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 看《潜伏》话“军统”<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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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二十一）



[FONT=宋体]晚上，张炎元找到一间阅览室，准备睡觉。“没有铺盖，好容易找到了一点稻草，我们把稻草铺在地板上，和衣睡下，上面再盖上稻草，稻草上面，再盖上一本一本的线装书。这批线装书是很大很长的，里头的字也特别大，这一定是很名贵的版本。这批名贵的书，在战争中，可能也已遭到劫数了。实际上天气十分寒冷，尤其将天亮的时候，冷到打颤，无论如何也睡不着。”[/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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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第二天，喻耀离等继续随张发奎的司令部行动，张炎元则于当晚转往苏州。他说：“我们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只好走路，黄昏的时候上路，路上的人很多，我们整整走了一晚，天亮的时候，我们到达苏州。”[/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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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在苏州，张炎元找到了一家苏州花园饭店。他说：“这是一家很大的旅馆，可是没有老板，也没有伙计。我们很疲倦，找到了房间，被盖都很完整。我们第一重要的就是睡觉，上床就睡，这一天是十月十二号。敌机轮番的在苏州投弹。每次投弹，房屋都剧烈的震动，震动过后，知道自己没有被炸中，继续的睡。一直睡到下午，精神恢复了，才起身找东西吃。”[/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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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当晚，张炎元乘船去了镇江，接着又改乘火车，终于安抵南京。张回忆说：“在南京时我看见大批部队，由下关往城里进发，但同一时候，又看见老百姓像潮水似的往下关逃走。下关江边的行李，奸像小山似的一堆一堆的排列在码头附近，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在码头上徘徊等候。”[/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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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回到南京，张炎元先回“娘家”特务处报到，接待他的是郑介民。[/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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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一见面，张就说：“南京不能守。”郑问何以见得，张说：“新来的军队看见老百姓逃亡的情形，士气受了重大影响，所以不能守。”[/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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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整整两个月之后的12月13日，果然南京失守。张炎元说：[/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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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我小时读屈原的《哀郢》，记得以下几句‘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而流亡。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乡之日远。’在退出南京时，常常想起这些辞句。”[/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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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此后，张炎元随宪兵司令部政训处离开南京，步行到芜湖，再由芜湖乘车经贵池转乘轮船到达武昌。在这里，张炎元终于见到了久违的戴笠。张回忆说：“我在汉口时晋谒戴先生，他指示我说：我们今后要准备长期作战，他更坚定的说，我们有一天会回到南京去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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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与张炎元不同，特务处在上海的多数人都坚持到了最后，比如与张一同撤离青浦的喻耀离，就一直与张发奎的司令部在前线。[/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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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1[/FONT][FONT=宋体]月9日[/FONT][FONT=宋体]，松江失守，上海全境沦陷已成不可逆转之势，蒋介石见事已不可为，无奈下令撤退。对此，张发奎评论说：[/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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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从整个战略上着眼，敌人强渡苏州河以后，退却已是无可疑义而不能再迟延的事。这虽需要最高统帅部作困难的决定，须当机立断地即下决心，但指导大军作战者，其最困难的条件也就在此。当时，前敌总指挥陈诚将军来到我的指挥部，他亦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最高统帅都却仍迟迟未决，等到情况已到了最危机之际，才于九日下达退却命令。但这时机已不适切了，当我接到命令时，部队已陷于极端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亦已很困难掌握其部队了，因而演成了最后一幕原可避免而终不能避免的大悲剧！”[/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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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所谓“大悲剧”即撤退中的混乱造成的惨重损失，郭汝瑰说：“[/FONT][FONT=宋体]敌人登陆成功后，继续向前推进，几天以后，就占领了松江、青浦。蒋委员长这一下就慌了手脚，立刻下达撤退命令，一声令下，前线数十万军队，顿时如排山倒海似的退了下来。在一条铁道线上和一条公路上到处都是溃退的士兵，加之敌机轰炸、人马践踏，秩序更乱。”[/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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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喻耀离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随军撤离的，他说：“当时情况混乱，时间急迫，本队工作地区，纵横几百里，一时自难集合。只有各自为政，临机独断。因情况变化太大太快，前一个钟头的命令，到后一个钟头，便无法执行。如总司令部撤退时之命令，系向安亭移动，及总部人员出发，安亭失守，却无所悉。”[/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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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其实，此时的安亭还不能说是失守，只是有点“状况”而已。郭汝瑰说：[/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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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FONT][FONT=宋体]敌人占领青浦后，又派出一支小部队夜袭安亭，并捣毁了薛岳的军团部。薛岳泅水逃脱，我们撤退路过安亭时正与其相遇，见他冻得缩成一团，狼狈不堪。霍揆彰（进攻罗店时已任五十四军军长，但仍只指挥一个十四师，所以他仍在十四师），忙将自己大衣脱下给薛岳披上。”[/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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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郭继续说：“[/FONT][FONT=宋体]薛岳的司令部被敌人打垮后，士兵们不知敌人虚实，一个个闻风而逃，公路上的十几个师远远望见安亭起火，也以为敌人大部队至此，又都横朝铁路线上乱跑。简直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恰巧又遇一座铁路桥，一匹马四只脚落入枕木空隙里。既把它推不下河，又把它弄不起来。挑子、马匹全都过不去。后面的人又拼命往前挤，不少士兵便被挤下河去淹死了。幸喜撤退部队中，有一个连长，来到安亭后，命他的部队侧击夜袭安亭之敌。事实上，这里只有敌人的侦察分队，所以很快将其打退，我们所有部队又才安全后撤。”[/FONT]​

[FONT=宋体]喻耀离的逃亡之路，比张炎元又曲折得多了。他说：“本队船舶过松江时，几为敌军所截获。然其它单位之人员辎重被截者，不计其数。敌机跟踪追击，轰炸扫射，被击伤炸毁之大小船舶数以干计。我是死里逃生，本队伤五六人，撑船的亦受伤，幸士兵中有撑船熟手，起而代之。驶至中途，闻安亭已于晨间失守，改驶苏州，但河流纵横，几经弯转辨认，始抵苏州。”[/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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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一到苏州，喻耀离就去找他的“临时”长官张发奎报到。此时的张总司令，亦已狼狈不堪，“因总部官兵均已冲散，仅总司令与副官及卫士三人。” 喻等来得正是时候，张令他们“担任警卫及传达任务”。[/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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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喻说：“当晚交下紧急命令十八件，令即刻派兵送往。在此混乱中，十八件命令仅送达桂永清、胡宗南、王耀武三件。命令发出后，张总司令漏夜乘车赴南京，本队亦向京转进。”[/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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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抵南京后，当夜晋谒张总司令，奉谕归还建制。即回招商局。后奉戴先生电令，就近请示交通部俞部长飞鹏，适新成立后方勤务部，由俞兼任部长，当奉手谕，编为后勤部警卫大队，即日 开赴南昌，并奉命留一个分队拨交南京卫戍总司令部，为唐生智之卫士。但因情势急变，俞部长没有拨往，随交通部最后撤退人员归返建制。我于十二月五日到达南昌，晋谒戴先生，报告沿途情况与本队工作经过，承蒙奖励，发特别费五百元。在南昌收容整训十天，奉命赴长沙，再由长沙随后勤部经桂林至贵阳。”[/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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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二十二）



[FONT=宋体]最后撤离的，还有[/FONT][FONT=宋体]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的上海警察总队。[/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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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蔡劲军，[/FONT][FONT=宋体]1900[/FONT][FONT=宋体]年生，海南万宁人，军校[/FONT][FONT=宋体]二期工兵科毕业。[/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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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蔡劲军有个[/FONT][FONT=宋体]与他同岁的[/FONT][FONT=宋体]叔叔，叫[/FONT][FONT=宋体]蔡凤翁，是军校一期生，毕业后曾任军校四期入伍生队区队长。“福建事变”时，蔡凤翁曾奉命随刘戡部入闽清剿，与十九路军张君嵩部在仙游激战。[/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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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6[/FONT][FONT=宋体]年，蔡凤翁英年早逝，年仅30岁。[/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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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蔡劲军毕业以后，先是派到海军，历任海军光华、江固舰党代表、舰长等职。北伐军攻克南昌之后，蒋介石将他的总司令部安在了南昌，1927年，蔡劲军任南昌行营工兵营长。[/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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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也是在这一年，老蒋因“宁汉分裂”下野，蔡劲军遂与另一个军校二期生胡靖安各找了些军校同学，为老蒋义务收集情报。后来，他们俩的小组织被称为“密查组”。蔡劲军的这一组里，就有他的二期同学郑介民；胡靖安这一组里，则有他的六期学弟、后来又成为他的上司的戴笠。[/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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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据[/FONT][FONT=宋体]沈醉回忆：“[/FONT][FONT=宋体]郑介民当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实际上是替蒋做特务工作。当时主持这一工作的是王柏龄，直接领导郑的是蔡劲军。郑与蔡不仅是黄埔同期同学，且系海南岛同乡，两人之间关系很不错。”[/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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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此后，老蒋复职，1928年，蔡劲军任蒋介石侍从副官。据周士第回忆，在此期间，他曾找过蔡劲军，拟通过他暗杀蒋介石，但蔡没有同意，反而让周投到国民党这边来。最终是二人谁也没有说服对方，当然蔡也未出卖周士第。[/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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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按：周士第，1900年生，海南[/FONT][FONT=宋体]琼海人，军校一期毕业。[/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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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2[/FONT][FONT=宋体]年，蔡劲军加入了复兴社。1935年，蔡劲军任上海市公安局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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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此时，戴笠的特务处已经成立，并在上海成立了最大的一个省级单位，即上海区，急需公开单位的支持与配合，但原来的公安局长文鸿恩对戴笠不感冒，戴很头痛。没办法，文鸿恩的资历太老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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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文鸿恩，1892年生，海南文昌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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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文鸿恩于1917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二期，比朱德整整晚十期，与叶剑英则是同期同学。[/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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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文鸿恩也参加了北伐，南昌就是他的部队打下来的，并因此晋升少将军衔。1932年，文鸿恩任海陆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兼上海市公安局长。[/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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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4[/FONT][FONT=宋体]年10月，文鸿恩病逝，由蔡劲军接任。[/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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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蔡与戴的渊源，自又不同，在蔡的同意下，戴笠将上海区督查陈质平派入上海市公安局，当训导主任，这是戴笠的特务处渗透公开机关的开始。[/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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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6[/FONT][FONT=宋体]年10月，蔡劲军与宣铁吾等一道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这个少将，整整比戴笠早了十年。[/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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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由于上海市公安局长这个职位的特殊性，蔡劲军与诸多社会贤达都打过交道。[/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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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5[/FONT][FONT=宋体]年，[/FONT][FONT=宋体]杜重远主编的[/FONT][FONT=宋体]上海《新生》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文章，日本人认为其中有些言辞涉及对天皇的“侮辱”，因此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这就是“《新生》事件”。[/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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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事情发生以后，国民政府无奈将[/FONT][FONT=宋体]杜重远判刑，因蔡劲军与杜私交很好，因此杜在狱中享有特殊待遇，可以随时接受来访，杜重远与张学良的会见，就是在这一期间发生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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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6[/FONT][FONT=宋体]年11月22日[/FONT][FONT=宋体]，邹韬奋等“七君子”被逮捕，邹在他的[/FONT][FONT=宋体]《经历》[/FONT][FONT=宋体]一书中曾记载：“[/FONT][FONT=宋体]28[/FONT][FONT=宋体]日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蔡劲军设晚宴招待我等六人[/FONT][FONT=宋体]（[/FONT][FONT=楷体_GB2312]按：史良被另押女看守所[/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诡称抗日救国，政府和人民并没有两样，只要把[/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误会[/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解释清楚，便没有事了。我等驳斥了强加于我们的所谓组织非法团体、煽动工潮、勾结赤匪一类罪名，把蔡某的虚伪手法顶了回去。[/FONT][FONT=宋体]”[/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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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七君子”入狱之后，杜重远还曾找过[/FONT][FONT=宋体]杜月笙，请他说项，让蔡劲军为释放“七君子”发挥积极作用。[/FONT][FONT=宋体]就在“七君子”出狱后不久，1937年8月10日，杜重远得知日军有可能从浏河登陆进攻上海，即告蔡劲军，让他告知上峰，增强浏河一带的防范。[/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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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淞沪抗战之前，蔡劲军还见到了梁漱溟。其时，“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已经成立，梁漱溟是参议员，到南京开会，途径上海，顺访蒋百里。梁在《忆往谈旧录》中谈到：[/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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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军在上海登陆前几日，我正在上海访问蒋百里先生。我与他长谈多次，内容是有关抗日大局问题。蒋先生认为，论打仗，目前中国难以取胜，但只要绝不与他妥协，最后中国终归会胜利。他还指出，山东战略地位重要，而我在此处做乡村工作多年，又为自卫在推行训练壮丁的计划，工作有基础，因此劝我速回山东，做应付战事的准备。经他热心督促，我在上海只停留三天，即于十一日乘车离沪。车开行前，雷国能（四川人，顺天中学同班同学，留美习法律）陪同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与我相见。我与蔡原不相识，只是此次到沪经雷介绍，说他愿意认识我，却无时间会晤。不期他们来到车站，就在站台上立谈了二三十分钟，蔡低声耳语，告我以敌我双方紧张形势，但说尚不一定马上开火。我心中忐忑而兴奋，上车就寝后，久久不能入寐。”[/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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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淞沪开战以后，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的上海警察总队和吉章简的上海保安总团，都被编入战斗序列，参与作战。[/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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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吉章简，[/FONT][FONT=宋体]1900[/FONT][FONT=宋体]年生，[/FONT][FONT=宋体]海南崖县人，[/FONT][FONT=宋体]军校二期工兵科毕业。[/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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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吉章简与蔡劲军同岁，亦是同乡、还是同期同学，连专业都一样，都是学工兵的嘛。因此，二人的经历也差不多，都是“东征北伐”出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吉进入宪兵系统，任宪兵四团团长，与蒋孝先的宪兵三团一起驻北平。后来，在[/FONT][FONT=宋体]《何梅协定》中，日方处心积虑要赶出北平的，就包括他们。[/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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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陈恭澍曾回忆说：“[/FONT][FONT=宋体]张案[/FONT][FONT=楷体_GB2312]（按：指刺杀张敬尧案）[/FONT][FONT=宋体]做后不久，接到正式通知，我已由‘革命青年同志会’的会员，提升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的社员。同时，王天木、白世维均准直接加入‘力行社’为社员。当然，这是由于郑介民先生的保举。我和白世维编入同一小组，自从参加‘革命军人同志会’，并经过‘军会’、‘青会’合而为一以来，这才开始参加小组活动。记得我们同属于一个小组的，有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宪兵第四团长吉章简、宪兵营长韩文焕、宪兵第三团团附丁昌等，小组长是吉章简老大哥。”[/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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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其时，与蔡劲军、吉章简并肩作战的，还有同为海南人的[/FONT][FONT=宋体]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总署署长吴乃宪率领的铁路警察部队，他们三人的手下，最多只能算是准军事部队，但作战之顽强不逊于正规军，所以当时这三个人被誉为“海南岛三杰”。[/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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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其时，“三杰”当中，吴乃宪早就加入了特务处，而蔡、吉二人，尽管都是复兴社成员，却与特务处没有半点关系。[/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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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不过，[/FONT][FONT=宋体]蔡劲军、吉章简都不会想到，许多年之后，他们终归成了戴笠这个小师弟的手下。[/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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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在淞沪抗战的最后时刻，蔡劲军的上海警察总队驻守南市，[/FONT][FONT=宋体]他们和陶一珊的“别动队”第五支队成为最后撤离的部队。[/FONT]​

 

[兔兔]

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二十三）



[FONT=宋体]11[/FONT][FONT=宋体]月9日[/FONT][FONT=宋体]，国军逐次向青浦、白鹤一线“转进”，后继续“转进”吴福线、澄锡线，向浙皖边境退却，留下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第55师李崧山部的一个旅固守南市，掩护撤退。[/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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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当晚，上海区区长周伟龙进入南市，找到“别动队”第五支队长陶一珊，传达戴笠的指示：“令陶一珊以招商局码头为指挥部，率第五支队部及二、三两支队各一部，配合国军协防南市。”[/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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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陶一珊是江苏人，军校六期毕业。据沈醉回忆：“[/FONT][FONT=宋体]通讯员中，我还记得姓名和地点的，如吴淞商船学校军事教官陶一珊（化名陶式贯）。他是由潘佑强介绍给戴笠的，因为是中央军校的学生，又有公开职务，不会发生问题，当时专门负责吴淞地区社会情报和那里的几个学校方面的情报。”[/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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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楷体_GB2312]按：吴淞商船学校，即由西门子总顾问杨志雄当校长的那个学校。[/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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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淞沪抗战爆发时，陶一珊任上海公民训练联队总队长，后即由公民训练联队为基础组建了第五支队，在整个别动队里，这个支队的素质也是比较高的，仅次于全军战死的第四支队。[/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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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南市紧邻法租界，周伟龙告诉陶一珊，法租界当局已经宣布：“华法交界的各铁栅门，一律于当晚十二时关闭，禁止通行”，要陶一珊作最后孤军奋斗的准备，死守南市。周还说：戴先生已准备好两万个面包，两百面国旗，马上就可送到，要陶一珊把这两百面国旗插遍南市各角落。[/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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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陶一珊部的战斗极为艰苦。万墨林后来回忆说：“十一月九日正午，国军大队业已全部后撤，第五十五师只留下一个张旅。守南市的部队，除了这一旅人外，便是陶一珊、朱学范仓促成军的两个支队。他们抱必死的决心，利用熟习的地形，和如潮涌来的日军逐屋作战。这一些清洪帮弟兄和劳工们组成的义勇军（陶一珊的第五支队都是爱国青年不是清洪帮），居然阻遏了日军猛攻，历时三天之久，誓死不退，前仆后继，真是抗战史上一项奇迹。在连续三日鏖战之中，敌机和重炮从早到晚，连番猛轰，整日硝烟弹雨，烈焰腾空，将人口稠密，市尘繁盛的南市，所有的房屋几乎夷为一片平地。”[/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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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此时，最着急的是杜月笙。万墨林说：“在华格臬路杜公馆，杜月笙先生和他的家人朋友，登楼眺望，见到南市浦东浓烟处处，弹道交织成密集的火网。杜月笙先生一向视他的学生子弟们有如家人骨肉，那三天里面他焦灼彷徨，目不交睫，红丝布满两眼。他不断的眺望南市浦东，不断的派人前去打听消息。当他听说敌军攻势越来越凌厉，南市守军情势危急，他便愁眉苦脸的在客厅里往返踱躞，急如热锅蚂蚁。”[/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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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万墨林回忆说，当时，在“在一厅肃然中，他仿佛下定了决心”，转过头来，交代万说：“我要跟戴先生通电话，你去联络一下。”[/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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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万说：“在电话里，戴先生同意了杜先生的建议，南市一战，任务全部达成，再打下去，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唯有全部牺牲。为了保全实力，继续从事游击，戴先生决定撤退南市守军，化整为零，一部份由杜先生设法，进入租界；一部份转进浦东，另行编组游击队伍。”[/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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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陶等遵令坚守到11月13日早晨，接55师电话通知，“掩护主力作战任务业已达成，奉命向吴福线转进。”此时，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察总队也已经奉命撤退，陶一珊部遂成为最后的孤军。[/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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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当日下午四点多钟，日军占领高昌庙、徐家汇以西地区，南市已经遭受敌军炮火袭击。傍晚，上海市政府一个耿姓秘书送来命令：[/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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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一）决定放弃南市。（二）已恰妥法租界当局，自晚十一时开始，开放南阳桥铁栅门，全体官兵按次序鱼贯向法租界撤退。（三）南阳桥铁栅门内，由法国陆军维持秩序。我撤退官兵应与之合作。（四）全体官兵应一律将武器装备器材交由法国陆军接收。（五）为保障撤退官兵安全，一律乘特备卡车送往萨陂赛路小学、辣格纳路小学及汇通小学等校，集中管理，听候处置，如有争执，法租界当局不负责任。”[/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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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对此，陶一珊表示：“没有戴先生的命令，不能遵办。请设法请戴先生来一道书面命令。”[/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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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耿秘书说：“这项决定是我政府接受法国政府的请求，并且是俞市长和戴先生电话洽商很久才决定的。宋子文先生也和戴先生通过电话，主张撤退，现在无法再和戴先生通电话。”[/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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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俞鸿钧也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委员之一，陶心想：“俞鸿钧既和戴先生电话商妥，则他的命令也可以代表戴先生了。”于是决定遵令撤离。[/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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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当夜12点，陶一珊部开始按次序通过铁门进入租界，等全体进入租界之后，陶一珊发一声喊，全体人员立时丢下武器，撒腿就跑。[/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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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陶一珊长了个心眼，吸取八百壮士的教训——根据耿秘书传达的命令：“为保障撤退官兵安全，一律乘特备卡车送往萨陂赛路小学、辣格纳路小学及汇通小学等校，集中管理，听候处置。”那么，陶一珊的部队，一旦进入租界，等待他们的，岂不就是与八百孤军相同的下场么？[/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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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因此，早在撤离之前，陶就叮嘱手下，一旦进入租界，大家听口令行事。绝不要那么老实，听从法国人的摆布。[/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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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与八百孤军不同，陶的手下，都是上海本地人，熟悉地形道路。陶呼哨一声，大家四散而逃，见弯就转，顷刻之间跑得一个不剩。[/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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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法国人没有想到陶一珊会“不守信用”，弄这么一手，猝不及防，眼看着大家消失在黑暗之中，亦无可奈何。[/FONT]

[FONT=宋体]11[/FONT][FONT=宋体]月17日[/FONT][FONT=宋体]，陶一珊来到陶尔裴斯路十五号去见戴笠。[/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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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见到陶一珊，戴笠立时想起了全军覆没的第四支队，多少有些伤感。他说：“我判断中日战争，是长期战争，也许要打十年八年。这次别动队作战部署，是我核定的。搅乱苏州河北岸敌军，掩护十万国军安全撤退到苏州河以南，从容进入新防御阵地，避免敌军跟踪追击，减低损伤到最低限度。虽我第四支队全军殉国，令人伤心，然对淞沪战争第二阶段，能防守这样长久，对以后整个抗日战争的民心士气，影响很大。且对我特种工作同志，配合国军作战，打开一条灿烂的前途，四支队同志牺牲是值得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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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戴笠接着说：“五支队固守南市，掩护国军转进，虽受外交牵制，只能守五日。然全体队员大半为大专学生及工厂商店之小东主，又属富家子弟，能守五日，使南市居民安全转入租界，同时财产转移至租界者甚伙。对以后各地作战，发动民众协助。有模范作用，差堪告慰。这班人可到历口去报到。”[/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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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说完，戴笠交给陶一珊三千港币，让他到汉口待命，戴笠特别叮嘱说：“你到汉口，当然要先到香港，再乘火车北上。在港不可暴露身份，也不可久留。”[/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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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早在1937年9月3日，戴笠经呈报蒋介石批准，在湖南临澧开办[/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因戴笠一直忙于上海战事，同时因战时招生困难，延至1938年1月开班，改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简称为“临训班”，[/FONT][FONT=宋体]以陶一珊为学生总队总队长。[/FONT]

 

[兔兔]

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二十四）


[FONT=宋体][FONT=宋体]另据朱学范回忆，别动[/FONT]队唯一没有参与作战的，就是他的第三支队。他后来回忆说：[/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八一三上海抗战坚持到十一月中旬，第三支队一直待命，没有上过前线。国民党军西撤前三天，刘志陆命令第三支队将全部步枪交给浦东第二支队。国民党军撤离上海时，当晚我宿在第三支队队部，翌晨天刚亮，哨岗报告，警察已撤走，两卡车日军正向枫林桥开来。当时我对部队和警察都撤走，而没有预先通知我，好生奇怪，使我毫无准备。由于我们手中只有手枪，无力抵抗，就从后门撤走，但法租界的铁门已关闭，我们就跨过肇家浜进入法租界。”[/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次日，朱学范去找杜月笙，准备要些遣散费，以便将第三支队解散。“杜月笙从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筹募委员会拨给几千元，每个军官发六元，每个士兵发三元。我将手枪交还了杜月笙，留下了二十五支，藏在民立中学教务长吴叔和家中(我担任过民立中学秘书长，故与吴叔和相识)。后来铲除汉奸陆连奎(原公共租界巡捕房督察长)和陆伯鸿(伪维持会会长)，使用了这批手枪。”[/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坚持到最后的，还有[/FONT][FONT=宋体]王兆槐，他的办公室在白云观，一直支持到敌人抵达石灰桥，距离白云观只有要半个小时的路程了，才遵命放弃。[/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要走了，问题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里还关着四十几个准备处决的死刑犯，如何处理可犯了难。王兆槐觉得，都是中国人，如果在日本鬼子到达之前将他们处死，于心不忍。于是打开牢门，对他们说：“你们都是死刑，敌人马上就到，我自作主张，把你们放了，希望你们从今以后，重新做人，不要再犯法，赶快去吧！”[/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谢谢处长再生之恩!”[/FONT][FONT=宋体]犯人们感激涕零，跪了一地，给王兆槐磕头。[/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王兆槐找戴笠报到，戴给了他五千块钱，要他把上海的事情处理完毕之后，率所有重要干部离开上海，通过香港转往武汉报到。[/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整个特务处，文强几乎是最早到上海的，也是最晚离开的，称得上善始善终。[/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淞沪抗战期间，除戴笠交办的事宜外，文强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运用程克祥和“文友社”开展对日谍报工作。[/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文强举了两个例子：“我记得有一次通过两位女记者的引诱，在租界上将同文书院的一个名叫福田信一的间谍教授绑架过来。这个以教授作掩护的日谍上尉，被绑架通过法租界时，指导这一行动的余乐醒本是老手，这次要他一手教出来的学生王业鸿接替了自己。不料第一次用麻醉剂里在打湿的毛巾里，一堵住那个伪教授的口鼻，他便大声呼救起来，王业鸿慌了手脚。但两位女记者从容和镇定地对前来的安南巡捕说，家兄有神经病，做姐妹的要护送他入精神病院去检查病状，就这样顺利地把他绑架到了南市警察局收禁起来。”[/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文强还说：“文友社的汽车司机是程克祥引来的，颇为狡猾，很难对付，王力多次向我汇报，要换掉他。我商之于两位女记者，安占江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她说只能以毒攻毒。由她们在日本谍报人员中点火，说司机骄傲，看不起中国人，引起大家议论纷纷；说他是日本浪人，要对付他。日谍做贼心虚，便力促他以自动解雇为名调走了。程不知以毒攻毒之计，反而大喊无司机怎么办？我乘机又以招考为词，暗中商请朱学范先生介绍了一位司机。朱先生介绍来的这位爱国司机陈阿毛与王力配合，称得上得心应手。”[/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另外，在文强晚年出版的“口述自传”中，文还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段“智斗郎本实仁”的故事。[/FONT]
[FONT=宋体][/FONT]
[FONT=楷体_GB2312]按：郎本实仁，通称为楠本实隆，日文写作“[/FONT][FONT=楷体_GB2312]楠本[/FONT][FONT=宋体]実[/FONT][FONT=楷体_GB2312]隆”。[/FONT]
[FONT=楷体_GB2312][/FONT]
[FONT=楷体_GB2312]楠本实隆，[/FONT][FONT=楷体_GB2312]1890[/FONT][FONT=楷体_GB2312]年[/FONT][FONT=楷体_GB2312]生，[/FONT][FONT=楷体_GB2312]1912[/FONT][FONT=楷体_GB2312]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21年11月毕业于陆军大学。1937年9月，[/FONT][FONT=楷体_GB2312]楠本实隆[/FONT][FONT=楷体_GB2312]任上海派遣军司特务部总务班长，大佐军衔。[/FONT]

[FONT=宋体]看文强早年的回忆录，头脑极其清晰，思路十分严谨，记性也不是一般的好（凡干特务干出名堂来的，没有糊涂车子），解放以后，文强与沈醉、董益三等人曾经负责对“文史资料”中有关军统部分的所有回忆录进行审核，并指出其中错讹之处。[/FONT]

[FONT=宋体]但是，文强口述这本“自传”的时候，已经八、九十岁了，高龄老人回忆几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出点错误很正常。问题在于，像智斗日本间谍这样光彩的往事，当年在战犯管理所写交代材料的时候，文强为何只字不提，毫无道理嘛！[/FONT]

[FONT=宋体]另外，从[/FONT][FONT=宋体]《文强口述自传》的叙事风格来看，明显是一位老爷爷给后辈讲故事的架势，说句对老年人不敬的话，多少给人以“满嘴里跑火车”的感觉。偏巧，听故事的后辈，对当年的事情又不甚明了，那就只能是“[/FONT][FONT=宋体]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爷爷讲那过去的事情”，[/FONT][FONT=宋体]你说什么，我整理什么。大概齐一看还行，不能深究。[/FONT]
[FONT=宋体][/FONT]
[FONT=楷体_GB2312]按：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何故，总听成“[/FONT][FONT=楷体_GB2312]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边”，还挺不可理解，心想妈妈要讲故事去哪儿不行，干嘛非跑谷堆上头去啊，挺危险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怀疑文强“口述”的真实性，但由于其文学色彩过于浓厚，因此对这段精彩故事不再引述、也不再做无意义的考证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1[/FONT][FONT=宋体]月底，戴笠离开早已沦陷的上海，行前，留下两道命令：[/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一、令上海区区长周伟龙率行动队队长赵理君等人转入地下，继续开展对日斗争。[/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二、撤销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令文强改任前方办事处处长，负责收容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并将他们集中到安徽祁门县历口镇进行整训。[/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行前，章乃器、胡子婴夫妇在扬子饭店为文强饯行。文强回忆说：“他俩带着可爱的女儿与我谈了不少珍重惜别的话，还特别提到他们原来担心程、彭不义，在我们的帮助鼓励下，使他们的学生终于一边倒，他俩也就放心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对此，文强也十分感慨，他说：“文友社的反间谍战虽不到两个月，但程、彭两人在复杂的斗争中由脚踏两只船，渐渐感觉到爱国主义的威力，不得不自表忠心，文友社也就成了一边倒的既不文也不友的反间谍掩护机关，既是对付日谍，同时也是对租界当局的一种难以告人的苦斗。文友社之所以能做到一边倒，章乃器、胡子婴这两位爱国人士是出了大力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至于程克祥，文强说：“程克祥表忠诚后，得到了戴笠的信任，要他保持与日本间谍网的联系，并得到日本给他的新任务。我将他带到南京，交给南京区长钱新民，运用他与日谍作斗争。”[/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令人十分费解的是，文离开上海之前，并没有将程克祥就地交给上海区区长周伟龙联络，而是将他交给了南京站站长钱新民“运用”。[/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文强说：“他（[/FONT][FONT=楷体_GB2312]按：指程克祥[/FONT][FONT=宋体]）一到南京，便住进德国饭店，这时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已开始形成。”[/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文强此举，实属“歪打正着”，此后的发展，令所有人都始料不及。文说：“后来程克祥隐藏在伪周佛海的庇护伞之下，一直到日本投降时为止，与彭寿等成为八面玲珑的新贵。”[/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文强这话，让人觉得多少有点“酸溜溜”的感觉，因为在当时，无论是他、还是戴笠，都没有想到，日后，程克祥——这位眉清目秀、文质彬彬戴副眼镜的年轻人，居然会立下策反周佛海的不世奇功！[/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放眼整个军统，京沪两地，不下两、三千名特工，抗战八年，能够坚持到最后，以胜利者的姿态面对戴笠的，不过程克祥一人而已！ [/FONT]
[FONT=宋体][/FONT]

 

[兔兔]

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二十五）



[FONT=宋体]淞沪抗战之后，部队星散，文强和其他特务处人员在撤离的路上，不断地收容被打散的国军士兵，逐渐集中到安徽祁门等地，这时已收容了一万多人，其中包括“别动队”成员两千余人。文强说：[/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FONT][FONT=宋体]上海战役撤退后，我改调为前方办事处处长，从南通天生港绕道到苏州、句容等地，负责收容别动队撤散的部队。我派六个收容小组四处收容，仅得万人中的两千人。除少数星散不归者外，其余都在战斗中牺牲了，他们同心同德抗日救国的精神，永远不可磨灭。”[/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此时，原“别动队”余下的成员已经分成了两个部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其一在安徽，这一部分都是从上海撤下来的，其中又分为两块。[/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一是文强收容的那两千多“别动队”残部，文奉戴笠之命，将他们集中到了安徽祁门[/FONT][FONT=宋体]历口镇，进行整训；[/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二是“青训班”和“松训班”的剩余人员，这部分人是由童襄带出来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童襄，[/FONT]1905年生，浙江黄岩人，军校四期步兵科毕业。​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早在1935年初，童襄就开始协助戴笠的“团体”工作。当时童正新婚不久，住在杭州，也没有工作。其时，童在军校的同期同学胡国振，正担任浙江省会警察局总督察，于是就介绍他认识了戴笠，戴要求他到广州去，协助楼兆蠡工作，对此童“欣然答允”。[/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按：楼兆蠡是浙江诸暨人，毕业于杭州法政学校。[/FONT][FONT=宋体]1924[/FONT][FONT=宋体]年，楼兆蠡曾将《杭州晚报》改组为《浙江日报》，自任为负责人，后[/FONT][FONT=宋体]楼曾在上海协助邹鲁搞过一段时间的党务[/FONT][FONT=宋体]。加入特务处后，戴笠派楼潜伏在广东工作。[/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楼兆蠡的弟弟即楼兆元，杭训班第一期毕业，与毛森、张毓中等同期，亦是特务处重要干部。[/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36[/FONT][FONT=宋体]年夏，楼兆蠡获得一份重要情报，即陈济棠已经准备起兵反蒋，楼还策反了陈的高参李宗盛，并准备让李到南京当面向戴笠汇报有关情况。[/FONT]
[FONT=宋体][/FONT]
[FONT=楷体_GB2312]按：李宗盛是安徽人，保定军校八期毕业。1934年8月，即红军准备从瑞金突围之前，曾与[/FONT][FONT=楷体_GB2312]陈济棠联系，打算从广东“借路”而行，当时陈济棠派出的谈判代表就是他的参谋长杨幼敏和李宗盛。[/FONT]

[FONT=宋体]戴笠当即令童襄“陪同”李宗盛赴南京，为掩人耳目，一到南京，戴笠就把李宗盛“逮捕”入狱，顺便把童襄也抓了起来。[/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此时，童襄还不是特务处成员，对戴笠的这种做法，很不理解。后来，童的浙江老乡郭履洲对他解释说：“诸如此类事，对做特工的人来说是司空见惯。”[/FONT]
[FONT=宋体][/FONT]

[FONT=楷体_GB2312]按：郭履洲，1904年生，浙江[/FONT][FONT=楷体_GB2312]宁海人。军校六期步科毕业。[/FONT]​

[FONT=楷体_GB2312][/FONT]​

[FONT=楷体_GB2312]其时，郭履周在特务处本部任[/FONT][FONT=楷体_GB2312]华北股代股长。[/FONT]​

[FONT=楷体_GB2312][/FONT]​

[FONT=宋体]1936[/FONT][FONT=宋体]年秋，童襄正式加入特务处，当时的人事室副主任胡子萍带他履行了“宣誓”仪式，派到华东股做情报分析，其股长即前面说过的李叶，办公地点在南京鼓楼四条巷。 [/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戴笠非常重视培训工作，因此，除了最早的“十人团”以外，后加入特务处的，基本上都是各类“特训班”出来的，包括黄埔的毕业生，到了特务处，也得“回炉”。童襄与戴笠非亲非故，又未经任何特工训练即直接进入特务处，并被作为基本干部使用，这种情况不多。与他情况类似的，还有一期“学长”史铭、马志超，还有沈醉。[/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但史铭与马志超又不一样。史铭进入特务处以后，一直在杭训班当学生队长，在培养学生的同时，耳濡目染，相当于自己也在接受训练；而马志超一直在特务处本部工作，用现在的话说，叫“机关干部”，没有接触过实际工作，一下子就外放出去，当方面责任，不出问题才怪！[/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相反，像沈醉，连军校都没上过，初中毕业就进入特务处，当时才十几岁。先是跟着姐夫余乐醒当交通员，然后学着搞情报，接着又去干公开单位，一身的本事都是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而且沈醉的家风也好，母亲管教严格，尽管上学不多，却有旧学功底，又会武术，可说文武双全。因此，自己都没接受过特工训练的沈醉，却在军统的许多特训班中当过教官。[/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加入“团体”不久，童即被外派到南京邮件检查所任副所长。[/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南京邮件检查所隶属于特检处。[/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前面说过，1935年，为了减少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与特务处之间的矛盾，蒋介石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辖三个处，第一处是党政处，即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第二处是军警处，即特务处；第三处就是特检处，处长先是丁默邨，后是金斌。[/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由于丁默邨就是“CC系”的，所以在特检系统，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处处压着特务处一头。据中统特务刘恭回忆：[/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38年分成中统和军统两个特务机关之前，它们被称为‘一处’和‘二处’的那一段，两个部分早已发生过摩擦，中统和军统这两个特务组织自并存以来就是不和，没有一天停止过冲突，有时是明的，有时是暗的。抗日战争前，‘一处’比‘二处’的地位较高，许多政治上的便宜都给‘一处’占面子在先，因为那时‘二处’的人力和规模都不及抗战以后特别是抗战末期那样大。例如专搞反间工作之一的南京邮件检查所和南京电报检查所这两个单位：邮检所中的中校所长张志鹏是‘一处’的，少校副所长童襄(后罗杏芳湖南酃县人)是‘二处’的。电检所的所长也是一样，是‘一处’的叶定。凡是有所检获，材料照例送局本部，而局本部的承办人又是‘一处’的应泽，没有送局本部之前，‘一处’老早就全部知道了。因为检查所里的头子是‘一处’的，下面的喽啰也以‘一处’的居多，重要站口，‘二处’的副所长这种头目，还只能从经手人那里看一点，记一点，偶尔向‘二处’汇报些许材料，完全不是堂堂皇皇的制度规定；所以‘二处’的人非常气忿，早有报复之心。已被镇压的军统特务罗杏芳当了重庆邮检所长以后，他说过：“C．C．分子还想从我这里要得到情报吗?对不起，老子请他们吃CC(湖南土话称尿为CC)。”[/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八一三淞沪战起，童襄被戴笠调到“青训班”当政治教官，同时也讲“游击战术”。[/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1[/FONT][FONT=宋体]月5日[/FONT][FONT=宋体]，日军在金山卫登陆，“松训班”被打得稀里哗啦，余下的人由大队附葛谷光率领逃到“青训班”会合。国军“转进”之后，童襄率“青训班”、“松训班”全部人员撤离上海，经无锡、溧阳、溧水、芜湖，到达九江。此时得知特务处本部已经迁移到湖南长沙，戴笠令童襄将全部人员带到历口镇待命。[/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上面说的是“别动队”在安徽的一块。另外在浙江还有一块，这边稍微复杂一点，由三部分零星武装组成：[/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一是原驻上海[/FONT][FONT=宋体]浦东的[/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别动队”第一支队王春晖部，由何天风率领，[/FONT][FONT=宋体]已[/FONT][FONT=宋体]经奉化撤至浙江遂安。[/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二是浙江东阳巍山的“浙东支队”。早在抗战开始后不久，戴笠就在自己的家乡江山办了一个规模很小的“游击干部训练班”，此后，以这个训练班为主干，组建了“别动队”浙东支队，驻浙江东阳巍山，以徐君若为大队长，应渭水为大队附，政治指导员即楼兆蠡。[/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三是戴笠的江山“子弟兵”。领头的就是刚被戴笠从福建召回来的毛森。[/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毛森，原名毛[/FONT][FONT=宋体]鸿猷，1908生，浙江省江山县人。[/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毛[/FONT][FONT=宋体]鸿猷毕业于家乡的嵩高小学，1925年，[/FONT][FONT=宋体]毛[/FONT][FONT=宋体]鸿猷借江山县礼贤乡华祖头村毛善森的文凭，考入省立浙江衢州第八师范，从此改名毛善森。1930年毕业，回到家乡江山县立中山小学当教师。[/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l932[/FONT][FONT=宋体]年，毛善森考人浙江警官学校正科二期，毕业后被戴笠选入杭训班，受训期间加入特务处，从此略去名字中的“善”字，改名毛森。[/FONT]​

 

[兔兔]

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二十六）



[FONT=宋体]从特训班出来以后，毛森被戴笠派到福建工作，后任闽北通讯组组长，驻南平。1936年春，毛森被调到福建省[/FONT][FONT=宋体]保安处谍报股任少校科员。毛森回忆说： [/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因接手新业务及布置寓所，又适长子诞生，忙了半个月，始由一位股长卓飞，带我去见陈仪。他问了几句例行的话，嘱我有重要的事，可以直接去见他。经过几次接触，他即发现我的能力，赋予工作大权。不久，我被调充省会公安局特务组主任。”[/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按：陈仪，1883年生，浙江绍兴人。[/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陈仪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五期步科，1911年归国参加了辛亥革命，1926年投入北伐军。[/FONT][FONT=宋体]1933[/FONT][FONT=宋体]年11月，“福建事变”结束之后，蒋介石任命陈仪为福建省政府主席。[/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福建省[/FONT][FONT=宋体]保安处谍报股”和“福建省会公安局特务组”，都是受特务处运用的公开机关，其时，卓飞以特务处闽北站站长的身份统管这三个单位。[/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卓飞，1904年生，福建闽侯人，军校四期步科毕业。[/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在军校入伍生队时，卓飞分在[/FONT][FONT=宋体]步科第一团第二连，他这个连里有个后来的著名人物，那就是白鑫。[/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卓飞一身而兼任三职，又加年轻，骄狂无比，没过多久，在当地搞得民怨沸腾，戴笠遂将其一撸到底，调回南京给老蒋当侍卫去了。另以毛森接替特务组主任，闽北站站长和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股长则交给了张超。[/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戴笠没有想到，这个任命，最终使自己的爱将张超送掉了一条命。[/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毛森后来回忆说：“我的人生历程非常奇妙：我是被戴先生所赏识而参加其工作，他对我虽甚重视，但直至抗战后期，他才发现我的能力，至胜利时，才完全看清楚。八年抗战，我在他的部下，所经历艰苦危困及生活上之贫穷，非外人所能想象。我不知是否主管经理者对我特别苛刻？或是大家都是这样穷的？常常微不足道的活动费报销，都被剔除；每月的薄薪，差不多都贴光，连请人喝杯茶的钱都没有。且因工作上关系，常将衣服行李丢光，从未得到分文补助。所以我在军统局工作，可说尝尽心酸，受尽委屈；幸而工作干得轰轰烈烈，精神上尚觉兴奋。”[/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相反，在陈仪手下工作，毛森的感觉完全不同。他说：“我在陈部生活，为平生最感富裕的阶段；这并非他给我很多钱，而因当时物价低廉，我又素无嗜好，自奉极俭，每月的薪水，用不了一半；而工作上权力之大，范围之广，尤为骇人听闻。”[/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毛森说：“陈仪所用官员，多系各方推荐，良莠不齐。正直廉能者有之，贪污舞弊者有之，腐化恶劣者，甚至忠实有问题者亦有之。他为整肃官箴，命我暗访明查，对作奸犯科者，检举严办；行为腐劣者申诫纠正。不论多大的官，多大的势力，我们都能检举他。同时整饬军风纪，制止军警扰民。各厅处疑难不决之事，他也向我询问，或交我代为调查。甚至烟、赌、盗贼、地痞、流氓，也令我们把他肃清。变成三十六行的总管。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不知死活，不畏艰险，不管什么事，只要交办，总是横冲直撞，拼命干去。”[/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对毛森的工作，陈仪感到十分满意，因此，虽然他们的身份、年纪都相差甚远，彼此却走得越来越近。在回忆中，毛森谈了许多陈仪的趣事。[/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1936[/FONT][FONT=宋体]年底，省会警察局局长李进德召集“局务会议”，会上通知大家，1937年元旦，陈仪要在警察局搞“阅兵典礼”。要求警察局内外勤各单位均须参加。毛森听了，当时就表示异议：“我们警局内勤人员，很多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有的且已年老，形形色色，集合检阅，实不象样子；且警察业务，多系文件、统计、图表、仪器，没有什么好检阅；不如请主席莅局视察。”[/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李进德说：“陈主席最喜欢这一套，爱看表面文章。现驻福州的国军，不会请他检阅的。保安团队，则分散各地，无法调来福州集中；我们警察局不管像不象样，必须筹备元旦阅兵，聊以点缀场面，让他高兴高兴。”[/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毛森回忆说：“元旦那天，我们警局内外勤人员，集合大操场，陈仪穿起陆军上将军服，莅临检阅，男男女女，三轮车、脚踏车、救火车……，场面倒很热闹。陈似乎也检阅得还过瘾，曾上司令台，训话一番。”[/FONT]
[FONT=宋体][/FONT]

[FONT=楷体_GB2312]按：李进德，1898年生，浙江临海县人。[/FONT]​

[FONT=楷体_GB2312][/FONT]​

[FONT=楷体_GB2312]李进德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步科。后到广州，任大本营军政部陆军讲武堂（就是史铭曾就读的那个“湖南醴陵子弟学校”）教官。1925年秋，所有驻粤军校均并入黄埔军校，李进德曾任四期教官。[/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李进德是陈仪的亲信，陈主闽后仅几天，即于1934年2月15日委任李为福建省会公安局长，后又改称[/FONT][FONT=宋体]福建省会警察局，李仍为局长。[/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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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关于李进德，毛森说：“闻在南京时与陈仪发生关系；颇受其赏识，故偕来福建，委任省会公安局长。据李旧属谈称：李系保定军校出身，与陈诚同学，曾为陈诚之参谋长。因健康不良，离开军界。李不懂法律，也无警察学识，只知一些警察业务；但人极聪明干练，颇能体承陈仪心意，交办之事，多能圆满完成，故陈对其甚为倚重。”[/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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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毛森说：“中央平定闽变，委派闽浙监察使陈肇英，省府主席陈仪，保安处长赵南，省会公安局长（后改为警察局）李进德，都是浙江人，较小单位，也很多浙江人。这些一向‘闽人治闽’惯了的封建者，自然极表不满，认为变成浙江殖民地了。对陈仪的新政，多取攻击、破坏态度，甚有想把国府主席林森抬出来，夺回省府主席。”[/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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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为了敷衍这些人，陈仪不得不用一些当地人，毛森曾听陈仪对李进德说：“你局里科长，外面分局长，必须用几个福建人，以息物议。”[/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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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李听了抗议说：“我所用的分局长，多是鼎鼎有名浙江警官学校出身的。福建警察人才，我一个也不认得。请主席派下好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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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毛森说：“陈仍坚持要李用几个福建人，嘱其圆滑应付。足见陈仪也是个善于应付的官僚高手。”[/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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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6[/FONT][FONT=宋体]年适逢蒋介石的五十大寿，陈仪准备了一份寿礼，是他亲手写的八幅寿屏。毛森说：“他亲自度量、打格，书写二寸见方的正楷颂词。写得不称心的，重新写过，写了好几天还没有写好。陈仪的字普普通通，并不算好。”[/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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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毛森看了，觉得他费力不讨好，于是说：“主席写得这样辛苦，不请别人代写？”意思是请个有名的书法家代笔，“较为美观，以登大雅之堂”。陈仪听了说：“送呈蒋委员长的寿屏，不能请人代书，必须自己亲笔，才能表示尊敬。”[/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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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毛森评论说：“他形式上对领袖表示十分忠诚。”[/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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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此后不久，因听说蒋介石要来福州视察，陈仪即布置李进德，要他“整理市容”。[/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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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毛森回忆说：“李即召集各界开会商讨，分组整容。有道路组、墙壁组、国旗组……不知其数的组，我也分到一份很重的差事。只要想得到的事，都要全力去做。不惜人力、财力，好像省库的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裕。那时我把它估计一下：所用的财物人工，可以建造好几幢三层楼的大洋房或好几里长的新型马路。即以国旗一项而言，必须幅度一样大小，旗杆一样长，插旗的铁环距地一样高，角度一样大，家家户户都是如此，齐则齐矣，其实很呆板，毫无美观可言。”[/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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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于是，毛森对李进德说：“福州乃一鸡皮鹤发的老太婆，要把它打扮成花容摩登的姑娘，除非把它脱胎换骨，否则掩不住其老丑。蒋委员长如果走进小巷僻区看看，立刻看出我们虚伪欺骗，专做表面功夫，粉饰太平。花这样的人力、财力，不如做点永久性的建设。”[/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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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李进德也很无奈，说：“这是陈主席的指示，只要把全市整理得焕然一新，不惜多大工本。”[/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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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毛又说：“这样整容，只是一时表面好看，这些粉刷、纸糊、板钉、木架，过几天都变成垃圾，徒然糟蹋大批材料，牌楼搭搭拆拆，完全浪费。蒋委员长提倡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不如全市大扫除一次，有碍观瞻的地方予以整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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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李说：“陈主席要这样做，所有沿街民房、店铺，凡不雅观者，应拆则拆，应修建则修建，要使福州全市一眼看去，乃一现代化的新都市，使委员长留下良好的印象。”[/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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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李进德还对大家说：“这是当务之急，各组所需财物，尽管报来，各单位必须总动员，无分昼夜的赶办，限期完成。原有工作，可暂搁置。”[/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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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毛森回忆说：“我们忙了大半个月，用了很大的财物、人力，总算把福州的外表，打扮得漂漂亮亮。”[/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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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后来，李进德私下对毛说：“福州破破烂烂的情形，蒋委员长是知道的。我们要把它完全改观，变成现代化的都市，使他知道陈主席治闽政绩，表现建设的飞跃进步。”[/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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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对此，毛森颇不以为然，他后来说：“我的个性，素不赞同铺张浪费，认为整理市容，乃经常的工作，地方政府应与市民合作，随时保持整齐清洁。与其这样浪费，不如将此人力财力，做永久性的建设，如修筑马路、桥梁、疏浚河道、建筑体育场或公共会所。”[/FONT]​

 

[兔兔]

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二十七）



[FONT=宋体]福建紧邻台湾，而当时的台湾还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因此，福建的日本人特别多，而这些人当中，除了特务，就是地痞，总之没有什么正经人，久而久之，成了福建的一大社会问题。原特务处成员刘震南回忆说：[/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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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还在北洋军阀统治福建时期，福州就有一批日、台浪人在社会上为非作歹(原作者注：日本浪人是日本国民，台湾浪人是日本籍民，两者有区别，但在法律上都受日本驻外使节保护)。到了1934年，福州的日、台浪人越聚越多，作恶也极恣肆，他们挂花会，放洋债，开私典，设赌场、‘台基’(即台湾浪人设立的妓馆)、土行(鸦片馆)，据当时统计，这一类藏垢纳污，伤风败俗的场所约有500余家，遍布福州的各个角落，造成社会道德堕落，不少人因而倾家荡产，群众怨声载道。”[/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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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当时的特务组主任还是卓飞，鉴于日本人的猖獗，而诉诸法律又力有不逮，因此，他与李进德及宪兵四团团长吉章简等商量出一个“以暴制暴”的邪招儿。刘震南回忆说：[/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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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由卓飞组织一批打手，不给任何名义，只发给印有梅花的白布条为记，并通知各警察分局暗中掩护。这批便衣打手共10人，分为城内、南台两组，每人发左轮手枪一支，巡逻街上，遇见日、台浪人作恶即行痛打。这批打手曾打过两次，第一次在城内妙巷口打了几个日台浪人；第二次在南台中平路与目、台浪人互相枪击，虽无死伤，但社会秩序大乱。日本领事立即向陈仪提出抗议，陈仪就严令李进德停止行动，所以这第一个办法只实行了一个多月。”[/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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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一计不成，卓飞又生一计：“由宪兵第四团派出便衣宪兵混入各赌场、烟馆，侦察赌徒烟鬼，然后，在门口守捕(福州人称这种做法为‘钓蟛蜞’)，但捕的人都是当地人，对日台浪人不敢动手。尽管如此，这种做法仍使赌场、烟馆营业下降，对方不甘营业受到损害，也纠集打手应付，因此有些抓到的人又被抢了回去。这办法不久亦被陈仪制止。”[/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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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到了毛森接任特务组，日本人的猖獗更甚，与福建的海盗搞到了一起，更难对付。毛森说：[/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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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FONT][FONT=宋体]福建海盗，一向横行霸道，杀人越货，劫掠沿海居民及来往船商。又有私枭毒贩，猖獗异常。这些海盗、私枭、毒贩，多与日人勾结；其中尚有日本浪人及其属地之败类，为虎作伥，无恶不作。当地官民畏之如虎，不敢撄其锋；只有我们这班不知虎威的黄犊，不管任何盗犯，一律缉捕。但因这些日人、准日人，享有治外法权，不受我国法律约束；非特办不了他们，政府反常需向日方道歉。只严惩本国莠民，不能一网打尽，祸根自然无法清除。”[/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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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同时，日本特务的活动也越来越猖狂。刘震南回忆说：“1936年上半年，日本陆军部一个名叫山本(当是化名)的参谋，奉派来福建进行特务活动。山本由日本驻闽领事馆雇用的通译员刘三妹(福州人，住仓前山程埔头)带路，以游历之名，行侦察地形之实。他从福州出发，沿闽江右岸向古田、建瓯一路徒步行走，沿途侦察险要地形及桥梁、关隘并拍成照片，夜宿旅店单人房间，闭门书写至深夜，如是一连十余天。刘三妹虽亲眼见到山本所为，但因不知山本身份，以为真是游历，不疑有他。山本回国后从东京寄给刘三妹一信(由日领事转交)，附有戎装相片一张，并向刘致谢带路之情。刘三妹始知山本是日本军官，以游客身份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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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有鉴于此，毛森下了很大的功夫搞日本人的情报，在这方面，对他帮助最大的，是特务组的魏勋。[/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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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魏勋原本是福建黑帮“梅山派”的成员，毛森回忆说：“福州有梅山、寿昌两派，互成水火。我至福州之前，梅山、寿昌两位首领，早已火并俱亡，只有两派徒众，在社会上仍占很大力量。”[/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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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当时魏勋只有二十出头，已经俨然成为“梅山派”的领袖人物，后来为卓飞收服，进入特务组，成为卓的心腹。刘震南回忆说：[/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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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保安处科员、复兴社支社助理卓高煊素与卓飞意见不合，密报卓飞贪污渎职。事为卓飞知悉，怀恨报复，指使特务组组员魏勋带流氓数人伏在锦巷附近截打卓高煊，以泄私愤。宪兵第四团团长吉章简(复兴社福建分社检察会检察)查知是卓飞所为，遂将魏勋、杨奕金逮捕，在宪兵团部进行刑讯，要魏招出指使之人。魏、杨两人熬刑不招，只认自己与卓高煊夙有私怨，因而打他。卓飞见魏被捕，恐内情暴露，甚感不安，后来见魏等没有招出，便电戴笠求援，结果魏、杨送往禁闭一年多释放。”[/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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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卓飞这番折腾的结果，是被戴笠撤职，[/FONT][FONT=宋体]魏勋则继续得到毛森的重用。毛说：“魏勋乃一热血青年，机警勇敢，负责任，有魄力，也很虚心听命，无论大小工作，交其办理，多能胜任完成。我们工作之所以能够惊天动地的表现，大半得魏之力。梅山派的人，都能听其支配，所以需用人手时，能得无尽之义务工作员。”[/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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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毛森的对日情报工作，就得益于魏勋举荐的王世基。毛森说：“王与日人关系极深，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有海军武官府、陆军武官府之设，其特务人员，遍布全闽；王与他们交往甚密。为日谍冲洗秘密照片的游元贞，即王之心腹；常能乘日人不备，多洗一张照片，偷交王世基转交与我。福建绥靖公署作战参谋沈谦，出卖秘密文件的大间谍案，即由游元贞取得日谍的照片，而被我破获。并介绍为日人工役、传达、送递文件等人，与我发生关系，常将书信、文件交我拍照。”[/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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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世基是“寿昌派”的，正是魏勋的对头。毛森说：“王世基乃寿昌派大将，由魏勋介绍，为我义务工作员。由此足见魏之眼光胸襟，较上一代为远阔，能为公而废私争，秉公举荐敌派之人才。”[/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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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刘震南也说：“（魏勋）逐步提升为股长、处长、参议。在非经特务训练出身的特务中受此殊遇的，魏勋可算是最突出的一个。”[/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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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对于海盗和日本浪人，毛森也没有放松，他说：“这些莠民及准日本人，常至福州、厦门，花天酒地，尽情挥霍享乐；我们亦不断追捕，有时穷追海涯地角，不使其漏网。”[/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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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到1937年夏天，毛森抓了一批“元恶大憝”，即报告陈仪，陈指示说：“暂时不必呈报公事，也不移交军法处，对外严守秘密；由你秘密囚押，立即追询余党，并尽速逮，最好一网打尽。日方如向我交涉，我准备推诿尚未接获报告；将来虽被引渡，但党羽已被翦除，他们自不能再兴风作浪。”[/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对此，毛森以为“确属善策”，于是即在福州泥鳅巷租下一幢“二楼大屋”，囚禁这批要犯，令特务组干部郑沅当看守长。[/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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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郑沅是福建蒲田人，接受过特工训练，是特务处的“在编人员”，毛森评价他为，“外貌忠厚而带幽默，工于心计，而且手段狠辣，任何盗匪、汉奸、毒贩、私枭遇上了他，总被斩尽杀绝。亦能刻苦冒险，他为探询海盗余党，自愿钉上重镣，与盗首同囚于狱。其干劲可见一斑。”[/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这次，郑沅的“干劲”大得过了头，给毛森捅了个大“娄子”。[/FONT]​

 

[还是挺傻]

看了３个月终于看完了，楼主上哪儿找的这长篇啊。

 

[nobody2000]

“正像金庸所说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

怯怯的问一声，下面的说法对不对？是不是元好问抄袭了金庸？

摸鱼儿-雁邱词
元好问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
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
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
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邱处。

元好问:（1190——1257）字欲之，忻州人，金时杰出的文学家。
元好问年轻时，正值蒙古军南侵，山西各地兵荒马乱，他带着母亲，逃到河南。残酷的生活现实和颠沛流离的遭遇，给元好问以深刻的影响。他初步了解了社会和人民，开始创作一些反映现实，诅咒战争的诗歌。同时，写下了《论诗绝句》30首，对魏晋以来的诗歌作了系统的批评，在文学批评上享有很高的地位。
金亡后，元好问避居家乡，专事著述。他痛感国破家亡的痛苦，满怀悲愤写下了大量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另外，他还著有《中州集》、《壬辰杂编》等史书。元人撰写金史，多取材于此。

 

[兔兔]

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二十八）





[FONT=宋体]将“元恶大憝”交给郑沅之后，毛森就“日夜忙于追审及缉捕余党”。[/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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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这天，毛森正在家里吃午饭，郑沅来了个电话，称：“有一犯人突犯时疫症死亡。”[/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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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未经司法审判的嫌疑人死在看守所，放到任何时代都是大事，何况毛森抓来的这些人，未办理任何法律手续，从法理上讲，属于“非法拘禁”，一旦日本人知道了，要引起大纠纷。如今不明不白地死了一个，那还得了？毛森听了大惊，“立刻放下饭碗赶往”。[/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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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到了泥鳅巷，毛森查看死者情形，“见死者指甲、口唇都发黑，口、鼻皆出血”。毛森是警校毕业生，学过法医，一看便知系中毒死亡。同时，毛又听到“楼上楼下呻吟声音”，不一会儿，看守报告，又有一人死亡。[/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毛森说：“我三步并两步，跑到楼上，见与第一死者症状相同。不久，楼下看守员又叫起来；另有一人死去。没有多少时间，先后相继死亡三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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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毛森“环视各看守员”，都惊慌失措；只有郑沅，“阴阳怪气，面有得色”。[/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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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郑沅有个毛病，喜欢用“私刑”——凡是他认为罪大恶极，同时又因政治或法律上的窒碍，有可能逃脱惩罚的，他“多就地秘密处决”。毛森早就知道他这特殊爱好，曾“再三对其警诫”。[/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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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这时，毛森断定“郑下毒手”，即对他大骂：“郑沅！你捣什么鬼？这样做如何得了？”[/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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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郑沅“很悠闲”地说：“他们传染时疫病而死的嘛！关我什么事？”[/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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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毛森听了，“大骂叱责”说：“这样厉害的时疫病，你还敢在这里吗？你不要骗我，我是学警察的！我懂得法医，这明明是中毒现象！你赶快说，怎么把他们弄死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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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这时，郑沅“慢吞吞”地说：“这班家伙，都是侵华的先锋！好不容易被我们捉到，将来被引渡回去，还不是干得更凶一点？尚留他们作什么？”[/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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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毛森“顿足叫苦”地骂道：“你为什么这样狂妄胡为？日本人正到处惹是生非，找寻借口；这事被他们知道，日军立即登陆福州。我陪你送了这条命事小，贻误国家事大！现在怎么办？”[/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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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接着，毛森令郑沅讲出“毒死犯人经过”，郑沅“拿出一碗用牛奶冲的草，有筷子粗细，切成寸寸，并说明是什么草。具什么毒性”。[/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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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毛森说：“我被气得半死。乃将郑沅关在房里”。同时，毛向特务处和陈仪都做了汇报，但没敢讲实话，只说“据看守员报称，系染时疫死亡”。[/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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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毛森回忆说，陈仪听了，神色“颇不安”，他说：“日本总领事曾向我查询过两次，问这些人的下落；我回答他已饬属调查。”[/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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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接着，陈仪指示说：“速买大量冰块，将各尸体冻住，将来势必请中立国医生解剖检验。”[/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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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因当时正值盛夏，毛森“只好专派几人不断的买冰”。[/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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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接着，特务处回电：认为“可能是看守员被日人收买，暗中下毒，制造侵华借口，犹如藏本事件”。并告毛森：“中央已派军法官专机来闽，办理此案。”[/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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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不久，特务处的军法官赶到福州，毛森只好实话实说，经向郑沅了解情况，双方商量对策，“认为对外绝对不能稍漏风声，亦不能请中立国验尸”。[/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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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接着，毛森又找陈仪，“向陈仪报告实情，请其对日方暂仍否认拘捕这些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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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毛森说，那些天中，“大家彷徨无策，只好等待事态发展。”[/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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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恰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接着“八一三”抗战开始，中日全面开战，彼此已成敌国，无须再有任何顾忌。毛森说：“这时，我们重负顿释，把这批尸体，草草埋了；对郑沅也不再追究。”[/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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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这一番突然的变故，使郑沅不但无罪，反而有功。据毛森回忆，郑出狱后，曾“得意洋洋”地说：“我把这批侵华的先锋干掉，所以福州、厦门，很迟才沦陷。而且大家都不敢做汉奸，没有人帮助日本鬼子组织维持会。”[/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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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毛森说：“郑沅心狠手辣，始终不改，我离闽之后，他又闯了一次大祸。”但因此事与毛无关，他在回忆录中没写。[/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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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7[/FONT][FONT=宋体]年冬，戴笠从上海退至老家江山，给毛森发来一通电报，并附了一封亲笔信，令毛“星夜回浙，号召热血青年，组织别动队，不惜任何牺牲，与日寇拚斗，牵制其深入”。毛森回忆说：[/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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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戴公素有文才，每次用我冒险犯难时，总把我夸赞得是天下无双的青年。这个电报，他身历目击战祸之惨象，写得格外动人肺腑。描述我军数十万精锐，伤亡大半，国门洞开，敌寇纵横；南京惨遭屠城，东南精华尽毁于炮火。昔日繁华富庶，一旦变为哀鸿遍野。又引用‘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良’、‘闻[/FONT][FONT=宋体]鼙鼓[/FONT][FONT=宋体]而思良将，希临危而受重命’等激动语，要我辞去一切职务，星夜去江山面商，号召江南豪杰，组织别动队。不惜任何牺牲，缠住敌脚，俾我最高统帅，有喘息机会重整旗鼓。简直要把已倾的东南半壁，要我去撑持。”[/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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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毛森读函、电之后，“热血奔腾，热泪夺眶，正可偿我杀敌报国宿愿。”遂立即向陈仪辞行。[/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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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陈仪听了毛森的话，十分不解，说：“雨农何以有这样大的魔力？给你一个电报，你立刻要走。这里要你做的事还很多呢！迟早日必窥闽，将来杀敌的机会多着哩！何必急急去浙？”[/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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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毛森即出示戴笠给他的电报，毛说，这封电报“把我鼓捧成智勇兼备的血性男儿，好似岳飞、韩世忠，横戈跃马，力能挽狂澜于既倒”。[/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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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毛森说，陈看了以后，“知已无法强留，即送我汽车两辆，枪枝、弹药、被服、食米及军用物品一批。”[/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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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依依惜别”之际，陈仪要毛森推荐继任人选，毛即推荐王调勋为特警组主任。[/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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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毛森在回忆录中说：“王调勋：热忱而聪明，有胆识，有毅力，对事务观察、分析，有独到之处，活动能力亦强。曾参加共产党，对福建共党情形，了如指掌。后又策动共干魏耿来归；魏耿在共党里的地位，比七○年代福建共党头子叶飞还重要。而且能言能行。”[/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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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毛森说得不错，王调勋、魏耿，都曾与叶飞并肩作战。[/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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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王调勋是福建仓山人，原中共党员。1932年[/FONT][FONT=宋体]6[/FONT][FONT=宋体]月，在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主持下，连江县成立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三支队，支队长就是王调勋。当年10月，王调勋叛变，旋即进入特务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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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耿是福建福州人，其革命资历更老，很早就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捕，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之后，[FONT=宋体]中共福建省委与十九路军成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达成协议，魏耿等“政治犯”被释放。[/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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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查《叶飞回忆录》，1932年，[/FONT][FONT=宋体]受[/FONT][FONT=宋体]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的[/FONT][FONT=宋体]派遣，叶飞到闽东巡视工作，他回忆说：[/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八月，闽东党先后创建了五支主要革命武装。第一支队(福安)支队长詹如柏、政委马立峰；第三支队(宁德)支队长颜阿兰，一九三三年七月牺牲后，由谢丙成继任支队长；第五支队(福安)支队长任铁锋(后脱离)；第七支队(寿宁)支队长范铁民；第九支队(连江)支队长魏耿(后叛变)，政委杨而菖。这就为闽东全区性武装暴动打下了基础。”[/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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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4[/FONT][FONT=宋体]年1月，以[/FONT][FONT=宋体]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三支队为主体，连江县成立了[/FONT][FONT=宋体]闽东工农红军第十三独立团，团长即魏耿，当年6月，魏耿任[/FONT][FONT=宋体]中共连江县委书记，后又[/FONT][FONT=宋体]连(江)罗(源)中心县委书记，1934年7月，福建省政府曾悬赏2000元“通缉”叶飞、魏耿等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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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1932[/FONT][FONT=宋体]年2月，陈仪调动宪兵、保安团等对我根据地进行“围剿”，其时，魏耿革命意志衰退，被撤掉了军事指挥员的职位，令他看守俘虏。[/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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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当年4月，在王调勋的劝说下，魏耿叛变，并进入特务组。[/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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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毛森离闽后，王调勋接任特务组主任。[/FONT][FONT=宋体]次年，王调勋调上海沦陷区工作，又由魏耿继任。[/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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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叶飞在回忆录中也曾提及王调勋，那是抗战开始以后，福建省政府提出与中共游击队进行谈判，派出的谈判代表就是王调勋。叶飞说：[/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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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那时，我们把部队集中在宁德的桃花溪地区。国民党代表黄苏提出，要派人见我，以便当面向我陈述意见。派来的人叫王调勋，是个叛徒，引起了我们警惕。我们研究后认为肯定有阴谋，但也不能不让他来，看看他来究竟有什么名堂。我们决定在离宁德县城只有一天路程的半山边上的一个村子同王调勋见面。因为这个地方位于边界，消息比较灵通。我只带一个排在村子里，把主力隐蔽在村子附近五六里路的地方，以防不测。果然，这个叛徒并不是真来谈判，而是来侦察。”[/FONT]
[FONT=宋体][/FONT]
[FONT=宋体]至于毛森，从此一别，再回到福建，已经是十年之后的解放前夕，他说：“[FONT=宋体]我离开陈仪，未再与其联系。其后陈仪在闽的施政及胜利后接收台湾各情，我均毫无所知。[/FONT][/FONT][FONT=宋体]”[/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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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宋体]其时，毛森当然不会想到，许多年之后，要由他亲手拘捕陈仪。[/FONT]

 

[兔兔]

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二十九）

反对毛森离开福建的，除了陈仪，还有他的太太郑彩耀。

1933年11月，由父母做主，毛森与江山县茅坂乡英岸村郑彩耀结婚。1934年夏，郑彩耀到福建与毛森团聚。1936年3月，毛的长子毛建光出生，此后又生了一儿一女。

毛森奉戴笠之命回浙江工作，回到家乡，本来是件好事，不知何故，郑彩耀坚决反对。毛森一怒之下决定离婚，并委托同事徐松坚代办离婚手续。

按：毛森的离婚手续，最终没有办成，但夫妻感情就此破裂。1943年1月13日，郑彩耀自杀身亡。

郑彩耀不肯走，毛森的好友故旧倒是争着要跟他去：“一班朋友，闻我上前线，纷愿同行参战。嵩高同学周廷洛，厦门大学毕业后，即在福建师范任教，这是福建培植师资最重要的学府，周资深学优，为最重要之教师，也愿投笔相随，并邀同汪寿、毛松钦、徐松坚、胡思梅（浙江八师校长胡之德之子）等，同来参军。我即请周担任政训室主任，其余屈就政治指导员。邀请宪兵四团政训员，我浙江警校二期同学陈崇威，为我的副大队长。我的部属愿组敢死队与我同行，我乃挑选魏勋等数十人，誓同生死，北上抗日。”

毛森带着大家，浩浩荡荡地赶回浙江江山，却没有见到戴笠，戴已先去了武汉，“留信指示组织别动队事宜，写得满纸血泪。”

毛又率领众人赶赴江山城里，去见张发奎。

毛森离开家乡已经四年了，因此，进城的路上特地登上仙霞关，“纵目远眺”。毛森后来回忆说，当时他想起祖逖渡江北伐，至中流击楫而誓曰“不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此江”之故事，于是，亦面对仙霞关发誓说：“如不杀尽倭寇，光复河山，不再过此关！”

毛还在石壁上写了一句：“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

这时，他的堂叔、福马公路局汽车管理处主任毛泓说：“朔风砭骨，赶快走吧！不要再吟诗弄墨了。”

毛森说：“我不会吟诗填词，只是掠前人之美，把石达开的名言，写此石上，以志决心耳！”

见到张发奎，说明来意，张表示无能为力：“我刚由上海撤下，在此稍驻；雨农我看是看到的，他没有对我讲起什么。”

至此，毛森只能靠自己了，他说：“我即在峡口设立大队部，邀请同学祝树柏，为第一中队长，祝亦八师毕业，后入黄埔军校六期。八一三战役，担任连长，负伤尚未痊愈。江山县警察局督察长戚森，为第二中队长。刚离国军军官周邦超，为第三中队长。魏勋为直属区队长。好友汪春瑞辞去医院院长，屈就医务所主任。趁着腊尽岁暮，立刻开始招募中学青年，加紧训练。”

很快，毛森就从浙江、江西、福建等地招收了六、七百名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人，拉到峡口进行整训。毛森说：“但我身无分文，上级经费一时未能接续，我又无法四出借贷，贻人笑柄，影响军心。确使我陷入绝境。幸仗峡口同顺布庄富商毛汉章之助，渡过难关。所幸组训干部六、七百人，初仅支付伙食、军服、毛毯、办公用品及军官、职员薪饷等，所费尚属有限。他帮我张罗挪借，应付急用，同时将陈仪送我的一批物资，调度运用，勉力解决困境。”

毛森手下的这批人，就是前面所说的浙江这边的第三部分。

1938年1月，经军委会批准，戴笠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教导团”，下辖两个团：

原在安徽历口的“别动队”残部为教导一团，并以“青训班”和“松训班”的学员为基层干部戴笠自任团长，以俞作柏为副团长，负实际的责任，驻浙江遂安。

原在浙江的部分则为教导二团，团长也是戴笠，副团长何天风。

毛森后来回忆说：“上级派陶一珊、李式曾来检阅，见我操练纯熟，纪律严明，军容壮盛，甚为满意。不久奉令开拔遂安。我领队到了遂安十里铺，与东阳巍山开来的第一大队应渭水部及浦东撤出的直属中队王春晖部，合编为教导第二团。”

很奇怪的是，从未做过政治工作的毛森，被不伦不类地安排为教导二团政治部副主任。

原来，教导二团成立以后，毛森所部被改编为教导二团第二大队，因其各级骨干都是浙江江山人，故又被称为“江山大队”。毛森说：“教二团第一大队，皆系宁、绍一带游勇组成，很多是山泽好汉；我第二大队，则纯粹由学生组成；混为一团，格格不入。”

同样，何行健和戴笠派来“接收”教二团的李式曾等人，对于毛森也极为忌惮，正好以毛没有军校的学历为借口，将其排挤出指挥系统，不让他参与作战。

至于“江山大队”，也跟着倒了霉，毛森从福建带出来的各级干部，全部被编为普通士兵使用。毛森说：“我队干部及基本队员，与我关系极深，所招学员，也多系直接间接亲友子弟。或系乡亲，或慕名而来，全部子弟兵。我被调离，大家气愤不平。周廷洛及所有政训员等都辞职，并要我同进退。”

对此，毛森无可奈何地对他们说：“这种处置，虽系何、李、陶之主意，但必经戴先生之核准；我是军人，且是戴先生的学生，必须服从命令，我不能离开。”

大家则说：“我们心中只有你，不认得戴某！你既不走，我们只好自由活动了。”

最终的结果，毛森说：“与我几年共生死的袍泽及学生，大都挥泪离去，只有少数人跟在我的身边。这事我固深受打击，对于戴先生的事业，损失更难估量。”

这件事使毛森深受刺激，他说：“这一打击，对我信誉、事业，损伤极大；对戴形象，亦颇有影响；大家骂他出尔反尔，虎头蛇尾，没有担当气魄，不成大器人物。”

许多年之后，提起当年排挤他的何天风和李式曾，毛森依然耿耿于怀：“何、李固系拆戴台的奸诈小人，不久即投敌做汉奸，为爱国志士所杀。”

同时，毛森对戴笠也颇有微词，他说：“那时我即有预感，戴先生处事有始无终，出尔反尔，他的才华功业，亦只能昙花一现耳！

毛森还深入分析了戴笠当时的心态：“戴的平日论调，素重人才，不重出身履历，常扬言诸葛亮并非陆军大学毕业，历代名将，都非军校出身。淞沪崩溃时，他一时心血来潮，惶急应变，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号召爱国健儿，组织别动队。我被看中，给我有血有泪的函电，促即星夜来浙组军，京、沪、杭沦陷后，日方顿兵蓄锐，图用和谈，逼迫我方屈服。戴退武汉之后，坐下商讨整军计划，其左右力主：干部都用军校出身者；原则甚善，戴亦接受此方案。但因其一时冲动，我被牺牲了。”

毛森回忆此事的时候，正是他被小蒋挤得在台湾无处容身之际，所以他充满感慨地说：“现在想起，一人出身，影响一生事业至大。”

官场失意，情场得意，在这段时光里，毛森也不是全无所获，在任期间，毛看上了一个特训班的女学员。他后来回忆说：“女学员胡德珍，秀外慧中，立论卓异，文笔超群，使我留下深刻印象。”

日后，胡德珍成为毛森的得力助手。

 

[兔兔]

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三十）

1938年3月13日，戴笠奉军委会之命：“收容整编流散浦东及京温、沪杭沿线的国军，加强敌后游击工作。”这项任务，戴笠交给了三个人：阮清源、鲍步超和管容德。

阮清源，又名袁亚承，1899年生，江苏江阴人。

在军统内部，阮清源有“游击能手”之称。

阮清源的经历比较复杂，他虽然是军人出身，却又不是黄埔系出身。阮从十几岁就投入孙传芳部下，当了一个二等兵，后被选入孙办的金陵军官学校学习，曾参加过龙潭战役。二次北伐之后，阮改换门庭，投入国民革命军当排长，后退役，考入“浙警”速成科。毕业之后，阮清源被戴笠看中，选入杭训班学习，并加入特务处。

从阮的经历看，他既上过战场，又学过警察，也接受过特工训练，可谓多面手。另外，阮虽然没有受过太系统的教育，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乔家才评价他说：“因为聪明，记忆力强，用功自习，可以背诵半部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他能背诵一百首以上的长诗。又熟读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据说阮还颇有艺术细胞，“可以用一块石头和几株各种不同小树苗，制造成一盆雅致的盆景；叉可以把一块石头琢磨成美丽的图画，有的像山水画，有的又像奔马，神乎其技。”

从特训班出来以后，阮清源被派到上海区当情报组长，后曾任浙江省吴兴县公安局局长。此后，受戴笠委派，阮清源参加了康泽的“别动队”，派在第二大队，在甘肃陇南、陕西关中一带活动，参与了与红军的作战。乔家才说：“他在别动队三年，悉心研究，从实战中了解了游击战的奥妙。”

1936年冬天，奉戴笠之命，阮清源辞去别动队的职务，到西安工作，正好在12月11日到达西安，而且就住在西京招待所。

当夜，阮听到枪声，知道不妙，于是从后门溜出，躲到青年庄路、陕西省政府审计处他一个朋友处。这里紧邻西京招待所，因此阮清源目睹了宋文梅羁押“中央大员”的整个过程，并亲眼看到邵元冲在窗口被打死后摔落窗下。

乔家才说：“他在路边拾获一个徽章，便挂在身上，遇有盘问，便用手一指，自称是记者，居然被他蒙骗过去。真是险象横生，以一个外乡人，居然能够安全度过两个星期，全凭机智、镇静、应付得宜。”

淞沪战起，阮清源亦被调到上海，国军撤退以后，阮奉命潜伏下来。

其时，日寇已经开始酝酿在江南的沦陷区成立另一个伪政权，即“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敌占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正在物色人选，其中，伪江苏省的“省长”，日本人看中了陈则民。

陈则民，1880生，江苏苏州人。

陈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娶了一个日本太太，后回到上海当律师。淞沪战起，陈回到老家苏州“蛰居”。

11月19日，苏州沦陷。陈与日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曾经是同学，因此陈感到机会来了。12月3日，伪苏州地方自治委员会(即“维持会”)成立，陈则民任“会长”，就此落水当了汉奸。

1937年底，陈则民来到上海，与日寇接洽出任“江苏省省长”事宜。

陈心中有鬼，明明在上海有家，却不敢回去，于是在沧州饭店开了一个房间。

国土刚刚沦陷，就有人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当汉奸，阮清源极为愤怒，决定刺杀陈则民。于是，阮化名“方新”，住进了沧州饭店219房间，紧邻着陈的217房间，以便观察陈的生活起居规律，伺机动手。

由于事机不密，1938年1月21日，阮清源被公共租界当局房逮捕，罪名是三项：“私藏军械”、“杀人未遂”和“公共危险”。

阮清源被捕，最紧张的是上海区区长周伟龙，因阮一旦开口，整个上海区都将面临暴露的危险。

这天，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探长悄悄对阮清源说，自己是杜先生（月笙）的人，问阮认不认识王兆槐，同时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阮清源要来纸笔，写下“粉身碎骨，决不牵连组织”几个字，托来人带出去，交给上海区助理书记刘方雄。

阮清源是抗战开始以来第一个被逮捕的地工人员，国府非常重视，令司法部门饬江苏高等法院转令上海特区法院，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为阮清源开托。

其时，上海特区法院设在租界里，尚处于中国的司法管辖之下。

从轻处理阮清源的案子，有几个有利之处。

其一，阮清源的化名“方新”，本系子虚乌有，根本查不出这是何许人也，也就更不可能怀疑他与什么组织有联系、或受谁的指使。

其二，既然不知道“方新”是何等样人，阮清源大可“装傻”，一推六二五。

阮是警校出来的，又当过公安局长，知道在不利的情况下怎样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他知道，三项罪名中，“私藏军械”辩无可辩，“公共危险”则量刑较轻，关键是“杀人未遂”一项，必须洗脱。

于是他说：犯罪总要有犯罪的动机，我根本不认识什么陈则民，为什么要杀他？你们让他来跟我对质。

陈则民当然不敢来，他是律师，自己作为一个汉奸，跑到中国管辖的法院来“对质”会是个什么结果，他非常清楚，没准话还没说完，先挨一枪。

既然没有“苦主”，那就好办了。阮清源自己给自己当律师：“犯罪要研究犯罪的动机，杀人越货和为父报仇，同样是杀人，犯罪意念绝不相同。”

最终法庭判决，“杀人未遂”一项不成立，以“私藏军械”和“公共危险”两项罪名，判处阮清源两个月徒刑，这是最轻的刑事判决了。

阮清源在看守所里，已经蹲了两个多月，与刑期两相折抵，当庭释放。

出狱以后，戴笠即令阮清源与鲍步超、管容德一起到江浙一带收编当地的各种武装。

管容德原来也是共产党员，而且是省委一级的干部。

管容德，1903年生，浙江温岭人。

管容德是学美术的，1926年，曾翻译了一本叫做《艺术鉴赏的心理》的专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也是在这个时期，管容德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11月，管容德回到家乡温岭开展革命活动，公开身份是他的母校浙江省立第六中学的美术教师。1928年1月，管容德恢复了被破坏的中共温岭县委，并任县委书记。

1928年1月16日，中共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并改组了省委：李硕勋任组织部长、管容德为军委书记。3月，管容德出席了上海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当时周恩来代表中央出席会议，还以“全国政治形势”为题做了报告。

会后，管容德即回到宁海，策划武装起义，当时，当地的基层党组织认为时机不成熟，表示反对，结果被管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据当时与会的任少野回忆：

“一九二八年三月间，省委管容德自杭返区，传达上级政策，批评亭旁革命群众受少数资产阶级化同志之影响，未能及时发动大规模之战争，而堕入机会主义之状态。予叶信庄、包照华二同志以留党察看之处分。吾人既已献身革命，对党之纪律及上级指导自然绝对服从，然本身武力甚单，在无可如何之情况下，乃收留祝光早、王显时等‘股匪’为臂助，决定发动大规模之暴动，乃于古历四月初二夜攻入任家村，烧去地主任友端之住屋。”

这就是“亭旁起义”，因终于条件不成熟很快失败。

1928年9月，中共浙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管容德当选为中共浙南特委书记。

1929年，管容德被捕，后加入特务处。派在杭训班当教官，教速记。

 

[兔兔]

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三十一）

阮清源、管容德等人收编的对象，包括两个后来的传奇人物，一个是丁锡山、另一个叫黄八妹。

丁锡山，亦名丁锡三，1906年生，上海奉贤县人。

丁锡山上学不多，仅读过初小，此后即到上海做司机谋生，抗战开始时，丁因绑架勒索被捕，押在监狱。其时，正好文强他们的勘测小组路过奉贤。据文强回忆：

“在调查勘测途中，还发现太湖湖盗首领丁锡山其人，因杀人案被囚于奉贤县监狱，判处死刑，尚未执行。同时又了解到太湖湖盗中有一股最剽悍的(数百人)唯有丁锡山可以收服。经我们建议，获得批准，由杜镛出面保释，命其待罪图功，将湖盗收编，由丁统率用于抗战杀敌。于是海匪湖盗纷纷投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丁出狱以后，果然顺利收编了前述的“太湖湖盗”，并接受了“苏浙行动委员会浦东游击总队”的番号，成为“别动队”的组成部分。

上海沦陷以后，1937年11月，汉奸李天民组织“维持会”，将丁锡山部收为 “浦左警卫队”，这样，与当年“冀东保安队”的张庆余一样，丁锡山部成为汉奸武装。

为时不久，阮清源、管容德部重回江浙一带，将丁锡山，还有太湖、浦东周边，与丁类似的土匪马柏生、张阿六等等收编。

黄八妹，1906年生，本名黄百器，上海金山人。

黄八妹这个女人不得了，15岁就开始和盐警、税务勾在一起，与私盐贩子干走私的买卖，后来干脆直接当了土匪，据说黄枪法极好，当年曾号称“双枪黄八妹”，令人闻风丧胆。

抗战爆发后，黄八妹组织了300多人，参加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任中队长。沪战失败以后，黄部流落到平湖一带，后又被阮清源、管容德等收编。

到1938年4月底，以原有的两个教导团为基础，戴笠编成了五个支队，一万多人，基本上恢复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的组织架构和规模。

1938年5月，奉军委会命令，“别动队”改名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设在汉口。

关于“忠义救国军”这个名字，戴笠曾与文强谈起，因为其成员多为帮会人员，对他们来说，传统的忠义思想比对“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更容易理解接受。

“忠义救国军”由戴笠任总指挥，俞作柏为副总指挥。其时，军统局已经成立，戴笠忙得团团转，自然不可能把精力放在这边，因此，实际的责任都由俞作柏承担。

俞作柏是桂军“宿将”了，当年响应过辛亥革命，参加过“讨袁”，当过省府主席，这样的老资格，怎么会跑来趟戴笠的“浑水”？

此事说来话长。

俞作柏，1889年生，广西北流县人。

俞作柏毕业于桂林师范学堂，与白崇禧是同学。武昌首义时，22岁的俞作柏，作为广西学生军来到武汉，后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此后，俞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与白崇禧再度成为同学，其时，同期的广西人还有黄绍竑、夏威等人。

袁世凯称帝时，俞曾与同学离校参军讨袁，并因此而推迟了一个学期毕业。此后，俞曾短时期的进入东北军，后即返回南方，到广东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部直属连当了一个排长。

也是在这个时候，俞作柏结识了日后的“广西王”——李宗仁，其时，李在林虎手下当营长。据桂系将领张任民说：

“民国十年因陆荣廷攻粤失败，林虎残部循南路退回广西，其时桂局纷乱，新旧势力，各自为政，李宗仁在‘时势造英雄’局面下，率领林虎所部一股武力驻防郁林，维持地方秩序，是时俞氏亦纠合了地方上民枪约二三百枝，投向李宗仁，充任统领。”

按：张任民，1890年生，广西柳江县人。

张也是保定军校毕业生。1923年参加黄绍竑的广西讨贼军，任总参议。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总参议，曾参加北伐。

此后不久，黄绍竑、白崇禧都投到了李的周围，李宗仁遂将俞作柏部划给黄绍竑，并将俞提拔为团长。

据说俞作柏是个“脑后见腮”的品相，在相学上，即“脑后有反骨”。当年吴鼎昌从国外回来，托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去见袁世凯。事后，袁世凯说：“此人脑后见腮，我不敢用。”

因此，李宗仁虽然用了俞作柏，但他对俞的印象并不好。某次，李宗仁曾对张任民说：“老俞这人阴险得很，从前他当排长时，有一次在剿匪战中，他因升官心切，竟在火线上从后面发弹击毙其连长，当剿匪完毕，我一时不察，即以他升任连长以补其缺。事后从目击此举的某班长口中露出这消息，我为之骇然，不过不便明言，心里知道就算了。”

此后，李宗仁部改称“定桂军”，黄绍竑部则称“讨贼军”，双方约定，统一广西之后，拥李宗仁为首，这是1923年11月的事。张任民回忆说：“这时候的广西，李宗仁和黄绍竑在东南，沈鸿英在东北，陆荣廷拥有中、西、北广大区域，成为鼎足三分的局面，各抱统一全省的念头。十三年夏，陆、沈相持于桂林，给李、黄以乘虚袭邕的机会，李部改称定桂军，和黄部讨贼军合组联军，水陆并进，六月二十五日不战而得南宁。”

这个时候，俞作柏又跳出来了，其时，俞在黄绍竑手下，已经升为纵队司令。白崇禧回忆说：

“当讨贼、定桂两军合作时，有个协议是打下南宁后推定桂军首领李德邻为共同首领，而以讨贼军首领黄绍竑为副，及打下南宁后，讨贼军扩展结果反比定桂军大，俞作柏竟往说黄绍竑要解决李及其部队钟祖培等纵队。我知此事立即见黄问：‘有这等事？’黄说：‘我不信他的。’我说：‘绝不能做，一做我先走。这不成样，洪杨之役就是由于自相残杀而失败的，今天刚到南宁就不识大义，还有何前途可言？’这件事很多人知道的，后来还是照预定选李做领袖。”

听了白崇禧的话，黄绍竑即召集讨贼、定桂两军高级将领会餐，要把话讲清楚。当时在场的黃旭初曾回忆过宴会的情景：

“席间，黄起立发言，声明组织‘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并说明他原是李德公的部将，前次由容县开往梧州自成一军，是一时的权宜策略，今番组织联军总指挥部，不过是归还建制，重新服从德公的领导。所以他以部属资格推戴德公为总指挥，他任副总指挥，绝对服从德公的命令。他说完后，举杯率在席全体将领起立向李敬酒，大家共干一杯。”

大家喝了酒，黄举起酒杯说：“今后我辈将领，誓当一心一德，服从李总指挥之领导，如有口是心非、三心两意者，当如此杯！”说罢，黄即将手中的酒杯摔得粉碎，张任民说，当时“全场肃静，气氛庄穆”。

听了黄的话，李宗仁站起来说：“八桂人民乃至全国同胞，多少年来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外有帝国主义的压迫，内有军阀的混战，解人民于倒悬，救国族于危亡，我辈青年军人责无旁贷。今我袍泽既上下一心，当矢勤矢勇，以救国救民为职志。而复兴国家民族，当从统一广西开始，革命大业，肇基于此，本人不揣德薄，愿同诸君悉力以赴。”

次日，“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正式成立，广西就此统一。

黃旭初说：“这是一幕俞作柏编好而未能演出的怪剧。”

按：黄旭初，1892年生，广西容县人。

黄旭初与李宗仁是广西陆军速成学校的同学，1914年毕业后，黄被选送北京中国陆军大学。后回广西，从此终生追随李宗仁，李部被改编为“定桂军”之后，以黄旭初为参谋长。

日后，与李宗仁一样，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三人，都成为广西的风云人物，遂并称为“一白二黄”。

 

[兔兔]

重贴——淞沪抗战与“忠义救国军”的形成（三十二）

关于俞作柏，张任民说：“评价说提起俞作柏，或许很多人对他已经淡忘，即使是广西较年轻一辈的军政人员，可能对他也有点茫然。但在笔者的回忆中，却深感数十年来中国局势之始终动荡不安，其间蒋先生与李宗仁之忽离忽合，总未能做到彼此精诚无间的地步，实居最重要因素。溯自国民革命军北伐以还，在蒋李二氏之间制造最深最巨之裂痕而终致无从弥缝者，当推俞作柏所经手之一次为最。”

张任民所说的，就是自1927年老蒋“下野”之后，到蒋桂战争结束这一段时间，俞作柏的所作所为。因其间涉及的人和事过于复杂，不再赘述。

要说呢，这段时间的俞作柏确实颇为活跃，在“中央”与桂系之间上窜下跳，最红火的一段时间，居然将风云一时的李、白、黄全部撵到一边，自己当上了广西省政府主席，登上了其人生的顶峰。

那是在蒋桂战争之后，白崇禧说：“俞作柏立了功，由海道带了李明瑞回广西做广西省主席。当时我与李德邻、黄绍竑等均回广西，广东部队自东边来攻，湖南部队自北边进来，而吕焕炎在广西内部有异动，我只好亡命安南，到了安南还穿著军服，临时买件长衫穿，后来黄绍竑设法汇一万法郎到安南给我。”

对此，张任民说：“古人有云：‘师克在和’吾人缅怀此一幕往事，心痛曷亟，而追源祸始，则俞作柏私心在夺取广西政权，不惜利用衅隙，扩大蒋李之嫌怨，造成双方难于弥缝之裂痕，在当时或未计及其严重后果，而其贻害国家民族之至深且巨，令人掷笔三叹！”

然而，俞作柏的红火，也仅仅三个月而已。1929年9月，俞作柏响应汪精卫“号召”，起兵反蒋，并向广东进攻，结果为陈济棠击败。于当年10月宣布“下野”，跑到香港做寓公去了。

这一去就是八年，直到抗战军兴，戴笠成立“忠义救国军”，觉得俞作柏还有利用的价值，遂把这位老前辈捧出来，给他当副手。俞呢，闲居多年，也是静极思动，彼此一拍即合。张任民说：

“俞氏本人自在桂失败后，再度匿居香港多年，直至民廿六年抗战军兴，中央赦免过去一切政治犯，以精诚团结号召救国。此时俞氏乃夤缘投归戴笠，愿作敌后工作，在苏皖边境组识游击队，号称‘忠义救国军’。”

就这样，1926年就当上了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校长的俞作柏，欣欣然地“出山”、给他的后辈戴笠“挎刀”去了。

按：1926年，戴笠才刚刚考入军校六期，做入伍生呢。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年被俞作柏挤出广西、亡命安南的白崇禧已经当了国军副参谋总长。他后来回忆说：“俞作柏再度被赶出广西可能再到上海，后来，可能与戴笠发生关系，搞忠义救国军，抗战时我曾在皖南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他本应出席，不好意思见我。”

不料，刚刚上任，“俞副总”就遇上一件堵心的事——“戴总”给他派来了一位秘书。

这个人，就是戴笠的中学同学王蒲臣。

王蒲臣自从1935年加入特务处以后，一直担任甲室秘书，为戴处理最重要的文件，当时同在甲室的同事还有郑修元、姜朝龙、徐淑芬、郑尔铨等人。王蒲臣后来回忆说：

“甲室是机要室之别名，专门处理最机要的文件；乙室就是普通的秘书室，处理一般普通文件。若就一般普通公开机关而言，已属高度机密的文件了，对甲室而言，则属次要。全室工作同志，不到十人，而每人的工作份量很重。我们不分昼夜，随到随办，不分彼此，谁空谁办，谁能谁办。总之不令文电有丝毫积压为原则。既密且急，每天重要的工作，非办完不能休息。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到深夜二、三时才能休息睡觉。一天办公时间约在十八小时左右。苦虽然苦，但精神都非常愉快。大家只知道国家民族，为工作绝无半点私心，这也是抗战获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经常在处理的电稿上写有‘急急急，十万火急，片刻不得停留，停留便要杀头! ’”

当时，每逢出门，除了副官贾金南、卫士王鲁翘以外，戴笠还要带个秘书，为他处理文稿，管理钱款等等。这个人，最初是毛万里，毛去了北平以后就换成了王蒲臣，有时偶尔也带郑修元。后来，戴笠的“买卖”越做越大，又增加译电员和会计各一人。

按：郑修元，1908年生，江西德安人。曾担任特务处上海区助理书记，后调回特务处当秘书。

在回忆中，王蒲臣还曾谈到戴笠过生日的一件趣事。

戴笠生于1897年农历4月27日，即公历6月4日，按民间习俗，1936年适逢他的四十“整寿”，当时，戴笠正好带着王蒲臣和王鲁翘在上海公干。某日，戴笠说，“我们江山有句土话，活人不做四十，死人不做四七。过几天，就是我四十岁的生日，我当然不会做寿，不过到那天我要穿一套新衣服。”

戴笠接着又说：“我们每人去做一套新西装怎样。”二王自然很高兴，于是叫来一个裁缝。

农历4月23日那天，衣服做好了，戴笠一看，颜色、用料、款式都一摸一样。当时裁缝解释说，“戴将军的是十八元一套，你们二位是十二元一套，料虽一样，做工不同。”戴笠听了，穿起来看看，很满意地说：“我的这一套，看上去跟你们俩的就是不一样。”

出门以后，裁缝悄悄对王蒲臣说：“西装都是十四元一套，戴将军是长官，你们是部下，所以戴将军的要贵四元，把这四元拿来贴补你们，仍旧十四元一套。”

王蒲臣回忆说：“戴将军生日那一天，我们已经回到南京了。戴将军虽然没有做寿，曾经交代厨房做了许多菜，我们住在南京鸡鹅巷公馆里的人员，大家为他庆祝一番。那天我们三人都穿了新做的西装，不知戴将军那天是高兴，还是有心事，喝酒暍得酩酊大醉。”

席上，戴笠还指着自己的新衣服说：“我们这三套衣服，看起来好像一样，其实我的要好得多，我的是十八元一套，他们只要十二元一套。”

王蒲臣说：“戴将军的酒量，原来很好，而那一天确实醉了，没有人能够陪他，所以他只有一杯一杯地往嘴里送。”

晚饭后，戴笠还不尽兴，又找人唱京剧。王蒲臣回忆说：“已经到深夜一点多钟了，戴将军似乎意犹未尽，但拉的唱的却已疲劳不堪，又不敢开口，怕扫戴将军的兴，只是一直看着我，意思是要我来说休会。

于是王蒲臣硬着头皮说：“戴先生，胡琴的弦线似乎有了毛病，声音不大对劲，而且现在已深夜快两点了，明天还要上班，是不是今晚大家先去休息，明天再唱给戴先生听?”

戴笠听了，点头说：“好，那就去休息吧!”

王蒲臣说：“大家等于得到大赦令，于是我叫贾金南副官侍候戴将军就寝。”

 

[兔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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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潜伏》话“军统” （三百一十六)

王方南说：“戴笠是一个非常机警的人。他感到这次奉命刺杀汪精卫，任务十分艰巨，必须谨慎从事，周密部署，不能有半点差错，而且非亲自出马不可。但他觉得如果自己前去河内部署指挥，逗留时间长了，容易引起外界的注意，一旦被人发觉，事情反易败露，有负使命。所以，他决定不去河内，而把指挥中心设在香港。这是因为：首先，香港是一个自由港，人员可以随时进出，不受签证等项手续的限制。其次，香港距离河内不远，乘坐海轮一个昼夜即可到达。而且香港交通四通八达，水路有船与上海、天津、广州、澳门以及海外各地通航。空运有班机直飞重庆，人员调遣，极为方便。再次，军统局在香港原已设有一个区，人员和其他方面的配备均较齐全，可以随时调用。由于香港具有上述这些有利条件，戴笠便于1939年1 月中旬，从重庆秘密飞到香港，随行的有他的亲信秘书毛万里（系毛人民的胞弟，浙江江山人，与戴笠是同乡）。”

按：前面说过，1938年3月，陈恭澍“襄理”北平区执行刺杀王克敏的任务时，毛万里还在当北平区的书记，北平区区长则是王天木。

就在陈恭澍离开天津赴香港的几乎同时，军统上海站遭受了一次空前的危机，戴笠遂将北方的王天木、毛万里二人同时调到南方，以王天木为上海区区长、毛万里为上海区总督察。

北平区，则交给了原本很不起眼的马汉三。从此，马汉三就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敌后生活，最困难的时候，马汉三几乎是以一人之力独自支撑平津和察绥四个省级单位。

抗战胜利以后，在北平，马汉三一度骄衿无比、气焰熏天，因为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有这个资本。

毛万里是陈恭澍的好朋友，但在陈的回忆中，并未提及在香港见过毛万里。这不奇怪，因为秘密工作的原则就是保密，没有必要见的人，戴笠是不会让你见的。而且，在整个“河内刺汪”的行动中，陈恭澍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

王方南说：“戴笠到港后，立即与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研究刺汪办法，积极进行部署。他的行动十分秘密。戴笠在香港原置有洋房一幢，但他却不长住在此，而另在香港、九龙分别租有公寓轮流居住。香港区在高街6 号设有一个联络站，我当时居住在此。戴笠将秘书毛万里也安排在此办公和住宿。戴笠还经常在此会见工作人员，多在夜间进行。香港区还设有电台两座，戴笠指定报务人员日夜值班，专门与河内、重庆保持通讯联系，所有往来文电，均须由他亲自处理。这样，戴笠在香港的指挥中心就宣告组成了。以后，戴笠就住在香港亲自指挥部署刺汪行动，直到4 月河内刺汪事件发生后才返回重庆。”

陈恭澍就是在这个阶段，被戴笠调到香港的，并随即转往河内。

此时，方炳西已经为戴笠他们安排好了住处。

陈恭澍说：“炳西兄比我们早到河内十多天，他已经遵照戴先生的指示，做好了相当的布置。他在河内市区一处较为僻静的地方，租赁到一幢房子，所有的手续，也都由炳西兄办妥。这幢房子，格局不大，两层上下的一楼一底。楼上有两间卧室，中间夹一个厕所，不像现在所谓的套房；楼下是客厅连饭厅，院子里另有厨房和工人房。这里，是我们下榻之处，也就是‘河内工作’的指挥部。”

除了房子，方炳西还搞了一辆汽车，陈恭澍说：“这部车只有两个门，人多了上下不大自如，用以代步，减却许多麻烦。车子虽系二手货，可是机件良好，两个多月来，从未修理过。它最大的优点是起步灵活，一发动立刻就走。我们到达河内机场时，炳西兄就是驾着这部福特小轿车来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文，这比会说安南话更吃得开，所以一切通关手续，非常方便。”

原来，方炳西就是戴笠给‘河内工作’指挥部派来的总务人员，此后的两个多月，所有的后勤事务，对外联络、电讯往来，全部由方炳西承担。换句话说，方在河内扮演的角色，其重要性不在陈恭澍之下。

陈恭澍一直在北方工作，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方炳西。陈说：“炳西先生生得方面大耳，敦敦实实，一看就是厚道相；举止应对，彬彬有礼，待人接物，诚诚恳恳，如与笔者相较，那就更持重得多了。他在比利时留学，攻读政治外交，回国不久，即为戴先生所罗致。派到河内来，被指定专司事务性的工作，的确是大材小用了。”

实际上，方炳西所扮演的角色，绝不仅仅是“专司事务性的工作”。

到达河内的当天，戴笠就走了，第二天中午才回来，匆匆吃过饭，又拉着方炳西外出，直到晚上才回来，叫上陈恭澍、王鲁翘二人，一起外出吃“小馆子”。

从戴笠的一些做法来看，他似乎是有意识地把方的工作与陈的职责隔离开来，各干各的。甚至可以说，方炳西了解的情况，比陈恭澍还多，因为对外、对上的联系，均由方炳西操办，陈恭澍干什么，方炳西都知道，方在干些什么，陈却不知道。

后来，在刺汪的整个过程中，发生了许多蹊跷的事情，令陈恭澍这个河内工作组“组长”莫名其妙，其缘故，极可能都出自方炳西的这一条线。

方炳西，是河内刺汪的第一个神秘人物。

很可惜，方炳西没有留下任何材料，否则，他的回忆，当比陈的说法更为可观。

这一点，陈恭澍也有所察觉。许多年以后，他回忆说：“他（指方炳西）办事认真，一丝不苟，应该列为君子型的人物。写到这里，回忆前尘，顿有所悟，方炳西先生他莫非是负有秘密任务的‘督察’？如若多想想，是越想越像了。果尔如此，他倒是适得其份的理想人选。因为他持正不阿，有什么说什么，是什么就是什么，绝不是个制造是非、颠倒黑白的人。”

当天晚上这顿饭，陈恭澍吃得“气闷”无比。他说：“晚上，戴先生招呼方炳西、王鲁翘和我四个人一同出去吃广东小馆子，菜肴平常，自然比不上香港，最便宜的是法国酒，无论是红白葡萄酒，或高级白兰地，都比国内低廉好几倍，只要有量，敞开的喝好了，花不了多少钱。这一晚，我们都浅斟即止，一来没有喝酒的兴致，主要的是被索然的气氛给局住了。”

吃了饭，戴笠的神秘举动还在继续，他和方炳西叫了一辆人力车走了，让陈与王鲁翘回去等他。

陈恭澍和王鲁翘也叫了一辆人力车，想逛逛河内的街景，结果还迷路了：“鲁翘和我兜了两圈，迷了路，又和蹬三轮车的言语不通，东指西划，越弄越胡涂，又兼天色已暗，更分不出东西南北来了。如果像这样做侦察工作，那可真是一桩大笑话。我们好容易才找到了中国总领事馆，问明了该走的方向，这才回到了我们的住处。”

陈恭澍说得不错，后来的事实证明，派他来河内刺汪，还确实就是个“大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