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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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辯過程中，感觸最深的是我再一次思考了兩種偽善：一種是借苛責別人來顯示自己有美德，另一種是以寬恕之名阻止追究對他人犯下的罪過，以博得愛的美名。我知道華人基督徒一般沒有前一種法利賽人式偽善。至于后一種偽善盛行的原因，我覺得大概是因為我們的傳統中儒家文化對人的善存有不適當的幻想，加之许多教會片面的聖經教導，造成華人基督徒中相當多的人缺乏對罪的深刻省察和反省，尤其當自己不是受害人的時候，特別容易借著縱容和掩盖罪惡來麻醉自己遲鈍的良心進而回避對付罪惡的個人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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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者把遠和其他當事人的沉默視為謠言受害人的忍辱負重，卻不肯要求遠某等人出來抗辯，似乎遠某這樣的人只要以基督徒的名義獲得了影響力，就不再需要為強姦誘姦的罪名抗辯。質疑者似乎特別陶醉于自己“饒恕”的美德，那是因為他們只害怕他們認可的人有污點，而不在乎受害人的痛苦和感受。神的公義不是質疑者考慮的話題。我從這些質疑者那裡讀出了這樣的華人基督教文化：誰以基督徒的名義積聚了人脈，誰就可以躲在這些人脈編織的“饒恕”背后不受哪怕是強姦的指控；誰指控誰就是不饒恕，誰替指控者提供控訴的平台，誰就是嫉妒和苦毒的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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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為遠辯護的人先是懷疑柴姊妹的動機和精神狀況，后來又避開另兩位姊妹的指控，轉而質疑王峙軍的動機，就是始終把遠先生當成受害人，生怕他不再顯得偉大光榮正確。就這樣，在華人的處境中，強姦和誘姦的嫌疑人和舉報者完成了“誰是受害人”的戲劇性轉換。結果，罪和非罪也完成了概念的顛倒。是非黑白已經被解構成了這樣的命令：如果你說你經歷了強姦和誘姦，你就必須沉默，否則你就是不饒恕，或者精神有問題；如果你想為自稱受到性侵的人提供說話的機會，你就是別有用心，你最好當成什麼都沒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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