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因为有在香港读书的经历，我曾经写过很多关于香港的文章，旨在消除我们对于香港青年的偏见，我不止一次说过，我接触过很多香港青年，他们真的不是坏，他们只是蠢而已。
这绝对是我不带任何情感偏见非常可观的描述，如果你不喜欢言简意赅的一个“蠢”字，也可以的用“幼稚病”三个字，但就麻烦一些，我也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
我在爬大东山看落曰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同校的香港朋友，他大概加入了类似"本岛人优先"这类乱七八糟的组织，比极端港独稍微好一点，对大陆人也没有那么多敌视，大致立场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多好，现在香港不好是因为大陆政府管着......
我问他，你为什么怀念英国殖民时代呢，甚至跟在英国国旗后面游行?
他说，因为democracy啊，一人一票啊，现在香港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不democracy。
我问他，港英殖民时代你们选过总督吗?
他一下愣了，那种黑人问号????的表情看着我。
我发现他是真不懂，于是告诉他，在英国人统治你们的时候，总督都是高贵的女王陛下直接指派的，你们一毛钱选举权都没有。在政府公务员体系内，香港人还要排在印度人后面，是妥妥的三等公民。为争取自身权利、反对殖民压迫，香港人民在六十年代进行过一系列抗议运动，结果被你的英国慈父用印度人军警镇压了下去，拿枪biubiubiu地打你们香港人哎。
讲真，当时他那一脸懊恼、难以置信、悔恨、羞渐、尴尬的表情，我能把玩一辈子。
第二个故事，当时台湾太阳花那时候(彼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占中事件)，我们学校的学生会搞了各种乱七八糟的造势活动支持。然后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一位理事表示，每一位在座的学生会成员都要表态支持太阳花运动，说的特别高大上，如果不表态就不符合学生会的最高理想，就不符合学生会的立会理念。言下之意就是针对我们几位大陆学生。我们都觉得太阳花运动跟我们有毛关系，这种表态不是MDZZ么。当时有个大陆同学立马就急了，说你们凭什么逼我表态，我就是不支持，有种开除我啊。香港那边同学声音也高了八度，说我们是学生组织必须支持学雖动，这是原则。
我说大家都冷静一下，你说的学生会的理念、最高原则什么我们都认同，这同样是我们大陆人民所认同的价值观，你所表达的，就是民主和自由两种理念。
他说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支持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
我说民主讲究不同观点不同立场的共存于尊重，自由讲究每个人表达观点的权利能被保障。既然是自由，那我们有没有不支持台湾学生的权利呢?既然是民主，我们有没有保留不同观点的尊重呢?你这种做法，跟学生会的理念完全不合，你这是妥妥的专治啊。
直到我毕业，他们再也没有闹过什么幺蛾子了。
他们不仅仅是缺乏常识的问题，在很多事情上总能做出让正常人匪夷所思的操作。台湾跟香港在这一点上就非常像，比如台湾的“用爱发电”这个事，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觉得是故意黑的吧?结果尼玛真是真的，惊掉下巴。台湾是一个能源短缺的地区，二十一世纪初的几个夏天，都要经历上百次停电，于是当局提出了发展核电的计划，但遭到了民意的强烈反弹。一个环保组织在反核游行中打出了“用爱发电”的大旗;更惊讶的是，这在台湾还真普遍有人买账，还真很多人觉得用爱发电这个概念好，更有许多政客为了获取民众支持都开始喊这个口号。
若论智障程度，香港青年不会让台湾青年独领风骚。当年一群香港脑残中学生为一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在中环闹绝食。这个绝食牛逼就牛逼在是“接力绝食”——这是绝对香港脑残中学生们的一大发明：先几个人“绝食”八小时，然后下场吃饭;换另外一拨人再“绝食”八小时，完了该回家回家，该睡觉睡觉，明天接着再来……最捉急的事，就是接力的这八小时途中，他们还怕营养不良，不断地喝运动饮料……不规律饮食，久坐不动，高糖饮料，我感觉搞一波绝食之后那群香港中学生们还能都能胖一圈。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类，我表示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我完全尊重你们表达政治诉求的权利，但是你们表达政治诉求的方式很难让我不觉得你们是群傻*。
曾经，我非常非常享受这种对香港同龄人、台湾同龄人智商上的降维打击，我觉得他们太蠢了，基本的历史不了解，基本的政治常识不知道，就只会喊喊口号打打鸡血。就像我这样的，随随便便就碾压他们，特别享受他们那种毫无还手之力的快感。
但是，后来过了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可能是，香港的基础教育出了问题。
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我也通过香港的朋友了解了一下他们的教材，发现相比于大陆的九年义务教育，真的是简单了几个维度，有些内容一笔带过，有些内容考试不考。要知道，香港大学就读率在15%左右，也就是说我能接触到的这帮人里，已经算是精英了，但他们就是这水平，连基本的历史和政治常识都不了解。就算他们引以为傲的英语水平，其实也比不过大陆同班同学。但是有一点很重要，这也是我再之后才意识到的：他们并不是香港最拔尖的人才。
(二)
我研究生导师，六十多岁一小老头，看着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是他的家族有很大的产业，妥妥的含着金钥匙出生，法学和管理学双博士，还有佛学、哲学、美学、文学等六个硕士文凭。住在九龙塘后面山上的一个别墅，那可是寸土寸金的地方。他这个别墅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可以请我们一个班的人去他们家院子里烧烤。他还给我们指，说你们看见院子里有竹子的那家了呗，那是成龙的房子。
我导师的老婆是八十年代某年的港姐第二名。两个儿子跟我们差不多大，一个在牛津，一个在剑桥，一个读哲学，一个读神学——在西方都是妥妥的贵族专业。一次去他家BBQ的时候正好他俩儿子回家，跟他们聊了聊发现水平非常之高，张口康德萨特，闭口施特劳斯康定斯基，然后他小儿子跟我们简单聊了聊就告辞了，说他下周要在尖沙咀某教堂举办一场圣诞钢琴独奏会，他的钢琴刚刚海运了回来，要布置到场地去。
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太多，就觉得我导师真是人生赢家，父母优秀、妻子优秀、儿子优秀，自己也特别优秀，这样的人生让谁不羡慕呢。一段日子过后，再结合我在香港遇到的种种事情，我才意识到了，这背后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家庭这样简单，而是香港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巨大的鸿沟。
我说香港的年轻人人蠢、笨、没有常识，说他们的基础教育出了问题，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香港的精英阶层的子女教育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他们直接就送到了国外最顶级的私立学校，从小接受最拔尖的教育。阶级固化的棺材板就这样钉上了钉，平民和精英接受的都是不同的教育、不同的教材、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老师，平民的教育还要搞“素质教育”“宽松教育”“多元教育”，教的他们连基本的常识、基本的知识储备都没有，将来那什么去跟精英阶层掰手腕。
差不多同样年龄的两个香港青年，一个连鸦片战争的历史都不知道，一个跟我侃侃而谈萨特的恶心和康定斯基的修养，这就是真实可见的割裂与鸿沟。最可怕的是，这个鸿沟不是20%和80%的鸿沟，而是0.1%和99.9%的鸿沟。香港还有希望吗?似乎只有这0.1%的未来才能称得上“希望”——这群精英没有国界，他们从小就是世界公民，接触到的都是世界最顶级的资源;更可怕的是他们的家产都在香港，他们会继承父辈祖辈巨额的财富，也就是说这些世界公民才是香港真正的主人。
而剩下99.9%的绝大多数，可以说他们烂在了这一洼小地方。我一直在说，香港绝大多数平民生活质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首先房子就那么小，房价还那么高——平均一间屋子的大小只有5-6平米，但平均房价达到了19.68万一平米(2018年的数据);道路窄小拥挤，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气候闷热潮湿，唯一好一点的估计就是吃的好吃。但综合来看香港空有一个自由港、亚洲金融之都、经济龙头这些光鲜亮丽的牌子，老百姓们尤其是年轻人们的生活未必有多好，一间房子就把他们都掏空了。
香港的繁华是那些“主人们”的繁华，是那些“0.1%”的罗曼蒂克，普通人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满意，再加上又没有受过系统而可靠的基础教育，所以非常容易被一些“表面文章”所蛊惑：一说就是抗议，一闹就是上街，还一个个觉得自己挺光荣挺正义。他们把矛头指向了一个永远背锅的大陆，而香港真正的主人——地产大鳄、金融巨头和他们已经成为“世界公民”的儿孙们，在背后默默地数着钱。
于是精英们的“愚民教育”成功了，一些底层人民甚至也乐于看到自己学业压力减轻，主动拥抱所谓的“素质”“宽松”“多元化”的氛围，于是0.1%的统治牢不可破，他们的地位甚至比封建血统都要稳固，long may theyreign。
(三)
我们若说这是精英阶层——也是制度制定者们，有意识的愚民教育，似乎有些阴谋论的味道，但我们只看结果，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现象：民众彻底被“愚”了——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实现一个既定目标，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的诉求。
我之前的文章写过，香港的经济活力被地产资本所吞噬，而香港年轻人绝大多数劳动成果，都通过极高的房价被地产资本家变相剥削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人看到这一点，没有人意识到打击高房价对于整个香港经济体的巨大作用。他们香港如野兽般的房地产业——它死死的扼住了香港经济的喉咙，榨干了香港经济前进的动力。房地产行业已经牢牢地绑架了香港经济与政治的方方面面：回归前，香港房地产以及关联行业增加值占香港GDP的份额在40%以上，整个区域经济活动几乎围绕着房地产业而转。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60% 以上，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主要依靠土地收入以及其他房地产相关税收。债券市场中房地产股占港股总市值1/3，股票和房地产价格呈现“荣辱与共”的现象。房地产和银行业也互相依赖，房地产开发商和居民住宅按揭始终占银行贷款总额的 30%以上。香港四大家族——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四家，全部以地产发家。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野蛮地产业下香港人民严重受损的生活幸福指数：香港平均房价为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 12.6倍，居世界首位。截至2011年，47.7%的香港市民因无力购买私人住宅，居住在公屋(政府廉租房)或居屋(政府限价房)内。而其人均住房面积仅有12.8 平方米。
高房价严重损害着香港的经济活力，曾经转口贸易中心的经济红利完全流入了房地产市场，而在全球贸易不景气、中国对外交流出口遍地开花的当今，香港经济转型乏力，陷入了全面的困境。很简单，我是资本家，投资地产业回报率最高，我肯定不会冒着风险去投资新兴产业;我是一个普通人，我会去创业吗?我们活下去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土地成了香港几大地产商发家的基础，地产上的巨大收益，使得他们将触角伸向其他领域。以至于形成今天香港几大家族企业，控制香港几乎所有公用领域的局面。电力公司、水务公司、煤气公司，几乎都在这些地产商的控制之下。香港的经济被认为已经严重的卡特尔化——即几家大的垄断财阀掌控经济的方方面面，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而普通人民只能在温饱线挣扎。
回归二十年以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香港从7000美元增长至如今的38000美元，翻了五倍有余，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七个经济体之一。然而普通人民的生活质量却丝毫看不出如何“翻了五倍”：根据2016年乐施会报告，香港700万人口中，贫困人口为117万人，贫困率高达17.6%。香港最贫穷10%家庭平均月收入，从2001年的2590美元下降至2011年的2170美元，十年间下降了16%。而这十年间，香港薪酬最高10%的人群收入增长率高达60%;1997年，李嘉诚资产70亿美元左右，2014年，李嘉诚个人资产310亿美元，增长442%，而李嘉诚近十年来数次“分家”，子女继承了其许多产业，李嘉诚家族资产，被认为超过1000亿美元。
据2016年瑞士信贷统计，香港人口中10%的富有人群控制着77.5%的财富，比十年前高出了近10%。基尼系数从1997年的0.518攀升到了2016年的0.539，位居发达经济体之首。香港连续五年蝉联全球住宅楼价最难负担城市，楼价入息比率为17倍，远超第二位温哥华的10.6倍。
一方面香港经济活力受损，兴新产业几无发展，上升渠道几乎被堵死;另一方面，香港人民亲身体会严重的贫富差距，仰望着高不可及的房价，这种不满情绪日积月累，成为骆驼背上愈来愈重的稻草堆。
房价远远超出合理范围，香港特区政府多年来的治理缺失是重要原因。说起香港这几任特首，董先森吼不吼哇，董先森当然吼啦，但是董先森为什么吼呢?因为董先生是香港历任以来唯一一个没有地产背景的特首。董建华靠航运起家，父亲董浩云是香港“七大船王”之首。即便后来世界航运业不景，家族企业面临破产危机，董建华也没有收地产业一分钱，拒绝了四大家族注资之请，最后是霍英东带领注资1.2亿美元，董家企业才得以重整。董建华为了遏制地产投机大潮，大力兴建房屋，恰好又遇到亚洲金融风暴，使得房价在他上任头两年跌去一半，此后又经历非典，房价在03年低谷时已经只有97年的三分之一。
而曾荫权就没有董先生这样的高风亮节了，他在任期间被爆出多项涉嫌向商界利益输送的丑闻，其中大多都是地产商。包括多次乘坐富商豪华游艇及私人飞机外游，还有各路地产商赠送的贵重礼物。退休后曾荫权租用一处500平米的豪宅，年租金仅有8万元，这是典型的利益交换，要知道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租一个7平米的单间一月都要4000房租。就在上个月，曾荫权被法院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判刑20个月。这件案子证据非常充分，所以无论在香港还是内地都没有引起过多争议，而拉他下水的就是地产商。曾荫权任内7年，私人住宅落成量一直维持低水平，每年平均只有1.2万套，不足董建华时期的一半。卖地数量同样低，每年平均只卖出8幅住宅地，令土地及房屋供应出现断层。在他任期内，房价飙升数倍，已经超越了97年的高峰。
香港第三人特首梁振英更是地产核算师出身，曾任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香港房屋委员会委员，更是根正苗红的“地产人”。然而，毕竟作为一个特首，还是要为香港经济的全局考虑，梁振英也肯定明白地产业对于香港经济的“吸血”与抑制，早在董建华时期，梁就是董限制房地产政策的支持者。等到他上任后，更是连续出台了限制房价的十条政策，被香港人称作“梁十招”。然而他毕竟跟地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策推行也遭到地产商处处掣肘，香港房价调控丝毫未见成效。
在任的香港新特首林郑月娥，我又在她的履历中发现了“2003年，出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常任秘书长”这一条。
历任特首里，最有希望解决香港地产困境的还是董先森的政策。董建华特首推出的“八万五计划”可以说是利港利民，唯一不利的就是地产商。然而随着政策的推出，香港房价持续下跌，香港有房人士坐不住了，因为他们说白了也是房价上涨的既得利益者。这时候香港媒体也跟着阴阳怪气煽风点火——反正房价上涨是政府无能，房价下跌也是政府无能，媒体总要搞个大新闻把谁批判一番嘛，人家也要吃饭嘛。于是一时间整个香港哀鸿遍野：涨了这么多年的房价下跌啦天要崩啦地要裂啦大清国要亡啦……更过分的是还给董特首取了一个外号叫“董八万”。最后在香港人民抗议房价下跌的一次又一次抗议游街中，“八万五计划”胎死腹中，香港楼市也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四)
本文的题目是“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也可以换成一个更精确的说法是“香港的年轻人们还能变聪明点吗?”——我给出的答案是悲观的。因为香港整个地方太小了，太闭塞了;而本地人又因为曾经得天独厚的地理历史因素，弥漫着一种发达过后弄弄的傲慢情绪。可以说整个地区的人都丧失了批判性与反思性，固步自封。如果抛去了香港优越的先天环境，香港年轻人(除0.1%的精英外)所受的教育和专业素养，至完全不足以在一个大市场中与大陆青年竞争的。同时香港长久以来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冲击，普通民众很容易被蛊惑，上一次街，游一次行，就能获得一些虚伪的满足感，觉得自己多光荣多正义多威武霸气了，然后继续用自己的血肉去供养地产资本家，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还可开心呢。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已经毕业回来了，我也没有那么圣母去过多操心香港有没有未来，我比较操心我们自己的未来。当今的香港社会是一面镜子，能反应很多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是教育问题。我在之前很多文章里都说过，我们国家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把九年义务教育全国性推广。这一举措让即便最偏远的农村、山区、少数民族地区都纳入了现代化的轨道，为改革开放后的人口红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人口红利，不是单纯的人多，而是能够达到工业化生产要求、能够纳入经济体系的劳动力多，这才是真正的“红利”。义务教育带来的是高素质劳动力，这个“高素质”不一定是要读到本科硕士之类，而是针对经济活动来说的。放眼全球，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水平已经算是妥妥的“高素质”了。为什么印度人口同样众多，但是没有非常明显的人口红利存在?因为印度没有经历过我们翻天覆地影响深远的革命，农村等广大地区封建残余严重，广大人口活在泥里并不能为工业生产所用，网上经常调侃的印度“一亿人口，十亿牲口”，虽然有一些侮辱性的含义，但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印度现状——广大人口既不能为工业生产所用，也没有实力进入市场去消费，他们是被整个经济体抛弃的一群人，要命的是这群人是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
刘慈欣创作的科幻小说《乡村教师》，就是一曲平凡而伟大的基层教育工作者的赞歌：
“那么，他们的个体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方式是什么?”
“极其原始，也十分罕见。他们身体内有一种很薄的器官，这种器官在这个行星以氧氮为主的大气中振动时可产生声波，同时把要传输的信息调制到声波之中，接收方也用一种薄膜器官从声波中接收信息。”
“这种方式信息传输的速率是多大?”
“大约每秒1至10比特。”
“什么?!”旗舰上听到这话的所有人都大笑起来。
“真的是每秒1至10比特，我们开始也不相信，但反复核实过。”
“上尉，你是个白痴吗?!”舰队统帅大怒，“你是想告诉我们，一种没有记忆遗传，相互间用声波进行信息交流，并且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每秒1至10比特的速率进行交流的物种，能创造出5B级文明?!而且这种文明是在没有任何外部高级文明培植的情况下自行进化的?!”
“但，阁下，确实如此。”
“但在这种状态下，这个物种根本不可能在每代之间积累和传递知识，而这是文明进化所必需的!”
“他们有一种个体，有一定数量，分布于这个种群的各个角落，这类个体充当两代生命体之间知识传递的媒介。”
“听起来象神话。”
“不，”参议员说：“在银河文明的太古时代，确实有过这个概念，但即使在那时也极其罕见，除了我们这些星系文明进化史的专业研究者，很少有人知道。”
“你是说那种在两代生命体之间传递知识的个体?”
“他们叫教师。”
有很多人认为“高考”是我国教育公平的很好体现，我说并不完全正确，真正的教育公平在于教育资源的分配，高考只是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一个结果、一个仪式化的认证，我们不能像香港人一样只看到表面现象而忽视了本质问题。所以，正如我在《基层医生、教师的普遍困境：为什么工作这么辛苦，待遇却这么低？》《医疗、教育、养老与社保的困境，最好的解药在哪里？》这两篇文章里，用近三万字分析的结论：有些行业不能市场化，医疗算一个，教育算一个。
有些人说医疗养老教育这些问题是市场化不完全的问题，能说出这种话的要么是脑子坏掉了，要么是良心坏掉了。我们分析了这么多还看不出来吗，完全市场化，像美国那样精英学校、私立医院就好了?除了少数富豪，广大民众都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就好了?现在社会其实有一些很不好的端倪了，国家对医疗和教育的财政支持不够，医生待遇低，用药品回扣、滥开检查来弥补;教师待遇低，优秀老师纷纷流入私立学校，而公立学校师资力量越来越弱，老师越来越混日子划水;精英子女要么出国要么去昂贵的私立学校。看看美国和日本，公立学校都是什么样子，这样下来社会更加固化，精英永远是精英，屁民就在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泥潭里烂掉了。
另一个是房地产问题，正如前文所述，香港是被房地产吸干了经济活力的城市，纵使有着繁华发达的表皮，大多数普通民众也很难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幸福感。我们房地产市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比如“六个钱包”(夫妻，和两边四位父母)供养一套房产的理论，这说明房地产产业不光吸老百姓的血，还在吸其他产业的血——六个钱包都供了房子，那别的产业评什么活?更多地分析在《房地产市场批判》一文中也已经说得很详尽了，这里就不再赘述。
还是那句话，为啥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分析香港问题，因为有些不仅仅是香港的问题。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因为有在香港读书的经历，我曾经写过很多关于香港的文章，旨在消除我们对于香港青年的偏见，我不止一次说过，我接触过很多香港青年，他们真的不是坏，他们只是蠢而已。
这绝对是我不带任何情感偏见非常可观的描述，如果你不喜欢言简意赅的一个“蠢”字，也可以的用“幼稚病”三个字，但就麻烦一些，我也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
我在爬大东山看落曰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同校的香港朋友，他大概加入了类似"本岛人优先"这类乱七八糟的组织，比极端港独稍微好一点，对大陆人也没有那么多敌视，大致立场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多好，现在香港不好是因为大陆政府管着......
我问他，你为什么怀念英国殖民时代呢，甚至跟在英国国旗后面游行?
他说，因为democracy啊，一人一票啊，现在香港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不democracy。
我问他，港英殖民时代你们选过总督吗?
他一下愣了，那种黑人问号????的表情看着我。
我发现他是真不懂，于是告诉他，在英国人统治你们的时候，总督都是高贵的女王陛下直接指派的，你们一毛钱选举权都没有。在政府公务员体系内，香港人还要排在印度人后面，是妥妥的三等公民。为争取自身权利、反对殖民压迫，香港人民在六十年代进行过一系列抗议运动，结果被你的英国慈父用印度人军警镇压了下去，拿枪biubiubiu地打你们香港人哎。
讲真，当时他那一脸懊恼、难以置信、悔恨、羞渐、尴尬的表情，我能把玩一辈子。
第二个故事，当时台湾太阳花那时候(彼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占中事件)，我们学校的学生会搞了各种乱七八糟的造势活动支持。然后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一位理事表示，每一位在座的学生会成员都要表态支持太阳花运动，说的特别高大上，如果不表态就不符合学生会的最高理想，就不符合学生会的立会理念。言下之意就是针对我们几位大陆学生。我们都觉得太阳花运动跟我们有毛关系，这种表态不是MDZZ么。当时有个大陆同学立马就急了，说你们凭什么逼我表态，我就是不支持，有种开除我啊。香港那边同学声音也高了八度，说我们是学生组织必须支持学雖动，这是原则。
我说大家都冷静一下，你说的学生会的理念、最高原则什么我们都认同，这同样是我们大陆人民所认同的价值观，你所表达的，就是民主和自由两种理念。
他说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支持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
我说民主讲究不同观点不同立场的共存于尊重，自由讲究每个人表达观点的权利能被保障。既然是自由，那我们有没有不支持台湾学生的权利呢?既然是民主，我们有没有保留不同观点的尊重呢?你这种做法，跟学生会的理念完全不合，你这是妥妥的专治啊。
直到我毕业，他们再也没有闹过什么幺蛾子了。
他们不仅仅是缺乏常识的问题，在很多事情上总能做出让正常人匪夷所思的操作。台湾跟香港在这一点上就非常像，比如台湾的“用爱发电”这个事，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觉得是故意黑的吧?结果尼玛真是真的，惊掉下巴。台湾是一个能源短缺的地区，二十一世纪初的几个夏天，都要经历上百次停电，于是当局提出了发展核电的计划，但遭到了民意的强烈反弹。一个环保组织在反核游行中打出了“用爱发电”的大旗;更惊讶的是，这在台湾还真普遍有人买账，还真很多人觉得用爱发电这个概念好，更有许多政客为了获取民众支持都开始喊这个口号。
若论智障程度，香港青年不会让台湾青年独领风骚。当年一群香港脑残中学生为一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在中环闹绝食。这个绝食牛逼就牛逼在是“接力绝食”——这是绝对香港脑残中学生们的一大发明：先几个人“绝食”八小时，然后下场吃饭;换另外一拨人再“绝食”八小时，完了该回家回家，该睡觉睡觉，明天接着再来……最捉急的事，就是接力的这八小时途中，他们还怕营养不良，不断地喝运动饮料……不规律饮食，久坐不动，高糖饮料，我感觉搞一波绝食之后那群香港中学生们还能都能胖一圈。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类，我表示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我完全尊重你们表达政治诉求的权利，但是你们表达政治诉求的方式很难让我不觉得你们是群傻*。
曾经，我非常非常享受这种对香港同龄人、台湾同龄人智商上的降维打击，我觉得他们太蠢了，基本的历史不了解，基本的政治常识不知道，就只会喊喊口号打打鸡血。就像我这样的，随随便便就碾压他们，特别享受他们那种毫无还手之力的快感。
但是，后来过了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可能是，香港的基础教育出了问题。
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我也通过香港的朋友了解了一下他们的教材，发现相比于大陆的九年义务教育，真的是简单了几个维度，有些内容一笔带过，有些内容考试不考。要知道，香港大学就读率在15%左右，也就是说我能接触到的这帮人里，已经算是精英了，但他们就是这水平，连基本的历史和政治常识都不了解。就算他们引以为傲的英语水平，其实也比不过大陆同班同学。但是有一点很重要，这也是我再之后才意识到的：他们并不是香港最拔尖的人才。
(二)
我研究生导师，六十多岁一小老头，看着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是他的家族有很大的产业，妥妥的含着金钥匙出生，法学和管理学双博士，还有佛学、哲学、美学、文学等六个硕士文凭。住在九龙塘后面山上的一个别墅，那可是寸土寸金的地方。他这个别墅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可以请我们一个班的人去他们家院子里烧烤。他还给我们指，说你们看见院子里有竹子的那家了呗，那是成龙的房子。
我导师的老婆是八十年代某年的港姐第二名。两个儿子跟我们差不多大，一个在牛津，一个在剑桥，一个读哲学，一个读神学——在西方都是妥妥的贵族专业。一次去他家BBQ的时候正好他俩儿子回家，跟他们聊了聊发现水平非常之高，张口康德萨特，闭口施特劳斯康定斯基，然后他小儿子跟我们简单聊了聊就告辞了，说他下周要在尖沙咀某教堂举办一场圣诞钢琴独奏会，他的钢琴刚刚海运了回来，要布置到场地去。
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太多，就觉得我导师真是人生赢家，父母优秀、妻子优秀、儿子优秀，自己也特别优秀，这样的人生让谁不羡慕呢。一段日子过后，再结合我在香港遇到的种种事情，我才意识到了，这背后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家庭这样简单，而是香港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巨大的鸿沟。
我说香港的年轻人人蠢、笨、没有常识，说他们的基础教育出了问题，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香港的精英阶层的子女教育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他们直接就送到了国外最顶级的私立学校，从小接受最拔尖的教育。阶级固化的棺材板就这样钉上了钉，平民和精英接受的都是不同的教育、不同的教材、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老师，平民的教育还要搞“素质教育”“宽松教育”“多元教育”，教的他们连基本的常识、基本的知识储备都没有，将来那什么去跟精英阶层掰手腕。
差不多同样年龄的两个香港青年，一个连鸦片战争的历史都不知道，一个跟我侃侃而谈萨特的恶心和康定斯基的修养，这就是真实可见的割裂与鸿沟。最可怕的是，这个鸿沟不是20%和80%的鸿沟，而是0.1%和99.9%的鸿沟。香港还有希望吗?似乎只有这0.1%的未来才能称得上“希望”——这群精英没有国界，他们从小就是世界公民，接触到的都是世界最顶级的资源;更可怕的是他们的家产都在香港，他们会继承父辈祖辈巨额的财富，也就是说这些世界公民才是香港真正的主人。
而剩下99.9%的绝大多数，可以说他们烂在了这一洼小地方。我一直在说，香港绝大多数平民生活质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首先房子就那么小，房价还那么高——平均一间屋子的大小只有5-6平米，但平均房价达到了19.68万一平米(2018年的数据);道路窄小拥挤，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气候闷热潮湿，唯一好一点的估计就是吃的好吃。但综合来看香港空有一个自由港、亚洲金融之都、经济龙头这些光鲜亮丽的牌子，老百姓们尤其是年轻人们的生活未必有多好，一间房子就把他们都掏空了。
香港的繁华是那些“主人们”的繁华，是那些“0.1%”的罗曼蒂克，普通人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满意，再加上又没有受过系统而可靠的基础教育，所以非常容易被一些“表面文章”所蛊惑：一说就是抗议，一闹就是上街，还一个个觉得自己挺光荣挺正义。他们把矛头指向了一个永远背锅的大陆，而香港真正的主人——地产大鳄、金融巨头和他们已经成为“世界公民”的儿孙们，在背后默默地数着钱。
于是精英们的“愚民教育”成功了，一些底层人民甚至也乐于看到自己学业压力减轻，主动拥抱所谓的“素质”“宽松”“多元化”的氛围，于是0.1%的统治牢不可破，他们的地位甚至比封建血统都要稳固，long may theyreign。
(三)
我们若说这是精英阶层——也是制度制定者们，有意识的愚民教育，似乎有些阴谋论的味道，但我们只看结果，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现象：民众彻底被“愚”了——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实现一个既定目标，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的诉求。
我之前的文章写过，香港的经济活力被地产资本所吞噬，而香港年轻人绝大多数劳动成果，都通过极高的房价被地产资本家变相剥削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人看到这一点，没有人意识到打击高房价对于整个香港经济体的巨大作用。他们香港如野兽般的房地产业——它死死的扼住了香港经济的喉咙，榨干了香港经济前进的动力。房地产行业已经牢牢地绑架了香港经济与政治的方方面面：回归前，香港房地产以及关联行业增加值占香港GDP的份额在40%以上，整个区域经济活动几乎围绕着房地产业而转。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60% 以上，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主要依靠土地收入以及其他房地产相关税收。债券市场中房地产股占港股总市值1/3，股票和房地产价格呈现“荣辱与共”的现象。房地产和银行业也互相依赖，房地产开发商和居民住宅按揭始终占银行贷款总额的 30%以上。香港四大家族——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四家，全部以地产发家。
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野蛮地产业下香港人民严重受损的生活幸福指数：香港平均房价为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 12.6倍，居世界首位。截至2011年，47.7%的香港市民因无力购买私人住宅，居住在公屋(政府廉租房)或居屋(政府限价房)内。而其人均住房面积仅有12.8 平方米。
高房价严重损害着香港的经济活力，曾经转口贸易中心的经济红利完全流入了房地产市场，而在全球贸易不景气、中国对外交流出口遍地开花的当今，香港经济转型乏力，陷入了全面的困境。很简单，我是资本家，投资地产业回报率最高，我肯定不会冒着风险去投资新兴产业;我是一个普通人，我会去创业吗?我们活下去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土地成了香港几大地产商发家的基础，地产上的巨大收益，使得他们将触角伸向其他领域。以至于形成今天香港几大家族企业，控制香港几乎所有公用领域的局面。电力公司、水务公司、煤气公司，几乎都在这些地产商的控制之下。香港的经济被认为已经严重的卡特尔化——即几家大的垄断财阀掌控经济的方方面面，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而普通人民只能在温饱线挣扎。
回归二十年以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香港从7000美元增长至如今的38000美元，翻了五倍有余，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七个经济体之一。然而普通人民的生活质量却丝毫看不出如何“翻了五倍”：根据2016年乐施会报告，香港700万人口中，贫困人口为117万人，贫困率高达17.6%。香港最贫穷10%家庭平均月收入，从2001年的2590美元下降至2011年的2170美元，十年间下降了16%。而这十年间，香港薪酬最高10%的人群收入增长率高达60%;1997年，李嘉诚资产70亿美元左右，2014年，李嘉诚个人资产310亿美元，增长442%，而李嘉诚近十年来数次“分家”，子女继承了其许多产业，李嘉诚家族资产，被认为超过1000亿美元。
据2016年瑞士信贷统计，香港人口中10%的富有人群控制着77.5%的财富，比十年前高出了近10%。基尼系数从1997年的0.518攀升到了2016年的0.539，位居发达经济体之首。香港连续五年蝉联全球住宅楼价最难负担城市，楼价入息比率为17倍，远超第二位温哥华的10.6倍。
一方面香港经济活力受损，兴新产业几无发展，上升渠道几乎被堵死;另一方面，香港人民亲身体会严重的贫富差距，仰望着高不可及的房价，这种不满情绪日积月累，成为骆驼背上愈来愈重的稻草堆。
房价远远超出合理范围，香港特区政府多年来的治理缺失是重要原因。说起香港这几任特首，董先森吼不吼哇，董先森当然吼啦，但是董先森为什么吼呢?因为董先生是香港历任以来唯一一个没有地产背景的特首。董建华靠航运起家，父亲董浩云是香港“七大船王”之首。即便后来世界航运业不景，家族企业面临破产危机，董建华也没有收地产业一分钱，拒绝了四大家族注资之请，最后是霍英东带领注资1.2亿美元，董家企业才得以重整。董建华为了遏制地产投机大潮，大力兴建房屋，恰好又遇到亚洲金融风暴，使得房价在他上任头两年跌去一半，此后又经历非典，房价在03年低谷时已经只有97年的三分之一。
而曾荫权就没有董先生这样的高风亮节了，他在任期间被爆出多项涉嫌向商界利益输送的丑闻，其中大多都是地产商。包括多次乘坐富商豪华游艇及私人飞机外游，还有各路地产商赠送的贵重礼物。退休后曾荫权租用一处500平米的豪宅，年租金仅有8万元，这是典型的利益交换，要知道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租一个7平米的单间一月都要4000房租。就在上个月，曾荫权被法院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判刑20个月。这件案子证据非常充分，所以无论在香港还是内地都没有引起过多争议，而拉他下水的就是地产商。曾荫权任内7年，私人住宅落成量一直维持低水平，每年平均只有1.2万套，不足董建华时期的一半。卖地数量同样低，每年平均只卖出8幅住宅地，令土地及房屋供应出现断层。在他任期内，房价飙升数倍，已经超越了97年的高峰。
香港第三人特首梁振英更是地产核算师出身，曾任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香港房屋委员会委员，更是根正苗红的“地产人”。然而，毕竟作为一个特首，还是要为香港经济的全局考虑，梁振英也肯定明白地产业对于香港经济的“吸血”与抑制，早在董建华时期，梁就是董限制房地产政策的支持者。等到他上任后，更是连续出台了限制房价的十条政策，被香港人称作“梁十招”。然而他毕竟跟地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策推行也遭到地产商处处掣肘，香港房价调控丝毫未见成效。
在任的香港新特首林郑月娥，我又在她的履历中发现了“2003年，出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常任秘书长”这一条。
历任特首里，最有希望解决香港地产困境的还是董先森的政策。董建华特首推出的“八万五计划”可以说是利港利民，唯一不利的就是地产商。然而随着政策的推出，香港房价持续下跌，香港有房人士坐不住了，因为他们说白了也是房价上涨的既得利益者。这时候香港媒体也跟着阴阳怪气煽风点火——反正房价上涨是政府无能，房价下跌也是政府无能，媒体总要搞个大新闻把谁批判一番嘛，人家也要吃饭嘛。于是一时间整个香港哀鸿遍野：涨了这么多年的房价下跌啦天要崩啦地要裂啦大清国要亡啦……更过分的是还给董特首取了一个外号叫“董八万”。最后在香港人民抗议房价下跌的一次又一次抗议游街中，“八万五计划”胎死腹中，香港楼市也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四)
本文的题目是“香港这座城市还有救吗?”，也可以换成一个更精确的说法是“香港的年轻人们还能变聪明点吗?”——我给出的答案是悲观的。因为香港整个地方太小了，太闭塞了;而本地人又因为曾经得天独厚的地理历史因素，弥漫着一种发达过后弄弄的傲慢情绪。可以说整个地区的人都丧失了批判性与反思性，固步自封。如果抛去了香港优越的先天环境，香港年轻人(除0.1%的精英外)所受的教育和专业素养，至完全不足以在一个大市场中与大陆青年竞争的。同时香港长久以来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冲击，普通民众很容易被蛊惑，上一次街，游一次行，就能获得一些虚伪的满足感，觉得自己多光荣多正义多威武霸气了，然后继续用自己的血肉去供养地产资本家，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还可开心呢。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已经毕业回来了，我也没有那么圣母去过多操心香港有没有未来，我比较操心我们自己的未来。当今的香港社会是一面镜子，能反应很多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是教育问题。我在之前很多文章里都说过，我们国家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把九年义务教育全国性推广。这一举措让即便最偏远的农村、山区、少数民族地区都纳入了现代化的轨道，为改革开放后的人口红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人口红利，不是单纯的人多，而是能够达到工业化生产要求、能够纳入经济体系的劳动力多，这才是真正的“红利”。义务教育带来的是高素质劳动力，这个“高素质”不一定是要读到本科硕士之类，而是针对经济活动来说的。放眼全球，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水平已经算是妥妥的“高素质”了。为什么印度人口同样众多，但是没有非常明显的人口红利存在?因为印度没有经历过我们翻天覆地影响深远的革命，农村等广大地区封建残余严重，广大人口活在泥里并不能为工业生产所用，网上经常调侃的印度“一亿人口，十亿牲口”，虽然有一些侮辱性的含义，但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印度现状——广大人口既不能为工业生产所用，也没有实力进入市场去消费，他们是被整个经济体抛弃的一群人，要命的是这群人是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
刘慈欣创作的科幻小说《乡村教师》，就是一曲平凡而伟大的基层教育工作者的赞歌：
“那么，他们的个体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方式是什么?”
“极其原始，也十分罕见。他们身体内有一种很薄的器官，这种器官在这个行星以氧氮为主的大气中振动时可产生声波，同时把要传输的信息调制到声波之中，接收方也用一种薄膜器官从声波中接收信息。”
“这种方式信息传输的速率是多大?”
“大约每秒1至10比特。”
“什么?!”旗舰上听到这话的所有人都大笑起来。
“真的是每秒1至10比特，我们开始也不相信，但反复核实过。”
“上尉，你是个白痴吗?!”舰队统帅大怒，“你是想告诉我们，一种没有记忆遗传，相互间用声波进行信息交流，并且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每秒1至10比特的速率进行交流的物种，能创造出5B级文明?!而且这种文明是在没有任何外部高级文明培植的情况下自行进化的?!”
“但，阁下，确实如此。”
“但在这种状态下，这个物种根本不可能在每代之间积累和传递知识，而这是文明进化所必需的!”
“他们有一种个体，有一定数量，分布于这个种群的各个角落，这类个体充当两代生命体之间知识传递的媒介。”
“听起来象神话。”
“不，”参议员说：“在银河文明的太古时代，确实有过这个概念，但即使在那时也极其罕见，除了我们这些星系文明进化史的专业研究者，很少有人知道。”
“你是说那种在两代生命体之间传递知识的个体?”
“他们叫教师。”
有很多人认为“高考”是我国教育公平的很好体现，我说并不完全正确，真正的教育公平在于教育资源的分配，高考只是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一个结果、一个仪式化的认证，我们不能像香港人一样只看到表面现象而忽视了本质问题。所以，正如我在《基层医生、教师的普遍困境：为什么工作这么辛苦，待遇却这么低？》《医疗、教育、养老与社保的困境，最好的解药在哪里？》这两篇文章里，用近三万字分析的结论：有些行业不能市场化，医疗算一个，教育算一个。
有些人说医疗养老教育这些问题是市场化不完全的问题，能说出这种话的要么是脑子坏掉了，要么是良心坏掉了。我们分析了这么多还看不出来吗，完全市场化，像美国那样精英学校、私立医院就好了?除了少数富豪，广大民众都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就好了?现在社会其实有一些很不好的端倪了，国家对医疗和教育的财政支持不够，医生待遇低，用药品回扣、滥开检查来弥补;教师待遇低，优秀老师纷纷流入私立学校，而公立学校师资力量越来越弱，老师越来越混日子划水;精英子女要么出国要么去昂贵的私立学校。看看美国和日本，公立学校都是什么样子，这样下来社会更加固化，精英永远是精英，屁民就在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泥潭里烂掉了。
另一个是房地产问题，正如前文所述，香港是被房地产吸干了经济活力的城市，纵使有着繁华发达的表皮，大多数普通民众也很难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幸福感。我们房地产市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比如“六个钱包”(夫妻，和两边四位父母)供养一套房产的理论，这说明房地产产业不光吸老百姓的血，还在吸其他产业的血——六个钱包都供了房子，那别的产业评什么活?更多地分析在《房地产市场批判》一文中也已经说得很详尽了，这里就不再赘述。
还是那句话，为啥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分析香港问题，因为有些不仅仅是香港的问题。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