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 看《潜伏》话“军统”<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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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二百二十八）


[FONT=宋体]对于此次归国的前景，杨虎城并非没有一点防备，因此，在他启程之前，已经派自己的随从金闽生、樊雨农两人先期回国，打个“前哨”，“了解一下国内政情，并迅速征询友好的意见，随时电告，以便途中应变。“[/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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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FONT][FONT=宋体]亢维恪回忆，[/FONT][FONT=宋体]11[/FONT][FONT=宋体]月24日[/FONT][FONT=宋体]，“杨虎城接金闽生由国内来电，大意说，樊雨农于二十三日赴陕。他二十四日飞汉转京。蒋介石派陈质平参议来港迎接杨将军。”[/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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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7[/FONT][FONT=宋体]年11月26日[/FONT][FONT=宋体]，杨虎城一行结束了5个月的出洋考察，于上午11时抵达香港九龙。[/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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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亢维恪说：“[/FONT][FONT=宋体]一靠近码头，一个身着军便服的人，自称代表蒋介石来迎接杨将军。这人四十多岁，少言寡语，此后一直紧紧跟着我们。杨将军在九龙半岛旅馆住定后，一天，我随杨将军到香港山上拜访何东爵士时，他也未经通知竟坐在杨将军的小汽车前面。我当时寻思：莫非他是蒋介石的特务，来监视杨将军的行动?也许人家看我们在这里人地生疏，派员来作向导吧?总之，杨将军回到香港，南京竟未派任何‘要员’前来迎接，而只是这个‘小卒’左右跟踪，的确令人怀疑。”[/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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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亢维恪的怀疑是对的，[/FONT][FONT=宋体]陈质平，我们前面已多次讲过，正是戴笠手下的特务，常驻香港。[/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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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杨虎城在香港逗留了5天，期间杨游览了香港市容，与香港的一些高层人士会面，并与宋子文进行了会晤。据杨说，宋是他专门请到香港来会面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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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1[/FONT][FONT=宋体]月29日[/FONT][FONT=宋体]，杨虎城对王根僧说：“昨接蒋介石由南京来电嘱至南昌相见，并派戴笠迎接。同时并接戴笠电约至长沙会同赴赣。”[/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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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根僧，1898生，江西兴国县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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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根僧于[/FONT][FONT=宋体]1920[/FONT][FONT=宋体]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关分校。1925年任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队中队长。后经辗转到了杨虎城手下，1931年任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处长。十七路军改编为38集团军以后，王任177师副师长。[/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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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是杨虎城的爱将，故177师师长李兴中特地派他到香港来迎接杨虎城。据王回忆，他是11月24日由西安飞抵香港的，另外，“十七路军同仁王菊人、申明甫、王炳南、王惟之等亦先后来到。”[/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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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其中，王惟之是西安绥靖公署军需处处长，据王惟之回忆，11月28日晚，杨虎城对他说：“蒋有电来，叫我去南昌见面，并派戴笠迎接。戴亦有电来，约在长沙见面后同去南昌。因此，我打算就去，你如果不再去上海，在我走后，可把我的家眷送回西安去，飞机票由梁参议代办。” [/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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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1[/FONT][FONT=宋体]月29日[/FONT][FONT=宋体]下午，杨虎城又将王惟之叫到自己下榻的半岛酒店，再一次叮嘱说：“明天，我就动身了，你送她们母子（指杨夫人谢葆真和其幼子杨拯中）回去，在上下飞机和旅途中，对拯中要多加关照，不要让其乱跑。我到南昌后，就有电报给你们。”[/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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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此时，王建议杨虎城“在港多住几天，看看情形再说”，杨说：“我已给蒋和戴笠复电，说明天起飞，所以不能再缓了。”并说：“我是奉派出国考察的，既然回来了，就得先去南昌汇报，回西北大后方去，那只能放在第二步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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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又与杨虎城谈及带谁前去南昌，因原秘书[/FONT][FONT=宋体]亢维恪的父亲病重，需要回老家照顾，陪不了杨虎城了。[/FONT][FONT=宋体]于是杨说：“同王根僧去最适宜，因为他是江西人，在南昌人地都熟，他去比较方便。”[/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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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然而，王根僧的机票还没有落实。据王回忆，11月30日，杨虎城等一行来到机场，“宋子文给杨将军一张长沙飞机票。当时香港的飞机票，局外人不易购得，不得已由我向宋子文一再要求，勉强再给一张。”[/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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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惟之回忆：“起飞时间快到时，杨乃和王根僧先后登上飞机，站在舱口又频频向前来欢送的人们挥手告别。当时人群中高呼‘欢送杨将军北上抗日’的口号。他的幼子杨拯中也在人群中挥着小手，大声喊道：‘祝爸爸一路平安！’飞机起飞了，时正十一点四十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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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后面发生的事情，就只有王根僧知道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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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王说：“是日（1937年11月30）日午前十一时三十七分由九龙乘欧亚机十七号起飞，午后二时百十分抵长沙。当陪送杨将军至六国饭店休息后，我按地址去找戴笠，得悉戴相候一日已返武昌，但曾留便条嘱杨将军转赴武昌。午夜十二时二十分由长沙乘湘鄂段粤汉车赴武昌。”[/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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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戴笠倒不是故意不等杨虎城，兹事体大，他怎么敢放松，但他是在是等不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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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从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一开始，戴笠就没闲着，始终奔波于南京、上海两地。殆淞沪抗战失败，戴笠又忙着跑南昌、祁门，忙着指挥收容被打散的[/FONT][FONT=宋体]“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这当中，戴笠还跑了一趟香港，告诉当地的特务，今后香港的地位非比寻常，要他们做好工作，并将因西安事变的发生，而代人受过、已经关了近一年“禁闭”的王新衡放了出来，担任香港站站长。[/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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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此时，特务处的三位首脑，一个是戴笠，忙得不可开交。第二个是副处长郑介民，全部精力都放在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的兼职上，对特务处的事能不管就不管。第三个是幕僚长——书记长梁干乔，这倒是个干才，但是早就给戴笠派出去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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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早在淞沪抗战正紧的时候，戴笠以上海行将不保，于是未雨绸缪，对华北的潜伏预作部署，派梁干乔为华北办事处主任，前往平汉线郑州一带部署潜伏工作。[/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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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乔家才回忆，“十月十日梁干乔到达郑州，作为华北办事处的工作地点，十三日抵达洛阳，十四日抵顺德（邢台），然后沿铁路徒步往南走，十五日抵沙河，再到邯郸。十六日抵磁县，十七日到丰乐，十八日到安阳，十九日到新乡，二十日返回郑州。各地都建立了组织，必须潜伏当地工作，不得随军队撤退。”[/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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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按乔家才的说法，梁干乔在十天之内，在9个城市布置了9部秘密电台，不能说不是惊人的效率。但是，这也是梁干乔在特务处的“绝唱”了，不久以后，梁就被调任军委会总政治部第二厅副厅长。[/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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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几个头头都不在，南京特务处本部几乎没人管了，因此，直到11月24日，特务处本部的150多名内勤特务，才在秘书刘启瑞的带领下撤离南京，于11月29日，辗转到达武汉。[/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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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刘启瑞是特务处的“第一支笔”，特务处每年年底给蒋介石的报告，只有刘启瑞来写，戴笠才能放心。[/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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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50[/FONT][FONT=宋体]多个人一下子跑到武汉，吃没地儿吃，住没地儿住，试问戴笠怎么可能踏踏实实地在长沙等杨虎城。[/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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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况且，戴笠还要对扣押杨虎城预先做出安排。[/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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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这件事情，戴笠交给了特务处江西站站长王立生。[/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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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立生，1903年生，江西万安人。原共产党员。[/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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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想当年，王立生曾是江西学生运动的先行者，早在1919年前后，他就在万安与曾天宇、张世熙等组织起“万安青年学会”。并办了一本杂志《万安青年》。同一时期，南昌女师的刘和珍则组织了“觉社”，并办起了《时代之花》周刊。到1921年，以这些组织为基础，李立三在安源煤矿建立起了江西的第一个团支部——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支部。[/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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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刘和珍于[/FONT][FONT=宋体]1923[/FONT][FONT=宋体]年[/FONT][FONT=宋体]考入北京女高师，并于1926年3月18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被枪杀，同时被难的还有她的同学、湖南湘阴人杨德群。[/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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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与此同时，王立生则考上了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担任共青团南昌地委书记。1929年12月，时任江西省委赣东巡视员的王立生被捕叛变。后王立生投入南昌行营调查科，并随调查科一起转入特务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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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是江西人，负责江西省站的工作，人地相宜。[/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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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二百二十九）


[FONT=宋体]王立生的副手，则是湖南人[/FONT][FONT=宋体]谢厥成。[/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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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谢厥成也是黄埔的，不过他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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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武汉分校六期生范继文回忆，他与[/FONT][FONT=宋体]谢厥成都是“[/FONT][FONT=宋体]广州政治讲习班”的，毕业以后，范被派到北伐第二军做政治工作，后经军党代表李富春推荐考入武汉分校六期学习。[/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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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谢厥成则被派到[/FONT][FONT=宋体]第十四独立师夏斗寅部任团党代表，后因夏斗寅叛变，“所有该部政工人员，逃到武汉分校，临时编入校本部直属连。”[/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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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按：“广州政治讲习班”开办于1926年2月，[/FONT][FONT=宋体]其主要目的是对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湘军进行政治训练。所以这个班的学员大半都是湖南人，毛泽东、[/FONT][FONT=宋体]宋庆龄[/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张太雷[/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邓中夏[/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萧楚女[/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恽代英[/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彭湃[/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蒋先云[/FONT][FONT=宋体]，还有汪精卫、[/FONT][FONT=宋体]陈公博[/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吴稚晖等[/FONT][FONT=宋体]等，都曾经为这个班授课。[/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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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当年，黄克诚与刘乙光一同到广州，刘考入军校四期，黄克诚进的就是这个[/FONT][FONT=宋体]“广州政治讲习班”，毕业以后，所有学员都被分发到部队中做政治工作。[/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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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陈恭澍也认识谢厥成。陈在入洪公祠特训班之前，被戴笠选中入“[/FONT][FONT=宋体]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学习，这个班特别小，一共才14个人，班主任是酆悌。同学当中，据陈恭澍说，有一期的韩浚、陈烈、黄雍、俞墉、吴乃宪等；有二期的张炎元；五期的则是韩继文、夏大康、谢厥成和陈恭澍本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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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这里，陈说谢厥成是五期的，与[/FONT][FONT=宋体]范继文说的不同，这不奇怪，陈恭澍本是军校四期生，后降到五期的。这是由于从三期开始，黄埔设立了入伍生制度，即招收的新学员先不分专业，一律编入连队，施以六个月的军事训练，经考试合格以后才能转为军官生。所以，文强、林彪在入伍生队的时候，是一个班的，等到转为军官生的时候，分到了不同的专业，文强去了政治科，林彪则选择了步兵科。[/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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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陈恭澍就是在入伍生转正的时候，考试不合格，只好延期入军校五期学习，所以，他对五期生的来历，并不十分清楚。[/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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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另外，到1925年以后，即五期招生的时候，“黄埔”的牌子已经非常响亮，全国的优秀青年源源不断地来到广东，简直取之不尽，录之不竭。因此只好人为地定一个时间点，在此前入学的为五期，此后的则为六期。因此、五期与六期之间，原本就没有太严格的界限。[/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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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一次考试不及格的戴笠才能有补录的机会进入军校，要都像一期那么严格，胡宗南正经八百师范毕业的小学教师，都因为身材矮小差点不要，中学都没上的戴笠，有十个也进不去黄埔。[/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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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另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陈恭澍，陈生于1910年，1925年考入军校四期的时候才15岁，比黄埔规定的最低入学年龄，足足小了三岁，真是够有本事的，不知道是不是“托”了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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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陈恭澍在读“[/FONT][FONT=宋体]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与谢厥成住一个宿舍，据陈说：“谢同学能歌善诵，文艺气质特别浓厚，指定的书他不读，一天到晚趴在桌子上写新诗，高兴起来，还要高声朗诵几句，当时被视为怪人一个。”[/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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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陈恭澍从[/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毕业以后，被送到洪公祠继续“深造”，谢厥成则与文强、[/FONT][FONT=宋体]胡国振、罗杏芳等军校同学一起被戴笠派到“浙江警官学校”做督察。后[/FONT][FONT=宋体]谢厥成又被派到南昌，当江西站副站长。[/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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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起初，戴笠在分派任务的时候，并没有对王、谢二人明说是杨虎城要来，只是说：“[/FONT][FONT=宋体]不久将有某要人来南昌居住，请兄速觅租房屋一幢，以环境幽静之独立住宅为宜。房租多寡勿计，并盼妥予布置。”[/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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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立生遵嘱租下“二纬路一号”的一套两层楼的花园洋房，并雇了一个厨师、一个女佣。接着又根据戴笠的命令，准备轿车两辆，静候“要人”到来。[/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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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再说武汉那边，据王根僧回忆，“（12月1日）午后三时三十分车抵武昌车站，戴笠率行营及省府人员约百余人在车站迎接。当即安顿我们住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表面招待很周到，但发觉有特务人员秘密监视，杨将军去访于右任时亦然，我当时将这种情况密告杨将军。”[/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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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对此，杨虎城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中央不需要这样做吧?” [/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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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杨虎城拜访于右任的事情，王惟之也有回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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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根据杨虎城的安排，王惟之护送杨的家眷回西安，他的行程与杨虎城完全一样，只是晚了两天出发。12月2日，王等一行乘飞机离港，先到长沙加油，然后到武汉。据王说：“下机后，凡是去西安的乘客，都受到武汉行营派来检查人员的盘查，尤其对我们几个人盘查更严。晚宿陕西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李志刚给我们预定的旅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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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由于杨虎城等在长沙多待了半天，因此，王惟之一行到武汉的时间只比杨晚一天，换句话说，杨虎城两口子是分别于12月1日和2日两天、前后脚去拜访的于右任。[/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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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王惟之回忆：“到达旅馆后，杨夫人迫不及待地就要去访于右任，经李志刚坚请，乃略进饮食后，即匆忙偕李前往，至深夜归来，面带忧容，精神沮丧。”[/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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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当时，谢葆真曾问王惟之：“关于杨先生的情形，你有所闻吗?”[/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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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说：“从办事处职员口中，略有所闻，但不知其详。”[/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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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谢葆真说：“杨先生怀着一片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忠贞之心，请缨杀敌，被允回国，不料一到武汉就被戴笠派特务监视住了。杨先生去看于右任时，还有特务跟着，一直没离开左右。据于说：他们两人谈话时，跟去的特务竟敢旁坐不动，经他斥责后，才到外边去了。可是，还不时进来，催促杨先生早些回去休息，使他生气极了。接着于气愤地说：杨是回国抗日的，不是来当汉奸的，戴笠为什么要这样胡搞，我以后见到蒋先生，一定要把这些情形向他提及。并说杨先生和他见面后，第二天就和王根僧飞走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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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惟之回忆说：“杨夫人说到这里，慨叹一声，接着说：‘就目前情形来看，杨先生的行动现已受到限制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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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谢葆真说得不错，此时，杨虎城已经被软禁。[/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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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2[/FONT][FONT=宋体]月2日[/FONT][FONT=宋体]中午，也就是王惟之、谢葆真一行到达武汉之前仅几个小时，戴笠陪同杨虎城离开武汉赴南昌。[/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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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根僧回忆，当时，戴笠陪同杨虎城到汉口空军航空站，戴笠准备了一架特别小的飞机，除驾驶员外只能乘三个人，即戴笠本人、杨虎城及戴笠的副官。[/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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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根僧说：“当时经我再三要求，始临时将副官叫下来，准我上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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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武汉离南昌很近，只飞了不到一个半小时就到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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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南昌方面来“迎接”的，除了王立生和[/FONT][FONT=宋体]谢厥成外，还有时任[/FONT][FONT=宋体]南昌空军教导大队长的毛邦初。[/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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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当时王立生、[/FONT][FONT=宋体]谢厥成只看到戴笠陪着一位“[/FONT][FONT=宋体]身躯朔伟，衣藏青西服，口衔雪茄”的人下机，却不知其为何许人也。[/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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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戴笠与王等三人握手，未及任何寒暄，即与杨虎城、王立生登车而去，[/FONT][FONT=宋体]谢厥成则陪着王根僧乘另一辆车子。[/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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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少顷，两辆车开到了“二纬路一号”，这就是江西站为杨虎城准备的秘密地点。[/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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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戴笠请杨上楼休息，随即问[/FONT][FONT=宋体]谢厥成：“[/FONT][FONT=宋体]你知道他是谁么？”[/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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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谢说：“不知道”[/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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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戴很失望，摇着头说：“傻瓜，傻瓜。”[/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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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这时王立生认出来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杨虎城吧？”[/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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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戴笠说：“对。赶快去把他的行李查一查。”[/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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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立生检查回来，搜出一只“4吋左轮”拿到交给戴笠。[/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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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戴笠仿佛十分感慨，他说：“历史真会重演的，去年西安事变，我到西安，一下飞机便被扣留。杨虎城收去我的一只左轮，今天虽不是原璧归赵，总算也是一只左轮。”[/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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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此时，楼上的王根僧对杨虎城说，进门的时候，看到“有一队宪兵正在周围布置岗哨”，对此，杨依然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吧。”[/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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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说：“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心，往往是不正确的，我应该去试探一下。”于是王“当即挟着一套衬衣裤和毛巾、肥皂，佯装出去洗澡，果然被门口卫兵拦阻，并说外面风声不好，不能出去。”[/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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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根僧回去报告杨虎城，据王说，当时杨“长叹一声，默默无言者久之。”[/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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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二百三十）


[FONT=宋体]王根僧看到的布置岗哨的人，就是李家杰。[/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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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李家杰，生于1911年，湖北安陆人，军校八期毕业。[/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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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李家杰资历甚浅，此时才26岁，任南京警察厅特警科军事组租长，戴笠让他从特务队挑选了二十几个特务，担任内务警卫，另外还有一个宪兵八团的一个排，负责外围安全。[/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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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李家杰还有个副手龚国彦，龚是浙江人，其资历更浅，龚是“浙警”毕业以后被选入“杭训班”学习的学生，与张毓中、韩庆徇等是一样的，到这时参加特务工作才三、四年。[/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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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在软禁的初期，戴笠还亲自陪杨虎城住了几天，并陪着他外出游览，据王根僧回忆，曾去过青云谱、万寿宫等南昌的名胜。生活上照顾得也不错，据王根僧回忆：“戴笠表面上招待我们甚是周到，伙食特别好，并同我们有说有笑，但迄未谈及蒋介石何时来南昌，至此我们也已了然。”[/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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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2[/FONT][FONT=宋体]月5日[/FONT][FONT=宋体]，戴笠陪杨虎城吃晚饭，杨虎城问戴笠，说听说蒋介石要来南昌，有无此事。戴笠说没这么回事。王根僧说：“杨将军判断当时情况，也认为蒋介石不可能来南昌，并且说既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步，他来与不来，都不相干。”[/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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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到12月9日，日军开始对南昌进行轰炸。据王根僧回忆，12月10日，戴笠对他们说：“敌机常来轰炸，城内不安全，请杨先生迁到乡下去。”并要杨虎城立即上车。[/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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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所谓“乡下”，是位于梅岭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一幢别墅，这里易于隐蔽，既可躲避空袭，又不易走漏风声。[/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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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根僧说：“当时戴不准我随去，我挥泪送别，杨将军叫我速返前方，晓谕十七路军官兵，要上下一心全力杀敌。我唯唯，惟请珍重而已!”[/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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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王根僧说，他离开武汉，准备经汉口回部队，结果还被监禁了一段时间，怕他说出杨的事情，直到1938年2月21日才被释放。[/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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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根僧一走，形单影只的杨虎城更加孤单，每天在苦闷中度过。为防止杨虎城闷出病来，于是戴笠准许杨夫人谢葆真带着孩子杨拯中来陪伴杨虎城。[/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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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同时，戴笠还特地增派了他的同学王蒲臣来“照顾”杨虎城。[/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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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蒲臣与戴笠，不是一般关系，颇值得重点说说。[/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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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蒲臣，1902年生，浙江江山县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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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蒲臣并不是戴笠在军校时的同学，而是他在文溪高小的同学。[/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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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蒲臣出生于江山县城里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医生，还是江山县议员。王蒲臣上边有8个姐姐,夭折了7个，因此到他这儿，王家已是三世单传，极为珍爱。王蒲臣从5岁就跟着父亲读书，学习《论语》、《孟子》等等。1911年，王蒲臣进江山县立模范小学，1912年，王被保送入江山县立文溪高级小学，当时他才11岁，是学校里最小的学生之一。[/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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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蒲臣说：“文溪高小是我们江山县城内最完备、历史最悠久的小学。所以各乡镇的学生，都纷纷争取从乡下进城，慕名而来。这批学生，大都读过私塾，念过古书，年龄比较大，由乡镇进城，都住在学校里，叫住宿生。我家住在城里，每天放学回家，不住校，叫走读生。”[/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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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住宿生不能随便外出，因此经常托走读生帮他们买东西，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特别是一些年龄大的学生，还要挑三拣四，嫌东西不好、嫌买得贵等等，经常骂王蒲臣他们不会办事。为了避免找麻烦，把东西卖得又好又“便宜”，王蒲臣只好把家里给的午饭钱贴进去，给这些大同学买东西，自己饿肚子，等放了学再回家猛吃东西。[/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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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王蒲臣回忆，某天，一个名叫姜润才的同学把王蒲臣按在地上当马骑，叫他在地上爬，王大哭。正好被戴笠看到，据王回忆，当时戴笠说：“同学们应该相亲相爱，互相帮助，你不帮助他已经不对了，怎么还可以骑在他身上取乐呢?以后不许这样。”[/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在这里，王蒲臣隐去了一段，可能是觉得实话实说会影响戴笠的“形象”。实际上，据其他人回忆，戴笠当时并没有这样彬彬有礼，他不是这样的性格。[/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事实上，是戴笠当时就把欺负王蒲臣的同学给狠揍了一顿，据王回忆：“从此以后，同学们以为我是戴笠的朋友，或与戴有亲戚关系，就不再有人欺侮我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这件事给王蒲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以此终身服膺戴笠。[/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王蒲臣与戴笠，只同学了一年。1913年，戴笠毕业，考入浙江省立一中，并于不久后被开除，就此开始了十年打流的生活，[/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20[/FONT][FONT=宋体]年，王蒲臣考取浙江省立第九师范，1925年毕业，回到家乡江山教书，学生中，就包括戴笠的独子[/FONT][FONT=宋体]戴善武。[/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当时的江苏省教育厅长，就是后来被称为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陈很器重王蒲臣，1930年，年仅28岁的王蒲臣，出任浙江省江山县教育局局长，此后还曾任武义县教育局局长。所以，很多年以后，当王蒲臣再回到大陆的时候，地方上是把他当教育界“老前辈”来接待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35[/FONT][FONT=宋体]年12月，王蒲臣从武义县教育局局长的位置上卸任，来到南京，住在自己的姨表兄李直家中（李直也是戴笠和王蒲臣的老师）。此时的江苏省教育厅长已经换成了周佛海，王被发表为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但他不想去，准备离开南京另谋出路。行前，他去找此时已经担任特务处处长的戴笠辞行。[/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王蒲臣一生的命运在此转折！[/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王来到鸡鹅巷53号，戴笠没在家，却遇到了他在江山县立模范小学时的同学张衮甫。[/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张衮甫，本名张裕荣，号衮甫，生于1898年，浙江江山县人。[/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张衮甫的太太叫王秋莲，王秋莲的母亲蓝月爱与戴笠母亲蓝月喜是亲姐妹，因此，张衮甫是戴笠的表妹夫。张从杭州商业专科学校毕业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其时，戴笠正在上海打流，就住在张家里。对这个不务正业的表兄，王秋莲极看不上眼，反倒是张衮甫经常帮助戴笠，给他钱用，戴笠非常感谢。[/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张是学商业的，特务处成立以后，戴笠就将张衮甫请来帮他管财务。后来，张衮甫改名为张冠夫，军统局成立以后，张曾任经理处处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张衮甫见到王，很高兴，说：“[/FONT][FONT=宋体]戴[/FONT][FONT=宋体]先生虽然不在家，老太大、太太都在，不妨进去坐坐。”[/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王蒲臣回忆说：“我和戴家颇有渊源，戴氏本人和我是同学，与我姐夫也是同窗好友，他的太大和我姐姐是干姐妹，他的儿子是我的学生。因此他一家大小，我无一不认识。张兄一说，我就进去拜访老太太和戴太太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正聊着，戴笠的太太说：“回来了，要不要去见他?”[/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王说：“当然要，我今天来，就是为要看他。”[/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于是王蒲臣拿出自己的名片叫人送进去——此时的戴笠已经今非昔比，要见他的人很多，需要“求见”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王蒲臣回忆：“他见到我的名片，马上请我进去。二人多年不见，相谈甚欢，并与我共进便餐。”[/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谈话间，戴笠问王正在做什么工作。王说：“目前没有适当工作，我又想离开，另谋别途。特来向你辞行。”[/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戴笠一听，马上邀请王加入他的“革命工作”，王回忆说，当时他“摇头拒绝”。戴问：“我这里就是专做革命工作的地方，你为什么耍摇头?大家求还求不到哩!”[/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王蒲臣说：“不是我不来，而是不敢来，你干的这种革命工作，我没有念过这种书，可说是一窍不通。”[/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戴笠说：“只要有心革命，潜心研究，时时注意，处处留心，三年便可成为专家。我过去何尝念过，现在还不是搞得蛮好。”[/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王蒲臣回忆说：“这样一来，我便没话说了。当时就答应他姑且试试看。”[/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戴笠很高兴：“好!下午就开始办公。”[/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王蒲臣一听赶紧说：“不行，我的行李还在李老师那里。”[/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戴笠说：“没有关系，我派人去拿就是。”[/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二百三十一）

[FONT=宋体]1935[/FONT][FONT=宋体]年12月5日[/FONT][FONT=宋体]，33岁的王蒲臣加入特务处，任机要室（甲室）秘书，月薪100元。据王说，这个工资，比他当县教育局长，居然高出一倍！[/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据王蒲臣后来回忆，对他的“不辞而别”，陈布雷和李直都很不高兴，认为不可能吃一顿饭就能把工作决定了，而且连个招呼都不打（据王蒲臣说，他参加特务处工作的前8个月，没有出过大门一步），一定是早就和戴笠串通好了。王自己也说：“就一般情形来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我百口难辩。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慢慢得到他们谅解。”[/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37[/FONT][FONT=宋体]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王蒲臣随戴笠赴上海，任“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军总指挥部秘书。[/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38[/FONT][FONT=宋体]年，戴笠派王蒲臣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驻赣办事处上校主任，负责物资转运。[/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王蒲臣的办事处就在南昌，正好派他来照顾杨虎城一家。[/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最初，王蒲臣觉得他们几个人都是大老爷们，“照顾”女眷多有不便，于是经请示戴笠，调来一个女特务[/FONT][FONT=宋体]蔡霞光来照顾[/FONT][FONT=宋体]谢葆真，结果谢认为是来监视她的，很不高兴。[/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于是，王蒲臣把自己的太太和孩子从乡下接到南昌陪伴谢葆真，并请谢到家里做客。当时，王的三儿子[/FONT][FONT=宋体]王清临还不到[/FONT]5[FONT=宋体]岁，[/FONT][FONT=宋体]谢葆真[/FONT][FONT=宋体]一见就特别喜欢，一定要收为义子，王也答应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与王蒲臣同时被派来的，还有另一个特务谭良谱。[/FONT]
[FONT=宋体][/FONT]
谭良谱，1899年生，湖南酃县人，军校六期毕业。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湖南酃县，今天称为炎陵县。不知为何，酃县入黄埔的特别多，据不完全统计，仅六期就有近20人，再往前推，因李公朴、闻一多案闻名的一期[/FONT][FONT=宋体]霍揆彰也是酃县人。[/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由于特务处另一个元老、同为军校六期的唐纵就是[/FONT][FONT=宋体]酃县人，所以酃县有不少人进了特务处，除了[/FONT]唐纵、谭良谱，前面说过的罗杏芳也是。
[FONT=宋体][/FONT]
谭良谱进入特务处很早，据沈醉回忆，谭曾被派入上海肇和中学做事务主任，暗中做情报工作。
[FONT=ˎ̥][/FONT]
王蒲臣说，当时他和谭良谱、[FONT=宋体]谢厥成，没事的时候就陪杨虎城打打麻将，“[/FONT][FONT=宋体]因而大家相处得很好，相安无事。”[/FONT]

[FONT=宋体]然而，好景不[/FONT][FONT=宋体]长，1938年6月[/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马当失守，接着九江沦陷。九江一失，南昌、武汉都失却了最后的屏障，为安全计，奉戴笠之命，李家杰将杨虎城转移到湖南长沙梓园，这里其实就是特务处临时本部，后又转移到[/FONT][FONT=宋体]湖南桃源吴家大屋，[/FONT][FONT=宋体]“文夕大火”之后，[/FONT][FONT=宋体]桃源也待不住[/FONT][FONT=宋体]了，只好又往贵州跑。[/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特务处在贵州有个“大后方”，这就是息烽。[/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息烽的“繁荣”，得益于“息训班”的建立。[/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息训班”即息烽训练班，“息训班”实际上是“临训班”和“黔训班”的延续。前面说过，抗战爆发以后，戴笠在湖南临澧办起了军统临澧特训班，这是戴笠大规模培养干部的开始，也是军统的“训练”工作走向成熟的标志。[/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为了使“临训班”尽可能显得比较“正规”一点，吸引更多的优秀青年前来学习，最初，戴笠想把这个班纳入军事教育体系，曾多方活动，希望能将“临训班”作为“中央军校”的一个部分。但这事没办成，最后老蒋拍板，将“临训班”划入中央警官学校范畴，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政治警察训练班”，简称特警班，但军统内部仍沿用“特训班”的名称。[/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到1938年冬天，“临训班”第一期毕业，因时局影响迁至湖南黔阳续办第二期，并改称“黔训班”，此后，戴笠仍感黔阳不太安全，于是又迁到贵州息烽继续办第三期，这就是“息训班”。[/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据“息训班”理化实验室“研究员”毕琪回忆，“因为这一期是迁息烽伊始，基建工程极多，可以说是大兴土木的一期。”[/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据毕琪回忆，先后建起来的设施有：学生营房七座，都是两层楼房；医务所，有50多张病床，可以做一般性的手术；教官楼一座；体育室；专供文体演出的“中山室”；还有理化实验室、1000多人的大礼堂、操场、风雨操场；有500米长的障碍赛跑的跑道，另外还有图书馆等等，这些，即便放到今天，应该说也是一个设备比较完备的教育培训场所了。[/FONT]
[FONT=宋体][/FONT][FONT=宋体]所谓“大兴土木”，并不仅仅因为来了个特务训练班，更重要的原因，从1938年开始，这里建起了一座监狱，这就是“息烽集中营”。[/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上世纪三十年代，息烽还是一个很偏僻的县，正因为这一点，被当局看中——据在息烽被关过[/FONT][FONT=宋体]四年“禁闭”的李任夫说：“反动派之所以要在息烽建立这个规模庞大的集中营，是因为抗战节节败退，过去在上海、南京、北平、武汉一带所逮捕的人太多，既不能全杀，也不敢全放，因此就有转移集中管理的必要。其所以选择在息烽，一方面因为贵州远在抗战后方，而息烽又位在万山丛中，比较安全，并容易保密；另方面则此地距贵阳不远，且在黔渝公路线上，交通方便，易于控制。还有一个原因是，以息烽两字，有平息烽火的意义，预示政权巩固，天下太平之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息烽集中营并不在城里，监狱嘛，当然不能在城里。[/FONT][FONT=宋体]李任夫说：“它坐落在息烽县城外15华里的小市镇阳朗坝附近的山窝里。四面都是崇山峻岭，只有此处稍为四平。集中营本部，被包围在重峦叠嶂之中。黔渝公路虽然从它的面前穿过，但因为山形掩蔽得很好，身过此间的人，如果没有人指点，是不会知道在这儿有这样一个庞大秘密魔窟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除了[/FONT][FONT=宋体]息烽集中营和[/FONT][FONT=宋体]“息训班”，息烽还有一个大单位，即军统局的“息烽总台”。[/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军统成立以后，其第四处即电讯处，处长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电讯专家魏大铭，副处长董益三。电讯处设有四个总台，前三个都在重庆，后因日机不分昼夜的疯狂轰炸，戴笠担心总台一旦被毁，则军统的指挥系统立时瘫痪，于是在偏僻的息烽底寨建立起了第四总台。跟着又建立了配套的水电站和电机制造所；为了培养学生，又建立了电讯班。[/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有了这么多的重要机构，保卫工作又成了问题，经老蒋批准，从贵州第十六编练处调特二团归戴笠节制，负责息烽、开阳和修文三地的保卫，团部驻息烽。[/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随着上述三个大单位及附属机构的到来[/FONT][FONT=宋体]，接着西安事变的两位大人物张学良和杨虎城又先后被幽禁于此，息烽成了军统在后方的一座重镇，形形色色的特务机构得有十五、六个。全盛时期，军统方面常驻息烽的达到了15000余人，而息烽县城才2000人，整个息烽县，不过5000人而已。[/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李任夫说：“从人事上看，息烽自县长到乡镇长，都是清一色的军统人员，最少也是外围分子。至于息训班的教官与学生，以及息营的干部，那更不必谈了。息烽在名义上与行政上，虽属于贵州省府管辖，而事实上则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省府是一切不能过问，也不敢过问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特务处盘踞息烽之后，派到息烽的第一任县长，就是前面说过的广西人邓匡元，之后是[/FONT][FONT=宋体]徐羽仪，然后是陈国桢[/FONT][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国桢也是江山县人，毛森入衢州第八师范学校的时候，陈是该校教师，后曾在[/FONT][FONT=宋体]“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军当法官。另外，息烽集中营负责人周养浩，也曾是[/FONT][FONT=宋体]陈国桢的学生，由陈来担任息烽县长，再“合适”没有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如果沿用现今的说法，把息烽称为“军统城”，一点都不过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杨虎城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送到息烽来的。[/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二百三十二）

[FONT=宋体]军统特务廖雄原是南京警察厅特务大队便衣队班长，1937年11月底，奉命前往南昌看守杨虎城。据他回忆，“次年（1937年）三月，将杨将军由梅岭移往湖南桃源。十一月，又秘密转移到息烽玄天洞。这时，我们这个队的名称叫玄天洞特务队，有队长李家杰、副队长龚国彦、指导员张兴宇、督察廖雄、分队长曹泽民、会计石学廉以及队员三十余人，由重庆军统局本部直接管辖。”[/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杨虎城到息烽的准确时间，是1938年10月6日。最初，杨虎城被安置在“[/FONT][FONT=宋体]息烽集中营”，即[/FONT][FONT=宋体]阳朗坝看守所，后来戴笠觉得这里离公路太近，不安全。经勘查，发现离此大约30里以外的南望山上，有个玄天洞道观，挺合适的，于是赶走道人，将杨虎城迁居于此。[/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息烽集中营，人称为“大学”，本来就戒备森严，张、杨来了以后就更甚。李任夫说：“息营直接指挥的武力，除了营中行动组（即第二组）配备的大批便衣特务之外，还有一个特务大队，专负保卫息营之责，都配有一色的最新美式自动武器和特种武器。这些武力，都由息营主任直接调遣。营内营外，岗哨重重；营外每一个山头，都建有碉堡，日夜校巡守望，任何人想要通过，非有特别证件关照，是很难走得通的。一般老百姓也心中有数，决不敢冒昧到这个禁区樵采。况集中营本部，除几重围墙之外，还架设着密密的铁丝网，安装了电流设备，真是寸步难行。至于围墙以内，则道路迂曲，纵横交错，高下不一，初来者倘无向导，即在白天，也可能迷失方向。一到晚间，即在内部行动，也有一般的与特别的口令，对答不来，有遭枪杀的危险。”[/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除了三十几个人的“玄天洞特务队”，据廖雄回忆：“为了不让杨将军被关押在玄天洞一事被外界察觉，还须加强对玄天洞周围的控制。队长李家杰向军统局呈报批准后，就着手组织情报队，担负玄天洞特务队外围的情报搜集工作，并指派我具体负责。”[/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于是，廖雄在玄天洞附近“挑选了三十余名青年，让他们免除杂役，进入情报队当队员。我担任队长，假称姓王，队员们就叫我‘王大队长’。队员内部称情报员，对外称玄天洞宪兵情报员，由我直接领导。队员之间，规定不发生横向联系，搜集到情报须向我一人反映，然后由我提供给李家杰。”[/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搜集情报的范围，廖雄规定得很细，包括：“本地区共产党和地下人员活动情况；本地区民间团体活动情况；学校、厂矿中学生和教职员工的情况；有关社会言论和各种事故；有关经济方面的情报，如物价涨落等。”[/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不愧是特务处出来的，大凡政情、社情、民情，廖雄都囊括在内。但笔者十分怀疑，以他找来的这些乡农，能否搞到这样的情报。[/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前面提到的特二团，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做好对张、杨看管的外围警卫工作，其団附张文昌后来回忆：“我到息烽后，一见特二团的布防情况，第一营主要控制修文阳明洞，第二营主要控制开阳刘衙，那两处正是军统囚禁抗日将领张学良将军的地方，第二营和团部驻息烽，正是维护军统驻息烽各机构组织的警卫、以及控制囚禁抗日将领杨虎城将军的玄天洞。”[/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沈醉亦曾回忆这一期间张、杨的情况，他说：“[/FONT][FONT=宋体]至于张学良将军，开始住在息烽邻县修文的阳明洞，后来为监管方便，才移到息烽来，陪他同住的有赵四小姐。军统对他监视是很严的，除武装警卫外，还特派一人同住，名为照拂，实则监视，非经他许可，不能接见任何人。他偶尔去过贵阳，是通过宋子文向蒋介石请示的。在他押禁息营期间，我只听到有两个人来看过他，一是东北要人莫德惠，一即宋子文。戴笠到息，照例要去探看一下，不过是看看情况，好向蒋报告而已。他的物质待遇尚好，但精神则苦痛异常。据息营负责人说，张经常发怒，往往不吃饭即将饭桌推翻，将家具打碎，可见其苦闷与愤怒之情。杨虎城原住在息营左近的白鹤观，后来又移到另一山上。他的夫人也同居一处，生活与监视情况，大致与张学良相同；但行动限制，还在张学良之上。其夫人曾在息生一小孩。她因受刺激过度，有精神失常状态。两个随从人员，都关在息营本部。[/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从沈的回忆看，尽管都处于监禁中，但张学良的情况，很显然地，要好于杨虎城，最起码还有人去看他，还可以“[/FONT][FONT=宋体]经常发怒，往往不吃饭即将饭桌推翻，将家具打碎”，杨虎城就不行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首先是住的条件，玄天洞是一个很大的洞，洞里能盖房，你说它多大吧，但是有一样——特别阴暗潮湿，不是宜居之地。[/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沈醉回忆说：“[/FONT][FONT=宋体]这个庙建在山洞内，终年不见阳光，因此潮湿异常。杨全家在西北地势干燥的地方过惯了，住此很不适宜，加上心情不快，便常常生病。这时杨已看出蒋介石短期内决不会释放他，为了长久打算，便一再表示，愿意自己出钱在洞外修间房子居住。看守他的特务队长李家杰是云南盐津人，一向贪财如命，听到他愿意自己出钱修房子，便极力帮他向戴笠请求，得到批准。杨高兴地拿出四百元美金，交与李家杰代办。李除在兑换美金时揩了一笔油水外，修建时又偷工减料，搞得十分简陋。杨对此非常生气，但也无可奈何，只好将就下去。”[/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生活条件也差得很远。沈醉说：“当时，我在军统机关任总务处长，戴笠时常派我去看囚禁在贵州桐梓县的张学良和在息烽的杨虎城，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也顺便送给他们一点吃的东西。戴笠对张学良生活上的待遇安排较好，因为张同宋子文是儿女亲家。加上张夫人于凤至与赵一荻(即赵四小姐)两人在一九四四年前每年轮流陪张，她们都曾去美国休息，回来总带有不少东西，因而张的生活比较好点。而杨因蒋介石对他特别仇恨，从来没有外面接济，他自己有一点钱又舍不得用。加上当时法币天天贬值，经手特务揩油，所以生活相当困苦，他想换一套新棉衣都很不容易。我每次去看他，他总背着看守的特务向我诉苦。我当时哪里会同情他，还不是敷衍一下，叫他忍耐点。就是调整一下，也维持不了几天，又因法币贬值，仍旧是天天缺这少那，使他常为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感到苦恼。”[/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在此期间，杨虎城和谢葆真生过两个孩子，第一个男孩没几天就夭折了，第二个是女孩，起名[/FONT][FONT=宋体]杨拯桂。不久以后，[/FONT][FONT=宋体]谢葆真就精神失常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沈醉说：“几年中由于种种不如意事，使得她渐渐有些精神失常。她非常痛恨那些特务，甚至戴笠去时，她也愤怒地加以斥责，这更引起特务们的不满和仇视，总想方设法去折磨她，在她产后也很少给予应有的照顾。有一次她在吃饭，正感到饭菜粗劣难以下咽，怡好遇到特务队长李家杰去看他们，她便提出质问。李用言语顶撞她，她气愤极了，便将手中饭碗向李打去。李一看不对，拔腿便跑，回去便说她有很严重的神经病，要把她同杨隔离，以免妨碍杨的生活。军统批准了李的建议，硬叫她同杨分居，仍旧回到玄天洞庙内一个人去居住。”[/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后来，谢葆真真的得了精神病，身体一天一天地坏下去，终于在1947年去世。[/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据沈醉回忆，在1942年冬天前后，有一次戴笠去看望杨虎城，杨提出撤换李家杰，因为“李使他太感痛苦了。戴只好答应下来，到重庆后便改派龚国彦去接替李任队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李家杰因看守杨虎城有功，被调回重庆，任中央训练团警卫组副组长，上校军衔，后又任交通部运输局稽查组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除了戴笠、沈醉，经常去看杨虎城的，还有息烽集中营负责人周养浩，这是因为，“虽然看守杨的特务队是直接受军统司法处和特务总队所领导，但也要受周的监督，因为多一层关系，可以更好地防止日久发生意外问题。”[/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沈醉说：“周经常去陪杨打小麻将消遣，每次总有龚国彦在场。杨因心情不畅，每打必输。”[/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46[/FONT][FONT=宋体]年，息烽所有机构奉命结束，杨被解送重庆[/FONT][FONT=宋体]歌乐山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杨家山。与此同时，张学良则经重庆、被直接送往台湾。[/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再往后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了。[/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二百三十三）

[FONT=宋体]密捕韩复渠[/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韩复渠，1890年生，河北霸县人。[/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韩复渠和他之前另一个盘踞山东的军阀张宗昌，都曾留下很多笑话，比如张宗昌的“大炮开兮轰他娘”、“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比如韩复渠的“大家都靠右走，左边留给谁？”、“开会的人都来了吧，没来的请举手。”等等。[/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这当中，有些可能是真的，有些则显然是拿人“开涮”。说到底，当年的这些军阀，不过从小扛枪，书读的少而已，毕竟不是白痴，怎么会说出这种蠢话。况且，韩复渠还不是粗人，而是西北军中少见的“细人”。[/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据韩复渠的儿子回忆，韩的父亲韩世泽是前清秀才,以教书为生。韩复渠“自幼聪明好学,受到祖父偏爱,特送到本村小学读书。毕业后因贫穷再无能力去外地读中学,就随祖父在私塾中读书达七八年之久。其间熟读十三经,能诗,善属文,尤以书法见长。婚后,父亲到县衙任‘帖写’,相当于现在的文书。职务虽卑,但也需相当的文化程度,决非文盲老粗可以问津。”[/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10[/FONT][FONT=宋体]年，韩复渠投入冯玉祥手下，正是由于韩读过些古书，受到冯的赏识，让他做了“司书生”，掌理一些文案。此后连长、营长，一路上升。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时候，韩复渠已晋升为旅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我们来看一下西北军部分军官当时所担任的职务：[/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第一师师长鹿钟麟；第一旅旅长韩复渠；警备第一旅旅长刘汝明。

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第三旅旅长孙良诚；

第十一师师长宋哲元；第二十一旅旅长佟麟阁；[/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第六师师长李鸣锺；中央第四混成旅旅长石友三；卫队旅旅长冯治安；炮兵旅旅长孙连仲；[/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很显然，在这份旅级以上干部名单中，我们还看不到张自忠、郑大章等等后来耳熟能详的名字。[/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我们再看看1926年冯玉祥通电辞职、赴苏联考察的时候：张自忠任第五师第十五旅旅长、韩复渠为第八军军长；宋哲元则成为统领他们的“西路军”总司令。[/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至此，用了15年的时间，韩复渠成为冯玉祥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后又与刘汝明、石友三、孙良诚、孙连仲等被并称为“新五虎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按：前面讲过，宋哲元与萧振灜谋划投蒋后的干部配置时，宋特别提醒萧，过一段时间再让刘汝明“入伙”，其原因就在于刘汝明的资历比冯治安、张自忠、赵登禹等人高出太多，他来了摆不平。[/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很有意思的是，冯玉祥的西北军从全盛时期，到最后垮台，经历的几个重大事件，都有韩复渠的份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29[/FONT][FONT=宋体]年，蒋桂战争之前，李宗仁、白崇禧曾与冯玉祥联系，希望联合反蒋。冯玉祥表示同意，并派韩复渠为总指挥。等蒋桂双方打起来了，冯却不明确地指示韩应该怎么做，准备“见机行事”，看谁不行了就打谁。韩的按兵不动，间接导致李、白延误了战机，最后大败亏输。此战过后，蒋介石和桂系都对冯玉祥不满意，冯落个两头不讨好。[/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不仅如此，韩复渠在驻湖北“观望”期间，还忙里偷闲地去看了趟武汉，与蒋介石夫妇一起吃了顿饭，据说蒋还给了韩一笔军费。[/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29[/FONT][FONT=宋体]年5月15日[/FONT][FONT=宋体]，在刘郁芬、宋哲元、孙良诚、韩复渠等的“拥戴”下，冯玉祥通电就任“护党救国西北军”总司令，要求蒋介石去职，否则，就要“率五十万大军与之周旋”。[/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仅过了一个星期，5月22日，韩复渠、石友三、马鸿逵在洛阳通电“服从中央”，被蒋“覆电嘉奖”，韩复渠被蒋任命为第三路军总指挥。[/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随即，冯玉祥被国民政府“褫去本兼各职，协缉拿办。”——蒋冯战争还没打，冯玉祥就败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实际上韩、冯之间早有过节。1928年底，韩复渠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乘机把他兼任的20师师长给免了，夺了他的兵权。有人在韩面前说，“[/FONT][FONT=宋体]过去拿你当儿子,现在连师长都不让你当了。”韩十分生气。[/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西北军素以封建色彩浓厚而著称，大小事一律决于冯玉祥一人，责罚部下跟骂自己儿子似地。据说有一次他给吉鸿昌打电话，不知什么事不高兴了，于是在电话里就说：“跪下！”吉鸿昌拿着电话就跪下了。跪了还不行,冯还问:“跪下了没有?”吉鸿昌说:“报告总司令,跪下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某次，冯召集军事会议，韩提出异议，冯斥责说：“小孩子，谁让你多嘴！”韩复渠据理力争，冯大怒：“是你指挥还是我指挥?到院子里给我跪下！”[/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韩以“省府主席”之尊，居然要当众跪下，虽然在冯积威之下，不敢不跪。但从此衔恨于心，终于在冯最需要他的时候，从背后狠狠地捅了一刀子。[/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按：当年杨永泰曾给蒋献策说，冯的部队都驻在苦寒之地，部下多有不满，只要善用收买之策，即可瓦解西北军，事后再看，杨的眼光果然不一般。[/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30[/FONT][FONT=宋体]年9月5日[/FONT][FONT=宋体]，国府任命韩复渠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在此前的9月1日，冯玉祥、阎锡山等刚刚在北平召开了“扩大会议”，选举推阎锡山、唐绍仪、汪兆铭、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等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推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此后，9月18日，张学良入关，中原大战结束。山西人阎锡山去了东北大连“隐居”，安徽人冯玉祥则“释权归田”，去了山西汾阳。[/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到1932年，在昔日部下韩复渠的邀请下，已成“光杆司令”的冯玉祥去了山东，到泰山读书去了——冯玉祥与山东有缘，最终他也葬在山东。[/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与陈济棠类似，韩复渠也是一个整军高手，初入山东时，韩的所谓“第三路军”号称有3个师1个旅，其实不过两万多人，充其量一个乙种军的编制而已。[/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进入山东，有了自己的地盘，韩复渠一下把部队扩充到6万多人，[/FONT][FONT=宋体]编成5个师1个旅。中原大战之后，老蒋曾以缩编军队为由，规定[/FONT][FONT=宋体]第三路军的编制仍为原有的3个师1个旅，限额为4万人，韩不听那一套，以种种巧妙手段，不但不减部队，反而扩充到10万之众，仍维持[/FONT][FONT=宋体]5[/FONT][FONT=宋体]个师1个旅的编制。[/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特别是他多出来的那一个“手枪旅”，4000多人，号称韩复渠的卫队，武器精良，战斗力几乎相当于一个师，旅长，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率先攻克南京“总统府”的吴化文。[/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到后来要抓韩复渠时，大家最为忌惮的，就是他这个“手枪旅”。[/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二百三十四）

[FONT=宋体] 韩复榘是个精明的人，精明的韩复榘在西安事变中站错了队。
　　
　　当时在山东盐务税警团当下级军官的马节松有个“忘年交”,即第三路军少将高参甄绩成，甄曾对他讲过不少韩部的“内幕”。
　　
　　据甄讲：“张、杨发动兵谏扣蒋之初，韩复榘持观望态度，其间韩曾与他的亲信及智囊们秘议此事。在蒋被扣压l0天这一事件仍未出现解决的迹象时，韩坐不住了。12月21日，他命令他的秘书协拟一个支持张、杨扣压蒋介石这一行动的电报发往西安，即所谓‘马电’。但是由于韩的秘书和参谋处工作的拖沓，这个通电直到l2月25日才发到西安。而这时蒋介石已经在张学良的护送下回了南京。韩复榘这一通电成了马后炮。”
　　
　　应该说，这个电报不仅“成了马后炮”，还惹了大麻烦。
　　
　　当时，蒋介石派遣蒋伯诚以“冀鲁豫特使”的名义驻济南，实际上是蒋介石派在韩身边的“监军”。蒋伯诚跟甄绩成也是好朋友，蒋曾对甄谈到，说他得到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到南京的消息后，马上打电话告诉了韩复榘，结果韩不信，说“哪里会那么容易就放”。蒋还对甄说：“委座已回到南京了，韩主席还发通电响应张、杨，真是太胡闹了!”
　　
　　事实上，韩复榘支持张、杨的电报刚刚发出，蒋伯诚就知道了，是韩复榘身边的另一位高参李天一跟蒋伯诚聊天的时候告诉他的。蒋一听大惊，马上给韩复榘打电话验证此事，韩断然否认。
　　
　　事后，韩复榘得知是李天一告诉蒋伯诚的，大怒。不久，李天一就被人暗杀了，当时人都说李的死肯定跟这件事有关。
　　
　　但杀了李天一没有用，电报已经发出去了，上边白纸黑字写着“韩复榘支持张、杨”。于是，韩复榘把这事推到了具体办事人的身上。
　　
　　据时任第三路军军医的乔新生回忆：当张、杨通电全国之后，山东省政府就发出了复电，电文大意是；“拥护张、杨的正义行动，支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韩复榘“感到震惊”，于是把秘书长张少堂叫来，韩狠抽了张几个耳光：“谁让你往西安发报不通知我！”接着，韩复榘命令往南京发电，大意是：“慰问蒋回到南京，提到往西安发报之举，言说此事我（韩复榘）不知道，这是手下人办的，我已将该人体罚。”
　　
　　韩复榘的儿子韩子华也曾回忆过韩复榘所发出的两通电报，他说：“西安事变时,我还小。但我记得,父亲连夜从北京跑到济南。那天我们都睡下了,突然父亲回来了。他笑嘻嘻地进来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我们赶快起来,究竟是什么好消息呢。他说, ‘张汉卿把蒋介石扣起来了。行啊,这小子胆子真大。’”
　　
　　 “这个时候,突然电话铃响了,《山东日报》那边就问父亲,明天的稿子标题怎么标?父亲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表明态度,那个时候全国对张学良、杨虎城一片骂声,称张学良、杨虎城为张逆、杨逆。父亲就说, ‘你们打算怎么标?什么张逆、杨逆呀?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不就完了吗?他们是不是将军啊,是将军不就完了吗?谁给他们起名叫张逆、杨逆的? ’可见父亲是支持张学良的。”
　　
　　韩子华还回忆：“后来父亲发了两个电报,一个叫马电,另一个叫宥电。宥电是联名发的,而马电是个密电,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宥电我看过原文,马电却没有看到过。”
　　
　　查电报代日韵目，“马”字正是21日，也就是韩复榘支持张、杨的那一通电报，结果耽搁在路上，正好在老蒋回到南京那天发出。“宥”字则是26日，是韩复榘采取的补救措施。韩子华的回忆非常准确。
　　
　　韩复榘想得太简单了，这么大的事，岂是能糊弄了事的。据蒋伯诚说，蒋介石见到韩的通电后，当时就说；“韩复榘这个人太靠不住了!”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的情况下，韩复榘也确实没有别的办法，站错了队嘛，你能怎么办？
　　
　　在这个问题上，盛世才就比韩复榘多了个心眼。
　　
　　盛世才这个人，邓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狼种猪”，真是贴切，除此以外，真的找不出其他的词汇来形容这个人，其种种思维与行事，思之可怖。
　　
　　据民国时的边政学家周东郊回忆，1936年以前，盛世才治下的新疆，是坚决反蒋的，不仅反蒋，连“三民主义”一块反。周东郊说：“到一九三五年，学校中的党义课程一律取消，有关三民主义的书籍，一律禁止发售，各图书馆收藏的也都销毁或封锁起来。一九三五年，南京派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到迪化时，盛虚与应接，暗中监视。邓所参观的机关、学校，临时奉命准备孙中山像张挂，因为找不到，有的单位只得草绘一幅点缀。”
　　
　　1936年7月19日，盛世才发出“盛督办皓电”，即“七项救国纲领”，该电公开表明联合各方力量抗日救国的主张，“亦即不言而喻地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
　　
　　在盛的这种思想影响下，西安事变发生以后，《新疆日报》马上发出了“号外”，据周东郊回忆，这是盛世才上台以后，《天山日报》、《新疆日报》第一次发出号外。“人们大都认为盛世才一定通电响应张、杨。一般反日反蒋思想比较激烈的人，更是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说这一次国内外局势将有巨大转变，抗日大旗可以高高举起。迪化以及其他各区的《新疆日报》除了立即报道外，都连夜赶写社论，对张、杨表示赞助，准备发排。”
　　
　　据周东郊回忆，“盛世才为了测验部属思想趋向，于西安事变翌日，在督署西大楼召集驻省少校级以上军官及各机关正副首长，当场出了三个题目：一、张副司令兵谏蒋介石这项措施是否正确?二、张副司令此举动是否响应本督办七项救国纲领? 三、张副司令此种举动是否以下犯上? ”
　　
　　盛世才给大家每人发了一张白纸，让他们记出一、二、三题号，下面按个人态度，注明“对”或“不对”，然后签上答者姓名交卷。
　　
　　周东郊说，收卷后，盛世才看了就令写“不对”的人举手，这些人大都是军人。盛世才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们不要以为部下扣长官都是以下犯上，这是旧观念，不对。我以后如果反革命，你们也可以这样对待我。”
　　
　　这是白天的事，据周东郊回忆：“就在当天晚上，《新疆日报》社社长万献廷收到塔斯社的新闻稿，他又去驻迪化的苏联领事馆了解，知道苏联方面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指斥张学良行动不当。回来后立即嘱排字房把已排好的社论拆掉，对西安事变不作论述。各区的《新疆日报》，有的在当地收到塔斯社报道，有的得到通知，也都不发评论。”
　　
　　由于媒体的态度与盛世才的倾向性完全不同，大家都不理解，许多人问“新疆对西安事变为什么不表示支持态度?” 周东郊说，“有些高级军官还对盛世才当面提出这个问题，盛未作正面答复，并说那天测验的事不要再提了。”
　　
　　据周东郊回忆，事后过了很长时间，盛世才还心有余悸地说：“他在西安事变时险些上了当，弄得八方不是人。并说政治领导者，尤其握有兵权的人，不能犯冲动，张学良就吃了好冲动的亏，在冲动下把蒋介石扣起来，在冲动下又陪蒋去南京，结果把偌大的东北军都输光了。”[/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二百三十五）

[FONT=宋体]1937[/FONT][FONT=宋体]年8月，韩复榘的第三路军被改编为第三集团军，隶属于第五战区，以韩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就是李宗仁。[/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李是10月份到南京的，据李回忆，“卢沟桥事变后约四五日，蒋先生即自庐山拍电来桂林，声言中央已决心抗战，约白崇禧和我速赴庐山，共商大计。我们接电后，不暇深思，便复蒋先生一电说，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崇禧当即遵命首途，听候驱遣，我本人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白崇禧于8月4日飞抵南京，旋即被任命为副参谋总长。白在回忆录中说，8月5日，日本报纸报道了他入京的消息，并冠以大标题：“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言下颇为自得。[/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李宗仁说，当时四川的刘湘和云南的龙云先后来电劝阻，让他们不要去南京，“他们认为蒋先生的为人，最尚权诈，万一借抗日之名，将我李、白二人骗往中央，加以羁縻，则广西省政必为蒋系所控制。唇亡则齿寒，川、滇两省也将岌岌可危了。所以他们来电劝阻。”[/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对此，李宗仁复电认为：“今日的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中央和蒋先生纵有意拖延，日本侵略者也未必容许，此其一。如中央此次仍无心抗战，而欲采取投降一途，则不特全国军民不能同意，恐怕蒋先生的嫡系部队也将自动实行抗战，此其二。根据以上两点判断，我认为中央和蒋先生除抗战外，实无他路可走。” 李宗仁还劝他们“拥护中央，参加抗战，切勿迟疑不决，致贻蒋先生以吾人不愿共赴国难的口实，而向侵略者低头。”[/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李宗仁的“全省动员事宜”进行得很顺利，从1933年开始，广西就采取 “寓兵于农”的政策，即新兵入伍训练一年即退伍，换一拨人接着训练，一年一换，所以，到1937年，广西民间已经有四拨接受过军事训练的“老百姓”，因此征兵非常容易。李说，由于“各县农民蜂拥前往县政府报到入伍，终因报到人数太多，政府还须以抽签方式决定取舍。”[/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这样，李宗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一下编成40个团，后改编为三个集团军，投入抗日前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李本人则于10月10日，“参加桂林各界庆祝双十国庆节后，乃专机北飞，参加抗战。”据李说，飞机起飞的时候，他看了一下表，正好是10点10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淞沪抗战失利以后，李宗仁于11月12日到达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第五战区辖山东全省和江苏、安徽两省在长江以北的部分，其主要任务就是保卫津浦路。用李宗仁的话说：“我如能在津浦线上将敌人拖住数月，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重行部署，则我们抗战还可继续与敌人作长期的纠缠，以待国际局势的转变。如我军在津浦线上的抵抗迅速瓦解，则敌人一举可下武汉，囊括中原，使我方无喘息机会，则抗战前途便不堪设想。”[/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既是这么重要的战略要地，我们来看看第五战区的部队：[/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山东——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部，辖两个军：第12军、第55军。[/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青岛——第51军于学忠部，辖两个师。[/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江苏——第57军缪澂流部、第89军韩德勤部；各辖两个师。[/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砀山——第三军团庞炳勋部，辖五个步兵团。[/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苏北——第31军刘士毅部，辖3个师。[/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以上一共是不到7个军，除第31军是广西的子弟兵，指挥起来得心应手以外，其他的全是“杂牌部队”，要说也真是够难为李宗仁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这其中，势力最强的，当然是韩复榘了，因此老蒋还特地给了他一个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头衔。而且韩也处在防区的最北端，一旦日军渡过黄河，则津浦路再无险可守， [/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既然韩复榘的地位是如此举足轻重，李宗仁觉得有必要与他见个面，当面谈一谈。李说：“我初到徐州时，即顾虑到韩氏抗战意志不坚定，乃亲赴济南一行。在韩氏的总司令部中住宿一宵，和他作竟夕之谈。”[/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李说：“这是我和韩复榘第一次见面。韩氏虽识字不多，言谈也很粗俗，但是却生得眉清目秀，皮肤白皙。骤看之下，俨然是一位白面书生。”[/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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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李宗仁回忆，当时他跟韩复榘谈了一夜，主旨是：“我们的抗战是不得已的。日本人逼得我们无路可走，只有‘抗战’与‘亡国’两条路。我们选择了‘抗战’！须知日本侵略中国，不是单纯的中日两国的事，它是有国际性意义的。日本入侵我东北，国联无力制裁，鼓励了日本，同时也鼓励了西方德、意两国的侵略集团。西方今日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增长，吸引了英、美、法的注意力，也增加了日本侵华的勇气，才有今日的战事。所以东、西两方的侵略势力是相互为用、相互影响的。今日日本侵华得手，世界各国莫奈伊何。你看德、意两国一定要步其后尘，如法炮制。以今日形势来看，欧战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欧战爆发了，英、法、荷等国自顾不暇，他们在远东的殖民地便成了俎上之肉，听任别人宰割了。到那时，日本这头贪狼岂能坐视肥脔在侧而无动于衷？” [/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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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李宗仁还鼓励韩复榘：“我们抗战的战略重点便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以待世界局势的转变。我们能拖得愈久愈好，千万不能泄气。我们如果泄气了，投降了，侵略者势力东西相呼应，则可能西方被侵略国家也不敢蹈我们的覆辙，作不量力的抵抗。如果欧战因之不能爆发，或爆发后，不旋踵即为德、意侵略势力所扑灭，则二次世界大战不能实现，我们就永远做日本的奴隶了。” [/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李说：“韩复榘对时局的看法，便完全以我这番话为依归。他也认为抗战是长期的，是有前途的，汉奸是当不得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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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然而，最终韩复榘还是让国人失望了，对此，李宗仁分析说：“他的愚而好自用的简单头脑终于误了他。他认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那两军部队，断不可在长期抗战的局面下，而在短期之内被消耗了。他不能与日军死拼，保存实力是第一要务。”[/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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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李说得很对，韩复榘唯一的信条，就是保住我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其实不光韩复榘，是军阀都如此。[/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据吴锡祺、王式九等原29军人员回忆，29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之后，在河北战事不利，其一部准备撤往山东，此时，韩复榘居然提出了“保境安民”的口号。“韩复榘部驻德州的师长展书堂，见了冯治安，态度异常冷谈，一句表示欢迎的话也没说，使冯治安十分气愤。”[/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吴锡祺说，为了行军便利，他向冯治安建议打电报给韩，请其予以关照。冯说：“你真是太实在啦！我们不是给他打过两个电报了吗？到现在连一个复电都没有，他的态度已很明显，还理他干什么。” [/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吴锡祺还说，当冯的总部经过山东某地时，有一位小学校长对冯等说：“你们还往南走吗？听说韩主席有命令，先剿匪后抗日。匪就指的是你们从前线撤下来的部队。”[/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2[/FONT][FONT=宋体]月22日[/FONT][FONT=宋体]，日军渡河南进，12月24日开始进攻济南。此时，韩复榘眼看地盘是保不住了，于是退而求其次——先保住自己的军队再说。[/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当夜，韩复榘悄然退出济南。此时，蒋介石闻听济南被困，当即电韩复榘，严令不得放弃济南，但是，此时韩已退到泰安。12月27日，济南陷落。[/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从此兵败如山倒，1937年的最后一天，韩复渠放弃泰安；同日，青岛弃守。津浦路北段尽失，南段的大门徐州已经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战局顷刻间就搞得不可收拾。[/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据白崇禧回忆：“李长官见其执迷不悟，将其态度转报军委会。蒋委员长接此报告甚为重视，召集军委会高级幕僚开会，出席者计有参谋总长何敬之将军，政治部长陈辞修将军与我（时任副参谋总长），众皆以为若让韩部自由进出而不加制裁，军纪荡然，民心丧失，如此不独参加抗战的一百八十余师及四十余旅丧失信心，战事亦无法指挥，故一致主张严办，以振纪纲。委员长亦有此决心。” [/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此时，韩复榘距他生命的尽头，还有24天。[/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二百三十六）


[FONT=宋体]1938[/FONT][FONT=宋体]年1月，第一、第五两个战区的师长以上军官接到通知，要求大家凡可以暂离阵地的，均须于1月11日到开封参加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李宗仁后来在以后在回忆录中说：“我心知这一会议系专为惩治韩复榘而召集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这个任务，自然又交给了戴笠。[/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早先几天，戴笠就赶到了开封，预先安排一切。[/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河南地处中原腹地，位置重要，因此特务处在河南的单位特别多。前面说了，淞沪抗战伊始，[/FONT][FONT=宋体]梁干乔在10天之内，沿着[/FONT][FONT=宋体]平汉线[/FONT][FONT=宋体]在9个城市布置了9部秘密电台，其中一多半在河南，接着，潜伏电台又增加到16部，每一个重要的城市都部署了潜伏组，不过这都是比较小的单位。[/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大单位，一个是特务处河南站，站长，先是刘艺舟，后是[/FONT][FONT=宋体]岳烛远，就是原来在西安跟马志超搭档的那一位；[/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第二个是特务处华北办事处，驻郑州，办事处主任，原来是梁干乔，后来奉调到军委会[/FONT][FONT=宋体]第二厅任副厅长。目前的主任[/FONT][FONT=宋体]是李叶。[/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李叶，字叶超，所以很多人也叫他李叶超。1928年，李叶毕业于青岛大学，次年，在很偶然的情况下认识了军校四期的几个学生刘凤轩（就是曾与周伟龙假装戒烟的那个）、侯志明等人，然后他们就在南京办了一份“大京日报”。后来，李叶与刘凤轩一同被派到江西做党务工作，复兴社成立以后，在各地成立政训处，所有做党务工作的人都被合并进来，李叶就这样进了复兴社。[/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再以后，李叶、刘凤轩等人都被吸收进了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并被派到武汉工作。调查科与特务处合并以后，刘凤轩仍留在武汉工作，李叶则在特务处本部第一科（情报科）科长唐纵手下任华东股股长，搞情报分析。[/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李叶是大学生出身，新闻、党务、组织、政训都干过，是老资格的情报专家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特务处河南站和[/FONT][FONT=宋体]华北办事处都是秘密单位，戴笠在河南还掌握着一些公开单位、如郑州市警察局长、河南省会开封警察局长、河南省保安处等等，先后担任这几个单位负责人的，就是军统的另一位重要干部杨蔚。[/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杨蔚，生于1905年，河南商城人。军校四期。[/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河南商城是名城，历史上曾出过一位大人物，那就是前清咸、同年间，曾协同[/FONT][FONT=宋体]恭亲王奕[/FONT][FONT=宋体-方正超大字符集][/FONT][FONT=宋体]和慈禧发动“辛酉政变”[/FONT][FONT=宋体]的大学士周祖培，并且，“同治”的年号也是他给起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商城名门望族颇多，且有文名，杨蔚的名字起的就很有学问，杨蔚字[/FONT][FONT=宋体]庭芳，显然取“云蒸雾蔚满庭芳”之意，估计祖上也是读书人。[/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从军校毕业以后，杨一直做军队工作。1934年，经同学赵世瑞介绍，杨蔚进入特务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杨蔚是军统中少有的去过延安的特务，而且他是大大方方去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37[/FONT][FONT=宋体]年2月，国民党[/FONT][FONT=宋体]五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国民党通过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向中共代表团周恩来提出，准备派一个视察团到陕甘苏区视察,并说准备派康泽带队。[/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经周向中共中央汇报，当天毛泽东即电复周恩来，同意南京来人，但不同意用“视察”的名义，建议改为“考察”；另外坚决反对让康泽这样的叛徒来延安，“此等人员如冒充进来谢绝接待”，建议以张冲为团长；第三，“考察的目的应为增进团结,绝对不能有妨碍团结的表现”。[/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经周恩来与在西安的顾祝同、张冲商议，顾等同意将“视察团”改名为“考察团”，并保证考察团进入苏区后,“态度谦和,绝不致有破坏事”。但考察团的团长没有派张冲，而是派了此前名不见经传的[/FONT][FONT=宋体]涂思宗。[/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涂思宗是粤军出身，早在大革命时期就认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用涂思宗自己的话说，“[/FONT][FONT=宋体]周、叶本在粤多年同事，叶剑英在粤军中历史亦久，第一次东征时，充粤军第二师张明达师部参谋长，我当时在粤军杨旅当营长，调归张明达师长直接指挥，任东征前锋，故与叶剑英日夕见面；东征部队到达潮汕东江，叶剑英兼任梅县县长，我亦兼任大埔县县长，周恩来当时任潮梅行政专员，亦常见面。”[/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此时涂思宗正在顾祝同手下，他去延安，也是挺合适的人选。许多年以后，涂思宗写了一篇回忆录[/FONT][FONT=宋体]，谈到当年的种种，读来饶有兴味，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如谈到初入延安时受到热情接待：“当晚在招待所设宴，为我等洗尘，毛泽东、朱德以下，共党政军人员都来分数席作陪，互找对象劝酒，谈笑风生，席间由毛泽东致欢迎词，随即祝林森主席、蒋中正委员长的健康而干杯，各席间宾主自由交谈，互相敬酒，酒味极佳，皆地道高粱佳酿也，菜肴亦极可口。因连日路途劳顿，散席后各自回房休息。”[/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最难得的，这篇回忆，基本上还算客观，较少刻意的歪曲和矮化。如[/FONT][FONT=宋体]涂思宗[/FONT][FONT=宋体]谈到他们快到延安时,[/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我们下车休息，适路旁坐一小脚姑娘，曲线玲珑，年约二十余岁，望之不似陕西妇女，团员中有问来自何方；小姐落落大方，答原籍江西，随军北来，作军中政工。同人闻之莫不惊叹，盖以三寸金莲小脚，何能一步一步，从数千里步行来此，诚不可思议。”[/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又如谈我军的军事素养：“他们的部队从排级单位起，都有一个地上沙盘，塑造各种地形地物，为官兵讨论战术战斗之用。我们心中都觉，共军的训练方式，有其积极性的一面，有若干地方值得我们研究与参考，今后对共军的战斗力，更不可估计太低。” [/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涂思宗还[/FONT][FONT=宋体]谈到对我一些领袖人物的印象，颇为传神。[/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毛泽东：“毛穿灰布棉军服，与士兵穿的相同，惟领钮未扣，待人接物，礼貌颇周”。“毛陪坐台下，手执香烟一枝已完复摄一枝，神闲气定，静听至散会。”[/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朱德：“朱德身材不高，面多斜纹，操烂熟之云南官话，且能说流利客语，自语为经商滇中之客人后裔。彼说话较为中和，眼神有光，内含充足，外射有力。”[/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彭德怀：“彭德怀为人短小精干，望之如乡下农夫，打灰布绑腿，装束与士兵无异，这就是毛词所赞的‘彭大将军’”。[/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涂思宗对贺龙极口称赞，说他“识字不多，但是相貌堂堂，比其它人长得方正，一口湖南腔国语，讲得很有趣味。”[/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相反，涂对林彪的印象似乎不甚好：“林彪身躯不高，貌不甚扬，眼露蓝光，喜俯视”。“林彪谈话，与毛泽东同一口气，声音不大，常俯视地面，而目露蓝光，如头鹰眼，其貌颇异。”涂两次提及林彪，都没有好话，不过其中那一句“林彪谈话，与毛泽东同一口气”倒是说得很准确，反映涂思宗其人，眼光还是很独到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考察团的成员，一共17人，[/FONT][FONT=宋体]涂思宗说：“[/FONT][FONT=宋体]余奉命为视察团团长，萧叔萱为副团长，以留学日本之李英华为顾问，李在滇军中历史，素有渊源，久与朱德为老同事；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有邵华，陕省府有张廷镛，中央军校有萧树金、杨蔚、王根生等。”[/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杨蔚是戴笠给[/FONT][FONT=宋体]涂思宗[/FONT][FONT=宋体]派出的随员，特为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了解延安情况。事后，杨蔚给戴笠写了一个报告，谈到他在延安看到的一些情况，并重点写到了他陪同[/FONT][FONT=宋体]涂思宗与毛泽东谈话的情况。[/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杨说：“（毛泽东）与涂团长是早年就认识的故人，颇有旧雨重逢之慨，他曾很郑重地质问涂团长：‘国共既然合作抗日，国民党又何以公然宣布根绝共匪的决议案？’涂团长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早有准备的，他说：‘共产党在与国民党执政的中央政府为敌时，依国法不得不称之为赤匪；今后共党如成了合法政党，红军成了正式国防军，赤匪不就已经根绝了吗？这是过去的事何必介意？’涂团长的答话，他（毛泽东）笑了笑，也没话说。此后谈南京、上海民心士气的问题，毛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内在的矛盾完成团结抗日任务：目前国民党的措施，对共党内部还存在着很多误会，我将在理论上和事实上努力加以说服。’他们谈话时，我以随从参谋身份，举起笔记本摘要记录，毛也毫不介意。”[/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二百三十七）

[FONT=宋体]对杨蔚的这一趟延安之行，戴笠非常满意，此后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戴笠认为有两个地方特别重要，必须由特务处掌握其警察局。[/FONT][FONT=宋体]一个是江西九江，“九江为庐山的门户，领袖常往庐山，考虑军国大计，其重要性自不在话下。”另[/FONT][FONT=宋体]一个是河南郑州，“[/FONT][FONT=宋体]郑州为平汉铁路同陇海铁路的交叉点，当时抗战的主要战场在华北，而郑州扼黄河南岸，握北方的运输枢纽，其重要性也可想而知。”。[/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经请示老蒋同意，九江市警察局派了老资格的黄埔学长、曾代表戴笠接收南昌行营调查科的柯建安；郑州警察局局长派的就是杨蔚。不久后，杨蔚又被改为河南省会开封警察局局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杨蔚见到戴笠，没说几句，就谈到韩复榘，杨对韩的“[/FONT][FONT=宋体]不战而退”多有指责。不想戴笠听了立时“大怒”，严词指责杨蔚：“韩主席是委员长的重要干部，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他，以后这种话不准再提。”[/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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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几句话把杨蔚骂得莫名其妙，心想即便我不应该说，韩复榘[/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不战而退”总归是事实吧？我也没说错啊；况且我这也是向你反映情况，没必要发这么大火吧。[/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拘捕韩复榘，要分成三个部分：一是处置韩的卫队，这件事由戴笠本人亲自操办；二是解除韩复榘贴身警卫的武装；三是最关键、也最重要的，即对韩本人的羁押和看守。[/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从济南逃出以后，韩复榘率部屯兵于鲁西南巨野、曹县一带。接到开会的通知，韩复榘还特地派专人来找李宗仁，“问他应否亲自出席这一军事会议”，李宗仁自然说“应该去”。于是，韩复榘乘陇海铁路局为他准备的专车，从手枪旅挑了一个连，欣欣然地到开封“开会”去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FONT][FONT=宋体]月10日[/FONT][FONT=宋体]，车到开封，韩复榘改乘小车去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震公馆下榻，这是戴笠为他安排的“驻地”。韩复榘的“手枪连”则被拦在了火车上，戴笠派出的特务伪装成接待人员，对他们说：没想到韩主席带这么多人来，临时安排招待所有困难，请他们在火车上“凑合”一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收拾”韩复榘的贴身警卫这件事，戴笠交给老蒋的“[/FONT][FONT=宋体]侍从室”特务组租长[/FONT][FONT=宋体]黎铁汉去办。[/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据张毓中回忆：老蒋是1月10日从武汉动身的，当时他们乘平汉线专车到开封，并不下车，张毓中说，“领袖到开封，驻节在专车之上，我们当然随侍，并依照领袖的节目活动，展开安全措施。”[/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出发之前，张毓中就感觉气氛有异：“这次侍卫人员与往日差不多，不同的是特别增派了武装卫士一区队，负责专车和会场卫兵的任务（这任务一向是由宪兵担任），这情形可以说是非常少见的。此外，这次黎组长亲自率领戚南谱（皖北人，军校六期）、范树鹏（徐州人，军校三期）、郭文年（河南人，军校六期）和我四人同时到开封来，显示出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我们四人之中，除了我是浙江籍，其它三人都是半北方人，在开封展开工作，可得人、地和语言的便利，工作起来就方便多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按：黎铁汉以及他带的四个人，都是特务处的人，只不过是安排在老蒋身边工作而已，其中的戚南谱还是“洪公祠”特训班出来的、陈恭澍的同学。[/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果不其然，当天晚上，黎铁汉就来找张毓中，交给他一项“绝密任务”。张回忆说：“十日，时近午夜，我正准备就寝，黎组长忽然单独来访，我一看他表情严肃，神情紧张，就马上直觉到，必有重大事故发生。”[/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张回忆说，当时黎铁汉“关门关窗，神秘兮兮的，压低了嗓子”对我说：“刚才钱主任（钱大钧）、王侍卫长（王世和）一起来找我，要在明日下午军事会议后，秘密拘押山东省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转饬我特务组负责执行，因为这项任务非常重大，所以我奉命之后：心情沉重，马上就过来和你商量。”[/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黎铁汉说：“我有正确情报，知道韩复榘已乘火车专车抵达开封，仅带一连手枪连卫队随车护卫，驻扎在专车上待命，今夜他下榻河南省主席商震官邸，明天只带副官和司机来开会。我和王侍卫长商量过了，决定将监视他副官和司机的任务由你执行，伺机逮捕他们。”[/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黎铁汉特意提醒张毓中：“北方人多会武功，他的副官和司机说不定都是武林高手，所以明天我会去武装卫队中找几个精明干练、孔武有力的卫士作你的助手，至于如何联络，如何应变，等明天实地考察研究再定，现任务必封锁消息，不能走露半点风声。”[/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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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张毓中是1910年生人，当时才28岁，接受这样一项任务，可想而知是既兴奋、又紧张。后来他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时说：“黎组长离去后，夜已深，人欲眠，但想到明天的任务，心情紧张不已，所有的假设情况都一一浮上心头，使我了无睡意。”[/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1[/FONT][FONT=宋体]日一早，黎铁汉带着张毓中去会议现场“踩点儿”。[/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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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军事会议的现场，在开封中国中学，张玉中说：“中国中学位于中山门外，靠近城河边，占地广大，礼堂操场等设备齐全，学校四周有围墙，墙内环植高大常青树，绿意盎然，环境整洁优美，是一所难得一见的中等中学。学校大门是一双扇形的栏栅式铁门，闲杂人等很难混入。传达室在大门左边，大门右边为一字形的三间房间，为会客室与办公室。大门外有大型停车场，和一条直通开封的大马路。”[/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根据学校的环境和会议的议程，黎、张二人“反反复覆的研究了又研究，商量了又商量”，张说，“逮捕韩复榘的副官和司机，并非易事，只有凭机智、沉着行事。黎组长对我一向有信心，我也从来没有叫他失望过，不到上午七时，一切都已安排妥当，黎组长就欣然与我握别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8[/FONT][FONT=宋体]点钟之前，张以会务人员的身份站在签到处，静候韩复榘的到来。一会儿，张毓中的目标出现了：“韩复榘果然乘一辆黑色轿车准时到来，一如情报，他仅带了副官和司机两人，在签到处前面下车，一看到他的到来，我马上就紧张了起来。”[/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张毓中他们赶紧过去招呼韩的司机，把车子停在指定的位置。这时韩复榘手下的军长孙桐萱、曹福林等一大帮人也来了。张说，当时他们都凑过来，准备在签到簿签名。这时韩伸手一拦，说：“你们不必签了，快进会场去，统统由我代签就好了!”于是韩在签到簿上写了“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率军师长等十八人”几个字，“就昂首阔步的走进会场去了”，张毓中说：“他专横跋扈的表现，令人侧目。”[/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蒋召集的这次军事会议，共到师长以上军官80余人，另外还有列席的苏联、意大利、德国的军事顾问十多人。会议分为两天，第一天纯属是为抓韩复榘而提供一个的“平台”，按李宗仁的话说，是“会而不议”，所以，当天，韩复榘并不是会场上的焦点。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共，因第十八集团军序列属第一战区，因此，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率他的副手彭德怀和三个师长林彪、刘伯承、贺龙也出席了会议。[/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李宗仁说：第一天的会议，“首先由委员长训话，鼓励大家奋勇作战。随即面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和我分别报告战况。报告毕，委员长遂宣布散会。”[/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这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张毓中带着他的人，已经等了一天了。[/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二百三十八）

[FONT=宋体]这一天非常难熬，张毓中一直在严密监视韩复榘的副官和司机，他说：“除了小心翼翼，暗中监视之外，我又利用服务员身分，不时的带着工友前去分茶送烟，尤其午餐时间，我特别观察两人神色，似乎一无异常。他们大部分的时问，都在车上看书或打盹。”[/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下午3时许，黎铁汉派来的四名武装卫士来找张毓中报到，“他们个个体格健壮，精神饱满，服装整齐，彬彬有礼，各佩带德国制新式二十发连发木壳枪。”[/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张对他们进行了简单的动员，他说：“委座昨晚下令，今天散会后，扣押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我们五人负责逮捕韩复榘的副官和司机，成败与否，关系重大，上级要求，一定要行动秘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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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张说：“此事执行起来并不简单，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现在我把你们分成两组，第一组二人枪上膛，于四时正，接大门口的卫兵岗：第二组两人于四时半枪上膛，携在手中，隐藏于门边的传达室中，注意我的举动。当你们看到我步出大门，就是我设法诱骗韩复榘副官和司机进学校的第一步。他们可能会起疑心，拒不入内，但经我一整天的观察，我看他们丝毫无怀疑之心，只要藉口合理，相信他们会深信不疑。但是，如果他们要反抗逃脱的话，我们也别无选择，只有断然处置，绝不允许他们脱逃而走漏半点风声。”[/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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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一切布置妥当，张毓中静候散会，他后来回忆说：“一个人心中有事，时间就过得特别的慢，真是度时如年。好不容易，挨到了下午四时，一切早巳就绪，只有耐心的等待最后的演出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大概下午4点半的时候，会场的大门口，终于开始有人出来了，张毓中“顿时紧张起来，全神贯注，注视着四周，看到开会的政要和工作人员相继离去，最后只剩下韩复榘的一辆汽车，和我们伪装的两辆汽车，静悄悄的停在停车场上。这时，就是我动手的时候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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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张毓中暗示4个武装卫士做好准备，然后走向停车场，假装问：“请问那一辆是韩主席的车子?”[/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张毓中说，韩复渠的副官和司机，显然已在焦急的期盼，忙不迭地说：“我们是!我们是!”[/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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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张说：“我是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上将的张参谋，钱主任命我来找你们，因为委员长在会议后召见韩主席，有要事商谈，还要一起晚餐，看样子会耽搁一些时间，所以钱主任要我来找你们，请你们把车子开到学校里面去，再进去喝茶吃晚饭。”[/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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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俩人听说这是“钱上将的随从”，态度又非常客气，于是受宠若惊地说：“不敢当!谢谢!”看上去，显然毫无戒备之心。[/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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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张说：“你们不必下车了，还是跟着我，把车子慢慢开进学校好了，免得总司令出来跑一段路。”[/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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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此前，张毓中已令第一小组将铁栅门关好。只用右边的小门，同时命第二小组做好准备。[/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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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张毓中说：“停车的位置到大门，其实很近，至此，已密锣紧鼓，好戏的最高潮就要到了，我们机警沉着的一一按照计划进行。”[/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因铁栅门已被事先关闭，韩的副官和司机须下车步行，此时，张毓中用手抓了一下头，这是他们事先已规定好的暗号：“第一小组在会客室前看到我的抓头暗号，说时迟那时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出其不意的在他们背后，紧抱他们背腰，使他们动弹不得，同时第二组马上用木壳枪，对着他们的头部，同声高喊：‘不许动! ’使他们不能反抗，我也从白脸变成黑脸，拔出左轮枪助阵。”[/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这时，谁也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韩复榘的两个人，在突然的变故面前，毫不犹豫、“极有默契”地双膝跪地求情：“我们没有错，请饶命。”[/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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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张毓中说：“想不到他们非但没有反抗，竟连一点挣扎也没有．他们的驯服安静，大大出人意料之外。”[/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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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经搜查，只有副官带了一支手枪，司机连枪都没带，“武林高手”云云，那是更谈不上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张毓中请他们站起来，命卫士将他们押到会客室严加看管，并对他们说：“不用怕!你们没有错，只要老老实实，不要乱动，不会为难你们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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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办完了这件“大事”，张毓中松了一口气，冷静的观察了四周，末见任何异象，就命卫士将韩的车子推到校内找个地方停下，随即去报告黎铁汉。[/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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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黎铁汉正守在会场后边的休息室门外，休息室里，就是钱大钧和韩复榘了。据李宗仁回忆：“当与会众人纷纷离去之时，刘峙忽然起立大呼道：‘韩总司令请慢点走，委员长有话要同你讲！’韩复榘闻言留下。”[/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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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到了此时，韩仍然不虞有他，很坦然地去了休息室，由钱大钧陪着，等候“委员长有话要同他讲”。[/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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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反倒是“离会众人遂议论纷纷，齐说：‘韩复榘糟了，韩复榘糟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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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此时，韩复榘是真“糟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据张毓中回忆，黎铁汉听说韩的副官和司机已被解决，“他对我嘉勉了一番后，命我在礼堂右后方的楼梯口等他。找到楼梯口不到一刻钟，就看见黎组长带着武装卫士，前后各两人，押著名扬全国、使中央头痛的韩复榘，到大礼堂后面右边的一问空教室中软禁，时间是下午五时半。”[/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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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张毓中说：“韩复渠身材魁梧，威严中有书生气质，头戴上等皮货的‘四块帽兽’，披厚皮夹克，囚在空洞的教室中，不时低头来回徘徊，似沉思，又似懊恼，谅他心中有无限的辛酸，万般的无奈和愤慨吧!”[/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这时，戴笠来到了会场，他已经解决了韩复榘的“手枪连”。[/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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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当这边散会的同时，开封的火车站突然响起了警报。韩的专列被告知需躲避空袭，随即火车风驰电掣一般开出了火车站，进入了预先安排好的包围圈。此前，戴笠已经与汤恩伯商量好，安排部队在此等候多时了。这样，不费一枪一弹，韩复榘的“手枪连”就被缴了械！[/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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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戴笠听张毓中汇报了这边的情况，十分满意，“对我慰勉有加，称赞了一番”。这时，戴笠突然看见韩复榘的汽车还停在校园中，马上转喜为怒，大骂张毓中没有脑子：“韩复榘人不在，汽车在，不是很明显的告诉人家韩复榘出了问题吗?你想到了没有，这会影响大事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张玉中说：“我被骂得口服心眼，惭愧不已，马上将汽车推到隐蔽的地方，加以伪装。”[/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事后，黎铁汉对张毓中讲述了他们拘捕韩复榘时的情形。他说：“知道你成功的逮捕了韩复榘的副官和司机后。我马上率领武装卫士，到钱主任的休息室去，韩复榘正神色自若的和钱主任聊天，钱主任以委员长要召见他研商要事为由，邀他在休息室等候。韩复渠见我带卫士来，有一些惊讶，但他只看了钱主任一眼，并不疑有他。”[/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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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这时，钱大钧说：“韩总司令，很对不起，我这里有委员长手令，你过目后就明白了，请不要难过，跟这位黎组长去吧!” [/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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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黎铁汉说，老蒋的手令是这样写的：“查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着即扣押查办。”[/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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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当时韩复榘并没有什么惊恐的表情，只是叹了一口气，仿佛自言自语的说：“我的防线这么长，我的兵力又不多，叫我怎么能防守得住！”[/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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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这时，特务派来前来看管韩复榘的人也到了，他就是不久前在淞沪抗战中冒死抢运武器的王兆槐。[/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二百三十九）


[FONT=宋体]王兆槐，1906生，浙江遂安人。军校四期。[/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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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兆槐从杭州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分在四期入伍生队步一团步七连，同一连中，还有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另外还有胡涟。[/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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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兆槐是标准的军人出身，还在接受入伍生训练时就参加了东征，毕业后又参加了北伐，任北伐军总司令部联络参谋，上尉军衔。[/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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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当时的参谋处长是林蔚，其参谋处人才济济，有少将高参熊式辉、有汤恩伯，还有刚刚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不久的上校参谋盛世才。[/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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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作为联络参谋，王兆槐主要的任务是传送重要作战命令。有一天，他奉命送一份文件给刚刚从孙传芳部下反正过来的第37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陈调元。当时刚好杨杰和熊式辉赴前方，他们的车后面跟着一辆随从坐的卡车。王兆槐为争取时间，请求搭乘卡车，杨杰没说什么，熊式辉却拒绝了，他说：“你骑马去吧。”[/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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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兆槐只好骑马去送公文，马不停蹄地跑了整整一天，才找到陈调元的总部，马也跑死了。王兆槐非常生气，我是参谋处的参谋，送参谋处的公文，怎么就不能搭一下参谋处的车呢？[/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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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当时戴笠也是上尉联络参谋，戴笠比王兆槐混得更惨，他的主要任务是在陇海路、津浦路上搜集情报，为老蒋服务。搞情报是要花钱的，戴笠并没有特别费，只靠上尉薪饷根本不够。只好靠母亲蓝月喜从家里给他寄钱。[/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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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这段时间是戴笠最为艰苦的时期，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当时跟着他的就是勤务兵贾金南，每天背着一张行军床，晚上打开行军床让戴笠睡，贾就睡在地上。王兆槐看了十分同情，给戴笠介绍了一家印刷厂，才算解决了住的问题。[/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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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正因为彼此是“患难之交”，特务处成立以后，戴笠自然把王兆槐拉了进来。[/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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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兆槐是杜月笙的徒弟，恒社成员，因此进入特务处以后，一直在上海工作。1935年，继吴乃宪、翁光辉之后，王兆槐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大队长。[/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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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是特务处最早掌握的公开机构，也是对戴笠助力最大的一个单位，因此，不仅历任大队长，戴笠都派了军校“学长”去担任，还想尽办法往里头“塞”特务处的人，沈醉、程慕颐，还有后来落水当了汉奸的林之江都是最早派进去的，据沈醉回忆，最多的时候，特务处派进去十几个人。同时，对侦察大队中合乎自己要求的，戴笠一个个全拉进特务处，时间不长，几乎把侦察大队搞成特务处的分支机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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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之所以戴笠能如此肆无忌惮地在侦察大队安插自己的人，有一个重要原因，淞沪警备司令是杨虎。[/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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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杨虎，1889年生，安徽宁国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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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杨虎这个人们说起来耳熟能详，但许多经历，其实并不为人熟知。[/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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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杨虎本姓胡，出身很苦，无奈家中将他送给同村杨姓人家，起名为杨德顺，以给人放牛为生。杨德顺发迹以后，为纪念本家和养父杨家，遂改名杨虎。[/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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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经种种难得的际遇，杨虎去了南方，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因其作战勇敢，又写得一手好字，于1913年成为孙的秘书兼卫士，并于同年与孙的另一位爱将蒋介石拜了把兄弟。1921年，孙中山于广州就任大总统，杨虎任大总统参军兼总统府卫队长。1922年6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当时在孙身边的就是杨虎，正是杨虎保护着孙中山逃上了“永丰舰”。[/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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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换句话说，没有杨虎，后边的历史不知道怎么写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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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26[/FONT][FONT=宋体]年，北伐军兴，杨虎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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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27[/FONT][FONT=宋体]年3月，白崇禧率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攻克上海，成立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就是杨虎。不久，杨虎即与陈群以及上海帮会人员制造了“四一二”政变。事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滩“三大亨”都被蒋介石授予少将军衔。[/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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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此后，上海警备司令部改为淞沪警备司令部，杨仍为司令，同时，杨还兼任上海市政府保安处处长，加上他与杜月笙等帮会势力的关系。毫不夸张地说，从1927年到1937年，杨虎就是上海的土皇上。[/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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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杜月笙的总管万墨林回忆，早在1927年，戴笠就已经与杨虎和杜月笙拜了把子，当年的杜月笙与杨虎都是上海威风凛凛的人物，而戴笠还籍籍无名，可见戴笠与人交往确实有一套，而杜、杨二人“识人于未遇之时”，眼光也自了得。[/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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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没有杨虎的默许，戴笠不可能放手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安排特务，跟在自己家里似地。[/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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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另外，杨虎的姨太太陈华也是一位奇女子，对戴笠的工作有莫大的帮助。[/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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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7[/FONT][FONT=宋体]年，淞沪抗战爆发，戴笠第一时间赶到上海，会同杜月笙、杨虎等组织[/FONT][FONT=宋体]苏浙行动委员会。以杜月笙为主任委员，戴笠为书记长，负实际责任。书记长下设机要、总务、侦谍、军事、技术、调查、交通通信、宣传等八个组，王兆槐就是其中的总务组长，负责武器、粮秣的供应。[/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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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8[/FONT][FONT=宋体]月16日[/FONT][FONT=宋体]，戴笠给王兆槐写了一封信：“此次中日战争，固为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交，但亦为我领袖领导下革命团体生死成败之所系也。吾人在此时期，应如何不避艰险，努力工作，以报领袖与党国，亦即所以自求生存之道也。万望兄以身作则，立即激励所属同志，不畏难，不怕死，不分昼夜，努力工作。情报务期确实而迅速。[/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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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以后，接着就开始组织武装部队——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不成问题，广大市民的抗日热情非常高涨。但武器可是实打实的，谁也变不出来。[/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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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最后，杜月笙个人出资，购买了5000支[/FONT][FONT=宋体]“快慢机”，戴笠又从87师搞来了一批“二手枪”，即便这样，也没有做到人手一枪。[/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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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就在8月16日，戴笠给王兆槐写信的当天下午，戴又找到王，交给他一项艰难的任务——[/FONT][FONT=宋体]日本三菱和三井洋行仓库内存放着一批武器弹药，令王不惜一切抢运到南市。[/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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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南市和[/FONT][FONT=宋体]仓库之间隔着黄浦江，入夜，江里的日本军舰上的探照灯不停地来回照射，一旦被发现，全都得葬身鱼腹。[/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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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兆槐没有二话，当夜，他从招商局借了三艘驳船，从侦察大队挑选了陈步云、陈邦国、刘耀、钟铸人等40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在探照灯的空隙之间，于当晚九点多钟抵达仓库码头。[/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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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仓库用铁锁锁着，锁环比大拇指还粗。王兆槐事先早有准备，他们用湿毛巾裹住锁环，用钢锯锯断锁环，等探照灯照来，大家马上匍匐在地上不动，这样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把大门打开。仓库里，“崭新的马牌曲尺左轮手枪、轻机枪、三八式步枪、各种子弹、航空器材”堆积如山。从九点多钟，王兆槐他们一直搬到到第二天清晨四点钟，装满三条驳船，安全运回南市。[/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二百四十）


[FONT=宋体]率领八百孤军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与王兆槐是同期同学，而且还是拜把子兄弟，上海市民感于谢的英勇，募集了很多劳军的物资，苦于送不过去，不知是谁听说谢与王兆槐是铁哥们，于是大家把东西全送到王的家里。[/FONT]

[FONT=宋体]王兆槐的夫人王持平并不是特务处的人，但她非常能干，于是代替王兆槐，想办法把物资全部送往四行仓库。到淞沪抗战的最后时刻，四行仓库与外界的联系几乎全部中断，只剩下与王兆槐家的一条电话线，于是王持平又成了接线员，把四行仓库的情况传达给戴笠，戴笠转告有关方面后，再通过王持平转告谢晋元。直到淞沪抗战失败，王持平才奉命撤离。[/FONT]

[FONT=宋体]此时，王兆槐还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戴笠给他5000快钱，要他把上海的事情处理完毕之后，率所有重要干部离开上海，通过香港转往武汉报到。[/FONT]

[FONT=宋体]要走了，问题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里还关着四十几个准备处决的死刑犯，如何处理可犯了难。王兆槐觉得，都是中国人，如果在日本鬼子到达之前将他们处死，于心不忍。于是打开牢门，对他们说：“你们都是死刑，敌人马上就到，我自作主张，把你们放了，希望你们从今以后，重新做人，不要再犯法，赶快去吧！”[/FONT]

[FONT=宋体]犯人们感激涕零，跪了一地，给王兆槐磕头，感谢他救命之恩。[/FONT]

[FONT=宋体]王兆槐从上海出来以后，被任命为特务处本部特务大队大队长——王兆槐相当于接替了刘乙光的工作，特务大队就是从原刘乙光的特务队升格而来的，后来特务处改为军统局，特务大队又升格为特务团。王兆槐为团长。[/FONT]

[FONT=宋体]此次，王兆槐专门挑了12名特务，随戴笠到开封执行羁押、看守韩复榘的任务。[/FONT]

[FONT=宋体]据张毓中回忆：“（1月11日）戴副局长走后不久，军统局王兆槐，奉戴副局长之命，率王鲁翘等干员来学校，拜会钱主任、王侍卫长和黎组长，洽谈押送韩复榘的事。等他们一接手，我们就卸下了这历史性的重任!”[/FONT]

[FONT=宋体]从中国中学出来，王兆槐一行带着韩复榘直奔开封火车站，一列升火待发的专车早已等候多时，由汤恩伯派一个连押车。等韩复榘上车即刻出发，直奔武汉，在王兆槐早已安排好的一幢二层小楼上将韩复榘安顿下来。[/FONT]

[FONT=宋体]就在韩复榘被送走的同时，蒋介石派陈调元与韩手下的两个军长孙桐萱、曹福林谈话，“晓以大义”，并令他们尽快赶回部队，不得使军心动摇。当夜，孙桐萱、曹福林即返回驻地。1月14日，孙、曹发出通电，誓死抗战到底。[/FONT]

[FONT=宋体]韩复榘伏法之后，孙桐萱被任命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沈鸿烈则接任了山东省政府主席的职务。[/FONT]

[FONT=宋体]1[/FONT][FONT=宋体]月12日[/FONT][FONT=宋体]，军事会议继续召开。中午，老蒋与所有出席人员会餐，出任意料的是，当天安排的是西餐。据张毓中回忆，在午餐接近尾声时，老蒋站起来，“面带笑容”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所吃的西餐。是国际生活的一种方式，但完全了解西餐礼仪的人还不多，现在国际西餐宴会已很普遍，今天就有德义俄各国顾问在座。现在我请餐厅服务人员，跟大家讲解西餐常识，并作示范表演，希望大家留心的听，仔细的看。”[/FONT]

[FONT=宋体]教大家吃完了西餐，蒋介石说：“现在我向大家报告一个重要消息，那就是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违抗命令，擅自撤退，已于昨晚被扣押，解送武昌查办了。”[/FONT]

[FONT=宋体]张毓中回忆，“这时领袖神情严肃，语气郑重，和刚才谈吃西餐常识时的轻松自如，完全不同。”[/FONT]

[FONT=宋体]说着，蒋介石激动起来，他接着说：“韩复榘罪应该杀，第一，他违抗命令，擅自撤退，可杀!第二，他强缴民间枪枝，可杀！第三，贩卖鸦片，可杀！第四，擅侵邻省（河南），可杀!第五，私运财物二十多辆南下，可杀!”[/FONT]

[FONT=宋体]张毓中回忆说，当时老蒋一口气连说十个“可杀” 其中有些因年代久远记不清了，“句句锋利，怒气腾腾，是领袖演讲中从未听过的。”[/FONT]

[FONT=宋体]张还说：“当领袖提到韩复榘被押时，全场一片惊讶，振奋与戚叹之声四起，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及领袖厉声连说韩复榘十大罪状，和十个可杀时，大家凝神静听，全场一片肃静。突然在会场右后方有一群人（约二十人），一致起立，高举右手，齐声欢呼‘委员长万岁！’一面劈里啪啦的鼓起掌来，立刻全场跟着起立，热烈的高呼‘委员长万岁！’声音之响，震动瓦宇。”[/FONT]

[FONT=宋体]会议的最后，老蒋以军委会名义，发布了[/FONT][FONT=宋体]《作战奖励办法》十条及《作战惩罚办法》十条，至此会议结束。[/FONT]

[FONT=宋体]据李宗仁回忆，大会结束以后，老蒋又召集了一个小会，参加的人除了李宗仁、程潜以外，还有白崇禧。李回忆说，大家刚坐下，蒋就[/FONT][FONT=宋体]声色俱厉地说：“韩复榘这次不听命令，擅自行动，我要严办他！”当时程潜说：“韩复榘应该严办！这种将领不办，我们的仗还能打下去吗？”李宗仁和白崇禧则“在一旁默坐，未发一言”。[/FONT]

[FONT=宋体]再说韩复榘，被押到武汉以后，好吃好喝好招待，就是不能出门，在此期间，陪伴他的一直是王兆槐。[/FONT]

[FONT=宋体]1[/FONT][FONT=宋体]月19日[/FONT][FONT=宋体]，军法执行总监部组成军事法庭，以[/FONT][FONT=宋体]何应钦为审判长，由秦德纯、徐源泉等陪审。前后共开庭三次，均由王兆槐陪同出庭。期间，韩曾要求与何应钦单独谈话一次，何接见时，嘱[/FONT][FONT=宋体]韩复榘[/FONT][FONT=宋体]安心等侯法庭判决。[/FONT]

[FONT=宋体]1[/FONT][FONT=宋体]月[/FONT][FONT=宋体]24[/FONT][FONT=宋体]日[/FONT][FONT=宋体]早晨，像往常一样，王兆槐请韩复榘下楼吃饭，当韩走到楼梯上时，执刑官从背后连发两枪，韩当场毙命，终年48岁。[/FONT]

[FONT=宋体]1[/FONT][FONT=宋体]月25日[/FONT][FONT=宋体]，国民政府公布了对韩复榘的判决书：“被告韩复榘，不尽其守土之责及抵抗能事，对于本会委员长先后电饬出师应援德州及进击沧州，牵制敌军之命令，均不遵奉；复因敌军渡河，擅先放弃济南，撤退泰安，委员长继令该被告坚守鲁南防地，又不奉命令，节节后退，迄鲁西济宁，后敌军跟踪侵入，陷军事上重大损失。......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FONT]

[FONT=宋体]韩复榘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被枪决，成为整个抗战期间被法办的最高级将领，与以同样衔级在抗战前线捐躯的张自忠对照，同为西北军出身的这两位高级军官，恰成两个极端。[/FONT]

[FONT=宋体]白崇禧后来说：“韩既正法，纲纪树立，各战区官兵为之振奋，全国舆论一致支持，韩之原部第三集团军在孙桐萱指挥下亦奋勇与敌作战。在此以前，黄河以北作战部队轻于进退，军委会之命令各部队阳奉阴违，经此整肃，无不遵守。惩办韩复榘是抗战期间整顿纪纲之一大事，幸赖委员长乾纲独断，杀一儆百，藉此树纲纪，因而士气振作，良心奋发，且树抗战胜利之先声，维护军中之命脉。”[/FONT]

[FONT=宋体]韩复榘死后，初葬于鸡公山。解放以后，由其子女移葬北京万安公墓。[/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二百四十一）

[FONT=宋体]军统时代[/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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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8[/FONT][FONT=宋体]年3月29日[/FONT][FONT=宋体]，也就是陈恭澍等在北平刺杀王克敏的次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自国共合作改造国民党，并于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迄国民党退出大陆，只召开过这一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因此许多文献将这次大会简称为“临全大会”。[/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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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当时已是战时，为了保密，做了许多工作。首先是于3月29日白天，在重庆象征性地搞了个开幕式，由丁惟汾代蒋介石宣读了开幕词，然后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登出消息，说代表没有到齐，正式开会还要等一等，云云。实际上，头天晚上，临全大会已经在武昌召开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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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按：在重庆举行临全大会的开幕式，除了保密的需要以外，尚有另一重含义。因国民党党章有规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地点，必须与国民政府所在地，是同一个地方，否则为非法。[/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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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此前，1937年11月，由于淞沪抗战失利，上海沦陷，南京危殆，国防会议于11月16日决议迁都重庆，由于当时特殊的形势，“迁都”的效率很高，当天晚上，国府主席林森即登上了前往重庆的“[/FONT][FONT=宋体]永绥”[/FONT][FONT=宋体]舰，次日凌晨离开南京并于11月26日抵达重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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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行前，林森极为伤感，他对送行的人说：“今晚老夫就要离京，我这就向各位告辞了。”接着又说：“我老了，今生再回南京，不作此想了……但你们一定会抗战到底，坚持到最后胜利的。”说着，泫然涕下。[/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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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这时，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张群说：“林主席不要难过，又不是上别的地方，是上重庆啊．重庆就是重复庆祝嘛，预示着我们的胜利。”[/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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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林森一语成谶，1943年8月1日，林森因突发脑溢血在重庆逝世，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享年76岁。[/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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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1[/FONT][FONT=宋体]月20日[/FONT][FONT=宋体]，国民政府发表“[/FONT][FONT=宋体]移驻重庆”[/FONT][FONT=宋体]宣言，称[/FONT][FONT=宋体]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自此，重庆名副其实地成为“战时首都”。[/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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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实际上，当时多数党政军机关没有直接迁到重庆，而是因战事的需要，暂时移驻武汉。因此，此后的十个月，军政重心一直在武汉，直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弃守。[/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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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由于国府与“中枢”主要机构事实上的分离，为了确保临全大会大会在法理上站住脚步，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决定采取一个变通的办法，在重庆举行开幕式，而将大会本身放在武汉，具体的地点就是珞珈山武汉大学图书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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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保密的第二个措施，是大会全部在晚间举行，一般都是下午五、六点钟入场，到夜间一、两点钟结束。这样，从29日到4月1日大会结束，4天的会议，尚称顺利。[/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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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临全大会在国民党史上、在抗战史上，都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决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其中有些对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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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首先，确立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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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孙中山时代，国民党实行党魁制，一切事情均决于孙中山。孙逝世以后，国民党改为常委制，仅党章中保留了“总理”一节，作为对孙中山的永久纪念。[/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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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所谓常委制，即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国民党中央的最高权力机关，而由中常会实际行使这一权力。但在事实上，由于中常会只管党务而以中政会主管政治，久而久之，中常会反而成为摆设，党内的威权逐步集中到蒋介石个人身上。但不管怎么说，此前，最起码在表面上，蒋主要以军事和政府工作为主，而没有确立在党内的地位。[/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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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在临全大会《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说：“乃自总理逝世以后，集团的重心始终未能有法定的建立，在事实上全国虽早有一致公认之领袖，而领导抗战建国之本党，至今蹈故袭常，未有名实相符之规定，以致所谓干部亦感散漫。中央既洞鉴乎此，授权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统一指挥，以利抗战之进行。则本党尤应针对缺点，明确规定领袖制度，俾此革命集团有稳固之重心，更从而建立中央干部，商讨一切党政大计，以为领袖之辅弼。”[/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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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根据上述决议的精神，临全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同时选举汪精卫为副总裁。在临全大会《宣言》中说：“自抗战开始以来，中央执行委员会已以一致之决议，授权蒋中正同志，统一党政军之指挥，负抗战建国之大任，举国一致，受其领导，以向于必胜必成之光明大道而迈步前进。”[/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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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至此，国民党基本恢复了孙中山时期的党魁制，从此，蒋介石不论从法理上、还是在事实上，均集党、政、军权于一身。[/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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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其二，取消国民党的“预备党员制”，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集中全国优秀青年于同一组织，以求国民革命新力量的集中。”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蒋自任总团长。[/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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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临全大会发表了《抗战建国纲领》，最关键的表述如下：“[/FONT][FONT=宋体]全国抗战力量，应在国民党及总裁蒋介石领导下，集中全力，奋力迈进。外交上，本独立自主的精神，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的永久和平；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的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行动。军事上，加紧军队的政治训练，使官兵一致为国效命；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政治上，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意志以利国策决定与推行。”[/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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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其中，“全国抗战力量，应在国民党及总裁蒋介石领导下，集中全力，奋力迈进”，以及“政治上，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意志以利国策决定与推行。”等等，对中国共产党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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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此后不久，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成立，以汪精卫为议长，毛泽东、陈绍禹等7人代表中共成为参政员。[/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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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在临全大会上，还做出了一项决定，与前几件事相比，这个决定所涉及的事情很小，但它很重要，尤其对戴笠而言，尤其重要。尽管涉及到特务处的，仅仅是这个决定的一半，但已经足够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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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5[/FONT][FONT=宋体]年5月，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下成立调查统计局，局长陈立夫。下设三个处，一处为党务处，由原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升格组成，处长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三处则是丁默邨的邮检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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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在临全大会上，老蒋决定，以戴笠的特务处[/FONT][FONT=宋体]承继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牌子，简称“军统”；原党务处则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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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老蒋同时规定，军统局的局长，例由军委会委员长侍一处主任担任，此时是贺耀祖，戴笠为副局长，负实际的责任。[/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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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军统局是一个中将级的架子，贺耀祖授中将，那么戴笠就只能屈就少将了。至此，当了多年“黑官”的戴笠，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名义，同时也弄上了少将军衔，总算可以在领章上镶一颗金星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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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而他的副手郑介民，早在1935年任国民党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处长的时候，就已经是少将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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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按：上面讲的都是实际任职的时间，如果说按国民政府公报所发表的时间算，那他们的授衔还都要晚的得多，如郑介民的陆军少将，是在[/FONT][FONT=宋体]1943[/FONT][FONT=宋体]年2月10日[/FONT][FONT=宋体]公布的，同一批的还有张炎元、还有参与发起复兴社的滕杰。[/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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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戴笠就更晚了，他的少将是在1945年3月8日、即抗战胜利前夕才公布的。同一批的，还有被他策反的冀东保安队的张庆余。而实际上，戴笠早在1943年就以军统局代局长的身份，挂中将军衔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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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如果以[/FONT][FONT=宋体]国民政府公报为标准，那么[/FONT][FONT=宋体]军统当中最早授将官军衔的，是曾经策反广东陆军的张君嵩，1942年1月31日授陆军少将，同一批的是冯玉祥的连襟“佩剑将军”张克侠。[/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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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对此，原军统局湖北站站长唐新评价说：“戴氏宁愿作一副贰，可以说是谦逊，亦可说是他高明处。他要蒋公知道他比别人恬澹，不计较名位。他不致太过突出，使入侧目。实际上，军统局自内至外，人人心目中，只知有一戴先生，局长为谁，是无关紧要的。他多年以来，一直是凭他个人威信，领导工作，不须藉官位以自重。在他升任代理局长以后，他的部属，亦从无人称呼他为局长。[/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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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军统时代就此开始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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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二百四十二）

[FONT=宋体]戴笠做副局长，其实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有利于摆布郑介民。[/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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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原本，在特务处时期，郑介民以副处长的身份，那是铁定的二把手。现在军统局成立了，戴笠都只当了个副局长，郑介民自然不可能再像原来那样，接着做副职。于是戴笠“顺理成章”地给郑安排了一个主任秘书的位置——等于是特务处升格了，郑介民反而从“副首长”降为“幕僚长”。[/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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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不仅如此，郑介民以外，还多了个唐纵。[/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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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唐纵，字乃健，1905年生，湖南酃县人，军校六期毕业。[/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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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22[/FONT][FONT=宋体]年，唐纵入湖南群治法政学校，1928年入黄埔。毕业以后，唐当了几天排长，就到南京，与六期的几个同学郑锡麟、陈奠南、左曙萍等创办了一份《文化日报》。结果没过多长时间，不知道登载了什么消息，老蒋批了个“文化日报记载不确，造谣惑众，即行停刊”，没办法，只好改名为《建业日报》，还请陈立夫写了报头，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复兴社成立以后，将该报“收编”，并改名为《中国日报》，作为复兴社的机关报。[/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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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1[/FONT][FONT=宋体]年底，唐纵被戴笠拉进“密查组”，就此参加了戴笠的“团体”。唐在1931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晚上到戴笠家里，谈及对时局转变的问题，大家都是疾首蹙额。戴仍然在做秘密工作，而且要扩大的努力，他要我也参加。在蒋总司令下野的时候，已得了总司令的允许，成立一组，十个人，分布各地。联络与考核各同学的行动与态度。他本要我担任书记，适其时，我在汉口，现在要我到江西去。我是立刻答应了。答应的原因，一是解决生活，二是有机会同校长接近。他要我辞了报社的事，我也愿意辞了这事。”[/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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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以上唐纵的日记，成为迄今为止所谓“十人团”的形成最直接的资料。因此，唐纵也是特务处的元老，同时，由于特务处的湖南人很多，唐纵后来逐渐成为所谓“湖南派”的领袖人物。[/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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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2[/FONT][FONT=宋体]年3月底，唐纵奉戴笠之命回到南京，任特务处书记，后来又负责情报工作。[/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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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唐纵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人，做工作也很认真，但偏偏是这样一个人，给特务处捅了个“大娄子”。[/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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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3[/FONT][FONT=宋体]年下半年，时任南京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的赵世瑞得到情报，说有几个反蒋分子在某地秘密集会，当时戴笠、郑介民都不在，由唐纵代理特务处的工作。于是赵去请示唐。据沈醉回忆：“唐便按照过去戴笠的做法，让用秘密逮捕办法来处理。当时在当赵世瑞派特务把这几个人密捕起来后，才发觉都是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的人。汪精卫知道了，便找蒋介石要人。据说汪以辞去行政院长来要挟，蒋马上叫把被捕的这几人释放，而将主持这案的唐、赵两人扣押起来。”[/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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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因此，在一年的“工作实录”中，唐纵说：“在此一年中，全部工作与心力，都在尽忠职务上下功夫，故能取得主官之信任，但其结果不佳，亦一憾事也。”[/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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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6[/FONT][FONT=宋体]年，唐纵任国民政府驻德国大使馆副武官，1938年底回国。[/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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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与郑介民一样，唐纵也不太安于特务处的工作，因此他回国之初，本来想借机离开戴笠手下的，结果戴笠又让他主持特务处的内勤工作，前面所说的临全大会，就由唐纵为警务处特务科科长，负责大会保卫。[/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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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对此唐很不满意，但又没有办法，只好暗自埋怨：“戴把我看成对外不行、对内必须，他把我看成是生成的秘书人材，永远替他做内勤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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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正在此时，一个意外的机会来到唐纵面前，老蒋的侍从室第二组改组，主管军事情报，戴笠向老蒋推荐了唐纵，唐纵非常高兴，他说：“侍从室工作，是一件多荣誉的事，我当努力尽忠职守，报答委员长。”同时，唐纵也知道戴笠推荐他到老蒋身边的目的：“雨农近来感到侍从室对他的影响太大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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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唐纵确是“生成的秘书人材”，在侍从室干的顺风顺水。不到半年，1939年5月，侍从室成立第六组，综合编审所有情报，唐纵被任命为第六组组长，晋升少将军衔。[/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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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唐以为从此终于可以摆脱戴笠了，再也不干令人厌烦的特务工作了。不料，人算不如天算，1943年，老蒋一纸命令，让唐纵兼任军统局帮办。[/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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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总办、会办、帮办、坐办，都是前清的称呼，一般都是在临时设置的机构中出现，多少有点类似现在的“××领导小组”、“××办公室”，集中很多个相关而又不相统属的部门，“齐抓共管”某一项重要工作。请一位品级极高的官员挂名，但不一定需要视事，仅取其影响力而已，那么，这个人物，就叫总办；代替总办负责此事的，就叫会办；再次之的为帮办；具体做日常工作的，就是坐办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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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具体到军统，显然不是一个临时机构，而且戴笠的脾气唐纵很清楚，这个人从来都是独断专行，一竿子插到底，顶烦的就是别人插手军统的事情，几任挂名的军统局长，都不管戴笠的事，唐纵的这个“办”如何“帮”法，真的是很难。[/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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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思来想去，唐纵只好采取“办”而不“帮”的方式来处理此事，即还像从前一样，把自己看成戴笠的下属。凡戴开口的事，只要不是太离谱，我能办的尽量帮忙。比如唐纵负责情报工作，只要是军统的报告，唐尽可能优先处理，这样，不论什么重要的事情，老蒋最先看到的报告，总是军统报上来的，等于是不动声色地帮了戴笠的忙，几年下来，戴笠十分满意。[/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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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回忆：“戴特别叮嘱过我，说唐的生活‘清苦’，侍从室的待遇并不高，今后对军统的工作关系非常重大，叫我每月至少去看一两次，不要等唐开口，应主动地去照顾他的生活。唐当时住在上清寺蒋介石办公地方的附近，有几间小平房，院内有一个小门可以通向侍从室办公处。我每月都去他家，除了送日用品外，经常问他老婆家中缺少什么，随时派人送给她。唐自己从来不开口要东西。戴笠每逢过年过节，照例送唐一笔现款，也是交给他老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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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同时，唐纵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因此尽可能地做到“一碗水端平”，凡外界对军统的攻击，以及不利于戴笠的评价，唐纵同样原封不动地给老蒋送去看。戴笠做得太出格的事情，他也同样会拒绝，以免遭“物议”，对此，戴笠倒是也能理解。[/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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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沈醉回忆，某次，军统和其他单位起了冲突，彼此都想“恶人先告状”，生怕自己的报告送晚了，老蒋怪罪。由于沈醉经常给唐送礼，戴认为他在唐纵那儿有“面儿”，于是叫沈去找唐，让唐把军统的报告先送给蒋看。[/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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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唐听了之后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的袒护一方?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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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沈醉一听他这样的口气，心里很不高兴，没说什么，起身就走。这时唐纵可能也觉得有点后悔，活说得太硬了，于是又说：“你回去告诉戴先生，只说我一定会尽力照他的意思去想办法。别的话你不要多说。”[/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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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沈醉说：“我回去还是原原本本把他先后所讲的话告诉了戴笠。戴听了之后，没有什么表情，只说：‘唐先生有他的困难，不能勉强他。’”[/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