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 看《潜伏》话“军统”<z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二百五十八）

[FONT=宋体]抗团在初期的活动，首先是宣传发动工作。如前面所说的，编纂自己的小报和刊物，传播正义，号召抗日。[/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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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张杰回忆：“每当‘九一八’、‘七七’等纪念日时，抗团便散发传单，宣传抗日，启发人民行动起来与敌人进行斗争。当我军在台儿庄战场取得重大胜利时，抗团全体出动在闹市区散发捷报。也有的利用清晨或夜间，把宣传品投往住户的邮箱内。一九三八年夏出版《跋涉》刊物，揭露日本侵略军暴行，报导抗战的消息，进行抗日宣传。”[/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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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陈恭澍则评价为：“笔者所见到的是：那些比较文静一点的，自掏腰包，买纸张，借油印，贴抗日标语，散反日传单，一时之间，把一个包括日本租界在内的天津市区，搞得热闹非凡，连巡捕都抓不胜抓，充份的表现出民族反侵略的热情。”[/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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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按：前面说过，抗团成立之初，是没有任何经费来源的。抗团成员都是学生，又没有收入，那就只能从家拿。但点心钱、书本费终归有限，因此，在抗团成立的初期，经费可以说都来自社会的“捐助”。[/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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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抗战爆发以后，许多有志于为抗战出一份力的人士，包括一些抗团成员的家属、长辈，虽因种种原因，不能自己站出来，却愿意以种种其他方式，为抗战尽一份力。祝宗梁回忆说：“那时有位资本家与李如鹏搭上关系。李如鹏一直保密他的姓名。他愿出钱为有困难想去内地的青年提供帮助。李如鹏借此关系曾送走一二十人。他们大多不是抗团人员。”[/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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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张杰也说：“进行杀奸活动所需用的经费，多来自知名人士的协助，也包括团员家庭的支持。如天津永安堂的陈经理，他是胡文虎的外甥，他的家(今河北路顺和里)成为各队负责人的联络地点，而且还提供过他的私人汽车为抗团使用。再如静海中学教师李明(李桂芬)，她的家(今滨江道恒和西里)也是抗团活动联络点，团员宣誓就在她家。此外，有些团员的家庭，为抗团长期存放枪支、宣传品等物。敌伪对抗团发动几次大搜捕时，这些掩护抗团的人都守口如瓶，不曾暴露。抗团的交通员多是女性，先后有张同贞、夏致德、冯健美、陈阁如、张耀清、张杰等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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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如前所述，工作一段时间后，大家在工作方法方面产生了分歧。有人主张以宣传为主，另有些人主张行动。其中沈栋是“行动派”，他说：“我主张行动，但不是不要宣传。行动工作不但给敌人一定的打击，事发后，必定在报纸上刊登。他们就为我们进行了宣传工作。老百姓看到就相信我们还有力量，更振奋人心，比我们印多少传单更起作用。”[/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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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应该说，当时的这些青年学生，如果要从事大量的行动破坏工作，确有难度，因为毕竟抗团成员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大孩子，刚刚走出校门，甚至还有小学生，又没有经过训练，大家的顾虑是有道理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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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这个分歧，在曾澈加入抗团以后得到了解决。祝宗梁说：“他（指曾澈）工作有经验，又有很多社会关系，后来他与沈栋逐渐成为抗团的主导力量。”[/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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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不过，对敌斗争毕竟是残酷的，在抗团组织起来的初期，这些刚刚走出校门（有的还没有真正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接连受到了三次挫折。[/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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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首先是前面提到的，1937年12月，抗团在研制燃烧弹当中发生意外，造成一死一伤。[/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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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自行研制燃烧弹是沈栋倡议的，有一次他化装成工人到一个工厂里转了一圈，随即想到要破坏工厂就必须有炸弹，燃烧弹。于是沈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李宝仁，李宝仁又找到刘福庚，俩人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据祝宗梁说，“他们制造的燃烧弹有两种。一种是用硫酸经过沙滤延时起燃的燃烧弹。还有一种是用时间控制起燃的燃烧弹。燃烧弹也有大小，大的燃烧弹燃烧时可达千度以上。” 结果就在制造“大的燃烧弹”的时候出了事。[/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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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祝宗梁是技术专家，他分析了出事的原因：“提到前面的两个人，死了的是叫刘福庚，伤者是李宝仁。他们研制了炸弹和燃烧弹，和用时间控制的起爆器。起爆器是用个怀表，并在表面打个洞，洞上装个螺丝当电的一极，表本身又是一极，用表针走动来控制时间，当通电后，使电池烧红一段电阻丝来起爆。炸弹的药用雄黄和氯酸钾的混和粉。这就是小孩玩的炸炮，在这种粉里加上玻璃粉，摔在地上经玻璃磨擦发热就爆炸。这是一种很不安全的炸药。燃烧弹的原理是用在野外焊接铁轨的方法一样。燃烧时的高温可把铁熔化。刘福庚被烧死，一定是在燃烧弹上安装时间控制时，不当心造成电线短路起火而烧死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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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刘福庚是抗团中为国捐躯的第一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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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第二次是抗团“机关”暴露。抗团成立以后，以英租界松寿里为机关，印制报刊，加入抗团时的宣誓仪式，也在这里进行，负责日常工作的是胡希文。[/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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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祝宗梁后来回忆说：“（当时）大家对保密工作认识不清。大家都是学生，学生的交通工具都是脚踏车。每次宣誓时在这小院里脚踏车放不下，就放在门外。一般家庭哪里有这种情况，经常门前那么多脚踏车，又那么多青年人聚在一起。不多久就出事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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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8[/FONT][FONT=宋体]年春，松寿里机关被英租界工部局查抄，胡希文被逮捕。可巧，当天曾澈要到松寿里办事，刚进胡同就感觉气氛有异，扭脸撒腿就跑，结果踩到一个坑里摔了个跟头，当场被捕。[/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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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按：日后陈恭澍也是在逃跑的时候摔了个跟头被捕的，看来天津站出来的人都不善奔跑，恐怕是日常训练不够。[/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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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沈栋得知此事，由于当年通讯不够发达，短时间内难于联系上所有的人，于是就派人远远地守在胡同口上，见到自己的“同志”赶快暗示其离开。[/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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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祝宗梁说：“[/FONT][FONT=宋体]担任警戒的事不是难事，但责任重大，因为这影响其他同志的安全。”当时，沈栋安排祝宗梁担任岗哨是下午五时至七时，安排曹福生是从七时至九时。结果曹福生到点没来，祝宗梁只好接着站岗。[/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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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晚上九点来钟，沈栋来查哨，发现依然是祝宗梁在那儿。祝说：“他（指沈栋）以为曹福生出事了，就去曹家了解情况。曹家人说他可能去看戏去了。沈回来撤掉警戒，并约祝一起去戏院看个究竟。果然在晚十一时散戏时见到曹福生。沈栋很生气。他认为富裕家庭使子女养尊处优，再耽于玩乐享受，就造成他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曹福生对工作这样不负责任，以后很难在一起工作。沈栋果断与他断绝来往。还有与曹福生一起玩乐的王崇茂也断了关系。”[/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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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此后，通过找关系，交了罚款，曾澈和胡希文都被放了出来，也没有受苦，更没有暴露身份。但松寿里这个机关是用不成了，抗团的两份地下报刊也只能停刊。[/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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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为了适应地下工作的需要，宣誓仪式也根据形势决定，如果不具备条件，就取消这一环节。[/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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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后来，抗团在尚义别墅九号设立了一个据点，由李如鹏以家庭方式租了一个独立的小院。“可避免与外界多余的关系”。[/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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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二百五十九）

[FONT=宋体]第三次挫折，也是损失最大的一次，是沈栋被捕。[/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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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祝宗梁回忆：“1938年6月份，沈栋突遭英工部局逮捕。出事原因估计是他活动频繁造成别人对他怀疑以致被告密。抗团的建立与发展都凝聚了他的心血。本来没有任何罪证，英工部局不能任意拘押一个人。可是沈栋坦然承认他是从事抗日活动。这种情况造成他是既不能定罪又不能释放的人。那时英国与日本尚未开战，可是英租界当局又受到日本压力使其在政治态度上含混不清。沈栋的家庭经过多少次活动保释均不见效。在英工部局里也有中国人工作，虽然同情也无济于事。”[/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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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按：经查，沈栋被捕的确切时间是1938年8月30日。[/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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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沈栋很有办法，他在监狱中发展一位巡捕马从云参加了抗团。这样，就可以通过马从云与外界保持一定联系。[/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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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祝宗梁说：“沈栋工作时的热情深深感染了每个同志。在友谊的交往中他又是非常真挚。大家对他离开工作都无比惋惜。……沈栋可以说是在抗团负责组织的，所有的事都要他来处理。曾澈虽然说是总负责人，但他另有任务，他只是与抗团的几个人有联系，具体事务他都不管。现在沈栋被捕，抗团简直是群龙无首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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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此时，李如鹏站了出来，接替了沈栋的职责。[/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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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前面曾经引述过张杰的回忆：“有些学生，如李如鹏、陈肇基、窦一统、夏一瑜、华道本，赵尔仁等，曾离开优越的家庭到农村去参加抗日救国军，但所接触的救国军头目们，无非是“挂羊头卖狗肉”，借抗日牟取私利，结果失望而归。”[/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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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张杰这段回忆非常准确，李如鹏等人，确实曾经参加过抗日的武装斗争。[/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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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陈恭澍回忆：“（在抗团的）[/FONT][FONT=宋体]发展中，因工作路线问题，抗团的内部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口诛笔伐、着重于文化宣传；有的则非要真刀真枪、拼个你死我活不可，于是各展所长，尔后也各有其不可磨灭的成就。”[/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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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陈恭澍说，在主张“[/FONT][FONT=宋体]真刀真枪、拼个你死我活”的一派中，又分为两个“实现途径”，其中有一部分，“争先恐后的想要亲手宰几个日本人”，于是，“以陈肇基带头的一批，由曾澈为介，参加了‘滦榆总部’主办的干部训练班，一个月后，就出发到冀东宝坻县打游击战去了。当他们二十多人在一所学校的楼上举行开训集合中，我曾经给他们讲过话，在场的还有王天木、王文、曾澈诸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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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张澜生回忆：[/FONT][FONT=宋体]“同年（1937年）十月底，王天木奉戴笠指示来津组织滨海游击队时，确曾派过少数团员前往参加，不久在冀东即被日军打败。”[/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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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按：张杰所说的“曾离开优越的家庭到农村去参加抗日救国军”、陈恭澍所说的“[/FONT][FONT=宋体]就出发到冀东宝坻县打游击战去了”、张澜生所说的“[/FONT][FONT=宋体]王天木奉戴笠指示来津组织滨海游击队时，确曾派过少数团员前往参加”，其实都是一回事，正式的番号即“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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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另一部分，就是沈栋他们了，可称为抗团的主流，即在城市中通过破坏、暗杀等行动打击日寇。李如鹏他们从前线回来不久，沈栋被捕，经过武装斗争锻炼的李如鹏，接替沈栋的核心位置是再合适不过的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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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经采访祝老，他说当时是曾澈让李接替沈栋的：“1938年夏，军统的山东游击队被打垮。李如鹏就从山东退下来。这时沈栋被英工部局逮捕，曽澈就要李如鹏代替沈栋的工作。”[/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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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李如鹏上任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大力加强抗团的组织建设。[/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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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其一，将原有的松散结构组织起来。祝宗梁说：“他（指李如鹏）到抗团后，就把抗团分成五个小队。每个小队内设四、五个小组。每个小组有四、五个成员。每小组设小组长一人。各小队设小队长一人。这五个小队长依序是孙若愚、刘友深、李振英、我、周庆涑。第三小队的李振英因试验燃烧剂被烧伤，以后就改成赵恩波。第五小队长周庆涑因居住意租界，交通不便，后改为夏廼麟。”[/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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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祝宗梁说：“后来组织逐渐扩大，人数可能上两三百。就另组建一个学联。由刘永康和张世一（女）负责。在警界有警联，在工商界有工商联。”[/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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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其二，建立起了了抗团的核心领导层。据祝宗梁说：“（李如鹏）在小队长之上又成立一个干事会。由六个人组成。负总责的是曾澈，李如鹏负组织干事，袁汉俊任总务干事，孙若愚任行动干事，我担任技术干事。还有一人是沈栋，他虽出事但名额仍保留在干事会内。”[/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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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第二件工作，是狠抓业务建设。[/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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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除五个小队外，李如鹏还设立了一个技术组和一个行动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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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祝宗梁领导着技术组，成员有向传纬、水宗骥、雷邦玺等人。总务干事袁汉俊也经常来技术组帮忙。[/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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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祝宗梁很谦虚地说：“[/FONT][FONT=宋体]要我担任这技术干事，不是我有什么本事。因我曾参加制造过定时燃烧弹，也就是我具有了这方面的知识。但这远不够的，于是我就考虑买些书来学习。袁汉俊又主动为我找来不少书，有的是从刘福庚那里拿来的，又买了一些。应该说担任这工作的应是汉俊和我两个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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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祝宗梁他们做了很多工作，首先是“[/FONT][FONT=宋体]考虑到将来要烧什么，就用什么样的燃烧弹。”祝宗梁举例说：“例如棉花，用小型的就可以了。我们设计制造了一种如香烟盒大小的燃烧弹，用力丢可以有二、三十米远。这就可以从外面丢进去，我们不必进入现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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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我们还做了个更小的燃烧弹。把麵粉和氯酸钾混合，加水调和做成小球。等它干燥后，再蘸一下黄磷与二硫化碳的溶液，用弹皮弓弹出去，可以有四、五十米。”[/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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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为吸取刘福庚牺牲的教训，技术组还进行了多项技术改进：“我们在书里看到苦味酸有爆炸的性能。就考虑用苦味酸来代替雄磺与氯酸钾的这种炸药。因为这种炸药很不安全，稍有磨擦或碰撞就会爆炸。我们利用氯酸钾有释放氧的功能，在一定的比例下与苦味酸混合。在用力的打击下，就可以爆炸，而且威力不小。”[/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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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祝宗梁说：“在学校化学课程里学过，黄磷在常温的情况下是可以自燃的。于是我们用黄磷与二硫化碳的溶液当引燃剂，这二硫化碳蒸发需要几秒钟时间，这就可用来保护我们自己平安地离开现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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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制造爆炸物的原材料是严格控制的，不易买到。于是抗团[/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打通了一位在德国洋行化学仓库的工作人员，他支持正义事业，许多材料都可以买到。”[/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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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另一个重要“部门”行动组，自然由抗团的“行动专家”孙若愚负责。孙找了几位身强力壮的抗团成员担当此任，主要有孙湘德、虞承芳、宋显勇、刘富川等人。[/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二百六十）


[FONT=宋体]李如鹏带领大家所做的第三件工作，是加强思想建设和教育训练。[/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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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其一，建立例会制度。“规定每星期日上午开干事会一次。参加的是各位干事和小队长。内容是由曾澈做形势报告。李如鹏做组织报告。然后就是临时动议。会议内容由小队长传达到各小组，也是每星期一次。”每次会后，所有成员都要默颂团训：“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 ”[/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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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其二，制定保密措施。祝宗梁说：“过去因为横的联系太多，秘密无法保持。因为这是在敌后，万一有事造成损失不堪想象。所以特别规定，各小队间和各小组间不准往来。也不准泄露秘密。” [/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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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其三，强化行动技能训练。这项工作主要由孙若愚负责，据祝宗梁回忆，“为了训练一些学生工作能力，就叫他们去画地图。有一次叫一个小组去画法国公园的地图。这个地型是圆形的，几条马路呈放射形，不易弄清东西南北。这个小组是耀华初中三年级的几个女孩子，她们都是十四到十五岁。她们是张同珍、孙惠书、冯健美、夏志德四人。她们总画不好。后来等到天黑，她们钻过铁栏杆，把佈告栏的玻璃打破，摘下上面的地图拿回来交差。结果反而受到批评。后来对此事大家一直作为笑谈。”[/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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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还有一次，孙若愚又组织大家去偷汽车捐牌。也是二十多个小组，每个小组两个人。后来偷回来的捐牌堆了一大堆都无法处理。有位警察抗团同志拿来一张单子，上面有四五十个汽车号码。说是上面交下来的任务，发现这些号码的汽车就予以扣留。” [/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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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张杰也回忆过抗团的培训工作，她说：“女子大队长是方茂萱，下设小队长是李桂芬、刘蕴华、张杰、张同贞。男子大队长李如鹏，小队长有袁汉俊、王宗钤、祝宗梁，夏廼麟。对团员进行训练，主要通过小队长、小组长，以抗团编的小册子进行讨论，包括抗战的形势以及如何避免敌人的钉梢、对付敌人的逮捕等等。集会经常在团员家中，有时利用某家大楼的平台屋顶。为了便于采取行动，还布置团员熟记汽车牌号，调查汉奸活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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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9[/FONT][FONT=宋体]年春天，因抗团人数越来越多，还搞了一个骨干培训班，据张杰回忆：“地址在现保定道崇仁里崇仁小学内。名义是补习学校，表面上由宋宝昆教英语，夏廼麟教语文，实际上由李如鹏主讲抗战形势、团员应注意事项、行动原则、保密制度等；水宗骥讲定时炸弹的制作；赵尔仁讲述枪支的构造及使用。”[/FONT]
[FONT=宋体]　　原本，抗团还要求大家加强体能锻炼，“规定早晨在民园体育场锻炼身体。每期训练两周，后因人多目标大，恐引起日伪特务注意而停办。”[/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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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第四件工作，排除可疑人员。[/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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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祝宗梁回忆，某日，“第五小队副小队长刘富川（天津耀华中学学生）召开小组长会议，在会上有另一个陌生人参加，叫陈慕贤。他们二人极力贬底曾澈和李如鹏二人，还骂出难听的话，还号召大家脱离抗团另立组织。”[/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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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抗团成员朱国钧将此事报告给了李如鹏，李对此进行了调查，但没有查清陈慕贤的背景。此事引起了曾澈的警觉。他认为：“没有小队长夏廼麟的参加，私自召开会议是违反原则的。这种行为就是破坏组织。如放纵不管就可能产生想象不到的后果。陈慕贤的背景不知，又不能找他谈话。若他知道我们对他怀疑，他可能先下手为强，立即对我们采取破坏活动。刘富川是抗团成员，对此事应负主要责任。”[/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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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孙若愚则反映说：“刘富川是行动组组员，在几次活动时，他总表现退缩不前。”基于上述情况，李如鹏、孙若愚都主张对刘富川采取“坚决措施”。[/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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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对于另一个“陌生人”陈慕贤的处理，因搞不清他是什么“路数”，则比较为难，主要原因是曾澈怀疑陈是共产党。据祝宗梁回忆，曾澈在干事会上，至少两次谈到“国共合作问题”，要求大家本着“共同抗日。互不防碍”的原则从事。因此，曾澈认为：“万一陈慕贤是共产党，对他采取任何措施都不妥，不如对他进行隔离，与他断绝联系。”[/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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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最终，曾澈采纳了李如鹏和孙若愚的建议：“对刘富川只进行教育是不够的。谁能保证他听话并不做任何反应。这是敌后，对自己的保护是第一位的。最后决定对刘富川进行制裁，对陈慕贤进行隔离。”并责成李、孙二人执行。[/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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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于是，李如鹏让夏廼麟召集了一个“会议”，会上，李对刘富川说：“有件任务要你去执行。到志达中学去找孙若愚一起去。为了安全起见，身上不要带任何证件。”[/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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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祝宗梁说：“当刘富川见到孙若愚，孙就向他开了一枪。刘富川只是受伤，回头就跑。李国才、宋长富跟了上去。李国才又补了几枪，他才倒地不起。”[/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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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祝宗梁回忆，杀死刘富川这件事，当时“在抗团内部也有人议论，认为心恨手辣”。[/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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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平心而论，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曾澈确实出手狠了点，因为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表明刘富川有“异动”，或者是有“异动”的可能，仅仅因为“带来一个陌生人”、“擅自召开会议”，就要人一条命，有点过分。即使在军统内部，未经戴笠批准，也不可以随便“制裁”那一个人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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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按：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曾经明确地说过：“就一个地区的工作负责人来说，凡是制裁工作，不是奉令执行，便是项目请示奉准的，绝对没有想杀谁就杀谁的权力。”[/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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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为了增强说服力，陈恭澍还举了一个反例：“抗战期间，我们有一位资深同志——他是我所接任的前上海区长，不知为了何故，他在陕西杀了人，虽然也是因公，但事先并未奉准有案，结果以违法被判死刑确定。这是非常显明的事例之一。纪律严峻，谁敢滥杀！”[/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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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这里，大家当然知道，陈恭澍指的是赵理君，因纵容手下暗杀河南省第十二行政督察专区专员韦孝孺而伏法，只是把发案地点误为陕西。[/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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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当然，“慈不掌兵”，非常时期，如果因妇人之仁导致组织暴露，就因小失大了，从这个角度看，曾澈的“心恨手辣”，也不是绝对不能理解。[/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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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事实上，在当年错综复杂的客观环境下，要这群年轻人（小的十几岁，最大的不过二十五、六）对所有的事情，都做出准确的判断和万全的选择，亦是强人所难。[/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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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有的时候静下心来想想，战争年代，冤死的人不知凡几。多少年以后，有的人可能会有澄清的机会，有的人，死了也就死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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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至于陈慕贤，祝宗梁说：“陈慕贤后来去了内地。军统将他逮捕，经过审讯弄清他不是共产党，而是与军统下面什么组织有关。”[/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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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通过李如鹏的上述措施，抗团逐渐从最初自发组织起来的松散型组合变得比较像一个组织了。祝宗梁说：“这时抗团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过去就和球队一样，来往随便，不像是个秘密组织。”[/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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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二百六十一）


[FONT=宋体]前面说了，抗团活动的初期，其活动以宣传抗日为主。[/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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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除了出版地下报刊以外，抗团还曾经走上街头，进行半公开的宣传活动，这一点，在1938年7月7日这一天，达到了顶峰。[/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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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祝宗梁说：“七七事变一周年的前一天夜晚，抗团组织了二十几个组，每组两个人，进行贴标语行动。一个人刷桨糊，一个人贴。我和吕廼纲一组。等第二天早晨，我们再出来看都没有了。原来当局组织人都撕掉了。七七周年这天，我们还组织好多人撒传单。各个人方法不同，有从高楼屋顶撒下来。有人放在汽车顶上，等汽车开动就分散开来。我也参加了。我在电影院散电影时，骑着自行车就在人群中撒。[/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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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这时，一个法租界的警察看见了祝宗梁的行为，令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去干涉祝宗梁，而是“赶快扭转过头，假装没看见。”祝说：“那时代人人同情我们。”[/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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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头天，祝宗梁他们还以“抗日杀奸团”的名义，向各个电影院和戏院发出了一封信，要他们在次日停止演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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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第二天，绝大多数影院真的按他们的指令停演了，当然，为了避免麻烦，大家都找了比较冠冕堂皇的理由，有的门前写的牌子是“机器修理，停演一天”，有的写“内部修理，停演一天”。[/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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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祝宗梁说：“只有平安电影院例外。他们依仗着外国老板不遵守执行。我们就想教训他。我做了个不伤人的炸弹要放在这电影院里，后来被曾澈劝止。”[/FONT]

[FONT=宋体]同日，抗团成员、天津师范毕业生、东窑洼第八十一小学校长陈原组织吴纪元、杨大森、赵晓庭等人炸毁了天津旧俄国花园的日本军事仓库，全部物资付之一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参加这次行动的杨大森、赵晓庭，当时还是小学生。[/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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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除宣传以外，破坏是抗团最常见的活动方式，主要目标是工厂、日伪的仓库及各类亲日的机关场所，仅在祝宗梁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载的的破坏活动就有十余起。在这里，笔者不准备照本宣科地全文引用，只举几个例子，否则的话大家不如直接去看祝老先生的回忆录，比我写得好。[/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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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祝宗梁参加的第一次行动工作，是火烧光陆和国泰两家电影院。当时沈栋还没有被捕，他和孙若愚听说这两家电影院被日本人收买了，于是决定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叫他们知道知道做汉奸的滋味。[/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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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于是沈栋以耀华和工商中学的抗团成员为主，分成了两个组。沈栋带着“工商组”去烧光陆电影院，成员有袁克昌、罗烈勤和祝宗梁，沈栋考虑到，一旦执行了破坏，大家就要立即撤离，因此，沈特地安排了一位抗团女成员吕乃璞“观看事后效果”。由孙若愚带“耀华组”去解决国泰电影院，成员有沈元寿、刘友淦、马桂官，由钱致伦看效果。[/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事前，沈栋做了周密的安排。他告诉大家，由袁克昌、罗烈勤和祝宗梁等人带着宣传抗日的传单，预先在电影院楼上待命，由他本人负责将把燃烧弹放在银幕底下，一切就绪后，他用红布罩着手电筒在台子附近照一下，在楼上的几个人看见这信号就把传单撒下去。然后立即撤退。沈栋还告诉大家，万一发生意外，一定会引起骚乱，这时，在楼上负责管炸弹的人就把炸弹引爆，制造更大的骚乱，以便大家撤退。如若顺利，炸弹就丢掉不要了。 [/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破坏光陆电影院的行动十分顺利，据“观看事后效果”吕乃璞说：“当传单撒下来后，影院刚好休息（从前电影院中间都有休息十分钟）。观众就纷纷拾起传单看。传单印的都是宣传抗日的内容。特别每张都印着“抗日杀奸团“的字样。影院又开映后，突然一股白光（因为燃烧弹里有镁粉），跟着银幕烧得卷了起来，又引起了后台大火。影院秩序大乱，观众纷纷拥向出口。后来大火又烧到放映部，突然又听到轰然一声巨响。楼房也垮了下来。最后大楼成了一片废墟。”[/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孙若愚那边行动也很顺利，但效果不如光陆。 [/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事后，第一次参加行动的祝宗梁说他当时“情绪很紧张”，并说：“我看到沈栋那样稳重，沉着，从容不迫地工作，出自内心地佩服。”[/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行动成功，经曾澈向重庆报告，说“上面”发给抗团三千元奖金。祝宗梁说：“那时我们都不知道‘上面’是谁，后来才知道是军统局。”这笔钱，就由总务干事袁汉俊保管，作为抗团的活动经费。[/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祝宗梁参加的第二次行动是“火烧中原公司”。[/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此时，沈栋已经被捕，李如鹏接替了沈栋的位置，抗团的技术组和行动组已经组织起来，于是，李如鹏和孙若愚开始策划又一次比较大的破坏活动，他们注意到“中原公司是日商经营的、也是天津最大的百货公司。销售的当然大多都是日货，也有少数欧美的高档产品”，于是决定火烧中原公司。[/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据祝宗梁回忆，参加这次行动的，除李如鹏、孙若愚外，还有袁汉俊、虞承芳、宋显勇、孙湘德、张同望（女）、张婉云（女）等人。“编了七个小组，每组两个人。在规定的时间和在指定的地点，各组将燃烧弹安置妥当，然后撤退到指定地点向李如鹏报到。等全体人员到齐后，就通知几个在大公司屋顶上的人员，向楼下撒传单。这传单上除了宣传文字外，还印上这次放火烧中原公司是抗日杀奸团干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行动要用的燃烧弹，自然是由祝宗梁的技术组负责提供，祝说：“那时我刚接技术组，制做方法还是和过去的一样。我们将燃烧弹放在软胶鞋盒里作掩护。”[/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这次行动不太成功，“后来全部返回并散发传单后，燃烧弹还没有起火。后来烧起来了由于那是钢筋水泥建筑，又消防设备较好，所造成的损失没达到理想的效果。”后来又发现有一、两处的燃烧弹没有烧起来，经干事会事后的的工作检讨，“认定是技术组在制造上存在问题，应由祝宗梁负责。这个失误应罚祝宗梁面墙站立一小时，并由孙若愚监督执行。”[/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祝宗梁说：“那时这种处罚是严格的。平时在开会的时间迟到，迟到几分钟就罚站几分钟。曾澈也不例外，而且他迟到的次数最多。”[/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转眼已经是1938年的夏天，当抗团组织了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的“系列”宣传活动之后，就放暑假了。祝宗梁说：“以前活动都要利用业余时间，现在好了，整天都好派用场。”[/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经过几次行动的锻炼，祝宗梁逐渐成长起来，他发现了许多日寇的仓库，存放的都是军用物资，于是，在祝的策划下，抗团连续三天“大放其火”，烧得不亦乐乎。[/FONT]

 

[Anakin]

no more?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二百六十二）

[FONT=宋体]据祝宗梁回忆：“在天津河北大经路海河边上，有个旧天津市政府。在战争中被日军炸得只剩了一半。日本军队就把这当成日军的仓库，门口有日军把守。在后面一部分，四周房子中间是个院子，院子里堆了两层楼房高的稻草。这是非常容易烧的东西。我把这情况告诉孙若愚，于是我们决定烧了它。”[/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祝宗梁说：“[/FONT][FONT=宋体]孙若愚和我分别在各自工作的范围内多想些，到正式工作时就不分家了。有事大家干。人手不够就找人来帮忙，没有说不愿干的。在组织内没有上下级，工作时也没命令，谁愿意谁就上。”[/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于是，一天黄昏，孙若愚、吕廼钢、祝宗梁三人，“各带四个小燃烧弹，这就是我们的新武器，从墙外丢了进去。等我们离开约100米远时就看见火光冲天。” [/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第二天，祝宗梁他们发现“在法国桥的海河边上，也就是现在的天津火车站一带”，又有一个仓库，堆放的都是棉花，“经过压扎成立方体，这棉花站大约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于是，孙若愚、祝宗梁、叶纲骞三人故技重施，各带四个燃烧弹，悄悄扔了进去。“我们扔完了回到桥上火就烧起来了。我们在桥这边看火，大约有十几个消防水龙头在浇水。一个多小时后我才离去，火势小下来但仍没灭。第二天再去看时，烧个精光，原来暗火复燃，夜里又烧了起来。”[/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按：棉花、纸张等都有“阴燃”一说，即明火被“扑灭”以后，里边还有火，温度很高，从外边浇水，水还没进去已经被蒸发了，一会儿还会烧起来。所以一旦棉花着火，被“扑灭”以后，消防队不会马上撤离，防的就是阴燃。[/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第三天，祝宗梁发现工商学院后边有个“更大的棉花站”，“比前面那个大好几倍”，这次行动，交给了第二小队的刘友深等人，祝宗梁说：“根据经验，要效果更好就要破坏消防设备。”于是，祝叫上了袁汉俊。祝说：“[/FONT][FONT=宋体]有两次放火，我都没找袁汉俊。他办事谨慎、思考问题很有条理，这是他的特长。那时我觉得他就缺少运动员那股灵活劲，很斯文，不像当个行动员。”[/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祝宗梁说：“我准备了一瓶王水，想把它浇在消防水龙的帆布带上。那天傍晚，我们到了消防站。大概是吃饭的时间，只有一个人在看守。汉俊假装问路，弄不懂还请他指点。我就趁他们站在门外的时候，把王水都浇到水龙的帆布带上。这是直径有一米多可转动的大轮子，并排绕着十几盘水龙带。至少有六、七条被浇上王水。王水一碰到帆布，颜色立刻变黑了。为了不让他发现，我转动轮子把黑色部分转到后面去。”[/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与此同时，刘友深等人将20颗燃烧弹全扔进了露天仓库，祝说：就在那天刚黑下来，我隔了几条马路，就看见火光冲天。这次丢了20个燃烧弹。后来听他们说，一个燃烧弹正好丢到电线杆上，当时就发火，就看到火球掉了下去。[/FONT][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由于仓库的[/FONT][FONT=宋体]面积实在太大，而且堆与堆的距离也大，这么大的火，都没有把棉花烧光，祝宗梁他们不解气，过了几天，又去扔了30个燃烧弹，还是没有烧光。[/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两个月的假期转瞬即过，1938年的新学期开始了，经过对平、津地区一年的占领，日寇已经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教育也不例外，祝宗梁说：“中日中学是敌人企图培养汉奸的地方，校方声称将对学习优良的学生保送去日本留学。”[/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恰恰中日中学当中，有多名抗团成员，孙若愚、赵恩波、李振英、王宝璋等等，都是这个学校的，于是，孙若愚决定破坏日本人主持的新生入学考试。[/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祝宗梁说：“孙若愚建议由另个新面孔去做破坏行动，免得敌人对在校抗团人员怀疑。李如鹏建议由我去。当他们向我提出这事，我二话不说立即同意。”李如鹏还安排中日中学的赵恩波去“观看效果”。[/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祝宗梁做了一个不伤人的定时炸弹，没有弹壳，避免伤及无辜，他事先我对环境进行了调查。考试当天，祝早早潜入学校，将炸弹放在考场的讲台底下，“对准时间是开始考试进行后十分钟爆炸。”[/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祝宗梁说：“当考试进行了十几分钟时炸弹爆炸，考场大乱，这次考试不得不终止。”扰乱考试的目的达到了，祝宗梁也安全撤离，但这次事件惊动了日寇，他们出动宪兵，将学校包围起来严加盘查，在现场“观看效果”的赵恩波不幸被打在网里。[/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赵被抓进日本宪兵队关了三个月，严刑拷打，几次被打得昏过去，但赵“坚不吐实”，不论你怎么打，一口咬定是回学校来玩的，敌人无奈，只好将赵释放。[/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赵恩波出狱以后，对大家说，“敌人最缺德的刑法就是把他衣服脱光并把他悬空吊起来，用木棍子敲打他大腿内侧，这使他的精液都流了下来。”[/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中日中学招生事件”之后，祝宗梁又组织实施了“教科书事件”。[/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37[/FONT][FONT=宋体]年“七七事变”发生时，适逢暑期，日寇占领平、津之后，忙于扶植伪政权及所谓“治安强化”，尚来不及管教育的事，因此，在1937—1938年的这个学年，大家依然使用的是原课本。但是，到1938年开学以后，就不一样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据林堉在《柳世平“赠书”真相》一文中回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各省先后沦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于北京，伪河北省公署设于保定。随之各县大小汉奸纷纷出笼，沐猴而冠，粉墨登场。敌人对军事、政治、经济进行侵略之余，在文化领域中亦绞尽脑汁不遗余力。除完全控制了各级大、中、小学校的行政、人事、财经大权外，对麻醉学生意志，奴化学生思想的‘精神食粮’——教学课本，亦不放松。当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下属的教育总署，曾网罗一批无耻文人成立了一个‘教材编审委员会’，专门从事编纂以宣传‘东亚共荣，日、满、华亲善’为内容的大量反动教学课本，灌输亲日的奴化思想，以瓦解中华民族的爱国抗战斗志，可见其用心之险毒。”[/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祝宗梁说：“又开学了。大家发现教科书换了新的版本。这就是对学生进行毒化教育。在教科书上都印着‘鸿图书局印行’。这就是这书局一个罪证。”[/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据林堉回忆：“到1939年，一套亲日媚日，奴颜婢膝味十足，而又完全符合敌人怀柔政策的教科用书便付梓问世（北京新民印书馆承印），应用于沦陷区大、中、小学校。天津市鸿图书局承包了天津市和附近几个县各级学校教学课本的供销任务。”[/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四世同堂》中曾有这样的描写：“在学校里，日本教官的势力扩大，他们不单管着学生，也管着校长与教员。学生的课本一律改换。学生的体育一律改为柔软操。”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经过调查，祝宗梁发现在东马路有一个鸿图书局的门市部。就决定烧了它。他回忆说：“一天，我带了个燃烧弹，是时间控制的，并约了华道本、赵尔仁一块去执行。这书店没顾客，还有三个店员。我进去没法下手。我们商量一下，然后分头进去。华道本退了一步，一下踩在赵尔仁的脚上。于是两人先是小吵，后又大吵。几乎要动手打起来。几个店员都被吸引过去。我趁乱将燃烧弹放到书架上的书后面去。等我出来后，他们也出来了。事后了解，火烧起来后，救火车也来了。那里的书没烧完也被水浇完了。”[/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二百六十三）

[FONT=宋体]烧了教科书，祝宗梁他们依然不解恨，于是，他们的目光定在了日伪奴化教育的代言人——伪河北省教育厅长陶尚铭身上。[/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说起陶尚铭，又得往回翻一大段历史。[/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大家应该还记得，在所谓“华北特殊化”时期，陶尚铭曾任河北省[/FONT][FONT=宋体]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与他同时被任命的就是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后来做了汉奸的殷汝耕。[/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陶尚铭，[/FONT][FONT=宋体]1889[/FONT][FONT=宋体]年生，浙江绍兴[/FONT][FONT=宋体]陶堰镇[/FONT][FONT=宋体]人。[/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陶堰镇故称[/FONT][FONT=宋体]陶家堰，是浙江一个很有名的地方，[/FONT][FONT=宋体]陶成章、陶行知和邵力子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FONT][FONT=宋体]陶家亦是当地望族，陶尚铭的父亲陶大均即是其中的佼佼者。[/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陶大均生于[/FONT][FONT=宋体]1858[/FONT][FONT=宋体]年，1882年，24岁的[/FONT][FONT=宋体]陶大均被“公派”送到日本学习日语，1892年学成，入中国驻日公使馆做翻译，因此，陶大均是中国最早的那批日语翻译之一。[/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895[/FONT][FONT=宋体]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到日本谈判战后事宜，并最终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陶大均就是翻译之一。此后，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奉命赴台湾办理割让台湾的手续，陶大均亦是其随员之一。[/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此后，陶大均进入李鸿章幕府，1901年，作为李的随员，陶大均又参加了《辛丑条约》的谈判。[/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07[/FONT][FONT=宋体]年，俄罗斯将占领的满洲“还给”清政府，于是清政府设置了东三省，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作为当时少见的日本通，[/FONT][FONT=宋体]陶大均被[/FONT][FONT=宋体]徐世昌任命[/FONT][FONT=宋体]为东三省交涉使，成为主管东三省外交的最高官员，不久，清政府又以陶大均为外交部左丞，仍兼东三省交涉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此后，清政府中了日本的反间计，对陶产生怀疑，迁为江西按察使，陶尚铭就是在这个时候回国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陶尚铭出生的时候，陶大均还在日本[/FONT][FONT=宋体]东文学堂学日语，因此，陶尚铭是在日本出生的，又在日本上学，可想而知，陶尚铭的日语有多好。[/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10[/FONT][FONT=宋体]年，陶尚铭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到南昌投奔父亲，恰好这一年，[/FONT][FONT=宋体]陶大均病殁于江西按察使任上，[/FONT][FONT=宋体]陶尚铭只好回到奉天，投奔了父亲生前的好友，时任奉天度支使的[/FONT][FONT=宋体]张锡銮，张将其安排在南满铁路任职。[/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按：张锡銮，1843年生，祖籍浙江杭州，生于四川，在太平天国起事时投入湘军悍将鲍超部，1875年随热河都统崇实进入奉天，从此成就一生的事功。[/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08[/FONT][FONT=宋体]年，任奉天营务处总办的张锡銮，奉命收编土匪，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人称“快马张”的张作霖，张锡銮并认张作霖为义子。[/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12[/FONT][FONT=宋体]年，张锡銮被[/FONT][FONT=宋体]任命为奉天省督军，遂延老友之子陶尚铭入幕府。斗转星移，1917年，张作霖成为奉天省督军，[/FONT][FONT=宋体]就此，陶尚铭辅佐张作霖、张学良父子达十几年之久。[/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按：陶尚铭家与同是绍兴人的周恩来家沾点亲戚关系（陶尚铭的祖母与周恩来的祖母是堂姐妹），因此，生于1889年的陶尚铭是周恩来的表兄，陶尚铭的弟弟、生于1903年的陶尚钊则是周的表弟。[/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17[/FONT][FONT=宋体]年，陶尚钊考入南开中学，成为周恩来的“学弟”，陶比周低五届。[/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20[/FONT][FONT=宋体]年，因参加学运，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陶尚钊等均被拘禁，陶尚铭很着急，多方托人，最终保释了当时还未成年的陶尚钊。陶出狱之后，又联络同学，最终迫使当局释放了表兄周恩来和其他同学。[/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经此一闹，陶尚铭担心这个弟弟还不知会惹出什么祸来，于是决定送他去法国读书，陶尚钊听说以后表示同意，但同时说周恩来也想去，但没有钱，要求哥哥把周恩来的旅费一并承担起来，陶尚铭欣然同意。[/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20[/FONT][FONT=宋体]年12月，周恩来、陶尚钊一行抵达法国巴黎。次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从此一步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袖人物。[/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至于陶尚钊，可惜天不永年，1922年，陶在宿舍中用酒精炉做饭，不慎倾倒引发火灾遇难，年仅19岁。对此，周恩来极为痛惜，当即电告陶尚铭，陶指示，遗体就地火化并入葬，所遗钱物均赠与周恩来等留法同学。周办理后事之后，还曾将墓葬照片寄给陶尚铭。[/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28[/FONT][FONT=宋体]年6月4日[/FONT][FONT=宋体]，退出北京的张作霖在皇姑屯遇刺，延至6月21日发丧，当时负责接待外宾的就有陶尚铭。此后，张学良接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陶又成为张学良的日文秘书。[/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28[/FONT][FONT=宋体]年年底，东北易帜，为表示决心，此前，张学良曾短时间地拘禁了负责办理对日交涉的陶尚铭。[/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33[/FONT][FONT=宋体]年初，日军开始向关内进攻，到当年5月，冀东各县均已沦陷，日军进至顺义牛栏山一线，眼看再打就进了北平了。无奈，5月31日，由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总务厅长熊斌以军委会北平分会总参议的名义，与日方签署合约，规定：“[/FONT][FONT=宋体]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以西以南地区，不得有挑战扰乱之举动。”这就是《塘沽协定》。[/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至此，已经沦陷的冀东各县就成为了“非武装区”，由“中国警察机关维持治安”，但不能驻有武装部队。根据双方商定，6月29日，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成立了“华北战区接收委员会”，以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为委员长，魏鉴、薛之珩、雷寿荣、李择一、殷同、陶尚铭、刘石荪、钱宗泽为委员，负责“接受”被日军占领的冀东各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33[/FONT][FONT=宋体]年9月30日[/FONT][FONT=宋体]，根据《河北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细则》，临榆、抚宁、卢龙、昌黎等8个县划归滦榆区。10月14日，陶尚铭被任命为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FONT][FONT=宋体]蓟密[/FONT][FONT=宋体]区行政督察专员则[/FONT][FONT=宋体]为殷汝耕。[/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说起来，这两个专员的任命，可谓给足了日本人的面子，殷汝耕是民国四大“日本通”之一，本人又娶的是日本太太，连自己的姓都改了跟太太姓“井上”。陶尚铭更不必说了，父子两代跟日本人打交道，本人是日本生、日本长、在日本上大学，由这样两个有着深厚日本背景的人来跟日本人打交道，可说再合适不过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按：民国的时候，这类“日本通”好像特别地多，宋哲元的手下，就有这么两位，一个是我们以前说过的陈觉生，一个是后来曾出任伪[/FONT][FONT=宋体]天津特别市市长[/FONT][FONT=宋体]的潘毓桂。陈觉生的母亲是日本人，潘毓桂则娶了一个日本太太，据说俩人经常争论谁更像日本人，比到最后是潘毓桂赢了，因为他还多了个日本的干闺女[/FONT][FONT=宋体]山口淑子，中文名字李香兰的便是。[/FONT]

[FONT=宋体]陈觉生后来当了北宁铁路局局长，北宁铁路局的足球队很厉害，就在抗战爆发前不久的1937年4月，北宁足球队访日，横扫东瀛，令日本人大失颜面。1937年12月10日，陈觉生暴病而亡，据说是被日寇药死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至于潘毓桂，则被他多活了不少年，于1961年死于[/FONT][FONT=宋体]上海提篮桥[/FONT][FONT=宋体]监狱。[/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二百六十四）​

[FONT=宋体]1935[/FONT][FONT=宋体]年8月4日[/FONT][FONT=宋体]，在[/FONT][FONT=宋体]滦榆区治下的滦县，发生了[/FONT][FONT=宋体]刘佐周被杀事件。[/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因《塘沽协定》的签署，冀东22县不得有中国驻军，但仅靠警察维持治安，显然不行。于是，当时还在河北当省政府主席的于学忠想出一条妙计，他从自己的51军当中挑选了一部分中下级军官作为骨干，然后又招收了一批新兵，起名为河北省保安第一、第二总队，两个总队长，就是张庆余和张砚田，这是前面说过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然而，部队是成立起来了，却进不去“防区”。[/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原因之一，是日本人嫌保安队的人数太多，按他们的意见，上限不能超过5000人，而一、二两个总队各有5000人，几乎相当于两个乙种师的编制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原因之二，在日寇占领冀东时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山头”，大批的汉奸，以各种名义都拉起了自己的部队，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电影明星李香兰的另一个中国爸爸李际春。[/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无奈，当时主持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的黄郛只好通过种种手段，对这些部队予以“收编”，“收编”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给钱。通过给钱，将这些乌七八糟的“部队”改编为三个总队，分驻于唐山、滦县等地。[/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等到1935年5月6日，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中、日双方终于就“战区新保安队换防事”达成协议，代表双方签字的代表，中方就是陶尚铭，日方则是武官高桥坦及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我诚也。[/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次日，日本内阁决定将驻华公使升格为大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35[/FONT][FONT=宋体]年5月11日[/FONT][FONT=宋体]，早在1933年就成立起来的河北省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部终于开入冀东战区，同时，日军开始撤离。[/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此后，就着张庆余、张砚田的第一、第二两个保安总队的名义，由原有汉奸武装改编而成的三个“总队”，也跟着将“番号”改为河北省保安总队第三、第四、第五总队。其中，第三总队总队长就是[/FONT][FONT=宋体]刘佐周。[/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刘佐周，[/FONT][FONT=宋体]生于[/FONT][FONT=宋体]1907[/FONT][FONT=宋体]年，辽宁省凤城县人。[/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刘佐周毕业于东北讲武堂，1933年初，日军进攻山海关之后，刘纠集了2000多人进入冀东，成为汉奸。1933年5月，刘的部队被收编为战区保安队，后番号改为第三总队，驻滦县，刘还弄了个“少将”军衔。[/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刘佐周“上任”以后，就开始扩充自己的“部队”。自日寇进据冀东之后，匪盗蜂起，乱得一塌糊涂，因此冀东各县自发地建立了许多“民团”，往大了说，是抗击日寇，往小了说，是保一方平安。刘佐周觉得这些“民团”都是肥肉，可以据为己有。因此，他仗着自己的武力，要么强行“收编”，要么以[/FONT][FONT=宋体]“掺沙子”的方式，[/FONT][FONT=宋体]向各“民团”派进自己的人。[/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不料，这回被他遇上一个“硬茬子”，这个人，就是高志远。[/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高志远，[/FONT][FONT=宋体]原名高翔云，1907年生，河北省滦县[/FONT][FONT=宋体]马城管理区[/FONT][FONT=宋体]人。[/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高志远其人，颇有点像旧小说当中经常出现的“侠客”，身怀绝技又藏而不露。高出身于滦县的一个富户家庭，自幼进私塾读书，长成之后，在当地也算是一个青年“乡绅”了。但谁也不知道，[/FONT][FONT=宋体]高志远[/FONT][FONT=宋体]其实是一个神枪手，百发百中的那种。[/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到日军进占冀东，高志远牵头，在自己的家乡马城拉起了一支300人的“民团“，并先后击败滦县的两股土匪刘兰亭、胡宝山，自此声名鹊起。[/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FONT][FONT=宋体]刘佐周看上了[/FONT][FONT=宋体]高志远的民团，以河北省保安队的名义，往马城民团里派出了队长和所谓“教官”，明摆着下一步就要收编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高志远怎能受这样的窝囊气，于是联合附近各庄民团，于1935年2月21日发起暴动，把刘佐周派来的人给抓了起来，是为[/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马城起义”。刘佐周闻讯派兵前来镇压，高志远的民团毕竟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武器装备也不行，最终寡不敌众，被刘佐周打散，高志远跑到冀东抚宁藏了起来。[/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刘佐周抓不到高志远，于是将高家洗劫一空。[/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高志远国破家亡，发誓要宰了刘佐周。[/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35[/FONT][FONT=宋体]年8月，高志远了解到日寇梅津美治郎要到滦县，刘佐周必到车站迎接，于是事先化装潜入滦县火车站。4日，刘佐周果然来到车站，被高志远一枪击毙。[/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事后，高志远跑到天津隐居起来。抗战开始以后，冀东抗日联军成立，高志远被推为总司令，并参加了著名的冀东大暴动。[/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刘佐周被杀事件发生在滦县，给[/FONT][FONT=宋体]陶尚铭找了大麻烦。[/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实际上，早在陶尚铭上任之初，日本人就看他不顺眼。1935年[FONT=黑体]6 [/FONT][FONT=黑体]月25[/FONT][/FONT][FONT=宋体]日，商震刚刚接任河北省主席，酒井隆就找他，要求撤换长芦盐运使、津海关监督韩麟生及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陶尚铭。《何梅协定》签字以后，酒井隆又让商震给国民党中央“带话”：“战区专员陶尚铭太不负责，[/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不如以殷汝耕与陶对调。”[/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迫于日本人的压力，1935年7月27日，陶尚铭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的职务被免掉，由[/FONT][FONT=宋体]殷汝耕[/FONT][FONT=宋体]转任，陶则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的虚职。[/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此后，由于新任的[/FONT][FONT=宋体]蓟密[/FONT][FONT=宋体]区行政督察专员[/FONT][FONT=宋体]苏玉琦说什么也不来，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于是以殷汝耕兼任，这样，冀东两个行政[/FONT][FONT=宋体]督察区、[/FONT][FONT=宋体]22[/FONT][FONT=宋体]个县[/FONT][FONT=宋体]全部落到了殷汝耕的手中，为日后的[/FONT][FONT=宋体]冀东“自治”埋下祸根。[/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在这一阶段，[/FONT][FONT=宋体]平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刘家鸾曾与陶尚铭共事。那是“白坚武事件”发生过后不久，日军向平津卫戍司令部递交“觉书”，称：“有一队日本兵经过东长安街时，有人从电车上向日军开枪射击，要求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向日军道歉，否则日军即自由行动。”[/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当时，因日方正追着何应钦要他签订《何梅协定》，何无奈之下避往南京，由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理，日方遂要求鲍文樾道歉。鲍当然不想去，于是“以日寇所提系地方性事件”，让平津卫戍司令部处理，于是日方又要求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道歉，王当然也不去，结果派刘家鸾去向日军道歉。[/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何应钦、鲍文樾、王树常都可以推，到刘家鸾这儿可推不掉了，他说：“我明知日寇所称电车上有人开枪射击日军一节，是他们企图挑衅所捏造的借口，实无其事，今反要向日寇低头道歉，心实不甘，但我又无法推卸，只好硬着头皮前往。”[/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先去日本领事馆接洽，陪同刘家鸾前往的，就是陶尚铭。据刘回忆：“交谈数语后，陶尚铭告诉我：日本领事认为我态度不够严肃，礼貌亦不够周全，在使馆不要紧，到兵营这样不行，让我注意。我听后心里极不舒服，但又无可如何，只得由日领陪同到驻平日本兵营正式道歉。”[/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日本兵营中空气紧张，我到后，日本驻军部队长、日本陆海军武官全体起立，代表日皇接受我的道歉。我当时觉得非常尴尬，只讲了一些事出误会请原谅等话语，由陶尚铭翻译。日寇部队长也讲了一些话，态度异常倨傲骄横。事后，我向军分会鲍文樾复命，说起日寇的倨傲骄横态度时，鲍叹了一口气说：‘忍辱负重吧！’” [/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 （二百六十五）


[FONT=宋体]刘佐周被杀以后，不知何故，日方认为此事出于已经离任的陶尚铭的策划，于是于8月5日将已经离开任所的陶尚铭诱到北平日本领事馆，并予以扣押。同时，[/FONT][FONT=宋体]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驻榆特务机关长[/FONT][FONT=宋体]仪我诚也[/FONT][FONT=宋体]就“刘佐周案”向[/FONT][FONT=宋体]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FONT][FONT=宋体]代理委员长王克敏及河北省政府提出“抗议”，声称“[/FONT][FONT=宋体]日军根据治安权将拘捕一切嫌疑犯，即使是中方官员也不例外。”王克敏则向酒井“深表歉意”，并要求“引渡”陶尚铭。[/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6[/FONT][FONT=宋体]日，河北省府决定“派员调查”，并电令滦榆区专员殷汝耕悬赏“缉凶”。[/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7[/FONT][FONT=宋体]日，河北省府主席商展自保定至天津访梅津美治郎，对刘佐周案表示“道歉”，并声明省政府决“严令缉凶，清除乱源”。同日，河北省政府公布“刘佐周案善后处置办法”两项。[/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8 [/FONT][FONT=宋体]日、9 日，孔祥熙、唐有壬连续向日驻南京总领事须磨提出释放陶尚铭的要求。12 日，外交部向日驻华大使有吉明提出正式严重抗议。[/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7[/FONT][FONT=宋体]日，陶尚铭被“释放”。[/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8[/FONT][FONT=宋体]月12日[/FONT][FONT=宋体]，河北省府严令滦榆区专员公署限期破案。当然，高志远是抓不到的，到8月21日，殷汝耕不知从哪里抓了一个叫李振华的人，把[/FONT][FONT=宋体]刘佐周被杀案扣在了他的脑袋上，[/FONT][FONT=宋体]还取了口供，说是因被刘佐周撤职，故“怀恨行刺”。[/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刘佐周案[/FONT][FONT=宋体]就这样结束了，只苦了陶尚铭，无端被关了十几天。[/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此后不久，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又改名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公开叛国投敌。[/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七七事变”之后，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FONT][FONT=宋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并入王克敏的伪政权，后[/FONT][FONT=宋体]陶尚铭做了伪河北省公署教育厅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很可惜，与日本人打了一辈子交道、吃尽日本人苦头的陶尚铭，最终与殷汝耕“殊途同归”，还是落水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至此，陶尚铭走入了抗团的视线，祝宗梁说，在“火烧教科书”之后，[/FONT][FONT=宋体]“事情并未就此完结，大家觉得当时身为伪教育局长的陶尚铭应对修改教科书负主要责任，决定将其杀掉。[/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当时，是抗团成员沈元寿了解到到陶尚铭住在马场道西湖饭店，“并经常在下午两点多钟离开饭店乘汽车外出”，孙若愚听了，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进行狙击，并决定由他自己和孙湘德担任射手，行动组的另一位成员宋长富和祝宗梁掩护，必要时也参加战斗。[/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据祝宗梁回忆，“10月的一天下午，他们潜伏在饭店附近，发现陶尚铭上了汽车，就马上赶过去隔着汽车向里开了八九枪，然后骑上自行车离开现场。我们离开约50米担任掩护，看他们一切都顺利，遂也离去。”[/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祝宗梁说：“事后才知道陶逆只中了一枪，打瞎了一只眼睛。总结这次经验，认为是汽车铁皮和玻璃造成了子弹偏差。” [/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经查，陶尚铭被刺的准确时间，是1938年11月6日[/FONT][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抗团行动工作的下一个目标，是天津的经济汉奸王竹林。[/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王竹林，生于1855年，本名王贤宾，字竹林，以字行。[/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王竹林[/FONT][FONT=宋体]是长芦盐商出身，也[/FONT][FONT=宋体]是工商界的“老前辈”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盐业关系民生，又是国家的重要税收来源之一，因此自古以来就是国家垄断行业。既是垄断行业，就必有人从中发大财，所以凡是管盐的官，以及做盐业买卖的人，都是巨富。富得今人难以想象，说是“富甲天下”一点不夸张。[/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在前清、康熙、乾隆都曾数下江南进行“巡视”，花钱如流水，到今天还被诟病。其实，客观地说，康、乾二帝“南巡”花的钱，包括皇帝的“万寿”庆典，还有所谓“河工”，许多费用都是盐商“捐输”的。而且，遇有重大的战争，如乾隆的所谓“十全武功”，其军费开支，也有盐商的“贡献”在其中，否则单靠国家，哪里拿得出那么多军费。到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占据了东南富庶之地，清政府的税赋收入马上就成了问题，这当中，失去了两淮“盐课”也是重要原因之一。[/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历史上，盐业的重心有两个，南方就是两淮，两淮盐运使司驻江苏扬州，因此这里也是盐商云集的地方，扬州的园林十分出名，其实当年都是盐商们的私家财产。[/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北方就是长芦，即河北沧州，论规模，长芦盐场略逊于两淮，前清设长芦盐运使，也是个肥缺。由于长芦盐运使经常与富商打交道，见的世面多，无形当中得凤气之先，因此，[/FONT][FONT=宋体]1793[/FONT][FONT=宋体]年，英使马夏尔尼来给乾隆过生日，顺便谈谈通商的事，与外事工作八竿子打不着的[/FONT][FONT=宋体]长芦盐运使[/FONT][FONT=宋体]徵瑞，居然被选派陪同接待马夏尔尼一行，就是觉得徵瑞在当时的官僚中，大概比较“洋派”一些，省得在外国人面前出洋相。[/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当时乾隆详细指示了接待工作的“原则”，“……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以符体制，外省习气，非失之太过，即失之不及。此次英吉利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往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在徵瑞陪同马夏尔尼一行前往京城的路上，乾隆还给徵瑞下旨，谆谆教诲，说你是不是已经答应了马夏尔尼他们，要在圆明园远瀛观请他们吃饭，如果说了也没关系，我该请就请，如果没说，到时候就看情况安排。（“英吉利使臣在远瀛观正殿赏饭一事，该政曾否向正副使及通事提过，如已向其说过，不必撒谎，据实说出，自当仍旧赏饭以示诚信。若未经向其说及，则赏饭一事可行可止。”）[/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乾隆是所谓“英主”，世事洞明，尽管此时已经83岁了，头脑依然清晰无比，他显然是听说徵瑞可能应了英国人什么事，怕他不敢说，到时候耽误大事情。从这件事上看，乾隆还是一个很通情达理的人。[/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但是，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乾隆毫不放松，他特地叮嘱徵瑞：“……当于无意闲谈时，婉词告知，以各处藩封到天朝进贡观光者，不特陪臣俱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即国王亲自来朝者亦同此礼。”[/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此事对[/FONT][FONT=宋体]马夏尔尼、对英国政府都形成了绝大的刺激，1860年，天津设立[/FONT][FONT=宋体]英租界，英国人特地将其中的一条小马路改名为“[/FONT][FONT=宋体]马夏尔尼路”，可见其衔恨之深。[/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与扬州一样，经营盐业的长芦，也出了许多巨富，民国许多亦官亦商的人士，都出自长芦，如曾为袁世凯办理“善后大借款”的周学熙；如袁世凯的表弟、后来创办盐业银行的张镇芳，都做过[/FONT][FONT=宋体]长芦盐运使。展子虔的《游春图》、陆机的《平复帖》，都是解放以后，由张镇芳的儿子张伯驹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的，可见其家财力之雄厚。[/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 （二百六十六）

[FONT=宋体]王竹林也是一位富有的盐商，后由商入仕，[/FONT][FONT=宋体]1903[/FONT][FONT=宋体]年，天津效仿上海，成立天津商务总会，王竹林被任为商务总会总理，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总理”，[/FONT][FONT=宋体]二品顶戴呢，论品级，几乎跻身“卿贰”行列。[/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当年，段芝贵为了拍庆亲王奕劻的儿子载振的马屁，曾向他“进献”了一个叫杨翠喜的戏子，曾轰动一时。据传，当时王竹林的天津商务总会就曾经“襄助”了十万大洋。[/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北京矿务局（改制后称为京煤集团）的[/FONT][FONT=宋体]房山运煤高线，一到[/FONT][FONT=宋体]直到2008年奥运前夕才被拆除，这条运输线，就是在上世纪初，经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批准，由王竹林牵头组织，集资兴建的，用了好几十年。[/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此后，王竹林任天津长芦盐务局局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七七事变”爆发时，王竹林已经82岁，面对民族危亡，年过八旬的王竹林忽然变得十分无耻。[/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据曾任华北驻屯军“嘱托”（日语“[/FONT][FONT=宋体]委托人[/FONT][FONT=宋体]”之意，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顾问”的意思）的王仕任回忆，早在7月25日，华北驻屯军“[/FONT][FONT=宋体]茂川公馆[/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负责人茂川秀和少佐就召集了一个老汉奸的“聚会”。[/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人在沦陷区开办了许多以“公馆”、“洋行”为名称的机构，其实都是些特务机关。[/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比如，原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的天津“青木公馆”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机构主要做下野军阀、失意政客的工作，“冀东独立”就是“青木公馆”的“杰作”之一。但在“吴佩孚工作”失败之后，原负责人大迫通贞被调回国内，原班人马移交华北驻屯军，归茂川秀和指挥，其对外的名称遂改为“茂川公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茂川秀和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曾跟随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共同策划了诱使溥仪前去东北的阴谋。1935年，茂川秀和进入“青木公馆”，并在不久后接管了“茂川公馆”的工作，公开军职是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部第二课(情报科)课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眼下，茂川秀和的首要工作就是笼络一批汉奸，为日寇进入天津做好准备工作。[/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据王仕任回忆，当天的“会议”是在[/FONT][FONT=宋体]方若家召开的，[/FONT][FONT=宋体]参加会议的有[/FONT][FONT=宋体]高凌蔚、钮传善、刘玉书、方若、孙润宇、沈同午等人，这是一次“策划成立伪组织的预备会议”，会上，茂川暗示：“日本即将占领天津，希望大家对中日战争的问题多做努力。”[/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7[/FONT][FONT=宋体]月27日[/FONT][FONT=宋体]，茂川又派[/FONT][FONT=宋体]王仕任将高凌蔚接到[/FONT][FONT=宋体]“茂川公馆”，具体研究组织“治安维持会”的事情，此时，北平的29军与日寇已在激战中。[/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对茂川的“信任”，高凌蔚受宠若惊，他说：“天津是个大商埠，如果成立组织，除了前天的几个人，还应多邀请天津的各方面人士参加才好。”茂川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责成高凌蔚“考虑具体人选”。[/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第二天，高凌蔚就拉出了一份名单，即日后的伪“治安维持会”的头头们，这十个人是：高凌蔚、钮传善、刘玉书、孙润宇、沈同午、王竹林、赵聘卿、王晓岩、邸玉堂、方若。另外还有刘绍琨等参与此事、但不任“委员”的人。[/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德高望重”的商界前辈王竹林就此落水，这大把年纪了还跑出来当汉奸，想想都替他可惜，早点死了多好，省得遗羞子孙。[/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更令人不齿的是方若，据王仕任回忆，因日本人比较重资历，因此高选的人都是北洋时期的旧官僚和政客，但方若恰恰没有在北洋任过职，因此他并不在高凌蔚属意的委员当中。方得知后大不乐意，认为“丢了面子”，于是到处找日本人“通融”，坚决要求当汉奸，日本人看他极为“诚恳”，最后将方若的名字加了进去。[/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7[/FONT][FONT=宋体]月31日[/FONT][FONT=宋体]，即天津弃守的次日，茂川将高凌蔚等接到“茂川公馆”开会，先是假意对“中日已经开始敌对行动表示惋惜”，据说还流了几滴眼泪，然后就开始就“正式成立治安维持会的问题”进行讨论。[/FONT][FONT=宋体]据王仕任回忆，[/FONT][FONT=宋体]在讨论中，群奸就几个“重要职位”的归属“发生了争执”。“高凌蔚和钮传善争夺委员长的职位，刘绍琨和孙润宇争夺秘书长的职位。最后，经日本特务机关裁决，由高凌蔚任委员长，刘绍琨任秘书长，才平息了这一场争夺伪职的丑剧。”[/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8[/FONT][FONT=宋体]月1日[/FONT][FONT=宋体]，伪天津治安维持会正式“成立”，8月2日，茂川令全体“委员”去“晋谒”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王仕任说：“这群汉奸一清早就齐集香月官邸院内，屏息肃立，等候接见，连客厅也没有让进，等了好久，香月才出现在二楼的阳台上。这群汉奸赶紧鞠躬如仪，由刘绍琨以日语说明‘晋谒请训’的来意，这个占领军的司令官，傲慢地挥了挥手，连一句话也没有说，转身就进屋去了。汉奸们乘兴而来，败兴而返，表现很丧气。”[/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伪天津治安维持会除了“委员”以外，尚有几个“职能部门”，其中，王老汉奸竹林依然干他的“老本行”，当上了伪盐务管理局局长，同时仍兼任已经蜕变为伪组织的天津商会会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祝宗梁说：“王竹林是个老而不死的卖国贼。开大会时他那媚敌的话真是无耻之极。那时他是伪商会会长，带领商界卖国求荣。”[/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祝宗梁说的“开大会”是指日寇举办的“七七事变一周年大会”，王竹林在会上发表了一场演说，“大力吹捧皇军的丰功伟绩等汉奸言论，而且在报纸上全文登载。这使我们对他产生了注意。”[/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据祝宗梁回忆：“正巧，有一天我父亲回家带了一本书，是王竹林送他的。书是讲锻炼气功的方法，而且还有一张很清楚的像片。我父亲还告诉我，他的住址就在英租界44号路宁静里二号。这条路也是我每天上学必经之路。我们多次观查他的生活规律，他的汽车捐牌是423号，出入没定时，偶而在傍晚乘车外出。”[/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按：王竹林练过武术，会气功，所以八十多岁了还有充沛的精力跳出来当汉奸，看来身体确实不错。另外。王在早年曾系统地整理过有关气功的资料并出版，也曾经积极推广中医中药的发展，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是起过一定作用的。[/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 （二百六十七）

[FONT=宋体]刺杀行动依然是由孙若愚组织的，祝宗梁说：“38年12月28号，孙若愚在晚六时左右突然来找我说：在他家门口的丰泽园饭店附近发现了423号汽车。一定是在那里请客，王竹林也参加。我们立即准备，还约了孙湘德来参加行动。我们都带了枪来到饭店。孙若愚讲解了附近的道路情况，说好完事后如何撤退。我们的脚踏车就停在离饭店约20米远的一个胡同里。分配任务是由我和孙湘德担任主攻，孙若愚负责掩护。” [/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前面说过，祝宗梁虽然不是行动组的，但他却多次参加行动工作，[/FONT][FONT=宋体]不过，以前的“行动”，多偏重于宣传、破坏，[/FONT][FONT=宋体]刺杀行动，祝宗梁却没有参加过。他后来回忆说：“狙击王竹林是第一次，我是第一次开枪，也没机会练习打枪。但我们有个手枪型的汽枪，多少也有点帮助。”[/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祝宗梁、孙湘德等早早来到丰泽园饭店附近，埋伏起来。“来到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发现动静，最先开动的是王竹林的汽车，从最远的地方开过来。这表明王来的最晚，而他先走，他就是被请的主客。我们两人急促走向门口。这时王竹林已经走到汽车门前。正回头与众送客道别。我们离王逆约五米远。两人向他开了七枪。然后我们按计划撤退。孙若愚助威，也向天开了两枪。当我开第一枪时，王逆转身看见我，叫了一声‘呀’。然后跟着几枪倒地。”[/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据祝宗梁回忆，事后的报道，是这样说的：“王竹林头部中了一枪，胸部中了两枪，在送往医院途中送命。后来才听说，他有两个保镖。当听到枪声时，就向饭店里跑去。这也不知真假。报纸还说事情从发生到结束只是几秒钟，凶手就神秘失踪。”[/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第一次开枪的祝宗梁，居然如此冷静，其少年豪杰的风范，着实令人神往。[/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祝宗梁在多少年以后的回忆中，豪情满怀地说：“其实三个‘火枪手’都是在校读书的高中学生，年龄都是18岁。而且都没受过训练，开枪还都是在他们执行任务时的第一次尝试。在饭店旁有个小胡同，胡同另一个出口是在另一条大街上。他们就从这里撤退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王竹林被刺杀，给日伪和亲日分子以沉重打击，从此再没人敢站出来当这个汉奸商会会长，到1942年好不容易选出来一个，很快即离家出走，躲了起来，连家人到不知道他上哪里去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对此，日伪方面的震惊可想而知，祝宗梁说：“（1939年）1月5日报上登载：市署悬赏五千元缉凶。19日又把赏格提高到一万元。伪市长潘毓桂对死者又是吊唁，对他家属又是慰问。还撤换了伪警察局长周思靖以及侦缉队队长等多人。这只能表现他们的惊恐心态。”[/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按：潘毓桂，生于1884年，河北省盐山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毕业。[/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35[/FONT][FONT=宋体]年6月，潘毓桂曾伙同石友三、白坚武等人发动“北平自治”。1935年12月，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为缓和同日本人的矛盾，任命潘毓桂为政务处处长，还取消了石友三、白坚武等人身上背着的通缉令，并将他们都委任为[/FONT][FONT=宋体]冀察绥靖公署参议[/FONT][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宋哲元的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戈定远曾回忆：“[/FONT][FONT=宋体]宋哲元在冀察政委会和冀察绥靖公署里，设置顾问、参议、谘议等一二百人，每人每月送车马费一、二百元不等，还有送得更多的，凡是居住平津两地的政客和下台军阀以依附日军的汉奸之类，差不多都网罗在内。宋哲元的意思，以为这样每月花点钱养着这批人，让他们有饭吃，有官做，不至于再去勾结日本人来反对他。这完全是采取收买的方法。但是事实上，宋这样做法只有助长这些人的气焰，让他们可以拿着官的头衔，来更方便地投靠日本人。”[/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七七事变”前后，潘毓桂任北平市公安局局长，当7月29日，张庆余、张砚田等人起义，押着殷汝耕走到北平附近时，被日寇打了伏击，殷趁机逃走，由日本武官今井武夫通知潘毓桂将殷接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保护起来。[/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38[/FONT][FONT=宋体]年12月14日[/FONT][FONT=宋体]，王克敏的伪“[/FONT][FONT=宋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FONT][FONT=宋体]”成立。北平、天津等地的“治安维持会”均同时取消，高凌蔚当上了伪天津特别市市长，但仅当了1个多月，即于1938年1月17日，被比陈觉生“更像日本人”的潘毓桂取代。[/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王案发生后，潘大发雷霆，指责伪天津市警察局[/FONT][FONT=宋体]特高科科长、台湾人蓝振德“失职”。但据王仕任回忆：“他（指蓝振德）自恃有日本军、特、宪的强硬靠山，为所欲为，更不把潘毓桂放在眼里。” [/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另外，[/FONT][FONT=宋体]伪警察局长周思靖也不是因王案被撤职的。据王仕任说：“[/FONT][FONT=宋体]周原系日本翻译，是由日军安插进来的，年仅二十五、六岁。周初上任时，对潘状甚恭谨，后来潘才发觉周的心目中只有日本主子，并不听从潘的指挥，潘对此很不满意。后来因警察局的一堵墙壁倒塌，险些酿成在押犯人越狱逃走，潘便借题发挥，下令扣押警察局庶务主任，并在报告中批示：‘如此重大之事，该局长形同聋聩，何以自处，不待本市长之喋喋也。’逼周思靖辞职。”[/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按：周思靖，生于1906年，浙江诸暨人。[/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周思靖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骑科毕业生，与盛世才的弟弟盛世骐是同学。原冀察绥靖公署参谋，“七七”打响之后，曾会同王冷斋、林耕宇等人，一同与日军进行交涉，后成为汉奸。[/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潘毓桂虽然“更像日本人”，却并不比别人受到日寇更多的信任，刺王案发生之后不久，潘毓桂就下台了，被他斥为“失职”的蓝振德反而升任伪天津市社会局长。至于周思靖，则更进一步，居然调升为伪徐州市市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潘毓桂心中的懊恼可想而知。[/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狙击王竹林一事，通过曾澈报给了军统局，祝宗梁说：“[/FONT][FONT=宋体]一个月后，曾澈带来上级命令，说以后要杀汉奸事先要得到批准，而且以后行动不要在租界内执行。另外还带来一个名单，说这些都是可杀的。这黑名单上的都是大汉奸。”[/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按：租界拥有治外法权，即使是日本人，在抗战初期，也是不能随便进入租界捕人的。因此，特务处乃至军统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的秘密机构，多设置在租界当中，为的就是多一重保护。如果总在租界中“惹事生非”，给外国人“找麻烦”，久而久之，对秘密工作的掩护会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军统指令抗团“以后行动不要在租界内执行”。[/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祝宗梁回忆说：“此外曾澈还说这次上级发了奖金三千元。这三千元还带来一个故事。曾澈说上级发的是法币，而领来的是伪币。他于是把钱退了回去，并且说抗团不要伪币。后来还是领来的法币。原来是他们单位的财务贪污。法币与伪币的比值相差十分之一。这笔钱仍留作抗团经费。”[/FONT]

 

[兔兔]

作者启事




[FONT=宋体][FONT=宋体]
[FONT=宋体]本打算一气呵成把“抗团”这个章节写完，大概三十段左右，但那样一来的话，一下就跑到四几年去了。[/FONT][FONT=宋体]由于[/FONT]1938[FONT=宋体]年、[/FONT]1939[FONT=宋体]年这两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如果现在不说，将来的许多事情，在叙述上多有不便，大家看着也费劲。因此“抗团”第一部分只好暂告一段落。[/FONT]

[FONT=宋体]按我的计划，下面应该是“刺杀汪精卫”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要花点时间准备一下。为避免大家没的看，只好炒点冷饭，重贴修改后的一些内容（原来的一些东西，有的没有说清楚，有些又发现了新的资料，故这段一直在修改旧稿）。[/FONT]

[FONT=宋体]从明天开始，更新修改后的“狙击王克敏”。[/FONT]


[FONT=宋体]请大家谅解。[/FONT]


[FONT=宋体]万千人[/FONT]
[/FONT][/FONT]

 

[兔兔]

重贴—— 狙击王克敏 （一）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让我们回到1937年7月29日。[/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据英国记者贝特兰在报道中说，“一早走出了东交民巷，我看见灰色的军装已经从城墙上消失。城门开着，一小群人力车在进出。接着我们拿到了报纸，已是最后一天发刊的《北平新闻》，宋(哲元)‘含泪’而去，已经退出了北平。”[/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7[/FONT][FONT=宋体]月29日[/FONT][FONT=宋体]一早，张自忠在[/FONT][FONT=宋体]外交大楼就任[/FONT][FONT=宋体]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北平市市长，同时宣布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将[/FONT][FONT=宋体]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石敬亭、石友三等人免职，增派张允荣、张壁、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杨兆庚等人为委员，并任命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长、[/FONT][FONT=宋体]张允荣为平绥铁路局局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张逆自忠》[/FONT][FONT=宋体]、《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张自忠接见松井后北平城门大开》等新闻标题充斥着各大报章。[/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在张自忠，其种种举动，显然是委曲求全的意思，希望通过种种妥协，度过面前的难关，即像每次局部冲突一样，做点小让步，换取日军的撤兵，最低限度，也不要进入北平城里。[/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实际上不仅张自忠，由于自“九一八”以来，中日之间在华北争端频仍，造成许多人形成一种惯性思维，[/FONT][FONT=宋体]仍认为这只是一次局部的小“摩擦”，而没有意识到这是大战的开始。[/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然而，对[/FONT][FONT=宋体]张自忠[/FONT][FONT=宋体]的种种，日军并不领情。[/FONT][FONT=宋体]7[/FONT][FONT=宋体]月29日[/FONT][FONT=宋体]当天，在日本人的扶持下，[/FONT][FONT=宋体]“北平市地方治安维持会”[/FONT][FONT=宋体]成立[/FONT][FONT=宋体]，日寇搬出了老政客江朝宗担任“会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据时任北平武官的今井武夫回忆：“[/FONT][FONT=宋体]等到七月二十九日天明，我最先对北平市内巡视了一周，冀察军撤退后的北平，除去看到一些杂乱的麻包土袋等防御设施外，市内非常平静。城内虽留下了由冀察军第一百三十二师的两个团改编成的保安队，但为了维持治安并安定人心起见，我认为有必要从速组成中国方面的委员会。二十九日晨与松井特务机关长协商后，于是推荐北平市民中具有国务总理资历的元老、七十余岁高龄的江朝宗担任主席，总商会代表冷家骥，银行公会邹泉荪，自治会吕均，市政府周履安，公安局长潘毓桂担任委员，组成地方维持会，于第二天三十日即速举行了成立大会。”[/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江朝宗，[/FONT][FONT=宋体]1861[/FONT][FONT=宋体]年生，安徽省旌德县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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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在历史上，[/FONT][FONT=宋体]江朝宗以“一分钟总理”而闻名，实际上没有这么惨。[/FONT][FONT=宋体]1917[/FONT][FONT=宋体]年，“辫帅”张勋入京，“调停”黎元洪总统府与段祺瑞国务院发生的“府院之争”，当时连内阁成员都不是的步军统领江朝宗趁机于1917年6月12日当上了代理国务总理，在大家的强烈反对下，于6月24日卸任，一共当了12天。[/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由于日本人对张自忠采取的是不理不睬的态度，同时又涌现出大批的汉奸，随时准备发挥作用，张自忠的三个职务根本无法履行，不得已，张于8月6日住进德国医院，并通过[/FONT][FONT=宋体]《北平晨报》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8[/FONT][FONT=宋体]月7日[/FONT][FONT=宋体]，张潜离北平。[/FONT][FONT=宋体]今井武夫说：“[/FONT][FONT=宋体]随着后来战局不断扩大，这个机构当然也就丧失了行政机能，于八月十九日白行解散，张改着便装逃亡南下，任国民政府军的师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自然消失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张自忠在“七七事变”前后这段时间的种种，在历史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此前不久，张自忠曾率“[/FONT][FONT=宋体]冀察考察团[/FONT][FONT=宋体]”出访过一次日本，本已经惹得满城风雨，据张的侄女[/FONT][FONT=宋体]张廉瀛说，这个团出访日本后，都不敢经上海回国，“因为冀察考察团赴日访问没有请示蒋介石，担心到上海后，被蒋介石借故扣留。”再加上[/FONT][FONT=宋体]北平沦陷以后这一段时期的表现，使张自忠在当时被目为“汉奸”。[/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张自忠从北平逃出后，第一站是山东，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是张原来在西北军时的“袍泽”。张去见他，韩居然不见，说：[/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他见我干什么?”韩部师长、[/FONT][FONT=宋体]张自忠[/FONT][FONT=宋体]原来的下级李汉章也讽刺张：“我看你以前爱看书，你读的圣贤书都到哪里去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时人对张自忠的观感，可见一斑。[/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其实，要想分辨张自忠是不是汉奸，或者说，张自忠想不想当汉奸，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看看一下，“七七事变”之后，凡留在京津的社会名流，基本上都落水当了汉奸，就很清楚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凡留下的，也包括后来回到京津的，不管他最初是怎么想的，但可以肯定，其内心深处，都把此次“七七事变”当成了自己人生的新际遇，都想在未来的新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才会留下，否则，他躲都躲不及，还会留下？[/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换句话说，张自忠要想当汉奸，他又何必走！既走，他就绝不是汉奸！[/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但不管怎么说，张自忠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确使自己陷于一种“百口莫辩”的境地。1937年9月15日，时在山东济南的张自忠曾给前线的李致中写过一封信，颇能说明其当时的心境：“[/FONT][FONT=宋体]忠奉命留平以后，未获与诸弟兄共同杀敌，致令诸弟兄独任其劳，深以为歉；而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处。务望诸弟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此时站出来帮助张自忠的，正是他原先一直不大看得上眼的秦德纯。[/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据秦德纯回忆，“张于此时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我当即电呈何部长应钦，大意以我奉宋将军令偕同张自忠市长赴中央报告请罪，惟各方谣琢纷传，对张似有不利，可否前往，请电示等语。旋得复电嘱‘即同张市长来京，弟可一切负责’云云。我即将此情形面告张将军，会同赴京。”[/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秦陪同张赴京途中，“车到徐州站，突有学生三十余人要到车上搜查汉奸张自忠，来势颇为凶猛。我—面安排张将军暂避，一面请学生派代表四人到车上谈话，并到各房间查看，代表等未见张在车上，始下车而去。”[/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秦德纯还回忆了蒋介石会见张自忠时的情景，当时张说：“[/FONT][FONT=宋体]自忠在北方失地丧师辱国，罪有应得，请委员长严于惩办。”蒋说：“你在北方一切情形，我均明了；我是全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切统由我负责。你要安心保养身体，避免与外人往来，稍迟再约你详谈。”[/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隔了两天，蒋再次会见张自忠，“对张慰勉有加，询问健康情形及所读书籍”。张说，“在阅读郭沫若日记。”蒋说：“应阅读有益心身的书籍，郭的日记不要阅读。”并说：“—俟你身体恢复，我决令你重回部队，俾得再有机会报效国家，并可到前方看看你的长官同僚及部下。”[/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秦说，在会见中，蒋“态度诚恳温和，俨如家人骨肉的亲切”。张自忠“泪流满面”地说：“如果委员长令我回部队，我一定誓死以报领袖，誓死以报国家。”[/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不久，蒋介石发表张自忠为军政部中将部附，一场难关初步度过。[/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令张自忠回到前线的，是此前与张“毫不搭杠”的李宗仁[/FONT]

 

[兔兔]

重贴—— 狙击王克敏 （二）





[FONT=宋体]1937[/FONT][FONT=宋体]年10月，李宗仁奉老蒋召唤进京，“共谋抗战大业”。其时，正是张“出事”回京不久，正在赋闲，于是李宗仁“乃就西北军自忠的旧同事中调查张氏的为人。他们，尤其是张的旧同事黄建平，便力为辩护说，自忠为人侠义，治军严明，指挥作战尤不愧为西北军中一员勇将，断不会当汉奸” 。[/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对此，李宗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李让黄建平请张自忠来相见。李后来回忆：“孰知张君为人老实，竟不敢来，只回答说，待罪之人，有何面目见李长官。后经我诚恳邀请，他才来见我。”[/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李说：“当张氏抵达之时，简直不敢抬头。平剧中，常见犯人上堂见官，总是低着头说：‘犯人有罪，不敢抬头。’对方则说：‘恕你无罪，抬起头来。’我以为这不过是扮戏而已，殊不知抗战时期，北方军人中尚有此遗风。”[/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于是李宗仁说：“荩忱兄，我知道你是受委屈了。但是我想中央是明白的，你自己也是明白的，我们更是谅解你。现在舆论界责备你，我希望你原谅他们。群众是没有理智的，他们不知底蕴才骂你，你应该原谅他们，毕竟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 [/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李还说：“我希望你不要灰心，将来将功折罪。我预备向委员长晋言，让你回去，继续带你的部队！” [/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听到这里，张说：“如蒙李长官缓颊，中央能恕我罪过，让我戴罪图功，我当以我的生命报答国家。”[/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回去以后，李宗仁果然找到老蒋，说：“张自忠是一员忠诚的战将，绝不是想当汉奸的人。现在他的部队尚全师在豫，中央应该让他回去带他的部队。听说有人想瓜分他的部队，如中央留张不放，他的部队又不接受瓜分，结果受激成变，真去当汉奸，那就糟了。我的意思，倒不如放他回去，戴罪图功。” [/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李宗仁的面子，老蒋是要给的，于是当即写了一个手令，“要张自忠即刻回至其本军中，并编入第一战区战斗序列。” [/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张自忠赴任之前，特地来找李宗仁辞行，并说：“要不是李长官一言九鼎，我张某纵不被枪毙，也当长陷缧绁之中，为民族罪人。今蒙长官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以报国家，以报知遇。”[/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据李宗仁回忆，当时张“言出至诚，说来至为激动而凄婉。我们互道珍重而别。” [/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39[/FONT][FONT=宋体]年，[/FONT][FONT=宋体]张自忠[/FONT][FONT=宋体]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曾说：“华北沦陷，我以负罪之身，转战各地，每战必身先士卒，但求以死报国。西北军出了个韩复榘，我张自忠决不是韩复榘，他日流血沙场，马革裹尸，你们始知我取字‘荩忱’之意。”[/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到后来，张自忠以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选择与日军决一死战，其内心深处，未尝没有以死来洗脱“汉奸”罪名之意。[/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40[/FONT][FONT=宋体]年5月16日[/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FONT][FONT=宋体]壮烈殉国，成为自[/FONT][FONT=宋体]抗战开始以后，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亲临前线、战死沙场的第一人。[/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抗战胜利以后，经冯玉祥提议，1947年3月13日，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签发了“北平市政府户字第59号训令”，将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和铁狮子胡同三条街道分别改名为佟麟阁路、赵登禹路和张自忠路，沿用至今。[/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就在张自忠离开北平的第二天，1937年在8月8日，日寇进驻北平。当天他们还举行了“入城式”，2000余日寇自永定门入城，[/FONT][FONT=宋体]穿过正阳门前方的前门大街牌楼。随后，在东交民巷前的日军练兵场举行了阅兵仪式。[/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至此，千年的古都北平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此时，各种各样的失意政客们仿佛一下找到了主心骨，争先恐后地跳了出来。有时候看那段历史，真奇怪素以讲求气节闻名的中国，哪来的那么多汉奸。[/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前面说了，早在[/FONT][FONT=宋体]7[/FONT][FONT=宋体]月29日[/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北平市地方维持会”就成立了[/FONT][FONT=宋体]，但江朝宗一直躲在家里，没敢“就职”。一直到8月8日日军接管北平防务之后才敢露面。8月19日，江朝宗又当上了伪北平市市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对此，乔家才在回忆录中痛斥：“也只有像江朝宗那种老而不死，寡廉鲜耻的角色，才会出头来胡搞。”[/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相比之下，天津的[/FONT][FONT=宋体]高凌蔚[/FONT][FONT=宋体]可就比[/FONT][FONT=宋体]江朝宗“痛快”多了。[/FONT][FONT=宋体]1937[/FONT][FONT=宋体]年7月31日[/FONT][FONT=宋体]，天津沦陷的第二天， [/FONT][FONT=宋体]高凌蔚[/FONT][FONT=宋体]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成立了“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给人的感觉，好象他盼望这一天已经很久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高凌蔚[/FONT][FONT=宋体]也曾代理过国务总理，不过他比江朝宗干的时间可长多了，从[/FONT][FONT=宋体]1923[/FONT][FONT=宋体]年10月12日[/FONT][FONT=宋体]到1924年1月12日[/FONT][FONT=宋体]，整[/FONT][FONT=宋体]三个月呢！[/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有了平、津两地的“示范”效应，在华北的沦陷区范围内，很快出现了一大批[/FONT][FONT=宋体]“维持会”，为日本人做事。[/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我不知道日本人对于这一点有没有感到意外，即在被他们侵占的国家中，居然会有这么多人主动与侵略者合作，而且是死心塌地的那种。[/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其实，看看当时的形势，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汉奸。[/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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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简单地说吧，一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相比于日本，中国确实太弱小了，很多人看不到抗日的前途在哪里，既然没有前途，那还不如投机一把，分一杯“羹”。[/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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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话说回来，即便是看不到抗日的前途，毕竟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中，甘愿当汉奸的人，总归是少数。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些自甘堕落的都是些什么人，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当年的汉奸，特别是那些头面人物，仔细分析一下，主要有四类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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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一是留日回来的，包括那些与日本有着种种瓜葛的人，如[/FONT][FONT=宋体]殷汝耕、如王克敏。[/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上世纪初，留日学生在中国政界和军界有相当的影响力，自清末的中国开始“睁开眼来看世界”之后，形成了一股留学潮，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又是当年的世界强国，大批的人到日本学习。这些人当中，自有大批的民族菁英，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形成了一批“亲日派”。一旦出现什么风吹草动，这些“亲日派”朝哪个方向倒不问可知。所以郁达夫会说：“读书人当汉奸，应该罪加一等”。[/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二是失意政客，主要是北洋军阀的残渣余孽。这些人刚刚失去统治者的地位，急需找回他们的“话语权”，等待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太长时间，不一定是日本人来，不管谁来了，只要是变了天，这些人不跳出来闹出点动静，反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情。[/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三是过气军阀，最典型的就是张敬尧、石友三辈。这些人的头脑中，本就没有任何民族大义可言，有奶就是娘，谁得势我就靠上谁，到什么时候也吃不了亏。[/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四是社会渣滓，这些人往往不是汉奸中的头面人物，但却是最凶残的那种，最典型的就是上海的吴四宝。这些人不但没有民族大义，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也可以说根本就不是人，所以其危害反而最大。[/FONT]​

 

[兔兔]

重贴—— 狙击王克敏 （三）



[FONT=宋体]所谓“维持会”，毕竟重在“维持”，时间长了是不行的。而且，这些各地的“维持会”，彼此之间并无统属关系，虽说都听命于日本人，但时间长了，在协调配合上的问题越来越多，急需“统合”起来。[/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此时，日本在华北驻军的最高长官是寺内寿一。[/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军方三次从关东军征调部队到华北，加入华北驻屯军，接着又从国内征调[/FONT][FONT=宋体]第5、第6、第10三个师团进入华北，至此，华北境内的日军猛增至近40万人。日军方遂将[/FONT][FONT=宋体]华北驻屯军改为华北方面军，以寺内寿一大将为方面军司令官，下辖两个军，第一军军长即原华北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中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37[/FONT][FONT=宋体]年9月，[/FONT][FONT=宋体]寺内寿一命[/FONT][FONT=宋体]喜多诚一[/FONT][FONT=宋体]接管了松井太久郎的驻[/FONT][FONT=宋体]北平特务机关，并改为华北方面军特务部。[/FONT][FONT=宋体]至于参与挑起“七七事变”的松井太久郎,则被调任关东军司令部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喜多诚一，1886年生，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36年3月任驻华使馆武官。1937年9月4日，喜多诚一任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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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喜多诚一与影佐祯昭、晴气庆胤、[/FONT][FONT=宋体]今井武夫，当然还有老资格的土肥原贤二，都是日军中的“谋略专家”，专事分化瓦解的“政战工作”，中国大批的汉奸，尤其是那些头面人物，多是在这几个人的“牵线”之下，粉墨登场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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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换句话说，多是被这几个人送上断头台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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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9[/FONT][FONT=宋体]月6日[/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喜多诚一接到了[/FONT][FONT=宋体]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本直三郎少将“关干建立华北政权”的指示：“暂建立政务执行机关，以统治现在及将来的军占领区的中国方面各机关，且尽量使之成为将来华北政权的基础。”[/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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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既然是搞“建立政权”，总得有几个具有一定“号召力”的人物来牵头，怎么也得是当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人物，比如在北洋政府里当过“总统”、“总理”一级的，才像是那么回事。[/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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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像江朝宗、[/FONT][FONT=宋体]高凌蔚[/FONT][FONT=宋体]之流，形同儿戏般地当过一天半天“总理”的，肯定不行，民众的认可度太低，会坍了“新政权”的台面。[/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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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不过，到这个时候了，基本上，当年有头有脸的老“政治家”们，多已凋零。此时还在平津的，只有吴佩孚、靳云鹏、曹汝霖等三数人，大体符合日本人的“条件”。[/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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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曹汝霖回忆：“那时北京城内，风风雨雨，谣言满天飞。有说吴佩孚与土肥原条件讲好，即将出任主席。有说殷汝耕可能升格，当临时政府主席。又有说靳云鹏亦有意出来当此席。”[/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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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今井武夫回忆，他在1937年年初就与靳云鹏有联系。今井说：“靳前一年秋天应蒋介石的邀请南下，并接受了要他努力打开当时在华北非常危急的日华关系的委托。他的想法是，要避开当时成为难题的政治经济问题，先从文化提携入手来改善两国的全面关系。他也曾把这个心意告诉过我，并要求我协助。他自己就这样开始了热心的活动。为此，我们曾相誓共同努力，而且已先后举行了四次会谈，时机看来已渐趋成熟，同时周围的形势也不容许再拖延了。于是靳就在五月十一日亲自来到北平，在棉花胡同他的家里和我进行细谈。”[/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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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今井说，当时靳云鹏的想法是这样的：“他想先取得蒋介石的承认之后，要使华北各地的实力人物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等人也在这个运动里和他采取同一步调，因此他借了佛教密宗会会长的公事这一表面理由，于六月底从天津出发，先到山东省作短期旅行，等待前往南方的时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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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正在“等待时机”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靳也没能见成蒋介石，于是直接从山东回了天津。[/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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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下一个是吴佩孚，喜多诚一和他手下的总务课课长根本博都曾经与吴佩孚接触过，吴表示：“设无各国承认之国民政府与真正人民拥戴，我绝不出就任何名义。在过去，我曾反对蒋委员长和国民党，但我不反对中国人，现在蒋委员长与其领导之国民党，为中国人做事争气，故我决不反对。”[/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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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寺内寿一曾打算与吴佩孚当面谈谈，亦被吴婉言谢绝。[/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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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现在只剩下曹汝霖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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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曹[/FONT][FONT=宋体]本就是“五四”的惊弓之鸟，当年宅子都给烧了，还差点挨了打，怎么还会出来趟这个浑水！[/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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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曹汝霖在回忆中曾提及[/FONT][FONT=宋体]高凌蔚[/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江朝宗[/FONT][FONT=宋体]二人，言语间颇为不齿：“日本人物色到这两大人物为会长，真属不易。而江高两人，以前任高官，不惜降格供人利用，抑何若是之无耻也。”并讽刺说：“江之子某，为市政府财政处处长，大发其财，父子同恶相济，总算名利双收。”[/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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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曹汝霖回忆，某日，有一个“[/FONT][FONT=宋体]像军人，但没穿军服”的日本人曾找过他，看名片是“兴亚院”某部长，对曹说：“你们孙中山先生过日本时演说，主张大东亚主义。这主义应由我们两国领导，才可安定东亚。”并说：“我们这次极愿与贵国向来主张两国亲善的人合作，实行孙中山大东亚主义。”[/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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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曹说：“我没有见过孙中山，但听说他的大东亚主义，先要自由平等，废除不平等条约。像你们现在之行动，想以武力征服中国，怎能平等自由?怎能说是孙中山的主义?”[/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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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对方见“语不投机，即告辞而去。”[/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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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下一个来劝降的是土肥原贤二，他说，“京津维持会，仅属一时性质，不能有所作为。现在我们决定要设立华北临时政府，拟请您出来担任主席。日本军不日南下，若得了南京，即成为正式政府，主席即是大总统了。我们都知道您是向来主张两国亲善的，现在两国亲善的日子到了。您多少年来，受了多少的鸟气，现在正是您吐气扬眉的时候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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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土肥原贤二不愧是“谋略专家”，挺会说话的，尤其是“您多少年来，受了多少的鸟气”这一句，不知是土肥原的原话，还是曹汝霖根据他说话的语气记录的，应该是正说到了曹的心坎上。[/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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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曹说：“不错，我是向来主张中日亲善的。但你们这样搞法，怎能讲亲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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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对此，土肥原说：“因为南京政府反日，所以不能讲亲善，以后北京立了临时政府即不同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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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曹说：“彼此要讲亲善，只要彼此有诚意，不论哪个政府都可以做到，不必要另立政权。但你们要如何主张，是你们的事，我不便多说。至于我呢，自从先父去世以来，现在只有八旬老母，她因为我搞政治关系，把老父的命送掉，她恐怕我再搞政治，时时对我垂涕而道。我已对老母言，誓不再入政界。我与段祺瑞先生的关系，你应知道的。他当执政时，我也没有出来，这是明证。且我有肾脏病，时发时愈，像这样多病之身，更何能当此重任?多谢你的好意，我是不能干的，请你们另请贤能吧。”[/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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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土肥原继续说：“看您精神很好，不像有病的人，且正当盛年，是为国服务之时，不能以家事而不管国事。”[/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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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曹汝霖说，“您在北方有年，您总见过人家在新年陈设的唐花吧。像牡丹、海棠之类，都是颜色鲜明，但一出屋外，受了寒冷，即枯萎了。我的身体亦是这样，若无事休养，还可过去。倘若出来担任重任，不久即将倒下。这只有我自己明白，他人何能知道?还请原谅。”[/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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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土肥原没有说动曹汝霖，喜多诚一只好亲自出马。曹汝霖在回忆录中，称其为“喜多骏一”，曹对喜多评价为：“这人虽属军人，然尚文雅，我见过几次，觉得尚诚实，没有嚣张之气。”[/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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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喜多说：“您跟土肥原君谈话，我都知道。我想您恐怕与军方磨擦，不好办事，故不肯出来。这层可不必顾虑，不久我将转任为联络官，若军方与临时政府有磨擦，我可在中间调和，请您放心。”[/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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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曹答道：“我不是顾虑这些，您若愿听，我可以心中之言相告。中日两国，从地理上历史上关系的密切，自应互相亲善提携，我向抱此愿望，惜才力不足应付，终至失败，反被人骂我亲日卖国，但我于心无愧，并不因此灰心。今两国不幸兵戎相见，到此地步，我实在痛心。您应该明白，中华民族决不能以武力屈服，以我的观察，日本决不能以强力并吞中国，中国亦决不能以武力抵抗日本。日本若想武力征服，中国恐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于日本有何益处，徒得了侵略之名，为各国齿冷。我想彼此迟早终有悔悟之日，言归于好。我以为临时政府之设立，似无必要。但这是你们的事，我不能置喙。若论主席，应以没有色彩超然之人为宜。万一局面有变，尚可发生作用，不必以亲日之人为限。这是我中心之言，不是徒托空言，亦不是含有恶意，希望您谅解。”[/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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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在这里，曹汝霖所说的“中华民族决不能以武力屈服，以我的观察，日本决不能以强力并吞中国，中国亦决不能以武力抵抗日本。日本若想武力征服，中国恐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这一句话，应该说是极有见地的看法，但不知是曹汝霖当时就这样想的，还是在写回忆录时追述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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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喜多听了曹汝霖的长篇大论之后，“频频点头，似有会意，只说领教了，可惜已晚了。遂辞出。”[/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