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卡锡：救了美国，却被自己人背叛
原创 2017-08-06 Conservapedia 七使
原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
作者：conservapedia 译者：九喻
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1908年11月14日 - 1957年5月2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在1947年-1957年代表威斯康星州（Wisconsin）任职参议院。从1950年开始，麦卡锡成为挑战共产党对美国政府的渗透的最出名的公众人物。他指控有大量共产主义者、苏联间谍和同情苏联的人，在联邦政府内部从事削弱美国的阴谋活动。这一指控被包括解密的Venona文件（Venona files）在内的政府文件和听证会证明是正确的。最终，在共产党在内的麦卡锡的对手的有效运作下，他在参议院内受到非难。“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这个名词，在1950年特指暴露共产主义者的努力，后来很快被用到类似的教义性行为。
早年生活
麦卡锡出生并成长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场，1935年获得Marquette大学（Marquette University）法律学位。他于1939年被选为威斯康星州历史上最年轻的巡回法院法官（circuit judge）。当麦卡锡接手法官职位的时候，这间法院积压的案子超过200件。他延长了工作时间，至少有十多次，过了半夜他的法庭还在开门受理案件，他还打破了很多官僚程序，从而很快的清理了这些积案。根据一份地方报纸的说法，麦卡锡法官“高效的伸张正义，他有很好的法律知识和判断力。”[1]
军人生涯
尽管法官被免除了服兵役的要求，33岁的麦卡锡志愿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他在1942年8月入伍成为一名中尉（first lieutenant），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在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服役，任职轰炸机中队（bomber squadron）情报官。他冒着生命危险，志愿作机尾机枪手，参加了许多战斗任务。麦卡锡在1952年荣获十字飞行荣誉勋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在30个月的从军期间，麦卡锡的表现得到他的直接上级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Admiral Chester Nimitz）的一致称赞。尼米兹海军上将这样评价麦卡锡上尉的服役：
“（麦卡锡）1943年9月1日到12月31日期间在所罗门群岛服役，他作为情报官和轰炸机中队俯冲轰炸机机尾机枪手的表现是卓有成绩的。他参加了大量战斗任务，在正常工作任务以外，他还承担了航空摄影师的工作。他冒着敌人猛烈的防空火力，出色的拍摄了敌人火力位置的照片，在物质上为随后的轰炸作出了贡献。尽管腿部受伤严重，他拒绝去医院治疗，而是继续高效完成情报官的任务。他勇敢的表现在海军服役传统上也属于最好的。”[2]
另外，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空军的副司令（Assistant Commanda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少将Field Harris在给麦卡锡的信里说：
“亲爱的麦卡锡法官：我满意的告诉你，你在30个月的服役中卓越的表现，特别是在战斗区的表现，得到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的赞扬。毫无例外，你服役其间所有的指挥官都对你的表现给予最高的评价。
海军陆战队不会忘记你的贡献。主要是靠你这样的优秀美国人的付出和牺牲，海军陆战队才能保持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时间、无论遭遇什么情况都能击败敌人的传统。
我对你的服务表达诚挚的感谢，希望你在今后的日子继续取得成功，并祝好运。”[3]
最后，在麦卡锡的直接上级E.E. Munn少校的推荐信里，Munn少校不但称赞麦卡锡志愿承担机尾机枪手、情报员和航空摄影师的战斗任务，还特别提到他自己参加的轰炸任务。这包括遇到猛烈抵抗的区域，例如Kolombangara，Ballale，Bonis，Kara，Kahili和Buka。这封推荐信提到：
“麦卡锡上尉一直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尽责，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最佳典范。”[4]
美国参议员
指控共产党对国务院（the State Department）进行渗透，以及联邦政府存在安全和忠诚上的风险，使得麦卡锡在1950年进入了人们的视野。2月9日，在西弗吉尼亚（West Virginia）Wheeling的McClure饭店（McClure Hotel）的Colonnade Room，麦卡锡在演讲中说道：
“我手上有57个案件，牵扯共产党员或忠于共产党的人，但是他们仍然参与制定我们的外交政策。”[5][6][7][8]
麦卡锡开出了与这57个威胁相关的一个名单，并公开了名单上的几个名字，包括John S. Service，Gustavo Duran，Mary Jane Keeney，Harlow Shapley，和H. Julian Wadleigh。[9] [10] 这些名字来自于“李名单”（Lee List），这个名单是由1947年众议院拨款委员会（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的检察官在审理未解决的国务院安全案件过程中拟定的，委员会的首席检察官是罗伯特-李（Robert E. Lee），这个名单是他负责准备的。[11]
麦卡锡在1950年2月20日在参议员作了一场6个小时的演说，这个演说不断被怀有敌意的参议员打断，其中的4个人－－Scott Lucas（打断61次），Brien McMahon（打断27次），Garrett Withers（打断22次），Herbert Lehman（打断13次）－－一共打断演说123次，麦卡锡提出，有大约80人曾经在国务院、或者象“战争情报办公室”（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OWI）和“经济战争署”（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BEW）那样的战时单位工作。民主党人坚持要麦卡锡给出名字，麦卡锡回应说，
“伊利诺伊州（Illinois）参议员大声要求我给出全部名字。我告诉他就我所知，那是不合适的。我没有得到关于这些人的全部信息...但是我有足够信息相信，或者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者他们给共产主义者极大的帮助：我可能错。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除非参议院要求我那么做，不然我不会把名字公开，但我愿意把名字提供给参议院的任何一个委员会，并愿意让委员会在办公时间监查这些人。有可能名单里的一些人是清白的...”
有些人说麦卡锡曾经宣称，“我手上有一个205人的名单－－这些名字已经通报给国务卿，告诉他这些人是共产党员。”[12] 这个说法只涉及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Wheeling的那次演讲，而不是指他在其他城市所作的关于对美国政府的颠覆活动的演讲。205这个数字出现在另一个演说里。1950年2月20日，在参议院的一次演说中，麦卡锡正式解释了这个问题：
“我面前这封信，来自1946年国会记录的副本，A4892页。这封信的作者是前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F. Byrnes，1945-1947年在杜鲁门政府任国务卿）。信的内容是关于对第一批大约3,000人的监查。之后还会有多次监查。这只是一个开始。”
这封信是关于监查的第一组3,000人。总统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监查从战争部（War Department）的那些战时机构转到国务院来的雇员，我认为是个智慧的做法。这些战时机构有几千名背景特殊的人。伯恩斯国务卿在他的信里说道：根据行政命令，大约有4,000名雇员从各种各样的战时机构（例如OSS，FEA，OWI，OIAA）转到国务院，其中大约3,000人的背景经过了初级监查，结果285个人被你在信中提到的监查委员会认定不同意长期雇用，
也就是说，前国务卿承认，285人是有安全隐患的。他还说只有其中的79人被解除了雇佣关系。提到的571人里，一些来自这205人，一些来自之后的监查，但还没有解除雇用关系。我要说国务院的调查机构的工作很出色。文件显示，他们调查了很多细节以便发现共产党人。唯一的问题是，当调查机构正确的认定这些共产党人之后，国务院拒绝解聘这些人。我会给出具体的例子。”[13]
麦卡锡指出，杜鲁门总统（President Truman）和民主党对共产党人软弱，甚至和共产党人结盟。杜鲁门反对麦卡锡的说法，杜鲁门不知道破译的“薇诺娜计划”（Venona project），该破译证实了叛逃过来的前共产党间谍Elizabeth Bentley的供词。
麦卡锡的支持度和受欢迎度在1954年初达到顶峰，1954年1月的一次盖洛普调查（Gallup Poll）显示，50%的受访人总体对他持正面看法。麦卡锡在“最受尊敬的人”里排名第四。[14] 1954年3月9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播出了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的攻击麦卡锡的电视片“See It Now”。
Venona文件
1995年，Venona文件的文本解密，更多苏联间谍在美国活动的详细信息得以披露。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是美国政府里少数几个了解Venona文件的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胡佛把Venona文件的信息透露给了麦卡锡。实际上，胡佛提供给了麦卡锡错误的信息，或无关的文件，以便给Venona文件里真正的嫌疑人的亲属、朋友或关系紧密的同事施加压力，威胁他们如果不合作，不透露他们可能知道的相关人员的活动和联系，就会把令人颜面扫地的信息公开。[15][16] 没有迹象显示麦卡锡意识到自己被胡佛以这种方式加以利用。
1950年2月7日，麦卡锡的Wheeling West Virginia演讲之前3天，胡佛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说，反间谍“和处置犯罪案件的目的不同。对反间谍工作更重要的是确定间谍的联系人，间谍的企图，情报来源，以及联络方法”，“而拘捕和公开信息只是最后不得已的方式”。他总结说，只有完全了解间谍网的活动，我们才会安全，因为那样我们就可以让他们的活动失去作用。” [17]
有人说麦卡锡曾经声称，“我手上有一个205人的名单－－国务卿知道这些人是共产党员。”这个著名的“名单”，正如人们知道的，一直都引起很多争议。205这个数字出现在麦卡锡和胡佛的一次口头谈话里，谈话是关于当时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的间谍嫌疑人。联邦调查局自己已经发现了5个二战期间活动在美国的间谍；叛逃的苏联间谍Elizabeth Bentley在此之上又加上了81个她知道的间谍；Venona文件是一个验证，一个有真实名字的完整名单已经出现在1957年联邦调查局的一份备忘录里，之后这个名单又有添加，总数是206人。[18]
围绕这个题目一直有很多混淆。尽管最保险的鉴别间谍的文件－－联邦调查局/Venona文件－－使用了206这个数字，而麦卡锡在Wheeling演讲里只是提出共产党员和其他安全隐患，而不是间谍活动。一个美国共产党党员造成的安全隐患，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个人曾经或正在从事间谍活动。Venona文件显示，还有大量的间谍没有被联邦调查局掌握。当人们问麦卡锡这个数字从哪来的，他指出来自“李名单”（Lee List）提到的安全隐患，胡佛曾尝试通过这个名单来找出已知的安全隐患对应的没有侦查出来的间谍代号。胡佛没有公开Venona文件已经发现的间谍。在1946年进行的联邦调查局和“军事信号情报服务部门”（Army Signals Intelligence Service）联合调查中，胡佛根据破译的Venona文件，用同样的办法让杜鲁门的一个心腹产生错误印象。胡佛报告说，一个可靠来源告知“华盛顿有一个大型苏联间谍网。”在间谍名单的14个名字里，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和Nathan Silvermaster名列其中。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Undersecretary of State Dean Acheson），名单上还包括其他令人不可接受的名字，从而降低了对希斯和Silvermaster指控的可信度，这实际上达到了他让人产生错觉的目的。于是，杜鲁门政府一直怀疑胡佛和联邦调查局用指控行政官员是苏联间谍的办法玩弄党派政治伎俩。[19][20]
Venona文件明确给出了349个活动在美国的间谍的代号，其中包括美国公民，移民，永久居民，他们以不同方式与苏联情报部门合作，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发现。在麦卡锡领导的“调查委员会”（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PSI）的公开听证会上，有83个人使用了“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反对自我归罪权”（the fifth amendment right against self incrimination）。另外还有9个人依据宪法拒绝参加不公开的听证会，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公开。[21] 在使用宪法第五修正案的83个人里，有几个人后来被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和联邦调查局认定是Venona文件里提到的苏联间谍。几个著名的例子是：
Mary Jane Keeney：联合国雇员，她的丈夫Philip Keeney在“战略服务办公室”（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工作；[22]
Lauchlin Currie，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手；[23]
Virginius Frank Coe[24]：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分部主管（Director of Division of Monetary Research, U.S. Treasury）；布雷顿森林会议技术秘书（Technical Secretary at 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illiam Ludwig Ullman [25]：参加联合国宪章大会（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Conference）和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代表；
Nathan Gregory Silvermaster [26]：美国财政部采购分部主要计划人（Chief Planning Technician, Procurement Divis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Silvermaster间谍网头目；
Harold Glasser：美国财政部驻意大利联盟高级代表处代表（U.S. Treasury Representative to the Allied High Commission in Italy）
参议院有关劳工权益的委员会“LaFollette公民自由委员会”（LaFollette Civil Liberties Committee）的4个工作人员；
Allan Rosenberg：外国经济管理局主管（the Economic Institution Staff, 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理事（Counsel to 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所罗门-阿德乐（Solomon Adler）：任职美国财政部，去了中国并加入毛泽东政权（1994死在中国）；
Robert T. Miller：泛美事务协调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美国国务院近东事务部（Near Eastern Divis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苏联档案里的“Gorsky备忘录”（Gorsky Memo）也提到了他；麦卡锡指证案例第16号，“李名单”第12号；[27]
Franz Leopold Neumann：经济福利委员会顾问（consultant at 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战略服务办公室中欧部副主任（Deputy Chief of the Central European Section of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纽伦堡战犯法庭第一研究主管（First Chief of Research of the Nuremberg War Crimes Tribunal）；也出现在苏联档案里的“Gorsky备忘录”（Gorsky Memo）里；
Laurence Duggan：美国国务院美洲共和国分部负责人（head of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ivision of American Republics）；[28]
Leonard Mins：[29] 战略服务办公室研究分析部俄国处（Russian Section of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Division of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Cedric Belfrage [30]：英国安全协调部；《National Guardian》周刊创办人；
Gerald Graze：美国国务院；“李名单”第29号， Lee List #29，从苏联档案里的“Gorsky备忘录”得到证实，Stanley Graze的兄弟；
Sergey Nikolaevich Kurnakov：《每日工人报》（The Daily Worker，共产党机关报）；[31]
David Karr：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记者Drew Pearson的主要助手。
Venona文件证实了，参议院“民权委员会”（the Senate Civil Liberties Subcommittee）里至少有4个工作人员是克格勃间谍，这个委员会的前任主席是参议员Robert LaFollette, Jr.，他在1946年的选举中被麦卡锡击败。这4个克格勃间谍是：
John Abt，委员会首席律师（Chief Counsel）。
Charles Kramer，他还任职于其他3个国会的委员会。
Allen Rosenberg，他还任职于“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经济战争委员会”（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BEW），“外国经济管理局”（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FEA），后来他还曾在美国最高法院辩论案子。
Charles Flato，他还任职于“经济战争委员会”和“外国经济管理局”。
这4个间谍都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也是共产国际成员。
尽管有共产党渗入美国政府的前提是正确的，很多受到麦卡锡怀疑的人并不是间谍。近期学者发现，在1950-1952年期间受到调查的159人里，9人有来自Venona文件或其他来源的确实证据，证明曾经为苏联谍报部门服务。其他人虽然没有直接的间谍证据，但很多人被认为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32]
已知的安全威胁和忠诚隐患
1947年6月，“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提交给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一份秘密备忘录，请他注意国务院内部已经发展而且仍在发展的安全隐患。备忘录写道：
“有证据显示，有一个周密的、精心计算的方案，不但保护身居高位的共产党成员，而且弱化安全和情报保护措施。联邦调查局一份关于苏联对美国的间谍活动的初步报告指出，有很多国务院雇员卷入了间谍活动，其中一些人担任高级职务。”
罗伯特-李（Robert E. Lee）是拨款委员会的主要调查员，负责准备这份名单。“李名单”使用了数字而不是直接使用人名，这个名单在委员会内部发表。
这个备忘录里列出了9个国务院官员，指出他们“只是国务院雇员里的几个代表，国务院里有几百名这样的雇员，他们受到保护并允许继续工作在那里，尽管事实上他们对国家安全构成明显的威胁。”到6月24日，有10个人的名字被从名单上去掉。但是从1947年到麦卡锡发表Wheeling演讲的1950年2月，国务院没有因为忠诚和安全原因解雇任何人。[34] 而在政府其他部门，在1947-1951年间，因为忠诚原因就有超过300人被解职。
尽管不是全部，但麦卡锡参议员提出的大部分案例，都来自“李名单”或李议员在1947年为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整理但是还没有解决的国务院安全案例的“108人名单”。[35] Tydings委员会（The Tydings subcommittee）也有一个名单。除了上面已经列出的Venona文件证实的间谍以外，还有一些麦卡锡参议员指证的安全和忠诚隐患被证明是正确的：
Robert Warren Barnett夫妇，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8号和49号，李名单59号。[36]
Esther Brunauer，美国国务院；麦卡锡名单47号，李名单55号。[37]
Stephen Brunauer，美国海军，爆炸物研究部门的化学家。[38]
Gertrude Cameron，美国国务院，信息和编辑专家；麦卡锡案例55号，李名单65号。[39][40]
Nelson Chipchi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23号。[41]
Oliver Edmund Clubb，美国国务院。[42]
John Paton Davies，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43]
Gustavo Duran，美国国务院，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助手，联合国社会事务部文化活动分部主管（Chief of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Sec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44]
Arpad Erdos，美国国务院。[45]
Herbert Fierst，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1号，李名单51号。[46][47][48]
John Tipton Fishburn，美国国务院；李名单106号。[49]
Theodore Geiger，美国国务院。[50]
Stella Gordo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0号，李名单45号。[51]
Stanley Graze，美国国务院情报部门；麦卡锡案例8号，李名单8号。Stanley Graze的兄弟Gerald Graze被克格勃档案证实是间谍。[52]
Ruth Marcia Harriso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7号，李名单4号。[53]
Myron Victor Hunt，美国国务院；麦卡锡名单65号，李名单79号。[54]
Philip Jessup，美国国务院，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军事政府事务和管理海军学院副院长（Assistant Director for the Naval School of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派驻联合国代表，无任所大使（Ambassador-at-large），太平洋关系研究所主席（Chairman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Research Advisory Committee）；麦卡锡案例15号。[55]
Dorothy Kenyon，纽约市法官，美国国务院任命的派往联合国妇女状况委员会的代表（U.S. State Department appointee as American Delegate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56]
Leon Hirsch Keyserling，哈里-杜鲁门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President Harry Truman's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57]
Mary Dublin Keyserling，美国商务部（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58]
Esther Less Kopelewich，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24号。[59]
Owen Lattimore，共产党控制的“太平洋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董事会成员，“太平洋关系研究所”期刊《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编辑。[60]
Paul A. Lifantieff-Lee，美国海军部；麦卡锡案例56号，李名单66号。[61]
Val R. Lorwi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54号，李名单64号。[62]
Daniel F. Margolies，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1号，李名单46号。[63] [64]
Peveril Meigs，美国国务院，美国陆军部；麦卡锡案例3号，李名单2号。[65]
Ella M. Montague，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34号，李名单32号。[66]
Philleo Nash，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哈里-杜鲁门总统的顾问。[67][68][69]
Olga V. Osnatch，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81号，李名单78号。[70]
Edward Posniak，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77号。[71]
Philip Raine，美国国务院，地区专家；麦卡锡案例52号，李名单62号。[72][73][74][75]
Robert Ross，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32号，李名单30号。[76]
Sylvia Schimmel，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50号，李名单60号。[77][78][79][80]
Frederick Schumann，美国国务院合同雇用的讲师，威廉大学（Williams College）教授；不在李名单上。[81]
John S. Service，美国国务院。[82]
Harlow Shapley，美国国务院任命的派驻联合国UNESCO代表，National Council of Arts, Sciences, and Professions主席。[83]
William T. Stone，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6号，李名单54号。[84]
Frances M. Tuchser，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6号，李名单6号。[85]
John Carter Vincent，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2号，李名单52号。[86]
David Zablodowsky，美国国务院，联合国出版部主管；麦卡锡案例103号。[87]
莫罗在《See It Now》电视节目中对麦卡锡参议员的攻击
对麦卡锡参议员最著名的攻击之一，是由爱德华-莫罗（Edward R. Murrow）主持的电视系列记录节目《See It Now》的一集，播出时间是1954年3月9日。[88] 到莫罗制作这集攻击麦卡锡的电视片的1954年，对麦卡锡的猛烈攻击已经持续了几乎4年。根据麦卡锡传记作者Arthur Herman的记录，莫罗和他的工作人员花了2个月时间精心编辑画面，以便把麦卡锡包装成最坏的形象。没有一个镜头以正常工作状态展示麦卡锡。不像莫罗宣称的那样，这部电视片“根本不是一个报道，而是全方位的攻击，使用的手法恰恰是批评人士指责麦卡锡的‘捕风捉影’。”[89]
电视片大部分镜头都是麦卡锡处于最不雅观的状态，包括“打嗝，挖鼻孔”。[90] 在这些镜头里，麦卡锡指责民主党“背叛美国20年”，因为民主党政府在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和波茨坦会议（Potsdam conference）上对共产主义苏联让步，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描绘成“为共产党服务，做共产党的工作”，斥责Zwicker将军，因为Zwicker宣称他会保护其他在军队里提升共产党的将军。莫罗把五角大楼密码室雇员Annie Lee Moss描绘成麦卡锡的无辜受害者，尽管后来证实，联邦调查局因为她和共产党的关系警告过军队和民事服务局。[91]
甚至一些麦卡锡的批评者都被莫罗这部一边倒的电视片激怒了。Commonweal的 John Cogley多年来一直反对麦卡锡，他“毫不留情的抨击莫罗和电视制片人颠倒事实，筛选镜头。”[92] Cogley指出选择另外一些镜头可以很容易的把麦卡锡包装成非常正面的形象，进而警告这种不当利用电视的方式。他和另一个《Saturday Review》的反对麦卡锡的人都认为，“那不是个令电视新闻业感觉自豪的时刻”。[93]
为了迎击负面宣传，麦卡锡在1954年4月6日出现在《See It Now》节目，说明自己干的工作，以清除莫罗的节目造成的误解。麦卡锡指出他的委员会“把为苏联服务的共产党清除出政府和要害军事部门。”他还说，“比如，238人接受公开检查；367人在执行程序内接受检查；84人拒绝就与共产党相关行为作证，因为如果他们说出事实，可能会进监狱；24人因为共产党背景被解除从事机密、超级机密材料的工作，是我们的委员会揭露了这些人。”麦卡锡还指出莫罗的左派背景，以及他之前与共产党组织的关系。[94]
莫罗的报道，同一年电视转播的“军队-麦卡锡听证会”，和持续4年的反麦卡锡媒体的报道，是导致全国民意转而反对麦卡锡的主要原因。然而，著名主播Eric Sevareid说，莫罗的攻击“来得很晚。年轻人回头读那段历史，以为媒体里只有一个人挑战麦卡锡，这让很多人感觉不好，包括我自己，因为那个节目其实很晚才出现。”[95]
甚至莫罗也不承认自己在麦卡锡的受欢迎度下降上起了那么大的作用。他宣称，“上帝啊，我没做什么事情。（《时代》杂志专栏作者）Scotty Reston和很多其他人写和我一样的内容，说一样的话，长达几个月，长达几年。我们跟在后面。”[96]
不管怎么样，尽管《See It Now》节目出现的很晚，尽管这个节目制造假象，反麦卡锡的历史学者还是把功劳归给莫罗，认为在打击麦卡锡从事的消除美国政府的安全威胁的工作上，莫罗起了主要作用。
遭到的谴责和Watkins委员会
尽管麦卡锡参议员在几年前就受到了来自左翼自由派和共产党人的不计其数的充满偏见、无法证实的攻击，正式谴责并试图把麦卡锡从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上除去的有组织的努力，开始于1954年3月。
参议院里的反对
1954年3月9日，来自佛蒙特州（Vermont）的保守派反共参议员、共和党人Ralph E. Flanders发表了一次演说，批评麦卡锡参议员所谓“把与共产主义的战斗引向错误的方向”，以及他在“使我们在世界上失去尊重”上扮演的角色。Flanders认为美国应该更加关注外面发生的“共产主义势力在世界各地的令人担心的扩张”，而那种扩张将使美国和加拿大成为“自由世界的最后据点。”[97][98] 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政府的内阁官员让Flanders“释放”，而艾森豪威尔总统给Flanders留了一个对他的演讲表示感谢的条子，但并没表示反对或赞成。[99] 在1954年6月1日的演讲里，Flanders强调了苏联如何在没有消耗自己的资源和人力的情况下在亚洲取得军事成功，还说美国“是共产主义通过经济手段进行征服的另一个例子。”他补充说，“共产主义独裁和法西斯主义独裁的一个标志就是全体被统治者都互相监视。”[100] Flanders对参议院说，麦卡锡的“反共手法和希特勒给无助的少数派心中植入恐惧的手法完全类似”；他指责麦卡锡散布“分裂和迷惑”，还说“如果麦卡锡是为共产党工作，那他干的就不可能更漂亮了。”[101]
1954年6月11日，Flanders发起提案指控麦卡锡“行为失当”，要求他离开委员会主席的位置。在接受了John Sherman Cooper参议员、J. William Fulbright参议员和左翼自由派的“有效国会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an Effective Congress）法律顾问的意见后，他修改了提案以便与“之前的谴责动议一致。”[102] 提出了谴责动议之后，Flanders就没有参与负责这项谴责动议的Watkins委员会组织的听证。麦卡锡对Flanders没有什么个人怨恨，有报道说，在听证会开始之后，麦卡锡还接受了他的邀请和他共进午餐。[103]
Watkins委员会
终于，麦卡锡被指控有46项行为不当，为此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评估这些指控，委员会主席是参议员Arthur Watkins。这是5年来对麦卡锡进行的第5次调查。这个委员会于1954年8月31日开始调查。经过2个月的听证和分析，委员会只对最初提出的46项指控里的2项指控建议进行谴责。对其他指控都认定不成立。[104]
1954年11月8日，参议院就这2项指控召开特别会议进行辩论。这2项指控是：
1）麦卡锡在1952年“没有与‘参议员权利和选举分委员会’合作”，在一项旨在把他逐出参议院的提案上配合就他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面展开的调查。
2）在一次主持参议院质询时，麦卡锡对Ralph Zwicker将军“表现过分”。
关于Zwicker将军的指控被参议院否决，因为认定麦卡锡的做法有可能是由Zwicker自己当时的表现“引发”的。很多参议员感觉军队表现出对委员会主席麦卡锡的敌意，他们不顾麦卡锡在1954年2月1日写给他们的信件，而在第二天让Irving Peress荣誉退伍。因此，参议院作出结论，麦卡锡在2月18日对Zwicker的行为没有违规。
于是，关于Zwicker将军的指控在最后一刻被放弃，代之以如下的指控：
2）麦卡锡把“Watkins委员会”称为共产党的“愚蠢的女佣”，把参议院特别会议称为“私刑聚会”，“表现不合参议院伦理原则，有可能让参议院蒙羞，阻碍参议院的宪法程序，损害其尊严。”[105] 1954年12月2日，尽管有十几名参议员告诉麦卡锡他们不愿投票反对他，可是因为面对来自艾森豪威尔政府和两党领袖的巨大压力不得不投票反对他，参议院最后以67：22票通过“谴责”麦卡锡在两项指控上的行为。民主党参议员全部支持谴责麦卡锡，共和党一半支持，一半反对。
对谴责案的分析
人们批评对麦卡锡的谴责案是企图消灭参议院里调查美国政府的安全和忠诚风险的最响亮声音。如果仔细检查这两项对麦卡锡的指控，会发现它们都存在重大问题。
先分析第一项指控“没有与‘参议员权利和选举分委员会’合作”，事实是那个分委员会从没传唤麦卡锡，而只是“邀请”他去作证。这个分委员会里的一个参议员和两个工作人员因为对麦卡锡的不诚实表现先后辞职。在这个分委员会1953年1月2日最后的一份报告里写道，他们调查的事件“因为1952年的选举而变得无法决定。”直到那时的整个美国历史，还没有任何一名参议员因为在前一届国会期间的行为或没有接受作证“邀请”而被惩罚。因此，对麦卡锡的第一项指控完全是骗局，是意图损害麦卡锡的造势行为。
第二项指控比第一项指控问题更大。麦卡锡因为自己在参议院外发布的对“Watkins委员会”和参议院特别会议的批评意见被谴责。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1957年6月7日那期杂志上，David Lawrence在社论里指出，其他参议员指责麦卡锡在宣誓下撒谎，接受不当金钱，从事选举欺诈，诽谤，作出错误指证，要挟勒索，为共产党服务，与Roy Cohn和David Schine的“个人关系”有问题。然而，这些参议员从没受到“表现不合参议院伦理原则”或“损害参议院尊严”的谴责。只有麦卡锡被要求对自己说的话承担责任。[106]
最后的日子
麦卡锡继续追查身居美国政府高位的共产党，但是他的权力和调查力度被严重削弱了。在1954年共和党失去对参议院的控制之后，作为少数党成员的麦卡锡不得不依赖公开演讲，来继续提醒美国大众共产主义的威胁。 在之后的两年半时间里，他做了一系列重要演说。
1957年1月，麦卡锡夫妇领养了一个女婴，起名Tierney。不幸的是，几个月之后的1857年5月2日，麦卡锡因急性肝炎死于Bethesda海军医院，终年48岁。
麦卡锡被以国葬待遇安葬，70名参议员参加了他的葬礼。麦卡锡是17年里第一个葬礼在参议院举办的参议员。几千名大众在华盛顿特区向他的遗体致敬，估计有超过3万威斯康星人到他的家乡Appleton的圣玛丽教堂（St. Mary's Church）对他表示敬意，神职人员在超过1百名牧师和2千名大众面前举行庄严宗座安魂仪式。3名参议员George Malone，William E. Jenner和Herman Welker，把麦卡锡的灵柩从华盛顿护送到他的家乡，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参加了威斯康星的葬礼。麦卡锡被埋葬在圣玛丽墓地，留下他的妻子Jean和领养的女儿Tierney。
对麦卡锡的再评价
在保守派作家Ann Coulter的畅销书《背叛者：从冷战到反恐战争期间左翼自由派的背叛行径》里，她这样评价麦卡锡：
“半个世纪之后，只有一些无害的怪物还自称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人们很难捕捉麦卡锡发动的反共战役的重要性。但是今天‘共产主义者’这个词听起来和‘君主制主义者’一样可怕，不是毫无原因的－－那绝不是因为大无畏《纽约时报》的社论谴责麦卡锡，赞美哈佛大学教育出来的苏联间谍。是麦卡锡使得当共产党主义者成为可耻的事情。美国内部的共产主义运动再没能恢复元气。”[107]
当Ann Coulter要求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主持人Bill O'Reilly举出一个被麦卡锡折磨的无辜人的例子时，O'Reilly提出Dalton Trumbo，他是“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HUAC）指控的“好莱坞的十个人”之一，O'Reilly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个委员会的目的是调查美国共产党对好莱坞的渗透，曾要求“好莱坞的十个人”的剧作者、导演和制作人于1947年到国会作证。而麦卡锡是在1950年才开始他的反共战斗。
1953-1954年，麦卡锡调查新泽西州Ft. Monmouth的高级秘密设施松懈的安全管理。当时他被左翼自由派和共产主义者攻击，他们宣称Ft. Monmouth没有安全问题。然而多年之后，Barry Goldwater参议员在《没有什么好道歉的：美国参议员Barry M. Goldwater的个人、政治回忆录》里（With no apologies: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memoirs of United States Senator Barry M. Goldwater）。解释了为什么把美军在Ft. Monmouth的超级秘密部门悄悄搬到亚利桑那州（Arizona），他说：“Carl Hayden1955年1月成为有很大权力的拨款委员会主席，他私下告诉我，Ft. Monmouth搬家了，因为他和其他多数党民主党委员都相信，Ft. Monmouth的安全网已经被攻破。他们不愿公开承认麦卡锡的指控是正确的。他们唯一的替代选择就是把整个设施从新泽西搬到亚利桑那。”[108]
尽管麦卡锡的调查证明他的怀疑是正确的，很多年过去了，而且直到今天，左翼自由派仍在散布谎言说麦卡锡在Ft. Monmouth什么都没发现。
Carl Bernstein于1989年出版他的《忠诚：一个儿子的回忆录》（Loyalties: A Son's Memoir）一书之前，他的父亲Albert Bernstein表示紧张，因为这本书会揭示共产党对美国政府和社会其他方面的渗透。Albert Bernstein宣称：“你会证明麦卡锡是正确的，因为他说的就是整个系统里到处都是共产党。他是对的...我对你即将写的这本澄清麦卡锡的书表示忧虑。问题在于每个人都说他是个骗子；而你说他是对的...我承认共产党在这个国家是一个势力。”[109]
Albert Bernstein和妻子Sylvia Bernstein从1940年代开始就是共产党员。Albert Bernstein是工会活动人士，Sylvia Bernstein在1930年代在战争部当秘书，克林顿政府时期，她志愿在白宫回复写给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信件。1950年代，Sylvia Bernstein使用宪法第五修正案，以避免向国会暴露她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但她公开为两个定罪的间谍服务，这两个人Julius Rosenberg和Ethel Rosenberg，于1953年因间谍罪被处决。
Venona文件和苏联文件
苏联崩溃以后，莫斯科的克格勃文件和内务部档案第一次向研究人员和公众公开，这些文件证明了麦卡锡的怀疑符合事实。在美国方面，“莫伊尼汉保密委员会”（Moynihan Secrecy Commission）负责对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文件加以保密和调查，这些文件有超过40年的保密期。保密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发现：
“只要有指控，就有否认...只要有人认为政府里有共产党渗透，就有人认为政府捏造指控冤屈无辜。对这个时期历史的平衡认识开始显现：Venona文件肯定会提供大量事实，给这件事一个结论...
第一个事实是，在华盛顿、纽约和洛杉矶，存在大量共产党间谍活动，但主要参与人都有系统的否认他们的活动。”[110]
中央情报局负责监督历史情报收集的Hayden Peake指出，“还没有一个现代政府象美国政府那样被全面渗透。”[111] 【注释从略】
原创 2017-08-06 Conservapedia 七使
原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
作者：conservapedia 译者：九喻
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1908年11月14日 - 1957年5月2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在1947年-1957年代表威斯康星州（Wisconsin）任职参议院。从1950年开始，麦卡锡成为挑战共产党对美国政府的渗透的最出名的公众人物。他指控有大量共产主义者、苏联间谍和同情苏联的人，在联邦政府内部从事削弱美国的阴谋活动。这一指控被包括解密的Venona文件（Venona files）在内的政府文件和听证会证明是正确的。最终，在共产党在内的麦卡锡的对手的有效运作下，他在参议院内受到非难。“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这个名词，在1950年特指暴露共产主义者的努力，后来很快被用到类似的教义性行为。
早年生活
麦卡锡出生并成长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场，1935年获得Marquette大学（Marquette University）法律学位。他于1939年被选为威斯康星州历史上最年轻的巡回法院法官（circuit judge）。当麦卡锡接手法官职位的时候，这间法院积压的案子超过200件。他延长了工作时间，至少有十多次，过了半夜他的法庭还在开门受理案件，他还打破了很多官僚程序，从而很快的清理了这些积案。根据一份地方报纸的说法，麦卡锡法官“高效的伸张正义，他有很好的法律知识和判断力。”[1]
军人生涯
尽管法官被免除了服兵役的要求，33岁的麦卡锡志愿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他在1942年8月入伍成为一名中尉（first lieutenant），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在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服役，任职轰炸机中队（bomber squadron）情报官。他冒着生命危险，志愿作机尾机枪手，参加了许多战斗任务。麦卡锡在1952年荣获十字飞行荣誉勋章（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在30个月的从军期间，麦卡锡的表现得到他的直接上级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Admiral Chester Nimitz）的一致称赞。尼米兹海军上将这样评价麦卡锡上尉的服役：
“（麦卡锡）1943年9月1日到12月31日期间在所罗门群岛服役，他作为情报官和轰炸机中队俯冲轰炸机机尾机枪手的表现是卓有成绩的。他参加了大量战斗任务，在正常工作任务以外，他还承担了航空摄影师的工作。他冒着敌人猛烈的防空火力，出色的拍摄了敌人火力位置的照片，在物质上为随后的轰炸作出了贡献。尽管腿部受伤严重，他拒绝去医院治疗，而是继续高效完成情报官的任务。他勇敢的表现在海军服役传统上也属于最好的。”[2]
另外，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空军的副司令（Assistant Commanda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少将Field Harris在给麦卡锡的信里说：
“亲爱的麦卡锡法官：我满意的告诉你，你在30个月的服役中卓越的表现，特别是在战斗区的表现，得到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的赞扬。毫无例外，你服役其间所有的指挥官都对你的表现给予最高的评价。
海军陆战队不会忘记你的贡献。主要是靠你这样的优秀美国人的付出和牺牲，海军陆战队才能保持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时间、无论遭遇什么情况都能击败敌人的传统。
我对你的服务表达诚挚的感谢，希望你在今后的日子继续取得成功，并祝好运。”[3]
最后，在麦卡锡的直接上级E.E. Munn少校的推荐信里，Munn少校不但称赞麦卡锡志愿承担机尾机枪手、情报员和航空摄影师的战斗任务，还特别提到他自己参加的轰炸任务。这包括遇到猛烈抵抗的区域，例如Kolombangara，Ballale，Bonis，Kara，Kahili和Buka。这封推荐信提到：
“麦卡锡上尉一直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尽责，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最佳典范。”[4]
美国参议员
指控共产党对国务院（the State Department）进行渗透，以及联邦政府存在安全和忠诚上的风险，使得麦卡锡在1950年进入了人们的视野。2月9日，在西弗吉尼亚（West Virginia）Wheeling的McClure饭店（McClure Hotel）的Colonnade Room，麦卡锡在演讲中说道：
“我手上有57个案件，牵扯共产党员或忠于共产党的人，但是他们仍然参与制定我们的外交政策。”[5][6][7][8]
麦卡锡开出了与这57个威胁相关的一个名单，并公开了名单上的几个名字，包括John S. Service，Gustavo Duran，Mary Jane Keeney，Harlow Shapley，和H. Julian Wadleigh。[9] [10] 这些名字来自于“李名单”（Lee List），这个名单是由1947年众议院拨款委员会（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的检察官在审理未解决的国务院安全案件过程中拟定的，委员会的首席检察官是罗伯特-李（Robert E. Lee），这个名单是他负责准备的。[11]
麦卡锡在1950年2月20日在参议员作了一场6个小时的演说，这个演说不断被怀有敌意的参议员打断，其中的4个人－－Scott Lucas（打断61次），Brien McMahon（打断27次），Garrett Withers（打断22次），Herbert Lehman（打断13次）－－一共打断演说123次，麦卡锡提出，有大约80人曾经在国务院、或者象“战争情报办公室”（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OWI）和“经济战争署”（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BEW）那样的战时单位工作。民主党人坚持要麦卡锡给出名字，麦卡锡回应说，
“伊利诺伊州（Illinois）参议员大声要求我给出全部名字。我告诉他就我所知，那是不合适的。我没有得到关于这些人的全部信息...但是我有足够信息相信，或者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者他们给共产主义者极大的帮助：我可能错。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除非参议院要求我那么做，不然我不会把名字公开，但我愿意把名字提供给参议院的任何一个委员会，并愿意让委员会在办公时间监查这些人。有可能名单里的一些人是清白的...”
有些人说麦卡锡曾经宣称，“我手上有一个205人的名单－－这些名字已经通报给国务卿，告诉他这些人是共产党员。”[12] 这个说法只涉及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Wheeling的那次演讲，而不是指他在其他城市所作的关于对美国政府的颠覆活动的演讲。205这个数字出现在另一个演说里。1950年2月20日，在参议院的一次演说中，麦卡锡正式解释了这个问题：
“我面前这封信，来自1946年国会记录的副本，A4892页。这封信的作者是前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F. Byrnes，1945-1947年在杜鲁门政府任国务卿）。信的内容是关于对第一批大约3,000人的监查。之后还会有多次监查。这只是一个开始。”
这封信是关于监查的第一组3,000人。总统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监查从战争部（War Department）的那些战时机构转到国务院来的雇员，我认为是个智慧的做法。这些战时机构有几千名背景特殊的人。伯恩斯国务卿在他的信里说道：根据行政命令，大约有4,000名雇员从各种各样的战时机构（例如OSS，FEA，OWI，OIAA）转到国务院，其中大约3,000人的背景经过了初级监查，结果285个人被你在信中提到的监查委员会认定不同意长期雇用，
也就是说，前国务卿承认，285人是有安全隐患的。他还说只有其中的79人被解除了雇佣关系。提到的571人里，一些来自这205人，一些来自之后的监查，但还没有解除雇用关系。我要说国务院的调查机构的工作很出色。文件显示，他们调查了很多细节以便发现共产党人。唯一的问题是，当调查机构正确的认定这些共产党人之后，国务院拒绝解聘这些人。我会给出具体的例子。”[13]
麦卡锡指出，杜鲁门总统（President Truman）和民主党对共产党人软弱，甚至和共产党人结盟。杜鲁门反对麦卡锡的说法，杜鲁门不知道破译的“薇诺娜计划”（Venona project），该破译证实了叛逃过来的前共产党间谍Elizabeth Bentley的供词。
麦卡锡的支持度和受欢迎度在1954年初达到顶峰，1954年1月的一次盖洛普调查（Gallup Poll）显示，50%的受访人总体对他持正面看法。麦卡锡在“最受尊敬的人”里排名第四。[14] 1954年3月9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播出了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的攻击麦卡锡的电视片“See It Now”。
Venona文件
1995年，Venona文件的文本解密，更多苏联间谍在美国活动的详细信息得以披露。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是美国政府里少数几个了解Venona文件的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胡佛把Venona文件的信息透露给了麦卡锡。实际上，胡佛提供给了麦卡锡错误的信息，或无关的文件，以便给Venona文件里真正的嫌疑人的亲属、朋友或关系紧密的同事施加压力，威胁他们如果不合作，不透露他们可能知道的相关人员的活动和联系，就会把令人颜面扫地的信息公开。[15][16] 没有迹象显示麦卡锡意识到自己被胡佛以这种方式加以利用。
1950年2月7日，麦卡锡的Wheeling West Virginia演讲之前3天，胡佛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说，反间谍“和处置犯罪案件的目的不同。对反间谍工作更重要的是确定间谍的联系人，间谍的企图，情报来源，以及联络方法”，“而拘捕和公开信息只是最后不得已的方式”。他总结说，只有完全了解间谍网的活动，我们才会安全，因为那样我们就可以让他们的活动失去作用。” [17]
有人说麦卡锡曾经声称，“我手上有一个205人的名单－－国务卿知道这些人是共产党员。”这个著名的“名单”，正如人们知道的，一直都引起很多争议。205这个数字出现在麦卡锡和胡佛的一次口头谈话里，谈话是关于当时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的间谍嫌疑人。联邦调查局自己已经发现了5个二战期间活动在美国的间谍；叛逃的苏联间谍Elizabeth Bentley在此之上又加上了81个她知道的间谍；Venona文件是一个验证，一个有真实名字的完整名单已经出现在1957年联邦调查局的一份备忘录里，之后这个名单又有添加，总数是206人。[18]
围绕这个题目一直有很多混淆。尽管最保险的鉴别间谍的文件－－联邦调查局/Venona文件－－使用了206这个数字，而麦卡锡在Wheeling演讲里只是提出共产党员和其他安全隐患，而不是间谍活动。一个美国共产党党员造成的安全隐患，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个人曾经或正在从事间谍活动。Venona文件显示，还有大量的间谍没有被联邦调查局掌握。当人们问麦卡锡这个数字从哪来的，他指出来自“李名单”（Lee List）提到的安全隐患，胡佛曾尝试通过这个名单来找出已知的安全隐患对应的没有侦查出来的间谍代号。胡佛没有公开Venona文件已经发现的间谍。在1946年进行的联邦调查局和“军事信号情报服务部门”（Army Signals Intelligence Service）联合调查中，胡佛根据破译的Venona文件，用同样的办法让杜鲁门的一个心腹产生错误印象。胡佛报告说，一个可靠来源告知“华盛顿有一个大型苏联间谍网。”在间谍名单的14个名字里，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和Nathan Silvermaster名列其中。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Undersecretary of State Dean Acheson），名单上还包括其他令人不可接受的名字，从而降低了对希斯和Silvermaster指控的可信度，这实际上达到了他让人产生错觉的目的。于是，杜鲁门政府一直怀疑胡佛和联邦调查局用指控行政官员是苏联间谍的办法玩弄党派政治伎俩。[19][20]
Venona文件明确给出了349个活动在美国的间谍的代号，其中包括美国公民，移民，永久居民，他们以不同方式与苏联情报部门合作，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发现。在麦卡锡领导的“调查委员会”（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PSI）的公开听证会上，有83个人使用了“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反对自我归罪权”（the fifth amendment right against self incrimination）。另外还有9个人依据宪法拒绝参加不公开的听证会，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公开。[21] 在使用宪法第五修正案的83个人里，有几个人后来被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和联邦调查局认定是Venona文件里提到的苏联间谍。几个著名的例子是：
Mary Jane Keeney：联合国雇员，她的丈夫Philip Keeney在“战略服务办公室”（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工作；[22]
Lauchlin Currie，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手；[23]
Virginius Frank Coe[24]：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分部主管（Director of Division of Monetary Research, U.S. Treasury）；布雷顿森林会议技术秘书（Technical Secretary at 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illiam Ludwig Ullman [25]：参加联合国宪章大会（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Conference）和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代表；
Nathan Gregory Silvermaster [26]：美国财政部采购分部主要计划人（Chief Planning Technician, Procurement Divis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Silvermaster间谍网头目；
Harold Glasser：美国财政部驻意大利联盟高级代表处代表（U.S. Treasury Representative to the Allied High Commission in Italy）
参议院有关劳工权益的委员会“LaFollette公民自由委员会”（LaFollette Civil Liberties Committee）的4个工作人员；
Allan Rosenberg：外国经济管理局主管（the Economic Institution Staff, 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理事（Counsel to 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所罗门-阿德乐（Solomon Adler）：任职美国财政部，去了中国并加入毛泽东政权（1994死在中国）；
Robert T. Miller：泛美事务协调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美国国务院近东事务部（Near Eastern Divis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苏联档案里的“Gorsky备忘录”（Gorsky Memo）也提到了他；麦卡锡指证案例第16号，“李名单”第12号；[27]
Franz Leopold Neumann：经济福利委员会顾问（consultant at 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战略服务办公室中欧部副主任（Deputy Chief of the Central European Section of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纽伦堡战犯法庭第一研究主管（First Chief of Research of the Nuremberg War Crimes Tribunal）；也出现在苏联档案里的“Gorsky备忘录”（Gorsky Memo）里；
Laurence Duggan：美国国务院美洲共和国分部负责人（head of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ivision of American Republics）；[28]
Leonard Mins：[29] 战略服务办公室研究分析部俄国处（Russian Section of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Division of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Cedric Belfrage [30]：英国安全协调部；《National Guardian》周刊创办人；
Gerald Graze：美国国务院；“李名单”第29号， Lee List #29，从苏联档案里的“Gorsky备忘录”得到证实，Stanley Graze的兄弟；
Sergey Nikolaevich Kurnakov：《每日工人报》（The Daily Worker，共产党机关报）；[31]
David Karr：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记者Drew Pearson的主要助手。
Venona文件证实了，参议院“民权委员会”（the Senate Civil Liberties Subcommittee）里至少有4个工作人员是克格勃间谍，这个委员会的前任主席是参议员Robert LaFollette, Jr.，他在1946年的选举中被麦卡锡击败。这4个克格勃间谍是：
John Abt，委员会首席律师（Chief Counsel）。
Charles Kramer，他还任职于其他3个国会的委员会。
Allen Rosenberg，他还任职于“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经济战争委员会”（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BEW），“外国经济管理局”（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FEA），后来他还曾在美国最高法院辩论案子。
Charles Flato，他还任职于“经济战争委员会”和“外国经济管理局”。
这4个间谍都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也是共产国际成员。
尽管有共产党渗入美国政府的前提是正确的，很多受到麦卡锡怀疑的人并不是间谍。近期学者发现，在1950-1952年期间受到调查的159人里，9人有来自Venona文件或其他来源的确实证据，证明曾经为苏联谍报部门服务。其他人虽然没有直接的间谍证据，但很多人被认为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32]
已知的安全威胁和忠诚隐患
1947年6月，“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提交给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一份秘密备忘录，请他注意国务院内部已经发展而且仍在发展的安全隐患。备忘录写道：
“有证据显示，有一个周密的、精心计算的方案，不但保护身居高位的共产党成员，而且弱化安全和情报保护措施。联邦调查局一份关于苏联对美国的间谍活动的初步报告指出，有很多国务院雇员卷入了间谍活动，其中一些人担任高级职务。”
罗伯特-李（Robert E. Lee）是拨款委员会的主要调查员，负责准备这份名单。“李名单”使用了数字而不是直接使用人名，这个名单在委员会内部发表。
这个备忘录里列出了9个国务院官员，指出他们“只是国务院雇员里的几个代表，国务院里有几百名这样的雇员，他们受到保护并允许继续工作在那里，尽管事实上他们对国家安全构成明显的威胁。”到6月24日，有10个人的名字被从名单上去掉。但是从1947年到麦卡锡发表Wheeling演讲的1950年2月，国务院没有因为忠诚和安全原因解雇任何人。[34] 而在政府其他部门，在1947-1951年间，因为忠诚原因就有超过300人被解职。
尽管不是全部，但麦卡锡参议员提出的大部分案例，都来自“李名单”或李议员在1947年为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整理但是还没有解决的国务院安全案例的“108人名单”。[35] Tydings委员会（The Tydings subcommittee）也有一个名单。除了上面已经列出的Venona文件证实的间谍以外，还有一些麦卡锡参议员指证的安全和忠诚隐患被证明是正确的：
Robert Warren Barnett夫妇，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8号和49号，李名单59号。[36]
Esther Brunauer，美国国务院；麦卡锡名单47号，李名单55号。[37]
Stephen Brunauer，美国海军，爆炸物研究部门的化学家。[38]
Gertrude Cameron，美国国务院，信息和编辑专家；麦卡锡案例55号，李名单65号。[39][40]
Nelson Chipchi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23号。[41]
Oliver Edmund Clubb，美国国务院。[42]
John Paton Davies，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43]
Gustavo Duran，美国国务院，负责拉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助手，联合国社会事务部文化活动分部主管（Chief of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Sec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44]
Arpad Erdos，美国国务院。[45]
Herbert Fierst，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1号，李名单51号。[46][47][48]
John Tipton Fishburn，美国国务院；李名单106号。[49]
Theodore Geiger，美国国务院。[50]
Stella Gordo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0号，李名单45号。[51]
Stanley Graze，美国国务院情报部门；麦卡锡案例8号，李名单8号。Stanley Graze的兄弟Gerald Graze被克格勃档案证实是间谍。[52]
Ruth Marcia Harriso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7号，李名单4号。[53]
Myron Victor Hunt，美国国务院；麦卡锡名单65号，李名单79号。[54]
Philip Jessup，美国国务院，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军事政府事务和管理海军学院副院长（Assistant Director for the Naval School of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派驻联合国代表，无任所大使（Ambassador-at-large），太平洋关系研究所主席（Chairman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Research Advisory Committee）；麦卡锡案例15号。[55]
Dorothy Kenyon，纽约市法官，美国国务院任命的派往联合国妇女状况委员会的代表（U.S. State Department appointee as American Delegate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56]
Leon Hirsch Keyserling，哈里-杜鲁门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President Harry Truman's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57]
Mary Dublin Keyserling，美国商务部（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58]
Esther Less Kopelewich，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24号。[59]
Owen Lattimore，共产党控制的“太平洋关系研究所”（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董事会成员，“太平洋关系研究所”期刊《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编辑。[60]
Paul A. Lifantieff-Lee，美国海军部；麦卡锡案例56号，李名单66号。[61]
Val R. Lorwin，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54号，李名单64号。[62]
Daniel F. Margolies，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1号，李名单46号。[63] [64]
Peveril Meigs，美国国务院，美国陆军部；麦卡锡案例3号，李名单2号。[65]
Ella M. Montague，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34号，李名单32号。[66]
Philleo Nash，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哈里-杜鲁门总统的顾问。[67][68][69]
Olga V. Osnatch，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81号，李名单78号。[70]
Edward Posniak，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77号。[71]
Philip Raine，美国国务院，地区专家；麦卡锡案例52号，李名单62号。[72][73][74][75]
Robert Ross，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32号，李名单30号。[76]
Sylvia Schimmel，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50号，李名单60号。[77][78][79][80]
Frederick Schumann，美国国务院合同雇用的讲师，威廉大学（Williams College）教授；不在李名单上。[81]
John S. Service，美国国务院。[82]
Harlow Shapley，美国国务院任命的派驻联合国UNESCO代表，National Council of Arts, Sciences, and Professions主席。[83]
William T. Stone，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46号，李名单54号。[84]
Frances M. Tuchser，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6号，李名单6号。[85]
John Carter Vincent，美国国务院；麦卡锡案例2号，李名单52号。[86]
David Zablodowsky，美国国务院，联合国出版部主管；麦卡锡案例103号。[87]
莫罗在《See It Now》电视节目中对麦卡锡参议员的攻击
对麦卡锡参议员最著名的攻击之一，是由爱德华-莫罗（Edward R. Murrow）主持的电视系列记录节目《See It Now》的一集，播出时间是1954年3月9日。[88] 到莫罗制作这集攻击麦卡锡的电视片的1954年，对麦卡锡的猛烈攻击已经持续了几乎4年。根据麦卡锡传记作者Arthur Herman的记录，莫罗和他的工作人员花了2个月时间精心编辑画面，以便把麦卡锡包装成最坏的形象。没有一个镜头以正常工作状态展示麦卡锡。不像莫罗宣称的那样，这部电视片“根本不是一个报道，而是全方位的攻击，使用的手法恰恰是批评人士指责麦卡锡的‘捕风捉影’。”[89]
电视片大部分镜头都是麦卡锡处于最不雅观的状态，包括“打嗝，挖鼻孔”。[90] 在这些镜头里，麦卡锡指责民主党“背叛美国20年”，因为民主党政府在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和波茨坦会议（Potsdam conference）上对共产主义苏联让步，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描绘成“为共产党服务，做共产党的工作”，斥责Zwicker将军，因为Zwicker宣称他会保护其他在军队里提升共产党的将军。莫罗把五角大楼密码室雇员Annie Lee Moss描绘成麦卡锡的无辜受害者，尽管后来证实，联邦调查局因为她和共产党的关系警告过军队和民事服务局。[91]
甚至一些麦卡锡的批评者都被莫罗这部一边倒的电视片激怒了。Commonweal的 John Cogley多年来一直反对麦卡锡，他“毫不留情的抨击莫罗和电视制片人颠倒事实，筛选镜头。”[92] Cogley指出选择另外一些镜头可以很容易的把麦卡锡包装成非常正面的形象，进而警告这种不当利用电视的方式。他和另一个《Saturday Review》的反对麦卡锡的人都认为，“那不是个令电视新闻业感觉自豪的时刻”。[93]
为了迎击负面宣传，麦卡锡在1954年4月6日出现在《See It Now》节目，说明自己干的工作，以清除莫罗的节目造成的误解。麦卡锡指出他的委员会“把为苏联服务的共产党清除出政府和要害军事部门。”他还说，“比如，238人接受公开检查；367人在执行程序内接受检查；84人拒绝就与共产党相关行为作证，因为如果他们说出事实，可能会进监狱；24人因为共产党背景被解除从事机密、超级机密材料的工作，是我们的委员会揭露了这些人。”麦卡锡还指出莫罗的左派背景，以及他之前与共产党组织的关系。[94]
莫罗的报道，同一年电视转播的“军队-麦卡锡听证会”，和持续4年的反麦卡锡媒体的报道，是导致全国民意转而反对麦卡锡的主要原因。然而，著名主播Eric Sevareid说，莫罗的攻击“来得很晚。年轻人回头读那段历史，以为媒体里只有一个人挑战麦卡锡，这让很多人感觉不好，包括我自己，因为那个节目其实很晚才出现。”[95]
甚至莫罗也不承认自己在麦卡锡的受欢迎度下降上起了那么大的作用。他宣称，“上帝啊，我没做什么事情。（《时代》杂志专栏作者）Scotty Reston和很多其他人写和我一样的内容，说一样的话，长达几个月，长达几年。我们跟在后面。”[96]
不管怎么样，尽管《See It Now》节目出现的很晚，尽管这个节目制造假象，反麦卡锡的历史学者还是把功劳归给莫罗，认为在打击麦卡锡从事的消除美国政府的安全威胁的工作上，莫罗起了主要作用。
遭到的谴责和Watkins委员会
尽管麦卡锡参议员在几年前就受到了来自左翼自由派和共产党人的不计其数的充满偏见、无法证实的攻击，正式谴责并试图把麦卡锡从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上除去的有组织的努力，开始于1954年3月。
参议院里的反对
1954年3月9日，来自佛蒙特州（Vermont）的保守派反共参议员、共和党人Ralph E. Flanders发表了一次演说，批评麦卡锡参议员所谓“把与共产主义的战斗引向错误的方向”，以及他在“使我们在世界上失去尊重”上扮演的角色。Flanders认为美国应该更加关注外面发生的“共产主义势力在世界各地的令人担心的扩张”，而那种扩张将使美国和加拿大成为“自由世界的最后据点。”[97][98] 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政府的内阁官员让Flanders“释放”，而艾森豪威尔总统给Flanders留了一个对他的演讲表示感谢的条子，但并没表示反对或赞成。[99] 在1954年6月1日的演讲里，Flanders强调了苏联如何在没有消耗自己的资源和人力的情况下在亚洲取得军事成功，还说美国“是共产主义通过经济手段进行征服的另一个例子。”他补充说，“共产主义独裁和法西斯主义独裁的一个标志就是全体被统治者都互相监视。”[100] Flanders对参议院说，麦卡锡的“反共手法和希特勒给无助的少数派心中植入恐惧的手法完全类似”；他指责麦卡锡散布“分裂和迷惑”，还说“如果麦卡锡是为共产党工作，那他干的就不可能更漂亮了。”[101]
1954年6月11日，Flanders发起提案指控麦卡锡“行为失当”，要求他离开委员会主席的位置。在接受了John Sherman Cooper参议员、J. William Fulbright参议员和左翼自由派的“有效国会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an Effective Congress）法律顾问的意见后，他修改了提案以便与“之前的谴责动议一致。”[102] 提出了谴责动议之后，Flanders就没有参与负责这项谴责动议的Watkins委员会组织的听证。麦卡锡对Flanders没有什么个人怨恨，有报道说，在听证会开始之后，麦卡锡还接受了他的邀请和他共进午餐。[103]
Watkins委员会
终于，麦卡锡被指控有46项行为不当，为此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评估这些指控，委员会主席是参议员Arthur Watkins。这是5年来对麦卡锡进行的第5次调查。这个委员会于1954年8月31日开始调查。经过2个月的听证和分析，委员会只对最初提出的46项指控里的2项指控建议进行谴责。对其他指控都认定不成立。[104]
1954年11月8日，参议院就这2项指控召开特别会议进行辩论。这2项指控是：
1）麦卡锡在1952年“没有与‘参议员权利和选举分委员会’合作”，在一项旨在把他逐出参议院的提案上配合就他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面展开的调查。
2）在一次主持参议院质询时，麦卡锡对Ralph Zwicker将军“表现过分”。
关于Zwicker将军的指控被参议院否决，因为认定麦卡锡的做法有可能是由Zwicker自己当时的表现“引发”的。很多参议员感觉军队表现出对委员会主席麦卡锡的敌意，他们不顾麦卡锡在1954年2月1日写给他们的信件，而在第二天让Irving Peress荣誉退伍。因此，参议院作出结论，麦卡锡在2月18日对Zwicker的行为没有违规。
于是，关于Zwicker将军的指控在最后一刻被放弃，代之以如下的指控：
2）麦卡锡把“Watkins委员会”称为共产党的“愚蠢的女佣”，把参议院特别会议称为“私刑聚会”，“表现不合参议院伦理原则，有可能让参议院蒙羞，阻碍参议院的宪法程序，损害其尊严。”[105] 1954年12月2日，尽管有十几名参议员告诉麦卡锡他们不愿投票反对他，可是因为面对来自艾森豪威尔政府和两党领袖的巨大压力不得不投票反对他，参议院最后以67：22票通过“谴责”麦卡锡在两项指控上的行为。民主党参议员全部支持谴责麦卡锡，共和党一半支持，一半反对。
对谴责案的分析
人们批评对麦卡锡的谴责案是企图消灭参议院里调查美国政府的安全和忠诚风险的最响亮声音。如果仔细检查这两项对麦卡锡的指控，会发现它们都存在重大问题。
先分析第一项指控“没有与‘参议员权利和选举分委员会’合作”，事实是那个分委员会从没传唤麦卡锡，而只是“邀请”他去作证。这个分委员会里的一个参议员和两个工作人员因为对麦卡锡的不诚实表现先后辞职。在这个分委员会1953年1月2日最后的一份报告里写道，他们调查的事件“因为1952年的选举而变得无法决定。”直到那时的整个美国历史，还没有任何一名参议员因为在前一届国会期间的行为或没有接受作证“邀请”而被惩罚。因此，对麦卡锡的第一项指控完全是骗局，是意图损害麦卡锡的造势行为。
第二项指控比第一项指控问题更大。麦卡锡因为自己在参议院外发布的对“Watkins委员会”和参议院特别会议的批评意见被谴责。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1957年6月7日那期杂志上，David Lawrence在社论里指出，其他参议员指责麦卡锡在宣誓下撒谎，接受不当金钱，从事选举欺诈，诽谤，作出错误指证，要挟勒索，为共产党服务，与Roy Cohn和David Schine的“个人关系”有问题。然而，这些参议员从没受到“表现不合参议院伦理原则”或“损害参议院尊严”的谴责。只有麦卡锡被要求对自己说的话承担责任。[106]
最后的日子
麦卡锡继续追查身居美国政府高位的共产党，但是他的权力和调查力度被严重削弱了。在1954年共和党失去对参议院的控制之后，作为少数党成员的麦卡锡不得不依赖公开演讲，来继续提醒美国大众共产主义的威胁。 在之后的两年半时间里，他做了一系列重要演说。
1957年1月，麦卡锡夫妇领养了一个女婴，起名Tierney。不幸的是，几个月之后的1857年5月2日，麦卡锡因急性肝炎死于Bethesda海军医院，终年48岁。
麦卡锡被以国葬待遇安葬，70名参议员参加了他的葬礼。麦卡锡是17年里第一个葬礼在参议院举办的参议员。几千名大众在华盛顿特区向他的遗体致敬，估计有超过3万威斯康星人到他的家乡Appleton的圣玛丽教堂（St. Mary's Church）对他表示敬意，神职人员在超过1百名牧师和2千名大众面前举行庄严宗座安魂仪式。3名参议员George Malone，William E. Jenner和Herman Welker，把麦卡锡的灵柩从华盛顿护送到他的家乡，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参加了威斯康星的葬礼。麦卡锡被埋葬在圣玛丽墓地，留下他的妻子Jean和领养的女儿Tierney。
对麦卡锡的再评价
在保守派作家Ann Coulter的畅销书《背叛者：从冷战到反恐战争期间左翼自由派的背叛行径》里，她这样评价麦卡锡：
“半个世纪之后，只有一些无害的怪物还自称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人们很难捕捉麦卡锡发动的反共战役的重要性。但是今天‘共产主义者’这个词听起来和‘君主制主义者’一样可怕，不是毫无原因的－－那绝不是因为大无畏《纽约时报》的社论谴责麦卡锡，赞美哈佛大学教育出来的苏联间谍。是麦卡锡使得当共产党主义者成为可耻的事情。美国内部的共产主义运动再没能恢复元气。”[107]
当Ann Coulter要求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主持人Bill O'Reilly举出一个被麦卡锡折磨的无辜人的例子时，O'Reilly提出Dalton Trumbo，他是“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HUAC）指控的“好莱坞的十个人”之一，O'Reilly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个委员会的目的是调查美国共产党对好莱坞的渗透，曾要求“好莱坞的十个人”的剧作者、导演和制作人于1947年到国会作证。而麦卡锡是在1950年才开始他的反共战斗。
1953-1954年，麦卡锡调查新泽西州Ft. Monmouth的高级秘密设施松懈的安全管理。当时他被左翼自由派和共产主义者攻击，他们宣称Ft. Monmouth没有安全问题。然而多年之后，Barry Goldwater参议员在《没有什么好道歉的：美国参议员Barry M. Goldwater的个人、政治回忆录》里（With no apologies: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memoirs of United States Senator Barry M. Goldwater）。解释了为什么把美军在Ft. Monmouth的超级秘密部门悄悄搬到亚利桑那州（Arizona），他说：“Carl Hayden1955年1月成为有很大权力的拨款委员会主席，他私下告诉我，Ft. Monmouth搬家了，因为他和其他多数党民主党委员都相信，Ft. Monmouth的安全网已经被攻破。他们不愿公开承认麦卡锡的指控是正确的。他们唯一的替代选择就是把整个设施从新泽西搬到亚利桑那。”[108]
尽管麦卡锡的调查证明他的怀疑是正确的，很多年过去了，而且直到今天，左翼自由派仍在散布谎言说麦卡锡在Ft. Monmouth什么都没发现。
Carl Bernstein于1989年出版他的《忠诚：一个儿子的回忆录》（Loyalties: A Son's Memoir）一书之前，他的父亲Albert Bernstein表示紧张，因为这本书会揭示共产党对美国政府和社会其他方面的渗透。Albert Bernstein宣称：“你会证明麦卡锡是正确的，因为他说的就是整个系统里到处都是共产党。他是对的...我对你即将写的这本澄清麦卡锡的书表示忧虑。问题在于每个人都说他是个骗子；而你说他是对的...我承认共产党在这个国家是一个势力。”[109]
Albert Bernstein和妻子Sylvia Bernstein从1940年代开始就是共产党员。Albert Bernstein是工会活动人士，Sylvia Bernstein在1930年代在战争部当秘书，克林顿政府时期，她志愿在白宫回复写给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信件。1950年代，Sylvia Bernstein使用宪法第五修正案，以避免向国会暴露她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但她公开为两个定罪的间谍服务，这两个人Julius Rosenberg和Ethel Rosenberg，于1953年因间谍罪被处决。
Venona文件和苏联文件
苏联崩溃以后，莫斯科的克格勃文件和内务部档案第一次向研究人员和公众公开，这些文件证明了麦卡锡的怀疑符合事实。在美国方面，“莫伊尼汉保密委员会”（Moynihan Secrecy Commission）负责对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文件加以保密和调查，这些文件有超过40年的保密期。保密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发现：
“只要有指控，就有否认...只要有人认为政府里有共产党渗透，就有人认为政府捏造指控冤屈无辜。对这个时期历史的平衡认识开始显现：Venona文件肯定会提供大量事实，给这件事一个结论...
第一个事实是，在华盛顿、纽约和洛杉矶，存在大量共产党间谍活动，但主要参与人都有系统的否认他们的活动。”[110]
中央情报局负责监督历史情报收集的Hayden Peake指出，“还没有一个现代政府象美国政府那样被全面渗透。”[111]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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