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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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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施政三年，我最痛心的是没有解决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四个百姓所关心的问题。”
温总理的痛心之话让人感动，由此，我想起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提出在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人人奔小康”口号的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明确提出了“三步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构想：第一步，是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人均达到500美元，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在下世纪再用30到50年的时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改革口号激发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奔向美好未来的信心。记得那时我很兴奋，对明天充满着希望的活力与美丽的憧憬。我高歌咏唱着《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些歌在１９８０年被新闻界评为最佳十五首歌之一）。我还不断地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 鸟儿鸣/春光无限美/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当我的后代如雨后春笋般地茁壮成长，并且如森林般地站立于我身旁时，我这才发现我已步入中年门坎。曾几何时，我曾宣誓要为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消灭剥削阶级；也为共产主义的理想事业而奋斗终身。可现在那个为之作“贡献”的基地（工厂）倒塌了。我没有找到属于我的那个“光荣”，我只看到处处是“下岗”、“倒闭”的现状，手里拿着的是一本很陌生的“劳动手册”，而不是十几年之前所得到的那份“红色奖状”证书。“下岗”、“倒闭”，让我及我们整整一代人一夜之间感到了生存的危机，也体会到了无产阶级劳动者沉重的选择，不选择没饭吃。
是的！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配套，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立上的不完善，以及经营运作上手法的陈旧、保守，再加上少数腐败分子借改革之名，混水摸鱼，贪污受贿，于是企业效益一落千丈，亏损也越来越严重。为此承担主要责任的不是单位里的领导，而是广大无辜的职工。先是停发奖金，再就是拖欠工资，直至下岗拿生活费，最后干脆倒闭、卖机器设备，一了百了。苦了工人，一无所有，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劳动者。
记得俄国在搞改革开放初期，将国营企业分成若干股份，每位职工可以拿到一定股份的股票。这股份对老职工没用，他们要吃饭。那些头头就借用银行的钱把职工手中的股票收拢过来。于是这样，这个厂子名正言顺地就是他个人的了。他再将这厂子抵押给另一家银行，取得资金后再偿还给前一家银行。俄国的国有资产就这样大量流失到个人腰包里去了。那时，我很担心中国也会发生这样的事。若干年之后，不幸言中了，现在国营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到个人口袋里的事遍地开花。国营工厂先宣布倒闭，然后以最低的价格卖给私人。大批工人回家了。
对此，郎咸平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比喻很到位说：“举个例子，我想问问什么是国企改革？我现在终于弄懂了，原来就是我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来清理，清理干净之后呢？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国企改革。我们发现中国国企的职业经理人是没有信托责任的。他做不好是什么理由呢？是因为体制不好，什么是体制不好呢？就是这是国家和民族的错，做得好呢？就把国有资产归为已有。甚至，我们为了让他掠夺国家的资产，还提出一些荒谬的理论，例如冰棍理论――国企就是体制不好，就像冰棍一样会慢慢融化，与其让它全部溶化光，还不如在它溶化之前全部送给这些没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算了。”
忆往昔，邓小平说改革能让我们脱贫，改革能让我们致富，奔上小康道路。可是改革了，为什么很多家庭反而穷下去了？难道说，一个人富起来了，千百个人一定穷下去？如果说改革是要化代价的，那么这种违背大部分人利益的改革会深入人心吗？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否出现了什么问题？
现在改革出现了两种反对呼声，一种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已经在改革中得到了相当多的好处，再改下去对他们就不利了，弄不好有可能会把以前的得益部分交出来。另一种人是那些弱势群体，他们在改革大潮中失去比得到的更多。在他们心目中，邓小平就是“邓笑贫”，他们强烈怀念老毛的时代，那个时代根本不用愁这四个问题，一切困难国家都会想办法解决。
现在，政府既然强调连带责任制，那么就应该将这场改革进行彻底。谁趁改革之际搞腐败不法行为，决不留情开刀。光靠传统美德以及工人们的再奉献精神已不能再护驾这场改革了，只有大胆对这场已进行了近二十年的改革从路子上重新审视与把关，寻找改革的新思路，让全国的普通百姓受益，真正“小康”起来，那么，温总理心头上的这“四个痛心”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在我们痛心哀叹并抨击这四大顽症时，更应该关注生活形态的变迁。我想，当今国人丧失的不是“互相帮助”精神，而是一种叫“自主自律”的机制。政府如若不能全面创造这种机制，并且不从改革的本质与思维上下功夫，老百姓的生活若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家庭收入不明显提高，那么即使现在GPT指数上升翻一倍，还会有第五、第六个社会问题冒出来。到时，不单是房地产老总会说：“我造的房子从来就是买给富人，不买给出穷人的。”大学校长也会宣布说：“我的校门永远只对贵族敞开，从不收穷学生的。”医院里的医生恐怕也会宣布说：“让没钱看病的病人在家里好好躺着，自好自坏、自生自灭吧！”
最后，我想说：我不反对改革，但我认为现在是反思改革的时候了，反思改革在中国这个特殊社会结构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正反结果。因为在各行各业中，有很多悲剧是在改革的名义下发生的，我们无法回避这个确凿事实。这是温总理的痛心，也是全国百姓的心痛。
温总理的痛心之话让人感动，由此，我想起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提出在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人人奔小康”口号的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明确提出了“三步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构想：第一步，是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人均达到500美元，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在下世纪再用30到50年的时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改革口号激发了全国人民战胜困难、奔向美好未来的信心。记得那时我很兴奋，对明天充满着希望的活力与美丽的憧憬。我高歌咏唱着《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些歌在１９８０年被新闻界评为最佳十五首歌之一）。我还不断地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 鸟儿鸣/春光无限美/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当我的后代如雨后春笋般地茁壮成长，并且如森林般地站立于我身旁时，我这才发现我已步入中年门坎。曾几何时，我曾宣誓要为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消灭剥削阶级；也为共产主义的理想事业而奋斗终身。可现在那个为之作“贡献”的基地（工厂）倒塌了。我没有找到属于我的那个“光荣”，我只看到处处是“下岗”、“倒闭”的现状，手里拿着的是一本很陌生的“劳动手册”，而不是十几年之前所得到的那份“红色奖状”证书。“下岗”、“倒闭”，让我及我们整整一代人一夜之间感到了生存的危机，也体会到了无产阶级劳动者沉重的选择，不选择没饭吃。
是的！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配套，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建立上的不完善，以及经营运作上手法的陈旧、保守，再加上少数腐败分子借改革之名，混水摸鱼，贪污受贿，于是企业效益一落千丈，亏损也越来越严重。为此承担主要责任的不是单位里的领导，而是广大无辜的职工。先是停发奖金，再就是拖欠工资，直至下岗拿生活费，最后干脆倒闭、卖机器设备，一了百了。苦了工人，一无所有，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劳动者。
记得俄国在搞改革开放初期，将国营企业分成若干股份，每位职工可以拿到一定股份的股票。这股份对老职工没用，他们要吃饭。那些头头就借用银行的钱把职工手中的股票收拢过来。于是这样，这个厂子名正言顺地就是他个人的了。他再将这厂子抵押给另一家银行，取得资金后再偿还给前一家银行。俄国的国有资产就这样大量流失到个人腰包里去了。那时，我很担心中国也会发生这样的事。若干年之后，不幸言中了，现在国营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到个人口袋里的事遍地开花。国营工厂先宣布倒闭，然后以最低的价格卖给私人。大批工人回家了。
对此，郎咸平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比喻很到位说：“举个例子，我想问问什么是国企改革？我现在终于弄懂了，原来就是我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来清理，清理干净之后呢？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国企改革。我们发现中国国企的职业经理人是没有信托责任的。他做不好是什么理由呢？是因为体制不好，什么是体制不好呢？就是这是国家和民族的错，做得好呢？就把国有资产归为已有。甚至，我们为了让他掠夺国家的资产，还提出一些荒谬的理论，例如冰棍理论――国企就是体制不好，就像冰棍一样会慢慢融化，与其让它全部溶化光，还不如在它溶化之前全部送给这些没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算了。”
忆往昔，邓小平说改革能让我们脱贫，改革能让我们致富，奔上小康道路。可是改革了，为什么很多家庭反而穷下去了？难道说，一个人富起来了，千百个人一定穷下去？如果说改革是要化代价的，那么这种违背大部分人利益的改革会深入人心吗？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否出现了什么问题？
现在改革出现了两种反对呼声，一种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已经在改革中得到了相当多的好处，再改下去对他们就不利了，弄不好有可能会把以前的得益部分交出来。另一种人是那些弱势群体，他们在改革大潮中失去比得到的更多。在他们心目中，邓小平就是“邓笑贫”，他们强烈怀念老毛的时代，那个时代根本不用愁这四个问题，一切困难国家都会想办法解决。
现在，政府既然强调连带责任制，那么就应该将这场改革进行彻底。谁趁改革之际搞腐败不法行为，决不留情开刀。光靠传统美德以及工人们的再奉献精神已不能再护驾这场改革了，只有大胆对这场已进行了近二十年的改革从路子上重新审视与把关，寻找改革的新思路，让全国的普通百姓受益，真正“小康”起来，那么，温总理心头上的这“四个痛心”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在我们痛心哀叹并抨击这四大顽症时，更应该关注生活形态的变迁。我想，当今国人丧失的不是“互相帮助”精神，而是一种叫“自主自律”的机制。政府如若不能全面创造这种机制，并且不从改革的本质与思维上下功夫，老百姓的生活若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家庭收入不明显提高，那么即使现在GPT指数上升翻一倍，还会有第五、第六个社会问题冒出来。到时，不单是房地产老总会说：“我造的房子从来就是买给富人，不买给出穷人的。”大学校长也会宣布说：“我的校门永远只对贵族敞开，从不收穷学生的。”医院里的医生恐怕也会宣布说：“让没钱看病的病人在家里好好躺着，自好自坏、自生自灭吧！”
最后，我想说：我不反对改革，但我认为现在是反思改革的时候了，反思改革在中国这个特殊社会结构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正反结果。因为在各行各业中，有很多悲剧是在改革的名义下发生的，我们无法回避这个确凿事实。这是温总理的痛心，也是全国百姓的心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