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潜伏》话“军统”（一百四十）
戴笠没有理由不笑，西安之行，戴笠以死求活，败中取胜，最终“咸鱼翻生”。
戴笠以自己的命做赌注的这一场豪赌，取得的结果，甚至超出了他的预期——西安之行，戴笠不但一举摆脱自己了“失陷领袖”的罪名，保住了特务处，而且因祸得福，PK掉了所有对头和潜在的对手，在重多的特务机构中，隐隐然取得了一股独大的地位，为今后的军统打下了坚实基础。
戴笠真应该好好感谢宋子文。事实上，此后多少年，戴笠与宋子文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有得意的就有倒霉的，而且是得意的少，倒霉的多。
老蒋回到南京，开始秋后算账，除了张学良要上军事法庭以外，还有其他人。
第一个应该是玩忽职守的蒋孝先，可他人已经死了，又是蒋的后辈，俗话说“人死万事休”，不但无罪，且追晋中将，予以厚恤。
再一个是侍卫长钱大钧。
12月8日，张学良曾找到钱大钧，对他说，委员长专列的机车出了问题，要开到西安去维修一下，很快就会修好，问钱有什么意见。钱哪知其中有计，当下一口答应，也没有报告老蒋。
回到南京，满腔怒火的蒋介石找钱大钧算账，问他为什么与张学良串通一气，把机车弄到西安，导致专列无法开动，是何居心。
钱大钧赌咒发誓，说自己真不是故意的，纯属为张所愚弄。蒋看在他为自己挨了一枪的份上，没有继续追究此事，免掉了他侍一处处长的职务，让他去疗伤。抗战开始以后，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钱大钧当上了挂名的军统局局长。
其他的人，就没这么便宜了。
第一个倒霉的，就是被张学良“请”到西北当参谋长的晏道刚。
12月30日，蒋介石发出手令，大意是：“晏道刚、曾扩情不尽职责，不知廉耻，着即撤职查办。”
据晏道刚回忆，他本人于12月28日被杨虎城第二批释放，当天乘飞机回到南京，住在中央饭店。30日，军事委员会一个副官找到他，给他看了军委会办公厅抄录的蒋介石“手令”。
晏当即问他，“你给我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对方说：“这是军委会办公厅朱培德主任叫我拿来给你看的，他说请你到羊皮巷军法处去。”
晏又问他：“这是什么罪名?何以将我与曾扩情并列呀?”副官说：“这是委员长亲笔写的，朱主任也曾问过委员长，委员长说，晏道刚是不尽职责，曾扩情是不知廉耻。大概为的是西安事变吧!办公厅也不好确定罪名，只好抄录原条给你看，请你即刻到军法处去，汽车也预备好了。”
晏说：“好!我同你一道去。”
从此，晏道刚就算被关起来了，地点就在羊皮巷，与戴笠关押特务处犯了纪律的“同志”的“乙”地，是一个地方。
其实，晏道刚真的很冤，要说在西安事变的问题上，最不应该受到到指责的，就是晏道刚了。9月份，拿着张学良的材料亲自去向蒋汇报的，正是这位晏参谋长。当时蒋介石说他“胡说”，现在反过来又指责晏道刚有亏值守，毫无道理。
不过，官场上，哪有那么多讲理的地方！
所以，颇有人为晏鸣不平,于是有人找军法处处长王震南，说：“晏甸樵（晏道刚字甸樵）是个无罪的人，要他在军法处不过是委员长在西安受伤，回来发泄他的脾气而已，你处要优待他。”
晏道刚自己，也多次催军法处“定案”，其实也是讨一个“说法”的意思。否则，不明不白地就这么关起来，算怎么回子事？
催了几次，也没人理他这个茬。直到抗战爆发以前，蒋介石才下了一道手令，释放了晏道刚。
1937年8月，经何应钦保荐，晏道刚曾担任军政部武汉办事处主任，后又任重庆抗日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都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位置，与他原来承担的职责相比，那是天差地别了。
1945年8月，晏道刚被勒令退职。解放以后，晏道刚被选为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委员，任省参事室参事。
晏道刚于1973年去世，享年84岁。
戴笠没有理由不笑，西安之行，戴笠以死求活，败中取胜，最终“咸鱼翻生”。
戴笠以自己的命做赌注的这一场豪赌，取得的结果，甚至超出了他的预期——西安之行，戴笠不但一举摆脱自己了“失陷领袖”的罪名，保住了特务处，而且因祸得福，PK掉了所有对头和潜在的对手，在重多的特务机构中，隐隐然取得了一股独大的地位，为今后的军统打下了坚实基础。
戴笠真应该好好感谢宋子文。事实上，此后多少年，戴笠与宋子文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有得意的就有倒霉的，而且是得意的少，倒霉的多。
老蒋回到南京，开始秋后算账，除了张学良要上军事法庭以外，还有其他人。
第一个应该是玩忽职守的蒋孝先，可他人已经死了，又是蒋的后辈，俗话说“人死万事休”，不但无罪，且追晋中将，予以厚恤。
再一个是侍卫长钱大钧。
12月8日，张学良曾找到钱大钧，对他说，委员长专列的机车出了问题，要开到西安去维修一下，很快就会修好，问钱有什么意见。钱哪知其中有计，当下一口答应，也没有报告老蒋。
回到南京，满腔怒火的蒋介石找钱大钧算账，问他为什么与张学良串通一气，把机车弄到西安，导致专列无法开动，是何居心。
钱大钧赌咒发誓，说自己真不是故意的，纯属为张所愚弄。蒋看在他为自己挨了一枪的份上，没有继续追究此事，免掉了他侍一处处长的职务，让他去疗伤。抗战开始以后，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钱大钧当上了挂名的军统局局长。
其他的人，就没这么便宜了。
第一个倒霉的，就是被张学良“请”到西北当参谋长的晏道刚。
12月30日，蒋介石发出手令，大意是：“晏道刚、曾扩情不尽职责，不知廉耻，着即撤职查办。”
据晏道刚回忆，他本人于12月28日被杨虎城第二批释放，当天乘飞机回到南京，住在中央饭店。30日，军事委员会一个副官找到他，给他看了军委会办公厅抄录的蒋介石“手令”。
晏当即问他，“你给我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对方说：“这是军委会办公厅朱培德主任叫我拿来给你看的，他说请你到羊皮巷军法处去。”
晏又问他：“这是什么罪名?何以将我与曾扩情并列呀?”副官说：“这是委员长亲笔写的，朱主任也曾问过委员长，委员长说，晏道刚是不尽职责，曾扩情是不知廉耻。大概为的是西安事变吧!办公厅也不好确定罪名，只好抄录原条给你看，请你即刻到军法处去，汽车也预备好了。”
晏说：“好!我同你一道去。”
从此，晏道刚就算被关起来了，地点就在羊皮巷，与戴笠关押特务处犯了纪律的“同志”的“乙”地，是一个地方。
其实，晏道刚真的很冤，要说在西安事变的问题上，最不应该受到到指责的，就是晏道刚了。9月份，拿着张学良的材料亲自去向蒋汇报的，正是这位晏参谋长。当时蒋介石说他“胡说”，现在反过来又指责晏道刚有亏值守，毫无道理。
不过，官场上，哪有那么多讲理的地方！
所以，颇有人为晏鸣不平,于是有人找军法处处长王震南，说：“晏甸樵（晏道刚字甸樵）是个无罪的人，要他在军法处不过是委员长在西安受伤，回来发泄他的脾气而已，你处要优待他。”
晏道刚自己，也多次催军法处“定案”，其实也是讨一个“说法”的意思。否则，不明不白地就这么关起来，算怎么回子事？
催了几次，也没人理他这个茬。直到抗战爆发以前，蒋介石才下了一道手令，释放了晏道刚。
1937年8月，经何应钦保荐，晏道刚曾担任军政部武汉办事处主任，后又任重庆抗日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都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位置，与他原来承担的职责相比，那是天差地别了。
1945年8月，晏道刚被勒令退职。解放以后，晏道刚被选为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委员，任省参事室参事。
晏道刚于1973年去世，享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