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是古代精英精心策划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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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是古代精英精心策划的结果
--辩证看待中华传统生育文化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yi@yahoo.com
古代生存条件恶劣，瘟疫、疾病、自然灾害、猛兽、战争、饥荒等常使得人口剧减。人类繁衍非常缓慢，并且充满风险。很多曾经辉煌的民族都先后灭绝。繁衍后代是一种动物本能。但是如何使得这种本领得到强化，就是生育文化。现在幸存的民族都经过长期的摸索，建立起一套生育文化，这些生育文化支撑着民族的持续发展。
中华民族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除了比较有利的地理环境外，更得益于独特的中华生育文化。中华生育文化可以归纳成两个点：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强调的是利益和精神激励；“万恶淫为首”是通过将“性”局限于夫妻而保护生育器官、维持社会道德（看看现代“性解放”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和低生育率就知道为什么“万恶淫为首”）。因此中华生育文化可以浓缩成两个字：“利”、“性”。“利”指的是“百善孝为先”，“性”指的是“万恶淫为首”（笔者在《谈性说爱论人口》将单独讨论）。
1、百善孝为先
《孟子.离娄》中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不孝三事，赵歧的注释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也。”孟子认为，无后是比陷亲不义，不赡养父母更为不孝的事。在孔子学说中，“孝”首先意味着生育传嗣，延续香火。可见生育传嗣在儒家思想中是被视为了“孝”的最高体现，“孝”也就成了人们最强的生育动机。中国历史上一直维持在几千万人口，“无后”所以“为大”者意义在此。孔门的孝的意蕴是丰富的。孝的生育动机对维系宗姓的存在，促进人口发展与社会进步，对创建东方特有的家庭道德准则，培养汉民族传统的亲子情感，对提高人的生育动机水平，使之远离全凭性欲驱使的动物生育心理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标志的生育文化至少有下面多重含义：
1、家族、民族繁衍下去是第一位的，可持续发展是最重要的。
2、养老。
3、维持良好的社会道德。
有人说中国没有产生宗教，但在世界各大宗教产生时的几千年之前，中国就已经有家庙、祖宗祭祀。据甲骨文记载，中国夏商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化的祖先祭祀仪式。扎根于每个家庭的祖宗崇拜文化其实是中华生育文化的重要部分。这些生育文化将个人利益与繁衍高度挂钩，并且上升到宗教的高度：养育孩子不但可以防老，而且还影响死后的祭祀。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没有子嗣（或者子嗣夭亡），祖宗祭祀就会结束，香火就会断绝，家族就不能持续存在。因此孔子认为保持身体健康无病也是对父母的孝，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养老只需要几年、几十年；而死后的祭祀却需要数百年、上千年，比养老要重要多了。人死为神，并且这个神是自己家族的神，专门保佑子孙后代的，因此子孙的“孝”既有本能，也有“功利”（希望祖先死后保佑）。西方是上帝崇拜，中国是祖宗崇拜。从心理学角度看，“孝”是驱动人们生育的动机力量。因此有人说：宗教是犹太人的历史，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根据《礼记・昏义》所说：婚姻的目的是 “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生育的传宗接代的目的非常明确。
其次，在儒家生育思想中，“孝”还从赡养，尤其是敬重父母上起着生育动机作用。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认为，孝不能仅局限于养父母，因为犬马都能养主人，重要的是敬重双亲。怎样才算是敬呢？“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只能算是赡养，尚不是称为孝敬。要做到孝敬，一是儿子在父母面前要经常有愉悦的容色。《礼记.礼充》中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惋容。”二是“无违”，即不违父母旨意。儒家学说通过对孝的规范，不仅制定了儿子对父母的行为准则，也把父母的生养、死葬和精神愉悦都托付给了儿子。这样，对孝的动人后果的歧望与追求，必然成了推动人们从自身的 “老有所养，老有所敬”诸方面而去谋求生育儿子的强大动机力量。
其实任何文明的生育文化都有“孝”、“回报”的概念，只是表述不同而已。 “孝”文化是人类各民族family security系统的核心，而family security系统的确立使得人类走向文明。换句话说，繁衍是本能，孝是文明。现在西方国家由于social security的建立，“孝”的观念降低，很多中国人还以为“孝”只是中华文化特有（其实只是中华文化将“孝”文化上升到宗教高度；但是西方还有其他依附宗教的生育文化，而中国却没有）。其实几十年前欧洲的家庭模式与中国没有太大的差别：老人在家帮忙照顾孙子、孙女，儿子、儿媳承担家庭主要劳动。
《论语》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就是说：如果对于去世者的丧礼能慎重地处理举行，日久之后亦能定期举行祭礼不断追思的话，社会之风俗道德也一定可以渐渐笃厚起来的。换句话说，慎终追远讲的是孝道，厚德由行孝而来。那么慎终追远之后，为何民德就可以归厚了呢？因为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本能的、不讲回报的，是心甘情愿的；一想到父母含辛茹苦的把自己拉扯大，付出了无限的心血和爱意，人就会产生一种回报的心理，这种回报的心理就是“孝道”的神髓，此孝心经过不断地培养、成长、扩展，最会形成了一个人的良好的道德品质。这种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爱和孝扩展到全社会，就是孟子所提倡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也就是为什么儒家说“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自古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行为规范，历代统治阶级不但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教化（古代还有举孝廉的制度，最近也有学者和政协委员提出要将“孝”作为选拔公务员的标准之一），而且还在立法上进行多方面的保护，甚至将不孝列入十恶不赦的罪行之一。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家庭，中国家庭结构被计划生育政策所破坏，预示着今后道德的沦丧（事实上现在已经开始了，将本来应该用来养育小孩的精力化在歌厅、酒吧、牌桌上，社会道德能好吗？）。几千年来“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咒语（因为意味着家族和民族不能持续发展），现在竟然无所谓了。“以德治国”必须以恢复家庭结构为前提。
２、古人谈人口与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的关系
古人早就注意到了人口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国家需要劳动力，需要征收赋税，需要征发徭役，需要兵源，这些都需要人口的基础。在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中，以富国强兵为生育目的者不绝于史。南宋思想家叶适总结说：“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自古而然矣”。也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外先哲一致强调“以人为本”，中国的周公、老子、孔子、荀子、墨子，以及西方的亚里斯多德都先后论述过“以人为本”。春秋齐国名相管仲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仓廪实而知礼节”。孔子说：“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孔子说这话的时候，中国人口占世界1/3以上，现在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1/5，不久将下降到1/6），就是说国家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发展人口，相对于土地和生产力水平来说，使得人口最大化。每当看到人口众多时，孔子便情不自禁地赞叹说：“庶矣哉”（人真多啊！），冉有问：“人多有什么好处？”孔子说：“富之”、 “教之”，就是说人多才能富强，富强才能产生文明礼义。总结管子和孔子的观点：人口多才能富裕，富裕之后才能懂礼节，文明才能大行其道。道理类似现代城市化的“聚集效应”。
战国秦国改革家商鞅说：“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管仲和商鞅首先强调的是人众，其次才是兵强，人众是兵强和国富的基础。
墨翟的政治理想就是“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他认为生育众多的人口是使一个国家富强最为迫切的事，人口多国家更好治理，社会更为稳定。“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所不足也”（缺的不是资源而是人口）。他将大量进行生育看成是富国的基础，指出人口不足，“天下衣食之财，必将不足。”《尉缭子》说：“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孟子说：“土地、人民、政事”是国家的“三宝”。孟子就说，诸侯有三宝，一是土地，二是人民，三是政务管理。南宋叶适则进而论述了以富国强兵为生育目的的道理：“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自由而然矣”，“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众，所欲而必遂”。《资治通鉴》：“人口滋多，则斌税自广”。就是说人口多，生产多，赋税多，兵员广，国力就增强，也有能力进行救灾、度荒，并且人均赋税轻，人均承担的国防任务也轻，老百姓日子就好过，国家也就容易管理，社会也就更加稳定。
因此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人口的增殖。为了尽快增加人口，管子、商鞅等提出了“徕民”（招徕他国之民）政策；荀子提出 “以德”、“以力”、“以富”三种方法来“兼人”（即兼并他国人民）的政策。孔子认为首先应推行仁政，爱护百姓，以招徕其他诸侯国的人民。“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可见中国古代先贤们早就认识到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综观历史，凡是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时期都国运昌盛；而视百姓为草芥的时期都国运衰败。
“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现在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在鼓励生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还在“徕民”（吸引移民）。加入“徕民”队伍的国家将越来越多。
３、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时代背景
由于生育对家庭有回报，对国家也有利，历代统治者都鼓励生育，多生多育意愿、多子多福观念深入人心。早在周代，就有“螽斯羽，诜诜兮，宜乐子孙，振振兮”， “卑尔昌而炽，卑尔寿而富”之类子孙繁昌的祝福歌谣。统治者还通过采取一些措施鼓励生育，比如管仲提出消除社会鳏寡现象的“合独”主张，他说：“所谓合独者，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则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 墨子反对“重丧”、“蓄私”等一些不利于生育的习俗和制度。在这些思想家、政治家的多生意愿影响下，追求多子女成了我们民族生育心理的一大特点。
为了增殖人口，发展经济，中国古代还提倡早婚早育。男人决定家族，父母催着儿子结婚；女人决定民族，政府催着女子嫁人。
《黄帝内经.素问》：“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就是说男子16岁、女子14岁之后就具备生育能力，可以结婚。齐恒公曾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孔子主张“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墨子说：“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不敢毋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墨子解释说：“欲早处家者，有所二十年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以其早晚相践，后圣王之法十年。若纯三年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即是说，如果按三年生一个孩子，早婚十年，就可早育三个孩子。但是由于好不容易将女儿培养成劳动力，父母还想女儿为家里多做一些贡献，父母并不希望女儿过早结婚离开家庭。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就用法律来设置结婚上限年龄（现在的婚姻法却是设置结婚下限年龄），防止晚婚。从古代墓志等资料总结，古代女子在15-19岁结婚为多。古代平均寿命短，夭折率高（需要生育六七个孩子才能防止人口减少），要珍惜生育时间，早结婚的话，孩子长大成人就是帮手；要是像现在30岁才结婚，一方面完不成生育六七个孩子的任务，一方面很多人在孩子未成年就会死亡，孩子便成孤儿了。并且早育对晚育更有利于优生(使得大多数孩子都在母亲黄金生育年龄出生）。
在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模式下，男子20岁、女子17岁已经接近人生中物质再生产能力的鼎盛时期，具备养家糊口的能力，而这个时候生殖能力也接近最佳，无论从物质再生产还是人口再生产角度，这个年龄结婚都是比较理想的。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是协调的。过了这个时候再不结婚，可能会因为性饥渴的原因出现社会问题。
由于古代夭折率高，瘟疫、战乱常使得人口剧减，这种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观念对维持中华民族人口的数量非常重要（很多古代与中华民族势均力敌的民族都消失了）。
4、现在西方国家鼓励生育的力度还比不上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终雪耻灭吴的故事一直在流传，其实越王勾践是否真的卧薪尝胆倒是不可考证，但是古籍《国语》却明确记载了越王为了强国而鼓励生育，经过20年的鼓励生息终于灭亡吴国。现在西方国家生育率低下，人口减少，在鼓励生育，但其政策力度还不如2500年前的中国越国。勾践说：“我听说古代的贤明君主，四面八方的移民来归附他就象水往低处流似的。如今我无能力吸引移民，只能带领男女百姓繁殖人口”。
越王勾践 “令壮者无取老妻，令老者无取壮妻”，因为这种年龄悬殊不利于生育，一方有生育能力，另外一方却没有，导致夫妻不育 。现在在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有这种婚姻法。
勾践对不实行早婚者还要罪及父母：“女子年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现在日本25%的男人和16%的女人在近40岁的时候都还是单身，日本妇女还有一半的人到33岁还没有生育过孩子。
勾践并重视生育安全：“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这是说，孕妇临产时要向官府报告，官府派医生守之，免费医疗，确保母子平安。现在西方国家还做不到生小孩免费医疗的，还得靠自己缴纳医疗保险费，保险外自己还得掏钱，比如日本生孩子时保险会给30万日元的补贴，但住院生孩子的平均费用为41万日元，加上怀孕期15次的孕妇健康检查，还有婴儿用品和孕妇服，所有费用加起来平均为60万日元。
勾践尤其是大力奖励生育：“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就是说，生男孩，奖给一壶酒、一条狗；生女孩则奖励一壶酒、一头猪；倘若生了三胞胎，则国家委派专门的乳母照料；生双胞胎的，国家负担其中一个的抚育费。那些孤老、寡妇、患疾病的、贫困无依无靠的人家，官府就派人收养他们的孩子。越王勾践时代生育一个孩子奖励二壶酒和一条狗、猪（当时生产力水平低，粮食产量低，养一头猪、一条狗不容易，就是1980年代初，农民家庭一年也养不了几头猪，能够杀猪过年就算不错的家庭了），这个奖励分量相当于一个家庭至少两个月的收入（美国2005年家庭中间收入4.6万美元，要达到越王勾践的奖励强度，得奖励7、8千美元才行，但是现在美国生育一个孩子只有1000美元返税；日本家庭收入600万日元左右，但是生孩子的补贴 2006年增加后也不到40万日元）。对于生育双胞胎的，还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承担一个小孩的抚养费的，对于生育三胞胎的，也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提供免费保姆的。
汉高帝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意即百姓生子，可免徭役二年。2002年日本男女职工平均工资收入为447．8万日元，二年徭役意味着给国家贡献986万日元。日本政府现行政策只给每个家庭区区40万日元，要是依照汉高帝那种鼓励政策，得给986万，相当于节省三分之一的抚养费（日本养一个小孩从小到大要花3000万日元）。
西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代人口税中有一种算赋，是15岁至56岁的男女成年人交纳的，每人一算，120钱。惠帝这个法令使15岁至30岁的未婚女子多交算赋，且达常人的5倍。也就是说，你不出嫁，不生育，那么应该生育的子女的人头税就要你来负担。现在西方国家虽然通过纳税惩罚丁克家庭和单身，但是其力度远远达不到汉惠帝时候的程度。
日本政府现在赞助媒婆，相对于中国古代来说真是小巫见大巫。
西晋政府法律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也就是说，女儿到了十七岁，父母不嫁国家包办。日本要是采纳中国西晋的做法，大量的女光棍会被吓死。
唐太宗观元年（公元627年）下诏：“其庶人男女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粤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导劝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附殿”。由此可以看出，唐太宗将婚嫁情况作为考核官吏升降的标准之一。现在西方国家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降低单身率作为政绩考核的。
可见相对于中国古代来说，现在西方国家在鼓励生育方面一方面气魄不够，另一方面还太小气。以西方国家目前这种不痛不痒的鼓励措施，难怪生育率不升反降。
从上面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并非偶然，也不容易，而是古代精英们精心策划的结果：一方面得益于精英们设计的生育文化，一方面也是历代统治者苦心经营的结果。中国人口众多，主要是生出来的，而不是同化来的（有些民族同化了上千年，至今没有同化过来）。中国人口众多，使得中国没有像古罗马那样蛮族化，没有像拜占延那样突厥化，也没有像印度那样杂化。罗马帝国被蛮族所灭，再也没有复兴过来；中国晋代五胡乱华，但是后面隋文帝凭借众多的汉族人口成功地重新统一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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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为第一人口大国是古代精英精心策划的结果
--辩证看待中华传统生育文化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yi@yahoo.com
古代生存条件恶劣，瘟疫、疾病、自然灾害、猛兽、战争、饥荒等常使得人口剧减。人类繁衍非常缓慢，并且充满风险。很多曾经辉煌的民族都先后灭绝。繁衍后代是一种动物本能。但是如何使得这种本领得到强化，就是生育文化。现在幸存的民族都经过长期的摸索，建立起一套生育文化，这些生育文化支撑着民族的持续发展。
中华民族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除了比较有利的地理环境外，更得益于独特的中华生育文化。中华生育文化可以归纳成两个点：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强调的是利益和精神激励；“万恶淫为首”是通过将“性”局限于夫妻而保护生育器官、维持社会道德（看看现代“性解放”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和低生育率就知道为什么“万恶淫为首”）。因此中华生育文化可以浓缩成两个字：“利”、“性”。“利”指的是“百善孝为先”，“性”指的是“万恶淫为首”（笔者在《谈性说爱论人口》将单独讨论）。
1、百善孝为先
《孟子.离娄》中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不孝三事，赵歧的注释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也。”孟子认为，无后是比陷亲不义，不赡养父母更为不孝的事。在孔子学说中，“孝”首先意味着生育传嗣，延续香火。可见生育传嗣在儒家思想中是被视为了“孝”的最高体现，“孝”也就成了人们最强的生育动机。中国历史上一直维持在几千万人口，“无后”所以“为大”者意义在此。孔门的孝的意蕴是丰富的。孝的生育动机对维系宗姓的存在，促进人口发展与社会进步，对创建东方特有的家庭道德准则，培养汉民族传统的亲子情感，对提高人的生育动机水平，使之远离全凭性欲驱使的动物生育心理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标志的生育文化至少有下面多重含义：
1、家族、民族繁衍下去是第一位的，可持续发展是最重要的。
2、养老。
3、维持良好的社会道德。
有人说中国没有产生宗教，但在世界各大宗教产生时的几千年之前，中国就已经有家庙、祖宗祭祀。据甲骨文记载，中国夏商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化的祖先祭祀仪式。扎根于每个家庭的祖宗崇拜文化其实是中华生育文化的重要部分。这些生育文化将个人利益与繁衍高度挂钩，并且上升到宗教的高度：养育孩子不但可以防老，而且还影响死后的祭祀。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没有子嗣（或者子嗣夭亡），祖宗祭祀就会结束，香火就会断绝，家族就不能持续存在。因此孔子认为保持身体健康无病也是对父母的孝，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养老只需要几年、几十年；而死后的祭祀却需要数百年、上千年，比养老要重要多了。人死为神，并且这个神是自己家族的神，专门保佑子孙后代的，因此子孙的“孝”既有本能，也有“功利”（希望祖先死后保佑）。西方是上帝崇拜，中国是祖宗崇拜。从心理学角度看，“孝”是驱动人们生育的动机力量。因此有人说：宗教是犹太人的历史，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根据《礼记・昏义》所说：婚姻的目的是 “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生育的传宗接代的目的非常明确。
其次，在儒家生育思想中，“孝”还从赡养，尤其是敬重父母上起着生育动机作用。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认为，孝不能仅局限于养父母，因为犬马都能养主人，重要的是敬重双亲。怎样才算是敬呢？“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只能算是赡养，尚不是称为孝敬。要做到孝敬，一是儿子在父母面前要经常有愉悦的容色。《礼记.礼充》中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惋容。”二是“无违”，即不违父母旨意。儒家学说通过对孝的规范，不仅制定了儿子对父母的行为准则，也把父母的生养、死葬和精神愉悦都托付给了儿子。这样，对孝的动人后果的歧望与追求，必然成了推动人们从自身的 “老有所养，老有所敬”诸方面而去谋求生育儿子的强大动机力量。
其实任何文明的生育文化都有“孝”、“回报”的概念，只是表述不同而已。 “孝”文化是人类各民族family security系统的核心，而family security系统的确立使得人类走向文明。换句话说，繁衍是本能，孝是文明。现在西方国家由于social security的建立，“孝”的观念降低，很多中国人还以为“孝”只是中华文化特有（其实只是中华文化将“孝”文化上升到宗教高度；但是西方还有其他依附宗教的生育文化，而中国却没有）。其实几十年前欧洲的家庭模式与中国没有太大的差别：老人在家帮忙照顾孙子、孙女，儿子、儿媳承担家庭主要劳动。
《论语》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就是说：如果对于去世者的丧礼能慎重地处理举行，日久之后亦能定期举行祭礼不断追思的话，社会之风俗道德也一定可以渐渐笃厚起来的。换句话说，慎终追远讲的是孝道，厚德由行孝而来。那么慎终追远之后，为何民德就可以归厚了呢？因为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本能的、不讲回报的，是心甘情愿的；一想到父母含辛茹苦的把自己拉扯大，付出了无限的心血和爱意，人就会产生一种回报的心理，这种回报的心理就是“孝道”的神髓，此孝心经过不断地培养、成长、扩展，最会形成了一个人的良好的道德品质。这种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爱和孝扩展到全社会，就是孟子所提倡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也就是为什么儒家说“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自古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行为规范，历代统治阶级不但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教化（古代还有举孝廉的制度，最近也有学者和政协委员提出要将“孝”作为选拔公务员的标准之一），而且还在立法上进行多方面的保护，甚至将不孝列入十恶不赦的罪行之一。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家庭，中国家庭结构被计划生育政策所破坏，预示着今后道德的沦丧（事实上现在已经开始了，将本来应该用来养育小孩的精力化在歌厅、酒吧、牌桌上，社会道德能好吗？）。几千年来“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咒语（因为意味着家族和民族不能持续发展），现在竟然无所谓了。“以德治国”必须以恢复家庭结构为前提。
２、古人谈人口与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的关系
古人早就注意到了人口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国家需要劳动力，需要征收赋税，需要征发徭役，需要兵源，这些都需要人口的基础。在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中，以富国强兵为生育目的者不绝于史。南宋思想家叶适总结说：“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自古而然矣”。也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外先哲一致强调“以人为本”，中国的周公、老子、孔子、荀子、墨子，以及西方的亚里斯多德都先后论述过“以人为本”。春秋齐国名相管仲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仓廪实而知礼节”。孔子说：“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孔子说这话的时候，中国人口占世界1/3以上，现在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1/5，不久将下降到1/6），就是说国家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发展人口，相对于土地和生产力水平来说，使得人口最大化。每当看到人口众多时，孔子便情不自禁地赞叹说：“庶矣哉”（人真多啊！），冉有问：“人多有什么好处？”孔子说：“富之”、 “教之”，就是说人多才能富强，富强才能产生文明礼义。总结管子和孔子的观点：人口多才能富裕，富裕之后才能懂礼节，文明才能大行其道。道理类似现代城市化的“聚集效应”。
战国秦国改革家商鞅说：“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管仲和商鞅首先强调的是人众，其次才是兵强，人众是兵强和国富的基础。
墨翟的政治理想就是“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他认为生育众多的人口是使一个国家富强最为迫切的事，人口多国家更好治理，社会更为稳定。“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所不足也”（缺的不是资源而是人口）。他将大量进行生育看成是富国的基础，指出人口不足，“天下衣食之财，必将不足。”《尉缭子》说：“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孟子说：“土地、人民、政事”是国家的“三宝”。孟子就说，诸侯有三宝，一是土地，二是人民，三是政务管理。南宋叶适则进而论述了以富国强兵为生育目的的道理：“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自由而然矣”，“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众，所欲而必遂”。《资治通鉴》：“人口滋多，则斌税自广”。就是说人口多，生产多，赋税多，兵员广，国力就增强，也有能力进行救灾、度荒，并且人均赋税轻，人均承担的国防任务也轻，老百姓日子就好过，国家也就容易管理，社会也就更加稳定。
因此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人口的增殖。为了尽快增加人口，管子、商鞅等提出了“徕民”（招徕他国之民）政策；荀子提出 “以德”、“以力”、“以富”三种方法来“兼人”（即兼并他国人民）的政策。孔子认为首先应推行仁政，爱护百姓，以招徕其他诸侯国的人民。“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可见中国古代先贤们早就认识到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综观历史，凡是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时期都国运昌盛；而视百姓为草芥的时期都国运衰败。
“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现在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在鼓励生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还在“徕民”（吸引移民）。加入“徕民”队伍的国家将越来越多。
３、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时代背景
由于生育对家庭有回报，对国家也有利，历代统治者都鼓励生育，多生多育意愿、多子多福观念深入人心。早在周代，就有“螽斯羽，诜诜兮，宜乐子孙，振振兮”， “卑尔昌而炽，卑尔寿而富”之类子孙繁昌的祝福歌谣。统治者还通过采取一些措施鼓励生育，比如管仲提出消除社会鳏寡现象的“合独”主张，他说：“所谓合独者，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则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 墨子反对“重丧”、“蓄私”等一些不利于生育的习俗和制度。在这些思想家、政治家的多生意愿影响下，追求多子女成了我们民族生育心理的一大特点。
为了增殖人口，发展经济，中国古代还提倡早婚早育。男人决定家族，父母催着儿子结婚；女人决定民族，政府催着女子嫁人。
《黄帝内经.素问》：“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就是说男子16岁、女子14岁之后就具备生育能力，可以结婚。齐恒公曾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孔子主张“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墨子说：“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不敢毋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墨子解释说：“欲早处家者，有所二十年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以其早晚相践，后圣王之法十年。若纯三年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即是说，如果按三年生一个孩子，早婚十年，就可早育三个孩子。但是由于好不容易将女儿培养成劳动力，父母还想女儿为家里多做一些贡献，父母并不希望女儿过早结婚离开家庭。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就用法律来设置结婚上限年龄（现在的婚姻法却是设置结婚下限年龄），防止晚婚。从古代墓志等资料总结，古代女子在15-19岁结婚为多。古代平均寿命短，夭折率高（需要生育六七个孩子才能防止人口减少），要珍惜生育时间，早结婚的话，孩子长大成人就是帮手；要是像现在30岁才结婚，一方面完不成生育六七个孩子的任务，一方面很多人在孩子未成年就会死亡，孩子便成孤儿了。并且早育对晚育更有利于优生(使得大多数孩子都在母亲黄金生育年龄出生）。
在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模式下，男子20岁、女子17岁已经接近人生中物质再生产能力的鼎盛时期，具备养家糊口的能力，而这个时候生殖能力也接近最佳，无论从物质再生产还是人口再生产角度，这个年龄结婚都是比较理想的。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是协调的。过了这个时候再不结婚，可能会因为性饥渴的原因出现社会问题。
由于古代夭折率高，瘟疫、战乱常使得人口剧减，这种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观念对维持中华民族人口的数量非常重要（很多古代与中华民族势均力敌的民族都消失了）。
4、现在西方国家鼓励生育的力度还比不上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最终雪耻灭吴的故事一直在流传，其实越王勾践是否真的卧薪尝胆倒是不可考证，但是古籍《国语》却明确记载了越王为了强国而鼓励生育，经过20年的鼓励生息终于灭亡吴国。现在西方国家生育率低下，人口减少，在鼓励生育，但其政策力度还不如2500年前的中国越国。勾践说：“我听说古代的贤明君主，四面八方的移民来归附他就象水往低处流似的。如今我无能力吸引移民，只能带领男女百姓繁殖人口”。
越王勾践 “令壮者无取老妻，令老者无取壮妻”，因为这种年龄悬殊不利于生育，一方有生育能力，另外一方却没有，导致夫妻不育 。现在在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有这种婚姻法。
勾践对不实行早婚者还要罪及父母：“女子年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现在日本25%的男人和16%的女人在近40岁的时候都还是单身，日本妇女还有一半的人到33岁还没有生育过孩子。
勾践并重视生育安全：“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这是说，孕妇临产时要向官府报告，官府派医生守之，免费医疗，确保母子平安。现在西方国家还做不到生小孩免费医疗的，还得靠自己缴纳医疗保险费，保险外自己还得掏钱，比如日本生孩子时保险会给30万日元的补贴，但住院生孩子的平均费用为41万日元，加上怀孕期15次的孕妇健康检查，还有婴儿用品和孕妇服，所有费用加起来平均为60万日元。
勾践尤其是大力奖励生育：“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就是说，生男孩，奖给一壶酒、一条狗；生女孩则奖励一壶酒、一头猪；倘若生了三胞胎，则国家委派专门的乳母照料；生双胞胎的，国家负担其中一个的抚育费。那些孤老、寡妇、患疾病的、贫困无依无靠的人家，官府就派人收养他们的孩子。越王勾践时代生育一个孩子奖励二壶酒和一条狗、猪（当时生产力水平低，粮食产量低，养一头猪、一条狗不容易，就是1980年代初，农民家庭一年也养不了几头猪，能够杀猪过年就算不错的家庭了），这个奖励分量相当于一个家庭至少两个月的收入（美国2005年家庭中间收入4.6万美元，要达到越王勾践的奖励强度，得奖励7、8千美元才行，但是现在美国生育一个孩子只有1000美元返税；日本家庭收入600万日元左右，但是生孩子的补贴 2006年增加后也不到40万日元）。对于生育双胞胎的，还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承担一个小孩的抚养费的，对于生育三胞胎的，也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提供免费保姆的。
汉高帝规定“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意即百姓生子，可免徭役二年。2002年日本男女职工平均工资收入为447．8万日元，二年徭役意味着给国家贡献986万日元。日本政府现行政策只给每个家庭区区40万日元，要是依照汉高帝那种鼓励政策，得给986万，相当于节省三分之一的抚养费（日本养一个小孩从小到大要花3000万日元）。
西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代人口税中有一种算赋，是15岁至56岁的男女成年人交纳的，每人一算，120钱。惠帝这个法令使15岁至30岁的未婚女子多交算赋，且达常人的5倍。也就是说，你不出嫁，不生育，那么应该生育的子女的人头税就要你来负担。现在西方国家虽然通过纳税惩罚丁克家庭和单身，但是其力度远远达不到汉惠帝时候的程度。
日本政府现在赞助媒婆，相对于中国古代来说真是小巫见大巫。
西晋政府法律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也就是说，女儿到了十七岁，父母不嫁国家包办。日本要是采纳中国西晋的做法，大量的女光棍会被吓死。
唐太宗观元年（公元627年）下诏：“其庶人男女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粤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导劝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附殿”。由此可以看出，唐太宗将婚嫁情况作为考核官吏升降的标准之一。现在西方国家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降低单身率作为政绩考核的。
可见相对于中国古代来说，现在西方国家在鼓励生育方面一方面气魄不够，另一方面还太小气。以西方国家目前这种不痛不痒的鼓励措施，难怪生育率不升反降。
从上面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口一直居世界第一并非偶然，也不容易，而是古代精英们精心策划的结果：一方面得益于精英们设计的生育文化，一方面也是历代统治者苦心经营的结果。中国人口众多，主要是生出来的，而不是同化来的（有些民族同化了上千年，至今没有同化过来）。中国人口众多，使得中国没有像古罗马那样蛮族化，没有像拜占延那样突厥化，也没有像印度那样杂化。罗马帝国被蛮族所灭，再也没有复兴过来；中国晋代五胡乱华，但是后面隋文帝凭借众多的汉族人口成功地重新统一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