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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瑰宝，是地地道道的“国学”，所以，中医又常常被称为“国医”。“国医”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与自然灾害和疾病作斗争中反复实践、总结，而逐步形成的一套祛病延年、保健卫生的理论体系和方法。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中医这份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相信和重视发展中医药，都是他的一贯主张。没有专门学过中医的毛泽东，在阅读中国历史典籍和中国古代哲学典籍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中医药学辩证思想和中医药学思维方式。毛泽东倡导的中医药发展思想对中国医药学的创新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早在1913年，在湖南长沙读书的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
“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
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和观点。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
“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
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是用中医治疗，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他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容200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
在延安时，由于环境条件恶劣，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有一次，发作时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开明绅士、名中医李鼎铭先生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
毛泽东则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中。
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这一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出发，提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此说似乎不无戏言成分，但他把中医摆在“三大贡献”之首，表明了他对中医的看重。
1954年，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
“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
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于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
“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并说：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
毛泽东还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上述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批示，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近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歧视、乃至企图消灭中医的沉痛教训。时刻关注国家大事，对近代史了如指掌的毛泽东对此当然是很明了的。
尽管中医药教育长期以来以“祖师传承”、“开办学校”两种方式在民间延续着，但在1922年北洋政府时期颁布施行教育系列方案时，中医药学就被排斥于正规教育体系之外，此举曾引起中医界的抗争，引发了近代中医抗争运动。
国民党政府在1929年曾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方针。1936年又提出“国医在科学上无根据”，一律不许执业的谬论。国民党当局始终也没有同意中医办教育。
随着西学东渐，特别是抗生素等药物的广泛应用，西医对急性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的诊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传统的中医药学临床应用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如何认识中医药，怎样利用中医药，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现实问题。
毛泽东在充分肯定中医药学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医药学的历史局限性，即缺少现代科学的解释，应加以提高。他说：
“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我们对中医必须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必须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保存和发扬”。
新中国成立初，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一是有些人说中医“不科学”，中药“不卫生”。二是在中医界内部，有些人把中医神秘化，认为中医“百病皆治”、“完美无缺”，不需要用现代科学、也不能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加以整理和研究。因此，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几年里，卫生部门也一直没有认真执行。
1951年，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公开发表文章，称中医为“封建医”，把中医中药知识看作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被消灭。这一错误观点流传很广，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成为有些卫生行政部门的干部实行排挤和逐步消灭中医的理论依据，从而引起广大中医和人民群众的不满。
特别是1951年5月1日卫生部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与1952年10月4日公布的《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均规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和过于苛刻的办法，使大多数中医不能合法执业。在国家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中，中医药治疗费用不能报销，中医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1951年12月，卫生部发出的《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通知》，尽管目的是组织中医进修业务，但讲授的大都是西医课程。对中医的提高和改造要求过高过急，不是从保持中医传统的理论和医疗特色出发来发展中医，而是错误地认为中医必将被西医代替，由城市到乡村，由乡村走向自然淘汰。
当时，由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的中医师资格审查，仅就华北地区68个县来讲，竟有90%以上的中医师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对中医师的考试，由于多为西医内容，使得大多数中医师被淘汰。如在天津中医师考试中，其结果仅有1/10的中医师通过。在高等教育中没有中医药这一学科，使得中医药人才的培养问题没有着落。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医不科学而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在1954年就及时纠正说：
“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他又说：
“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1955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又严肃指出：
“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为了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1955年2月2日，卫生部发出《关于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对中医行医的限制。
1956年11月27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通令》称：本部在1951年5月1日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与党的中医政策精神相违背，使中医工作受到严重损害，特此宣布废除。
1954年下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医院，开始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并设置中医门诊和中医病床，公费医疗也明确规定中医看病吃药准予报销。据1958年统计，当时全国已建立了300多家中医医院。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指引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吸收中医参加领导工作并设置中医管理机构，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医的政治地位。这与毛泽东的力排众议、力挺中医是分不开的。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瑰宝，是地地道道的“国学”，所以，中医又常常被称为“国医”。“国医”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与自然灾害和疾病作斗争中反复实践、总结，而逐步形成的一套祛病延年、保健卫生的理论体系和方法。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中医这份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相信和重视发展中医药，都是他的一贯主张。没有专门学过中医的毛泽东，在阅读中国历史典籍和中国古代哲学典籍的过程中，学到了许多中医药学辩证思想和中医药学思维方式。毛泽东倡导的中医药发展思想对中国医药学的创新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早在1913年，在湖南长沙读书的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
“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
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和观点。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
“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
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是用中医治疗，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他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容200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
在延安时，由于环境条件恶劣，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有一次，发作时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开明绅士、名中医李鼎铭先生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
毛泽东则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中。
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这一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出发，提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此说似乎不无戏言成分，但他把中医摆在“三大贡献”之首，表明了他对中医的看重。
1954年，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
“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
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于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
“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并说：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
毛泽东还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上述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批示，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近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歧视、乃至企图消灭中医的沉痛教训。时刻关注国家大事，对近代史了如指掌的毛泽东对此当然是很明了的。
尽管中医药教育长期以来以“祖师传承”、“开办学校”两种方式在民间延续着，但在1922年北洋政府时期颁布施行教育系列方案时，中医药学就被排斥于正规教育体系之外，此举曾引起中医界的抗争，引发了近代中医抗争运动。
国民党政府在1929年曾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方针。1936年又提出“国医在科学上无根据”，一律不许执业的谬论。国民党当局始终也没有同意中医办教育。
随着西学东渐，特别是抗生素等药物的广泛应用，西医对急性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的诊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传统的中医药学临床应用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如何认识中医药，怎样利用中医药，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现实问题。
毛泽东在充分肯定中医药学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医药学的历史局限性，即缺少现代科学的解释，应加以提高。他说：
“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我们对中医必须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必须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保存和发扬”。
新中国成立初，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一是有些人说中医“不科学”，中药“不卫生”。二是在中医界内部，有些人把中医神秘化，认为中医“百病皆治”、“完美无缺”，不需要用现代科学、也不能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加以整理和研究。因此，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几年里，卫生部门也一直没有认真执行。
1951年，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公开发表文章，称中医为“封建医”，把中医中药知识看作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被消灭。这一错误观点流传很广，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成为有些卫生行政部门的干部实行排挤和逐步消灭中医的理论依据，从而引起广大中医和人民群众的不满。
特别是1951年5月1日卫生部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与1952年10月4日公布的《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均规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和过于苛刻的办法，使大多数中医不能合法执业。在国家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中，中医药治疗费用不能报销，中医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1951年12月，卫生部发出的《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通知》，尽管目的是组织中医进修业务，但讲授的大都是西医课程。对中医的提高和改造要求过高过急，不是从保持中医传统的理论和医疗特色出发来发展中医，而是错误地认为中医必将被西医代替，由城市到乡村，由乡村走向自然淘汰。
当时，由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的中医师资格审查，仅就华北地区68个县来讲，竟有90%以上的中医师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对中医师的考试，由于多为西医内容，使得大多数中医师被淘汰。如在天津中医师考试中，其结果仅有1/10的中医师通过。在高等教育中没有中医药这一学科，使得中医药人才的培养问题没有着落。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医不科学而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在1954年就及时纠正说：
“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他又说：
“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1955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又严肃指出：
“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为了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1955年2月2日，卫生部发出《关于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对中医行医的限制。
1956年11月27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通令》称：本部在1951年5月1日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与党的中医政策精神相违背，使中医工作受到严重损害，特此宣布废除。
1954年下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医院，开始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并设置中医门诊和中医病床，公费医疗也明确规定中医看病吃药准予报销。据1958年统计，当时全国已建立了300多家中医医院。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指引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吸收中医参加领导工作并设置中医管理机构，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医的政治地位。这与毛泽东的力排众议、力挺中医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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