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A 美中经济对决:一场十年冲刺,还是一场世纪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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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经济对决:一场十年冲刺,还是一场世纪马拉松?​

2020年12月19日 04:37

美国联邦众议员威尔·赫德(Will Hurd)认为,美中经济竞争将是“一场定义一个时代的斗争”。

美国联邦众议员威尔·赫德(Will Hurd)认为,美中经济竞争将是“一场定义一个时代的斗争”。

华盛顿 — 美中经济竞争将是“一场定义一个时代的斗争”,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联邦众议员威尔·赫德(Will Hurd)如此认为。

在周三(12月16日)一场由美国参议院经济政策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赫德指出,这是一场争夺在高新技术领域主导权的斗争,一场决定美国存在重要性的斗争。
“每位美国选民都该关心这场斗争,因为我们有可能面临这样一个未来:普通话和人民币而非英语和美元主导全球经济。”

华盛顿关于如何应对中国挑战、中国威胁的对话和对策已经不少,但在本周进行的几场政策对话中也出现这样的声音:中国是一个危险的对手,也是个被高估的对手。

中国经济竞争力是个短期威胁

近年来,美国学者圈常用“大国竞争马拉松”形容美中竞争关系,而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史剑道(Derek Scissors)在周三这场听证会上开门见山地说,来自中国的经济挑战更多是个短期威胁,大概持续十几年。他指出,人口老龄化、债台高筑和一些阻碍创新力和农村发展的政策会在不久的将来让中国经济竞争力开始下滑。而相比之下,总体创新力更强的美国正走向人口结构年轻化。

他指出,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日本更严重,几年后就将开始进入人口结构最严峻的时期。“不管是人口结构还是社会结构,2040年的中国将是完全陌生的中国,” 史剑道说。他表示,若讨论与中国的长远竞争,那先要意识到彼中国而非此中国。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司的预测数据,未来30年中,中国将损失2亿劳动力人口,新增3亿老龄人口。

债务也是个大问题,而老龄化问题也是加剧债务问题的诸多因素之一。史剑道说:“大家总惊叹于中国的GDP,但其债务增速超过GDP增速的现象已持续十七八年了。”

据国际金融协会(IIF)于今年11月发布的一份全球债务报告预测,中国债务和GDP比值将在2020年底飙至335%. 史剑道表示,美国也有债务问题,但中国的更为严峻。

史剑道进一步指出,在老龄化和债务问题如此规模的情况下,经济被拖累的程度很难靠创新来抵消。雪上加霜的是,缺乏创新力和创新动力的国企占领中国20多个关键行业,成为中国创新动力的大负担。同时,国企超过20万亿美元的负债总额也让其成为巨大的债务负担。

“削减国企这种事,习近平绝对不会做,” 史剑道说。

据《华尔街日报》本周一(12月14日)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而开始对中国民营企业进行更进一步的控制和约束。

战略性技术大幅落后:飞机制造、半导体

美中经济选择性脱钩能否有效阻遏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崛起和全球领先?本周二(12月15日),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一场线上辩论。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的马修·托平(Matthew Turpin)认为这么做有效。但他同时强调:“其实在很多战略性技术领域,美国和中国从没挂钩过。”

所谓战略性技术,就是既关乎国家安全、又关乎经济发展的军民“两用”(dual-use)技术领域。

他说,美国及其盟友几十年来用多种方式主动拒绝让中国获取自己在高科技领域的制造工艺细节,比如对“两用”产品和技术的多边出口管制,对国防物资和国防服务的出口管制,对研发成果的获取限制等等。

托平认为,这些严格的“不挂钩”政策直接导致中国至今仍在好几项战略性技术上仍比美国落后至少两代。

托平举例说,中国想要造出先进商用客机的努力已持续近半个世纪,但至今仍未成功。2008年,中国政府巨额创建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COMAC),负责建造两种国产商用飞机——翔凤ARJ-21喷气式支线客机和C919窄体客机,但至今收效甚微。

在题为“中国失速的飞机梦”这则短视频中,CSIS的甘思德(Scott Kennedy)介绍说,波音公司单月产出50-60架波音737客机,但中国商飞在过去5年中才产出38架翔凤客机,还常伴有机械故障。

受习近平大力捧场的C919客机是以空客A320和波音737为竞争对手而研制的,但情况也不乐观。耗油量高和交付时间尚不确定等问题导致中国的航空公司对C919热情并不高。甘思德还特别指出,让C919能飞行在空中的一切关键部件全部来自美国和欧洲。

商飞困局背后,主要就是中国一直拿不到高级涡轮喷气发动机和飞行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制造细节,托平总结说。与诸多欧美汽车公司不同,通用、普惠、赛峰和罗尔斯·罗伊斯这些飞机发动机制造商一直坚持出售发动机成品,而不愿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被迫共享核心制造技术。

因中兴、华为问题而备受关注的中国半导体行业也面临同样的局面:尽管政府注入巨资、全力扶持,但仍和美国有至少两代技术的差距。

但是,硅谷科技记者出身的创新问题专家丽贝卡·范宁(Rebecca Fannin)持反方观点。她表示,自己长期以来多次访问中国,深入报道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发展历程,有第一手的观察和研究。她指出,中国目前已经在多项前沿科技上成为全球领先者,多年积累下来的科技发展势头已难以阻挡,攻克几项在战略科技上的短板是迟早之事,脱不脱钩已关系不大。
她也同时强调中国企业家和科学家在高科技领域争取领先地位的自信和决心,并指出,美国政府近年来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实施的一系列强硬政策反而让中国政府在科研上加倍投资、加紧发展,也更刺激了这些创新企业家和科学家的决心。

但托平回应说,要在这些中国久攻不下,且与美国至少拉开两代差距的领域进行竞争,光有决心和自信是不够的。而且,中国在追赶的同时,美国也并不是静止不动。

美中大国竞争:一场世纪马拉松,但十年冲刺是关键

“有朝一日,美国人可能会像现在看苏联一样看待中国:一个危险的竞争对手,但其显性优势掩盖背后的停滞和脆弱。” 本周四发表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一篇文章如此说到。
文章作者,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战略学者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从大国竞争的宏观角度分析美中竞争的前景。他们同样综述了中国在经济和科技竞争力上的短板,同时也点出与前者互相作用的另一挑战:天安门事件以来未曾见过的全球反华情绪。

文章举例说,近12个国家已暂停或取消“一带一路”项目;16个国家禁止或严格限制使用华为5G设备;印度自今年6月的中印边境冲突以来,一直对中国保持强硬;日本加大军费开支,并在与台湾附近的琉球群岛安装导弹发射器;欧盟给中国贴上“系统性竞争对手”标签;英、法、德派遣海军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巡逻,等等。

“对美国来说,好消息是,跟中国的长期竞争可能不像悲观主义者们所预料的那样艰难,” 文章表示。

但也有坏消息。

“历史是押韵的。” 结合对一战前的德国和二战前的日本的分析——都面临严峻的经济前景和密集的战略包围——两位作者判断,中国很可能会集中在未来5年或10年内做出一系列大幅度动作的冲刺,美中竞争会白热化,世界局势可能会一度显得无比动荡、岌岌可危。

美国怎么做

也正因此,尽管专家们的分析中透着一定程度的乐观,但他们的重点是为传达一种紧迫感:美中竞争或许几年内就会达到最危险的峰值,制定一套能快速落实并有效应付和控制短期局势的政策是当务之急。

史剑道表示,他强调中国经济挑战更是短期挑战,就是为了服务于更及时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制定。

在周三这场关于美中经济竞争的听证会上,几位专家一致认同要加大对美国自身经济和科技竞争力的投资,具体包括大幅增加研发经费、发展教育以加强对优质劳动力的培养、加强吸引高端人才的移民政策、投资美国基建项目、扶持美国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等等。

“如果美国不好好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2040年的时候,我们将看到两个被高估的竞争者。” 但史剑道也强调,“但如果来自中国的经济挑战是短期性的,那我们就必须首先应对中国。”

他表示,解决长期性问题绝对是值得的,但这将需要大量时间;而对中国立即做出回应是我们在2021年就有机会做到的事。

在回应中国方面,几位专家一致强调中国的掠夺性经济行为,也都认同出口管制、外商投资审查、出境资本控制、与盟友合力等一系列政策建议。

但史剑道特别指出,首要任务是信息收集,详尽记录中国一切危害到美国经济竞争力的行为,主要围绕政府补贴、技术强制转让和美资外流这几大领域。“没有足够信息就没法制定好的政策,” 史剑道说,“遗憾的是,总是没人愿意干这个枯燥活。”

商界有阻力

战略咨询公司阿特拉斯组织(Atlas Organization)的创始人乔纳森·沃德(Jonathan Ward)在本周二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的采访时说,美国的投资银行为了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分一杯羹,等于是在直接参与中国的崛起,为之提供资金和便利。

史剑道也在周三的听证会上呼吁,要对美资流入的中国产业进行竞争力影响评估。通过信息收集对美资流动规模和走向有清晰了解后,要对流向特定产业的出境资本进行合理控制。

针对美国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问题,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中国政策主任韩美妮(Melanie Hart)在周三这场听证会上提出要对美国产业的供应链进行逐条筛查,辨识过度依赖中国的环节,以便进行定向投资,实现供应链的回流和多元化。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杜如松(Rush Doshi)在今年7月一场参议院听证会上也提过对供应链进行审计工作的建议。他举例美国在新冠疫情中的教训并指出,等到联邦政府意识到某些关键行业(如制药和个人防护用品)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进口产品的严重依赖程度时,往往为时已晚。

不过杜如松也指出实现供应链回流和多元化方面的阻力。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赛亚丁(Harley Seyedin)今年6月向美联社表示,没有任何一家成员企业有撤离中国的打算。杜如松说,其实这些美企的考虑也不光是出于成本考虑。他引用保尔森中心(Paulson Institute)研究员马旸(Damien Ma)的话说:“美国人很难戒掉亚马逊,因为它是个什么都卖的商店;美企难以戒掉中国,因为它是个什么都生产的国家。”

无论如何,不管美中间的世纪马拉松是这样的图景,没人否认眼下这场美中短道冲刺背后的紧迫性和复杂性。贝克利和布兰兹在《外交事务》这篇文章中建议,美国当下该专注于防止中国取得任何能改变长期力量平衡的近期成功,比如中国在5G上的优势就是个迫在眉睫的危险。

“和以前一样,只要美国经受住了即将到来的危机,就能赢得一场长期的竞争。” 文章结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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