，对他们没有好处。毕竟英国还有很庞大的利益在香港。
1983年7月，为了寻找突破口，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悄悄打电话给周南，邀请他到大使馆与自己共进午餐。
周南：到7月份的时候，他着急了，就请我吃饭。吃饭之后他说：“议程问题久拖不决，这对谈判影响很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希望你们考虑。”(关于议程)我们中文里很简单，“主权的移交”，没有别的，就5个字；而按照英文的习惯，在主权前要加一个冠词“the”。他说加“the”不能接受，因为加了就是肯定了，必须要移交，他们不能在议程上先做肯定；建议把“the”换成“a”，意思是“一个主权的移交”，希望我们同意。
我一听这个不对劲，这个“a”没法翻译成中文，也不成话，“一个主权的移交”或是“某个主权的移交”，都不像话，而且中文根本没有这个冠词。当时也来不及开会研究了，我说：“这样我们万难接受。中文里根本没有这么复杂的问题，英文里的冠词‘the’‘a’，根据我对英文文法的理解，可加可不加。你们对‘the’有接受困难，我们也不能接受‘a’，最妥善的办法就是两个都不要，上来就是‘transfer of sovereignty’(主权的移交)，我认为也符合英国文化，你觉得怎么样？”他又跟他身边的一等秘书交头接耳商量了一下，说可以考虑，我说那就这么定了，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争论了，中文不改，英文取消冠词。这个问题就此达成协议，接着7月份就开始正式谈判。
就在这顿看似平静的午餐之中，周南以敏捷的思维化解了困扰双方一年的议程问题，1983年7月，中英香港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正式开始。
周南和鲁平，自然均在中方谈判代表团之中。
鲁平：我对桌是大使柯利达，这个人很厉害，我们两人对面坐着。有一次谈判的时候，他对着我看，我也对着他看；他两个眼睛盯着我，我两个眼睛也盯着他；他不动，我也不动；他不眨眼，我也不眨眼。我们两人就这么盯着，看谁先动。这些事有的时候很有趣。
一边斗智、一边斗勇，中英双方就如此在谈判桌上步步为营、暗自角力。但是主动权始终控制在中方手中，英国人变着法子地寻求“以主权换治权”，中方却丝毫不为所动。一位英方代表团成员甚至承认中国人把他们“搞得狼狈不堪”。
外界自然也对谈判寄予了极大的关注。但双方商定，会谈内容绝对保密，对外只发表公报，因此，所有媒体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每次简短的公报上。
周南：第一轮公报还写得客气，“双方就香港问题的解决进行了有益的和建设性的讨论”。到第二轮，那就更剑拔弩张了；第二轮、第三轮，柯利达甚至讲，要保证香港的繁荣，不但要英国管制，还要把香港和内地隔离开来，不要受中国内地的影响。他先用的是“隔离”，后来他说要“绝缘”，要使香港跟大陆绝缘，根本碰不到才行，说得很不像话。双方爆发了比较激烈的争论。所以第二轮的公报就改变了，我们主张划去“建设性的”，因为(结果就是)彼此知道了对方的观点，但这没有多少建设性。第三轮更有意思，两个形容词都画掉，既没有“有益的”，也没有“建设性的”，就是双方又进行了一次会谈。这看起来是小事，引起的震动却很大，外界特别是香港媒体很敏感，一看公报措词一路往下降，就知道会谈不顺利，肯定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紫荆绽放之拉锯
1984年，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英双方代表团团长同时换人，周南从幕后走上前台，接替姚广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英方由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斯接替柯利达出任团长。而鲁平仍然以西欧司顾问的公开身份参与谈判。在随后的谈判中，英方不断地在各种问题上挑战中国主权。
周南：我接手以后，英国的谈判方式、策略也有所调整，不再正面地攻击我们的观点、政策、方针，而是采取迂回策略。比如说“十二条”，每次谈一条，谈两天，上来他(伊文斯)拿出两三张纸，说这条我不反对，但是我的理解、英国方面的理解是应该如何如何，还包括建议如何。我们一听他的理解，有时候包括他的建议，完全是挑战我们的主权。
在中方代表团的“十二条”基本方案中，有一条提出“凡是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可以在香港设立领事馆，或者总领事馆”。英方却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
周南：他说英国跟香港的关系十分特殊，因此要求不设总领馆，设立高级专员公署；外交代表不叫总领事，叫高级专员。我一听马上说不行，因为我在英国前殖民地也就是英联邦成员国待过，这个情况我很清楚，英国只有派往英联邦成员国的外交使节才不叫大使或公使，而叫高级专员，设立的机构不叫大使馆而叫高级专员公署。我说：“你们提这个意见是什么意思？第一，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是个独立国家，即使是英联邦国家，也是在首都而不是其他城市设立高级专员；第二，只有英联邦国家你们才设专员，你们是不是想把香港作为英联邦成员国来对待？你能讲得出你们英国在任何非英联邦成员国的国家，设立高级专员公署这样的外交机构吗？”
他当时愣了一下，跟助手嘀咕了一阵说：“有啊，比如有些国家都派有商务专员。”我说：“你这就胡扯了，我们也清楚这个商务专员同文化专员一样，都是大使馆下属的外交官，由商务部派的，有的叫商务参赞，有的叫商务专员，是一回事，跟你说的高级专员是两码事，你不能来糊弄我们。”这下他没办法了，最后放弃了(这个意见)。
随着谈判的深入，英方代表团在香港隶属问题、高度自治问题等方面都制造了一些矛盾，使谈判不能顺利进行。直到在整个谈判结束之后，周南邀请伊文斯吃饭时，伊文斯才一语道出当时英方步步刁难的用心所在。
周南：我请他吃涮羊肉，当时就半开玩笑地跟他说：“大使阁下，你应该很清楚，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不会让步，可你们在谈判过程当中总是不断地提出挑战我们主权的意见。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说句老实话，我们要是不提一下，怎么就知道你们一定不会接受？”他是步步为营的，所以哪一个问题上你稍微松动了，他就往前进攻了；你给他封住了，他就没办法了。这也是我们的一条谈判策略：我们的底牌不能马上亮出来，而要争取比底牌更高一点的成果，维护国家的权益。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英方虽然步步紧逼，但中方在香港回归的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于是，英国人方向一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1984年4月，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代表英国方面向邓小平提出：香港人心脆弱，希望中国不要派解放军驻守香港。邓小平立刻反驳：香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辖、掌握，中央一定要在香港驻军。双方开始就“驻军问题”进行谈判。英方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表示反对；而周南则牢记邓小平的指示，在驻军问题上寸步不让。
周南：既然国防由我们来管，当然我们要有驻军的权力，我们需要在香港驻军。而且我们很大方，英国在香港驻军，军费是香港纳税人付的；我们不占这个便宜，驻军费用由中央直接拨付。
鲁平：我们主要是负责国防，香港内部的治安事务我们一律不管，只管国防。但驻军是主权的象征，我们必须要坚持。我们人数不在多，但驻军是一定要驻的，这是个原则问题。
周南：谈到这个他就反对，反对的理由也莫名其妙、无理找理。我说我们必须驻军，因为回归了，这是我们主权的象征。他说：“你们不需要驻军。”我说：“为什么？你们需要，我们就不需要？你们可以，我们就不可以？”他说：“我们不一样，我们离香港十万八千里，(从)海上、空中(走)都很远，万一发生什么事需要采取军事行动，我们不驻军来不及；你们有广州军区，部队离香港不远，真正需要的时候可以过来一下子。但是过来也必须要有特首的邀请，还要立法会通过，而且任务执行完了以后就要离开，不能驻在这儿。”我说：“那不行，必须常驻。”
当时的香港民众对于驻军问题也高度敏感。有一次，周南在香港总商会发表演讲，有人当场用英语发问：港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称谓有些抵触，如果将来中国在港驻军的话，部队能否换个名字？
周南：我说不行，没有必要，换个名字好像中国有两支不同的国家军队似的，而且实质的问题不在于名字。当时我还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两句诗，《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大意就是“名字算什么，一枝玫瑰换成另外一个名字，闻起来照样香甜”。报上也登了，有的还说，既然莎翁也讲名字不要紧，就不要纠缠这个问题了。
就在中英双方在驻军问题上僵持不下的时候，中国方面却出了一个严重的纰漏：某位中国领导人对于当时的谈判内容并不了解，却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的时候，对于“是否要在香港驻军”的问题回答得模棱两可。第二天香港各大报刊头版头条都对此加以报道：中央某领导人认为香港不必驻军。一时之间形成了“中国已经让步”的舆论。
周南：小平听到以后非常生气。那天他正好接见一个香港代表团，按照惯例是代表团坐下来以后，在宾主寒暄之际拍两张照片，然后请媒体退场，大家开始进行会谈。那天记者们正在往外撤的时候，小平突然把他们叫住，说“先不要走，回来”。那些人都回来了，他说：“你们出去发条消息，说‘香港不需要驻军’这是胡说八道。为什么香港不能驻军？为什么英国人可以驻军，主权回归以后反而不能驻军？”
鲁平：他当着香港记者的面就说，驻军是不可动摇的，这是原则问题，我们一定要驻军。驻军是主权的象征，我们必须要体现主权。
周南：这个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伊文斯匆匆忙忙打来电话说要紧急会见。他说：“听说昨天在人民大会堂，邓主任讲了中国要在香港驻军，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和震动，伦敦方面十分关切，希望中国方面还要慎重考虑。”我说：“你不要再讲了，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很久，现在邓小平已经发了脾气，还讲什么？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我们就是要驻军，驻定了。”我把他打发走了，此后就不提了。
邓小平的这次发火，被周南形容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从此英国不再坚持反对中国“九七”之后对香港行使驻军权。但是，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另一个重要问题在此时浮出水面：如何保证“九七”前的平稳过渡。邓小平提出要设立一个中英联合机构常驻香港，来贯彻实施中英协议的有关条款，但这个想法却遭到了英方的竭力反对。
周南：柯利达的回忆录里讲，一看这个议程的内容他吓了一跳，好像晴天霹雳一样，没想到中国人有这么一手，然后就极力地抗拒、不赞成、反对，提出的理由各种各样。
首先，英方认为在1997年办理政权交接之前，没有什么“过渡时期”可言；其次，他们认为两个国家都有大使馆和外交部，可以通过彼此沟通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英方甚至提出，联合机构常驻香港可能会成为港督府之外的第二权力中心，影响英方对香港的日常管理工作。
谈判一时陷入停滞。不得已，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次访问中国，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
周南：我们当然表示欢迎，同时也得考虑如何打破僵局。我就在我们团里提了一下，说是不是可以在坚持原则性的同时，采取一些灵活的做法，比如名字不叫委员会，改叫小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听起来不那么吓人。
不仅更换了名称，周南还提议联络机构进驻香港的时间也可以商量，在原则问题之外，中国愿意做出让步，以此显示谈判的诚意。在取得邓小平的同意之后，周南邀请杰弗里・豪和柯利达共进午餐。
周南：对这段经历，这两个人的回忆录里都有一段比较长的记载。柯利达说是本来刚下飞机不久，还在倒时差，一听说要吃饭、喝茅台，当时兴趣不大，但是一听我讲到这个提议，突然觉得猛醒。我说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大让步，如果你们还不肯接受，那我们就撤回原案。他听得进去了，所以很紧张，立刻就清醒过来，马上吃饱饭跑到杰弗里・豪的房间里向他汇报。杰弗里・豪的回忆录里说，他(柯利达)一张口，杰弗里・豪就制止他，说这个宾馆可能有窃听器，咱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当时是7月中旬，热得很，钓鱼台的院子里也没有多少高树，他们找到一棵树，站在底下悄悄地商谈到底怎么办、如何应付。
据柯利达在回忆录中记载，当时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这是中国的底线，倾向于接受，只有港督尤德一个人反对。他们决定立即发报给撒切尔夫人，请她做出指示。撒切尔夫人第二天在回电中说：“我们只好同意。”
周南立刻将这一消息告知邓小平。
周南：小平同志连夜坐专列回到北京，找我去口头汇报，说听听我们到底是怎么谈、怎么解决的。我这么一说，他老人家很高兴，说这下好了，大问题都解决了，剩下都是小事情。
紫荆绽放之回归
1984年12月19日下午，经历了22轮谈判之后，《中英联合声明》终于在北京签署，香港开始了长达13年的过渡时期。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989年之后，英方突然改变了态度，从合作走向对抗。这年年底，港英单方面提出一个“玫瑰园计划”，准备斥巨资建设一个新机场，这一举动致使香港回归的局势再次严峻起来。
鲁平：我们当然有意见。我看了后很火，把这1820亿(港元，下同)都花光了以后，能留给香港特区政府多少财政储备？你不能把香港财政储备都用完了。我不反对你建新机场，但你留多少财政储备我要管，因为涉及将来特区政府的问题，我们要替特区政府说话。
中国政府并不反对香港修建新机场，但是双方对于费用问题产生了分歧。中方在进行了紧急商议之后，决定对港英这一举动置之不理。
鲁平：我们稳坐钓鱼台，不理他。这个问题我们不点头的话，机场他肯定建不成。我们当时分析了形势，这1820亿里涉及向银行贷款，还款期都要超越1997年的。1997年以后谁来还这个款？当然是特区政府来还。现在特区政府不存在，谁来保证这笔债1997年以后一定偿还？当然要我们来替特区政府保证。所以我们不着急，也不理他。
后来果然好多银行都来找我们，说你们能不能替特区政府保证1997年以后这笔贷款一定归还。我说我们怎么能保证，新机场计划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借了这么多钱，没有办法保证。结果这个所谓玫瑰园计划就搁浅了。他已经吹出去了，吹得天花乱坠，怎么怎么美好，结果搁浅了。
走投无路的英方多次来到中国，就新机场的问题进行商议。而中国政府则重申一个问题：港英政府能给未来的特区政府留下多少钱的财政储备？
鲁平：当时他们给我们的答复是，到了1997年6月30日，最多留给特区政府50亿港元财政储备。我说你开玩笑，50亿港元留给特区政府，能做什么事？你们把香港的钱都用完了，特区政府怎么过日子？
到1997年，如果特区政府只有50亿港元财政储备，必将会使香港的稳定受到直接影响。鲁平自然不会让事情就这样继续下去。但不明就里的香港民众对此却并不理解：既然香港人有钱建机场，中央政府为什么要干预？一片指责之声哄然而起。
鲁平心里非常着急，他想向市民们解释，但又不能将这些话对外公开讲，只得在香港媒体采访他的时候，忧心忡忡地接连问道：“就剩个零头，(其余的)全都花光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这三声“怎么办”让香港民众一下感受到了埋在鲁平心中的真诚和焦急，也渐渐理解了他为香港谋求繁荣与稳定的诚意。
这时，港英政府已是骑虎难下。关于新机场的计划已经对外宣布，但中方却不予配合，这让港英政府寸步难行。英国首相梅杰犯难了。他悄悄派出自己的政治顾问、前驻华大使柯利达来到北京，找到鲁平。
老对手相见，没有过多寒暄，作风硬派的鲁平直接向柯利达提出质问。
鲁平：我说：“具体你说吧，将来到底能留给特区政府多少财政储备？”后来就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讨价还价。原来说50亿，我说不行，后来加码，就像老太太在菜市场买菜一样讨价还价，一直加到250亿。他说：“鲁平先生，我们实在不能再加了；实在没办法，250亿到顶了。”
鲁平仔细帮香港人算了一笔账：到1997年，土地基金再加上港英政府留下的250亿港元，特区政府应该有1000亿港元左右的资金储备。这笔账这才算差不多了，中央政府也对此表示同意，问题终于得以解决。但是，新的问题却又随之出现了。
鲁平：我们要草签一个新机场中英双方谅解备忘录，我跟柯利达两人先草签，然后两国的政府首脑正式签署了以后才能生效。关于这个备忘录，之前他来的时候曾经透露过，将来可以在北京签署，后来我们就把这一条写在备忘录里，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署以后，才正式生效。到这时候他不干了，说：“不行，我们的首相不能到北京来。”我说：“为什么？”他说：“就是不能来。”我说：“你曾经说过可以到北京来签署，我才跟你谈的。”他说：“我没说过。”我说：“要不要拿出记录来给你看看。”他就跳起来拍桌子，说：“我没说过，我们首相不能来。”我听了我也跳起来，也拍桌子，说：“柯利达阁下，你不要再谈下去，如果你不想谈的话，请你马上回去。”我知道他不敢前功尽弃，因为他特别为了这个事来的，所以他硬，我比他更硬。他一看我态度这么硬，马上就软下来说：“鲁先生，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态度不好，让我们坐下来再继续谈下去。”
柯利达马上与英国首相梅杰取得联系。思索再三，梅杰同意来北京签署备忘录。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要求，在鲁平眼中却是一次外交的胜利。
鲁平：因为这问题不单单是个谅解备忘录的问题，而是1989年以后，整个西方世界对我们进行封锁，这些国家的首脑一个也不来，所以这个问题是一场外交斗争的问题，你不来，我就要你来。最后他没有办法，因为机场问题骑虎难下，后来梅杰还是亲自到北京来签了字。签完了以后，柯利达就举杯说：“鲁平阁下，我祝贺你，你是中国利益最好的保卫者。”我接着说：“柯利达阁下，你也是英国最好的保卫者。”
又一轮波澜有惊无险地过去了。但是，过渡时期的香港并没有就此平静，打定主意与中国对抗的英国派来了一位新的港督：彭定康。
鲁平：这个人当然很能干，思想也很敏锐，但他整个的思想就是对中国很敌视。他写了一本叫做《东方和西方》的书，书里批评那些香港的大老板来跟我们做生意，说跟中国做生意就是助长共产主义，所以他反对任何外国――包括美国――到中国来进行投资，说到中国去投资就是向中国共产党磕头。他思想非常反动，对中国完全敌视、非常仇视。所以他一来就来了个下马威，提出他所谓的整改方案。
周南：他到了香港不同我们商量，就抛出一个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要害部分就是推翻了《中英联合声明》。
彭定康提出的政改方案将使中英之前达成的“直通车”安排化为泡影。他先对外公布了这一方案，然后才于1992年10月22日到访北京，中国政府再次派出鲁平与他进行会晤。“直通车”方案指当时中英双方为保证平稳过渡，特许港英政府最后一届立法局，只要其组成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其议员拥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愿意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条件的，经过确认，都可以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的议员。而彭定康的政改改变了立法局议员的选举方式，使得议员们不能再坐“直通车”，中方需在前后政治体制不同的情况下考虑香港特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鲁平：我跟他讲道理，说“直通车”能使顺序衔接，能够做到平稳过渡，有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也有利于英国在香港的利益，等等，讲了一大套，他听不进去。但是我有一张牌，两国外长交换的几封信件在这里。
鲁平手里握有中英两国外长交换过的七封信，其中对“直通车”的问题已经达成协议，而且已经写入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此时，面对顽固的彭定康，鲁平出示了这七封信。但令人意外的是，彭定康对此竟然毫不知情。
鲁平：他根本不知道，回过头来问旁边的人“有吗”，那人点点头说“有”。他根本不知道，所以信拿出来以后，他非常被动，没话说。
但是，情况并没有就此好转，彭定康无视两国外长的协议，固执己见，谈判根本无法正常进行。鲁平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
鲁平：我说了三次“如果你要坚持下去，我们奉陪到底”。我说了三次要奉陪到底，你不衔接，我们就另起炉灶，还是要做到平稳过渡。
这是鲁平第一次与彭定康的正式会晤，也是最后一次会晤。在不欢而散之后，鲁平立刻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鲁平：他上飞机后，飞机还没开我就开记者招待会，把这个情况谈了，说彭定康破坏了“直通车”，破坏了平稳过渡，破坏了顺利交接；他这个政改方案完全是“三违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基本法》，违反两国外长交换的几封信件。如果彭定康先生要这样一意孤行的话，天下大乱，将来历史要写上一笔――我故意用了这个词，说他将来要成为“千古罪人”。这个话我现在还不收回，我觉得他的确是千古罪人，把整个“直通车”破坏了。
随后，中国仍然抱着友好的态度与彭定康进行了17轮谈判，试图挽救“直通车”的安排，以确保“九七”前后香港政治体制的衔接。但是到了第17轮，彭定康单方面中止了谈判，并且在香港立法局强行通过了他的政改方案。此举一出，中方立即另起炉灶，成立了临时立法会，以此最大限度地确保香港回归后的政治稳定。
时间便在双方的智勇交斗中慢慢流逝着。尽管一波三折，然而1997年7月1日这个令人激动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周南和鲁平应邀出席了当晚的典礼。
当时的他们俱已身染重疾。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和不规律的饮食起居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了他们的健康，两人先后被查出患上了胃癌。为了工作的顺利进行，两人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隐瞒的方式，鲁平在1995年悄悄以化名去往医院，秘密做了胃癌切除手术，而周南则是直到香港回归之后的第八天才回北京完成手术。手术之后，周南辞去了所有职务，过上了向往已久的“息影林泉下，时还读我书”的平静生活――此为后话了。
但当他们站在典礼现场时，内心的豪情和激越已完全战胜了疾病。
周南：那时候心情当然很激动，跟大家一样。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百五十多年，这次画上了句号。特别是自己也有幸在有生之年，见证和参与了这个过程，我觉得一辈子就算没有做别的事，也无愧于此生了。
鲁平：7月1日，我看到英国的旗下来，我们五星红旗上去，奏国歌的时候我也流泪了。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我是从头到尾始终参与的唯一一人，从制定政策一直到谈判、筹备、确定《基本法》，从头到尾我都参加了。这十几年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整个心血都花在这上面。所以1997年7月1日我站在台上，看到我们的五星红旗升起来，我觉得我毕生的愿望也终于实现了，那时候我很激动，的确很激动。
紫荆绽放之初战
1979年，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就新界“地契租约”问题正式拜会邓小平。这是首位正式拜访我国中央政府的在任港督。一石激起千层浪，中英两国的香港之争由此拉开帷幕。
周南：当时小平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最后做了这样的决策：香港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不只是新界的租期到了要收回，不能续租，而且过去两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及《北京条约》)所谓永久割让的九龙、香港(岛)，也要同时收回。
在得到邓小平的直接授意后，一个集合了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人员的五人小组秘密抵达香港，在香港各界展开调研，为解决香港问题做前期准备。鲁平就是这个五人小组的组长。为了保密起见，他当时的对外身份是外交部西欧司的顾问，香港媒体则称他为“神秘人物”。
鲁平：什么样的人都找，我们自己单位的，包括什么招商局的、中国银行的等等，还有香港商界、教育界等社会各界人士，我们都找他们谈，了解它的政治体制问题、法律问题、社会福利问题，还有国际问题怎么处理、它有哪些外交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为什么能成为自由港、公务员问题、语言的问题等各方面的问题。
一年的调研之后，五人小组获得了很详细的资料。国务院港澳办将这些资料整理成报告，上报中央。这份报告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方针，后来被称为“十二条”。
但英国人却丝毫不将“十二条”放在眼里。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在与邓小平的会晤中，刚刚取得马岛战争胜利的她高调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 完全无视中方提出的“十二条”方案。
鲁平：她气势汹汹。那时候她气很粗，因为刚在阿根廷群岛上打了一个胜仗，所以她是气壮如牛地跑来，所以她叫“铁娘子”。
周南：除了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之外，她还讲，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有英国继续统治才能够得到保证，不能单方面地由我们把条约废除。而且她讲了一句分量比较重的、带有威胁性的话，说如果我们宣布要收回香港，那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鲁平：但是小平同志一下子就把她顶回去了。他说，我告诉你，香港，包括九龙、新界，主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三个不平等条约，主权一直属于我们中国，这很明确，没有讨论的余地。
谈判一直在剑拔弩张中进行。撒切尔夫人的盛气凌人激怒了邓小平，在场的周南和鲁平都感受到了他的怒气。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后来曾报道：邓小平对一位助手低声抱怨：“我简直没法跟这个女人谈，她根本不讲道理。”
邓小平的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
鲁平：小平同志说，时间不能再等了。他原来说一年里我们要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说长一点，两年里我们双方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共同解决了，不能再拖。如果这期间香港发生了大的波动，或者我们双方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达不成协议的话，那就要另外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周南：这话讲得很文明，但分量十分重。重新考虑时间，就是不等到1997年了，方式也就不是和平谈判了。点到这个，她听懂了，很紧张。
鲁平：那时候撒切尔听了这句话，脸一下子就青了，所以后来离开大会堂下台阶的时候，摔了一跤。那时候小平同志就是很坚持把她驳回去了。
第一番交手，双方各不相让，邓小平立场坚定，而素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也并不愿意就此退让。领导人的对峙也带来了团队的僵持，中方坚持“主权问题不予讨论”，而英方则拒绝接受中方提出的“主权移交”等三项议程，整整一年过去，依然没有达成共识，两国的正式谈判也就无法开始。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英国人开始着急了。
此时距离邓小平提出的“两年谈判期限”只剩下一年时间。中国方面自有决心毫不退让，英国人却不得不考虑时限到了之后自己的处境。一向强硬的撒切尔夫人开始动摇了。
鲁平：英国人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理亏，理不在他们那里。所以后来他们也明白，老是这么坚持下去的话，这个谈判谈不成；谈不成的话，对他们没有好处。毕竟英国还有很庞大的利益在香港。
1983年7月，为了寻找突破口，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悄悄打电话给周南，邀请他到大使馆与自己共进午餐。
周南：到7月份的时候，他着急了，就请我吃饭。吃饭之后他说：“议程问题久拖不决，这对谈判影响很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希望你们考虑。”(关于议程)我们中文里很简单，“主权的移交”，没有别的，就5个字；而按照英文的习惯，在主权前要加一个冠词“the”。他说加“the”不能接受，因为加了就是肯定了，必须要移交，他们不能在议程上先做肯定；建议把“the”换成“a”，意思是“一个主权的移交”，希望我们同意。
我一听这个不对劲，这个“a”没法翻译成中文，也不成话，“一个主权的移交”或是“某个主权的移交”，都不像话，而且中文根本没有这个冠词。当时也来不及开会研究了，我说：“这样我们万难接受。中文里根本没有这么复杂的问题，英文里的冠词‘the’‘a’，根据我对英文文法的理解，可加可不加。你们对‘the’有接受困难，我们也不能接受‘a’，最妥善的办法就是两个都不要，上来就是‘transfer of sovereignty’(主权的移交)，我认为也符合英国文化，你觉得怎么样？”他又跟他身边的一等秘书交头接耳商量了一下，说可以考虑，我说那就这么定了，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争论了，中文不改，英文取消冠词。这个问题就此达成协议，接着7月份就开始正式谈判。
就在这顿看似平静的午餐之中，周南以敏捷的思维化解了困扰双方一年的议程问题，1983年7月，中英香港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正式开始。
周南和鲁平，自然均在中方谈判代表团之中。
鲁平：我对桌是大使柯利达，这个人很厉害，我们两人对面坐着。有一次谈判的时候，他对着我看，我也对着他看；他两个眼睛盯着我，我两个眼睛也盯着他；他不动，我也不动；他不眨眼，我也不眨眼。我们两人就这么盯着，看谁先动。这些事有的时候很有趣。
一边斗智、一边斗勇，中英双方就如此在谈判桌上步步为营、暗自角力。但是主动权始终控制在中方手中，英国人变着法子地寻求“以主权换治权”，中方却丝毫不为所动。一位英方代表团成员甚至承认中国人把他们“搞得狼狈不堪”。
外界自然也对谈判寄予了极大的关注。但双方商定，会谈内容绝对保密，对外只发表公报，因此，所有媒体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每次简短的公报上。
周南：第一轮公报还写得客气，“双方就香港问题的解决进行了有益的和建设性的讨论”。到第二轮，那就更剑拔弩张了；第二轮、第三轮，柯利达甚至讲，要保证香港的繁荣，不但要英国管制，还要把香港和内地隔离开来，不要受中国内地的影响。他先用的是“隔离”，后来他说要“绝缘”，要使香港跟大陆绝缘，根本碰不到才行，说得很不像话。双方爆发了比较激烈的争论。所以第二轮的公报就改变了，我们主张划去“建设性的”，因为(结果就是)彼此知道了对方的观点，但这没有多少建设性。第三轮更有意思，两个形容词都画掉，既没有“有益的”，也没有“建设性的”，就是双方又进行了一次会谈。这看起来是小事，引起的震动却很大，外界特别是香港媒体很敏感，一看公报措词一路往下降，就知道会谈不顺利，肯定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紫荆绽放之拉锯
1984年，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英双方代表团团长同时换人，周南从幕后走上前台，接替姚广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英方由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斯接替柯利达出任团长。而鲁平仍然以西欧司顾问的公开身份参与谈判。在随后的谈判中，英方不断地在各种问题上挑战中国主权。
周南：我接手以后，英国的谈判方式、策略也有所调整，不再正面地攻击我们的观点、政策、方针，而是采取迂回策略。比如说“十二条”，每次谈一条，谈两天，上来他(伊文斯)拿出两三张纸，说这条我不反对，但是我的理解、英国方面的理解是应该如何如何，还包括建议如何。我们一听他的理解，有时候包括他的建议，完全是挑战我们的主权。
在中方代表团的“十二条”基本方案中，有一条提出“凡是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可以在香港设立领事馆，或者总领事馆”。英方却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
周南：他说英国跟香港的关系十分特殊，因此要求不设总领馆，设立高级专员公署；外交代表不叫总领事，叫高级专员。我一听马上说不行，因为我在英国前殖民地也就是英联邦成员国待过，这个情况我很清楚，英国只有派往英联邦成员国的外交使节才不叫大使或公使，而叫高级专员，设立的机构不叫大使馆而叫高级专员公署。我说：“你们提这个意见是什么意思？第一，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是个独立国家，即使是英联邦国家，也是在首都而不是其他城市设立高级专员；第二，只有英联邦国家你们才设专员，你们是不是想把香港作为英联邦成员国来对待？你能讲得出你们英国在任何非英联邦成员国的国家，设立高级专员公署这样的外交机构吗？”
他当时愣了一下，跟助手嘀咕了一阵说：“有啊，比如有些国家都派有商务专员。”我说：“你这就胡扯了，我们也清楚这个商务专员同文化专员一样，都是大使馆下属的外交官，由商务部派的，有的叫商务参赞，有的叫商务专员，是一回事，跟你说的高级专员是两码事，你不能来糊弄我们。”这下他没办法了，最后放弃了(这个意见)。
随着谈判的深入，英方代表团在香港隶属问题、高度自治问题等方面都制造了一些矛盾，使谈判不能顺利进行。直到在整个谈判结束之后，周南邀请伊文斯吃饭时，伊文斯才一语道出当时英方步步刁难的用心所在。
周南：我请他吃涮羊肉，当时就半开玩笑地跟他说：“大使阁下，你应该很清楚，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不会让步，可你们在谈判过程当中总是不断地提出挑战我们主权的意见。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说句老实话，我们要是不提一下，怎么就知道你们一定不会接受？”他是步步为营的，所以哪一个问题上你稍微松动了，他就往前进攻了；你给他封住了，他就没办法了。这也是我们的一条谈判策略：我们的底牌不能马上亮出来，而要争取比底牌更高一点的成果，维护国家的权益。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英方虽然步步紧逼，但中方在香港回归的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于是，英国人方向一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1984年4月，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代表英国方面向邓小平提出：香港人心脆弱，希望中国不要派解放军驻守香港。邓小平立刻反驳：香港回归后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辖、掌握，中央一定要在香港驻军。双方开始就“驻军问题”进行谈判。英方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表示反对；而周南则牢记邓小平的指示，在驻军问题上寸步不让。
周南：既然国防由我们来管，当然我们要有驻军的权力，我们需要在香港驻军。而且我们很大方，英国在香港驻军，军费是香港纳税人付的；我们不占这个便宜，驻军费用由中央直接拨付。
鲁平：我们主要是负责国防，香港内部的治安事务我们一律不管，只管国防。但驻军是主权的象征，我们必须要坚持。我们人数不在多，但驻军是一定要驻的，这是个原则问题。
周南：谈到这个他就反对，反对的理由也莫名其妙、无理找理。我说我们必须驻军，因为回归了，这是我们主权的象征。他说：“你们不需要驻军。”我说：“为什么？你们需要，我们就不需要？你们可以，我们就不可以？”他说：“我们不一样，我们离香港十万八千里，(从)海上、空中(走)都很远，万一发生什么事需要采取军事行动，我们不驻军来不及；你们有广州军区，部队离香港不远，真正需要的时候可以过来一下子。但是过来也必须要有特首的邀请，还要立法会通过，而且任务执行完了以后就要离开，不能驻在这儿。”我说：“那不行，必须常驻。”
当时的香港民众对于驻军问题也高度敏感。有一次，周南在香港总商会发表演讲，有人当场用英语发问：港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称谓有些抵触，如果将来中国在港驻军的话，部队能否换个名字？
周南：我说不行，没有必要，换个名字好像中国有两支不同的国家军队似的，而且实质的问题不在于名字。当时我还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两句诗，《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大意就是“名字算什么，一枝玫瑰换成另外一个名字，闻起来照样香甜”。报上也登了，有的还说，既然莎翁也讲名字不要紧，就不要纠缠这个问题了。
就在中英双方在驻军问题上僵持不下的时候，中国方面却出了一个严重的纰漏：某位中国领导人对于当时的谈判内容并不了解，却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的时候，对于“是否要在香港驻军”的问题回答得模棱两可。第二天香港各大报刊头版头条都对此加以报道：中央某领导人认为香港不必驻军。一时之间形成了“中国已经让步”的舆论。
周南：小平听到以后非常生气。那天他正好接见一个香港代表团，按照惯例是代表团坐下来以后，在宾主寒暄之际拍两张照片，然后请媒体退场，大家开始进行会谈。那天记者们正在往外撤的时候，小平突然把他们叫住，说“先不要走，回来”。那些人都回来了，他说：“你们出去发条消息，说‘香港不需要驻军’这是胡说八道。为什么香港不能驻军？为什么英国人可以驻军，主权回归以后反而不能驻军？”
鲁平：他当着香港记者的面就说，驻军是不可动摇的，这是原则问题，我们一定要驻军。驻军是主权的象征，我们必须要体现主权。
周南：这个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伊文斯匆匆忙忙打来电话说要紧急会见。他说：“听说昨天在人民大会堂，邓主任讲了中国要在香港驻军，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和震动，伦敦方面十分关切，希望中国方面还要慎重考虑。”我说：“你不要再讲了，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很久，现在邓小平已经发了脾气，还讲什么？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我们就是要驻军，驻定了。”我把他打发走了，此后就不提了。
邓小平的这次发火，被周南形容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从此英国不再坚持反对中国“九七”之后对香港行使驻军权。但是，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另一个重要问题在此时浮出水面：如何保证“九七”前的平稳过渡。邓小平提出要设立一个中英联合机构常驻香港，来贯彻实施中英协议的有关条款，但这个想法却遭到了英方的竭力反对。
周南：柯利达的回忆录里讲，一看这个议程的内容他吓了一跳，好像晴天霹雳一样，没想到中国人有这么一手，然后就极力地抗拒、不赞成、反对，提出的理由各种各样。
首先，英方认为在1997年办理政权交接之前，没有什么“过渡时期”可言；其次，他们认为两个国家都有大使馆和外交部，可以通过彼此沟通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英方甚至提出，联合机构常驻香港可能会成为港督府之外的第二权力中心，影响英方对香港的日常管理工作。
谈判一时陷入停滞。不得已，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次访问中国，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
周南：我们当然表示欢迎，同时也得考虑如何打破僵局。我就在我们团里提了一下，说是不是可以在坚持原则性的同时，采取一些灵活的做法，比如名字不叫委员会，改叫小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听起来不那么吓人。
不仅更换了名称，周南还提议联络机构进驻香港的时间也可以商量，在原则问题之外，中国愿意做出让步，以此显示谈判的诚意。在取得邓小平的同意之后，周南邀请杰弗里・豪和柯利达共进午餐。
周南：对这段经历，这两个人的回忆录里都有一段比较长的记载。柯利达说是本来刚下飞机不久，还在倒时差，一听说要吃饭、喝茅台，当时兴趣不大，但是一听我讲到这个提议，突然觉得猛醒。我说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大让步，如果你们还不肯接受，那我们就撤回原案。他听得进去了，所以很紧张，立刻就清醒过来，马上吃饱饭跑到杰弗里・豪的房间里向他汇报。杰弗里・豪的回忆录里说，他(柯利达)一张口，杰弗里・豪就制止他，说这个宾馆可能有窃听器，咱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当时是7月中旬，热得很，钓鱼台的院子里也没有多少高树，他们找到一棵树，站在底下悄悄地商谈到底怎么办、如何应付。
据柯利达在回忆录中记载，当时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这是中国的底线，倾向于接受，只有港督尤德一个人反对。他们决定立即发报给撒切尔夫人，请她做出指示。撒切尔夫人第二天在回电中说：“我们只好同意。”
周南立刻将这一消息告知邓小平。
周南：小平同志连夜坐专列回到北京，找我去口头汇报，说听听我们到底是怎么谈、怎么解决的。我这么一说，他老人家很高兴，说这下好了，大问题都解决了，剩下都是小事情。
紫荆绽放之回归
1984年12月19日下午，经历了22轮谈判之后，《中英联合声明》终于在北京签署，香港开始了长达13年的过渡时期。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989年之后，英方突然改变了态度，从合作走向对抗。这年年底，港英单方面提出一个“玫瑰园计划”，准备斥巨资建设一个新机场，这一举动致使香港回归的局势再次严峻起来。
鲁平：我们当然有意见。我看了后很火，把这1820亿(港元，下同)都花光了以后，能留给香港特区政府多少财政储备？你不能把香港财政储备都用完了。我不反对你建新机场，但你留多少财政储备我要管，因为涉及将来特区政府的问题，我们要替特区政府说话。
中国政府并不反对香港修建新机场，但是双方对于费用问题产生了分歧。中方在进行了紧急商议之后，决定对港英这一举动置之不理。
鲁平：我们稳坐钓鱼台，不理他。这个问题我们不点头的话，机场他肯定建不成。我们当时分析了形势，这1820亿里涉及向银行贷款，还款期都要超越1997年的。1997年以后谁来还这个款？当然是特区政府来还。现在特区政府不存在，谁来保证这笔债1997年以后一定偿还？当然要我们来替特区政府保证。所以我们不着急，也不理他。
后来果然好多银行都来找我们，说你们能不能替特区政府保证1997年以后这笔贷款一定归还。我说我们怎么能保证，新机场计划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借了这么多钱，没有办法保证。结果这个所谓玫瑰园计划就搁浅了。他已经吹出去了，吹得天花乱坠，怎么怎么美好，结果搁浅了。
走投无路的英方多次来到中国，就新机场的问题进行商议。而中国政府则重申一个问题：港英政府能给未来的特区政府留下多少钱的财政储备？
鲁平：当时他们给我们的答复是，到了1997年6月30日，最多留给特区政府50亿港元财政储备。我说你开玩笑，50亿港元留给特区政府，能做什么事？你们把香港的钱都用完了，特区政府怎么过日子？
到1997年，如果特区政府只有50亿港元财政储备，必将会使香港的稳定受到直接影响。鲁平自然不会让事情就这样继续下去。但不明就里的香港民众对此却并不理解：既然香港人有钱建机场，中央政府为什么要干预？一片指责之声哄然而起。
鲁平心里非常着急，他想向市民们解释，但又不能将这些话对外公开讲，只得在香港媒体采访他的时候，忧心忡忡地接连问道：“就剩个零头，(其余的)全都花光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这三声“怎么办”让香港民众一下感受到了埋在鲁平心中的真诚和焦急，也渐渐理解了他为香港谋求繁荣与稳定的诚意。
这时，港英政府已是骑虎难下。关于新机场的计划已经对外宣布，但中方却不予配合，这让港英政府寸步难行。英国首相梅杰犯难了。他悄悄派出自己的政治顾问、前驻华大使柯利达来到北京，找到鲁平。
老对手相见，没有过多寒暄，作风硬派的鲁平直接向柯利达提出质问。
鲁平：我说：“具体你说吧，将来到底能留给特区政府多少财政储备？”后来就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讨价还价。原来说50亿，我说不行，后来加码，就像老太太在菜市场买菜一样讨价还价，一直加到250亿。他说：“鲁平先生，我们实在不能再加了；实在没办法，250亿到顶了。”
鲁平仔细帮香港人算了一笔账：到1997年，土地基金再加上港英政府留下的250亿港元，特区政府应该有1000亿港元左右的资金储备。这笔账这才算差不多了，中央政府也对此表示同意，问题终于得以解决。但是，新的问题却又随之出现了。
鲁平：我们要草签一个新机场中英双方谅解备忘录，我跟柯利达两人先草签，然后两国的政府首脑正式签署了以后才能生效。关于这个备忘录，之前他来的时候曾经透露过，将来可以在北京签署，后来我们就把这一条写在备忘录里，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署以后，才正式生效。到这时候他不干了，说：“不行，我们的首相不能到北京来。”我说：“为什么？”他说：“就是不能来。”我说：“你曾经说过可以到北京来签署，我才跟你谈的。”他说：“我没说过。”我说：“要不要拿出记录来给你看看。”他就跳起来拍桌子，说：“我没说过，我们首相不能来。”我听了我也跳起来，也拍桌子，说：“柯利达阁下，你不要再谈下去，如果你不想谈的话，请你马上回去。”我知道他不敢前功尽弃，因为他特别为了这个事来的，所以他硬，我比他更硬。他一看我态度这么硬，马上就软下来说：“鲁先生，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态度不好，让我们坐下来再继续谈下去。”
柯利达马上与英国首相梅杰取得联系。思索再三，梅杰同意来北京签署备忘录。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要求，在鲁平眼中却是一次外交的胜利。
鲁平：因为这问题不单单是个谅解备忘录的问题，而是1989年以后，整个西方世界对我们进行封锁，这些国家的首脑一个也不来，所以这个问题是一场外交斗争的问题，你不来，我就要你来。最后他没有办法，因为机场问题骑虎难下，后来梅杰还是亲自到北京来签了字。签完了以后，柯利达就举杯说：“鲁平阁下，我祝贺你，你是中国利益最好的保卫者。”我接着说：“柯利达阁下，你也是英国最好的保卫者。”
又一轮波澜有惊无险地过去了。但是，过渡时期的香港并没有就此平静，打定主意与中国对抗的英国派来了一位新的港督：彭定康。
鲁平：这个人当然很能干，思想也很敏锐，但他整个的思想就是对中国很敌视。他写了一本叫做《东方和西方》的书，书里批评那些香港的大老板来跟我们做生意，说跟中国做生意就是助长共产主义，所以他反对任何外国――包括美国――到中国来进行投资，说到中国去投资就是向中国共产党磕头。他思想非常反动，对中国完全敌视、非常仇视。所以他一来就来了个下马威，提出他所谓的整改方案。
周南：他到了香港不同我们商量，就抛出一个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要害部分就是推翻了《中英联合声明》。
彭定康提出的政改方案将使中英之前达成的“直通车”安排化为泡影。他先对外公布了这一方案，然后才于1992年10月22日到访北京，中国政府再次派出鲁平与他进行会晤。“直通车”方案指当时中英双方为保证平稳过渡，特许港英政府最后一届立法局，只要其组成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其议员拥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愿意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条件的，经过确认，都可以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的议员。而彭定康的政改改变了立法局议员的选举方式，使得议员们不能再坐“直通车”，中方需在前后政治体制不同的情况下考虑香港特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鲁平：我跟他讲道理，说“直通车”能使顺序衔接，能够做到平稳过渡，有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也有利于英国在香港的利益，等等，讲了一大套，他听不进去。但是我有一张牌，两国外长交换的几封信件在这里。
鲁平手里握有中英两国外长交换过的七封信，其中对“直通车”的问题已经达成协议，而且已经写入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此时，面对顽固的彭定康，鲁平出示了这七封信。但令人意外的是，彭定康对此竟然毫不知情。
鲁平：他根本不知道，回过头来问旁边的人“有吗”，那人点点头说“有”。他根本不知道，所以信拿出来以后，他非常被动，没话说。
但是，情况并没有就此好转，彭定康无视两国外长的协议，固执己见，谈判根本无法正常进行。鲁平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
鲁平：我说了三次“如果你要坚持下去，我们奉陪到底”。我说了三次要奉陪到底，你不衔接，我们就另起炉灶，还是要做到平稳过渡。
这是鲁平第一次与彭定康的正式会晤，也是最后一次会晤。在不欢而散之后，鲁平立刻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鲁平：他上飞机后，飞机还没开我就开记者招待会，把这个情况谈了，说彭定康破坏了“直通车”，破坏了平稳过渡，破坏了顺利交接；他这个政改方案完全是“三违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基本法》，违反两国外长交换的几封信件。如果彭定康先生要这样一意孤行的话，天下大乱，将来历史要写上一笔――我故意用了这个词，说他将来要成为“千古罪人”。这个话我现在还不收回，我觉得他的确是千古罪人，把整个“直通车”破坏了。
随后，中国仍然抱着友好的态度与彭定康进行了17轮谈判，试图挽救“直通车”的安排，以确保“九七”前后香港政治体制的衔接。但是到了第17轮，彭定康单方面中止了谈判，并且在香港立法局强行通过了他的政改方案。此举一出，中方立即另起炉灶，成立了临时立法会，以此最大限度地确保香港回归后的政治稳定。
时间便在双方的智勇交斗中慢慢流逝着。尽管一波三折，然而1997年7月1日这个令人激动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周南和鲁平应邀出席了当晚的典礼。
当时的他们俱已身染重疾。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和不规律的饮食起居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了他们的健康，两人先后被查出患上了胃癌。为了工作的顺利进行，两人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隐瞒的方式，鲁平在1995年悄悄以化名去往医院，秘密做了胃癌切除手术，而周南则是直到香港回归之后的第八天才回北京完成手术。手术之后，周南辞去了所有职务，过上了向往已久的“息影林泉下，时还读我书”的平静生活――此为后话了。
但当他们站在典礼现场时，内心的豪情和激越已完全战胜了疾病。
周南：那时候心情当然很激动，跟大家一样。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百五十多年，这次画上了句号。特别是自己也有幸在有生之年，见证和参与了这个过程，我觉得一辈子就算没有做别的事，也无愧于此生了。
鲁平：7月1日，我看到英国的旗下来，我们五星红旗上去，奏国歌的时候我也流泪了。在香港回归问题上，我是从头到尾始终参与的唯一一人，从制定政策一直到谈判、筹备、确定《基本法》，从头到尾我都参加了。这十几年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整个心血都花在这上面。所以1997年7月1日我站在台上，看到我们的五星红旗升起来，我觉得我毕生的愿望也终于实现了，那时候我很激动，的确很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