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 石 ——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美]彼得·海斯勒著 李雪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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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象块奇石,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样子。”

前 言

小时候,父亲偶尔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参加访谈活动。作为密苏里大学的医学社会学家,他前往的工作地点在我和我的姐妹们看来非同寻常: 监狱、精神病院、乡村诊所。有一次,他去见居住在马克·吐温国家森林园区里一个大家族的后代子孙,这个家族深居于欧萨克湖区,因对周边的小村子实行严格的管控而闻名。见面的老头名叫伊莱贾,交谈过程中他一直坐在开着的窗户边,腿上放着一把点22型来复枪,生怕有松鼠前来打断他们的谈话。那一年他正好八十岁。我父亲询问当地是否有“毒品问题”(drug problem),伊莱贾很认真地点了点头。“有的,药是个问题,”他回答道。“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药店,不管买什么都得开车到萨莱姆。”

伊莱贾特别提到,他的喉咙不久前疼得十分厉害,连本地生长的西瓜都咽不下去。后来,他去附近的小镇找到一位兽医,兽医三下五除二做完检查,诊断结果是咽喉息肉。伊莱贾请他割除赘生物。

“对不起,我不是医生,”兽医告诉他。“这个我可不能做。”

“嗯,也许你不能做,”伊莱贾说,“但也许你可以做。”

事情就是这样——也许谁也没有直接威胁过谁,可如果不做手术,伊莱贾也许就赖着不走了。

父亲总是对于他所约谈的那些人抱有极大的兴趣。当然他乐意与各种个性鲜明的怪人交谈,不过对沉默寡言的人,那些日复一日例行公事、中规中矩的人也抱有浓厚的兴趣。在他和我母亲看来,密苏里就像是异国他乡。他俩从小在洛杉矶长大,从未料到会在中西部度过大半辈子。但他们在此定居,父亲花费多年对农村社区的医疗保健开展研究,母亲是一位历史学者,她的学位论文写的是密苏里的犹太移民。

父亲跟谁都谈得来。如果有工人上门服务,等业务做完,父亲便早已对其生平经历了若指掌。有一次,一位管子工来我家维修浴室,与父亲相谈甚欢,直到现在他们还一起去北密苏里地区猎鹿。在我的童年时期,只要父亲和我在什么地方坐下来无事可做,比如车站、旅馆大堂,他就会随机选中某个人,问我在这个人身上有没有观察到什么。他的穿着有趣吗?走路的姿势如何?你觉得他是做什么的?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这种玩法是父亲读研究生时从一个名叫牛康民(Peter Kong-Ming New)的社会学老师那里学来的。牛康民生长于上海,来美国念了大学;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他留在了美国。他是我父亲在匹兹堡大学念书时的老师,后来在位于波士顿的塔夫茨大学与我父亲共事多年。牛康民一直以为我的名字Peter取自于他,尽管这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我父母有很多亲戚朋友名叫彼得,但他们确实也没有想过要打消他的这种自豪感。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叫人难忘。他身高超过一米八,肩宽肚圆,脑袋硕大,脸庞圆如月饼。除了喜欢观察人,他还发明了一种所谓的“创造性口吃”。只要牛康民感到需要完成什么东西时,比如搞定交通警察、在拥挤的餐馆找座位,他就会立马变成人生地不熟的外国人,而人们无一例外会尽量安抚这位满脸惶惑、词不达意的中国人,以免节外生枝。牛康民嗓门洪亮,很喜欢讲故事;跟我父亲一样,他也是个爱说话、爱观察的人。即便远离故土,他也能四处为家。那是我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从小我就觉得中国人身材魁梧、无所不能。只要听到“上海”这个词,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一个充满巨人的城市画面。

多年以后,我来到中国生活,才意识到牛康民是多么不同寻常。不光是体格,还有他说话的样子,观察人的方式。中国人大都对陌生人心怀戒备,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这里的根基并不深厚,对不同于自身的群体往往缺乏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中国人生性不适合讲故事,他们常常过于谦逊,不愿意成为关注的焦点。当上新闻记者之后,我逐渐学会了耐着性子,因为一般要等上数月乃至数年时间,我才能让一个人无话不谈。我记住了父亲的方法,如果想对某个人真正有所了解,我们就不能没有耐心,每时每刻这都至关重要,没有例外。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很多时候你都需要有一点创造性口吃。

尽管很早就有这样的熏陶,我却没有想过成为一个书写中国的作家。除了牛康民,我跟这个国度没有别的联系,即使大学期间也没有修读过跟亚洲主题相关的课程。我的父母不太干涉孩子们的职业选择。父亲之所以在访谈时带上我和姐妹们,并不是希望我们继承他的衣钵,而是因为觉得如果我们能偶尔涉足自己的小圈子之外,生活会有趣得多。我的姐妹们都被鼓励要尊重自己的兴趣。两个姐妹嫁给了警察;其中一个跟母亲一样教书为生,另一个曾修读社会学专业,现在成了全职母亲。还有一个当上了沉积地质学家。

有很多年,我希望做一个小说家。在我看来,这是一份比新闻记者更高级的事业;我热爱文学名著中的语言和作家们的叙事口吻。上了大学,我主修创造性写作,专攻短篇小说,但在大三下学期末参加了由约翰·迈克菲讲授的非虚构研讨班。他是我遇到的最鼓舞人心的老师——在我文章的边角处,密密麻麻的满是他用左手写下的批语。“这种东西绣不出锦囊,”他在我写得很烂的一个句子边上批注道。我用了几个形容词和从句来组织一个短语,他这样回应道:“吐掉嘴里的石子儿,把这事说清楚。”在一段人物描写中,我在两个句子中四次提到了被描述者的名字,迈克菲写道:“主人公的名字如马蹄一样踢踏作响。换个方式。用用代词。”他很直接:“这样的重复叫人吃不消。”另一句评语则简单明了:“弄巧成拙。”

不过也有赞扬——“对”“哦”“不错”。我意识到,写作有可能良莠并存,一个好作家不必天资过人,而在于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加以提高。在研讨班行将结束时,我明白了一点,非虚构写作跟小说家们的作品一样,同样要求很高。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感觉到,小说家的工作对我而言过于内向,尤其我的个性又偏羞涩。我想要一份迫使自己向外的工作;我需要接触别的生活,别的世界。这样的冲动激励我去和平队报名,并被派往了中国。不过,地点本身几乎是随机的——我只知道,如果想成为一个作家,我必须远离家乡。

这本书里的故事写于2000年至2012年。写第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三十岁,其后十余年生活历经变数。我先是单身多年,随后结了婚,后来(一下子)又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因为我和妻子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我在三个国家安了十二个家。有好几个故事还是在旅馆里写成的。

不过,这段时期的经历让我明白,写作是一只锚。不管身在何处,我总能感受到这一点,新闻报道的根本——好奇、耐心、与不同的人交往的意愿——我在童年时期已经有所见识。在海外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学习外语也花费了那么多时间之后,我尽可能地把本地人和外来者的视角融合在一起。这些故事的素材多来自中国,因为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不过也有几个故事跟美国、日本和尼泊尔相关。其中有一篇 “去西部”,探讨“半土不洋”这个话题,讲的是回到美国的故事。

我总爱描写那些同样处于变动之中的人们。我发现,移民、迁徙、探寻者、逃离者之类的字眼总是吸引着我。我喜欢那些感觉有点格格不入的人们。他们有的像变色龙般随遇而安,有的梦想着回归故土;还有一些则致力于不同形式的创造性口吃。不过,他们都乐于交谈,因为他们都已学会用外来者的眼光描述自己身处的环境。

这些故事并不按时间顺序编排,其中只有少数几篇论及历史事件: 三峡大坝关闸蓄水、北京奥运会、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第一次实现国家领导人的平稳过渡。我之所以按照现在的顺序编排,纯粹出于个人原因,因为我就是喜欢把石彬伦同纳吉夫·戈亚尔放在一起,同时觉得帕拉多克斯镇上的人兴许对巫山的人有话想说。以上篇章几乎都在《纽约客》上刊载过,但又都为本书专门做了实质性的改写。在这段时期,这本杂志是另一只锚。有幸的是,在编辑和事实核查方面我得到了出色的支持,但最令我感激的,还是这本杂志愿意发表各种不同的主题和声音。置身大千世界,来自国外的报道往往狭隘得让人丧气,在“9·11事件”之后尤其如此。有时候,可以写的似乎只剩下两个话题: 我们害怕的人和我们同情的人。但生活在海外期间,我遇到的人没有一个属于这两种类型。

幸好,《纽约客》允许我以自己的方式描写他们。驻外记者面临的挑战之一,是要琢磨透能把多大程度的自己给涵盖进去: 如果故事过于以自我为中心,那就成了旅行者日记。目前的普遍趋势是减少作者现身,作者常常是隐而不见的。这就是报纸的标准做法,说是能保持焦点和不偏不倚。不过,这也使主题显得更为遥远和陌生。我在写到人物时,希望描写我们交流互动的方式,以及让我们具有同感和分歧的那些事情。有时候,因为我是个外国人,中国人会以某些特定的方式与我交流,让读者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过,最重要的是,我想传达对事情原本的感受——北京胡同里的生活经历、中国道路上的驾车行驶、搬到科罗拉多的偏僻小镇。非虚构写作的乐趣正在于探寻叙事和报道之间的平衡,找到办法,既爱说话又爱观察。

不过,那就够了。现在,中国和科罗拉多已同样遥远;我又搬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开始学习一种全新的语言。有时,这感觉令我喘不过气来,有时,它又让我如归故里。

2012年9月

埃及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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