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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
作者：黎鸣
......
由于儒家的只教做人不教做事的传统，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劳心者”与“劳力者”的严重的割裂。劳心者只务虚言，干不了实事；劳力者能干实事，却尽是文盲。
......
一位行将就木的人会因为听到他终于被批准加入了某组织，被授予了某职称、某荣誉而顿时激动得嚎啕大哭，然后是兴奋得数夜不能成寐，甚至不幸一命呜呼。而这种东西无非是一张纸，与他实际的成就不相干。中国人竟可以为这种浮名虚誉使出平生学就的做人工夫，却丝毫不为自己做实事的无能感到羞耻。
.....
阿谀强者，欺凌弱者，或按通常所说欺软怕硬、欺善怕恶，这无疑应是人类中最卑鄙、最下贱、最无耻、最丧失人格自尊的品性了。马克思在回答他的女儿的问题时就曾毫不假思索地说，他最厌恶的就是阿谀奉承。令人痛苦的是，我深感到，在我的同胞中，在我们中国人中，这种最丧失人格自尊的品性却极容易见到。
......
远在历史上的、小说故事中所描写的欺善怕恶的事例实在多得无法枚举，也不必枚举，因为人人心里都有一个记忆犹新的人生遭遇录。中国近半个世纪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多少叫人难以忘怀的场面可以令人深刻地感到中国人人格中阿Q的阴魂。人们为什么要对被批判者那样凶狠呢？人们为什么要动手鞭打无辜者呢？人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欺凌那些实际上早已失去了还手之力的弱者呢？最近，为什么会发生当众公开勒索钱财、当众公开凌辱甚至奸污妇女，而有大量围观群众却无任何人敢上前制止的事情呢？中国人的欺善怕恶实在是多么司空见惯的现象！包括过去人们一直咒骂的“假洋鬼子”、“西崽”们对自己同胞的刻薄，对洋人的奴颜婢膝，以及衙门里的当差对当官的唯唯诺诺的卑贱相和对普通百姓的穷凶极恶的瘟神相。这一切，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深地问一声为什么吗？
2000多年来，中国人的“善”实际上是被强权长期压迫出来的凝固的假相。只要一旦强权倒塌，中国人的恶就会如同被打开的潘多拉的匣子中的魔鬼，喷涌而出，横行于世。这既是中国长期离不开极权，也是中国人长期具有欺善怕恶的卑鄙性格的最重要的原因。
......
中国圣人所提倡的善，是不具体的，因为这种善是虚假的，是与人类的原恶和原欲，尤其与原欲是完全相对抗的。什么是原欲，原欲具体为食欲、性欲、知欲。原欲是人类生命力的基础。中国圣人把善定格为克己、忍让、柔顺、守雌，甚至无为、无知，实质上是把消灭人类的生命力定格为善。这种善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要做也是表面上做，实质上不可能做，因此只能是伪善。如果有人轻信圣人所言真的这样做，这种对别人的善，恰是对自己的恶，而且会引来别人对自己更肆意的凌辱，引来更大的恶。孔夫子把“克己复礼”看作是最高的善，也即“仁”，其实是非常不人道的。什么叫“礼”，礼是分辨人的尊卑贵贱的制度
......
心中没有对神的执著信念的中国人不可能具有强大的抗恶精神。同样，中国人也无法与心中有真理信念的古希腊人、现代西方人比。总之，由于中国人缺乏真信仰精神和真求知精神，中国人屈服于不讲理的极权的淫威便是不可避免的。可悲的中国人的这种屈服过程长达2000多年。实在是太长了，甚至都令人怀疑，如此漫长的屈辱过程会不会影响到中国人的遗传基因：中国人身上的怕恶的基因就是比西方人多。然而，欺善是怕恶的另一种表现。一方面，欺善是对怕恶的肯定。“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怕恶的人已经丧失了人格的自尊，把自己等同于动物世界的一员，以为理所当然。所以他把自己对强权者的恐惧同样用一种恶的方式发泄在比他更软弱的人们的身上。中国人的欺善多半属于这种。丈夫在外面受了气，回家对老婆孩子发火。
......
总的来说，中国每来一次政治运动便大伤一次元气，便糟踏一些人才，对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来说是很不上算的。之所以如此，作为原因之一，中国人欺善怕恶的劣根性不能不加以考虑。中国人要想祛除自己身上欺善怕恶的劣根性，最重要的是必须培养自己的人格的自尊，培养的途径有二：坚定对永恒、至高无上的真理的信仰；不断追求自然、社会等各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关于法律方面的知识。作为一个民族社会来说，要想根除欺善怕恶的民族性格的劣根性，最重要的是必须认识清楚，极权的高压与人格的卑鄙的共生性。“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被批斗的干部所受到的种种酷刑，很大的成分是来自平常心怀怨恨的下级和群众。
我的中国
作者：黎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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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儒家的只教做人不教做事的传统，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劳心者”与“劳力者”的严重的割裂。劳心者只务虚言，干不了实事；劳力者能干实事，却尽是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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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行将就木的人会因为听到他终于被批准加入了某组织，被授予了某职称、某荣誉而顿时激动得嚎啕大哭，然后是兴奋得数夜不能成寐，甚至不幸一命呜呼。而这种东西无非是一张纸，与他实际的成就不相干。中国人竟可以为这种浮名虚誉使出平生学就的做人工夫，却丝毫不为自己做实事的无能感到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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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谀强者，欺凌弱者，或按通常所说欺软怕硬、欺善怕恶，这无疑应是人类中最卑鄙、最下贱、最无耻、最丧失人格自尊的品性了。马克思在回答他的女儿的问题时就曾毫不假思索地说，他最厌恶的就是阿谀奉承。令人痛苦的是，我深感到，在我的同胞中，在我们中国人中，这种最丧失人格自尊的品性却极容易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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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历史上的、小说故事中所描写的欺善怕恶的事例实在多得无法枚举，也不必枚举，因为人人心里都有一个记忆犹新的人生遭遇录。中国近半个世纪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尤其“文化大革命”，多少叫人难以忘怀的场面可以令人深刻地感到中国人人格中阿Q的阴魂。人们为什么要对被批判者那样凶狠呢？人们为什么要动手鞭打无辜者呢？人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欺凌那些实际上早已失去了还手之力的弱者呢？最近，为什么会发生当众公开勒索钱财、当众公开凌辱甚至奸污妇女，而有大量围观群众却无任何人敢上前制止的事情呢？中国人的欺善怕恶实在是多么司空见惯的现象！包括过去人们一直咒骂的“假洋鬼子”、“西崽”们对自己同胞的刻薄，对洋人的奴颜婢膝，以及衙门里的当差对当官的唯唯诺诺的卑贱相和对普通百姓的穷凶极恶的瘟神相。这一切，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深地问一声为什么吗？
2000多年来，中国人的“善”实际上是被强权长期压迫出来的凝固的假相。只要一旦强权倒塌，中国人的恶就会如同被打开的潘多拉的匣子中的魔鬼，喷涌而出，横行于世。这既是中国长期离不开极权，也是中国人长期具有欺善怕恶的卑鄙性格的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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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圣人所提倡的善，是不具体的，因为这种善是虚假的，是与人类的原恶和原欲，尤其与原欲是完全相对抗的。什么是原欲，原欲具体为食欲、性欲、知欲。原欲是人类生命力的基础。中国圣人把善定格为克己、忍让、柔顺、守雌，甚至无为、无知，实质上是把消灭人类的生命力定格为善。这种善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要做也是表面上做，实质上不可能做，因此只能是伪善。如果有人轻信圣人所言真的这样做，这种对别人的善，恰是对自己的恶，而且会引来别人对自己更肆意的凌辱，引来更大的恶。孔夫子把“克己复礼”看作是最高的善，也即“仁”，其实是非常不人道的。什么叫“礼”，礼是分辨人的尊卑贵贱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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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没有对神的执著信念的中国人不可能具有强大的抗恶精神。同样，中国人也无法与心中有真理信念的古希腊人、现代西方人比。总之，由于中国人缺乏真信仰精神和真求知精神，中国人屈服于不讲理的极权的淫威便是不可避免的。可悲的中国人的这种屈服过程长达2000多年。实在是太长了，甚至都令人怀疑，如此漫长的屈辱过程会不会影响到中国人的遗传基因：中国人身上的怕恶的基因就是比西方人多。然而，欺善是怕恶的另一种表现。一方面，欺善是对怕恶的肯定。“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怕恶的人已经丧失了人格的自尊，把自己等同于动物世界的一员，以为理所当然。所以他把自己对强权者的恐惧同样用一种恶的方式发泄在比他更软弱的人们的身上。中国人的欺善多半属于这种。丈夫在外面受了气，回家对老婆孩子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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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中国每来一次政治运动便大伤一次元气，便糟踏一些人才，对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来说是很不上算的。之所以如此，作为原因之一，中国人欺善怕恶的劣根性不能不加以考虑。中国人要想祛除自己身上欺善怕恶的劣根性，最重要的是必须培养自己的人格的自尊，培养的途径有二：坚定对永恒、至高无上的真理的信仰；不断追求自然、社会等各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关于法律方面的知识。作为一个民族社会来说，要想根除欺善怕恶的民族性格的劣根性，最重要的是必须认识清楚，极权的高压与人格的卑鄙的共生性。“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被批斗的干部所受到的种种酷刑，很大的成分是来自平常心怀怨恨的下级和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