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 看《潜伏》话“军统”<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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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二百九十四）


[FONT=宋体]1925[/FONT][FONT=宋体]年“[/FONT][FONT=宋体]五卅运动”，[/FONT][FONT=宋体]陶汇曾[/FONT][FONT=宋体]以北大法律系毕业生的身份，写了一篇文章，称英国巡捕“违法”，租界捕房大怒，曾到上海[/FONT][FONT=宋体]会审公堂[/FONT][FONT=宋体]起诉[/FONT][FONT=宋体]陶汇曾[/FONT][FONT=宋体]。最后的结果是：“[/FONT][FONT=宋体]大约延了五六次期，最后一堂，两方律师各说了几句话，堂谕商务印书馆罚洋四千元，以后不得再犯。这一案才算了事。”[/FONT][FONT=宋体]此事令陶声名鹊起。[/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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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陶汇曾也是[/FONT][FONT=宋体]《孤军》杂志成员，[/FONT][FONT=宋体]据萨孟武回忆：[/FONT][FONT=宋体]“我主编《孤军》杂志约有一年，民国十四年，在杭州西湖开会，参加的人据我记忆，似有何公敢、林石虎、阮湘、周佛海、郭心崧、刘光华等十数人。此时陶希圣已由北方南下，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他亦常常写文章，在《孤军》杂志发表。”[/FONT]

[FONT=宋体]就这样，[/FONT][FONT=宋体]陶汇曾认识了[/FONT][FONT=宋体]周佛海并成为好友，[/FONT][FONT=宋体]也种下了日后的恶因。罗君强说：“[/FONT][FONT=宋体]何公敢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编辑，由他介绍编译所的同事陶希圣（原名陶汇曾）、梅思平（原名梅祖芬）加入孤军社，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之成为好友，就是从这时开始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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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北伐军兴，经周佛海援引，1927年1月，陶汇曾被聘为[/FONT][FONT=宋体]中央军校[/FONT][FONT=宋体]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中校军衔。同时被聘任的，还有陶汇曾北大的校友兼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同事梅思平。[/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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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由于当时军校给陶汇曾发来的聘书上，写的名字是陶希圣，从此他就以这个名字行世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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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书生从军”，令陶希圣极为兴奋，当时，他曾经把筷子插在腰上，对太太万冰如说：“我要挎指挥刀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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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不过，陶没有想到，武汉之行，不但没有挎上指挥刀，他自己脖子上的脑袋，却险些被别人的“指挥刀”砍了去。[/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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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七一五”前后，周、陶先后离开武汉，周佛海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担任南京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陶希圣则转任政治总教官。[/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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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不久，陶希圣辞去军职，操起了他的老本行，先后在上海、南京等地教书。1929年，陶希圣的早期代表作《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发表，在当时的学者中掀起了一场社会史的论战，同时，也使得年仅30岁的陶希圣跻身于一流学者的行列。当时他曾不无自得地说：“我的稿子是支票，五块一千字，随手可以兑现。”[/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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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也是在这一时期，陶希圣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活动，成为“改组派”，不可避免地，与汪精卫等人的思想倾向逐步靠近。但至少在此时，陶希圣还是比较纯正的学者。[/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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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1[/FONT][FONT=宋体]年，陶希圣的母校北大闹了一场“学潮”，史学系的学生们联合起来，要求罢免系主任朱希祖、并聘请他们的学长陶希圣任教。应该说当时的学校还是挺开明的，不久之后，北大果真聘陶为法[/FONT][FONT=宋体]学院政治系教授，[/FONT][FONT=宋体]讲中国社会史。[/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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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5[/FONT][FONT=宋体]年12月，陶希圣创办《食货》杂志，正是这本刊物，使陶希圣成为一代大师。[/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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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按：陶希圣这个人，即使后来没有短时间的落水和震惊世界的“中途退出”、即使后来没有协助蒋介石撰写《中国之命运》、即使没有在解放前夕公布的43名[/FONT][FONT=宋体]国民党战犯名单中名列第41位，他也照样会在现代史上留下一笔，因为在学术成就上，陶希圣是无可争议的大师级人物。[/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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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陶希圣也参加了“庐山谈话会”，行前，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为他们饯行，陶希圣说：“[/FONT][FONT=宋体]七月七日[/FONT][FONT=宋体]，北平市长秦德纯先生约我们吃饭。被邀者是中央政治会议发出请柬，约到牯岭茶话的几个人。有蒋梦麟与胡适之，我亦在被邀之列。不料这几位客人之外，还有一个宋某(华北大学教授)和罗努生(隆基)。席设中南海一座玻璃大厅。那原是乾隆帝的书斋的旧址。饭后，主人与客人走出大厅，在广阔的高台坐下。[/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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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当时，胡适等问秦：“丰台事件发生，宋先生回乐清故里。北平市靠市长维持。请问我们到牯岭去，你有什么口讯要我们带去?”[/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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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秦说：“没有别的话，只希望中央相信宋先生和二十九军。”[/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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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这时，罗隆基说：“华北特殊化，形成一个缓冲地区，也是好的。国民党既是退出，何不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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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对此，胡适说：“努生!你这是什么话。你知道我不是国民党。但依训政时期约法，国民党行使政权，等于日本的天皇。倘如我们政府要求天皇退出日本，日本人将怎样答复。”[/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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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陶希圣接着[/FONT][FONT=宋体]说：“国民党党部退出华北，并不是党员都退出华北。我们都在这里继续奋斗，决不让你所说的各党各派做华北特殊化的工作。”[/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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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陶希圣回忆说：[/FONT][FONT=宋体]“谈话至十一点散会。我在淡薄的月色之下，乘车回到大乘巷寓所。我和冰如坐在炕上，说到下学年休假的事。我们认为日本军阀的侵略战在九月间必将发作。我预定游历西南各省，家眷最好搬回武昌。”[/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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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说话之间，忽听得远处有隆隆炮声。我们知道那一场战争是提早发作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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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陶希圣回忆说：“[/FONT][FONT=宋体]八日清晨，我上街去，到前门外的东车站与西车站看一看。街上沉寂，两座车站冷清。我再到中国旅行社询问铁路交通情形。他们的答复是平汉与平津两路火车都不通。……数日之后中国旅行社忽然通知，要我立刻出西直门。那里有环城火车，可转丰台，再换车到天津。所有北平被邀往牯岭的诸位先生都是这个走法。我当然照办。”[/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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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几经辗转，陶希圣等如期赶到庐山，并聆听了蒋介石的著名讲话，他回忆说：“蒋委员长莅会致词。全场静听。这一篇讲话就是抗日战争的揭幕。这一篇讲话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整个世界。全国和全世界都听见了‘战端一开，只有打到底’的全民动员全面抗战的号召。”[/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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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很自然地，“平津的来宾是茶话会的重心”。陶希圣说：“会议除了大会之外，还有分组会议。平津来宾大抵参加第一分组。这一分组首次集会，谈到北平的情势。我们力说二十九军是抗日的。会后，中央一位重要同志问我道：‘你能保二十九军一定抗日吗？’我说：‘牯岭今日是全国视线集中的军事政治中心。我们在这里说二十九军可靠，二十九军就可靠。’”[/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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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陶希圣还特地回忆了他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会面的经过，他说：“中国共产党有三个代表在牯岭，却未曾出席茶话会。那三个人就是周恩来、林祖涵（即林伯渠）与秦邦宪。”

　　“我亦曾偕同周佛海去看望周、林、秦三个共党代表。他们与我谈到北平的五四事件。他们的语调是和凯丰在北平所说一样：‘我们多年来反对蒋委员长，今日一转而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这一个弯是很不容易转过来的。我们在延安费了很大的气力说服大家。也难怪北平的教授们不易说服。’”[/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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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下山”以后，陶希圣去了南京，“寄居西流湾周佛海公馆”，从此进入了“低调俱乐部”。[/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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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罗君强回忆：“汪精卫和陈布雷、周佛海(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的正副主任)以及陶希圣等，也经常密谈如何收拾战局、导致媾和的问题。周佛海一九三四年在南京西流湾八号建造住宅时，即已特造一问地下室于花坛下。战事一起，许多有关系的人都往他家里跑，认为比较“安全”，所以来客较多。胡适、张伯苓、陈立夫、高宗武等常来，刚被释放出狱的陈独秀也来过几次，而我和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李明扬、陶希圣、梅思平、陈方则住在那里。胡适曾替周佛海的住宅起了一个‘低调俱乐部’的名称。‘低调俱乐部’的臭名一经传出，引起大家的注意，于是熊式辉就警告周佛海说，这样传出去，将有大不利。周佛海即专和高宗武、陶希圣两人密谈(甚至躲到中山门外灵谷寺后面那个高塔顶层去谈)，然后出去和汪精卫、陈布雷接头。”[/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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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前面说过，1937年7月31日，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人到蒋介石的午宴，这顿饭，陶希圣也去了，他后来回忆说：“八月初，蒋委员长约了张伯苓、蒋梦麟、胡适之、梅贻琦和我到黄埔路官邸午餐。蒋夫人亦在座。委员长与夫人都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夫人并以空军的情形相告。张伯苓先生一开口，老泪纵横，说道：‘南开是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办一个南开！’”[/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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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陶希圣还说，在谈话中，胡适特地谈到当时备受争议的张自忠：“胡适之先生建议，请委员长指示南京上海的报纸，不可攻击张自忠。在国际法上，一个大都市被敌军侵入的时候，市长为了保全市民的生命财产，与敌军订立临时条款，是合法的。他相信张自忠是忠于国家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委员长说：‘我立刻告知他们，不可攻击张自忠。张自忠是爱国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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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蒋介石还说：“我要以战略打击敌人的战略。敌人的战略是要不战而取，我要他战而不取。敌人要速战速决，我要他战而不决。我们是一定胜利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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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二百九十五）

[FONT=宋体]在7月31日的“午餐会”上，蒋曾要求陶，回到北平以后，要多为国民党做些“宣传工作”。事实上，北平的战事不断扩大，陶已不可能再回北平。于是，此后不久，陶希圣进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此，陶希圣再度进入政界。[/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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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这样，汪精卫身边，除了周佛海以外，又多了一员“大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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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周佛海在《自白书》中说：“上海刚刚打仗，梅思平同陶希圣住在我家，就是南京西流湾八号，高宗武也常常来。那个时候，高宗武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陶希圣同汪先生很亲密，所以高、陶常常到汪先生那边去，回到我家来就谈起汪先生不主张一直打下去。我们当时也觉得中国准备尚未完成，现在能够了的还是了的好，这是和平最初的动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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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罗[/FONT][FONT=宋体]君强则说：“1937年夏，陶希圣参加庐山谈话会后，留在南京，日夕与周佛海、高宗武密谋对日停战言和的诡计，当了汪精卫的政治参谋，促成了汪记汉奸政权的诞生。平心而论，汪精卫叛国降日，罪在万世，但是，若非蒋介石为他创造条件，周佛海、陶希圣二人为他当军师，恐怕汪精卫还不容易实现他的小傀儡朝廷的迷梦哩！”[/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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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7[/FONT][FONT=宋体]年底，周佛海、陶希圣共同主持成立了“艺文研究会”。陶希圣说：“我与周佛海创设了一个团体，名为艺文研究会。这个会得到各方的支持，筹集资金。它联络了武汉的报纸，创办了几种期刊，成立了出版机构，资助了向后方移动的学术文化界人士，并且派出一些同志到后方大城市设立分会。”[/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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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罗君强回忆：“当时蒋介石、汪精卫心目中，非常害怕国共重新合作后，中共在文化宣传方面要占上风，并乘机扩充地盘及军队，故由周佛海、陶希圣等献策，赶快搞一个暗中和中共对抗的灰色文化团体，来执行反共任务。蒋汪同意，就成立了一个艺文研究会，任命周佛海、陶希圣为平行的总干事。”[/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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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艺文研究会”最终成为了“低调俱乐部”联络日本人的大本营。罗君强说：“汪精卫介绍他的亲信、立法委员林柏生到香港为艺文研究会设变相的分机构，叫做 ‘国际问题研究所’，还是做收买、拉拢文化人的工作；并办一家‘蔚蓝书店’，发行樊仲云的‘国际周报’。同时，也叫高宗武在香港搞一个‘日本问题研究会’。以后，汪精卫当汉奸，‘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问题研究会’、‘蔚蓝书店’也随之首先成为汉奸机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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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陶希圣也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据他回忆：“国防参议会在汉口商业银行二楼大厅继续开会。我与沈钧儒等常起争议。有一次会议散后，沈拉住我，说道：‘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尊大人由北京到西安。我和他是莫逆之交。’我恭敬的回答：‘沈先生后来到开封赴北闱，寄居舍下，我叫您沈大叔，您教我八段锦，我只有三四岁，如今还记得。’”

　　听了陶的话，沈钧儒说：“以后希望你我客气点。”陶希圣则说：“世交是世交，辩论还是辩论，才是民主。” 沈钧儒说：“那又何必！”说到这里，二人“相对而笑”。[/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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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此时的陶希圣，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过了若干年，他的[/FONT][FONT=宋体]女儿陶琴薰居然与[/FONT][FONT=宋体]沈钧儒的弟弟沈苏儒相爱。对此，陶希圣欣然同意，并于抗战胜利以后，在上海为二人办了婚礼，主婚人就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钱大钧。[/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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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此时，南京已经陷落，陶希圣随“中枢”转驻武汉，陶说：“由南京到武汉，我是经常与汪精卫晤谈之一人。他在南京住陵园新村，汉口住中央银行分行二楼。每天或至多隔两天，我总要去见他。艺文研究会设立之后，遇事都去请示。他是这个会（指艺文研究会）的工作的热心指导者。”[/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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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这一时期的汪精卫，处于苦闷和犹豫中，比如，在同一篇讲话中，他一方面说：[/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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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我们守着弱国的态度，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除非强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然，汤誓所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便是全国同胞的一致呼声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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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同时又说：“兄弟的愚见：以为大家若要负责任，则必先之以大家说老实话，所谓说老实话，是心口如一，心里这样想，口里这样说，这是很要紧的。中国宋末、明末曾两次亡国，其亡国之原因，最大最著的，在于不说老实话，心里所想与口里所说，并不一样，其最好方法，是自己不负责任，而看别人去怎样负法。”[/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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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陶希圣回忆，当时汪精卫曾对他说过：“我这次与蒋先生合作，要合作到底。无论一时的战况如何，定要合作到最后的结局。”[/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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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高宗武的报告，就是在这个时期，由周佛海送交汪精卫的。对此，今井武夫说：“周根据高的报告，知道日本政府为了和平没有放弃要汪兆铭出马的希望，所以在他向蒋介石报告之前，首先同汪本人商量。汪要他如实向蒋报告，周就向蒋提出了报告。”[/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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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陶希圣的回忆，与今井武夫说的大相径庭：“高秘密往东京一行，探悉近卫内阁与参谋本部的意向，回到香港，即派周隆库携带报告到汉口，将报告交给周佛海。周将报告送给汪。汪看了这个报告，特别是其中说到日本参谋本部希望汪出面言和的一段，大为吃惊。他立即将原件转达蒋委员长。汪对我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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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果不其然，蒋介石看了高宗武的报告，冲冲大怒。今井武夫说：“蒋介石把高的报告读了一遍，然后交给张群，接着又叫人拿给汪看。两、三天以后，蒋叫来了秘书长陈布雷，大怒之下责问说： ‘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到日本去的? ’”[/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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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蒋暴怒之下，当即下令停掉了高在香港的经费，高宗武深受刺激，以致咳血。周福海只好从宣传部拨出资金，供高仍在香港“暂观形势”。[/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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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今井武夫说：“后来高宗武病情恶化，咳了血，病倒了。从此以后，和平运动的同志间的联络专门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负责。”[/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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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与高宗武同样“深受刺激”的，还有汪精卫，据周佛海后来回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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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事变第二年八月间双方在东京开始接洽，中国方面由我在汉口指导，日本方面由犬养健先生负责进行。因中日双方各有困难，和平运动未能表面化，结果并无大进展。在廿八年八月廿六日日军进入汉口之前一夜，我由汉口乘飞机到重庆，于是对汪先生进言：‘战争如此扩大而继续下去，中国固不得了，日本也不得了。因为中国方面尚有一二百万大军，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消灭，后方尚有如此广大土地，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被征服，为中国为日本请速定相救之道。’”[/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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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按：周佛海在这里的回忆有误，日军攻占汉口，是在1938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初三。查《周佛海日记》，10月25日，周确曾记载：“三时谒汪先生，对于情势有所报告及陈述。”[/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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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周佛海回忆，当时汪精卫是这样回答他的：“我早就反对战争，赞成和平，惟不知道日本对中国究竟要求什么条件。如系亡国的条件，苛刻的条件，有碍中国生存独立之条件，我们只有抗战下去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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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从1938年7月25日的“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到10月25日的“我早就反对战争，赞成和平，惟不知道日本对中国究竟要求什么条件”，仅仅三个月，汪之落水，已见端倪！距他在“临全大会”上当选国民党副总裁，也不过半年时间而已！[/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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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也是从此时起，高宗武暂时“息影”，“和平运动”的“接力棒”，从高宗武而周佛海，现在交到了第三员“大将”梅思平的手中。[/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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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周佛海的小舅子杨惺华，原本是铁道部“新路建设委员会”派赴四川成渝铁路工程局的工务员，因时值抗战，工程取消，杨惺华失业了，于是他去重庆找周佛海谋职。[/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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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杨回忆，当时是1938年秋天，武汉也已沦陷，“中枢”已全部迁到重庆，周家住在中南银行重庆分行。某日，他到周家吃饭，正聊天，银行的“传达”进来说：“香港梅先生来看部长。”[/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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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杨说，当时“周佛海马上紧张地向我示意说”：“你先回去，我们下次再谈吧。”[/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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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接着周又说：“我这里的任何事情，你不要对外人说呀!”[/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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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杨惺华说：“当时我觉得非常奇怪，我们头次在重庆见面，这样胆颤心惊的干什么?在我退出时，看到周佛海向一个头上长了一个肉瘤的‘梅先生’热心招呼，问‘什么时候到的，饭吃过了吗? ’”[/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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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这位“头上长了一个肉瘤”的梅先生，就是梅思平，也是“和平运动”的“三个火枪手”当中，最后出马的一位。[/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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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二百九十六）


[FONT=宋体]说起梅思平，也是当年的一位风云人物，1919年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这把火就是他放起来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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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梅思平，1896年生，浙江永嘉人。本名梅祖芬，字思平，以字行。[/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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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梅思平的经历，像极了陶希圣，二人都是北大毕业生，不过梅是学政治的。毕业以后，也是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然后加入《孤军》杂志、同时认识了周佛海，然后与陶同时被聘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然后去教书。[/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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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而且，梅思平也曾参与过“中国社会史”的论争，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与陶希圣是对立面，俩人观点不一致。[/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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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4[/FONT][FONT=宋体]年，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的梅思平，奉命组建“江宁自治实验县”，并任县长，曾名噪一时，后梅思平兼任江苏省第十行政督察区专员。抗战爆发时，梅思平任军事委员会第二部主任秘书。[/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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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杨惺华说：“南京撤退时，（梅思平）才丢了这个‘父母官’，现在一心为‘和平运动’奔走于重庆、香港之间。”[/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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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在“和平运动”当中，梅思平也是一个重要角色，高宗武就是在他的引荐之下，才结识周佛海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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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杨惺华回忆：“一九三八年间，蒋介石政府搬到武汉之后，周佛海的宣传部也到武汉。梅思平得知他的温州同乡、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新自香港回来，马上得到蒋介石的召见，赏了四千元，听说还要到香港去。梅即将这个消息报告了周佛海，说：‘高宗武奉命去香港与东京方面的负责人接上了关系，老头子(蒋介石)很高兴，赏了四千元，叫他相机行事，但没有具体指示。’周即请梅邀高宗武来谈谈，探个究竟。”[/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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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杨惺华说，高、周二人见面以后约定：“高去香港‘相机行事’，由周做中间人，将高在香港的活动情况，向蒋介石汇报请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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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前面说了，高在周佛海的鼓励下，私下去了一趟日本，带回了日本人要汪精卫出马的消息，被蒋斥为“混蛋”，从此再不敢回武汉，与日本人的联络就此断掉。[/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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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此时，“挺身而出”的，正是梅思平。杨惺华说：“梅思平还是热心地说：‘现已有端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丢掉可惜。’在周佛海的策动下，梅思平也赶去香港与高宗武合谋了。高宗武不敢回武汉，就由梅思平做牵线人，暗中往返港、汉之间(以后国民党政府由武汉迁至重庆，则往返于港、渝之间)不下五、六次。我在重庆中南银行周佛海的临时住处见到梅思平的时候，正是他由上海经香港返重庆报告活动情况。这是比较关键的一次。”[/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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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查《周佛海日记》，1938年10月24日记载：“二时半返寓小睡。三时半起，思平、希圣来，谈各项重要问题。旋沧波来，相与晚饭，饭后，孝炎、百闵、君左及惺华夫妇均来。”[/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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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很显然，杨惺华撞上梅思平的那一天，正是1938年10月24日。周是10月22日离开汉口到达成都的，住了两天，10月24日中午到达重庆。也就是说，就在周刚刚到重庆几个小时之后，梅思平就来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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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此前，梅思平与日本人的“会谈”，还都处于互相试探的阶段。杨惺华说：“高宗武、梅思平两人在香港大部分时间是做试探性的接触，谈到具体问题时，双方都要求各自背景人是什么身份，然后才愿进一步谈下去。这次到上海去，他们是以宣传部长周佛海作背景的。但是日方认为部长级的号召力不够大，希望能找出与蒋介石一级的负责当局来谈判，方可作重大‘让步’，从而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和平幸福生活’，作出有益贡献云云。周佛海和梅思平认为汪精卫是最有希望的对象。汪在重庆虽居国民党副总裁之尊，但无实际权力，早怀不满，只是没有机会发作罢了。于是周、梅找上了汪精卫，从请示机宜和分析形势谈起，进而提出日方有意邀汪出马收拾残局。梅思平又将他们在香港、上海间与日方交涉经过，详细向汪作了汇报。”[/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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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杨惺华回忆说：“（当时）汪精卫的表示是感慨万分，认为这样节节败退地打下去，总不是办法，但不敢毅然出场，主要是怕事不成，下不了台。这一点也是周、梅两人所担心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消除‘怕’字，势必由日方提出确实的保证不可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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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就在1938年10月25日那一天，周佛海于“三时谒汪先生”。此后数日，周的日记中多次出现“旋谒汪先生”、“汪先生召见，有所指示”、“晚赴汪先生处便饭，详谈中国情形及出路颇详”、“即赴汪先生处”等。由于周、梅、陶等人的轮番轰炸，最终促使汪精卫做出了决定。杨惺华说：[/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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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最后经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几人洽商，认为日本的外交政策，常是反复无常，尤其是这种决策问题，非经过御前会议，仍是靠不住的。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行动。当时陈璧君对‘和平运动’的热心，远在汪精卫之上。最后由陈璧君作出了决定说：‘只要日本政府在御前会上承认汪精卫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今井武夫也是这样说的，他后来回忆说：“中国方面，梅思平于十月二十一日从香港回到重庆同周佛海密谈之后，才对汪兆铭提出关于日华联络的洋细具体的报告，促汪奋起。汪鉴于国民政府中的和平派已处于逐渐受到弹压的形势之中，自己也下了决心，重新指定高宗武和梅思平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命令他们同日方的代表进行商讨。”[/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1[/FONT][FONT=宋体]月2日[/FONT][FONT=宋体]，梅思平衔命离开重庆，经香港转赴上海，与日方进行“和平运动”的谈判，周佛海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七时起。与思平共早点，旋即握别。”在日记的最后，周说：“大局如何变化，本月内或有显明趋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就在梅思平离开重庆的第二天，1938年11月3日，近卫发表广播讲话，称“决继续对华作战”，“建设东亚新秩序”。“盼国民政府拋弃从来错误政策，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这就是所谓“近卫第二次声明”。[/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怎么会这么巧？不是巧，都是事先约好了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与此同时，以原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现任陆军省军务课课长的影佐祯昭为主，日方准备了一份《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作为诱降汪精卫的基础文件，并经 “御前会议”通过，“成为不变的国策。这个方针成了对汪工作的基础”（今井武夫语）。[/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至此，陈璧君为汪精卫“出来”所设定的前提，已经实现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38[/FONT][FONT=宋体]年11月6日[/FONT][FONT=宋体]，今井武夫携“满铁”南京事务所长西义显、“满铁”特派员伊藤芳男赶到上海，准备与梅思平、高宗武进行“谈判”。谈判的地点，就设在“重光堂”。[/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犬养健说：“今井最头痛的事便是确定会场地点。一般场所都容易很快地泄露机密。考虑再三，今井想起了坐落在虹口新公园旁边名叫重光堂的一间空房子。这儿很僻静，以前，土肥原中将一直把它作为公馆而使用着。今井决定借用十余天时间。他还从名叫东亚洋行的旅馆借来七八套铺盖、火盆、碗、筷以及两个女佣人，对食宿也都作了安排。空了很长时间的重光堂，今天又响起了稀奇的女子说笑声。窗子打开，晒着被褥，呈现出热闹景象。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重光堂，分东西两头住进今井一行和梅思平一行。”[/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按：重光堂，本来就是日本的特务机构所在地，先是由土肥原贤二主持的“对华特别委员会”，后是以影佐祯昭为机关长的“梅机关”。[/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今井武夫解释说：“由于这次会谈特别需要保密，因此，如上所述，高、梅、周分别乘船到达上海。为使会谈场所得以避人耳目，利用了上海新公园北侧东体育会路七号的空房子。这所房子正巧由于战争遭到破坏，无人居住，空在那里。在我们利用它进行会谈之后，作为土肥原中将的宿舍，命名为重光堂。因此，从此以后，我们的会谈就称做重光堂会谈。”[/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这次“会谈”，令许多人在抗战胜利之后上了断头台！[/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二百九十七）

[FONT=宋体]11[/FONT][FONT=宋体]月12日[/FONT][FONT=宋体]，梅思平从重庆经昆明、香港到达上海。当晚，今井武夫请他吃饭，由于梅思平没有与日本人打过交道，出了不少“洋相”。[/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今井回忆说：“我第一次邀请他到六三亭花园日本酒馆去，他竟穿着皮鞋阔步于铺席之上，坐到壁龛里去，使我们不知如何是好。[/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梅思平对今井说，这是他第一次同日本人“畅谈”，也是第一次吃日本餐。席间，梅思平曾“苦笑”着说：“从此我也要被叫做汉奸啦。”[/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次日，高宗武从香港到达上海，担任梅思平的谈判助手，这就是高宗武在“和平运动”中做的第二件事。为他们担任翻译的，依然是周隆庠。[/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重光堂会谈”就此开始。[/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据今井武夫回忆，“谈判”一度进行得十分“激烈”，他说：“正因为这是同中国方面的直接会谈，我丝毫不受以往商谈经过的限制，同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双方都是从爱国的真情出发，不仅彼此可以理解各自的立场，反而因此对双方真诚的态度感到钦佩和信任，给以后运动的进展带来良好的结果。”[/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对自己的两个“谈判”对手，今井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对于梅思平，今井评价为：“他似乎对一切都看得开，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决心的样子。”[/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今井说：“反之，我觉得高宗武的态度始终是批评式的，甚至是虚无的，有时又非常随便地同意日本方面的主张，反而使我对他的真意感到怀疑。”[/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今井回忆说：“当时我曾经对影佐大佐和其他同事谈过”：“这一运动由于有态度认真的梅思平在，可以安心进行协商，假如只有高宗武一个人，我一开头就要避免同他发生关系吧。”[/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高的情绪异常，犬养健也有所察觉，当他后来陪同今井武夫回到上海“签字”的时候，曾说：“我没有什么棘手的任务。硬要说有任务的话，那就是在高宗武感到不安时、或感到不满时陪他聊聊，充当高的精神支柱。”[/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今井、犬养都不愧是“谋略”专家，从后面发生的事情往前推，高宗武在此时的态度已经有些耐人寻味了。只不过，当时谁也不会想到，日后，他会弄出那么“绝”的一手来。[/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经过三天会谈，11月15日，今井武夫带着“日华双方互相妥协的草案”（今井武夫语）返回东京。[/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今井说，回到东京，“恰好陆相官邸中正在举行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首脑会议，我立即前往参加，从下午四时起向板垣陆相和多田参谋次长提出报告。出席会议的有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和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等十人左右，在大臣、次长和局长，部长等退席以后，从下午六时起举行课长以下的研究座谈会。”[/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今井说，对这份“草案”，会上颇有人怀疑，问：“你不会上了中国人的当吗?”[/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今井回忆说，当时他“回想着在上海三日三夜不分昼夜的争论情况以及梅的诚挚的议论”，就回答说：“我认为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万一有的话，也是我甘心上当，从我个人的心境来讲是没有什么可后悔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讨论到晚上九时，会议作出决定：“以这一协议内容为基础，大力推进日华和平运动。”[/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今井武夫说：“为了在日华协议记录上签字，陆军省重新派遣军务课长影佐大佐，参谋本部派遣我负责这项工作，作为日本方面的代表，我们于十八日返回上海。”[/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按：同时来到上海的还有犬养健，他是作为高宗武的私人朋友来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38[/FONT][FONT=宋体]年11月20日[/FONT][FONT=宋体]，日本方面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中国方面的高宗武、梅思平在《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签了字，另外还有一份《日华秘密协议记录》，“由于未得到政府及有关同志的同意，故未签字，但保证作为今后的政策努力促其实现。”（今井武夫语）[/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上述三份材料合在一起，即“重光堂密约”。[/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此外，双方还就汪精卫脱离“出走”以后，日本方面在“策略”上的配合问题进行了商谈，在日本的档案中，这一部分被称为《协议以外的中国方面意见》。包括：[/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一、汪精卫等表示，在中国方面行动后，希望日本军用对中央军作战的方式予以援助。我方答称，如日本军迅速进攻贵阳等地有困难，可努力牵制中央军并考虑轰炸中国军的后方地带。[/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又，中国方面提出，从背后切断中央军，使其不能攻击四川、云南的汪精卫方面之军队，并在汪精卫等进入昆明后，希望注意停止轰炸。[/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二、中国方面再度提出，新政府在成立后如与临时、维新两政府处于同等资格之地位，难以建立中央政权。我方又重复申述前次会谈之宗旨。[/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三、中国方面提出：在汪精卫等行动后，希望日本方面注意在最初暂不过分进行支援汪等的宣传，这是由于汪精卫之立场会被当作汉奸而造成不利。”[/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最后，双方就“和平运动”发起的步骤列出了极其详细的时间表，以便于彼此配合接应。[/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十一月二十二日 高宗武、梅思平两人从上海出发；十一月二十四日 高宗武、梅思平两入到达香港；十一月二十五日 梅思平到达河内；十一月二十六日 梅思平到达昆明；十一月二十九日 梅思平到达重庆；十二月三日前后 日本方面对上海周隆庠答复同意与否，并对香港高宗武答复同意与否；中国方面对上海伊藤芳男答复可否，并对香港西义显答复可否；十二月五日以前 汪精卫自重庆出发到达昆明。[/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如得到汪精卫到达昆明的电报，日本政府发表如另纸之声明方案；日本如发表声明，汪精卫发表与蒋介石不断绝关系的声明。[/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其次，汪精卫到达香港，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日华提携以及反共政策的声明。[/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又，中国方面意见，如果在十二月五日前后发动发生困难，则展期至十二月二十日以后。对此我方表示，有极力迅速发动之必要，他们亦保证务必照此努力。”[/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这就是汪精卫“落水”的日程表。[/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犬养健目睹了“签字”现场，据他回忆，当时在场的人都十分“兴奋”：[/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影佐立刻从一楼取来酒和杯子。准备停当后，影佐笔直地站着，把酒杯举过胸前，郑重迎向大家致词：‘在大家长期辛苦努力下，终于在今天签定了协议书。但前进路上，无论日本和中国，都有许多险阻，因此请大家更多地协作配合。谢谢大家，干杯! ’大家齐声附合，把酒一气喝完。七个人围着桌子，举行了庆祝晚餐。席间大家轮换用中日两国语言互相高兴地交谈着，话题也还是商量今后的工作安排。”[/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按：犬养健所说的“七个人”，除了双方的“正式”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梅思平、高宗武以外，还有周隆庠以及他自己。最后一个人，就是负责此次“谈判”的会务工作的“满铁”特派员伊藤芳男。[/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至此，由周佛海首倡、高宗武牵线、梅思平挖坑，“和平运动”的路已经铺就，剩下的，就要看“汪先生”的了。[/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二百九十八）


[FONT=宋体]据罗君强回忆：“一九三八年十月，梅思平携此密件回到重庆，通过周佛海、陶希圣而向汪精卫、陈璧君献策当傀儡。汪夫妇大喜过望。”[/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罗的回忆有两个问题。第一，时间记错了，梅思平是11月26日回到重庆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第二，汪精卫并未“大喜过望”，相反，他表现得十分犹豫。[/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查周佛海日记，1938年11月26日，周说：“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案，尚至十二时始散。……四时复至汪公馆，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听其自决，不出任何意见。六时半辞出。返寓后，与思平谈及汪之性情，咸甚为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十余年屡遭失败也。惟对于此事，则断定其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元计划也。”[/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在日记中，周佛海特地注明：“十二月三十一日补记于香港”，显然，11月26日，周被汪的“无一定主张”气得昏了头，连日记也没心情写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次日，周佛海再次前去劝说汪精卫：“五时偕思平赴汪宅，与汪先生及夫人商谈。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周佛海评价说：“经数次会谈，抑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做事反复，且易冲动。惟兹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余为此事，亦再四考虑，心力交瘁矣。”[/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在1938年12月1日的日记中（当时周佛海已经离开重庆，在香港等待与汪精卫会合），周说：“最近觉汪之短处，一在犹豫，一在冲动，而其长处则在颇能纳言。”[/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在这里，周指摘汪精卫的两大弱点，“一在犹豫，一在冲动”都十分准确，汪一辈子吃亏，都毁在这两个问题上。至于第三点，说汪“颇能纳言”，倒也是事实，但其实这并不是汪精卫的优点，反而是他最大的弱点。[/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高宗武第一次在见到汪精卫之后，曾评价说：[/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极容易被他的讲话技巧所折服。他会先就一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问你的意见。最后，他会放弃大部分他的看法，来同意你的看法。你会因此非常感激他。这，也许恰好是汪最大的弱点。结果是他每每对最后跟他讲话的人最有印象，而前面所有的人提出的不同意见，都被抛诸脑后。这个毛病无疑是造成他犯大错误的因素之一。”[/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这里，高所说的“他每每对最后跟他讲话的人最有印象，而前面所有的人提出的不同意见，都被抛诸脑后”，可谓入木三分。[/FONT][FONT=宋体]作为政治家，汪精卫这个人，最大的弱点，就是性格上不够坚强，遇事拿不定主意，给人的感觉是没有个“准谱”，这种人搞政治，要耽误大事情。[/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隔了一天，已是11月29日，根据梅思平等人与日方的约定，12月3日，“日本方面对上海周隆庠答复同意与否，并对香港高宗武答复同意与否；中国方面对上海伊藤芳男答复可否，并对香港西义显答复可否。” 时间已经非常紧急。周佛海等再次前去“进言”。这次，汪精卫终于“吐口”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九时仍偕思平赴汪公馆，适公博应召自成都飞来。再将各项文件研究后，决定可同意，并电港通知。”[/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多了个陈公博。[/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

[FONT=宋体]陈公博，1892年生，祖籍福建上杭，后迁广东乳源。[/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公博很小的时候，就与父亲一起参加过反清的暴动，辛亥革命以后，曾任乳源县议会议员。1917年，陈公博毕业于广东法政专门学校，同年考入北大哲学系，与他同时进北大的，还有他的广东广东同乡谭平山、谭植棠叔侄二人。另外，他们三个人也是广东最早的三个共产党员。[/FONT]​

[/FONT][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20[/FONT][FONT=宋体]年，陈公博、谭平山等毕业，一同回到广东办报。1921年3月，陈独秀建立中共广州支部，以谭平山为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21[/FONT][FONT=宋体]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事先通知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参会，广东有一个代表名额。[/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当时，陈独秀在广东政府做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按说，不管从哪个角度说，广东代表都应是陈独秀，但陈并没有参会。其原因，陈公博说：“迩时仲甫（陈独秀字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不但陈独秀没去，也没让谭平山去，最后派了陈公博，并起草了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让陈带到大会上。[/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这样，刚刚成为中共党员4个月的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因陈刚刚结婚，所以带着新娘子李励庄一起来到上海，公私兼顾，顺便做新婚旅行。因此，陈没有住在事先安排好的博文女校，而住了先施公司的东亚旅社（陈公博在回忆中称之为“大东旅社”，似乎就是现在南京路上的东亚饭店，也是楼下卖服装，上面是酒店）。[/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对于广东方面派来的这位代表，大家感观并不甚好。“一大”会议主席张国焘说：“陈公博对于陈先生的主张并没有多加说明。他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太关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青年政客，而他与我们所谈论的，也多是关于广州政局的实况。”[/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会议在李汉俊家举行。中途某日，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的门帘，窥探了一下”，说：“我走错了房间。”就走了。张国焘回忆说：“我立即请大家将文件收拾好，准备立即离开。”[/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此时，与会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说”：“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别人都能走，李汉俊可不能走，张国焘说：“当我最后离开时，李汉俊声言他是屋主不应离开，陈公博也愿留在那里与他作伴。”[/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公博是故意地在和张国焘“较劲”。[/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公博后来回忆说：“因为张国焘去过短期俄国的关系，故推荐他做大会主席，国焘那时不免趾高气扬，而国焘那时是没有主见的，一切都唯俄国代表马令（今译为马林）和吴庭斯基（今译为维经斯基）的马首是瞻。”[/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会前，出于安全起见，原定每日更换不同会议地点，结果连续四天的会都在李汉俊家举行，陈公博以为不妥，就去找张国焘问。张回答说：“我们在他家内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们偏要在他那里开会。”[/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对张的回答，陈公博极为不满。他后来回忆说：“我以为同志间应当相见以诚，相规以义才对，国焘这样做法，简直是和汉俊为难，连同志的安危都不顾。”[/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这回果真出事了，陈公博后来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态说：“我的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此后发生的事情，由于李汉俊在1927年即在当时武汉的白色恐怖中被胡宗铎杀害，陈公博成了唯一的目击者。据陈后来回忆，当大家走了以后“还不到三分钟”，警探就赶来了，陈说他记得很清楚，当时有“三个法国警察官、四个中国便衣密探”。[/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来了先是把李、陈二人隔离开，然后就搜查。陈公博说：“花了一个多钟头，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搜查过后就盘问李汉俊，李非常镇静，应对无懈可击。陈公博就在一旁抽烟，陈的烟瘾非常大，据陈回忆，张国焘走后，李汉俊打开了一听“长城牌烟卷”，俩人刚点上，警探就来了。陈公博说，就在等着问话的这段时间，他把这一听“长城牌烟卷”抽完了，等于是李汉俊抽了一根，他一个人抽了49根！[/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问了李汉俊，又问陈公博，问来问去，不得要领。最后，警探实话实说：“今天既然找不到证据，只好便宜你们了。”[/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二百九十九）

[FONT=宋体]天大的一件事，总算遮掩过去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警探刚走，包惠僧回来了。李、陈告诉他，“此非善地”，叫他快走。然后俩人谈了几句，陈公博告辞出来，当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从李汉俊家出来，陈公博就发现有人跟踪他，于是他跑到上海“大世界”，折腾了一大圈，终于摆脱了跟踪，回到大东旅社，销毁了全部可能引发怀疑的材料，才睡觉。[/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事情至此还没有完，陈公博说：“半夜里起了大风雨，睡至微明，忽然听见一声枪响，同时又听见一声惨叫。”[/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胆子很大，马上到走廊查看，却“寂寞得没有一个人”。[/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第二天大清早，茶房告诉陈公博昨晚的事——就在他的隔壁，一个女人被人杀了。陈想这回麻烦了，警探一来，一定会将自己作为证人，不要再将李汉俊家那档子事情扯出来，可就麻烦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于是陈公博当即另找了一家旅馆，跟着就去找负责“一大”会务的李达，对他说，当天下午，自己就要到杭州去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所以，陈没有参加“一大”第二阶段在嘉兴南湖的会议。[/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对此，张国焘在后来回忆中讽刺说：“代表中只有陈公博未来，他早一天坦率的向我和李达表示请假不出席，因为他太太对于在李家所发生的事犹有余悸。其他的代表却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身当其冲的李汉俊也满不在乎，大家仍然兴高采烈地继续工作，并笑陈公博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当时，陈公博并没有对张国焘、李达谈到夜里的谋杀案，但事后，他先是写了一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后来又于1943年写了一篇《我与共产党》，都详细地谈到此事。[/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日后，正是根据陈公博的记载，综合当时的新闻报道，推算出了中共“一大”开幕的准确时间，即1921年7月23日。[/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此后，陈公博回到广州，在母校广东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并任广东教育委员会评议员。不久，陈独秀不再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离开广州赴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接替他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就是汪精卫。[/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按：经“一大”选举，以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任宣传、张国焘任组织。陈未到任前，以周佛海代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就是在这个时候，陈公博结识了汪精卫，据陈回忆，当时汪精卫曾邀请他当广东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因陈公博正打算到美国留学，遂婉拒了其邀请。[/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正在陈公博筹措出国经费的时候，1922年“六一六事件”发生，孙中山避入“永丰舰”，后转到上海。不久，张太雷衔陈独秀之命来找陈公博，问他为什么支持陈炯明叛乱，并令他即刻到上海解释此事。[/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公博听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三尸神暴，七窍烟生”，当即给陈写了一封回信，声言：“自今以后独立行动，绝不受党的约束了，我也从此脱离共产党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当年11月，陈公博离开广州到日本横滨，在日本滞留了三个月，于1923年2月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2月毕业。[/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公博说：“当时虽然把博士必修的课程学完，但实在没有一点动机要东归，有之就是经济发生了奇窘。我在哥仑比亚时候，廖仲恺先生恰恰做了广东省长，我还算是一个广东官费留学生，只是两年没有领到一文的官费。我恃着曾和廖先生同过事，在民国十年和十一年的广东省教育会，大家同为评议员，因此给他一封信，希望他能继续汇款给我，同时还给汪先生和陈秋霖先生一封信，希望他们替我说几句话。”[/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按：在日本滞留期间，陈公博就碰到了廖仲恺，当时廖与他谈到国共即将合作，并劝他回国，去当广东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但陈去意已决，没有答应。[/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公博说：“不久我接秋霖的来函，说汪廖两先生都有同一主张，即是我若答应回国，他们会给我筹旅费，若继续求学，那么他们便不负责任。那时我真进退两难，结果只好决心同意他们的意见。”[/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在十四年一月底我接到从广州汇来美金六百元，这笔款不是从省政府汇来的，因为省政府很穷，这笔款算是广东大学(后来改为中山大学)汇来的，那笔款算是预支，而以我回国当广东大学教授为条件。”[/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25[/FONT][FONT=宋体]年4月，陈公博回到广州，当时汪精卫在北京，料理孙中山的后事；廖仲恺则因蒋介石在第一次东征中的“大捷”而去潮汕慰问；在“家”的只有“代帅”胡汉民。陈与胡不熟，没有去找他，只是跟广东大学校长邹鲁接了一下头，即“在家整理和预备下一年度的功课”，准备当教授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好不容易廖仲恺回来了，陈公博去见他——不管怎么说，回国的600美刀还是廖仲恺帮助“垫”的话，怎么也得去表示一下感谢吧？[/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公博说：“廖先生是比汪先生先回广州，我回国头一次再会见他，还是黄居素代我约时间的。一日清晨，我和居素到百子路见他。那是九时左右罢，我看他客厅坐了不少人，一回他匆匆下楼，见了各人打一招呼，对我说：‘公博，你回来了吗?很好，我们改日再谈罢。’那时各人一哄而起，包围着他，言语嘈杂，他似乎无暇应付，敷衍了几句，也不知是说什么，便坐上汽车走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这次见面给陈公博留下的印象极坏：“我想仲恺怎么忙到这样，约了人而无暇谈话，这太越乎事理，在外国住惯了的留学生，实在有些看不惯，我告诉居素说：‘我们走罢，我实在看不起这种乱局面。’”[/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公博言下之意，“革命”还没成功呢，这些“革命党”就这么大谱，我还不伺候你们哪，省得看你们的脸子！[/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但陈公博想不到，正是廖仲恺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过了两日廖先生派人送信来，说约我夜里见面，那夜我们毕竟面对面的谈了很久。这一席话遂决定了我以后的事业命运，我真想不到我会从事政治，更想不到我素来对于政治冷淡的人会从事政治。”[/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这一番谈话，充满着“革命”的激情，颇值得全文引录，让大家看看，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革命导师”[/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公博，你回来了，你打算怎样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我没打算，我还是决定在大学教书，因为我设有出国之前就在法政专门学校教书，所以我还是打算教书。”[/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那是你的打算了，不过这并非我们对你的期望。我们希望你回国，不是教书。而是帮我们的忙。”[/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不过我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我不管你对政治有没有兴趣。我一定要和你辩论，你看中国这样落后，政治那样腐败，要不要想办法?”[/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自然要想办法。”[/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既要想办法，要不要组织?”[/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自然非有组织不行。”[/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你看国民党有没有希望？”[/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恕我大胆批评，国民党还没有组织严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你的批评很不错，但你还有大错。即是只会冷静的批评，而不肯努力的参加工作。这样，国民党永远没有办法，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也永远不能实现。”[/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这时，陈公博心里在想：“廖先生究竟要我怎样呢?我心坎中的火焰已给他燃烧着。”[/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我们不要你教书．要你入中央党部。我和你约约；我们失败一起的失败，我们成功也一起的成功，我望你立刻答应我。”[/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好，我答应你，从今日起我将我的身命交给党便了。”[/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三百）

[FONT=宋体]在廖仲恺的援引下，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陈公博，一跃而为中央党部书记长。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陈又兼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和广东省政府农工厅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26[/FONT][FONT=宋体]年，在国民党“二大”上，陈公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27[/FONT][FONT=宋体]年底，在国内处处碰壁的汪精卫去法国喝鸡汤，吃了汪精卫“挂落”的陈公博则逃到香港，随即回到上海办报、办大学，并提出了“改组国民党”的口号。陈公博后来回忆说：[/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革命评论》指出中国最终革命的鹄的在民生，并主张国民革命应该以农，工，和小资产阶级为基础，这恐怕也带点时代性罢，在今日看来，实在卑之无甚高论，而在当日已惹起天下骚然。国民革命已中坠了，国民党快腐化了，我们要拯救国民革命，必得要改组国民党，这是当时全国有志青年的呼声。我们为应着这个要求，于是发起了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这就是“改组派”的由来。其代表人物，除了陈公博，还有顾孟余、王法勤等人。[/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基本上，从这个时候起，以陈公博为首的这些人，已经被彻底看成“汪派”的人物了，而像周佛海这号的，此时与汪精卫还八竿子打不着呢。[/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29[/FONT][FONT=宋体]年，因为给“蒋记”国民党“三大”“捣乱”，陈公博、甘乃光被“永远开除党籍”，陈随即出洋，1929年3月1日，陈公博与他的老上司汪精卫在马赛会合。[/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31[/FONT][FONT=宋体]年，蒋汪合流，陈公博任民众训练指导委员会主任。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以后出国养病，陈公博同时辞职，民众训练指导委员会改为民众训练部，由周佛海任部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37[/FONT][FONT=宋体]年2月21日[/FONT][FONT=宋体]，国民党三中全会决定免去周佛海民众训练部部长职务，仍由陈公博担任，等于是“原物奉还”。此时，周、陈已经做了“一路”，于是，次日陈公博来访周佛海，表示“决不就职”。[/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周、陈虽然都算“汪派”人物，但客观地说，二人对待汪精卫的态度，并不一样。周对汪，基本上纯属利用，跟蒋对汪一样，拿他做“旗帜”而已，包括拖汪“落水”，也是把汪顶在前面，做自己的事情。[/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而陈公博就不同了，陈对汪精卫的态度，绝对可以用“爱护”来形容。[/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公博爱护汪精卫什么？爱护他的名声——可以说，对汪的名声，陈公博比汪精卫自己都要看重。[/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塘沽协定》签署以后，陈公博曾愤愤不平地说：“北平的东面已全为日军占领，正阳门前的石路已掘起来，安设铁轨，把东西两车站联络起来，预备退兵。一直至到日军望见了北平的煤山，望见了北平的灯火，日本公使馆才打电话找黄膺白，商议所谓塘沽停战协定，不到一天已经签好字，实际由黄膺白、何敬之、张岳军、黄季宽四人负责。至于条件的内容是否电呈过蒋先生我不得而知。但行政院则始终得不到只字的报告，直至协定签好字之后，才将全文用电报打来。汪先生到底肯负责，一声不响，把这协定责任，完全担在肩上，我后来问他，他只叹口气，说：‘谁叫我当行政院长呢。’”[/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公博说：“塘沽协定签字不久，又来一个何梅协定。所谓何梅协定，就是何敬之和日本的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梅津的协定，这个协定，连外交部都没有存案。这个协定的文字非常笼统，以后日本动不动说中国违反塘沽协定，所谓塘沽协定，把何梅协定也包含在内，在中国怕伤了睦谊，怕启了衅端，对于日本动辄提出协定违背的无理取闹，也始终没有公开驳斥过，于是天下都起了怀疑，以为这个协定的背后，还有许多密约，北方战事算已告一段落,然而后来种下了无数的祸根，汪先生也变为全国众矢之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公博认为，以上种种，就是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遇刺的主因，在《苦笑录》中，陈公博说：[/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一日，汪先生遇刺于中央党部，身中了三枪。民国以来，国民党人物遇刺没有不死的，只有一个不死的就是汪先生。这也可以算开国民党人被刺史的新纪元，汪先生也可以算是大难不死．许有后福。”[/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按：陈公博的《苦笑录》写于1939年6月，此时陈尚未附逆。陈不会想到，日后要了汪精卫的命的，正是这次遇刺的子弹；陈更不会想到，在抗战胜利之后，自己会在汪精卫的位置上，替他接受“明正典刑”。[/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在汪精卫任行政院长的时候，陈公博替他发牢骚说：“军事、财政、外交，三项重大事件到不了行政院，每次行政院开会都讨论琐碎而又琐碎的问题，加之蒋先生又以剿匪为名，请求中央把剿匪区域都划给行营，无论军事、财政、司法，以及地方行政，一概由行营办理，因此行政院更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了。剿匪区域．不过是一个名称。蒋先生忽而在牯岭召集全国财政会议，忽而召集全国建设会议，高兴起来，打电叫南京的关系部院参加，若或忘记了，他让有关系的部院在旁边顶着二门打听消息。牯岭是一个很幽闲的避暑地．那时已变了南京的太上政府，林主席子超先生自然还谨慎地守着国府的大印，而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不，秘书处也够不上，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公博接着说：“行政院是这样，中央党部汪先生也难得过问，中央党部一个秘书处，一个组织部，一个宣传部，一个民众训练部，汪先生也无从干预。中央党部的秘书长是叶楚伧，叶先生是一个好好先生，完全受陈果和陈立两夫支配。组织部是陈立夫，他不但管党的组织，而且管特务队，更且直接管到民众运动。宣传部最初是邵元冲，那自然是不敢逆二陈，邵先生在西安事变无意中给杨虎城的军队打死，又由叶楚伧兼领。五全大会开会后．为着敷衍胡先生，换了刘芦隐，而刘芦隐始终没有就过职。一路由副部长的二陈系的方治操持。至于所谓民众训练部在民国二十一年洛阳开二中全会时举了我，一向我都不问，而交给副部长王陆一负责任。”[/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由于以上的种种，到1935年的六、七月间，陈公博实在忍无可忍，决定辞职不干了。汪精卫听说以后，就找他谈话。当时，陈公博刚好喝多了酒，借着酒劲跟汪精卫“翻了车”，他说：[/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FONT][FONT=宋体]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终无补于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是卖国还是有代价，象今日的情势，日蹙国百里，谈不上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据陈公博回忆，汪精卫听了他的话，“奋然说”：“[/FONT][FONT=宋体]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华民国说的。人家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要到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目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FONT][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汪精卫给陈公博讲道理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兼外交部?我什么都不愿干，难道希罕一个外交部长?就因为别人做外交部，蒋先生不会听话的，我做外交部，他虽也不听话，可是我打一个电报去，他终要考虑一下。这样或者对于国家可以得多少补救，这是我的意思。”[/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按：据陈公博回忆，这一阶段，有一个传闻，“说汪先生的儿女也反对汪先生兼外交部长。有一晚，汪先生夜膳，喝酒微醉，家人又反对他兼外交部，汪先生大哭，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部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最后，汪精卫说：“说到牺牲，都是无计划的，有计划便不能算牺牲，我决意做这牺牲品。”[/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这就是汪精卫的“意思”——这层“意思”就是“牺牲”。从汪精卫“出道”、投身“革命”、进入《民报》、到北京谋刺摄政王、直到顶着骂“主持”外交、最终到出来进行“和平运动”，汪的“牺牲”思想是一以贯之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再看一下汪精卫的《革命之决心》：“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那时，汪精卫要牺牲的，是自己的生命；今天，汪精卫要牺牲的，是比生命更加宝贵的名声——只要是出于为国为民，我个人的名声不算什么。或者是反过来说，即使是牺牲我汪精卫的名声，也在所不惜！岂止不惜，还很光荣！[/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这就是汪精卫的“牺牲论”。[/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对汪精卫的“大义凛然”，陈公博“心服口服”，他说：“我和汪先生做了十多年朋友．没有听过汪先生这样决心的说话．好，既然汪先生决定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看吗?我不走就是了。我也下决心。”[/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这次，汪精卫又准备“跳水”了，他再一次叫来陈公博。[/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三百零一）

[FONT=宋体]在《苦笑录》中，陈公博是这样结束全书的：“长江是那么急流，船走了半小时还是不能抵岸，我偶然长叹一声，因看见武汉就要失，而这次仗到底无法结束。”[/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那是1938年“夏天的一夜”，陈公博说：“我们已由下游退至武汉，就是武汉也差不多要失。”[/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仅仅过了几个月，汪精卫就把陈公博叫到重庆，要与他谈谈“结束”“这次仗”的事情。[/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据陈公博回忆，汪精卫一共找他谈过两次。第一次“大概是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公博记不清了，周佛海倒是记得很清楚。1938年10月27日，即前文所述、梅思平返渝之后的第三天：“七时为电话惊醒，汪先生召见，有所指示。旋返寓，公博来谈。”[/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公博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他说：“我正在成都筹画如何训练党员，和公开在四川省党部召集在成都的中学生分期演讲‘三民主义与科学’，我接到汪先生的电报，说参政会开会在即，嘱我早一两天到重庆。本来我在党里是被指定为参政会内国民党党团的指导员，因此我即起程赴重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公博回忆说：“到达重庆，我还记得是早上去见汪先生的，当时汪先生通知我，对日和平已有端绪，我真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一句话也不能说，只听汪先生自己讲述。我心想真是太奇怪了，这样大的事情，为什么汪先生事前一点也不关照我？当时在座的，我一时也记忆不清，仿佛除了汪夫人之外，有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几位。”[/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令汪精卫没有想到的是，对他的“和平”主张，陈公博表示了激烈的反对。陈后来回忆说：“我等他们走后，我听见汪先生所说，又仿佛蒋先生是不知道的，又仿佛说待时机成熟，汪先生还要离重庆的。我听了之后大不谓然，因为那是太反乎我的主张。”[/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当时陈公博讲了三点：“第一是，自从国民政府于十四年七月一日在广州成立，以至北伐成功，中间经过好几次党的分裂，好容易在民国二十年底宁粤合作，党复统一。方今国家多难，不容再破。第二是，对外问题，首在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固然在战争时候，和战见解，国内或有不同。但尽管别党别派不同，而在国民党内万不可有两种主张，否则易为别党所乘。党一失败，国亦不救。第三，日本情形，我绝不熟悉，但由过去几年交涉而论，日本绝无诚意。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什么是他们的限度，我们是没有方法知道的。对于一个国家，我们不知道我的对他要求至何限度，而卒然言和，是绝对一件危险的事。”[/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按：在这里，陈公博所说的：“对外问题，首在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对于一个国家，我们不知道我的对他要求至何限度，而卒然言和，是绝对一件危险的事。”等等，应该说都是极有见地的话，陈公博这人不糊涂。[/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其实汪精卫也不糊涂，但这半年多被周佛海这么一搅合，天天在耳朵边“念秧儿”，“和平”长“和平”短，再加上“枕边风”，已经基本上给搞糊涂了，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最后，陈公博说：“要而言之，我固然反对汪先生言和，更反对汪先生离开重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公博与汪精卫争论到中午11点，这时陈璧君说：“你们辩论时间太久了，食过中饭再来谈罢。”[/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公博离开汪公馆，跟着就到中南银行找周佛海，顺便找陶希圣。[/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当时，周佛海说：“你一定吓一跳罢？”[/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公博说：“怎么不是呢，这样大的事，为什么到今天汪先生才通知我？”[/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周佛海说：“我也对汪先生说过应该通知公博，可是汪夫人说，公博近来太懒，等到成功再通知他。若是我们都走，他是不能单独再留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公博后来回忆说：“佛海的说话这样，陶希圣也是一样。我听见这句话，默然无话可说，只得长叹一声，心想:那里怕我懒，只怕我反对罢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与周、陶谈过，吃了午饭，陈公博再次找汪精卫，“力陈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那样又辩论到黄昏，我才回旅馆。以后我每次见到汪先生都不赞成这个主张，后来汪先生说，这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等到将来发展再谈罢。”[/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第一次谈话，到此为止。其时，由于汪精卫也还不知道梅思平与日本人即将开始的“谈判”，最终能谈到什么程度，即“这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因此，汪也没有过于地勉强陈公博。[/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到10月26日，梅思平带回“重光堂密约”的文本，此时已经到了“图穷匕首见”的地步，周佛海等人天天逼着汪精卫，等他一句话。[/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此时汪的心情，通过前面引述的周佛海日记，相信大家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虽说早已下了最大的决心，要“牺牲”自己，但毕竟真到了“最后关头”，这个决心不是那么好下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对于汪精卫而言，此时要决定的，基本上相当于要不要去自杀！[/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换言之，只要汪精卫一点头，则从前种种，“譬如今日死”；而今后种种，能不能“譬如明日生”，却一切都还在未定之天。[/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汪精卫怎么能不犹豫！[/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在这一阶段的日记中，周佛海屡次指责“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做事反复，且易冲动”，说得轻巧！换了你试试看，感情你是没有那样一个光彩夺目的前半生！[/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犹豫中的汪精卫，再一次想起了陈公博。[/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公博后来回忆：“至二十七年的十一月底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了，我又接汪先生从重庆来一个电报，叫我立刻至重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这天是1938年11月29日。[/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对汪精卫、对陈公博，这都是一次无比艰难的谈话。[/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公博说：“我到重庆时，汪先生告诉我，中日和平已经成熟，近卫已表示了几个原则:一、承认满洲国。二、内蒙共同防共。三、华北经济合作。四、取消租界及领事裁判权。五、相互不赔款。中国如答应，则日本于两年内撤兵。”[/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对此，陈公博的态度是：“我对于第四、五两原则没有意见外，其余第一、第二、第三等原则都不赞同，尤其不赞成的是汪先生离开重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对汪说：“我的大原则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党的分裂痛苦，我已受够了。我们要救国才组织党，今党不断分裂，救国更何从谈起？”[/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汪精卫说：“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对此，陈公博说，当时他已“辩无可辩”——不知道说汪精卫什么好了。他说：“我在二十六年底奉蒋先生之命至欧洲，当时原可以不必急急归国，当日很多人在欧美多借口办理外交或采购物资，逍遥海外，以待世变。我不忍各同志在国内挣扎苦斗，故愿同甘共苦，匆匆求归。我的志愿如此，我宁愿真到了这个时期，一同牺牲算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此时，汪精卫再一次祭出了他的“牺牲论”：“我们革命党死何足惧，难道眼看几千万的老百姓也跟着我们同死吗？”[/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此时，陈璧君不再听任他们做口舌之争，也可能是这些天听类似的话听烦了，对陈公博说：“好了，我们一定走的。你不走时，一个人留在此地好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周佛海也对杨惺华讲过，最后的“决断”是陈璧君下的。周说：“汪精卫在家为梅思平设筵饯行，临送出客厅门口时，陈璧君厉声对汪精卫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 ’汪精卫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陶希圣则回忆说：“上清寺汪公馆连日举行会商。参加者为周佛海、梅思平与汪夫妇。他们最初主张不邀我参加。但汪极力主张我参加，并电邀陈公博由成都到重庆共同商议。陈公博此时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驻在成都。他来到重庆，参加会商，一时摸不到头脑，比及知有此种条款，不禁惊惶失措。汪在会商之外，单独接见我，问我的意见。我说：‘在武汉时，先生曾说这次合作，必须合作到底，决不中途分手。我希望先生贯彻初衷。’汪颇以为然。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事情就此定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公博失望地说：“我们辩论，到了此时，已经无法可辩，我已无法阻汪先生离渝，至于以后怎样，我不得不再考虑。”[/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日后，陈公博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也不至于败事。”[/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信夫！[/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三百零二）

[FONT=宋体]1938[/FONT][FONT=宋体]年12月1日[/FONT][FONT=宋体]，梅思平抵达香港，正式对日本方面做出了答复。据今井武夫回忆，当时梅一共谈了四条：“一、汪兆铭承认了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华协议记录。二、在近卫声明中，日本有明白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内政的必要。三、汪兆铭预定十二月八日从重庆出发，经过成都，于十二月十日到达昆明。此时由于有特别保守秘密的必要，中国方面希望在十二月十二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四、汪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宣布下野。”[/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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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与日方通过气，汪等一伙就开始分头行动了。今井武夫说：“周佛海从梅思平那里得到了重光堂会谈的报告，向汪兆铭汇报了日华协议记录的内容，并商量好了逃出重庆的方法，然后于十二月五日他一个人先行飞抵昆明。”[/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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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汪精卫一伙，都是高级公职人员，汪本人地位特殊，要去哪里，别人或许不好干涉。周佛海却不行，最起码每天的班是要上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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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于是，周佛海找了个借口，以“视察宣传工作的名义到昆明出差”，为了做得像模像样，行前，周佛海还召集部属，“谈赴昆明视察及离渝后部务处理情形。”[/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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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2[/FONT][FONT=宋体]月5日[/FONT][FONT=宋体]10[/FONT][FONT=宋体]时45分，周佛海乘飞机离开重庆，当天抵达昆明。行前，周百感交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别矣，重庆!国家存亡，个人成败，在此一行!惟因早下牺牲决心，故不辞冒险一行也。岂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绝之时欤?”“默念前途茫茫，国运、己运，均难逆料是吉是凶也。”[/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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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周佛海焦急万分地等到12月8日，汪精卫却没有如期前来，来的只有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带着汪精卫的一双儿女汪文悌和汪文恂。[/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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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汪精卫没有如期“出走”，是由于蒋介石恰好在这一天来到重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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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自南京陷落之后，国府迁至重庆，蒋介石的“大本营”则因就近指挥的需要，设在了武汉，在武汉陷落前夕，“中枢”各部门方陆续迁至重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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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老蒋本人，则是在武汉沦陷的前一天，即1938年10月24日晚离开武汉转赴衡阳。[/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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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按：最后离开的是戴笠，他是在主持炸毁了武汉的全部重要设施之后，即所谓“反资敌大破坏”以后，才在最后时刻撤离武汉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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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武汉是当年的重要工业基地，早在清朝末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就在武汉兴办工业，湖北的纺织和军工企业都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其中的湖北兵工厂的“汉阳造”当年名闻遐迩。抗战初期，说中国的武器不行，用“汉阳造”对付“三八大盖”，殊不知，如果没有当年的湖北兵工厂，连“汉阳造”都没有。由于“汉阳造”太过出名，以至于大家都将湖北兵工厂称为汉阳兵工厂。[/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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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乔家才说：“反资敌大破坏，是一件不得已而又十分重要的措施。因为我们不能把敌人可以用来攻击我们、杀害我们的物资设备留给敌人，就只好予以忍痛破坏，不让敌人来利用。……武汉三镇如汉阳兵工厂、汉口码头，各工厂、桥梁、仓库六十九处，必须彻底破坏，不能让敌人利用，这就是武汉反资敌大破坏。”[/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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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反资敌大破坏”的任务，老蒋交给了武汉警备司令郭忏，并令戴笠副之，实际的任务交由军统执行。戴笠经过考虑，选定了湖北本地人、曾侦破“杨永泰遇刺案”的湖北站站长朱若愚负责大破坏的筹划和执行。[/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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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接到任务，“满天飞”的戴笠当即赶回武汉，并介绍朱若愚拜会了郭忏。乔家才说：“郭司令对于这项任务，并不热心，表示非常冷淡。”因此，戴笠指示朱若愚说：“你要知道，我们不能希望郭司令帮助我们什么，只要他不阻挠我们，已经很好了。你必须忍耐，不能同他发生任何不愉快，才能减少阻力。”[/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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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此时，戴笠的“临训班”学员刚好毕业，戴笠挑选了100人交给朱若愚，乔家才说：“这些刚受完爆破训练的青年同志，执行任务，确实认真，不折不扣。每一项破坏目标，视其重要性，派一位或两位同学参加。”[/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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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0[/FONT][FONT=宋体]月24日[/FONT][FONT=宋体]，日军攻占黄陂，离汉口只有30公里了，戴笠再一次赶到武汉督导工作，跟在他身边的，除了警卫员“神枪”王鲁翘以外，只有军统局总务科长郭斌。[/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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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其时，担任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的，正是曾侦破“日人藏本失踪案”的赵世瑞。他对戴笠说：“戴先生，敌人距汉口已很接近，可以听见敌人的大炮声，武汉的破坏工作可以留给我们来办，戴先生应该先走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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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对赵的“好意”，戴笠一语点破：“我很了解你。你想溜走，先把我支使开。等我走了，武汉会找到你的影子吗?”[/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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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乔家才说：“戴先生非常沉着，偕同朱若愚看过每一处要破坏的地方，看看准备的确实不确实。一直等到十月二十五日，敌人已经抵达汉口外围，才开始破坏。敌人听见市区的爆炸声，此起彼落，不知道是怎么一会事，在外围停止，不敢进入市内。”[/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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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此时，被戴笠揭穿“老底”的赵世瑞估计实在是气不过，居然在此时跑来要回他的汽车。乔家才说：“原先赵世瑞把他的汽车留给戴先生使用，郭斌刚经过一番修理，赵世瑞突然又来要汽车，郭斌非常生气，在要紧关头，他把汽车要走，怎么成?”[/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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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这时戴笠反而非常平静，说：“车子本来是他的，让他开走吧，我们另外想办法。”[/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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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按：论才干，赵世瑞没的说，就是私心重一些。另外胆子也太大，此后，还在钱财上出过问题。但很奇怪，戴笠对他始终极为容忍。[/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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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乔家才回忆说：“没有交通工具，戴先生怎么行动?郭斌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好不容易找到一艘破汽艇，必须修理，才能使用，郭斌赶紧找汽车修理厂的老板盛福生修理。盛福生是一位爱国商人，迅速加配零件，使可以行驶，并加满汽油，等待驾驶。当敌军前哨踏进汉口市的时候，武汉的反资敌大破坏已完成百分之百，戴先生才登上汽艇，驶向上游。但是敌机正沿着长江轰炸，危险万状。戴先生乘坐的汽艇，安全抵达沙市，转往长沙。”[/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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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蒋离开武汉之后，出于战事的需要，并没有去重庆，而一直驻在南岳衡山。期间，于11月1日去了一趟长沙，召集军事会议，“检讨作战经过”。[/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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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1[/FONT][FONT=宋体]月12日[/FONT][FONT=宋体]，蒋介石从南岳赴韶关，“策划反攻广州”，结果刚去的当天夜里，长沙莫名其妙地着了一把大火。由于12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文”，着火的时间是12日深夜、接近13日的凌晨，因此，后世称这把火为“文夕大火”。[/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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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这场浩劫，将千年古城长沙的所有典章文物，几乎全部付之一炬，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则无法估量。蒋当即赶回长沙主持调查此事，并在暴怒之下，于11月20日，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湖南省保安处警备旅第二团团长徐昆等三个黄埔学生全部枪决。[/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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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同一天，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与日方签订了《重光堂密约》。[/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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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1[/FONT][FONT=宋体]月25日[/FONT][FONT=宋体]，蒋介石在衡山召集军事会议，指出：以日军占领武汉、岳阳为界，标志着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并提出：“第二期抗战须转守为攻，坚忍持久，以济远大，忠诚朴拙，和衷共济，提高精神与道德修养，改造军队与社会。”[/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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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也正是在这个会上，老蒋决定成立“南岳游干班”，由中共派干部授课，讲授游击战的经验。前面讲过的、戴笠的军校六期同学王百刚，进的就是这个训练班，并因为盗窃班费而被“劝退”。回去以后，王百刚因此事被戴笠枪决。[/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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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1[/FONT][FONT=宋体]月30日[/FONT][FONT=宋体]，蒋介石离开南岳赴桂林。陈布雷回忆说：“在桂林日，蒋公稍暇即召往谈话，所谈均第二期抗战中精神致胜之要点，对敌相近卫所唱之东亚协同体与连环互助关系，痛斥之尤力。谓此种桎梏，将断送民族运命于永久，较诸军事占领为尤烈，万不可中其奸计。宜愈战愈奋，与之作精神斗争，凡口授四五次，命记于别册准备撰一长文。”[/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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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在回忆录中，陈布雷不无惋惜地说：“此种言论惜不及令汪精卫、周佛海于当时得闻之，否则彼等或不致失身作汉奸。”[/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三百零三）

[FONT=宋体]12[/FONT][FONT=宋体]月7日[/FONT][FONT=宋体]，为蒋打前站的陈布雷回到重庆，他后来回忆说：“到渝知佛海已于五日赴昆明，余即暂寓其新租之住宅。”[/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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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当天，陈布雷就去拜访了汪精卫，他说：“夜九时往访汪先生，再三询余对战局意见，事后觉其容止不甚自然，然当时不甚觉察也。”[/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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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陈布雷当然不知道周佛海等一伙搞的鬼名堂，12月7日晚，陈布雷就给周打电报，令他立刻回重庆，筹备召开原定于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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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今井武夫说：“周佛海是以视察宣传工作的名义到昆明出差的。七日秘书长陈布雷就打电报给他，要他立即返任。这是受蒋介石的命令发出的电报。”[/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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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实际上，汪精卫一伙早就在防着蒋介石回来，在1938年12月1日的日记中，周佛海说：“闻蒋先生十号以前将来渝，心理上有莫名其妙之感想，如小学生闻先生将至然。”[/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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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2[/FONT][FONT=宋体]月6日[/FONT][FONT=宋体]，已经逃到昆明的周佛海说：“本日接渝电，谓蒋先生明日可到。是则预定计划，将受绝大影响矣!其殆国运耶?焦灼万分。大小事只能尽人事，成败惟听天命，但余个人亡命，则早决心矣。”[/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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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2[/FONT][FONT=宋体]月8日[/FONT][FONT=宋体]，蒋介石回到重庆，恰好与汪精卫预定的“出走”赶在同一天。[/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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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蒋来了，汪当然不可能马上就走——“总裁”刚来，“副总裁”就走，也太不正常了，总得见个面吧，否则岂不令人生疑。[/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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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于是，汪精卫临时改变了计划，令陈春圃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先去昆明，一方面减少拖累，另一方面也要向周佛海说明情况，以便下一步的“配合”。[/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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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陈春圃，1900年生，广东省新会县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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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陈春圃是陈璧君的堂侄，1924年，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秘书。1925年冬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5月回国，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秘书。后任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侨民教育处处长。[/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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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陈春圃说：“我跟随我的堂姑夫汪精卫有长久的历史。l922年，在我踏进生活的初期，就在他当会长的广东省教育会充图书馆干事。随后，再了两年即由堂姑母陈璧君荐我当广东省长公署机要课主任，自此对起才开始有了政治关系和活动：l924年汪精卫当国民党宣传部长，调我任该部秘书(其时没有副部长，秘书也只有一人)。1926年初我去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于1927年夏宁汉分裂时，汪精卫当汉口中央组织部长又电召我由苏联回国当该部秘书。l929年又受汪精卫之命由欧赴美主编纽约《民气日报》，进行反蒋宣传活动。到了1932年春，我由美回国之后不久，他又要我赴香港主持他个人创办的《南华日报》，继续作他的喉舌。但我当时厌倦了摇笔杆的生活，坚持不就，他才叫我搞华侨工作，在南京侨务委员会当常委兼教育处长，一直干了七年之久，替他做拉拢华侨群众的工作。[/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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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对汪精卫、陈璧君而言，陈春圃是晚辈，又长期受汪夫妇提携，因此，陈春圃在汪家的地位，多少有点类似于“管家”，让他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抗战胜利以后，陈春圃在法庭上曾经说：“被告自幼贫苦，因系陈璧君远房之侄，自二十三岁起即受汪精卫夫妇栽培提挈，前后达二十余年。平时汪、陈家事杂务亦辄令被告奔劳，事实上被告无异为其家庭之一佣役。”[/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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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陈春圃的话，当然有为自己开脱的成分，但“汪、陈家事杂务亦辄令被告奔劳”，倒是实际情况。[/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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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谈到汪精卫的出走，陈出圃后来回忆说：“成群结队的离渝是引人生疑的，所以群丑们商定分散逃脱的办法：周佛海先飞昆明，名义是视察宣传(其时周是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过了几天陶希圣又飞昆，而陈公博其时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则约定与汪精卫同一天自成都迳飞昆明再行会合。我则护送本来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的汪的幼子文悌和幼女文恂飞昆，让他们转飞河内回香港，我则留在昆明与周佛海联络，并专候汪飞昆日期的电报通知龙云接他，另代定由昆明赴河内的滇越铁路挂车包厢，以便把全部逃脱的人装运河内。”[/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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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陈还说：“记得周佛海是1938年12月5日飞昆明，那天清早他就来汪家，我刚起床就被汪的副官传汪命要我到会客室，当时汪精卫关照我记牢周佛海告我在昆明的住址(金城银行楼上)，并要我三天后(即12月8日)飞昆，到昆后每天注意收转他从渝发给周的密电报(收转机关系借陈璧君胞弟陈昌祖为经理的中德航空公司的电报挂号，以避人耳目)。”[/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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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陈春圃在法庭上的供述，汪令他带着孩子先赴昆明的时候，并未对他透露太多情况。他说：“鄙人在民二十七年冬任职于侨委会，其时汪先生命向侨委会请假，带领其男女公子各一人赴河内转香港，并嘱到昆明后可先购票，遣其男女公子先赴河内，本人则暂留昆明，谓将来昆明演讲，可以参加讲演，等语。”[/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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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2[/FONT][FONT=宋体]月8日[/FONT][FONT=宋体]，陈春圃来到昆明，与周佛海会合。周在当天的日记中说：“饭后，春圃自渝来，谓布雷昨已到．蒋先生今日可达．汪先生嘱一切慎重；因将明日之行取消。”[/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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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对此，周佛海烦躁地说：“天下事多周折，往往如此，成败真由天定，非人力所能预谋。午睡不能成寐，苦心焦思，为平生所未有。其立即脱离现状欤?其返渝暂观形势欤?苦思深想，仍决定不返。原因甚多，最要者有二：一为迟早均须脱离，早则多挨几天骂，迟不过少挨骂几天，但届时恐无法脱身；二则思平两度赴渝，蛛丝马迹，在在可寻，一旦发现，国未得救，而身先丧矣!廿一号前决定赴港，如天不亡中国，汪先生或能于十天内离渝。”[/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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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在送走陈春圃的同时，汪令高宗武立即转告日方，请他们将原定的近卫文磨要发表的招降“声明”延期发表。否则，汪还没出来，近卫的讲话已发表，那可就“演砸”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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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2[/FONT][FONT=宋体]月8日[/FONT][FONT=宋体]，周隆庠找到西义显，对他说：“因蒋介石突然来到当地，不得已将六日出发的预定加以变更，然而前途并不悲观。汪兆铭认为：如蒋介石逗留时间较短，等他离开重庆后，从重庆出发；如时问较长，则借口尽快从重庆出发。”因此，周隆庠要求将“近卫声明暂时延期到有汪兆铭到达昆明后的确讯为止”。[/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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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这个意外的变故，把日本人也搞得十分被动，犬养健说：“在十二月二日，高宗武的哥哥来访伊藤，转告汪先生已全部允诺重光堂会谈内容，估计汪先生将会在八号从重庆脱出。听到今井这个报告，东京的首相官邸内定近卫首相十二月八日去大阪，并准备了新闻谈话的内容。近卫首相按预定日期到达大阪的旅馆，可是，一直到了九号，还一点儿没传来汪从重庆脱出的消息，首相只得假称有病而回到东京。”[/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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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今井武夫则说：“日本政府预先已做好准备，一等到汪逃出到河内，就立即发表总理大臣的声明。先是收到汪预定于十二月八日逃出重庆的通知，近卫首相准备按照这一通知于十一日在大阪大礼堂发表演说，向全国广播。近卫已经到了京都，但由于汪延期逃出重庆，近卫就以患病为理由，把演说和广播延期到十四日，接着他又全部停止进行，回到东京去了。”[/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三百零四）

[FONT=宋体]这个时期，最“难受”的，莫过于先期“出逃”的周佛海，苦等汪精卫不至，自己又不敢回重庆，单独与日本“媾和”，他又不够这个档次，进退失据，度日如年。周的“苦心焦思”，曾对今井武夫说过，当时周设想了各种各样的可能：[/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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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事情是否已经暴露?万事休矣!!惊骇之至。但要紧的是汪未飞到昆明来。汪从重庆出奔的情况究竟怎么样?简直令人坐卧不安，焦虑万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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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我如果返回重庆，那就不可能逃出来。虽然不回重庆是对的，但是我一个人到香港去又不顶用。更重要的是使汪先生的出奔越发困难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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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总之，我可以以视察宣传工作尚未结束为理由对付蒋介石，在那里等待几天，真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不知如何是好，度过了异常痛苦的一个星期。”[/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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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担心我们的计划大概被蒋介石晓得了。否则，五日我从重庆出来，第二天蒋介石就回去，会有这样的巧合吗?”[/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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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思来想去，周佛海向今井武夫撂下“狠话”：“反正不回重庆了。即使汪先生不来，我也决心到河内去。”[/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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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幸好，汪精卫没有让周佛海等待太长的时间。[/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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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2[/FONT][FONT=宋体]月9日[/FONT][FONT=宋体]，即蒋回来的第二天，他就召集汪精卫、孔祥熙、张群和王宠惠开会，“商今后大计”。[/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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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按：此时，蒋已经将自己兼任的行政院长让给了孔祥熙，张群为副院长，老资格的法学家王宠惠则接替了张群外交部长的职务。[/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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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陈布雷回忆说：“蒋公以八日抵渝，九日在黄山约孔、汪、王(外长)叶、张等谈今后抗战要计。孔等屡以国际形势为言，蒋公止之日：“勿问国际形势如何，我国必须作自力更生、独立奋斗之准备。”[/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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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陈布雷说，汪精卫当时只是说：“敌国之困难在结束战事，我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事。”没有说太深的话。[/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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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通过这次谈话，汪精卫确认，蒋介石突然回到重庆，不过巧合而已，“和平运动”并没有“露馅”。[/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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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2[/FONT][FONT=宋体]月10日[/FONT][FONT=宋体]，日本方面接到高宗武转来的汪精卫来电：“1、蒋介石来重庆，是由于其他公事，工作并未暴露。2、汪的处境与计划完全没有变化，希安心。3、大约延期七天，预定可以转入既定的行动。”[/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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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高宗武还向日本方面提出要求：“希望用作战上的办法把蒋赶出重庆，但用轰炸的办法是不行的。”另外，高宗武还表示：“感谢多方照料。由于中国方面的原因屡次推迟，很是抱歉。”[/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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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大概从这个时候起，汪精卫就开始做“出走”的准备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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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这一阶段的情况，汪精卫的卫士许少泉曾经有详细的回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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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许少泉是江西省萍乡人，会武术。1931年，许被调到南京，在训练总监部当卫士排长。当时适逢蒋汪合流，汪精卫任行政院长，这是他自1926年与蒋“斗法”落败之后，第一次在政府中负实际的责任，可以配备警卫人员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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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当时为汪选人的，就是国民政府训练总监朱培德。许少泉回忆说：“朱培德亲自向陈璧君介绍了情况，又把卫士排的人一个一个叫去目测，由陈璧君问我们的家庭情况，然后当场表演几下武术。她看中谁，就要给，朱培德不会说个不字。当时我不到20岁，个子高，身体又棒，几下武功也过得去，被陈璧君挑选上了。这次被挑选上的还有王长志(山东人)、孙学韩(山东人)、戴云生(湖南湘潭人)。我去后挂中尉排长军衔，月薪50元，比在训练总监部多了近20元。”[/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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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按：1931年挣50元，确实不少了。其时，王蒲臣还在浙江武义当县教育局长，每月工资也不过50元而已。后来王进特务处，当秘书，工资一下翻到100元，算是高薪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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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许少泉说：“1938年7月，日军逼近武汉，汪精卫到了重庆，住在上清寺美专。这一段时间里，他表现得非常沉默苦闷，好象有说不出的苦衷。在重庆美专期间，他除了接见德国大使，还在美专、南温泉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礼堂作过两次演讲外，就再没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在家中，他经常召见陈公博(国民党中央常委、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周佛海(国民党中央常委、宣传部代部长)、梅思平、曾仲鸣(国民党中央委员、汪的秘书)、陶希圣、高宗武等人，磋商叛国的事情。”[/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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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8[/FONT][FONT=宋体]年12月10日[/FONT][FONT=宋体]，汪精卫叫来许少泉。“他把门关上，很神秘地问我”：“少泉，我对你怎么样?”[/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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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许当即回答说：“汪先生和夫人对我们都很好。”[/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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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汪说：“那好。现在我交给你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很重要。”接着，汪又补充说：“这事不能跟任何人讲，只能完成，不能出任何问题。”[/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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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许听了，“毫不迟疑”地说：“请汪先生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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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汪精卫交给许的任务，是押送八辆汽车从重庆去昆明，“12月12日一早出发，6天之内务必到达昆明。”汪精卫说：“此事不得延误，你去准备吧，千万要保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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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许少泉回忆说：“从汪精卫房间出来，我心里很纳闷，这个任务怎么这么机密，又这么急?好在我们都是单身汉，说走就走，没有什么牵挂。”[/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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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许挑选了12个人，只告诉他们准备待命，没有说是去执行什么任务。“12日一早，我带领12名卫士和一名副官，分乘一辆卡车(装有汽油)，一辆中卡，两辆保险车和几辆小汽车，从重庆启程。”[/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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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2[/FONT][FONT=宋体]月18日[/FONT][FONT=宋体]晚，许少泉一行按时抵达昆明，并将汪精卫的一封亲笔信交给了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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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龙云，[/FONT]1884[FONT=宋体]年生，云南省昭通人。[/FONT]

[FONT=宋体]龙云是彝族人，祖父是土司。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军阀一样，龙云也是自小不甚喜读书，却好勇斗狠，早早投军，[/FONT]1914[FONT=宋体]年，龙云自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骑兵科毕业，入唐继尧部，为唐所激赏。[/FONT]

[FONT=宋体]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龙任云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自此成为“云南王”把个云南搞得如同铁桶一般，相邻的贵州，也基本差不多。[/FONT]

[FONT=宋体]蒋介石岂能容他！[/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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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4年底，长征的红军进入贵州，贵州省政府主席、25军军长王家烈并不想过分地与红军为难，只求红军穿省而过，大家都清净。不料尾追的“中央军”[/FONT][FONT=宋体]薛岳部[/FONT][FONT=宋体]正好接着这个机会进入贵州，这下可“干”喽！1935年4月，王家烈被迫辞去贵州省政府主席职务，不久后，25军军长也被拿掉，专任军事参议院参议，贵州就此“归顺”中央。[/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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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在进入贵州的同时，红军一部进入云南，龙云大惊之下，请求“中央”支援，蒋顺水推舟，任命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蒋系势力就此进入云南。[/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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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与此同时，特务处也在云南安插下了“眼线”。[/FONT]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 （三百零五）


戴笠派来的，就是他最得意的学生之一、江山美女姜毅英、还有他未来的夫婿叶文昭。

姜毅英、叶文昭，都是张毓中在杭州特训班甲班的同学。

1933年，戴笠开办杭州特训班，从“浙警”的毕业生中挑选了一部分，组成甲班，毛森、张毓中、以及张的好友叶文昭、倪永潮都在其中。张回忆说：

“特训班甲班，本来清一色全是警校二期同学，但一个月后，班上忽然来了一男一女。由于他们的加入，我班人数凑成了四十整数，男的是丁希孔（可能是化名），广东人，军校三期生，训练不久，就不知所踪，很可能另有秘密任务而离开了。女的是姜毅英，原名姜岳根，姜毅英是她进特训班受训时，戴先生特别为她取的化名。她是浙江江山人，戴先生的同乡，刚从杭州第二高级中学毕业。”

按：丁希孔，军校四期，海南文昌县人。

姜毅英很漂亮，大家都喜欢她，张毓中说：“她中等身材，长长的秀发，灵活的双眸，端正的五官，朴实的打扮，沉默寡言，给人端庄文静的好印象。在短短数日之内，她赢得全班同学的好感，许多男同学都为她倾心，想尽办法与她接近。其中追得最热烈的是叶文昭同学，作为叶文昭的好友，我也乐得君子成人之美，有意无意的帮他的忙。”

“在我们结业时，戴先生放我们三天假，我要去笕桥航空学校访友，姜毅英也说要去笕桥农校会堂姐，要我作伴同去，我当然答应，约定坐第二天早晨的火车。同时我又把去笕桥的消息告诉叶文昭，他高兴得跳了起来，求我帮忙，我就叫他第二天早上八时到车站会合。第二天，我们三人在车站会了面，姜毅英见到叶文昭，马上心中有数，但她没有表示。三人一路有说有笑，气氛十分美好，到了笕桥，约好回程见面的时间，我就故意找借口，请文昭单独护驾。这一次笕桥之行，就成了他们日后感情发酵的一个重要契机。”

除了甲班以外，戴笠还开办了乙、丙两个班。

张毓中说：“乙训班约二十人，全是男性，学员是由警校正科以外的班次中挑选出来的，指导员是军校六期的刘乙光先生，训练时间比甲班稍短。以后我才听说乙班是以行动、警卫、交通等作为训练的重点。丙班人数不到十人，分成两组，分别受西餐服务和理发的专门训练，当然也有情报课程。除领班厨师为男性之外，其余学员都是年轻貌美的少女。戴先生在我们教室的右后方，特别为他们开设了一家西餐厅和理发店，以供实习。”

出于保密的需要，戴笠规定，甲、乙、丙三个班“分开受训，分开生活，彼此不准来往”。这样一来就出现一个问题，即供丙班的“年轻貌美少女”们实习的西餐厅和理发厅，是不能对外公开营业的，又不能没有顾客，于是，“只好网开一面，准许甲班同学前去应卯。”

张毓中说：“所谓西餐厅，其实仅供应简单的猪排、鱼排、咖啡、红茶、西点而已，其目的在于训练员生的西餐礼仪、刀叉摆设、服务态度等等，作为将来担任实际工作时之掩护。因西餐厅的价格极为便宜（几乎等于白吃），我们就理所当然的成为餐厅常客了。理发店的服务，一律免费。我们这群年轻小伙子，见有年轻貌美的理发小姐，免费洗头修面，明知是她们的试验品，仍趋之若骛，绝不轻易放过这难能可贵的机会。后来倪永潮同学（胜利后任汉口市警察局督察长），真的追到了理发的蔡小姐，缔结良缘，成为同学间的美谈。”

张毓中的回忆中，谈到受训期间，甲班搞过的一次化装演练，很有意思。张毓中说：

“第一次演习，是考验性的化装演习，男女同学一律参加，戴先生命我担任督察。督察的工作是要依演习计划，考核每个化装的同学，对他们的场所选择，化装技术、言行举止、外形神态等，我都需详述暗记，再做成秘密报告，报呈戴先生察阅。

戴先生从口袋里掏出十元大钞，给我购买衣物和工具，我仅花了两块钱，就在旧货店里买好了所有的化装工具。当我把余钱归还给戴先生时，他不但不收，还似怒似喜的训斥我：‘真没出息!连钱都不会花，把这些剩下的钱都拿去用罢! ’这是我第一次碰戴先生的橡皮钉子。

那天我化装成电气小工，租一部脚踏车，面上抹些灰土，按照腹案，满城飞驰，一个也不遗漏的巡查过去。完成督察任务之后，承蒙戴先生慰勉有加，有了他的赞许，我所有的辛劳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张还回忆了当天的许多细节，令人捧腹大笑：

“综合当天演习听见，大致上人人都事先费了一番心机，表现得十分良好。尤其张培兰同学，化装成卖芝麻糖的小贩，一身乡下土布衣裤，配合扁担箩筐，坐在小板凳上，形象神态都唯妙唯肖，是化装最成功的一人。

戴先生看了我的报告，十分高兴，特别命我陪他到实地观看。张培兰在湖滨公园口、杭州体育场前面摆摊，地点选得很适当。戴先生远远的下了车，边走边观察，面带笑容的走到他身旁，正准备拍照做参考时，张同学竟惊慌失措的站了起来，立正鞠躬，使戴先生啼笑皆非，连声说：‘完了!完了!这么精彩的化装，被你这样一来，就失去意义了，这证明我们训练不够。以后要以此事为镜，加强训练! ’这是我们化装表演中最具教育意义的一个插曲。”

张还说：“我班四位女同学，只有三位参加。姜毅英（后为少将）化装成高贵少妇，浓妆艳抹，衣着华丽，到西湖湖滨公园一转，惊鸿一瞥，引起游客注目，对她评头论足，使她不得不快步离开，雇车返校。龚成香同学为人保守，想来想去，都想不出化装成什么好，最后急得掩面哭泣，只有请我这个临时督察，转请戴先生免除她的化装演习，经我转报后，戴先生一笑置之。吴孝姑同学（后为国大代表）比较成熟大胆，化装成村姑，手提竹篮，高声叫卖落花生，非常入戏。她事后告诉我，当天撞到几个‘吃豆腐’的登徒子，极为讨厌。”

在演练中，由于这些未来的特务们都是学生出身，缺乏社会经验，闹了不少笑话。张毓中说：“我们的化装不外乎小贩、黄包车夫、小工等，而我们学生对社会百态、民间习俗所知太少，虽然外形化装得唯妙唯肖，而举止言谈破绽百出。例如装小贩的斤两不分，价格乱开；拉黄包车的街道不熟，远近不明，说不出车资，等客人进屋去拿零钱时就溜之大吉、或根本不收车钱；有位同学竟忘其所以的说‘不要了!明天再来拿’；有的借口等人不作生意等等，莫衷一是，笑话百出。”

从杭训班毕业之后，张毓中进“洪公祠”继续深造，姜毅英、叶文昭则被戴笠送进电讯班学习，这一去，姜毅英后来居然成为军统唯一的女少将，叶文昭也成为著名的电讯特务。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正好电讯班结业，戴笠令叶、姜二人假扮夫妻潜伏厦门，布置秘密电台，负责通讯。

张毓中说：“一对原已滋长着爱苗的青年男女，在险恶的环境中朝夕相处，相互关爱，这种患难与共的感情，绝对超过一般的真正夫妻。近水楼台先得月，文昭兄如愿以偿，终于赢得毅英的芳心，而结为连理。”

不久后，戴笠注意到云南的重要地位，当时的条件，还不允许特务处在当地派遣过多人员，于是，戴笠令叶、姜二人以“中央航空公司昆明办事处人员”的身份潜伏昆明，并掩护一部秘密电台。张毓中说：“当时云南王龙云对中央的态度不很友善，地下势力根深柢固，情报人员潜伏工作，绝非易事，随时随地都有生命的危险。他们以智力与勇气，又成功的完成了任务。”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 （三百零六)


1936年4月22日，蒋介石到达昆明视察。

当天，戴笠带着张毓中等人为蒋介石“先遣”。张说：“当时戴先生已崭露头角，深获领袖信任，依我们猜测，他这次半公开的到政治敏感的云南去露面，一定负有重大的政治使命。戴先生一上飞机，就显得十分疲倦，坐下以后，马上蜷卧大睡，显然他为了这次昆明之行，日思夜虑，身心劳累不堪。而这次的飞行一路颠簸，戴先生在飞机上，一定和我们一样的难受与不舒服。但他一到昆明机场，就消失不见了，不但当时没人注意到他，就是第二天的报纸，也没刊登任何有关他的消息，戴先生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行踪诡秘啊!”

蒋介石的专机，预定当天下午两点到达，结果龙云率手下文武等到三点多钟，依然不见飞机的影子，张毓中说：“早早在机场恭候迎接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与他的高级政要等二十多人，不时地翘首仰望，引颈企盼。有关人员更一再地向贵阳机场联络，证实领袖座机，已于预定时间，掠过贵阳上空，而现在迟迟不见飞机踪影，怎不叫人担心着急?”

“下午三时半左右，座机终于远远地出现在昆明机场上空，冉冉盘旋而下。在机场恭候已久、惴惴不安、为领袖安全担忧的文武百宫，马上转忧为喜，情不自禁的热烈鼓掌，历久不止。接着飞机熄火，机门打开，扶梯放下，龙主席立刻率文武百官走近扶梯，前去欢迎，想不到，领袖竟迟迟不出机门。”

等了十多分钟，老蒋终于“面带倦容”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他一边和龙云等握手，一面表示歉意地说：“飞机飞偏了方向，飞到了大理上空，才知道飞过了昆明，耽搁了很多时间，使各位在机场久候，实在抱歉；又因飞机受到季风影响，摇摆得厉害,心头很不舒服，想不到在飞机落地时，呕吐了起来，再让各位久等，直不好意思。”

寒暄毕，老蒋坐上龙云的专车，绝尘而去，张毓中“随扈”，他说：“这黑色座车车型巧小，外表看来，一点也不豪华；但车内坐垫，全是黄色锦缎，绣有颜色鲜丽、神态生动的双龙，帝王色彩极为浓厚。”

在云南，龙云基本上相当于皇帝，本就排场极大。这次“领袖”来了，龙更是做足了文章，让老蒋见识见识他的威风：“一出机场大门的牌楼，就看见龙主席的亲信警卫部队，番号为‘护卫团’的队伍，整齐的排成分列横队，沿着马路两旁，耀武扬威的恭迎领袖。这是一支采法国式装备和训练的队伍，在队伍最前面，陈列着精良的武器，大有展示强大武力的意味。沿途武装警卫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严密的管制交通，断绝任何车辆和闲杂行人的往来。最令人注目的是两排精悍的马队。人人肩挂马枪，背负斩刀，骑在矮小壮健、云南著名的‘谷马’之上，快步奔腾，分别在座车前后左右，担任卫护，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阵势壮观，确有镇慑作用。专制时代的作风，在昆明处处可见，令人十分惊异。”

张毓中说：“这次来昆明，领袖的武装卫士一个也没带来，随侍领袖负责警卫的只有便衣官员二十多人，警卫力量，实在十分薄弱。我特务组，仅陈善周副组长和我两人而已，因此除了随从、先遣和情报之搜集外，我们还作夜间轮值巡逻。”

老蒋住在五华山，龙云给所有来云南的中央人员都发了一块金牌，作为出入证，张毓中说：“这些金牌原为重要将官所佩用，每次进出大门，一小队的卫兵，就一面列队持枪敬礼，一面大喊：‘将官进出府! ’直是官僚排场十足，封建的味道相当浓厚。我当时是陆军上尉，受此待遇，受宠若惊，好不自在，只有尽量避大门而走小路了。”

就在老蒋到达昆明的当晚，戴笠来找张毓中，对他说：“现在有一个很简单但极重要的工作，交你办理，那就是要你担任昆明叶文昭、姜毅英秘密电台的交通。”

对于地下工作而言，交通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并不像字面上反映得那么简单，好像只是送个信而已。张毓中说：“所谓‘交通’，在情报工作上，是负有‘传递’、‘供应’、 ‘联络’和‘经费支持’等之任务，必须极秘密地进行。在情报史上，因‘交通’事故，造成惨败和重大牺牲的案件，屡见不鲜。因此担任‘交通’的人，一定要忠贞、机智、沉着、大胆、细心，更要有牺牲小我，宁死不屈的精神，才能达成使命和护卫全体同志的安全。因我是正式的侍从人员，带有将官的金牌，叶、姜两人，又是我同班好友，来往起来。理所当然，应当不会被注意或怀疑。”

叶、姜二人住在离五华山官邸不远的一个高级住宅区，张毓中说：“相见的那刹那，大家都惊喜得跳了起来，他们身体壮健，精神奕奕，一点也没有改变。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之下，他乡遇故知，那种喜悦与快乐真难以形容。到底我们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人，很快的就冷静了下来，在我说明来意后，大家就十分理智的研商种种可能的情况，以及应对的办法。”

张毓中回忆说，有一次他去取文件，当时叶文昭正在电台上发报，姜毅英与张闲谈时，“竟情不自禁的靠在我右肩，失声痛哭”。

张毓中说：“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使我手足无措，惊异非常，我想她内心一定有许多沉重的苦痛和委屈，就让她靠在我肩上，痛痛快快的大哭了一阵。果然没多久，她很快的恢复了常态，若无其事的，和我东南西北的畅谈起来。”

姜毅英的表现，其实并不奇怪。所有的“潜伏”人员，由于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下，时间长了，难保不会出现这种精神近乎崩溃、情绪突然爆发的情形。张毓中说：

“姜毅英是坚强自负的新女性，有巾帼英雄之志，鹏程万里之心。因她是江山人，毕业于杭州杭高后就受到戴先生之赏识，被选到浙江警校特训班受训。但自出道以来，为时势之所逼，肩负起紧急重大之使命，先和叶文昭同学，用工作夫妻名义，潜伏于厦门，后建秘密电台于昆明。就工作而言，固多有贡献，但就个人而言，深受工作危险之威胁，备尝生活之单调苦闷，偶尔引起情绪的不稳定，势所难免，尤其对一个雄心勃勃的女青年，她的感受一定特别的强烈。”

所以说不是随随便便那一个人都能够当特工人员的，尤其是长期以两种面孔出现的“地工”，如果神经类型不是极度的坚强，搞不好真的要精神分裂。

晚年的陈恭澍曾经说过：“我这一辈子，大半生活在惊涛骇浪之中。虽然积年累月，不分昼夜的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可是始终做不到处变不惊的镇定功夫。一直到今天，每听嘭嘭敲门声，铃铃电话响，明晓得不会再有人来逮捕我，也不会再有工作上的噩耗传来，可是仍然禁不住为之一震，好象是有了习惯性，改都改不过来了。”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 （三百零七)

老蒋在昆明只待了三天即飞回成都，留下戴笠、陈善周、张毓中和老蒋的侍卫徐文贵等4人，等待下一班飞机。

当时，他们随戴笠住在法国商务酒店，费用一概由云南省政府承担。张毓中说：“该酒店豪华瑰丽，是法式大饭店，装饰设备一流。我们食宿，每天每人十八元越币（约近四十元大洋），吃的是正式法国大餐，饭前美点，餐后水果，尽情享用，气派之大，生活之奢华，为我之生平破题第一遭。”

张毓中、徐文贵心想，自己不过一个尉级军官，一人住一套大套房，太过“奢侈浪费”，于是俩人一商量，并请示陈善周之后，换了一个“标间”，俩人一块住。张毓中想得还挺美，说这样“好叫外国佬知道我们中国官员的节俭美德”。

第二天一早，戴笠来看他们，发觉他们俩住一个房间，当即“毫不留情的训斥”说：“你们真太没见过世面了!也不想一想自己是委员长的侍从人员，住在昆明这种特殊的地方，被招待在法国人经营的饭店内，竟一点气派也没有，实在太丢人了，赶快叫茶房换回每人一间的套房。”

张毓中说：“这是我第二次被戴先生教训的插曲，也是戴先生对学生的机会教育，给我很大的启示。”

张毓中回忆说：“当时以戴先生的身分和地位，如真想上随从飞机离开昆明，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而此时此刻，戴先生留下候机，依我看，只不过是找个借口，好多留几天，开展工作罢了。戴先生在候机期间，工作繁忙，应酬极多，好几次陈副组长和我也被邀同席。就我所知，戴先生平时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更没听说他在餐厅、菜馆有过正式的应酬，显然是为了工作的需要，戴先生一到昆明，就破了例。”

这天，轮到昆明市市长裴存藩请客。

按：裴存藩，1905年生，云南昭通人，军校三期步科毕业。

据张毓中回忆，当天，“戴先生满面笑容，谈笑风生，既热情又风趣，把场面搞得生动热闹，我这才晓得戴先生善于交际应酬。在饭桌上，戴先生始终举杯而不进酒，虽经裴市长等一再殷勤劝饮，也不为所动。”

裴存藩是军校“学长”，一个劲地劝，戴笠是说死了也不喝，本来很融洽的场面变得尴尬起来，这时，戴笠说：“各位，我平生确实滴酒不沾，但我内人的酒量却大得惊人，我在南京邀请好友吃饭，都在我家举行，有好酒量者，都由内人陪饮。我想在座各位，一定都知道魏道明夫人郑毓秀女博士，她学问好，人豪爽，名气大，酒量宏，真是令人敬仰的女中豪杰。有一天她在舍下便餐，我晓得她爱美酒、喜豪饮，就建议我内人陪她痛饮，她在半信半疑中，就干杯又干杯的与内人放怀对饮起来，结果郑博士烂醉如泥，由两个女佣人抬进车里回去，而内人却神色自若，若其无事。各位!这是真实的事情，你们和郑博士见面的机会很多，可以当面问问她，出出她的洋相。我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美意，虽然我无法痛饮几杯，扫了各位的兴，但我绝对有诚意，希望以后各位到南京来，一定要到舍下便饭，由内人代敬几杯，来弥补我今天的不敬。”

这一番瞎话编的，绝对脸不变色心不跳！首先，戴笠绝非“滴酒不沾”，相反，戴笠非常爱喝酒，且酒量甚宏；第二，戴笠的太太是乡下村妇，戴根本不让她上台面的。最关键的，郑毓秀是何等身份，会去和戴笠的老婆喝酒？还喝得“烂醉如泥”，不是瞎掰么！

张毓中在一边听着戴笠胡扯，佩服得五体投地：“戴先生到底会不会饮酒，还是因职业的关系而忌酒，那就不得而知了。至于婉拒进酒，说出郑博士和她太太对饮的故事，依我猜想，一来冲淡当时坚不喝酒的尴尬场面，进而暗示他在南京的关系和生活层面。我在一旁观看，戴先生的本事，确实高人一等，不能不叫人口服心服!”

转眼抗战爆发，姜、叶二人被调离昆明，姜毅英留在军统局本部电讯处，叶文昭则被派到武汉，任武汉区电台台长。

抗战期间，云南成为大后方，所有的战略物资都需要经过云南进行陆路运输，地位一下变得重要起来，各方都要拉龙云，汪精卫要“出走”，必经过昆明。

周佛海“落水”以后，曾对金雄白说：“汪先生对抗战前途另有看法，为表示他对于国是的意见，自愿以在野的国民身份，向中枢提出和平建议。他明白那样的建议，在重庆决没有接受的可能，而且不会有公开发表的机会，所以他决定相机出国，再把与日人交涉经过，诉之国人，以待民意的公决。他第一个目的地是越南，赴越也必须经过云南，他先派汪先生夫人单独秘密赴昆明，以期取得龙云的谅解。迨汪夫人去后返渝复命，说龙云很同情汪氏为国家牺牲一己的精神，假如他决定取道滇境出国，他愿意负安全与便利的责任。”

周佛海的这番话，引发了一个疑问——在汪精卫的“出走”问题上，龙云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对此，龙云说得很轻巧：“抗战期间，还有这样一段事：就是汪精卫曾经过昆明飞往越南。在他未到云南的前几天，我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到时希即照料。’”

龙云说得很简单，但这几句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汪精卫的“出走”，还真不是偷偷摸摸走的，他是走了正规渠道的。

按：“文官长”即国民政府文官处文官长。

文官处、参军处、主计处，都是国民政府内设的办事机构，而且整个国民政府，就只有这么三个办事机构。文官处的负责人就叫文官长、参军处叫参军长、主计处，自然就是主计长了。

文官处多少有点像现在的办公厅，但没有那么庞大的机构，下面只有两个局，每个局各有若干个科（处下有局、局下设科，这又是一个与现在不同的地方）。

文官长魏怀是福建闽侯人，那可是老资格了，早在他的那位老乡林森做“国府”主席之前，魏怀就是文官长，当了十几年，一直到抗战胜利，魏怀才改任国府委员。文官长则改称秘书长，换上了银行家吴鼎昌，这是第一任秘书长，第二任就是李代总统最讨厌的吴忠信。再往后的秘书长，就去台湾当了。

参军处虽然名为“参军”，但并不掌兵，只是一个协调机构，也正是这个原因，参军处的“格”很高，如果在参军处当一个“科长”，军衔最低是上校，资格老一点的能到少将。否则，没办法去和参谋本部、军政部等各种各样的高级军事机构打交道。参军长吕超是老同盟会会员了，从林森上任干起，到林森逝世后离职，也干了12年，积累年功，升到中将、挂上将衔。

吕超的弟弟，就是著名地工人员吕一峰。

主计处，听着有点陌生，其实就是财务部门，主管“国府”所属各院、部、委机关的经费开支。主计长，就是“陈氏三兄弟”中的老三、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

论地位，汪精卫是仅次于蒋介石的政治人物了，一出门也是前呼后拥。许少泉说：“汪精卫的卫士，分外围警卫和贴身卫士两种。外围警卫有100多人，设一个卫士大队。大队长周鸿烈，曾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当过卫士。外围警卫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盘查可疑人员。贴身卫士主要是跟着汪精卫转，他到哪里，我们就跟随到哪里，布置在他的前后左右。贴身卫士共有20多人，都是从各处挑选出来的精悍的信得过的人。我任汪精卫的贴身卫士后，一直跟随其左右。”

可叹的是，就在这么严密的警卫之下，汪精卫还在中央党部大院挨了三枪，许少泉们不得辞其咎。

政治地位越崇高，行动就越不自由，每天的行程基本上听别人安排，秘书说去哪儿开会就去哪儿开会，司机让你在哪儿下车就在哪儿下车。兜里一分钱都不用带，因为也不需要他亲自去买东西，想要什么跟听差打个招呼就可以了。到月底，自有各种各样的商家来找账房结账。

到了汪精卫这个层次，如果是自行要安排什么活动，那就会由他的副官通知文官处，汪先生要到成都、昆明演讲，请你预作安排。再由魏怀通知两地的最高长官，安排好接站啦、住宿啦、警卫啦等等一大摊子事。想自己“蔫不出溜”就走，基本没有那种可能。

汪精卫也知道不可能，所以他干脆走正规程序，大大方方地走，该报告我就报告。

 

[兔兔]

看《潜伏》话“军统” （三百零八)

对汪精卫的“出走”（指从重庆到昆明这一段），历来有两种说法：

其一，汪精卫是偷偷溜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的说法：

“恰巧那时蒋先生离渝出巡去了，汪先生打电话给交通部长彭学沛，要他预留几个最近飞往昆明的飞机客位，并且把飞机票直接送给汪先生。那时中枢要人离开重庆，若非因公，必先获得最高当局的批准。但是汪先生地位不同，而且彭学沛又是汪先生一系的人物，他除了唯唯听命以外，自然不敢问搭机者的姓名。同时，他也梦想不到搭机的就会是汪先生。在这一段时间中，没有人发觉汪先生的动态，机票也由彭学沛于班期的先一日送到。战时一切处于特殊状态之下，政府所预定的客位，乘客姓名照例不通知航空公司，航空公司即使知道，因为预防敌机袭击关系，也照例保持机密。汪先生的能够顺利离渝，就是得了这一个便利。”

特别要指出的是，金雄白所说的这段话，引述的是周佛海的话。

金雄白本人就是“汪政权”的当事人之一，他的这本书，自有其不可忽略的史料价值。但事实上，其舛谬之处也不少，比如，上面这段话的最后：“汪先生很从容地脱离了重庆。时为民国二十七年（一九叁八）十二月十八日，以后我也以视察党务为名，追踪前往。”

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周佛海逃离重庆，是在汪精卫之前。仅此一点，就可以作为一把标尺，借以判断《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这本书的说法，其中有多少是实情、有多少是道听途说。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即周佛海出于某种考虑，没有完全对金讲实话。问题在于，第一，周佛海来找金雄白，是来拉他“下水”的，这种关键时刻，又何必骗人？第二，自己叛国的前前后后，都已经原原本本地交待给了金，为何要在这样一个并不重要的细节上隐瞒？第三，汪等一伙投敌，在当时是轰动世界的事，报纸上都有，又岂是能隐瞒得了的？

再比如，金雄白说：“恰巧那时蒋先生离渝出巡去了”，事实上，从蒋介石于12月8日回到重庆，到12月18日的十天之内，蒋一步都没有离开重庆。18日当天，蒋还在行营做了一次“特别演讲”。

还有：“汪先生打电话给交通部长彭学沛，要他预留几个最近飞往昆明的飞机客位，并且把飞机票直接送给汪先生。”

前面说了，汪精卫既然已经对魏怀讲过，要到昆明讲演，那么，就已经成为官方出行，机票的事情，自然不劳汪精卫操心，魏怀如果这点事都想不到、都办不了的话，这个文官长就别干了。

不过，既然这么多年都是这样传说下来的，况且，这事怎么也是金雄白听周佛海说的，我们不“抬杠”，姑妄听之。

看到这里，我们可以断言，汪精卫从重庆出走，确实不是大张旗鼓的，汪当然不可能“筛着锣”走，但也绝不是悄悄溜走的，而是以“官方”出行的姿态走的。

如果这一点不错的话，那么就引发了第二个疑问——汪精卫的“出走”，没有遇到任何留难么？或者换个说法，汪精卫不担心遇到某种怀疑么？

这个疑问，引发了多年以来，有关汪精卫出走的第二个说法。

这第二个说法是什么，我们暂且不说，先来看看汪精卫在这一阶段的所作所为。

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曾有一本杂志叫《掌故》，是个月刊，但没办几年就寿终正寝了。其内容，正如其名，多是历史上的一些名人轶闻。不知何故，在这本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人，多喜欢用笔名，可能是因为涉及的是名人，当时有些尚在世，担心惹火上身之故。

在《掌故》杂志1972年7月号上，曾刊载了一篇《汪精卫脱离重庆始末记——抗战日记摘录》的文章，署名为“用五”，详细地记载了那一段时间的所见所闻。

笔者多方搜集，想找到这本杂志的原件，但看来存世太少了，没有找到。幸好，陈恭澍在他的回忆录中转载了一部分，足以看出当时的情况。

从文中透露的信息看，其时，作者供职于行政院秘书处，且显系汪派人物，经常参加上层的酬酢，还不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另外，经与其他史料相印证，这本“日记”所记载的内容是确实的，绝非杜撰或托名伪作。

由于作者在文中曾提及“端木恺”，再加上前述情况，则符合条件的，在当时的行政院中，不过寥寥数人而已。经查询相关资料，目前已基本知道此人为何方神圣，惟尚需其他资料支持，故笔者暂不提及其姓名，待确认后补叙，大家只要知道此人提供的情况确系实情即可。

按：端木恺，1903年生，安徽当涂县人。端木恺是留美的法学博士，属于典型的学者从政的人物，时任行政院参事。

那么，我们就通过“用五”的日记，来看看汪精卫在重庆最后一段时间的情况。

10月25日：“给曾仲鸣打电话，适汪先生接听，问时局有什么消息，听他声音似极烦苦。”

按：就在前一天，梅思平从香港回来，带回了策动“和平运动”的最新消息，25日，周佛海曾“谒汪先生，对于情势有所报告及陈述”。此时汪精卫还很犹豫，其“烦苦”可想而知。

11月28日：“下午三时，见汪先生，忽赠最近大型照片一帧，并提笔签名其上，不解有何用意。晚间，平群兄和未婚妻请宴，汪先生亦参加、饮酒甚豪，似亦有些反常。”

按：11月26日，梅思平从上海带回“重光堂密约”的文本，当天，周佛海即去找汪。对此，汪的态度是：“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第二天，周再去游说，“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

早年，政治人物有给他人送签名照的风俗，寻常人等，如能接到大人物的相片，是一种殊荣。此时，汪已经意识到，自己在重庆的日子可能不多了，于是拿出照片送给友人，以为纪念。晚上出席张平群的婚饭，由于心里烦，借酒浇愁，又喝多了，大家都觉得奇怪，因汪一向自制力很强的，一般来讲不失风度。

按：张平群是行政院发言人，当年在南开上中学的时候曾经与曹禺齐名。

12月12日：“上午八时，到行营参加纪念周，各机关人员奉命前往的很多，林主席做主席，蒋委员长演讲，历时一小时。……散会时远远望见汪先生也来听讲，穿的是藏青色中山装，也很少见。”

按：当天是一个扩大的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在演讲中“对战局前途极为乐观”。

周佛海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说：“返寓后春圃来谈，知汪先生昨电余，马日可赴港。至港电，大约要我在滇候汪。因电告：至迟马日无论如何必行，闻蒋先生小恙，一时或未能离渝。事实如此凑巧，实非人力所能预料，焦甚!俟港电定行止。究竟何往，自身亦难决定也。”

按：“马日”即21日，这个电报代日韵母是我们最熟的了，因为有个“马日事变”嘛。

就在12月16日当天，汪精卫约见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正好病了。陈布雷在回忆录中记载说：“汪于十六日单独请见，蒋公犹扶病与之详谈二三十分钟，始终未提和战之意见，不谓未及一周即潜行人滇而离国也。”

当天谈话的情况，汪精卫落水之后，曾经与今井武夫讲过当时的情况。汪说：“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等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

蒋对此反驳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

今井说：“两人争论得满面通红，象要扭打起来的气势。停一会儿，蒋把汪弃置不顾，就回到卧室里去了。至此，汪兆铭认为除了逃出重庆之外已别无其他道路可走，决心顺着梅思平等预先所设想的日华会谈的路线行动，终于和蒋介石永久分开了。”

今井还说：“以上是汪逃出重庆后，在招待我们的宴会席上坦白说出来的话。”

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或许正是这一次谈话，使汪精卫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当然，蒋介石不会想到，这是他与汪精卫这位二十多年的老对手之间，最后一次面对面的谈话了。

汪精卫呢，不知道他想到了没有。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从重庆“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