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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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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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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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声望点数
213
所在地
渥村仕同湾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作者:民国文林
[SIZE=+1]被雨打风吹去[/SIZE]
一、金岳霖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围城》里的褚慎明,那个戴着眼镜,满腹迂腐,但是尊重女子的哲学家,这个人,和我们印象中的金岳霖先生极其相似,戴着帽子,怕光, 爱喝牛奶,也是个哲学家,呵呵,大概钱钟书先生笔下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金岳霖先生了。但是现实中的金先生却远远比褚慎明可爱多了,他的痴,他的傻气,他的 天真率直,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书呆
   金岳霖十几岁时,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金岳霖赴美国留学之前,曾就如何选择专业向其兄长征询。其兄建议他学簿计学。金岳霖到美国后开始按部就班地学习,后因无兴趣,便改学政治学。就这次更改, 金岳霖专门致信兄长,说:“簿计学,是雕虫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儿,何必学这雕虫技艺。昔日项羽不学剑,就是因为剑乃一人敌,不能当万夫。”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发表演讲,主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讲到最后,结论却是:小说和逻辑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回答:《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徐志摩这样描述他那个研究逻辑的朋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金岳霖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很好的朋友。梁思成说:“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金岳霖28岁的时候,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每天上午在自己的小阁楼的一个犄角里冥思苦想,遨游在抽象的思想海洋。即使是在战事之秋的西南联合大学,他也是孜孜不倦地思考著 书。金岳霖有个习惯:利用每周不上课的三天时间,全心全意做学问雷打不动,客人一概不见。这种情况下难免忘记了日本人的炸弹。当时金岳霖住在昆华师范学校 的学生宿舍楼里,1938年9月28日,日本飞机突袭云南,金岳霖在书斋里对空袭警报竟是充耳未闻。还好金老运气好,几枚炸弹在金老那幢楼的前后左右开 花,但是他住的那幢楼居然没事!当他被惊醒从楼里跑出来,发现地上狼藉一片,而他则是一副茫然状。
  
   金岳霖爱喝牛奶,冬天订了好多瓶,到了夏天,他喝不了那么多,就经常邀请邻居来喝,一再恳求:“这个忙诸位一定要帮。”一位邻居得知情由后,对他说订牛奶可以随时增减,冬天多订,夏天少订。他又大为赞赏:“你真聪明!”
  
    在清华教书的一段时间,金岳霖与陈岱孙先生都住在清华学务处。一次,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先生代理校事。一天,金岳霖准备上厕所,发现没了手纸,他并不 赶紧去找,反而坐下来向陈岱孙写了一张讨手纸的条子:“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 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那意思就是,你现在代理校事了,就该为我解决问题,虽然是区区一张手纸。
  
   金岳霖曾细心地去分辨“爱”与“喜欢”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他说,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是喜悦。二者经常是统一的,那就既是亲戚又是朋友;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说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金在办公室呆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 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 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全国开展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时,金岳霖已经70多岁,但却主动要求“下放”。为准备“下放”后有所作为,他有一段时间专门看养鱼的书。他对别人说, “我要是‘下放’了,农林牧副渔五业中,农业我现在干不了,林,我干不了,牧,我也干不了,副业,我也没有技术,就剩下养养鱼。”
  
    一次哲学所的领导去看望他,并请他提要求。谁知金老不假思索就说:“我要钱。”然后掰着指头说,我的《逻辑》不要钱,《论道》也没要钱,但《知识论》一定 给钱。领导才知道金老指的是稿费,不免有点尴尬;倒是金老还没搞明白,仍旧傻乎乎地说:“还是钱那个东西。”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心智
    金岳霖先生常常专注于学问,有时弄到连自己的姓名也忘记的地步。据冰心先生讲,有一次金岳霖告诉她一件事,说一次出门访友,到人家门口按了门铃,朋友家女 仆出来开门,问金岳霖“贵姓”。他一下子忘了自己“贵姓”,怎么也想不出来。没有办法,他对女仆说,你等一下,我去问问我的司机。惊得那位女仆张着嘴半天 说不出话来。告诉冰心这件事时,金岳霖还幽默地说,我这个人真是老了,我的记性坏到了“忘我”的地步!
  
   金岳霖某日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他:“您是哪位﹖”他忘了,答不出来,于是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因为他不好意思说“我忘了”。可 那位服务员说“不行”!他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王喜(金岳霖的洋车车夫)。王喜也说“我不知道”!金岳霖说“你没听见人说过?”他说:“只听 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才提醒了金先生。
  
   后来金岳霖先生将这事作笑话告诉朋友。朋友告诉他一件更玄的事:说是文人潘梓年在重庆时,在一个签名的场合,一下子恍惚起来,记不得了自己的姓名。旁边有 人说他姓潘,可光一个姓还不足以连带出名字来。潘梓年又大声问:“阿里个潘呀?”意思是说潘什么呀,还是记不起来。金岳霖先生听见此事,才有些释然。晚年 写回忆文章时,前面记自己“忘我”,后面记比自己忘得更严重的潘梓年。

性情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当时 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师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
  
   吴宓先生也是金岳霖的好朋友。吴先生也是个勇敢的痴情人,他把自己的情诗发表在报纸上,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两句。大家让金岳霖去劝 吴宓,他便对吴宓说:你的诗好不好我们不懂,但其中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 并不为此宣传。吴宓不禁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就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老一下也感觉自己话不大对,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释,就站着听吴先生骂了半天。
  
    在西南联大时,听金先生课的有个学生叫林国达,是位华侨。他喜欢提一些很怪的问题。有一次他问了一个逻辑上不错而意思却不对的话,请金先生解释。金岳霖想 了一想,反问道:“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一下子把学生问傻了。因为这句话逻辑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林国达也不能垂直于黑板。后来,林 国达因游泳被淹死。金岳霖知道此事后,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在这一堂课上,金岳霖一直没有笑容。
  
   张若奚和金岳霖是好友,但有时候也吵架。有一次话不投机,争论起来,金说张真实充满傲慢与偏见,张马上反驳说,你才是缺乏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是简奥斯汀的两布部著名小说。)
  
    抗日战争之前,金岳霖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及林徽因在北京住前后院。他常常看到梁思成为了古建筑上的某个数据而在房顶上上下下,就为梁林夫妇编了一副对 联:梁上君子 林下美人”。“梁上君子”在中国说的是小偷,这里反语正用,恰到好处。所以梁思成听了很高兴。还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才能打开一条新 的研究道路,岂不是纸上谈兵了吗?”可林徽因并不领情:“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意思是,女人并 非供人们欣赏的。金岳霖听到后,表示赞成,连连鼓掌。
  
   一次,他在王府井一时兴起,花几百元买了一顶高级皮帽,事后竟诚惶诚恐了好一阵,虽然没有人指责他,他却多次在小组会上主动忏悔,说是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 式的余毒未清。阶级性主宰了他的思维逻辑。金岳霖的侄女从美国回来去看他,当他得知侄女加入了美国籍后,竟二话没说把她赶了出去。
  
   为学
   1926年,金岳霖回国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哲学与科学》。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金岳霖授课时,常把学生也看做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他讲课经常“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这支粉笔并不适用,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
  
   金岳霖主讲逻辑学,有学生感到这门学问十分枯燥,便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我觉得它很好玩。”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听这门课如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个人。其中一个叫王浩的学生却是例 外,颇能懂得个中奥妙。金岳霖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道:“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接下来的这堂课便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冯友兰和金岳霖都讲形式逻辑,张松年讲的逻辑有点罗素的味道,可是,最叫座的还是金岳霖的课。一到他的课,好几百人,几乎满堂。季羡林虽然在高中学过逻 辑,不过金岳霖讲的逻辑跟他学的不一样,所以考不好,后来他才知道,金岳霖讲的形式逻辑跟自己学过的不是一个体系。金岳霖有一次讲到“我吃饭”一句话,说 重读“我”,就表示:“我”吃饭,不是“你”吃饭。重读“吃”,就表示:我“吃”饭,不是我“拉”饭。
  
   金岳霖曾说:“我培养了只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的人。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 务。”“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晚年的金岳霖认为三本书就能概括他的一生:“我要谈谈我的书,我只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
  
    金岳霖的《知识论》写了两遍,费时十余年,从完稿到正式出版又用了35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金的《知识论》可曾写好。金答曰:已经 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1983年,就在金岳霖去世前一年,商务印书馆终于出版了《知识论》,金岳霖在序中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 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
  
   风采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先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个教师,也只招到 沈有鼎一个学生,当时一师一生,号称一系,成为美谈。尔后的三十多年里,他不但一手办起了清华大学哲学系,而且培养了这方面的许多大家,桃李满天下。用金 老同事汪子嵩先生的话说:“一直到1952年,清华哲学系的学生都是金先生的学生,或是学生的学生。”
  
   金岳霖的学生回忆老师:他身材高大,仪表端庄,有时西服革履,执手杖,戴墨镜,一副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衫,穿短裤,球鞋,举手抬足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有时在西装外面套个中式长袍,戴个老八路的棉军帽……
  
   金岳霖平常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插得油光可鉴,上面绝对不会有灰尘。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因为在当时看来,gentleman穿短裤一定要穿长袜。
  
    金岳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 原谅。”他的眼睛怕阳光,常戴眼镜。长沙临时大学草创急就,校舍紧张,文学院各系暂时迁往南岳。当时,在南岳的哲学家有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郑昕、沈 有鼎(字冗三)。在紧张授课之余,学者们也相互开开玩笑。冯友兰就吴宓的一句诗“相携红袖非春意”发表过不同意见;金岳霖有畏光症,经常戴着一幅眼镜;郑 昕则喜欢喝酒;沈有鼎用纸枚代替蓍草研究周易占卜的方法。闻一多因此写了一首诗: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
  
    徐志摩当年曾描写过金岳霖与一位名叫丽琳的西方女子“初到北京时的妙相”:“老金他簇着一头乱发,板着一张五天不洗的丑脸,穿着比俄国叫花子更褴褛的洋 装,蹩着一双脚;丽琳小姐更好了,头发比他的矗得还高,脑子比他的更黑,穿着一件大得不可开交的古货杏花黄缎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爷的,拖着一双 破烂得像烂香蕉皮的皮鞋……虽则那时还在清早,但他们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过北京城里官僚治下的势利狗子们的愤怒和注意。黄的白的黑的乃至于杂色的一群狗哄 起来结成一大队跟在他们背后直嗥,意思是说叫花子我们也见过,却没见过你们那不中不西的破样子,我们为维持人道尊严与街道治安起见,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对你 们表示我们极端的鄙视与厌恶!在这群狗的背后,跟着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学家尽走,狗尽叫,孩子们尽拍手!”

逸事
   金岳霖先生,字龙荪,1895七夕出生,相传金老的父亲那天刚好从外面骑马回家,途中遇到一条大蛇横在路中,金父便等蛇横过路后才策马而行。回家才知其夫 人正要分娩,金父便决定: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就叫“巧巧”,若是男孩就取名“龙荪”,这就是金岳霖先生字的由来。
  
   金岳霖字龙荪,与叶企孙、陈岱孙并称“清华三孙”。他们有一个相同的特点是——终生未娶。
  
   金岳霖的单身一直都是话题。西南联大有四个出名的单身教授:外文系的吴宓,经济系的陈岱孙,哲学系的金岳霖,生物系的李继侗。虽然是单身,但他们的逸闻趣事和恋爱故事在学校内广为流传。
  
    金岳霖好友陈公惠女士回忆,在美国留学时,一次金老在回家路上遇到房东故德太太。细心的房东太太立刻发现,金岳霖的脸色看起来不大愉快。房东太太很关心他 就问:“你怎么啦,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呢?”他便有点委屈地说:“我在国内的女友来信要和我吹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跑到湖边去,这下吓坏了故德太太,生怕他 一时意气做傻事,忙找人去劝千万要想开;而金岳霖却为自己编的小恶作剧乐得哈哈大笑。
  
   金岳霖早年是学商业和政治学的,可能这些学问对他的智力不构成任何挑战,所以他对这些“玩意”一点兴趣都没有。有一次他和张奚若、秦丽莲在巴黎圣米歇大街 散步,遇到几个人不知为了什么事吵了起来,这三个人居然也跟进去和他们争论。从此,金岳霖开始对逻辑产生兴趣。当阅读到新黑格尔主义的哲学家T.H.格林 著作时,他说他才头一次感到情感上的欣赏和认同,从此之后他对哲学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拾。
  
   抗日战争中,金岳霖先生教的研究生中,出了一位别出心裁运用逻辑推理的有趣人物。当时日本人常轰炸西南联大所在地昆明,人们便常常要跑警报。这位哲学系研 究生便预先作了一番逻辑推理:跑警报时,人们便会把最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而当时最方便携带又最值钱的要算金子了。那么,有人带金子,就会有人丢金子;有 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所以我可以捡到金子。根据这个逻辑推理,在每次跑警报结束后,这位研究生便很留心地巡视人们走过的地方。结果,他真 的两次捡到了金戒指!
  
   金岳霖怕光。一般情况下不论何时何地,他都会戴着遮阳帽,并且尽可能压低帽檐,而头只能微仰着。他眼睛的镜片则像黑白无常一样两种颜色。这种标志式的造型 使人觉得有点怪,对此金岳霖自己对学生打趣说:“我年轻的时候眼睛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我这个眼睛左眼近视800度,右眼远视700度,结果来一 个汽车,我看到七八个,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躲哪一个了,可能七八个哪一个都不是真的。”
  
   金岳霖先生个性天真,为人乐观。1982年,已是87岁高寿的金老身体每况愈下,但是据金岳霖的学生回忆: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他埋 怨保姆说:“我今天不高兴。你为什么不按时叫我,我跟不上时间了。”他还自慰地说:“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 看到‘四化’。”
  
   金岳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客厅:“一个光棍住在那样几间房子里,应该说是很舒服的。如果说的是白天,那几间房子确实舒服。到了晚上,特别是上床后,问题就不 同了。只要灯一灭,纸糊的顶棚上就好像万马奔腾起来,小耗子就开始它们的运动会了。好在那时候我正当壮年,床上一倒,几分钟之后就睡着了。”
  
   金岳霖这样回忆胡适: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适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话,他不可能在那时候的北大教中国哲学史。
    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需的或必然的事要 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
   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
  
   晚年金岳霖写回忆录,第一句话是:“我和毛主席吃过四次饭。”

爱国
   辛亥革命后,金岳霖很快就剪去头上的辫子,还仿唐诗《黄鹤楼》写了一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
  
   在美国读书时,听到袁世凯复辟,金岳霖悲愤不已痛哭一场;别的事情可以姑且将就,听到别人说抗日会亡国亡种,他情绪激动得只差要打人;1948年,为了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金岳霖竟带头拒领美国救济面粉。
  
   在开国典礼上,当毛主席用湖南话慷然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金老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他逢人便叹:“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真好呵!解放了,中国人再也不受列强欺负了。”
  
   建国后,经过学习,金岳霖说:“知识分子头等重要的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在政治上我追随毛主席接受了革命的哲学,实际上是接收了历史唯物主义。” “对于政治,我是一个辩证的矛盾。我一方面对政治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
  
   粉碎“四人帮”后,金岳霖的学生一起去看望老师。金见到自己的学生后,异常高兴,对学生发议论说:“现在可好啦,中国再也不会被瓜分了。”让学生感到分外吃惊。
  
    1982年,重病期间的金岳霖留下了一份遗嘱:“哲学所党组负责同志:我可能很快结束。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感谢党,感谢毛泽东同志,感谢全国劳动人民,把 中国救了。瓜分问题完全解决了。四个现代化问题也一定会解决。我死之后,请在我的存折中提出三千元献给党。请不要开追悼会,骨灰请让清风吹走。”
  
   癖好
    金岳霖早年留学学的政治学,对政治学理论有独到的见解,他的博士论文在半个世纪以后仍有国外学者在引用。他精通英文,平时用英文思考哲学问题。他能准确地 分辨出英国不同地区的发音,他用英文写的散文曾被大学外语系选作范文。他喜欢诗词,不仅能背诵许许多多古代诗词名篇,还能对古代诗词作品作出令方家叹服的 评论。他擅作对联,常把朋友的名字嵌入联中,天然浑成,令人叫绝。他对绘画有很高的鉴赏力,尤其对山水画的布局和意境问题有深刻的理解。他酷爱京剧,家中 收藏许多名角的唱片,他说看看唱片仿佛就听到了声音,他自己也能唱。他爱好打网球,穿着高档的网球运动员服很像专业运动员,当年曾在巴黎一次留学生网球比 赛中荣获亚军。他还参加过级别很高的斗蛐蛐比赛,用一只九厘八的红牙黑打败了一分重的名星翅子。他认为斗蛐蛐涉及高度的技术、艺术和科学。他也是一位美食 家,能对中国菜以及英法德意美等国菜的不同特点说得头头是道,能分辨出许多种不同的甜,而他最为欣赏的是“杂在别的东西里面的甜”。
  
    金岳霖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次讲课,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 学》。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 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金岳霖酷爱养大斗鸡,屋角还摆着许多蛐蛐缸。吃饭时,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肴,他竟安之若泰,与鸡平等共餐。1924年杨步伟与赵元任在欧洲旅 行时,遇见过金岳霖。其时,金正在欧洲游学,与外国女朋友Lilian Taylor和Emma同行。Lilian Taylor中文名秦丽莲,是金在美国认识的一位小姐,与金一起来到欧洲。1925年,金岳霖回国,秦丽莲也随之来到中国。她倡导不结婚,但对中国的家庭 生活很感兴趣,愿意从家庭内部体验家庭生活。1926年,经赵元任介绍,金岳霖到清华教逻辑。金岳霖不住在清华,而是与秦丽莲一起住在北京城里。有一天, 金岳霖来电话说有要紧的事,想请杨步伟进城。杨问什么事,金不肯说,只是说非请你来一躺不可,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吃烤鸭。杨步伟是医生,以为是秦丽莲怀 孕了,说犯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金回答说大约不犯法吧。杨步伟和赵元任将信将疑地进了城。到金岳霖家时,秦丽莲来开门,杨步伟还死劲地盯着她的肚子看。进 门以后,杨才知道不是人而是鸡的事。金养了一只鸡,三天了,一个蛋生不下来。杨步伟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把鸡抓来一看,原来金经常给它喂鱼肝油,以至鸡 有十八磅重,因此鸡蛋下不来,但是已有一半在外面,杨步伟一掏就出来了。金岳霖一见,赞叹不已。事后,为表庆贺,他们一起去烤鸭店吃烤鸭。
  
    金岳霖是“双君子”:既有烟瘾又有酒瘾。他不但喝白酒、黄酒和啤酒,而且经常喝醉。他还说:“我从前是抽烟的。水烟抽过,不大喜欢。纸烟抽得最多,曾有 瘾。好的抽惯了,贱的简直抽不得。斗烟我很喜欢,并且把烟斗作为美术品来欣赏。烟味最好的是雪茄。在德国,我曾抽过一支巨大无比的雪茄,一次抽完,醉 了……我这个人从来乐观,惟一想‘自寻短见’或‘自了之’的时候,就是那一次烟醉的时候。”

情爱
   金岳霖先生有稽康的天真烂漫,确没有稽康的狂傲。金岳霖终生未娶,因为他一生爱恋林徽因。金岳霖和梁思成夫妇交情很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常常是 各踞一幢房子的前后进。偶尔不在一地,例如抗战时在昆明、重庆,金岳霖每有休假,总是跑到梁家居住。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 他亦十分钦佩敬爱。据梁思成的续弦林洙说,一次林徽因哭丧着脸对梁思成说,她苦恼极了,因为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林徽因与梁思成是世交, 二人从小一起长大,故对他毫不隐讳,坦诚得如同小妹求兄长指点迷津一般。梁思成自然矛盾痛苦至极,苦思一夜,比较了金岳霖优于自己的地方,他终于告诉妻 子: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 金岳霖,祝他们永远幸福。林徽因又原原本本把一切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的回答更是率直坦诚得令凡人惊异:“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 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从那以后,他们三人毫无芥蒂,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毗邻而居,相互间更 加信任,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喜好养鸡,原因是因为林徽因曾送给他几只小鸡。

   金先生对林徽因的仰慕,磊落坦荡到众人皆知。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曾坦言:“最爱林徽因的人,其实是金岳霖。”金岳霖曾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写过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是否可以理解为“梁上君子”偷走了我的“林下美人”。
    1955年,林徽因去世,金岳霖异常痛苦,适逢他的一个学生到办公室看他。他的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先不说话,后来突然说:‘林徽因走了!’他一边 说,一边就嚎啕大哭。他两支胳膊靠在办公桌上。我静静地站在他身边,不知说什么好。几分钟后,他慢慢地停止哭泣。他擦干眼泪,静静地做在椅子上,目光呆 滞,一言不发。我又陪他默默地坐了一阵,才伴送他回燕东园。”

   金岳霖回忆到林徽因的追悼会时说:“追悼会是在贤良寺开的,我很悲哀,我的眼泪没有停过……金岳霖对林徽因的至情深藏于 一生。在1955年4月2日林徽因追悼会上,金岳霖和邓以蜇联名题写的挽联格外引人注目:“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林徽因死后多年,一天,九 十岁的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使举座感叹唏嘘。

   《林徽因传》的作者想请当时已经86高龄的金老给林徽因写一段话,金老思考很久后,缓缓地回答:“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据晚年采访金老的陈宇说,金岳霖看到林徽因的照片时很激动:他接过手,大概以前从未见过,凝视着,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他的喉头微微动着,像 有千言万语梗在那里。他一语不发,紧紧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他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地对我们说:“给我吧!”陈等答应为他翻拍一张,金 老生怕别人忘了,还拱手说:“那好,那好,那我先向你们道个谢!”当拿到照片时,据陈说:他捧着照片,凝视着,脸上的皱纹顿时舒展开了,喃喃自语:“啊, 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神经又兴奋了起来。

  后来的一件事情,让我们再一次从侧面了解金岳霖对林徽因的感情。有个金岳霖钟爱的学生,突受婚 恋挫折打击,萌生了自杀念头。金岳霖多次亲去安慰,苦口婆心地开导,让那学生认识到: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一个阶 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最后,这个学生从痛不欲生精神危机中解脱了出来。
   所以,金先生大概是享受着他爱恋林徽因的过程吧,他的心中应该觉得幸福!
  
    金岳霖终身未娶。李文宜《回忆金岳霖同志生活佚事》一文透露解放后金岳霖有与名记者浦熙修结婚的打算。60年代,民盟中央组织在京中央委员学习,金岳霖作 为中央常务委员,积极参加,并因此认识同组的名记者浦熙修。二人过从甚密,金常约她到家用餐。不久,他们相爱,准备结婚。不巧的是,此时金岳霖因病住院, 浦熙修也被确诊患了癌症,结婚的事就耽搁下来了。出院后,他马上去看望浦熙修,这时由于病情发展很快,她已卧床不起了。金岳霖终于没有结婚。
  
评价
   冯友兰:他(金岳霖)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金岳霖亦然。
  
   冯友兰给金岳霖的《论道》和《知识论》下的评语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
  
   张申府先生曾说金岳霖是中国哲学界第一人。
  
   欧阳中石先生则说:“要说搞逻辑,他(金岳霖)绝对是第一位的。”
  
    季羡林的眼中的金先生:在1932年9月14日清华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有那么多名人致辞,梅贻琦、朱自清、郭彬和、萧公权、金岳霖、顾毓琇、燕树棠等,季 羡林觉得金岳霖的致辞最好。金岳霖说他在巴黎看了一出剧,描写一个病人(象征各国国民),有许多医生围着他看,有的说是心病,有的说是肺病,有的主张是 “左”倾,有的主张是右倾。纷纭杂陈,莫衷一是。这表示各种学说都是看到现在世界危机而想起的一种救治办法,但最终也是没有办法。金岳霖还说,在动物园里 有各种各样的动物,而猴子偏是最小气、最不安静的。人偏与猴子有关系,所以结论是人类不亡,是无天理。当时季羡林觉得他真是个怪物,竟敢这么说。
  
   汪曾祺在《金岳霖先生》写道:金岳霖有赤子之心。他曾经说:意义愈清楚,情感的寄托愈贫乏,情感的寄托愈丰富,意义愈不清楚。
  
   殷海光赞美金岳霖的《逻辑》:“此书一出,直如彗星临空,光芒万丈。”又说,“此书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现代逻辑。仅仅就这本书的文字来说吧,真是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他最后突然把书往桌上一扔,说:“你们听,真是掷地作金石声!”
  
    金岳霖早年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 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 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 糊。”
  
   1935年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说,中国近50年思想方法上,“真正能融会各种方法系统,另立一新的方法系统,在中国近日恐怕只有金岳霖先生 一人了。”又说,金的“思想过于周密,理论过于深邃,而文字过于谨严,不善于用符号的人不能了解其学说思想,而善于运用符号的人既不多,故了解金先生的学 说思想的人甚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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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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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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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村仕同湾
五、黄侃
   黄侃个性轻狂,一生结婚九次,报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说。
  
    民国学人中有三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被黄兴称之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还有一个就是被称作“黄疯子”的章太炎的弟子黄侃。有意思的是, 这三位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还是师生关系。既为“疯子”,黄侃自然有其疯的地方。黄侃为人,大节上从不含糊,小节上一塌糊涂。

大节
   1911年,黄侃在《大江报》上撰文,宣称:“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
  
   民国建立,黄侃在上海主办《民生日报》。“九·一八”事变发生,他拍案作《勉国人歌》:“四百兆人宁斗而死兮,不忍见华夏之为墟。”
  
   袁世凯筹谋称帝,因黄侃名气甚大,并准备授予黄一等金质嘉禾勋章,授意黄侃为他写《劝进书》。黄卑视袁的为人,因而拒之,并作诗歌嘲讽此事,说“二十饼子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据言当时一枚嘉禾勋章值二十金。)
  
    1914年2月,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囚于北京本司胡同,后囚于东城钱粮胡同。此时黄侃正接受北大之邀来京担任教授之职,辗 转打听到章氏下落,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视。黄侃见章寂寞一人,便以请章讲文学史为由,留下来伴宿。黄侃与师同舟共济数月后,终被警察驱逐。(黄侃被驱逐是 因为好吃得罪警察,后面有介绍)
  
   黄侃的老师刘师培后来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1915年,刘在北京召集学术界知名人士开会,动员黄侃等人拥戴袁氏称帝,话未说完,黄侃即起立目,严词拒绝之,并气愤地说:“如是,请先生一身任之!”说完拂袖而去。到会的众人亦随之而散。
  
    1911年7月,黄侃因宣传革命,被河南豫河中学解职。返蕲春途经汉口之际,同盟会会员、“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主编、乡人詹大悲和副主编何海鸣等人 为黄设宴洗尘。席中,论及清廷的腐败、蓬勃高涨的革命怒潮和立宪党人“和平改革”的欺骗术,黄侃愤慨不已。是夜,黄侃借助酒性,撰写了一篇时评。
  
    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时期,黄侃的同盟会故友多系国府显贵,他耻与往来。惟有居正当时受蒋介石软禁,形单影只,不胜苦楚,旁人躲之不及的时候,他却常至居正囚 地,与其谈心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复登高位之后,他竟不复往见!居正念他的友情,亲赴量守庐诘问他为何不再来玩,他正色答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 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狂狷
   1908年春,正在日本求学的黄侃,获悉母亲病危,驰归侍疾,寓居于蕲州高等官学堂附近的黄氏公屋。当时,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 “国丧”。高等官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田桓在“哭临”时,流露不满情绪。堂长杨子绪竟于翌晨高悬虎头牌于揭示处,要开除田桓的学籍,全学堂一时哗然。黄侃 获悉大怒,跑进学堂,砸烂虎头牌,大骂一顿而去。后经劝学所所长陈筱丹调停,事情不了了之。过了几天,田桓带头剪辫,杨子绪十分恼怒,又将虎头牌悬出。黄 侃闻讯手持木棒冲进学堂,先砸烂虎头牌,又要痛打杨子绪,杨吓得钻进工友的床底下,才免遭一顿痛打。不久,清廷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鄂督陈夔龙遣吏捕捉黄 侃,黄仓皇出奔,再次亡命日本。
  
   黄侃去访王闿运,王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不禁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盹犬啊!”黄侃听罢美言,狂性立刻发作,他说:“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
  
    1908年前后,陈独秀到东京民报社章氏寓所造访,钱玄同和黄侃二人到隔壁回避。陈、章二人闲谈时,谈到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 于苏皖,颇为苏皖人自豪。后采话题转到了湖北,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正在隔壁屋子里的黄侃突然跳出来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 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听了默然而去。
  
   黄侃与章太炎相识于日本。当时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因内急,不及上厕所,便从楼窗中解裤洋洋直泻。章太炎此时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尿 水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高声怒骂。黄侃本系贵公子出身,且正年轻性躁,盛气凌人,也报以回骂。不骂不相识,待双方互通姓名后,彼此都熟知对方大名,遂将 话锋转到学问上,两人越谈越投机。章太炎是渊博绝伦的朴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自此,黄侃师从章太炎问学经年。章太炎清高孤傲,对近世文人极少嘉许, 惟独对黄侃刮目相待。
  
   黄侃向来目空一切,对其老师章太炎的经学,有时候也会批评一声,“粗!”。一次,马寅初去看他,谈到《说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问,他便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黄侃常将其老师章太炎比作苏格拉底,将自己比作柏拉图,因为他认为老师的学问博大而散漫,惟自己能整理之;且认为章太炎正象苏格拉底一样根本蔑视美,而自 己却风流能事,正如柏拉图般关心物美。后来有一次,章太炎问黄侃“妇人身上何处最美?”黄侃说“老师您以为呢?”章太炎说“以我观之,妇人之美,实在双 目。”黄侃笑道“都说先生痴,据此来看,先生哪里痴呢!”从此,黄侃对章太炎的看法才有所改变。
  
   1919年,胡适海外学成归国,任教北大,发起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胡适的横空出世,黄侃生平最得意的、寄以厚望的高足傅斯年很快就倒向了新文学的阵营。据说黄侃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这才正式讲学。
  
   黄侃一有机会便对胡适冷嘲热讽。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十分尴尬。
  
    又一次,黄侃给他学生讲课兴起之际,又谈起胡适和白话文。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 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京剧名伶谭鑫培风靡北京城,各大学多有好之者。某日,北大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鑫培之《秦琼卖马》,胡适插话道:“京剧太落 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静听高论,无人做声。黄侃却立身而起说:“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 一时为之哄堂。
  
   又一次宴会上,胡适大谈墨学,黄侃甚为不满,跳起来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大窘。黄又接着说:“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 八!”胡适正欲发作,黄却笑道:“我不过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侃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黄侃在北大课堂上大骂胡适,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那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脖子来给人砍掉。”
  
    五四运动以后,蔡元培经常离校,校务多委托胡适办理。在对外活动上,蔡也经常请胡适作为他或北大的代表,“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这让反对胡 适的守旧者大感不满。林纾城胡适是“左右校长而出”的“秦二世”。黄侃更讥讽胡为绕蔡上下翻飞的“黄蝴蝶”。原因是胡适曾写过一首题为《朋友》的白话小 诗:“两个黄蝴蝶,双上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黄侃和钱玄同曾同受业于章太炎门下,但黄侃素来轻视钱玄同,常戏呼钱玄同为“钱二疯子”。据说,有一次两人相遇于章太炎住处,与其他人一起在客厅等章太炎 出来。黄侃忽然大呼:“二疯!”钱玄同一贯尊重黄侃,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黄侃如此戏弄,先已不悦。黄侃继续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 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的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忍无可忍,拍案厉声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要弄白话文!混账!”两 人就大吵起来,章太炎闻声赶快出来,调解一番,两人才算作罢。
  
   黄侃反对白话文,所以骂胡适、沈尹默和钱玄同。黄侃骂钱玄同尤为刻薄,他说,他一夜之发现,为钱赚了一辈子生活。他说他在上海穷一夜之力,发现古音二十八部,而钱在北大所讲授之文字就是他一夜所发现的东西。
  
   黄侃在北大当教授时,主讲小学。其实陈焕章也在北大讲授小学,因学术观点不尽一致,黄扬言要与陈“刀杖相决”。后来在同事们的劝说下,才结束了这场因学术之争而引起的决斗。
  
    1926年武昌高等师范改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黄季刚(黄侃)先生当代理校长,因其喜欢骂人,作风霸道,教育部正式委派石英先生来当校长。在石英先生第一 天到任的校务会上,石英先生望着黄季刚先生,心里想怎么说黄季刚先生以前的工作呢?想了半天开口道:“听说黄季刚先生治校方面比较专制……”话还没有说 完,黄季刚先生站起来说:“听说石英的姆妈偷和尚。”石英当即斥他为什么这么无理?黄季刚先生说:“我听说的。”他当即辞职,后来到南京去做教授了。
  
    黄侃到中大教书,最初尚受尊敬,后来朱骝先做校长,朱任为国民党机要,无暇估计对他的礼貌,黄勃然大怒,说师道沦亡,一定要卷行李走人,国文系再三挽留不 成,朱亲自出面挽留也无济于事。黄侃写信给他的学生们:“……但既已垦辞于前,又复勉留于后,直视去就如儿戏,诸生何取焉?‘慎尔忧游,勉尔遁思’,诸生 爱我,当为我咏也。”
  
   黄侃与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教授,两人“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就是说他们切磋学问一言不合,差点就打得头破血流。
  
    黄侃曾言“八部书外皆狗屁”,意谓平生信奉推重的经典只有八部,即《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 选》,其余均不可论,更不用说白话文。黄与陈独秀同在北大任教时,二人旨趣截然不同,一为旧派中坚,一为新派领袖。有好事者作诗题咏校内名人,题陈独秀的 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题黄侃的一句便是“八部书外皆狗屁”。
  
   大学生每届毕业,照例要印制精美的同学录,将师生的写真、履历汇为一集。印刷费用不低,通常都由教授捐助资金。惟独黄侃对这种常例不以为然,他既不照相, 又不捐钱,待到学谱印出,学校一视同仁,照样送给黄侃一册,留作纪念。黄侃收下册子,却将它丢入河中,忿然骂道:“一帮蠢货,请饮臭水!” 北大的另一位怪物辜鸿铭则与黄侃的做法不同,学生找他索要照片,刊于同学录,他同样感到生气,说:“我不是娼妓者流,何用照片?你们要是不吝惜经费,何不 铸一座铜像作为纪念?”他这句话足可令阮囊羞涩的学生退避三舍。
  
  黄侃在南京期间,偶遇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戴问他:“先生近来有何 佳作?”黄答:“正编《漆黑文选》,你的那篇大作已经入选。”这里“漆黑”二字自《昭明文选》中“昭明”的反意而来,意指戴平日为人做事不够光明磊落,讽 刺意味十分明显。戴季陶不知所措,一时尴尬得说不出话来。

圣童
   黄侃之父教子甚严,规定《史记》、《汉书》必须从头背到尾。黄侃天资聪明颖慧,幼承庭训,耳濡目染。5岁之际,黄侃随父诣成都武侯祠,祠壁悬楹联甚多,他一一咸默记之。归后,乃父问其一二,他当即朗声背诵,其父惊诧不已。
  
    黄侃7岁时,黄云鹄应江南尊经书院山长之聘,留黄侃于蓉城延师授读。因家用匮乏,黄侃奉母命寄书告父,并于书末缀一诗云:“父作盐梅令(指其父曾任四川盐 茶道),家存淡泊风,调和天下计,杼轴任其空。”时黄云鹄之挚友、宜昌王鼎丞自山西布政使解职后客居江宁,读小季刚诗,诧为奇才,即以其女许之,这就是黄 侃的原配王夫人。
  
   9岁的黄侃已能读《经》,日逾千言,人呼“神童”。其父以书谕之曰:“尔负圣童之誉,须时时策励自己,古人爱惜分阴,勿谓年少,转瞬即壮志矣。”
  
   黄侃13岁丧父,因系庶(妾)出,颇受歧视。丧父之后,黄侃所受刺激甚深,立志劬学以在大家庭中立足,其锐敏勤学亦绝人。
  
   黄侃15岁考中秀才。不久清廷废科举、兴学堂,黄考入湖北文普通中学堂为第一期学员。同学中有宋教仁等人,稍后有查光佛、郑江灏、欧阳瑞骅、董用武(必武)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革命党人

趣闻
   黄侃跟章太炎在东京住了三年多,一直埋头苦读,不时向章请教。可笑的是,他跟章甚久,始终没有“拜师”的形式,章很以为奇。到黄侃决定回国,向章求临别赠 言,太炎先生说:“你要拜一个好老师常常指教你才好。”他问什么人好,太炎说:“北京找刘申叔(刘师培)吧。”他答:“暂时不想去北京。”太炎说:“只讲 孙诒让也好。”他答:“不想到浙江。”太炎说:“陈伯韬在南京,你可去找他。”答:“南京恐怕去不了。”太炎说:“那怎么办?万不得已,就是我勉强点 吧!”这时黄侃才认真地磕头,算是拜了师。
  
   章太炎曾对几位高足一一封号:蕲春黄侃(季刚)为天王,吴县汪东(旭初)为东王,海盐朱希祖(逖先)为西王,归安钱夏(中季)(即钱玄同)为南王,歙县吴承仕(检斋)为北王。世人又称黄侃、汪东为“章门二妙”。
  
    黄侃行事颇怪,在北大授教时,很是喜欢一名叫郑奠的学生。每次黄出门,郑常常为其拿皮包。郑奠毕业后,留任北大。一日,北大讲授诗词的黄节教授在家里请客 吃饭,黄侃和郑奠同时是被邀请的对象。见面后,黄见郑穿一件皮袄,便大为不悦地说:“我还没有穿皮袄,你就穿皮袄了?”郑回答:“我穿皮袄,你管不着 我。”黄听了很是生气,从此便与形同陌路。
  
   黄侃和黄菊英婚后不多时,他转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题曰“量守庐”,藏书满屋,怡然自乐。他和校方有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 不来之约,因此人称他为“三不来教授”。每逢老天爷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时,学生便猜测黄侃会不会来上课,有人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往往是戏言成真。
  
   中央大学规定师生进出校门要佩戴校徽,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要看他的名片,他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解、道歉才算了事。
  
   在中央大学兼课的名流颇多,教授们大都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有黄包车。唯黄侃进出,每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一块青布包几本常读之书。
  
    有一次,上课铃响了,学生坐满了教室,等待老师上课。但黄侃却安坐在教员休息室,没有丝毫起身往教室走的意思。学生等了一会儿,见老师未到,赶紧报告了教 务处。教务处职员知道黄侃名士脾气发作了,马上跑去请他上课,说:“上课时间到了,该上课了。”谁知黄侃两眼望天,冷冷地说:“时间到了哦,钱还没有到 呢。”原来,学校没有及时发放薪水,黄侃表示不满。教务处赶快代他领了薪水,他才去教室上课。
  
   黄侃曾在中央大学开设“文学研究法”课程,用《文心雕龙》作课本。他平时只管讲课,一向不给学生布置作业。临到期末考试,他又不肯看考试卷子,也不打分 数。此做法在教务处那儿可过不了关,一再催促。最后,黄侃被逼急了,就给教务处写了一张纸条,上书“每人八十分”五个大字。他的意思是学生总想得甲等,给 九十分嫌多,七十分又非甲等。八十分正合适。教务处也无可奈何,就不再提起这事了。
  
   黄侃处处维护国故。他认为木板书便于批点、执持和躺着阅读,讥讽精装的西式图书为“皮靴硬领”,又说中装的文明和舒适远胜西装,一边说一边将脚上的布鞋脱下来又穿上,并指着一位同学说:“看,你穿皮鞋,就没有这么方便!”

私立中华大学聘黄侃为该校教授,黄侃是个拿干薪的伙计,根本就不到学校去上课。学生就找校长陈时吵,说学校课表上列了黄季刚先生的课,为什么这年把时间 了,我们连他的人影都没有见到?是不是学校没有把钱给他?如果学校没有把钱给他,那要退我们的学费,因为就是因为有鼎鼎有名的黄季刚先生给我们授课,我们 才交这么多的学费的。陈时说,我每个月是几百块现洋给他,哪没给钱呢?没有办法陈时多次到黄季刚家中去做工作,请他去给学生上堂把课。黄侃了课堂开口就 骂:“你们是何等动物?非要我来上课?你们出去只管甩我的牌子,就说是我的学生,还怕没得饭吃?看哪个不派你事做?”这就是他在中华大学上的唯一一次课。
  
    一个雨天,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钉鞋。“钉鞋”又称“木屐子”,即以桐油反复油浸后的牛皮为鞋帮,厚木块为鞋底,再钉上铁钉防滑。这种钉鞋在 乡下走烂泥路极佳,而在城里走水泥路就不太合适了。课后,天放晴,黄侃便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挟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此公土气,且携 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并要检查纸包。黄放下纸包而去,此后几天一直未去上课。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则闭口不言,系 主任不知所以然,赶快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 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众多名流去劝说,也无济于事。黄侃从此就与中央大学脱离关系。
  
   大学者杨树达要杨伯峻(古文史学家)拜黄侃为师,杨伯峻只肯送贽敬,不肯磕头,杨树达说:“不磕头,得不了真本事。”杨伯峻不得已,只好磕头如仪。拜师完毕,黄侃笑道:“我的学问也是从磕头得来的,你不要觉得受了莫大委屈。”
  
    黄侃才华横溢,文思敏捷过人,凡领教过的人都为之佩服。有一次,有人请他代写一篇碑文,约好五六天以后来取。等一连过了四天,他都没有动笔。直道第五天, 取碑文的人来了,他才让弟子研磨铺纸,并吩咐把纸打好格。格打好之后,他挥毫一蹴而就,连上下款带正文刚好写道最后一格,一字不差。
  
    黄侃在北京时,借住在吴承仕(简斋)的一所房子中,二人本来都是章太炎的学生,相交甚厚。后来不知何故而生矛盾,吴承仕便叫黄搬家。黄在搬家的时候,爬到 房梁上写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然后掷笔而去。又云,黄在搬走之时,用毛蘸浓墨在房间的墙壁上写满了带鬼字旁的大字。众人见满壁皆“鬼”字,黄才 得意而去。
  
   黄侃珍视图书,胜过他物。某日整理书籍,发现《古书丛刊》第二函不见,便怀疑是某人所取。便在当天日记中记道:“此儿取书,从不见告,可恨可恨!”并写一 贴条,粘于书架之上。其辞曰:“血汗换来,衣食减去。买此陈编,只供蟫蠧。昼夜于斯,妻孥怨怒。不借而偷,理不可恕。”第二天,《古书丛刊》第二函在别的 书架上找到了,黄才怒气全消。
  
   黄侃讲课,颇多奇行怪举。田炯锦《北大六年琐记》中回忆:“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时,听得隔壁教室门窗有响动,人声鼎沸。下课时看见该教室窗上许多玻 璃破碎,寂静无人。旋闻该班一熟识同学说:黄先生讲课时,作比喻说:好像房子要塌了。方毕,拿起书包,向外奔跑,同学们莫明究竟,遂跟着向外跑。拥挤的不 能出门,乃向各窗口冲去,致将许多玻璃挤碎。’”
  
   黄侃曾在金陵大学兼课,慕名来听课者甚众。孰料该校农学院院长某君,刚从美国获农学博士头衔回来,不可一世。某日,此君忽发奇想,要在校本部礼堂公开表演 “新法阉猪”。海报贴出,全校轰动。当日恰逢黄侃上课,学生因去观看“新法阉猪”者特多,故上课者寥寥无几。黄便问明缘由,便宣布:今天上课者不多,大家 都去凑凑热闹。在“阉猪”表演现场,院长某君先是得意洋洋地让学生捆出一头大肥猪,紧缚在手术架上,然后开肠破肚,谁知折腾半天也未能找到猪卵巢在哪里, 被“阉”之猪不久就一命呜呼。“阉猪”表演却变成了“宰猪”演示。黄侃很快就吟成一阕词,以讽其人其事:
   大好时光,莘莘学子,结伴来睹。佳讯竟传,海报贴出,明朝院长表演阉猪,农家二畜牵其一,捆缚按倒皆除。
   瞧院长,卷袖操刀,试试功夫。渺渺卵巢知何处?望左边不见,在右边乎?白刃再下,怎奈它一命呜呼,看起来,这博士,不如生屠。
  
    著名词章家吴梅是黄侃在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同事,两人关系不错。有一天,黄侃请吴梅和一些同事喝酒。黄侃本是善骂之人,酒酣耳热之际,一肚子牢骚更是倾 泻而出。骂着骂着,言语牵涉到了吴梅身上。吴梅酒也喝多了点儿,与黄侃辩了几句,并说:“你黄侃不要太不讲理!”黄侃此时已醉,闻言大怒,一个巴掌打了过 去。吴梅急忙躲避,未被打中。他一时冲动,也回敬了一掌,被同事挡住。于是两人离席而起,准备大打一番。同事们好说歹说,最后把他们拉开了。第二天酒醒之 后,两人居然又和好如初,根本不计较昨日的不愉快。
  
   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纪黄季刚趣事》中写道:“黄季刚侃平生有三怕:一怕兵,二怕狗,三怕雷。”其中怕雷更是怕到“蜷踞桌下”的地步。黄侃留下了八十万 字的《日记》,从中看出怕雷、怕兵、怕狗之说乃是千真万确的。黄侃还交代了他怕雷的原因,主要是受了《论衡·雷虚》和文学书的影响,因而落下了心悸的病 根。
  
   黄侃作一首七律《闺情》,诗中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半、双、两等数词,一气呵成,颇为有趣。诗云:“一丈红蔷荫碧溪, 柳丝千尺六阑西。二情难学双巢燕,半枕常憎五夜鸡。九日身心百梦杳,万重云水四边齐。十中七八成虚象,赢得三春两泪啼。”
  
   黄侃晚年喜好《周易》,尤精于爻卦卜算之辞,自诩别有会通,可借此致富。一日,卜得上上卦,便去都买彩票,竟然得中头彩。黄异常得意,逢人便说:“今日所获,稽古力也。”后用彩票收入购置了新屋一座。

嗜好
   黄侃好美食,他只要得知有某物自己未曾品尝,必千方百计得到,以饱口福,并且为了吃上这些美味佳肴不惜出尽洋相。黄侃是同盟会会员,有一天听说一些相识的 同盟会会员在某处聚会,席间有不少好吃的,但没有请他。他知道是因为自己过去曾骂过其中一些人,可是怎奈肚中馋虫作怪,他不请自来。刚一进门,那些人见来 的是他,吓了一跳,随后又装得很热情,邀他入座。黄心知肚明,二话不说,脱鞋坐下,就挑好的吃。吃饭之后,他一边提鞋,一边回头冲他们说:“好你们一群王 八蛋!”说完,他就赶紧跑了。
  
   1915年,黄侃的恩师章太炎触怒袁世凯,被软禁在北京钱粮胡同的一所徐姓大宅中。黄侃前往陪住,顺便将中国文学史中的若干问题向章太炎请教。章氏向来不 重口腹之欲,饭菜很不讲究,厨子手艺差,菜式单调,黄侃举箸难下,根本吃不消,于是他怂恿章太炎换了个四川厨子。哪知这样一来,他无意间得罪了那位假扮厨 子的警察(此公贪冒伙食费,恨黄侃断其财路),没多久就被扫地出门。
  
   还有一次,某人请客,席间有熊掌、蛇羹、八珍等美味。黄侃得知后,极想食之而后快。但是,他曾经骂过主人,不便前往,但美味佳肴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两难之 下,他请好友刘成禺想办法,并保证从入席到终席都一言不发。刘成禺就去与主人商量,主人当即下请帖请黄侃赴宴。席间,黄侃果然光吃不说话,全然没有往日眉 飞色舞、高谈阔论的样子。众人都觉得奇怪,说黄侃善变,其实不知他另有打算。
  
   黄侃在北大任教时,常常身穿蓝缎子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白绸带。课堂之上,他讲到要紧的地方,有时会突然停下来,对学 生说,这段古书后面隐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对不起,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薪水,我还不能讲,谁想知道,得另外请我吃馆子。
  
   黄侃有一学生,平日对黄执弟子礼甚恭。该生曾在“同和居”请人吃饭。主宾落座以后,他忽然听见其师黄侃在隔壁一个房间说话(原来黄侃也在请客),就赶紧过 去问好。不料黄侃竟然对他大加训斥,而且似有不尽之意。时间长了,该生心生一计,把饭馆的人叫来,当着黄侃的面交代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 少钱都记在我的帐上。”黄侃一听,立即停止训斥,对该生说,好了,你走吧。
  
   黄侃讲授《说文解字》时,学生都觉得晦涩难懂。因此,每次期末考试,都有学生不及格。后来,听他上课的学生就凑钱办了一桌酒席,请黄侃赴宴,他欣然前往。 而当期末考试时,学生们没有一个不济个的。校长蔡元培知道这件事情后,责问他为何违反校规,吃学生的宴请。黄侃回答:“他们这帮学生还知道尊师重道,所以 我不想为难他们。”
  
   黄侃好饮。黄侃同居正是湖北老乡,且曾在辛亥革命时期并肩战斗,关系极“铁”,堪称至交。有一天,黄侃偶尔去拜访已经高升为国民政府司法院长的居正。居正 每到下班之后,总是避不见客,由门房挡驾,在家中剪树莳花,自得其乐。门房见黄侃的外表和衣着有点儿土头土脑,不太像有身份的贵客,照例回以“院长不在 家”。可黄侃却是旁若无人,长驱直入。门房慌了,赶紧跑上去紧拉黄的衣袖,一边吆喝道:“你是什么人?出去!”黄侃性烈如火,受不得一点儿委屈,当下大 怒,一边骂:“你是什么东西,你管不着!”一边挣脱继续往里走,不料用力过猛,衣袖拉破了个大口子。这下惊动了里面的居正。他三脚两步跑了出来,一看是黄 侃,自知不好收场,连声叫道:“季刚!不要理他!”又回过头来斥责门房说:“我早就关照过你,这位黄先生来的时候,立即通报,你怎么忘了!”门房也还机 灵,赶忙回道:“怪我多吃了两杯酒,糊里糊涂的。”居正大笑,牵着黄侃的手说:“快进去坐,有两瓶茅台,请你尝尝。”黄侃嗜酒如命,这一来怒气全消。
  
    黄侃的弟子和侄儿黄焯曾在回忆文章中说,黄侃“每餐豪饮,半斤为量”。黄侃对酒不挑剔,黄酒、茅台酒、白兰地,他爱喝;糟醴、麦酒、啤酒,他也能将就。喝 到“大醉”、“醉甚”、“醉卧”不算稀奇。稀奇的倒是,黄侃居然劝别人喝酒要节制。有一次林公铎“自温州至,下火车时以过醉坠于地,伤胸,状至狼跋”,黄 侃认为“似此纵酒,宜讽谏者也”。醉猫劝醉猫,少喝三两杯,此事真令人绝倒。因为杯中之物,黄侃与三任妻子都闹得不可开交。黄侃在别的嗜好方面常生悔意, 惟独喝酒,他从不自咎,反而将妻子视为自己的“附疽之痛”,夫妻情分因此坠落谷底。“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便足了一生”,名士习气,黄侃多有沾染。他 辞世前偕友登北极阁、鸡鸣寺,持蟹赏菊,饮巨量之酒,致使胃血管破裂,吐血身亡。
  
   黄侃爱书如命。黄侃一生最大的家私,便是书籍。章太炎在为他作的墓志铭中说:“有余财,必以购书”。一次,黄侃跟他学生聊关于他买书的趣事,说他的太太, 常常责备他拼命去买书,有时把钱汇到外埠去买,钱寄出后,天天盼望包裹,等书真的寄来了,打开包裹,匆匆看过一遍后,便把书往书架上一放,甚至从此便不再 翻阅,这实在是太浪费了。黄侃却回答道:“要知我买书的快乐,便在打开包一阅之时,比方我俩结婚吧,不也就在新婚燕尔之时最乐吗?”由于藏书甚多,如何放 置这些“珍宝”及搬家时怎样装书便时常困扰着他。黄侃的书全是散放在架上的,甚至地板上几案上也一堆一堆的放着。有一次,广州中山大学请他去教书,无论校 方怎样苦劝,开出的待遇多么优厚,黄侃都不答应。别人问他为何不去中大教书,黄侃淡淡地答道:“我的书太多,不好搬运,所以就不去了。”然而,黄侃辛辛苦 苦收藏的书籍最终却横遭他人糟蹋。“一二八”事变的时候,黄侃举家搬迁,仓促中装了八卡车书,运到采石矶暂存,不料被当地居民盗 出,成筐论斤地当作废纸卖了

轻狂
   黄侃个性轻狂,一生结婚九次,报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说。
   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曾回忆黄侃骗婚黄绍兰一事,致其一生流离失所,直斥黄为“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小有才适足以济其奸”。黄绍兰是黄侃的同乡、同族, 黄侃当过她的塾师。后来,黄绍兰从北京女师肄业,去上海开办博文女校,黄侃便到上海追求她。发妻尚未下堂,黄侃心生一计,骗取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 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谁知好景不长,黄侃回北京女 师大教书,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因为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对簿公堂?更可悲的是,她 与黄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黄绍兰后来投在章太炎门下,深得章夫人汤国梨的同情,但她摆脱不了黄侃给她心灵投下的巨 幅阴影,终于还是疯掉了,而且自缢身亡。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耻”,是 “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
  
   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武昌女师学生黄菊英与他的大女儿同年级,常到黄家串门,以伯叔之礼事黄侃,黄侃对这位女学生也非常友善。就这样日久生情,黄侃对这 个女学生也很好。日子一久,竟生爱恋,不数月,二人突然宣布结婚。朋友们都以“人言可畏”劝他,他坦然地说:“这怕什么?”此事传遍武汉学界,顿时成为丑 闻。黄侃何时怕过别人骂他伤风败俗?他居然要学生收集骂他的小报,以供蜜月消遣。他填了一阙《采桑子》的词给黄句英,可谓十二分深情: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
   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黄菊英反复默诵这阕词,泪眼朦胧,大受感动。她认定嫁为名士妻,修到才子妇是人生莫大的幸福,便毅然脱离家庭,与黄侃结为夫妻。
  
   黄侃在门上挂了一个小木牌,上面写“坐谈不得超过五分钟”。有一次,女学生舒之锐和程俊英去黄侃处借阅杂志,见到木牌后即准备离去,黄侃说:“女学生不再此限,可以多坐一会儿。”
  
孝道
  
   黄侃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还是有名的孝子。其生母周孺人去世后,因思念母亲,黄侃特地请老友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自撰了一篇沉痛的悼文。
  
    为生计所迫,黄侃经常四处奔波教学,随行都会带着一口棺材,一时成为时人谈资,黄侃却依然我行我素。这口棺材是黄父当年在四川做官时自制的,后因棺材太小 留给了田夫人,上面有黄侃父亲黄云鹄老先生亲笔题写的铭文。田夫人系黄父正室,非黄侃生母,可黄侃对田夫人视若生母。1922年夏,田夫人去世,黄侃悲痛 欲绝,按照古礼服丧。随后,黄侃又请苏曼殊给他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他自己写了记,请章太炎写了题跋。这幅画也成了他的随身宝物,片刻不离。黄侃专门 在日记中撰写了慈母生平事略。文末云:“孤苦苍天,哀痛苍天!孤黄侃泣血谨述。”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黄侃必率家人设供祭祀,伤恸不已。
  
治学
  
   黄侃论学问之道曰:“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 又云:“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
  
   黄侃论学术云:“学术二字应解为‘术由师授,学自己成’。”又云,“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 “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
  
    黄侃言初学之病有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故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这句话半个世纪后还在武汉大学校 园内广为流传,成为他治学严谨的证明。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终不为所动。后因早逝,故留传于世的著作不多。章太炎在黄侃的墓志铭中写 道:“(黄)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 纸笔矣。’今正五十,而遂以中酒死。”
  
   黄侃论成才云:“通一经一史,文成一体,亦可以为成人矣。”
  
   黄侃在北大授课时,他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黄善于咏诵诗章,阴阳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为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
  
    学生都称黄侃是一个“特别教授”,在堂上对《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一不带原书,二不带讲稿,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学生对引用 的经典论据,下课以后去查书,一字不漏,一字不错,引起了全班同学啧啧称羡。有一天,黄的学生为他拿皮包时发现内有许慎的《说文解字》,打开一看,那书上 画得太特别了:书头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有墨笔写的,有朱笔写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符号,全书9300字,每个字都有自己的讲法;别人的讲法,有的他肯定, 有的他否定,也都记在了上面。据说,他对《说文解字》读了五次,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他去讲授的时候,也每一次有新的内容,同学们说:听黄先生 的课,百听不厌,常听常新。一个学生看了黄侃所读的那本《说文解字》后,对他说:“黄先生,你这批在书头上、书边上的东西,颜色各异,字又那么小,谁还认 得呢?”黄侃半开玩笑说:“我要人认得干什么呢?别人要知道了上面的内容,我就不是第一了。”大家都哄地笑了。
  
   黄侃读书必正襟危坐,一丝不苟,白天不管如何劳累,晚上照常坚持鸡鸣始就寝,从不因人事、贫困或疾病而改变。有时朋友来访,与之纵谈至深夜,客人走后,黄 侃仍要坐在灯下校读,读毕才就寝。1913年,黄旅居上海时,异常贫困。除夕之夜,街上爆竹之声通宵达旦,而他却独坐室内,精心研读,不知困倦,直到临 终,仍一面吐血,一面坚持将《唐文粹补遗》圈点批校完。
  
   黄侃曾言,读书前“要如一字不识人”,方能读书。黄侃读书,喜欢随手圈点。他圈点时非常认真,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了一遍。如《文选》圈点数十遍,《汉书》、 《新唐书》等书三遍。《清史稿》全书一百册,七百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因此,他把读书时只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作“杀书 头”,很不以为然。关于黄侃读书之苦,许多学者津津乐道,但他并不以为苦事。有一次,黄侃与学生陆宗达闲聊,黄问陆:“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陆不知道 老师此问何意,就乱猜一通,说这个最高兴,又说那个最高兴。黄侃听后,都只是摇摇头。最后,陆问老师答案是什么,黄侃笑着说:“是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卷还 剩末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这次谈话让陆宗达终生铭记于心。
  
   陆宗达曾拜黄侃为师。见过先生,黄侃一个字也没给陆宗达讲,只给他一本没有标点的《说文解字》,说:“点上标点,点完见我。”陆宗达依教而行。再见老师 时,黄侃翻了翻那卷了边的书,说:“再买一本,重新点上。”就将书扔到了书堆上。又一次见老师时,陆宗达送上点点画画已经不成样子的《说文解字》。黄侃点 点头,说:“再去买一本。”三个月后,陆宗达又将一本看得很破的《说文解字》拿来,说:“老师,是不是还要再点一本,我已经准备好了。”黄侃说:“已经标 点了三次,《说文解字》,你已经烂熟在心,这文字之学你已得了大半,不用再点了。以后你做学问也用不着总翻这书了。”说完,黄侃又将那书扔上书堆,这才给 陆宗达讲起了学问的事。后来,陆宗达终于成为我国现代训诂学界的泰斗。他回忆自己的学习历程时说:就是当年翻烂了三本《说文解字》,从此做起学问来,轻松 得如庖丁解牛。
  
   黄侃在北大几乎骂遍同列,连师弟钱玄同也不放过,惟有一人,他以礼相待,这人就是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别人问黄侃何故对刘师培特殊优待?他回答 道:“因为他与本师太炎先生交情很深。”当时,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然而每次谈到经学,只要黄侃在场,刘师培就三缄其口,黄侃很快 就猜透了对方的心思。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资质优秀的弟子堪当传人,黄侃即朗声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开玩笑, 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刘 师培当仁不让,欣然受礼,他说:“我今天就不再谦让了。”有人认为黄的学问在刘之上,刘不必自轻身份,黄说:“《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 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黄侃在北京大学主讲国学之际,终日潜心“国故”,常废寝忘食。一次,友人登门拜访。进门见黄一手持馒头欲吃又止,一手捧书,知其正沉溺书中,不便打扰,即 静坐恭候。忽然,“啪”的一声,友人大吃一惊,原来黄读到开心处,先在桌上猛击一掌,再将馒头蘸进朱砂和墨汁盒后放入嘴里,脸上被弄成了一个大花脸。
  
    黄侃常对人说:“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他以为“治学如临战阵、迎敌奋攻,岂有休时!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每读,必正襟危坐, 一丝不苟,白天不管如何劳累,晚上照常坚持鸡鸣始就寝,从不因人事、贫困或疾病而改变。有时朋友来访,与之纵谈至深夜,客人走后,他仍要坐在灯下校读,读 毕才就寝。民国二年(1913年),他旅居上海时,穷困特甚。除夕之夜,街里爆竹喧喧,通宵达旦,而他却兀坐室内,一灯荧然,精心研读,不知困倦,直到晚 年临终前,一面吐血,一面坚持将《唐文粹补遗》圈点批校完。
  
   黄侃弥留之时,他说不得话,手却指向架上一书。学生们将书拿来,他翻到一页,手一点,人已逝去了。送走老师之后,学生们想起那书,大家翻开一看,顿时觉 得,雷电之光,激荡天地:前几日学生们争论的一个问题,老师没能作答。原来,老师最后手之所指,正是答案所在。

黄侃曾说“不满五十不著书”。1935年,黄侃五十大寿,章太炎十分高兴的赠他一副对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上连以孔子“五十读 《易》”的典故,称赞他50年来都在勤奋学习;下联用蔡邕《曹娥碑》的古典,希望黄侃今后可以潜心著述。黄侃见联大为恐惧,因为章太炎联中嵌有“黄绝命” 三字。同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章太炎因联句竟成谶语,悔痛不已。

评说
  
   1920年,陈独秀在武汉高师演讲时,感叹道:“黄侃学术渊邃,惜不为吾党用!”
  
   周作人谈到这位大师兄时,颇有微词:“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序》中说:“吾游学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奥旨,启发无遗”。
  
   贵州大学教授张汝舟回忆民国十七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时的情景说:“黄先生讲声韵学的确是很别致的,他的教材教法,不守常规,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使听者忘倦。”
  
   钱玄同在黄侃去世不久,特地撰写挽联一首,以示惋惜痛悼之情:“小学本师传,更紬绎纽韵源流,黾勉求之,于古音独明其真谛;文章宗六代,专致力沉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失此异才。”
  
   黄侃去世时年仅50岁,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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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1-17
消息
2,896
荣誉分数
286
声望点数
213
所在地
渥村仕同湾
三、辜鸿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一生有两大情结,一是保皇情结,二是中国文化情结,懂得了辜鸿铭的情结,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留着辫子,戏弄洋人,抱着中国文化中被人诟病的裹小脚、纳妾、狎妓等陋习了。

传奇
  
   辜鸿铭的一生便是一个传奇。概括辜鸿铭最常用的一句话是: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辜鸿铭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 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 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辜鸿铭的语言能力来自于他的家庭。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 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辜鸿铭的启蒙教育得益于橡胶园主布朗先生。没 有子女的布朗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辜鸿铭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极强,家里常年供奉祖宗牌位,逢年节必定祭祀,给儿子起名字也是按族谱排序。辜鸿铭后来说:"我之姓‘辜’,考其姓氏由来,祖先最早必定是些罪犯(‘辜’在汉语里有‘罪’的意思)。但这并不足以为羞,如果你数典忘祖,那才真正可耻!"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 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还摸着他脑后的小辫子说:"第一不可信耶稣教,第二不可剪小辫子。”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1877年,21岁的辜鸿铭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布朗对辜鸿铭的呵护是精心的,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又送他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仅一年时间,辜鸿铭便获得土木工程师文凭。课余,他精研德国文学、哲学经典。
  
   三十年后,蔡元培到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在德国的声名已如日中天。
   四十年后,林语堂到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的著作已列为哥廷根等大学哲学系学生的必读书了。
  
    莱比锡大学毕业后,辜鸿铭又至巴黎大学留学。令他吃惊的是,义父刻意将他安排与巴黎一个名妓女作邻居。目的是不仅让他学法语,更让他借此之便了解更多的人 情世故。辜鸿铭在染缸中领略了出入名妓府的政客、军人、富商们的伎俩,练就了"金脸罩,铁嘴皮"的功夫。他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就是在此相识的。
  
   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九种语言。他还会用拉丁文作诗。民初上海愚园路廊壁上镶嵌的拉丁文的诗,系辜氏手笔。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回到祖国研究中华文化,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 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 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 《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 《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 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是中国文化的捍卫者。他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20世纪初,西方认可的东方文化人只有两位: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辜鸿铭。他们同被提名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获奖)。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辩才
   在英国留学时,每逢中国重大传统节日,辜鸿铭一定要在房间里朝东方摆个祭台,敬上酒馔,有板有眼地遥祭祖先。房东老太揶揄地问:“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受你这些大鱼大肉哇?”他响亮地回敬道:“应该就在贵先人闻到你们孝敬的鲜花花香之前!”令对方瞠目结舌。
  
   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
  
    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 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 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 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辜鸿铭一张利嘴,还为辫子保过驾,为缠足作过辩护。外国人问他“为什么中国人留辫子”?他如是答:“为什么外国人留胡子?”当外国佬谴责中国妇女缠足野蛮时,他必大加反击:“那么,你们西洋女子为何要束腰呢?”
  
天才
   著名中国通、曾任袁世凯总统顾问的《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乔治·莫理循虽然终生与辜鸿铭为敌,但这位自负的英国博士却由衷地说:“辜鸿铭的英语词汇罕见地丰富,是一个语言天才。”
  
   辜鸿铭的语言天才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英文造诣,孙中山、林语堂皆推为“中国第一”。其德文水平也达出神入化之境,德国作家帕凯说:“辜鸿铭是我可以用地道的德语与之交谈的第一个中国人。”
  
   民国初年在德国人举办的庆祝俾斯麦诞辰一百周年的聚会上,辜鸿铭即兴用德语作了一个充满激情的精彩演说,博得全场德国学者和绅士们心悦诚服的掌声。至于法文、希腊等语,辜鸿铭使用起来也像公孙大娘舞剑一般顺手。就连几欲失传的拉丁语,也不在话下。  
  
    辜鸿铭还是个记忆天才。他在少年时代所学的诗歌,终生不忘。曾师从辜鸿铭学英语的现代著名女作家凌叔华,曾亲耳听过年过花甲的他背诵弥尔顿那首6100多 行的无韵长诗《失乐园》,居然一字没错!他尝教记忆之法,谓初步为感动(impression),次步为保留(retention),终为回忆 (recollection)。当外国人向他请教因何有如此记忆力时,他说,你们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 by brain),我们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  

情结
  
   辜氏有言:“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实非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到晚年的时候,辜鸿铭终于受到宣统的首次个别召见,当溥仪邀请他到善心殿御花园一同“用膳”时,这个平时不可一世的狂夫,竟然紧张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对辜鸿铭来说,这次会见是他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天,直到他临终之际,这次召见“仍在慰藉着他的心灵”。
  
   辜鸿铭的日本友人萨摩雄次也在回忆中写道:“先生还常以拥有发辫而感到自豪,若有人问及此事,他就会摇头晃脑地说:‘这是我的护照’。”
  
    1917年,辜鸿铭踊跃参与“张勋复辟”,被封为“外务部侍郎”,12天后复辟失败,辜鸿铭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学教他的英文,不过等待他的却是激进的师生们 送给他的一顶“复辟论者”的帽子。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公开发表言论为他辩护:“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 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学部侍郎乔君对辜鸿铭说:“您所发的议论,皆是王道,但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实行呢?”辜鸿铭回答:“天下之道有两种,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仁,仁与不仁而已矣。’”
  
    冯友兰说起辜鸿铭:“他在堂上有时候也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有一次他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他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 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他讲课辅以声色,很受学生欢迎。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北大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不少洋教授,历来受尊重。辜鸿铭却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一天,新聘的一位英国教授到教员休息室,见头戴瓜皮帽,身着秽迹斑斑的长 袍,头上还拖条小辫子的老头倦卧在沙发里,洋教授冲他不怀好意地一笑。辜鸿铭也不介意,用一口纯正的英语问他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洋教授见此人说这样地 道的英语,为之一震。答道是教文学的。辜鸿铭一听,马上用拉丁语与他交谈,那洋教授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出了洋相。辜鸿铭问:“你是教西洋文学,如何对拉丁 文如此隔膜?”那洋教授无言以对,仓皇逃去。
  
   辜鸿铭在北大时,一天他正准备去红楼上课,后面有两位外国女教师,他们看见辜鸿铭穿着长袍马褂,留着长辫,戴着瓜皮帽,以为他听不懂英文,就用英语嘲笑 他。快到红楼门口台阶时,辜先生回过头来,冲着两位女教师用英语讲:你们还没有说完啊!然后又讲了一大串希腊语,两位女教师不懂,弄得很窘。
  
   对洋人辜鸿铭历来不客气。当年在张府当幕僚时,一外国顾问起草文件时问辜鸿铭某一英文字的用法。辜不答,跑到书架上搬了本又大又重的字典,砰地丢在洋顾问的案头:“你自己去查去!”
  
    当年,欧美人在中国如同洋菩萨,到处受到尊敬,辜鸿铭对这种崇洋媚外的现象十分反感,他决心不失时机地羞辱白人,以证明中国人才是真正优越的代表。有一 次,他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面的是位苏格兰人时,他就用烟斗和蓄着长指甲的的手轻轻敲着那个人的光 脑袋,一副傲形于色的样子,以不容拒绝的的口气说:“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以为遭遇上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开罪不起,只得乖乖的掏出火柴,胆 战心惊的点着了辜氏的烟锅。
  
   十九世纪末,欧洲忽然刮起了一股针对中国的“黄祸论”旋风。德皇威廉二世专门画了一幅《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图中之意是“黄种人”的崛起将 给欧洲带来威胁,欧洲白人应当联合起来,抵制黄种人的入侵。为了消弭这股空穴来风,辜鸿铭用英文发表《文明与混乱》一文,严正驳斥了强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甚 嚣尘上的这种无稽论调,并强烈抨击了西方的霸道政治。美国有“小斗牛士”之称的著名政论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鸿铭,说:“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你文 中所写的每一个字,并相信这样做是值得的。最终,我在许多深具兴趣的问题上站在了中国人一边。”
  
   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 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八国联军侵华后,辜鸿铭怀着一腔火热的爱国之情,不遗余力地用英文写就《尊王篇》等文章,广发世界,向世界舆论寻求正义。当辛丑议和、列强叫嚣要中国拆毁 大沽口炮台时,他大声疾呼:“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我斗胆预言,假若这一炮台不引起世界应有的关注,很快 甚至连外国人在中国谋生都不可能——除非抢!” 此类檄文,堪称民族宣言。《清史稿》如此称道辜鸿铭:“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 就。”

论断
  
   辜鸿铭说: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种良民宗教,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忠诚的含义包括帮他纳妾;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君主、国王或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
  
   针对新文学运动以西方为标准的做法,辜鸿铭说:“古文是高雅的语言,比口语更优美,正如莎士比亚的英语比现代英语口语更优美一样,而改革者带来的那种使人变成道德的侏儒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死文学’。”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 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 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 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 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 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对外国银行无好感,他说:“银行家是晴天把伞借给你,雨天又凶巴巴地把伞收回去的那种人。”这话成了讽刺名言,被收进《英国谚语》。
  
    辜鸿铭说: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西化成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 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吉田贞子去世后,辜鸿铭又觅了一位碧云霞以慰老怀。他在一本鼓吹中国文化救世论的英文书中,振振有辞地鼓吹“纳妾并非不道德”,像为辫子保驾一样,为纳妾 护法:“许多西方人在谈中国官大人纳妾如何不道德,其实,这比那些开着小轿车,从马路上拾回一个女人消遣一夜后,次日凌晨又将其推到马路上的欧洲人,要无 私和道德得多。纳妾的中国官大人可能是自私的,那么开小轿车的欧洲人不仅自私,而且是懦夫。”他还认为,中国男人纳妾是光明磊落的,不像欧洲男人搞秘密情 妇,偷偷摸摸,见不得人。

教学
  
   1917年辜鸿铭到北大当教授,讲授英文诗。他上课引经据典。今天教学生们洋“大雅”,明天教洋“小雅”,后天要教洋“离骚”(弥尔顿的《悼亡友诗》)。
  
    辜鸿铭对学生要求很严,他上课前给同学立三条规矩:“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 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同学们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不敢提出异议。
  
   辜鸿铭的课,学生最怕的还不是背诵,而是辜鸿铭要求他们翻译。学生一听要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译为英文,个个抓耳搔腮。
  
    辜鸿铭在北大讲英国诗,旁征博引,海阔天空,怪论叠出,比如他把英文诗分为三大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风等七国风。在列举诗 人的作品时,他常常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翻开诗集一对照,竟一句也不差,记忆力之惊人让所有学生,包括反对他的人,都不得不折服。据女作家凌叔华回忆,辜 鸿铭到了晚年,还能一字不移地背出上千行的弥尔顿《失乐园》。辜鸿铭给学生布置的英文练习也与众不同,他要学生用英文翻译《三字经》、《千字文》。他能用 中文回答英文问题,用英文回答中文问题,常常还插入拉丁文、法文、德文,学识之渊博,常常令问者瞠目结舌。所以,他的课极为叫座,课堂里总是挤得满满的。
  
   辜鸿铭上课有时天马行空,喜欢骂人。一次骂袁世凯,从上课铃响骂到下课铃响。
  
   辜鸿铭先生古文烂熟于胸,英文又呱呱叫,加上诙谐幽默,一般是没有学生退堂的。辜鸿铭讲到得意处,他会忽然唱段小曲,或者从长袍里掏出几颗花生糖大嚼,令人忍俊不禁。
  
   辜鸿铭在北大上课时,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靠椅上,辫子拖着,慢慢吞吞上课,一会吸烟,一会喝茶,学生着急地等待着他讲课,辜鸿铭却一点也不管。有时一年下来只讲6首十几行英文诗。
  
   在北大一次教员会上,辜鸿铭公然扬言:“如果今天没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时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差点气晕了过去。
  
   辜鸿铭在北大教书时,有一年一个毕业班的班长请他给一张照片贴在毕业簿的同学录中,作为纪念。结果辜鸿铭火冒三丈地说:“我又不是娼妓,用什么照片?如果你不怕花钱,给我铸个铜像做个纪念岂不是更好?”

偏执
  
   民国建立后,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还特意包下一个留着同样辫子的车夫,拉着他穿街走巷,他家里的仆人,也是一个坚持不肯剪辫子的人。
  
   辜鸿铭受的是西洋教育,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
  
   1921年,辜鸿铭对英国学者毛姆说:“你看我留着发辫,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一个代表。”
  
   辜鸿铭很主张男人要娶小老婆,认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他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
  

立场
  
   慈禧太后过生日,两湖地区各衙门张灯结彩,并唱新编的“爱国歌”以示庆祝。时在张之洞幕中的辜鸿铭对梁鼎芬说:“满街都在唱‘爱国歌’,竟未闻‘爱民歌’ 的。”梁鼎芬回答说:“那你就编出歌词来给人家唱吧。”辜鸿铭脱口而出的:“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辛亥年冬天,效忠于袁世凯的张謇、唐绍仪以孟子“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来游说辜辅袁,辜回敬说:“鄙人命运 不济,诚当见弃。然而你们两人,倒也是一个土芥尚书,一个犬马状元。”辜还曾多次在不同场合骂袁世凯是“贱种”、“流氓”。
  
   辜鸿铭对袁世凯的揶揄更令人叫绝。在张之洞与袁世凯同入军机处之时,有一次,袁世凯对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 袁世凯的一位幕僚将这件事作为袁世凯的得意之举告诉辜鸿铭。不料,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 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辜鸿铭对袁世凯的厌恶由来已久。他曾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公开讥讽袁世凯只配给“老妈子倒马桶”,他还公开说:“人家都说袁世凯是豪杰,我偏说袁世凯是 贱种。”。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的总统后,辜鸿铭不但没有收敛骂袁世凯的架式,反而变本加厉,改用英文大骂袁世凯对朝廷的不忠,以期破坏袁世凯在国际上的形 象。
  
   袁世凯对辜鸿铭非常恼怒,但又无可奈何。据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在《中国精神》一书中记载,袁世凯为了堵住辜鸿铭那张极具杀伤力的利嘴,曾被迫托人请辜鸿铭到 袁家做家庭教师,月薪五百元,希望以此缓和一下与辜鸿铭的关系。当时,辜鸿铭虽然穷困潦倒,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民国初年,议会贿选成风。辜鸿铭在参加北京饭店的国际聚会时,遇到一个贿选的议员,辜鸿铭指着此人,操英语说道:“这家伙要用800大洋买我的选票,诸位,我辜鸿铭如此之卑贱吗?”
  
    段祺瑞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者是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 这样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有位留学生小政客到辜家买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五百大元。当时的市价是二百五,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辜鸿铭优惠一 点,降至四百,少一毛钱不行。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辜氏大叫一声,叫他滚蛋。到了选举的前一天,辜氏果然收到四百大洋和选举入场证,来人还叮嘱他明天务必 到场。等送钱的人后腿刚走,辜氏前腿就出了门。他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将四百元悉数报销在名妓“一枝花”身上。直到两天后,他才尽兴而归。小政客早气歪 了嘴,他跑至辜家,大骂辜鸿铭寡信。辜氏二话不说,顺手操起一根粗木棍,往那留学生小政客身上打来,口里大声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 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小政客慑于辜氏手中木棍威力,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
  
   在京城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乘机采访辜鸿铭,他提的问题很刁钻:“如今中国内政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 可以补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场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请他到北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和拉丁文等课程。辜鸿铭对蔡元培是敬重的,在他眼里,当时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另一个就 是他自己。所以,“五四运动”之时,蔡元培请辞校长,辜鸿铭也是积极挽留派,但他的理由却是:“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辜鸿铭有一段幽默的自嘲:“蔡元培和我,是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我不跟他同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吗?”有人问“好人”作何解释。 他很从容地说:“好人就是有原则!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保皇。这种人什么地 方有第三个?”
  
   1919年9月初,教授辜鸿铭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发言。……他发言主要的是骂当时的政府和一些社会上的新事物。他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 碗。接着说,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不同,他们的饭碗大得很,里边可以装汽车、姨太太。又说,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 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良”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刚走上张之洞总督府洋文案任上,辜鸿铭看到西人的公文中称中国货为native goods(土货),大为气愤,认为native含有生番野蛮不化之意,堂堂中华所产货物怎能以土货称之?立即将之改成 chinese,明明白白地相告这是“中国货”。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辜鸿铭随其移节武昌,时长江流域教案迭起。血浓于水的民族尊严,使辜鸿铭愤而以“一个中国人”为笔名,在《字林西报》发 表英文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关系论》,堂堂正正为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向世界作辩护。伦敦《泰晤士报》对此文作了摘要并加评论 登载,怀疑此文的作者并非出于中国人之手,因为那“行文的语气中,绝不会有那种高贵的镇定”。  
  
   辜鸿铭归国以后,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就像开锅的蒸汽一样长久升腾在他的心头。一位美国船长在福州无端向中国人开枪,几致人丧命,他却仅仅支付了二十美元的 赔偿。而美国驻福州领事竟责怪他多付了,骂他是个傻瓜蛋,说:“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钱,只不过是一个中国人嘛。”辜鸿铭得知此情,义愤填膺,公开将带有此 种歧视感欺辱中国人的洋人宣判为“夷”。他著文说:真正的夷人,指的就是像美国驻福州领事那样的人……是那些以种族自傲、以富自高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是那 些惟残暴武力是视,恃强凌弱的法国、德国和俄国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却以文明自居的欧洲人!
  
   英国驻华外交官威妥玛研究汉学的结果,竟然得出“中国人智力贫乏”的结论。辜鸿铭讥斥他不仅缺乏教养,而且自身恰是个智力极端贫乏者,因为不懂得中国的文 化典籍有精深和浅显的各种层次分别,他能够看懂的恐怕也仅属其中浅显的一类。最后,辜鸿铭还不忘幽上一默:“当威妥玛先生发狂地指责中国人智力贫乏的时 候,他所看到的一定是那些专门写给孩子们的少儿读物。”
  
   辜鸿铭操守廉洁。在上海黄浦浚治局任上,局中洋员贪污巨金,辜鸿铭怒不可遏,拒绝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和说情风,要予惩办。洋员大惧,乃于暮夜袖金十五万求缓,又为其峻拒,表示了超然骨气。
  
    1927年一个秋风萧瑟的雨天,辜鸿铭带着惆怅和遗憾,孤零零从日本回到中国。日本人推荐他做张作霖大帅顾问,当时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自任 大元帅。张作霖对辜一身油光闪亮的清朝服饰和一条灰白的小辫子感到很有趣,匪气十足地劈头就问:“你能做什么事?”这使辜马上联想起42年前刚入张之洞幕 府之时张之洞留给他的印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相随张之洞20余年,虽然不敢说“以国士相待”,但“始终礼遇不少衰”。面对张作霖的劈头一问,辜拂袖而 去。
  
   胡适这样写辜鸿铭: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辜鸿铭当初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 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拖带着假发接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 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
  

见识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辜鸿铭拿张之洞和端方这前后两任湖广总督开涮,他说:“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端方)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

狂傲
  
   泰戈尔和辜鸿铭一起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泰戈尔胜出,但辜鸿铭始终瞧不上他。泰戈尔访华,学人踊跃迎迓,唯辜鸿铭闭门谢客。他认为泰戈尔不懂《易经》,因此也不懂东方文化的精微之论,不如回印度整理诗集好些。
    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 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年轻的胡适从太平洋回到中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好生意气风发时,辜鸿铭却批评他所持乃美国中下层的英语,并言:“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
    北大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不少洋教授,历来受尊重,辜鸿铭却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一天,新聘的一位英国教授到教员休息室,见头戴瓜皮帽、身着秽迹斑斑的长 袍、头上还拖条小辫子的老头蜷曲在沙发里,洋教授冲他不怀好意地一笑。辜鸿铭也不介意,用一口纯正的英语问他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洋教授见此人说这样地 道的英语,为之一震,答道是教文学的。辜鸿铭一听,马上用拉丁语与他交谈,那洋教授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出了洋相。辜鸿铭问:"你是教西洋文学的,如何对 拉丁文如此隔膜 "那洋教授无言以对,仓皇逃去。
  辜鸿铭经常将孟子的那句名言挂在嘴边,“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矣”,他雄辩滔滔,亦诡辩滔 滔,其雄辩与诡辩如山洪暴发,势不可扼,难以阻截,当之者莫不披靡,不遭灭顶之灾不得解脱,英国作家毛姆和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都曾领教过他的历害。有一 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 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 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之者为之面面相觑,林纾 也无从置辩。
   辜鸿铭说:“我向来不拜客。”
   五四运动的时候,辜鸿铭曾在日人所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正报》上发表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学生是暴徒,是野蛮人。罗家伦看报之后受不住了,把这张报纸带进 教室,质问辜先生道:“辜先生,你从前著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 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辜先生气得脸色发青,他很大的眼睛突出来了,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 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趣闻
  
   留学时,辜鸿铭偶然结识了一位英国姑娘,那姑娘可爱、淘气,竟玩赏他的小辫子,并说希望他送给她。辜鸿铭好胜,一时兴起,把父训丢在脑后,操起剪刀,将辫子喀嚓剪下,真的送给了那位姑娘。
   辜鸿铭喜爱三寸金莲。在北大执教时,他去一位学生家看藏书,见到开门丫头的小脚,顿生兴趣。本来他是来看学生所藏宋版书的,此时心意全乱,匆匆浏览。这 位学生悟出先生是想得到这个丫头,自然投其所好送之。那丫头行前把小脚洗了又洗。到了辜府,辜鸿铭捉起丫头的小脚,嗅不到一丝肉香(臭味),趣味索然,差 人把丫头送了回去,并附一信,只书四字"完璧归赵"。
  
   张勋生日,大学者辜鸿铭(1856一1928年)送给他一副对子,说:“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技。”后来,辜鸿铭和胡适说这件事,说“擎雨盖”指的是清朝的大帽子,而“傲霜技”指的是他和张勋都留着的长辫子。
  
    本世纪初,辜鸿铭先生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华府会议。某次酒会上,一个浅薄的美国女士坐在辜鸿铭旁边。望着这个形容古怪的中国老头,她一时找不到话题。在上汤 时,终于忍不住,学着唐人街腔的破碎英语,一字一字地问道:“likke soupee?”(喜欢这汤吗?)辜鸿铭礼貌地点头微笑。女士认为这个Chinaman连最浅的英语都听不懂,便不再答理他了。酒过三巡,辜鸿铭起立致 词,操一口流利典雅的英语,全座为之赞叹不已。辜鸿铭坐下来,也学那女士的腔调,低声问那已经羞得满脸通红的女士道:“likke speechee?”(喜欢我的演讲吗?)
  
   辜先生经常是一副乡村打扮,神情态度亦老气横秋,与人们心目中的懂洋文治洋学的教授,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一次,辜先生在上海乘电车,两个英俊潇洒的洋场 少年,彼此用英文嘲笑衣着土气的辜先生,不料这位看似甚不起眼的土佬竟然立刻用流利的英语“回敬”过去。两少年觉得这样败下阵来心有不甘,于是又用法语继 续嘲笑于他,辜先生立即又用法语狠狠地回击过去,最终使两伙子无地自容,车一到下一站时,赶忙跑了下去。
  
   十岁那年,辜鸿铭跟义父母布朗夫妇到了伦敦.他按照父亲的交代,在伦敦也始终穿着长衫马褂,留着长长的辫子,永远记住自己是个中国人(当时是清末).有一 天,他坐在电车上看伦敦泰晤时报,几个同车的英国人觉得好玩,侮辱辜鸿铭.起初辜鸿铭不理他们,干脆把报纸调头来看.那几个英国人更来劲,说:"看,那个 中国小子连字都不认得,还看什么报纸?".这下把辜鸿铭给惹火啦,他用纯正娴熟的英语把整段文章念出来,然后说:"你们英文才26个字母,太简单,我要是 不倒着看,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
  
   美国的妇运份子特地跑到上海跟辜鸿铭争论关于纳妾的问题,最后辜鸿铭问她:"亲爱的女士,请问你们家的马车有几个轮子?""有四个。""用一个打气筒灌气,还是用四个打气筒灌气?""当然是用一个。""娶小老婆就是这个道理!"
  
    辜鸿铭很重视维护儒家学说的传统价值,1893年他在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备铸币厂时,有一天铸币厂的外国专家联合请辜鸿铭吃饭,大家对辜很尊重,推他坐 首席。宴会上,有一个外国人问辜鸿铭:“你能否给我们讲讲贵国孔子之道有何好处?”,辜鸿铭立即说道:“刚才大家推我坐首席,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今天 大家都象你们西方所提倡的竞争,大家抢坐首席,以优胜劣败为主,我看这顿饭大家都吃不成了,这就是孔学的好处!”
  
   1891年,俄罗斯皇储携内戚希腊世子来中国游玩,依照条约规定的特权舰船耀武扬威地停泊在汉口。湖广总督张之洞尽地主之谊,前往舰上拜谒俄罗斯皇储,身 为幕僚的辜鸿铭随同前往充当翻译。期间,留着长辫的辜鸿铭流畅的法语令皇储非常惊讶。数日后,张之洞设宴款待俄罗斯皇储一行。席间皇储为避中国人,用俄语 和希腊世子交流,说晚上另有约会,应节制食量。辜鸿铭暗笑,用俄语对皇储说:“此餐非常卫生,请您尽兴品尝,也请转告世子多吃一点。”皇储越发惊讶,眉宇 间的傲气顿时消失。张之洞饭后有吸鼻烟的习惯,未见过鼻烟子用希腊语问皇储:“总督鼻吸何物?”辜鸿铭听后便和张之洞耳语一番,接过张之洞的鼻烟递给希腊 世子,皇储和世子都大惊失色。俄罗斯皇储到达上海时逢人便说:“汉口见张总督,有辜某所通语言至博,各国无此异才!”
  
   二十世纪初辜鸿铭在上海任职时,曾与几个外国朋友逛十里洋场。洋人见沿途艳旗高张、娼馆林立,惊异上海的卖淫妇何其多也。辜鸿铭巧言遮丑, 说:rostitude,destitude(卖淫者,卖穷也),隐含的意思是并非中国妇人品行不佳,而是因穷途末路,不得已而为之。
  
   1913年,袁世凯搞“善后大借款”时,六国银行团的德国代表科士达因不懂中文,想找一个英文德文均精通的中国人来做翻译,便锁定辜鸿铭为最佳人选。辜鸿铭自恃身价,开口就要六千银元的月薪。银行团只得答应。辜鸿铭聘期一到,就立即走人。
  
    辜鸿铭长期受的是西方教育,在黑板上写错汉字的事时有发生。有次讲《晏子春秋》时,他把“晏”写成“宴”。经同学指出后,他很尴尬。一边纠正一边自语: “中国汉字真讨厌,‘晏’与‘宴’不过把‘曰’字的部位换一下而已,字义就不同了。英语中就没有这样调皮捣蛋的。”有个好事的学生指出英语中也有。比如 “god(上帝)”倒过来就成了“dog(狗)”了,将了他一军。辜鸿铭一耸肩一摊手一笑了之。
  
   辜鸿铭虽然学贯中西,但字丑的要命。陈昌华先生《我知道的辜鸿铭先生》中说:“我曾亲眼看见他写的‘求己’二字,初看时,我不相信是他写的,他自己署名那 个辜字中,十字和口字相离约摸有二三分阔,谁相信这是鼎鼎大名的辜鸿铭先生写的呢?”罗家伦在北大听过辜氏讲英国诗的课,写《回忆辜鸿铭先生》,也说“在 黑板上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张中行《负暄续话》中也谈到辜氏的字,说:“我前面提到的《春秋大义》,扉页的题字正可以作证,十几个汉字, 古怪丑陋且不说,笔画不对的竟多达五个。”看来辜氏的字丑,大家是有共识的。“但是我想,”张先生又说,“这出于辜氏就再合适不过,因为,如果竟是赵董或 阁馆,那就不是辜鸿铭了。”
  
   胡适《记辜鸿铭》记载,民国十年十月十三夜,胡适的老同学王彦祖先生请法国汉学家戴弥微先生在他家中吃饭,陪客的有辜鸿铭、徐墀、胡适。入座之后,戴弥微 的左边是辜鸿铭,右边是徐墀。大家正在喝酒吃菜,忽然辜鸿铭用手在戴弥微的背上一拍,说:“先生,你可要小心!”戴先生吓了一跳,问他为什么,他说:“因 为你坐在辜疯子和徐颠子的中间!”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CrankyHsü”和“CrazyKu”这两个绰号。
  
   胡适写辜鸿铭的文章有误,辜要求胡适在报上正式道歉,否则向法院起诉。大半年后,胡适见到辜,问"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辜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
  
    有一次,辜鸿铭先生与曾驻节海外多年的梁松生先生打赌,说能背出英语的《失乐园》全文,梁先生不信,于是辜先生拿出那本书,交到别人手里,一定要人家听他 背完全文,结果是,他滔滔不绝地真把上千行的弥尔顿的《失乐园》完全背诵出来,而且一个字都没错。为了赢定对方,他还要接着再背另外一篇文章,后来在大家 的劝阻下方才罢休。凌叔华在回忆文章中说:辜的眼睛“像猫儿眼宝石那样闪耀着光彩,望着他,使人佩服得要给他磕一个头。”
  
   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六十岁生日,嘉兴才子沈曾植(进士出身,满腹经纶)前来祝寿,辜鸿铭高谈阔论中西学术制度,沈曾植却一言不答,辜鸿铭甚感奇怪, 问他为何不发一言?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懂;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两年后,辜鸿铭听说沈曾植前来拜会张之洞,立即叫手下将张之洞 的藏书搬到客厅,沈曾植问辜鸿铭:“搬书作什么?”辜鸿铭说:“请教沈公,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书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说:“今后,中 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辜鸿铭喜欢狎妓。民国以后,辜鸿铭做了北京袁世凯政府的议员。一天,开完会后,他收到三百块大洋的"出席费"。他知道这是袁世凯收买人心,立即拿了这笔钱 去逛妓院。他把北京八大胡同每个妓院遛了一遍,让妓女们鱼贯地从他身边走过,每唱一次名,他就赏一块大洋,直到三百大洋散光,他才扬长而去。他同情妓女, 认为她们卖淫是卖穷。
  
   辜氏不仅喜欢嫖,还喜欢赌,嗜好麻将。有次与人"叉麻雀",摸得一手好牌,完全可能赢,最后因少了一张牌做了"相公"。洗牌再战时,众人发现这副牌的确短了一张,遍寻不着,最后发现挂在辜鸿铭的嘴边。原来他打得太专心了,误将麻将当雪茄叼了起来。
  
   辜鸿铭虽然喜欢打麻将,但牌技很差,基本上输多赢少。由于当官的时候拒绝以肮脏的方式接受贿赂,辜鸿铭总是缺钱花。一旦有点儿收入,他就聚众打麻将。等口袋里的钱输得差不多了,他才忍痛起身,恋恋不舍地离去。

风采
  
   辜鸿铭的学问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鸿铭的装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回国之后,乃至当幕僚期间都是西装革履,后来便是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足蹬 双梁布鞋,脑后拖着一条黄毛小辫,而且进入民国之后,他也衣冠不异昔时。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 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 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 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生活中的辜鸿铭,最讨厌的就是装饰打扮自己。所以,他常年穿一件油光可鉴、上面处处闪耀着鼻涕和唾液痕迹的长袍。拜访过辜鸿铭的英国文豪毛姆在《哲学家》一文中曾经写道,辜鸿铭身上的衣服,已经“很不适宜穿戴了”。
  
    辜鸿铭就任黄浦浚治局督办的时候,“胡须挂珠”的故事曾经流传很广。据他的马来亚同乡伍连德回忆,辜鸿铭拉碴的胡子上挂满汤珠,是他常见的“雅”态。爱干 净的人和他一起吃饭,实在是件恐怖的事。他的手下更苦,看着上司在那儿唾液飞溅滔滔不绝,不能出言提醒,还得千方百计不让自己笑出来。

癖好
  
   辜鸿铭雅好小脚,他有一套奇谈怪论: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婀娜多姿,会产生柳腰款摆的媚态,那小足会撩起男人的遐想。他认为,女人的奇绝之处全在小脚。他还有 一套品味小脚的七字诀:瘦、小、尖、弯、委、软、正。他还说:“前代缠足,实非虐政,我妻的小脚,乃我的兴奋剂也。”
  
   辜鸿铭喜妇人小脚。康有为送他一副“知足常乐”横幅,辜鸿铭说:“康有为深知我心。”

爱情
  
   辜鸿铭的元配夫人叫淑姑,是他理想中的妻子:小足、柳腰、细眉,温柔、贤淑。
  
   辜鸿铭与淑姑感情甚笃,从结婚之日起,他就把她的小脚视为珍宝。每当无聊时,辜就让他脱掉鞋子,把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一层一层地解开,低下头,贴近鼻子,如 闻花香,感到无限舒坦。作文时总把淑姑唤到身边,让她把瘦如羊蹄的小脚放到他事先准备好的凳子上,他右手执笔,左手抚弄妻子的脚丫子,时捏时掐,像玩佛手 一样,自得其乐。据说此时,他顿觉思如泉涌,下笔千言。
  
   辜鸿铭的妾吉田贞子是日本鹿儿岛的士族,出生于大阪,长在心斋桥附近。吉田贞子的父母便是在华经商的日本商人,他们一直在汉口经营一间干货铺,但因战争的 影响,难以维持生计了,他们便离开了汉口,在中国四处谋生。贞子后只身一人来中国寻找自己父母,在汉口没有寻到双亲的她被拐卖到一家青楼暂做了端茶的侍 女。因她坚持不做妓女,因而经常遭到鸨母的打骂,日子非常艰辛。
  
   辜鸿铭有逛青楼的嗜好,回国后在张之洞幕府做洋文案时常与一干友人到青楼寻花问柳。有一天闲来无事,辜鸿铭和一帮朋友又去青楼消困解乏,遇到了清新可人的贞子。
  
    辜鸿铭与贞子攀谈,精通日语的他很快听出了那位姑娘的日本语调,由此断定她一定是一位来自日本的姑娘,生性爱开玩笑的辜鸿铭用日语笑嘻嘻地问道:“你是日 本人?”那女子听到日语,被感动得流下泪来。辜鸿铭见状,顿时起了恻隐之心,拉她细聊。贞子向辜鸿铭诉说了自己的遭遇。辜鸿铭便许诺要为贞子寻找父母。辜 鸿铭花了200两银子为贞子赎了身,并给贞子五十两银子作寻找父母的路费。
  辜鸿铭和贞子的缘分并没有就此而结束,一次辜鸿铭和贞子在街上的巧 遇成就了他们日后美满的婚姻。那天辜鸿铭上街买纸墨,正好碰到了在街上漫无目的走着的贞子。贞子告诉辜鸿铭她已经在武昌街头流浪了一个多月,父母还是了无 音讯,银子也快花完了,不知道以后怎么办才好。辜鸿铭觉得她十分可怜,就让她到自己家中暂时住下。
  来到辜府,辜鸿铭就把贞子的事情全盘告诉了 正在等自己的夫人淑姑。淑姑也是个极为贤淑大度的人,见丈夫肯用200两纹银替这位姑娘赎身,又把她带回了家,而且见这位姑娘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也就欣 然同意了,还亲自为这位日本姑娘准备了一个房间。和贞子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淑姑觉得她不仅知书达理,而且对自己也颇为尊敬,在淑姑的一手撮合下,辜鸿铭 迎娶了这位异国的小妾。
  
   贞子在辜鸿铭的帮助下找到了父母。她经过一段时间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还是决定留在中国陪辜鸿铭。辜鸿铭发现和贞子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地幸福,他几乎夜夜要求 贞子陪伴,以至于养成了无她相伴无法入睡的习惯。用辜鸿铭自己的话说就是:“吾妻淑姑,是我的‘兴奋剂’;爱妾贞子,乃是我的‘安眠药’。此两佳人,一可 助我写作,一可催我入眠,皆吾须臾不可离也。”而过于依赖“安眠药”的辜鸿铭也有为这位姨太太黯然神伤的时候。有一次,辜鸿铭不知因何惹怒了一向温顺的贞 子,贞子故意连续几天早早地关了房门,辜鸿铭连续几天从书房写完东西想在贞子屋里就寝,都碰了钉子。没有了“安眠药”的日子,辜鸿铭真是觉得度日如年,每 天白天虽有“兴奋剂”的照顾,但没有“安眠药”的夜晚却是怎么也无法入睡。平时文思时刻都如泉涌的辜鸿铭十几天都无法安然入睡。妻子淑姑看在眼里,于是策 划了一场由辜鸿铭作主角、以恢复感情为目的的大戏开演了。
  
   一天早晨还没等贞子起床,辜鸿铭就早早地等在了贞子屋门口,此时的辜鸿铭俨然一副仆人的架势,打好洗脸水,端着贞子最爱吃的早点,恭敬地在旁候着。贞子也 像往常一样按时起床,准备打水洗脸的,忽然瞥见在旁毕恭毕敬站着的辜鸿铭,不禁大吃一惊:这么早,老爷站在这里做什么?辜鸿铭抬头一看,贞子正吃惊地望着 自己,赶忙按照淑姑的吩咐,满脸笑容地端着洗脸水走上前去,说道:“夫人,早晨好。我为你准备了洗脸水还有你最喜欢吃的早点,希望夫人原谅我以前的过错, 以前都是我的错……”贞子的脸慢慢露出了笑容,辜鸿铭见状,趁热打铁,递上洗脸巾,作半揖状说道:“夫人要是不肯原谅我,我就每天都为夫人准备洗脸水,还 这样半揖地等到你原谅我的那天为止!”贞子见状,忙扶起辜鸿铭,两人相视开怀一笑,又和好如初了。
  
   在兴奋剂和安眠药的照顾下,辜鸿铭觉得非常地开心,有时兴致所致,也会丢下家中的两位宝贝,留踪于青楼妓院,不管外人怎样看待自己的“风流倜傥”,“又要忠,又要孝,又要风流,乃为真豪杰;不爱财,不爱酒,不爱夫人,是个老头佗。”
  
    吉田贞子在陪伴了辜鸿铭18年之后,因病去世,她给辜鸿铭留下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失去了“安眠药”的辜鸿铭哀伤不已,陷入了深深的悲痛和思念之中。他 特地在上海的万国公墓为她选了一块墓地并亲手立碑纪念,上书五个大字:日本之孝女,把这五个字作为他给这位爱妾一生的评价,并为贞子深情地写下了一首悼亡 诗,这首悼亡诗这样写道: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
  
   两年后,辜鸿铭均在出版的英文书籍的扉页动情地写道“特以此书献给亡妻吉田贞子。”贞子死后,辜鸿铭特意留下了她的一缕头发,已经习惯夜夜由贞子做伴的辜 鸿铭自然忍受不了突然失去贞子后孤枕的夜晚,每晚必然把那缕头发置于枕下。在辜鸿铭的晚年,他接受了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在1924年至1927年期 间曾多次前往日本讲学,并在日本引起了轰动。辜鸿铭到了日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阪的心斋桥,也就是吉田贞子长大的地方凭吊亡妻。
  
   1928年3月,辜鸿铭突然发高烧,各种治疗均告无效,身体日渐衰微,4月30日病逝于北京家中,终年72岁。儿女将生前一直相伴着他的那缕吉田贞子的头发与他一起下葬。
  
评价
  
   李大钊说:“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张中行先生说:“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温源宁对辜的评价是:“大家都接受的,他反对。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视。与众不同是他的快乐和骄傲。因为时兴剪辫子,所以他留着。如果别人都有辫子,我敢断定辜一定是第一个剪去。”
  
    凌叔华在《记我所知道的槟城》一文中,说自己曾听父执辈谈起辜鸿铭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书的,他开口老 庄孔孟,闭口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袋,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院的图书馆还多几册吧?”
  
   一代文豪、翻译大家兼幽默大师林语堂对辜鸿铭推崇备至,尝言:“他是具备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这时代中的人能有的。”
  
   文化巨匠吴宓曾以“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加誉辜鸿铭,并说:“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
  
   著名翻译家、文学家、革命志士苏曼殊由此感慨地说:“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
    
   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就说:“他是热情的爱国者,曾首先高呼‘中国人是中国的主人’,‘中国人是自家的主人,就像欧洲人是自家的主人一样’。”
  
   曾作过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说,在国外他看见一本英文杂志里刊有辜鸿铭的一篇文章,所采用的体裁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常用的问答传习体,“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绝”。
  散文兼翻译大家梁实秋说:“先生(辜鸿铭)深于英国文学之素养。”
  
   英国有名的学者鄂方智主教,认为辜鸿铭“用英文所写的文章,以英国人看,可以和维多利亚朝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并”。
  
   一位叫尤光先的中国学者甚至说:“他在留学时代,用英文所写的零篇碎简,都博得欧陆人士的好评。”
  
   《扬子江流域》一书的作者白特夫人,就曾对辜鸿铭的英文诗大加赞赏,在辜鸿铭去世后,她叹息道:“辜鸿铭死了,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却还没有出生!”   
  
    关于辜鸿铭的国学,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博士有段颇见心得的看法:“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具有高瞻远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他探究其精髓、特征及伟 大功绩之所在,并指陈它的缺失,是相当充分的。在比较衡量西方文化及其思想的领域中,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 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除此之外的研究,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  
  
   曾任段祺瑞内阁总理的许世英亦说:“鸿铭先生,名德硕彦,久为世重。”现代学人震瀛说辜鸿铭“是中国惟一的文人最得外国人崇拜的”
  
影响
  
   辜鸿铭在中国的声望,远不如在西方来得隆重。辜鸿铭在欧洲文化界所得到的赞誉和评价,远远高于国内。
  
   北京有一个叫鄂方智的西方主教,他对大翻译家林语堂的英文非常看不上,却拜服在辜鸿铭面前,他说,辜鸿铭“用英文所写的文章,以英国人看,可以和任何朝代任何大文豪的作品相比并”。
  
   法国文豪罗曼·罗兰说:“辜鸿铭在欧洲是很著名的。”
  
   丹麦评论大家勃兰兑斯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
  
   马伯援有段回忆:在美国时,他曾到图书馆去看辜鸿铭的著作,颇惊其多。图书馆的小姐说,“辜先生的书籍,在英美图书馆里,不仅是多,而且宝贵”。
  
    1920年沈来秋到德国,接触过不少社会人士,包括劳动群众,“出乎我意料的是,辜鸿铭的名字流传于人口”。“这一时期,德国人士认为,可以代表东方文化 的有两个人,除了辜鸿铭之外,便是印度的泰戈尔。泰戈尔只是一个诗人,而辜鸿铭除了是哲学家、文学家之外,还是一个政论家。”另一位留学生嗣銮也说起留德 六七年刺激最深的两件事: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奈尔逊对辜鸿铭极为佩服,当得知辜鸿铭生活困难时,竟还为他筹款;有一位教授郑重其事地宣布,学生中若不 懂辜鸿铭,则不准参加有关讨论。
  
   奈尔逊教授就曾著文说:“我读辜鸿铭的书,至今已十几次了,多读一次,即更有所得一次。并世同辈中,吾所佩服者当以辜鸿铭为第一。”  
  
    因为推崇辜鸿铭,欧美国家的报刊一而再、再而三地刊登辜鸿铭的文章,尽管它们不少是讽刺詈骂这些列强国家的。如说英格兰人傲慢,苏格兰、德国人自私,美国 人粗俗,俄国人残暴,辜鸿铭一张利嘴,几乎骂遍所有西方人。1920年的美国《纽约时报》星期杂志,刊有辜鸿铭的论文《The Uncivilization United States》(《没有文化的美国》),中间插入辜鸿铭身着前清顶戴、朝服后拖一根大辫子的漫画像。辜鸿铭在批评美国文学时,毫不客气地说美国除了爱伦· 坡的诗外,没有一首好诗。生平痛骂西人而反以此见重于西人,辜鸿铭算是一个独特的样板。 
  
   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说:“在旧中国,哪儿有人可与辜鸿铭先生相提并论?他是惟一通晓东学和西学的中国人,我承认我欣赏他,我承认我爱他。”
  
    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博士艾恺在《文化守成主义论——反现代化思潮的剖析》一书中也有言:“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 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在那时代,辜氏极受欢迎,他的书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所必读,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西方多位哲学 家引用其书为重要权威;西方客人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博士说:“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具有高瞻远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除此之外的研究,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曾写信向辜鸿铭请教。
  
   英国文豪毛姆认为辜鸿铭是一个“声高望重的哲学家”、“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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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

四、林语堂
  
   幼时看赵雅芝出演的《京华烟云》,很是为那个姚木兰倾倒,她怀真情、持深情、涌激情、凝柔情、抒豪情、聚慈情、捧哲情,胸怀儒释道交融的精神风范,堪称中国女子的完美典范。
  
   后来我知道创作这个完美形象的人叫林语堂,是他在旅居巴黎时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间用英文写就的。

  幽默
  
   第一个将英语单词“humour”译成中文的应该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但是,第一个将“humour”翻译成“幽默”的却是林语堂。
  
    英文“Humor”曾有多种译法,王国维将它音译为“欧穆亚”,李青崖意译为“语妙”,陈望道译为“油滑”,易培基译为“优骂”,唐桐侯译为“谐稽”,林 语堂译为“幽默”。林语堂解释道:“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 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结果,最终是林语堂的译法普及开来,林后来也被称作“幽默大师"。

言论
  
   林语堂好刻薄,他曾经说:“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
  
   林语堂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写道: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
  
    他在《吾国吾民》中写道: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
  
   林语堂说:人类能梦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而同样重要的是有时能嘲笑一下自己的梦想。
  
   林语堂在《一夕话》中写道: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
  
   林语堂曾自我介绍:“我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
  
   1933年12月8日,林语堂在上海某大学演讲《关于读书之意见》,他说:“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
  
   《人世间》停刊,林语堂又创办杂志《西北风》。他说,用西北风并无什么深意,浅一些说,我们认为西北风的尖锐,能使人兴奋;不若东南风,使人感到软绵绵的。
  
   林语堂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读书,说学校专读教科书,而教科书并不是真正的书。读一部小说概论,不如读《三国》、《水浒》;读一部历史教科书,不如读《史记》。
  
   林语堂自称,成功秘诀是写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有见地,有力量。
  
   林语堂自诩为“一捆矛盾”。但在这番“矛盾”的自白中,却没有包括他的最矛盾的两句话:“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
  
   林语堂说:“欲探测一个人中国人的脾气,其最容易的方法,莫过于问他喜欢林黛玉还是薛宝钗。假如他喜欢黛玉,那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假如他赞成宝钗,那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有的喜欢晴雯,那他也许是未来的大作家;有的喜欢史湘云,他应该同样爱好李白的诗。”
  
   林语堂说:许多女人喜欢模仿男人的行动举止,这正是女人受到束缚的象征。只有当她以生为女性为荣时,才真正伟大。
  
   下面一句说的够狠:
   林语堂说: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骂以出气,这与向来妓女骂妓女,因为不敢骂嫖客一样道理。
  
爱国
  
   “七七”事变后,林语堂在大洋彼岸向全世界呐喊:“为了中华子孙能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该和日军拼一拼啦!”
  
   林语堂曾说,《京华烟云》是为“纪念全国在前线牺牲的勇男儿”。
  
    抗战期间,林语堂仅曾于1940年和1944年两度回国,但他不忘撰文为国家宣传,指出日本的困境,并指责美国两面手法,不愿援助中国,反而卖废铁、汽油 等物资给日本,间接协助危害中国。林语堂在《读者文摘》上发表文章,强调国际面对的威胁不在炸弹,而在概念,他强调,文明一定会战胜愚昧,侵略者一定会失 败。
  
   1940年 5 月,林语堂偕夫人与女儿由美返国,在重庆北碚购置了一幢四室一厅的五间居室作为住家。后来当他重新出国时,毅然将其住房捐献给正处在困难 中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留下一封充满爱国热情的信给中国作 家们,说:“贵协会自抗战以来,破除畛域,团结抗敌,尽我文艺界责任,至为钦佩。鄙人虽未得追随诸君之后,共纾国难,而文字宣传,不分中外,殊途而同 归。??弟与诸君相见之日即驱敌人海之时也。”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林语堂的恋乡爱国之情也与日俱增,愈来愈浓烈。他在美国居住 30 年,却始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他说:“许多人劝我们入美国籍,我说这儿不是落根的地方;因此,我们宁愿年年月月付房租,不肯去买下一幢房子。”身居异国的 高楼大厦,他却愈来愈思念纯朴幽美的闽南故乡,说:“少居漳州和坂仔之乡,高山峻岭,令人梦寐不忘。”
  
   林语堂结束第一次短暂访问台湾返美后,对美国政界兴起“两个中国”的说法相当不以为然,多次激烈批判,指美国观念错误,不了解中国人。他说,美国人想搞两个中国,不但“不了解蒋介石”,“也不了解毛泽东”。
  
嗜好
  
   烟在林语堂的一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这句话,就是他发明的。他把太太允许他在床上抽烟看成是婚姻美满的标准,也可以算是天下“瘾君子”中之佼佼者了。
  
    林语堂一生嗜烟,他曾经戒过一次烟,但后悔不已,留下妙语若干。他说:“从一个吸烟者戒烟的短期中的经验的若有所失的感觉,最足以显示吸烟的艺术的实际的 价值。每个吸烟者一生之中,免不了欠少思量的时候忽有想和尼古丁女士脱离关系的尝试。”“我有一次,也很欠思量的戒烟三个星期。但后来终究为良心所驱使而 重新登上正当的途径。从此我就立誓不再起叛逆之心。”“只要我的自主力和道德观念一日存在,则我一日不做背叛的尝试。”他认为戒烟是懦夫的行为:“在我这 次做懦夫的三个星期中,我竟会故意拒绝一件我所明知具有巨大的提升灵魂力量的东西。其经过实在是极为可耻的。现在我已恢复了理智,每当回想这件事时,我正 不解当时这种道德的不负责任行为何以竟会维持到这般久。我在这痛苦的三个星期中,内心日夜交战着。”“当时我的动机其实很可笑,我不解以宇宙中的人类而 言,为什么不能吸烟?对这句问话,我现在实在找不出答语。”
  
   七十岁在香港始与林语堂有深交的国学大师钱穆曾撰文提到林语堂的一段小故事。他记忆中抗战时在成都初次与林语堂见面,林语堂就是两指夹着烟卷,一面抽烟, 一面谈话,烟卷积灰渐长,林语堂谈话不停,手边附近又没有烟灰缸。钱穆一面看着,一面担心若烟灰掉落,将有损主人地上美丽的地毯。林语堂似乎漫不在意,且 直到烟灰已长及全烟卷十分之七的程度,“却依然像一全烟卷,安安停停地留在语堂的两指间”。后来他与林语堂相交久了才了解,"我行我素"只是林语堂的外 相,“但语堂另有他内心之拘谨不放松处”,“语堂之幽默,在我认为,尚不专在其仅抽烟卷之一面,乃更有其烟灰不落之一面” 。

性情
  
   1927年,林语堂一听陈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动,就参加了汉口的革命政府,担任了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地位仅次于部长陈友仁。9月,林语堂离开了武 汉。这6个月,是林语堂一生中惟一的官场生涯。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 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林语堂自认为是“吃植物的”,“决不做政治家”成了他终身的宗旨。他曾经写过:“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 天堂。”
  
   林语堂的做人准则是:“人在世上只能求做个合情理、和气、平易近人的人,而不能希望做个美德的典型。”所以,他可以原谅别人的缺点,自己也不求完善。林语 堂在几乎不会提防任何人,正如他的女儿所说:“父亲心目中无恶人,信赖任何人。”上海时,林语堂雇了一个小瘪三在家里当差,他雇佣那个小瘪三的理由是,那 家伙聪明。此人确很聪明,他会修理电铃,会接保险丝,悬挂镜框,还会补抽水马桶的浮球。更让林语堂开心的是,那家伙会修理打字机。林语堂的幼稚病又犯了。 他爱屋及乌地把小瘪三用英语、国语、上海话、厦门话骂人的本领看成语言天赋,并愿意替他出学费,让他去念英语夜校。幸好,那家伙不成器,没有去念。后来, 林语堂家里又雇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佣。这小瘪三与这个女佣好上了,两个人串通好偷林家的银器到外面去卖。林语堂从没有怀疑他们,还是等这两个家伙在外面因 偷东西被捕入狱,自己招供之后,林语堂才明白过来。
  
   又有一次,林语堂夫妇带着孩子们到无锡去玩,本来说好第二天才回来,可是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他们改变了初衷,当天晚上回家了。到家之后却发现,厨子和洗 衣服的女佣人睡在他们的床上。这可把廖翠凤气坏了!她立即把他们赶下楼去,并让孩子们的保姆换了床单。第二天,廖翠凤执意要赶这两个人走。林语堂又发慈悲 了。他替厨师求情,理由是“他烧的八宝鸭实在好吃”,而那个洗衣妇却没有脸面再留下来了。厨子却因祸得福,把他在乡下的妻子接到上海来,顶了洗衣妇的职 务。这又是林语堂的主意。
  
   林语堂曾为自己做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在台湾阳明山,自己设计房子,用几根西方螺旋圆柱,顶着一弯回廊,绕着的却是一个东 方式的天井。 林语堂把在台北阳明山家中的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他受儒家“有为”的思想影响,也欣赏道家的“无为”;生活态度是以 “有为”为中心,但也往往有“不为”的事。

趣闻
  
    1925年底,受南方革命浪潮的影响,北京发起了盛况空前的“首都革命”,“驱逐段祺瑞”的口号响彻了古城内外。林语堂 不安分的热血又开始沸腾了。他放下手头的笔,和普通群众一样,拿着棍子、石头等简单防御工具,和当局雇来的流氓展开了肉搏战。林语堂早年苦练的棒球技术发 挥了威力,他投起石头来,又准又狠。围观的群众不断地叫好,源源不断地给他补充“枪弹”。 这一次搏斗,林语堂的眉头被击中,鲜血直往外冒。周围的人劝他回家休息休息,林语堂坚决不肯。林语堂满身是血地回来,廖翠凤很是心疼,她警告林语堂,以后 不准再上街。可她刚怀上了第二胎,行动不便,一不留神,林语堂又偷偷摸摸地带了一袋子石头出门了。以后,只要一提起“用旗竿和砖石与警察相斗”的经历,林 语堂就会眉飞色舞地讲起当年他如何地用掷垒球的技术大显身手,言词之间,满是骄傲和自豪。
  
    “五卅”惨案后,记者邵飘萍和林白 水未经审问就直接被杀害了,林语堂也上了军方的黑名单。廖翠凤生完二女儿回来,居然发现她不怕死的丈夫还在案桌上写要命的文章。“这下子好了!”翠凤叫 道。接着,她又在阁楼上发现了一个自制的绳梯。林语堂还在奋笔疾书,头都没抬地说,那是必要时用来跳墙逃走的。廖翠凤急了:“要走大家走!我一手抱一个 (孩子),一手拖一个(孩子),怎么跳墙!”
  
    林语堂担任了《论语》的主编,他制订了《论语社同人戒条》:
    一、不反革命。
    二、不评论我们看不起的人……但我们所爱护的,要尽量批评(如我们的祖国,现代武人,有希望的作家,及非绝对无望的革命家)。
    三、不破口大骂(要谑而不虐,尊国贼为父固不可,名之为王八蛋也不必)。
    四、不拿别人的钱,不说他人的话(不为任何方作有津贴的宣传,但可做义务的宣传,甚至反宣传)。
    五、不附庸风雅,更不附庸权贵(决不捧旧戏明星,电影明星,交际明星,文艺明星,政治明星,及其他任何明星)。
    六、不互相标榜,反对肉麻主义(避免一切如“学者”、“诗人”、“我的朋友胡适之”等口调)。
    七、不做痰迷调;不登香艳词。
    八、不主张公道,只谈老实的私见。
    九、不戒癖好(如吸烟、啜茗、赏梅、读书等),并不劝人戒烟。
    十、不说自己的文章不好。
  
     当《论语》创刊号即将付梓,忙得焦头烂额的林语堂才突然发现忘了请人题刊头。对一本杂志而言,刊头是门面,是第一眼印象,万万马虎不得。上海略有影 响力的杂志都是备重金,请有名的书画家题字,以便扩大影响力。章克标急得团团转,就要拿去工厂印刷了,一时半会找谁来题字?章提议用老宋体充数。林语堂吸 了一口烟,他拿出宣纸,闭眼凝神一刻,提笔写了“论语”二字。“郑孝胥的字?”章克标又惊又喜,“玉堂,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原来,林语堂平时好 练毛笔,常在家里模仿名满上海的郑体字,已经有七八分神似,现在是好刀用在了刃上,解了燃眉之急。《论语》刊行后,还真有不少人张冠李戴,以为《论语》刊 头是郑孝胥的题字。《论语》内部人也来打听,问林语堂是怎么请动郑孝胥的。林语堂摆摆手,笑而不答,一袭长衫绝尘而去。
  
    林汉 达编《标准英语读本》,由世界书局出版,林语堂的《开明英语读本》马上黯然失色。林语堂便不依不饶,声称林汉达抄袭自己,一场官司打下来,法庭认为抄袭之 说不成立。但是南京教育部的蒋梦麟发话,说《标准》确有抄袭之嫌,禁止发行,于是法庭只判开明书店赔偿30块大洋。开明书店取得了事实上的胜利,世界书局 从此不再染指教材。林汉达不服,亲自跑到南京去申诉,结果被教育部次长一阵数落:“人家是博士,你不过是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林汉达气得跑到美国去深 造,誓雪此辱,但是等他博士学成回国后,林语堂却移居美国了,人家的大作《吾国与吾民》还在美国的畅销书榜上停留了50多周。
  
     林语堂不但文章好,而且言谈风趣。有一次,纽约某林氏宗亲会邀请他演讲,希望借此宣扬林氏祖先的光荣事迹。这种演讲吃力不讨好,因为不说些夸赞祖先的 话,同宗会失望,若是太过吹嘘,又有失学人风范。当时,他不慌不忙地上台说:“我们姓林的始祖,据说是有商朝的比干远相,这在《封神榜》里提到过,英勇的 有《水浒传》里的林冲;旅行家有《镜花缘》里的林之洋,才女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另外还有美国大总统林肯,独自驾飞机越大西洋的林白,可说人才辈 出。”
  
郭沫若指责林语堂:“叫青年读古书,而他自己连《易经》也读不懂。非但中文不好,连他的英文也不见得好。”林反驳说:“我的英语好不好,得让英国人或美国 人,总之是懂英语的人去批评。你郭沫若没有资格批评我的英语。至于《易经》,郭沫若也是读的,我林语堂也是读的。我林语堂读了不敢说懂,郭沫若读了却偏说 懂,我与他的区别就在这里。”
  
   林语堂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蜚声海外。他的《吾国吾民》译成西班牙文后,他在南美的知名度也提得很高。当进,巴西有一位贵妇人,内心钦慕林语堂,恰好有人 赠给名马一匹,于是给这匹马取名为林语堂。后来,这匹马参加马赛,巴西各报,都以大幅标题登出 “林语堂参加竞赛”。比赛结束,这匹马没有得名次,当日晚报的标题就成了“林语堂名落孙山”,而夺标的马倒没有消息。消息传到美国,有人将此事告诉林语 堂,林语堂微微一笑,说:“并不幽默。”
  
   林语堂对什么都感兴趣。1936年,林语堂举家从上海搬到美国后,没有佣人,家务样样都得自己做。林语堂对擦皮鞋很起劲,他站在路上仔细观察擦皮鞋的黑人 小童怎样把皮鞋擦得发亮,然后教孩子们。林在在鞋上抹油,用一条软布劈劈啪啪地擦,他的手势就和街口小童一样,擦出来的鞋和小童的一样光亮,他得意得不得 了。林语堂对什么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往往滔滔不绝地讲给自己的孩子听。比如他告诉孩子们,在浴缸里洗澡之后顺手用水抹一下浴缸,便不会留下圈子,他也起 劲地这么做。
  
   1938 年林语堂全家离美旅欧,羁留巴黎时,适逢慕尼黑事件发生,欧洲 形势十分紧张。当他听完希特勒的广播讲话后,愤怒地喊道:“世界是没有 上帝的,假使是有,应当使希特勒在演说中间停止心脏的跳跃,以挽救世界的和平。”由于局势的影响,林语堂有 5 天时间停止写作。当事件平息后, 林语堂又幽默起来了,他说,他要写一张个人损失的清单,损失 5 天的工作 时间,按每天 100 元计算,共计 500 元。他要希特勒赔偿这笔经济损失。
  
   林语堂游西湖,看见博览会塔,心中大为不满,以为好似美人脸上的一点烂疮。他说:“我由是立志,何时率领军队打入杭州,必先对准其放炮,先把这西子脸上的 烂疮,击个粉碎,后人必定有诗为证云:西湖千树影苍苍,独有丑碑陋难当;林子将军气不过,扶来大炮击烂疮。”
  
   面对法西斯的战争威胁,林语堂竟异想天开地想以幽默来防止战争。他说:“派遣五六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幽默家,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给 予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那么世界便有救了。”
  
   林语堂唯一的运动是逛大街,另有就是在警察看不见的时候,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草地上躺一躺。
  
   有朋友问:林语堂,你是谁?林语堂回答: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有上帝知道。
  
   林语堂在杭州玉泉买一铜雀瓦,付款后对摊主说这是假的。摊主严词诘问:“你为什么要买假古董?”林回答:“我就是专门收藏假古董的。”
  
    林语堂很崇拜明末清初的李香君。李香君以弱女子之身,怒斥魏忠贤的干儿子们,语堂称她为奇女子。他托友人重金求得一幅李香君的画像,终日带在身边,并提了 一首“歪诗”,是一首六言的打油诗:“香君一个娘子,血染桃花扇子。义气照耀千古,羞杀须眉男子。香君一个娘子,性格是个蛮子。悬在斋中壁上,叫我知所观 止。如今这个天下,谁复是个蛮子?大家朝秦暮楚,成个什么样子?当今这个天下,都是贩子骗子。我思古代美人,不至出甚乱子。”
  
   林语堂胃口好,食量大,爱吃爱喝,就是生病的时候,他也可以吃双倍的东西。他自己说:“我会医自己的病,就是多吃东西的方法,我的病就会好了”。 林语堂最喜欢吃烤牛肉,而且最爱在半夜里吃东西,为了这事,他妻子时常笑他。有一天夜里,他觉得肚子饿了,起来一口气吃了五只鸡蛋和两片脆饼。又有一次, 他吃了四片饼干还觉得不够。为此,他幽默地对家人说:“昨天夜里我觉得很饿,不知道是起来的好,还是不起来的好。我又觉得很惭愧,仅仅为了吃东西,睡了还 要起来。不过我若不吃些东西,让肚子空空的,那么,我便更不能入睡了”。思想斗争的最后结果,他还是起来了,独自在厨房里吃了一些他爱吃的东西,被妻子瞧 见,在一旁忍俊不禁。所以他最讨厌一件事,就是人家在八点或八点以后请它吃饭,如果有人在这时请他吃饭,他必定先和家人吃过饭才去。
  
    林语堂从小热衷于发明创造,梦想当发明家。他学了虹吸管原理,就花几个月时间琢磨在自家菜园里搞自流灌溉;13岁时到厦门读书,第一次乘轮船,就盯上轮船 的蒸汽机,立定不动,凝神察看,从此对机械着迷;中学时酷爱数学、物理和地理,弄得中文竟不及格;到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注册文科而未入理科,完全是一种偶 然。
  
林语堂在50岁以后,开始专注于发明。他用了三年时间,花费了全部的外汇储备10万美元,于1947年终于发明了只要打3个键即可成字,一分钟能打50个 汉字的中文打字机。先生为这发明几乎“倾家荡产”,由于战争因素,虽然1948年就取得专利,但一直无法批量生产。先生曾改良他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历 时5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除了打字机、词典,先生发明的“自来牙刷”手绘草稿、“自动门锁”草图和自动打桥牌机等,都令人惊服 先生创意无穷。先生还为夫人设计符合人体力学的舒适座椅,在当时,堪称相当前卫。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的代表作,展现了近现代中国的风云变幻,被称为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这部作品原是用英文写成的,英文原名为 “The moment in Peking”。在翻译成中文时,先后出现了几种译法。有人译为“北京一刹那”,也有人译为“北京一瞬间”,还有人译为“瞬息京华”。虽然和原著词义相 合,但并未译出原著的神韵。林语堂对这几个译名都不满意,在作品即将付梓之时,他自己译为“京华烟云”。“moment”译为“烟云”,真是神来之笔,其 中既巧妙地交代了时间,又饱含着历史的沧桑,四个字浑然一体,端庄凝重。
  
   林语堂将自己的传记取名为《狂吠的专家》,不料被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社的英文版《中国名人录》作为林的身份编了进去。潘光旦说:“这编辑有改正的责任,否则嬉笑怒骂尽成文章,名人录变做滑稽列传了。”
  
   林语堂在美国从事写作,有时发生难题,常常到哥伦比亚图书馆查找,但不便用自己名字,其女儿替他取了一个名“林语珠女士”。
  
   林语堂到美国后,原由他主编的《宇宙风》改由其弟林憾庐主编,不久林憾庐病死,林语堂没赶回送葬,只是寄回两篇文章,将其稿费充作葬仪。
  
   林语堂在美国讲学,有两个哲学学会不谋而合,都指定他讲的题目是“孔夫子与林语堂”。
  
   林语堂在寻源书院、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均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他的理由是:不论做什么事,一生都不愿居第一。
  
   林语堂应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约,将旧小说《四杰传》中的故事“唐伯虎点秋香”作为题材,改编成电影剧本。为契合西方习惯,把“唐伯虎”更名为“唐伯纳”,并把它作为剧名。
  
   林语堂将《浮生六记》译为英文,内称沈三白曾向洋人借高利贷。此“洋人”,原作中为“西人”,指山西人。
  
    林语堂曾遭受了“性骚扰”事件。在莱比锡工业展览会期间,语堂住在郊外。他的女房东守寡多年,孤独寂寞,有点色情狂的倾向。她每时每刻都在抽烟,就着咸肉 喝啤酒,没有清醒的时候。她硬拉着林语堂,事无巨细地讲她和情人之间的乐事,还说她的情人是媲美歌德的文学天才。那位寡妇还给林语堂看她作的诗,存心引诱 林语堂。一次,林语堂从她的房门口经过,她故意倒在地上,语态暧昧地叫林语堂进去扶她。林语堂吓着了,赶紧叫翠凤代劳,寡妇就装着刚刚苏醒,自己站起来 了。
  
   林语堂受赛珍珠的邀请去美国,途中,“胡佛总统号”在夏威夷停泊了一天。林语堂打算带着妻子女儿好好游览一番。哪里料到还没下船,就看见岸上打着大块的横 幅,上面写着“欢迎林语堂”,旁边站着二十来个人,面色着急地翘首以盼。林语堂一露面,欢迎者涌过来,按当地的习俗,给林家献鲜花编成的花环。林语堂和廖 翠凤脖子上各被套了七八个,三个女儿也接受了十来个。记者的镁光灯闪成一片,晃得林语堂睁不开眼。来不及细想,他们就被簇拥着拉去吃午饭。接下来,是坐透 明底的船参观海底世界。各色的热带鱼在浅红色的珊瑚丛中穿梭,色彩缤纷,煞是漂亮。晚上,是夏威夷传统的大餐和看土人表演传统的草裙舞。林语堂玩得很尽 兴。临别前,他和类似头目的那位先生握手,感激对方的款待,然后有些羞赧地问:“你们是做什么的?” 那位先生一脸错愕,敢情双方游玩了一天,还没有自我介绍。“我们都是南洋的华侨,仰慕林先生的文名,所以特意安排了这样一个欢迎仪式。” 林语堂赶紧说,“谢谢!谢谢!” “打扰!打扰!”那位先生急忙回礼。略一停顿,双方旋即哈哈大笑。他们回到船上,发现有人送过来一只螃蟹,足有一尺宽。由于廖翠凤和女儿吃不惯生鱼,饿了 一天肚子,嚷着让林语堂把螃蟹剥开。林语堂用小钳子斯斯文文地折腾了好一会儿,横竖打不开。最后,他干脆把螃蟹放在衣柜口,用力把衣柜门撞上,螃蟹碎了, 门钮也坏了。一家人就着冷螃蟹,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
  
   孟孔武写《幽默诗人》,其中杜撰了林语堂死后与孔子对话。孔子说:“我为《论语》主编,你也不过曾为《论语》主编;我周游列国,你也周游列国;何以我一贫如洗,而足下能豪富至此?其术可闻欤。”林莞尔而笑:“此无他,我不过出卖了一些《吾国与吾民》。”
  
    林语堂会为盛名所累。1953年3月,台湾传媒一度大幅报导林语堂将为搜集写作题材访台,甚至在预告日当天,接机团浩浩荡荡一行人在机场等待大师,最后却 是乌龙一场,隔天即有亲国民政府的报纸撰文称这是“幽默的预告”,甚至指幽默大师来也只是贩卖“幽默噱头”,因此“不来也罢”。
  
   林语堂晚年居于法国。法国的公园或街上,常有男女热情拥吻。林见了,便笑嘻嘻地用法语大声叫喊:“1、2、3、4、5、6......”数他们亲嘴的时间能维持多久。

演讲
  
   1936年,美国纽约举办第一届全美书展。书展是由《纽约时报》和全国书籍出版者协会共同主办的。主办者还安排了一次作家演讲的项目,林语堂也在邀请之 列。当时,他的《吾国吾民》在美国出版,高居畅销书榜首,他的名字也正风靡美国读书界。美国的读者,正欲一睹他的风采,所以,他的演讲受到读者的欢迎。轮 到林语堂演讲的时候,他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以风趣幽默、机智俏皮的口吻,纵谈了他的东方人的人生观和他的写作经验。那天,林语堂一反他在欧美大众场合穿 西装的习惯,打扮得像在国内一样,穿一身蓝缎长袍,风度潇洒,慧气四溢。热心的听众,被他那娴熟的英语,雄辩的口才,以及俏皮精湛的演讲折服,不断报以热 烈的掌声。正当大家听得入神的当儿,他却卖了一个关子,收住语气说:“中国哲人的作风是,有话就说,说完就走。”说罢,拾起他的烟斗,挥了挥长袖,走下讲 台,飘然而去! 在座的人面面相觑,半天没回过神来。过了好几分钟,身着华服的太太小姐们才匆匆忙忙拿着纸片跑出来,“我的问题还没问呢,林博士怎么就走了!”“我也是 啊!”一片跺脚懊恼之声,林语堂听说后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1939年,林语堂在美国纽约的世界笔会上发表一篇《希特勒与魏忠贤》的演讲。他说,当今德国有人把希特勒比为耶稣,由此他想起中国明朝有一位读书人倡议 一说,称颂魏忠贤与孔夫子应当有相样的地位。那时惟有这样歌功颂德,才能保住差事,而反对魏忠贤的官吏全给残杀了。魏忠贤当权时与今日德国如出一辙,声势 显赫,但到头来免不了自杀身亡。林语堂说:“自杀乃是独裁者的唯一出路。”
  
   林语堂说:美国总统林肯最有名的葛底斯堡演讲,就是事先作了充分准备,而演讲结束后,又让人看不出有准备的功夫,他认为这是成功的演讲,因此,林语堂最反对临时请人演讲,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临时请人讲话,令人措手不及,那是多么窘相的事呀!
  有一次,他到一所大学去参观。参观后,校长请他到大餐厅和学生们共餐。校长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就临时请他和学生讲几句话。林语堂很为难,无奈之下,就讲了一个笑话。
    林语堂说,罗马时代,皇帝残害人民,时常把人投到斗兽场中,给猛兽吃掉。这实在是一件惨不忍睹的事!可是,有一次皇帝又把一个人丢进斗兽场里,让狮子去 吃。这个人胆子很大,看到狮子却不十分害怕,并且走到狮子身旁,在狮子身边讲了几句话,那狮子掉头就走,也不吃他了。
   皇帝觉得很奇怪,狮子为什么不吃他呢?于是又让人放一只老虎进去。那人还是毫无惧色,又走到老虎身旁,也和他耳语一番。说也奇怪,老虎也悄悄地走了,同样 没有吃他。皇帝诧异极了!怎么回事?便把那人叫出来,盘问道:“你究竟向狮子和老虎说了些什么,竟使它们不吃你呢?”
   那人答道:“陛下,很简单,我只提醒它们,吃我很容易,可吃了以后,你们得演讲一番!”说罢就坐下了。哗,顿时全场雷动,得一个满堂彩!校长却弄得啼笑皆非。
  
    林语堂生平演讲无数次,每次均在伴着喝采声和鼓掌声中,走上讲台,可是有一次演讲,却被人“轰”下台去,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但这并不代表他的演讲 失败。世界笔会第三十六届年会,在法国举行,当轮到林语堂发言时,他向主席要求讲十分钟,但主席却拒绝了,说别人发言都是五分钟,不可破例。林语堂则说五 分钟我不讲,这可急坏了同去的马星野,于是马去找大会主席,商量并请求,主席终于答应可讲十分钟。马又去找大会秘书长,秘书长答应说:“先安排十分钟,如 果林语堂讲满十分钟,尚未结束发言,则仍可讲下去。”
   林语堂接受了这个安排,便登上讲台,全场鸦雀无声,他讲得也很投入,不知不觉,已讲满十分钟,主席说时间已到,请林语堂结束发言,那时与会者,正听得入 神,对主席的粗暴极为不满,于是一致的热烈鼓掌,希望林语堂继续讲下去,这时主席显得很尴尬,只得默认答应。可是林语堂却发怒了,愤而不讲,迳自走下台 去,因而永远留下“半截”精彩演讲的一幕。
  
   在美国成名后,时常有大学请他去演说一番。林语堂基本不拒绝,美国的演讲费高,兴趣和赚钱两不误,何乐而不为呢?他写演讲稿是快手,礼拜一晚上的演讲,他 总是磨蹭到中午,才慢吞吞地点燃烟斗,仰坐在桌前深思默想,一袋烟吸完,腹稿也打完了。穿着打扮似乎更费时间,妻子廖翠凤要他以最好的形象示人,他却像不 愿上学堂的小学生,跟父母拧上半天,最终还得照办。有一回,哥伦比亚大学请他去讲中国文化。他从衣食住行谈起,一直讲到文学、哲学,大赞中国文化的博大精 深、美妙绝伦。在座的是年轻气盛的美国青年,见林语堂滔滔不绝地说中国的好,一个女学生实在忍不住,手举得老高,语带挑衅地问:“林博士,您好像是说,什 么东西都是你们中国的好,难道我们美国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中国吗?” 话音刚落,林语堂微笑着徐徐道来:“有的,你们美国的抽水马桶比中国的好。” 举座喝彩。大家都扭过脖子去看发言的人,女学生怎么也没想到林语堂会来上这么一句,窘迫得脸色绯红,羞答答地坐下来。
  
   林语堂携翠凤1962年造访南美洲,所到之处,欢迎者如云。在巴西的一次集会上,来听的人太多,挤满了临街的大道,政府不得不出动警察来维持治安。演讲者 是人越多越兴奋,越容易出妙语,林语堂也不例外,他留下了最广为传诵的一段:“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 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
  
   林语堂喜欢演讲,可太多了也腻味。尤其是到台湾定居后,几乎每个星期都得例行公事讲上几次。国人演讲长得像王妈妈的裹脚布,客气寒暄话起承转合,林语堂苦 不堪言。一次,轮到林语堂讲时已是中午过半,与会者饥肠辘辘,又不得不装出饶有兴致的样子。他上台后说:“绅士的演讲应该像女士的裙子,越短越迷人!”说 完就结束了发言。

教学
  
   林语堂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英文课的时候,开学第一天,上课钟打了好一会儿他还没有来,学生引颈翘首,望眼欲穿。林先生终于来了,而且夹了一个皮包。皮包里 的东西装得鼓鼓的,快把皮包撑破了。学生们满以为林先生带了一包有关讲课的资料,兴许他是为找资料而弄得迟到了。谁知道,他登上讲台后,不慌不忙地打开皮 包,只见里面竟是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
   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课堂变成了茶馆。但学生们并不敢真的吃,只是望着他,不知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林先生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开 宗明义,大讲其吃花生之道。他说:“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说到这里,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 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 学生们哄堂大笑。林语堂微笑着招呼学生:“请吃!请吃!”教室里响起了剥花生壳的声音。林语堂宣布下课,夹起皮包飘然而去。此后,每逢林语堂讲课时,总是 座无虚席。
  
   林语堂痛恨上课点名,但他的学生却从不缺课,不像其他课,老师点名后,居然还有人乘机溜课。他上课时,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座无虚席,甚至连别班别校的 学生,也往往会赶来旁听。一则因为他的名气响,他编了《开明英文读本》和《开明英文文法》等,俨然是一位英语教学的权威专家。再则他的课讲得确实有水平, 德国莱比锡大学毕业的语言学博士算是货真价实的。学生来不来,悉听尊便;上课讲什么,怎样讲,则悉听林语堂之便了。他从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上课用的课本 也不固定,大多是从报章杂志上选来的,谓之《新闻文选》,生动有趣,实用易懂。他也不逐句讲解,而是挑几个似同而异的单词比较。比如他举中文的“笑”为 例,引出英文的“大笑”、“微笑”、“假笑”、“痴笑”、“苦笑”等以作比较。学生触类旁通,受益无穷,大感兴趣。他的脑子里似乎也没有多少师道尊严,不 像有的先生摆出一副俨然神圣的架势,装腔拿调,他则笑颜常开,笑语连篇。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从不正襟危坐,他说太累,他受不了。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 讲着。在讲台上踱来踱去,有时就靠在讲台前讲。讲着讲着,一屁股就坐到了讲台上;有时也坐在椅子上讲,讲得兴浓,得意忘形,情不自禁,居然会像家居那样, 将两只穿着皮鞋的脚中跷到讲台上。学生们先是大愣,后来也就习惯了。
  
   林语堂还有一项绝招,就是以“相面打分”,他所教的英文课程,从来不举行考试,每当学期结束前,要评定学生成绩,他便坐在讲台上,拿出学生名册,一一唱 名,被点到的学生,依次站起,他如相面先生一般,略向站起的学生,看了一看,便定下分数,他对着没有十分把握的学生,就请对方到讲台前,略为谈上几句,然 后定分。
   有人问他,怎么能凭外表来打分数呢?他说:“假如使我只在大学讲台演讲,一班五十几个学生,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小部分连面都不认得,到了学期终,叫我出十 个考题给他们,而凭这十个考题,就定他们及格不及格,打死我也不做!”所以他反其道而行之,凭着他有超强的记忆力,让全班的学生,在几节课下来,自己便能 直呼其名,然后他在课堂上,随时点指学生回答问题,因此,还未到学期结束之时,每位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程度,他心里早已有数,这就是他敢于“相面打分”的秘 诀。
   据当时上过林语堂课的学生们回忆说:“林教授(相面)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所以在同学们心中,无不佩服。”

恩怨
  
   林语堂一生和两个好友反目,这两个人,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美国作家赛珍珠。
  
   林语堂和鲁迅因《语丝》而结识,并在在以笔战斗的峥嵘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意。五卅惨案后,由于北京形势太坏,林语堂写的文章也没有报纸敢发,军人打扮的 人还时不时地在家门口溜达一圈,美其名曰“保护”,其实就是监视。于是林语堂接受了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邀请,到厦大任教。随后,林语堂将鲁迅也邀请到厦 大。厦大靠理科起家,经费、校舍资源等各项政策都向理科倾斜。林语堂创办的国学院兴起后,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经费,遭到理科部主任刘树杞的忌恨。他利用自己 掌管财政之便,几次逼鲁迅搬家。最后一次,居然让鲁迅搬到了厦大的地下室。更过分的是,鲁迅的屋子里有两个灯泡,刘树杞说要节约电费,非得让人摘下一个。 鲁迅气得目瞪口呆,胡子都翘起来了。但是为了林语堂,鲁迅留了下来。他说:“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
  
   这样有着十年情谊的两个人,却最后分道扬镳。
  
   1927年林语堂辞去外交部的官职来到,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开始倡导“幽默”。而鲁迅看不起“幽默”,他依然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因为想法的不同,他们渐行渐远。
  
   分化从一件小事开始。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由郁达夫作“和事佬”为二人调解。此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宴请鲁迅,林语堂夫妇也被邀请。林语堂爱说话,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去之前廖翠凤反复提醒:“堂,待会少开口。”
  
    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以李小峰为诫,决不拖作者的工资,但鲁迅权衡之后没有答应。这话传到了李小峰的耳朵 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后来,鲁迅要和他对簿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几次在背后攻击张友松。
  
   鲁迅很忌讳这件事,听林语堂一说,疑心话中有话,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那时,鲁迅 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林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对了足足两分钟。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他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赶紧离开。 筵席不欢而散。因此事,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不久,林语堂办起《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更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有一次《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为要去杭州“风雨茅庐”的郁达夫和王映霞饯行。林语堂和廖翠凤也参加了。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一时间,烟雾缭绕。林语堂好烟,看着众人吞云吐雾的样子,林语堂兴致勃勃地问鲁迅:“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几只烟?”
  
   “大概很多吧,没有统计过。”
  
   林语堂一脸兴奋,正准备接着问。
  
   “你是不是在替《论语》找材料?”鲁迅的口气突然冷起来。
  
   原来林语堂在最近的一期《论语》上发表了《我的戒烟》一文。鲁迅公开批评林语堂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是退回去了,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
  
   “我准备广播一下!”林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这其实很无聊,”鲁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气地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
  
   听鲁迅这么一说,林语堂气得发昏,连辩解都忘了。旁人都停止了说话。闹哄哄的屋子里一下子静悄悄的,气氛紧张得可怕。这是林语堂和鲁迅的第二次误会。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林语堂担任了宣传主任,鲁迅也是民盟 的积极分子,两位语丝战友又并肩站在了一起。1933年,杨杏佛被暗杀。好友的故去让林语堂悲痛欲绝,但因为这件事他和鲁迅又产生了误会。
  
    6月20日,举行杨杏佛的入殓仪式。林语堂正在被严密监控,出不得门。鲁迅去后没有见到语堂,很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 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事实上,据《申报》报道,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那一次,鲁迅没有去。
  
   林语堂没有向鲁迅解释。然而,鲁迅对林语堂的印象就此大打折扣,两人的裂缝朝着不可避免的方向越拉越大。
  
   1934年,林语堂和章克标意见不和,一气之下离开《论语》,另起炉灶,办起了《人间世》。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林语堂和鲁迅友情的终点。
  
    据当时另一知名文人陶亢德回忆,《人间世》创刊前,语堂请文坛好友来家里吃饭。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差鲁迅。大家都知道语堂和鲁迅最近闹得不太愉快,有人 好心提醒他,要不要催一催。林语堂摆摆手,很有把握地说,不必,他一定会来的。话音刚落,鲁迅就拖着胶皮鞋,嘀嘀嗒嗒地走进来了。
  
    《人间世》走的是《论语》谈幽默的老路子,左盟早就看不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后来又发生了周作人的自寿诗事件,于是野容(廖沫沙)写了《人间何 世》,指着林语堂的鼻子骂了一通。自此,左翼联盟系统地开骂了。盟主鲁迅骂得最凶,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自由主义,说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
  
   其间,又发生了几件小事。
  
   在一次饭桌上,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说得兴致盎然,其他人听不懂,想插嘴都插不上。林语堂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滨英语,表示是鸡同鸭讲,逗趣一番。没料到鲁迅厉声到:“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
  
    鲁迅曾写信劝告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林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时过一年多,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 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 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林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 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徐志摩在上海大观楼补摆婚宴,鲁迅来得晚,一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 就走。而他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 他们相提并论,鲁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见。)
  
   鲁迅与林语堂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时,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了林语堂的帐门下,把林语堂的蚊帐烧掉了一角,林语堂心里十分不悦,厉声责怪了 鲁迅。鲁迅觉得林语堂小题大做,因为一床蚊帐这么大火气,未免太伤人了,便还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4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 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除夫人廖翠凤外,与林语堂交往时间最长、关系最为密切的女性,莫过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了。二人的交往,有恩,有怨,有佳话,也有遗恨。
  
    赛珍珠是在中国布道的美国牧师的女儿。她生于中国,后回到美国学习,但是从美国弗吉尼亚州——梅康女子学院毕业后,仍回到中国,在南京大学担任英语老师。 赛珍珠致力于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想写一本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并涉及各方面的书。她知道自己对中国的了解还不透彻,理解还不深刻,想找一个合适的中国人来 写。在与林语堂结识后,赛珍珠便选定林语堂成为这本书的撰稿人。
  
   当时美国德出版商约翰•黛公司的老板R•沃尔什对赛珍珠十分心仪,为了追求赛珍珠,她从美国一直追到中国,当他听到赛珍珠说起这个消息,也鼓励林语堂写这本书。
  
   1934年,林语堂用英文写出了《吾国与吾民》。赛珍珠读完书稿,拍案叫绝,惊呼这是“伟大著作”!此时赛珍珠与R•沃尔什已经结婚,《吾国与吾民》由赛珍珠丈夫R•沃尔什的约翰•黛公司出版了。
  
    《吾国与吾民》一问世,就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第一,当年9月至12月连印了七版。林语堂在美国读者中有了声望,赛珍珠夫妇认准了林语堂的学识和文笔 合乎西方读者的口味,可以成为约翰•黛公司的摇钱树。因此,他们决定邀请林语堂到美国去专事写作。W
  
   林语堂接受赛珍珠的邀请,卖掉了房屋和家具,带着妻子廖翠凤和三个孩子,带了二十箱中国古籍,来到美国。
  
    林语堂到了美国,就住在赛珍珠夫妇的宾夕法尼亚州乡间别墅。两个家庭中西合璧,像是一个大家庭,经常在一起聚餐。林语堂的夫人廖翠凤与赛珍珠经常用汉语聊 天,廖翠凤给她讲中国故事,为她朗诵《水浒传》,赛珍珠一边听,一边用笔译成英文。两家的孩子在一起玩耍,关系十分亲密。
  
   林语堂的二女儿亚娜(林太乙)上学时,美国同学常向她提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裹小脚?”“你身后怎么不拖一条辫子?”“你吸鸦片吗?”“你吃鸽 子白窠(指燕窝)吗?”“你不戴碗形的帽子(指瓜皮帽)吗?”等等。亚娜回家说给父母听,林语堂感到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偏见,他决定写一本书,以东方 文明的悠闲哲学来批评美国高度工业机械化所造成人的异化,为西方文化人生价值取向的弊端寻找疗救的药方。
  
   林语堂向赛珍珠谈了撰写新著的打算,赛珍珠夫妇建议他在《吾国与吾民》的基础上,将其第九章《生活的艺术》扩展而成一本书。林语堂欣然采纳,用了半年的时间,两易其稿,写成了《生活的艺术》。
  
    1937年,《生活的艺术》由赛珍珠夫妇的约翰•黛公司出版。这次引起的轰动比《吾国与吾民》更大,每月读书会作为12月份的特别推 荐书,比《吾国与吾民》更加畅销,不断重印,多达40版以上;英、法、德、丹麦、瑞典、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的18个版本也同样畅销。《生活的艺术》 成为欧美各阶层男女老少的“枕边书”。
  
   1938年,赛珍珠的反映中国生活的长篇小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激励起林语堂转向长篇小说创作。林语堂经过整整一年的奋斗,于1939年8月8日终于写出 了70万字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1939年仍由赛珍珠夫妇的约翰•黛公司出版。《京华烟云》一出版就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仅抗战 期间《京华烟云》在美国就销了25万部。林语堂接着仍写长篇小说,1941年的《风声鹤唳》,1953年的《朱门》,都是由约翰•黛 公司出版的。
  
   林语堂在美国住了30年,用英文写了近30部书,由约翰•黛公司出版的还有《啼笑皆非》(1943年版)、传记文学《苏东坡传》(1947年版)、《美国的智慧》(1950年版)、《寡妇妾歌妓》(1951年版)等。
  
   林语堂和赛珍珠是不同国籍、不同性别的一对很好的文友,然而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毕竟不同,他们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林语堂从小梦想当发明家。30年代初期在上海时,林语堂经常翻阅英文版的《机械手册》,有时间就画打字机的结构草图,想发明一种最精巧、最完美的新式中文 打字机。到了美国,仍不改初衷,四十多岁了,他还想上麻省工学院,深造理工。到抗战胜利后,他开始研制起中文打字机,并在1947年研制出一部每分钟能打 50多个汉字、与英文打字机一样大小的打字机,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中文打字机。他申请了专利,到处推广,但造价太高,不能投入批量生产。因此他投入的10 万美元的成本就无法收回,连家庭的日常生活也无法维持。不得已,林语堂硬着头皮向赛珍珠告贷。他完全没有想到,将他引入美国、与他有十几年合作、有深厚交 情的赛珍珠与往日判若两人,断然拒绝。
  
   林语堂非常恼火,立即向赛珍珠清算版税,索取版权。按美国的出版法,出版商要向著作者支付百分之十的版税,而赛珍珠出版他的著作都是给的百分之五的版税。赛珍珠拒绝林语堂清算版税收回版权的要求,打电话给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说:“你的父亲是不是疯了!”
  
   没有得到版税,林语堂请律师打官司,要与赛珍珠对簿公堂。经朋友调解,约翰•黛公司才将其著作的版权归还给林语堂。
  
   1954年10月,林语堂应邀去新加坡出任南洋大学校长,曾打电报向赛珍珠告知行期,赛珍珠不仅没有前来送行,连电报也没回。对于此,林语堂说了一句话;“我看穿了一个美国人!”
  
   1955年,林语堂写了《远景》一书,交由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从此,林语堂与赛珍珠的关系完全破裂。

婚恋
  
   林语堂的初恋是青梅竹马,一个叫“橄榄”的女孩。“橄榄”本名赖柏英,是山里的女子,她的母亲是林语堂母亲的教女,初次见面,赖柏英的母亲按照传统辈份的 观点,让她叫语堂“五舅”。林语堂那时候又小又瘦,个头和柏英差不多。小赖柏英不高兴了,撅起嘴来,坚决不肯叫。林语堂本想板起脸,装装“五舅”的大人 样,可瞅见柏英委屈的模样,忍不住了,哈哈大笑。因为赖柏英的脸偏瘦,活脱脱一个刚成熟散着甜香的橄榄,林语堂便叫她“橄榄”。
  
   儿时他们常在山间一起玩,林语堂曾用圣经上的一句话形容过赖柏英赤足的样子:“她的脚在群山间,是多么美丽!”
  
   但是由于林语堂想出国留学,而赖柏英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所以他们分手了。
  
    林语堂从未忘记他的初恋,而柏英赤着足奔跑在草地上的情景成了林语堂永不能割舍的“情结”,赞美赤足之美成了他的偏好。他专门写了篇《论赤足之美》,他 说:“要是问我赤足好,革履好,我无疑地说,在热地,赤足好。……赤足是天所赋予的,革履是人工的,人工何可与造物媲美?赤足之快活灵便,童年时快乐自 由,大家忘记了吧!步伐轻快,跳动自如,怎样好的轻软皮鞋都办不到,比不上。至于无声无臭,更不必说。”

在圣约翰大学上学时,林语堂和厦门的陈希佐、陈希庆兄弟交好。也由此认识了他心仪的第二位女子,陈氏兄弟的妹妹陈锦端。锦端的父亲陈天恩早年追随孙中山先 生,讨袁战争失败后,一度逃往菲律宾。回国后,陈天恩大兴实业,创办了造纸厂、电力厂、汽车公司等,是厦门数一数二的巨富。陈家笃信基督教,陈天恩还是基 督教竹树堂会长老。
  
   林语堂对陈锦端一见钟情,而陈锦端也心仪林语堂,二人很快坠入爱河。放暑假时,二人各自回到了各自的家中。林语堂一刻也离不开心上人,几次三番跑到厦门, 说是要探望希佐兄弟,其实就是为了看看锦端。在学校,陈锦端总是和他有说有笑,回家后,她却躲进房间,怎么也不肯出来。林语堂还以为少女怀春,多半是羞于 见人的,所以也没有放在心上。
  
   林语堂经常造访陈家,经验丰富的陈天恩早就看出来,语堂不是来看陈氏兄弟的,而是要追求他的长女。他想起别人说过的荒唐布道,好像就是林语堂。陈天恩那时 已经为锦端物色了一个名门大户的子弟,就要谈成了。他认为林语堂虽然聪明,但不虔诚地信仰基督教,家庭出身也不好,他的宝贝女儿可不能托付给这种人。陈天 恩对陈锦端表明态度,最后迫使她同意,再也不见林语堂。另一方面,陈天恩把语堂叫过来,说,隔壁廖家的二小姐(旧时林语堂后来的夫人廖翠凤)贤惠漂亮,他 愿意做媒,保准成。
  
   林语堂马上明白了陈天恩的意思。他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垂头丧气地回到坂仔。大姐林瑞珠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大骂语堂:“你怎么这么笨,偏偏爱上陈天恩的女 儿?你打算怎么养她?陈天恩是厦门的巨富,你难道想吃天鹅肉?”大姐的话把林语堂从梦幻中拉到了现实。就这样,林语堂的第二次恋爱还没有步入高潮就戛然而 止了。
  
   陈锦端一直占据林语堂心里的某个角落,历久而弥新。据林语堂女儿林太乙回忆:父亲对陈锦端的爱情始终没有熄灭。我们在上海住的时候,有时锦端姨来我们家 玩。她要来,好像是一件大事。我虽然只有四五岁,也有这个印象。父母亲因为感情很好,而母亲充满自信,所以不厌其详地、得意地告诉我们,父亲是爱过锦端姨 的,但是嫁给他的,不是当时看不起他的陈天恩的女儿,而是说了那句历史性的话:“没有钱不要紧”的廖翠凤。母亲说着就哈哈大笑。父亲则不自在的微笑,脸色 有点涨红。我在上海长大时,这一幕演过很多次。我不免想到,在父亲心灵最深之处,没有人能碰到的地方,锦端永远占一个位置。
  
   80岁的林语堂口述《八十自述》,草草提了几句:“我从圣约翰回厦门,总在我好友的家逗留,因为我热爱我好友的妹妹。”
  林语堂每次画少女,总是长长的头发,用一个宽大的发夹别着。林太乙问他,为什么总是这副打扮?林语堂回答,这是他第一次见锦端时她的打扮。
  
    林语堂说:“吾所谓钟情者,是灵魂深处一种爱慕不可得已之情。由爱而慕,慕而达则为美好姻缘,慕而不达,则衷心藏焉,若远若近,若存若亡,而仍不失其为真 情。此所谓爱情。”到晚年,林语堂晚腿脚不便,常年坐在轮椅上。有一回,陈希庆的太太来看他。语堂又问起了陈锦端,陈夫人告诉他,锦端还住在厦门。语堂激 动地站起来,推着轮椅要出门,“你告诉她,我要去看她!”他的妻子廖翠凤急了,“堂,你在说什么瞎话!你不能走路,怎么去厦门!”数月后,林语堂就溘然长 逝了。
  
陈天恩 “棒打鸳鸯”后为了安抚年轻气傲的林语堂,他安排了语堂和邻居廖悦发家的会面。廖家也是大富之家,虽然比不上陈天恩,可在厦门也有自己的钱庄和房产。廖悦 发是个十分传统的旧式家长,脾气很坏,重男轻女,对女儿的教育十分严厉。廖家的女儿从小就要干活,烹饪、洗衣裳、缝纫等都是家常的功课。廖悦发说,这是为 了将来到丈夫家能好好过日子。他动辄向妻女大吼大叫,对儿子却百依百顺。廖翠凤是烈性子,看不惯父兄欺负母亲,偶尔也顶上几句,可哥哥们都学会了爸爸的坏 习惯,对这个妹妹从不看在眼里,打骂相加。只有二哥暗地里还帮帮她。廖翠凤一心想离开家,结婚是惟一的出路。
  
   林语堂不能拂了陈天恩的面子,于是到了廖家。林语堂并没有见到廖翠凤,因为根据规矩,他们不能相见,只能躲在屏风后面观察他。由于林语堂与廖翠凤的二哥较 好,所以林语堂的大名,廖翠凤早就听说过了。她觉得语堂是年轻俊朗,说起话来神采飞扬,一副“舍我其谁”的豪气。二哥又对她说,语堂是个有大好前途的人, 嫁给他,一定会幸福的。
  
   林语堂的大姐瑞珠曾经和翠凤同过学,她对父母说,翠凤虽然是在大家庭长大的,可一点娇纵之气都没有,是个朴实端庄的好姑娘;长得也很有福相,高高的鼻梁, 圆润的脸庞,人中很长,肯定会成为极其贤惠的妻子。林至诚夫妇听了,也很高兴。他们劝语堂,“娶妻求贤”,才能好好过日子。林语堂没了陈锦端,觉得天都快 塌了,父母的决定他没有意见,林至诚就向廖家提亲了。
  
   而廖悦发一向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只要不要娘家养着,嫁给谁都没什么关系。订婚前,廖翠凤的母亲跑到她的房间。母亲担心女儿,苦口婆心地说,语 堂是个聪明的小伙子,可是他是牧师的儿子,家里穷,这可是“呷饭的人家嫁给呷糜的人家”,你要想好了!最后一句是厦门俗语,意思是说吃饭的人家嫁给吃粥的 人家,会受穷的。廖翠凤有自己的想法:自家还算殷实,可父亲对母亲有哪点好了,这和受穷不是一样难熬吗?她斩钉截铁地对母亲说:“没有钱不要紧!”
  
   于是林语堂和廖翠凤就这样订婚了。
  
    林语堂和廖翠凤结婚之前,他的父亲林至诚很是高兴,因为林语堂娶了个钱庄家的女儿,还要到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留洋。林父常捋着胡子,笑眯眯的,逢人就说: 要大顶的花轿,新娘子是胖胖的哟!不知哪个好事之徒把这话传到了廖翠凤的耳朵里,气得她立刻吃了好几片泻药减肥。
  
   结婚当日,当着众宾客的面,林语堂拿出婚书,对新婚的妻子说:“我把它烧了!婚书只有在离婚的时候才有用,我们一定用不到。”举座哗然。这纸婚书果然没有用到。林语堂和廖翠凤相亲相爱,白头偕老,造就了一段半个多世纪的金玉良缘。
  
    林语堂是读书人,有着读书人的多愁善感,有时情绪激动,见残月感怀,见落花伤心。廖翠凤对除林语堂以外的一切艺术家都抱着钱庄女儿的怀疑。邋遢的画家、长 发的诗人、街头卖唱的流浪艺人,她一概觉得是精神病的同义语。两人到雅典卫城参观。庄严肃穆的古城墙,深蓝幽静的爱琴海,林语堂对人类的巧夺天工和大自然 的奇妙高唱颂歌,而廖翠凤捶捶酸疼的小腿,不屑一顾地说:“我才不要住在这里!买一块肥皂还要下山,多不方便!”语堂哑然失笑。
  
   林语堂对此有感而发:“才华过人的诗人和一个平实精明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之时,往往是显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个诗人丈夫,而是那个平实精明的妻子。”
  
    林语堂讨厌一切形式上的束缚,如领带、裤腰带、鞋带儿。廖翠凤每次出门却非得打扮齐整,胸针、手表、耳环,连衣服边脚的皱褶也得熨贴,一个端庄而有教养的 太太所需的东西,她都一丝不苟地完成。她还要求林语堂这样做。她常常盯着林语堂看,林语堂不等她开口,就学她的口吻说:“堂呀,你有眼屎,你的鼻孔毛要剪 了,你的牙齿给香烟熏黑了,要多用牙膏刷刷,你今天下午要去理发了……”廖翠凤不仅不生气,反而得意地说:“我有什么不对?面子是要顾的嘛。”林语堂从这 样的对话中发掘了无限的乐趣。
  
   廖翠凤以中国传统女性的温良恭俭容纳了语堂所有的放肆和不安分。林语堂的自由天性也只有在这样的妻子面前才能舒展。他还是像坂仔那个调皮的山乡孩子,时时 出怪主意,作弄老实的廖翠凤。林语堂把烟斗藏起来,叫着,凤,我的烟斗不见了!廖翠凤急忙放下手中的活,说,堂啊,慢慢找,别着急。翠凤满屋子地找,林语 堂则燃起烟斗,欣赏妻子忙乱的神情。
  
   有女儿后,林语堂就随着女儿管廖翠凤叫“妈”。他从书房出来,总是像小孩子般地问:“妈在哪里?”有时腻烦廖翠凤的管教,林语堂也会说:“我以为我早就小学毕业了。”廖翠凤不说话,笑眯眯地看着林语堂,林语堂就乖乖地做廖翠凤交代的事。
  
    林太乙(林语堂次女)儿时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对话:廖:语堂,你的头发要剪了。林:不!还好哩。我从未见过有人像我这样的整洁。廖:但是太长了。你去照镜 子看。林:现在你看?并不长。我是太整洁不像作家了。廖:语堂,你应自己明白头发是太长了。林:但是我刚在两星期前剪过发。我不去,除非自己觉到太长了。 我已43岁。廖:43岁是43岁,但你的头发是太长了。林:我要使我的头发像先生的一样长,但不像他一样的用头发油,不需天天去梳它。廖:请你听我的话。 你明晚要去演讲。我见你有这样长的头发站在讲台上,我要觉得惭愧的。林:假使让听众见到林语堂的头发这样的整洁,我也要觉到惭愧的。廖:穿上大衣吧。第 84街上有一所理发店。很近的。林:我知道。但我不要给他们做生意。
   (第二天)廖:你到理发店去吗?林:不,我要预备演讲。廖:不,请你吃过中饭去吧。廖:那末在下午散步的时候去吧。林:请你不要烦,我不是你的儿子。廖: 但你也许是的。林:我不是。廖:现在,语堂,不要生气。去吧。林:为了避免淘气,我就去吧。廖:啊,是的,你应当去。不要忘记叫他们洗洗头。那是太脏了。 还告诉他们剪去半寸长。林:对的,香!廖:谢谢你。
  
   还有一次,廖翠凤说,她的一个朋友生了“两个双胞胎”。语堂是攻语言学的,立刻发现这句话有语病。他纠正翠凤:“你不应该说‘两个’双胞胎。双胞胎就意思两个。”
   “当然,双胞胎就是两个,有什么错?”
   “你可以说一对双胞胎。”
   “一对不是两个是什么?”
   林语堂无话可说。
  
   廖女士最忌讳别人说她胖,最喜欢人家赞美她又尖又挺直的鼻子;所以林语堂每逢太太不开心的时候,就去捏她的鼻子,太太自然就会笑起来了。
  
    廖翠凤是家中的总司令,她管理家政,指挥所有人的行动。不爱做家务的林语堂也必须负责饭后的洗碗碟工作。不过,林语堂每次洗碗都是大阵势,打碎碗碟的声浪 不绝于耳。廖翠凤算算账,发现让林语堂洗碗实在不合算,就免了他的任务。林语堂高兴地去捏廖翠凤的鼻子。廖翠凤也笑起来,她向来自信她的鼻子又尖又挺直, 最喜欢人家赞美。可看见林语堂那么高兴,廖翠凤又不禁怀疑,语堂是不是故意打碎的?
  
   廖翠凤喜欢谈论家事,回忆过去,林语堂就坐在椅子上,点燃烟斗,不出任何声音,静静地听翠凤的唠叨。他笑称:“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
  
   廖翠凤带着语堂去算命,算命的人说她是吉人天相,命中有贵人,凡事能逢凶化吉。翠凤很高兴,不无得意地对林语堂说:“你这些年来顺顺利利的,也许就是因为我带来的福气呢。”
  
   两人的争执都像相声一样有趣。“你为什么不能好好教书?不要管闲事了!”她厉声说。
   “骂人是保持学者自身尊严,不骂人时才是真正丢尽了学者的人格,”他答道,“凡是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要涉及骂人”。
   “你在‘邋遢讲’!”她骂道。这句厦门话,意思是胡言乱语。
   (后来)
   “堂啊,你还在邋遢讲,来睡觉吧。”
   “我邋遢讲可以赚钱呀。”
   “你这本书可以赚多少钱?”
   “不知道。你要多少?”
   “多少都要。”
  
    当时的文化名人大多抛弃了旧家庭的发妻,另找了时髦的知识女性。林语堂成名以后,廖翠凤担心他也会喜新厌旧。语堂安慰她:“凤啊,你放心,我才不要什么才 女为妻,我要的是贤妻良母,你就是。”他很讨厌矫揉造作、故作娇弱的女性。有一次看见当时的红明星林黛,林语堂很不喜欢。他说:“东方美丽的标准是板面、 无胸、无臀、无趾的动物——一个无曲线的神偶,我要拿她来做木工的神尺。”
  
   林语堂和一般懂得体贴太太的丈夫一样,对女人爱穿着打扮的方面,表现得毫不吝啬;他知道太太讲究穿鞋,每次经过鞋店,总是鼓励太太进去选购,自己则带着孩子打发时间。
  
    林语堂曾经说过:“只有苦中作乐的回忆,才是最甜蜜的回忆。”他们即使穷得没有钱去看一场电影,也可以去图书馆借回一叠书,俩人守住一盏灯相对夜读,其乐 不改。所以大师亦说,穷并不等于“苦”,他从来没有“苦”的感觉;世俗所谓的“贫穷夫妻百事哀”的逻辑,完全被他推翻了。
  
   有杂志采访他们,问多年婚姻的秘诀,夫妻俩抢着说,只有两个字,“给”和“受”,只是给予,不在乎得到,才能是完满的婚姻。廖翠凤实在地总结了几条:“不 要在朋友的面前诉说自己丈夫的不是;不要养成当面骂丈夫的坏习惯;不要自己以为聪明;不要平时说大话,临到困难时又袖手旁观。”林语堂则饱含深情地说: “婚姻生活,如渡大海,风波是一定有的。婚姻是叫两个个性不同的人去过同一种生活。女人的美不是在脸孔上,是在心灵上。等到你失败了,而她还鼓励你,你遭 诬陷了,而她还相信你,那时她是真正美的。你看她教养督责儿女,看到她的牺牲、温柔、谅解、操持、忍耐,那时,你要称她为安琪儿,是可以的。”
  
    1969年,林语堂和廖翠凤结婚半个世纪。在语堂的授意下,亲朋好友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金婚纪念晚会。林语堂送给翠凤一个手镯,他说,是为了表彰她这么多 年来坚定不移守护着家,以及多次的自我牺牲。廖翠凤想起结婚伊始,林语堂撕婚书时的坚决,百感交集。手镯上刻着若艾利(James Whitcomb Riley)那首著名的《老情人》(An Old Sweetheart):“同心如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评价
  
   1935年6月,赛珍珠在上海为《吾国与吾民》作序,她写道:“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 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个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 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1936年5月,斯诺请鲁迅写出中国当代最好的杂文家五名,鲁当即写下林语堂的姓名,而且写在自己前面。
  
   林语堂的小说是用英文写的(据说小说他只能用英文写)。赵毅堂在《林语堂与诺贝尔奖》一文中指出:“应当说,林的中文好到无法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
  
   林语堂一生曾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重印40次,并被译成英、法、意、荷等国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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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沈从文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沈从文
  
    说起沈从文,人们联想起来的首先是《边城》和凤凰。沈从文的一生,都与这座城紧密相连。沈从来说自己是个“乡下人”,他出生在湖南湘西美丽的小城凤凰,他 是民国众多文人中没有留洋经历的人。但是这个“乡下人”,向全世界描画了湖南那个美丽的小城。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思念,在潜意识里催动着他创作的激情,也 使他从中得到心灵的慰藉。他说:“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
  
逸事
  
   沈从文儿时个小精瘦,非常机灵,滑稽有趣,常常逗得寨中老少捧腹大笑,寨中的大人小孩都亲切的叫他“沈蛇崽”。于是沈从文就得了一个“沈蛇崽”的外号。
  
    1915年,沈从文由私塾进了凤凰县立第二初级小学读书,半年后转入文昌阁小学。因沈从文天性活泼好动且贪玩,常常逃学去街上看木偶戏,书包就藏放在土地 庙里,有一次,他照例把书包藏在土地庙,看了一整天的戏,戏看完了,别的孩子早已放学回家,他再回到土地庙里去书包,才发现书包不见了。这时他急了,但转 念一想:书包不见了,也不是什么大事。第二天,他硬着头皮照样上学,刚走到校园里一株楠木树下,就遇见了他的级任老师毛先生。毛老师面带怒色,罚沈从文跪 在那株楠木树下,大声责问沈从文昨天到哪里去了。沈从文知道隐瞒不住,干脆回答:“看戏去了。”毛老师见沈从文贪玩逃学还如此理直气壮,便狠狠地批评说: “勤有功,戏无益,树喜欢向上长,你却喜欢在树底下,高人不做,做矮人,太不争气了!”大约跪了半个小时,毛老师才叫他起来。这时,毛老师用温和的口吻问 沈从文恨不恨老师罚他跪在树下。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说:“当然恨,恨你不该在同学面前罚跪侮辱我。”后来,毛老师把沈从文带进办公室慢慢开导说:“树木是往 上长的,你却要往下跪。人必须要求进取,不能自轻自贱而要自尊自贵。”经毛老师耐心地说服教导一番后,沈从文知耻而后勇,一改以往的顽劣脾气,勤奋学习, 成绩提高非常快。
  
   沈从文18岁到北京来谋生,住在湖南酉西会馆的一间十分潮湿常年有霉味的小亭子间里。到冬天,凉快透顶,下着大雪,没有炉子,沈从文身上只两件夹衣,用旧 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在写他的小说。1924年的冬天,天气格外冷。这时他听见门响,一个30多岁清瘦的人站在门口问:“请问,沈从文先生住 在哪儿?” 沈答:“我就是。” 郁达夫说:“唉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地写下去……我还会再来看你。……”听到公寓大厨房炒菜打锅边,知道 快开饭了。郁达夫请沈从文去吃了顿饭,内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又回到那个小小住处谈了一会儿。郁达夫走时,留下他的一条淡灰 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五元钞票找回的三元二毛几分钱。沈从文俯在桌上哭了起来。
  
   1928年,当沈从文仍在生活困境里挣扎时,徐志摩曾写信给他说:“还是去北京吧,北京不会因为你而米贵的。”沈从文没有来北京。后来,他又对徐志摩谈及自己想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跟刘海粟学绘画的念头。徐志摩说,“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
   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沈从文既兴奋,又紧张。在这之前,他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估计资料足供一小时使用而有余。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 校时,他还特意花了八块钱,租了一辆包车。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跨进大学的门,不能显得太寒酸!按预先约定的条件,讲一个钟头的课,只有六块钱的报酬,结果自 然是赔本!当时,沈从文已小有名气,来听课的学生极多,教室里早已挤得满满的了。沈从文站在讲台上,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无数条 期待的目光,正以自己为焦点汇聚,形成一股强大而灼热的力量,将他要说的第一句话堵在嗓子眼里。同时,脑子里“嗡”的一声炸裂,原先想好的话语一下子都飞 迸开去,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上课前,他自以为成竹在胸,既未带教案,也没带任何教材。一分钟过去了,他未能发出声来;五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 起。……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他好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 预定一小时的授课内容,不料在忙迫中,十多分钟便把要说的话全说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最终,他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 怕了。
   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消息传到教师中间,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这议论又传到胡适的耳里,胡适却不觉窘迫,竟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沈从文在生活上一塌糊涂,一次洗衣服时,张兆和发现了一张揉碎了的当票。原来沈从文把兆和的一只戒指当了,却忘了取回。
  
    在西南联大时,沈从文授课的课堂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一间不大的教室里,土墙土地铁皮屋顶,后来连铁皮屋顶也卖了换成茅草屋顶。教室里有一只讲桌和几把扶 手椅。有一次上课时,这些扶手椅都被先行到达的男同学占满了,后到的三位女同学没有座位,她们只能站着听课和记笔记。沈从文教授看不过去,居然把讲台上的 讲桌扛下来,放倒在教室地上,请这三位女同学坐下听课。
  
   沈从文在课堂上讲到原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先生时,表现出极为敬佩的神情,说周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学界出洋的“五大臣”之一,并且两手插腰表示出周敢于仗义执言、善于折冲樽俎、舌战群儒的样子。
  
    沈从文在北大授课时,经常去听别的教授讲课。有一次,沈从文去听辜鸿铭的演讲。沈从文与许多好奇的学生挤满了教室。殊料辜老先生一进门,全场哄堂大笑。只 见这位老先生身穿一件湘色小袖绸袍,头戴一顶青缎子加珊瑚顶瓜皮小帽,腰系一根蓝色腰带,更妙的是背后拖了一根细小焦黄的辫子!沈从文也忍俊不禁,同时心 里非常诧异:即使在湘西那样偏远落后的地方,也早已不见这样奇怪的遗老装束,更何况在这首善之城的最高学府?这样的人会有什么高论?辜鸿铭却仿佛对学生们 的讪笑充耳不闻,从容不迫地正言道:“你们不要笑我这小小尾巴,我留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其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依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 易。”辜鸿铭这段话对沈从文的影响特别大,使他明白灵魂的束缚是最难以摆脱的困顿。他自己做了教授之后,经常对学生引述这段话。晚年去美国各大学演讲,更 是将其作为一个富有思辨色彩的掌故一再引用。
  
   沈从文在北大,旁听最多的大约是日文课,因为那时他和刚结识不久的朋友丁玲、胡也频都梦想着能去日本留学;另外,他还听过国文课、历史课、哲学课等。甚至 有一次,沈从文假冒正式生坐进考场,居然考及格,还得了3角5分钱奖金!这都是沈从文旁听生活中的有趣插曲。
  
   1925年到1926年间,沈从文因生计问题去熊希龄所办的香山慈幼院做了一名图书馆员,住在一间寺庙改成的宿舍里。陈翔鹤听说后,便颇有兴味地骑上毛驴 去香山探幽访友,小住了3天。两人在幽谷中、古松下谈古论今,吟诗弄曲,沈从文且操琴宴客,抱着初学的琵琶弹了一曲《梵王宫》,大有山林隐士的雅趣。只是 现实的吃饭问题太过“粗俗”,每天是冷馒头就咸菜。到沈从文晚年,陈翔鹤已作古,沈从文作《忆翔鹤》提及旧事还颇为神往,只是感叹与翔鹤“心情上似同实异 的差别”:陈翔鹤是魏晋风流,他自己却是为稻粱谋。

性情
  
   沈从文在课堂上说起胡适:“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前,在北平置一新居。大家忙着添置家具,收拾房屋,比较忙乱。一天深夜,大家睡下后,有小偷进屋。张兆和的姐姐张允和察觉后,大声叫 道:“沈二哥(沈从文在家中排行老二),起来!”沈从文马上也叫道:“大司务!有贼!”大司务也大声答话,一阵虚张声势。等到四门大开,贼早上树溜了。这 时,大家才发现沈从文手中紧紧攥着他的武器——一把牙刷。
  
   1948年,解放军已兵临北平城下,国民党军队退守城内,两军对峙。一大批文化名流接到国民党通知,限期南下。沈从文也在名单之列。但饱经离乱的沈从文毅然决定留下。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解放后他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举家艰难。有一年多雨,许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门前轻轻叹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们听见了,批评他说:“农民不会这样想。”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辖下的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近10年。他的检查书里写着:“那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上面是不 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 底。”
  
   沈从文在另外一篇也是写于“文革”中的“检查”中说:“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因为如和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 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声名赫赫,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上买个烤白 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沈从文到历史博物馆,除了鉴定文物,还当讲解员。作家汪曾祺曾经亲眼看见过沈从文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大学教授当讲解员,沈先生自己不觉有什 么‘丢份’,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凄然”。对于这段经历,沈从文说:“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 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50多年前,在午门和端门之间的文物展室,20多岁的志愿军战士王予予自战地归来到这里看展览,碰巧解说员是沈从文先生,沈先生热情地上前为他一个人反复 讲解,结果展览一看看了一个星期,王予予从此成为沈从文终身的助手,并且成为中科院历史所从事丝织品保护成绩卓著的专家。
  
   关于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曾在1951年一封未发出的信中这样写道:“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 不相熟。自以为熟悉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的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的笑语中,越说越远。”
  
    “文革”开始后,60多岁的沈从文挨批挨斗之余的工作是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厕所。沈从文有时发呆地看着天安门人来人往,然后回过头对一同被批斗的史 树青说:“我去擦厕所上面的玻璃。”沈从文说他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 靠……’”多年后,沈从文被人问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他只是说:“我没有我的朋友受的冲击大,我只是要打扫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里不是也要 打扫吗?”
  
  1969年冬天,沈从文要下放了,一个人在家里整理东西,屋子里乱得无处下脚。张允和莱看他,要走的时候,沈从文叫住 了她:“莫走,二姐,你看!”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封皱皱巴巴的信,“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接着就吸溜吸溜哭了起来,快70岁的老头哭的像一个小孩 子。
  
  沈从文说到下放的时候,一个人住在一个大教室里,“看着窗子上有几个大蜘蛛慢慢地长大了”,“这面窗子还可以每天看见一只大 母牛,每天早晨还可以看见牛,那个大牛、小牛都庄严极了,那个地方的牛都大极了,是花牛,美极了,一步一步带着小牛吃饭去。间或还能看见一些小女孩子梳着 两个小辫辫,抬砖头拣树叶子。”
  
  沈从文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任务是看菜园子,他做的极其认真,并写有总结:“……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形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过来……”他还写信给黄永玉:“……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
  
  文革中,沈从文和黄永玉这对受到批斗的叔侄二人在路上相遇,沈从文看到黄,装着没看到,擦身而过的瞬间,沈从文头都不歪地说了4个字:“要从容啊!”
  
  王序曾说,沈从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有一年,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史博物馆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走进有关部门的办公室,他紧张的几乎手足无措,只是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
  
  沈从文得病,沈的学生黄能馥和妻子陈娟娟,到崇文门去看他,看到他门口挂着一张字条,写着“谢绝会客”的字样,他们就没敢进去,在门口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就走了。过了几天,张兆和打电话来,说沈先生想他们了,让他们去,说门上那个条子不是写给他们看的。
  
  1978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后,沈家从门庭冷落又回到门庭若市,重新评价其文学成就的文章也屡见报端,一度盛传他将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对此沈从文表现出宠辱不惊的平静,他淡然地说:“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沈从文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回答:“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了。”
  
  季羡林与沈从文一起到中山公园去游逛。他们要了一壶茶,季羡林正要拿起壶倒茶,沈从文连忙抢了过去,先斟出了一杯,又倒入壶中,说只有这样才能把茶味调的均匀。

妙语
  
   沈从文时也风趣。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有“校花”的美誉,沈从文第一次去学生宿舍看她,张口便说:“噢,原来你就是那个‘笑话’(校花)。”沈从文还自创《豆豉娘怒沉百宝箱》和《太阳照着三个和尚》。一个有趣的人和一个懂得趣味的人。
  
   汪曾祺曾写了一篇小说,有许多对话。他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从文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
  
   沈从文出国访问,专门研究西南联大的汉学家问他:“为什么当时条件那么苦,环境那么差,联大8年出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总和?”沈从文回答两个字:“自由。”
  
   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消息传到中国,沈从文对人发感慨说:“啊呀!真了不起啊!那么大的一个东西都能搞上天!……嗯,嗯,说老实话,为了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沈从文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他对别人的称赞,也常说:“要算耐烦。”看见儿子小虎稿设计,说:“要算耐烦。”看见孙女小红做作业时,也说:“要算耐烦。”

论文
  
   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说:沈先生不赞成命题作文,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给学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比如“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和“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
  
   沈从文教书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汪曾祺说他的老师沈从文的小说有重造民族品德的意思,但多年来不被理解。沈从文如此说:“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 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1946年,汪曾祺到上海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职业,情绪异常悲观,竟然有自杀的冲动。沈从文知道后,一改往日平和的态度,写信大骂汪:“为了一时的困 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沈从文还在信中提到了他当年初到北京的情形,以此来勉励正在困境中的的汪 曾祺。
  
   沈从文教导黄永玉:“摔倒了要赶快爬起来,不要欣赏你砸的那个坑;充满了爱去对待一切;死死抱住自己的业务,不要放松。”
  
   沈从文说:“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沈从文说: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求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

乡恋
  
   1988年,沈从文自我评价道:“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 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沈从文的湘西情节伴随他一生,他从来都说自己是个“乡下人”。他出生在湘西美丽的小城凤凰,他的许多作品都与凤凰有关。凤凰,这个历史悠久的魅力小城也因沈从文而走向世界。最后,沈从文选择了家乡作为自己的长眠之地。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放过沈从文。一次又一次来势汹涌的打击,使忧郁过度的沈从文陷入了病态的迷狂状态。病中的沈从文不断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
  
   1983年,沈从文最后一次回故乡。沈从文提出要在早上去菜市场看看。家人提醒说,他年岁太大,怕人多挤坏了他。他却执意要去,并晃晃肩膀,说:“挤一挤那才有意思!”他果然去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穿行在水灵鲜亮的青菜之间。
  
   晚年,沈从文在家乡听古调犹存的弋阳腔傩戏,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沈从文继激动地说:“这是楚声,楚声!”他动情地听着“楚声”,泪流满面。
  
    1992年,沈从文的骨灰在家人的护送下魂归故里凤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之中,一半安葬在听涛山的下。他的墓碑,采天然五彩石,状如云茹,碑身正面刻 着沈从文先生的手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为先生姨姐张允和撰联并书,联曰:“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 人。”
  
  
弃文
  
   沈从文说:“楚人的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
  
   沈从文在1949年元月写道:“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20年30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
  
   1951年,沈从文在他写于解放后的第一篇文章《我的学习》,写到了自己的精神危机,“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了”。
  
    1949年1月,原来旧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贴出很多大字报,大字报转抄了不少文章,其中包括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 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郭沫若斥责沈从文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是个“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特别是沈从 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沈从文14岁的长子沈龙朱成去北大看热闹,回到家告诉了沈 从文。沈从文感到这次是对他二十多年来独立为文艺奋斗的自强精神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他害怕,恐惧,觉得有一张网在收 紧。他常常喃喃自语“清算的时候到来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沈从文与京派理论家朱光潜、沦陷区女作家张爱玲、国统区作家无名氏(卜宁)等都被排除在外,并被赶下北大的讲台。
  
    1949年1月以后沈从文的神经就不正常了,他感觉压抑,感觉有人要迫害他。1949年3月的一天,14岁的沈龙朱看见沈从文把手伸到电线的插头上。沈龙 朱在慌乱中拔掉电源把父亲蹬开。几天以后,沈从文再次自杀,他找到一把保险刀片,割手腕的动脉,割脖子上的血管,幸好在沈家做客的张中和(沈龙朱的表舅) 从沈从文所在的房间外走过。他听见房内有呻吟的声音,推门的时候门纹丝不动,张中和破窗而入,看见沈从文已经用小刀将手腕上的动脉、脖子上的血管划破,处 于昏迷状态。张中和把沈从文送到了位于德胜门外的安定医院。被医生救活的沈从文以为医院是牢房,大喊着要逃走。
  
   病愈后,沈从文去了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政治,这时他的工作编制仍在北大。学习“毕业”后,经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及北大副教授兼历史博物馆代馆长韩寿萱介绍,正式调往历史博物馆。
  
    1953年沈从文接到开明书店的通知:其作品因内容已过时,凡已印和未印的作品均代为焚毁。同年9月间,全国文代会第二次大会在怀仁堂举行。沈从文参加了 大会,毛泽东和周恩来到左侧房子接见一部分代表,在介绍到沈从文时,毛泽东问过他的年龄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沈从文说:“当时除了兴 奋感激,眼睛发潮,什么也没说。”
  
   1961年初,沈从文在北京阜外医院住院时研读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小说,记下了自己的心得:“难的不是无可写之人,无可写的事,难的是如何得到一种较从容自由的心情……如能得到较从容工作环境,一定还可以写得出几个有分量东西的。”
  
   1962年作协安排沈从文等几个作家去江西老区,准备长期住下去。但是沈从文真要拿起笔来的时候,还是心中有顾虑。他在江西只呆了3个月,最后跑到景德镇去看他喜欢的陶瓷,帮着参谋如何改进生产去了。从此,沈从文只写旧体诗。
  
    沈从文1968年写过一份检查稿《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检查中说:“要我重新写作,明白是对我一种极大鼓励。但是我自己丧了气。头脑经常还在 混乱痛苦之中,恐怕出差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且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曾试着写了个《炊事员》,也无法完成。所以,还是希望回到博物馆服务。工 作寂寞点不妨事,人事简单比较容易适应。”
  
   沈从文的学生辈的林斤澜有次拉他去参加一个会议,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从文讲话,他赶紧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沈从文“搁笔”之后,曾经提到“跛者不忘其履”,他写道:“这个人本来如果会走路,即或因故不良于行时,在梦中或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会常常要想起过去一时健步如飞的情形,且乐于在一些新的努力中,试图恢复他的本来。”
  
   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51号的家总共被抄了8次。其中两次是大儿子学校来人,目标是家里的那些唱片,抄家人还专程带来了学校的英语老师,将唱片一一过目,最终确定没有问题才作罢。
  
    1972年沈从文从干校回到北京,原来的三间房被强占去两间,一生几十年收藏的心爱的书、家具,满堆在院子里任人践踏,日晒雨淋。沈从文说:“硬木家具放 在外面就毁了,你们要用就用吧。”他的书和家具都送人,朋友们谁需要就来拿走。搞梅兰芳研究的徐城北先生当年还曾来挑了书带走。剩下的黄永玉的夫人帮忙张 罗着7分钱一斤处理掉。
  
   人们为沈从文在文学史上的“失踪”感到不平,沈从文却笑道:“那未必不是塞翁失马。”
  
    在国外演讲时,沈从文说:“许多在日本、在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按照社会习惯来说,一个人进了历史博物馆,就等于说 他本身已成为历史,也就是说等于报废了。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具体地把六千年的中华文物,有条理有系统地看一个遍。”

研物
  
   沈从文形容新出土的楚漆器纹样,战国玉器的雕工,洛阳博物馆陈列的汉壁画……总是带着悠然神往的心情说:“真美呀!美得简直叫你不可想象。”
  
    1947、1948年,北大开始筹备建立博物馆,并着手从公私各方收集展品和资料。沈从文对此事表现出莫大的热情。他把自己多年来搜罗到的一些有历史或艺 术价值的文物都赠送给博物馆筹备处,并积极做大量事务性工作。不仅本人热心,他还动员别人也这样做。周定一就回忆沈从文说服他捐了一个康熙青花小瓷杯、一 枚吴三桂在云南所铸“利用通宝”铜钱。
  
   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后,沈从文日以继夜地写他的服饰史和其他一些专题性文章。沈从文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要把自己脑袋里知道的东西留给后人,好让年轻人少 走弯路。沈从文觉得自己可能活的时间不长了,因为他是由于心脏病太厉害才能回北京的。院子里的老大妈们看他灯老亮着,就害怕他突然死掉,不时要去张望张 望。早上听见没动静就去敲他的窗户玻璃,一听里面有声音才放心。
  
   20世纪70年代以后,沈从文和黄苗子两家住得很近,经常互相拜访、聊天。黄苗子不在家的时候,沈从文就把收集到的汉代或是明朝的绣花拿给黄13岁的三儿 子看。沈从文看见黄的儿子就说:“这个东西美极了!美极了!”沈从文经常去逛琉璃厂、隆福寺的古玩店。看见文物便经常买回来,无偿地捐给故宫博物院和历史 博物馆。
  
   画家黄永玉说:表叔(沈从文)在临终前两三年,得到党和政府的认真关注,给了他一套宽大的房子,并且配备了一部汽车和一位司机。遗憾的是太晚了。他已经没有能力放手地使用这套房子了。
  
   “文革”中,黄能馥吃了苦头,不干文物了。沈从文知道了跟陈娟娟说“把黄能馥给我叫来”,黄能馥去了,沈从文对黄说:“眼光看远一点,这些事你们不做谁做?”说完落下泪来。
  

纠葛
  
   在“五四”时代一直到“左联”成立,胡也频、丁玲、沈从文三人关系很密切。从北京到上海,他们三个人都住在一起,百无避忌,大被同眠。甚至被小报讽刺,也毫不理会。他们是密友,是患难之交。
  
   沈从文《记丁玲》中,沈从文写道,他开始一见到丁玲就觉得很可爱,二人都是湘西人,谈的话上有共同语言和乡音。那个时候,胡也频在追丁玲,沈从文、丁玲二人一讲话就忘了胡也频,胡也频颇为不平。沈从文就向他解释,他在与丁玲谈话时,从来没有考虑她是一个女性。
  
    胡也频被捕之后,为了让丁玲母亲不担忧,沈从文以胡也频的名义给丁玲母亲写信。沈从文多次求助过的胡适、徐志摩,给南京的蔡元培、杨杏佛等文化名人写信, 希望通过他们保释他的贫贱之交。为了友谊,沈从文把自己的利害关系置之度外,特地赶到南京,找了一些国民党要员,都被害怕惹上共产嫌疑的他们拒绝。沈从文 频繁奔波于上海和南京之间达十余次。其中,有一次他从南京拿着蔡元培致上海市长的信去找当时的市长张群,然而杳如黄鹤。
  
   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以“夫妻”名义陪伴丁玲回湖南,把胡也频与丁玲的孩子交给丁玲的母亲带养。1933年,丁玲失踪(过了好久,才知是被捕),沈从文多 方呼吁,八方打听,还多次文提醒各方对此事件的关注和重视,不久误传丁玲被害,悲愤之余,沈从文继胡也频遇害后作了四万字的《记胡也频》,又创作了十一万 字的《记丁玲》。後来才得知丁玲是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沈从文闻信,携著新婚妻子张兆和,带著丁玲儿子的相片,探望丁玲。然而这样深厚的友情,最终反目。
  
    反目的原因,从丁玲的这段话中,大概可以看出来:我被捕后,有一年沈从文又到了常德。有两个文学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并告诉他我母亲在常德,问他 要不要去看望。他说没时间了,不去了。这两个青年很气愤,将情况如实告诉了我母亲,认为他太不够朋友了。等到后来我母亲将这一情况告诉我之后,我也很生 气,这叫什么朋友?建国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峰同志告诉我,我被捕后,他曾找到沈从文,恳求他出面保我出狱,一切费用由党负担,但却遭到了沈从文的断然 拒绝,他表示不能插手这件事了。这就说明,沈从文怕得要命。而他写什么《记丁玲》,好像和我友谊多么深厚,纯粹是伪君子。通过这两件事,我实在不愿再理他 了。但是,我还是和陈明一起去看了他一趟。当时,他很害怕。我们告诉他:共产党不会杀你的,怕什么?
  
   然而,事实并非如丁玲所说,丁玲被捕后,沈从文写下第一篇关于丁玲被捕一事的文章——《丁玲女士被捕》,6月4日,又写出《丁玲女士失踪》,文章先后发表 在《独立评论》与《大公报》上。同时,他与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等38位文化名人向南京政府联名致电,要求释放丁玲与潘汉年。从胡适的 日记中,也可以看到沈从文多次求助胡适,请胡营救丁玲。
  
   1949年,沈从文去看望丁玲。此时,二人已经有天壤之别,一个是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女作家,一个是被左翼作家批驳的文人。据陪同的二儿子虎雏回忆,如同 被一位相识的首长客气地接见,让他怀疑父母那些美好的回忆。张兆和带上的丁玲儿子的照片,只是被她不在意地放在一旁,同时淡淡地敷衍了几句他们的求助。
  
    林斤澜回忆过一件小事: 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期间的一个作家联谊会上,他同时见到了沈和丁。出来政治上的害怕,那时许多人都不与丁玲交谈,使她显得孤单落寞。只有老舍的几句问 候使她显得格外兴奋。沈从文同以往一样坐在角落里不说话。但会后,在丁玲等公共汽车时,沈从文急急忙忙赶来,林此时不便太近,只是以一个小说家的细腻感受 着。沈从文脸带笑容,关切地看着丁玲,热情地谈着什么。详情无法得知,但肯定在关心着丁的近况。丁玲始终板着面孔,眼睛不时望着别处,一扫同老舍说话时的 兴奋劲儿,似乎不大愿意与沈从文交谈。后来,沈从文一个离开车站,走回家去。
  
   1980年,丁玲发表了《也频与革命》一文,文中声称自己四、五个月前终于看沈从文写的《记胡也频》、《记丁玲》两文到这本书,她对沈从文在五十年前创作 的《记胡也频》,作出了严厉的批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乱编……类似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 的无知,无情……”甚至不惜漫骂:“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
  
   施蜇存肯定丁玲在南京时就见过此书,并知道早有人传言,丁玲对此书不满。
  
   然而,直至辞世,沈从文都没有写出文章为自己辩护。
  
纯爱
  
   沈从文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爱过的那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就是他携手一生的妻子,张兆和。
  
   张兆和的父亲苏州富商张吉友,除了拥有万顷良田,热心于结交蔡元培这样的教育界名流、投资教育事业,还因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而尽人皆知。后来,这个大户人家的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颇有建树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则嫁给了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从文。
  
   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结合应该感谢两个,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张兆和的姐姐张允和。
  
   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然而木讷的沈从文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在网上,一般把男性称为“青蛙”,这个创意来自于张兆和。当时,在中国公学上学的18岁的张兆和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 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自卑木讷的沈从文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他悄悄地给兆和写了第一封情 书。
  
   张兆和收到情书后,始终保持着沉默。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胡适理论。
  
    张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说: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说 说,做个媒。张兆和连忙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由于胡适的纵容,沈从文的情书轰炸得以继续。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的老家。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二姐张允和出来招呼了这位不速 之客。弄堂很窄,张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沈从文不进来,张允和就告诉他三妹上图书馆去了,不在家,让他进来等。沈从文听完说 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了。
  
   张兆和回来后,张允和把她骂了一顿:你假装用功,明明晓得他今天要来。兆和说:我就是用功,哪晓得他这个时候来啊。张允和让妹妹大大方方地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张兆和终于鼓起勇气回请了沈从文。
  
   心潮澎湃的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立即给二张允和写信,托她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 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兆和的父亲开明地答:儿女婚事,他们自理。带着这份喜悦,两姐妹便一同去了邮局,给沈从文发电报。张允和拟好的电报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很简单。 张兆和的则是: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了,但邮局没有收,而收下了允和的。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当时的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媒人是张允和,所以沈从文一看见二姐允和就叫她“媒婆”。
  
   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1938年,张兆和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在这种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我应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
  
   沈从文对自己的婚姻非常满意,他说:“对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但由我看来,都产生在一种计划中。”
  
   沈从文和张兆和相伴一生,直至1988年沈从文辞世。
  
评价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走完了他86年的生命历程。在他去世的第三天,香港、台湾以及国外多家媒体报道了沈从文逝世的消息,而国内只有《文艺报》发了50个字的短消息。
  
   因研究沈从文获得哈佛博士的美国学者金介甫回忆说:“沈有孩子心,特别的活泼可爱,拼命地写书法卷,送他几十年未见的学生和朋友。内容是旧体诗,常常是指桑骂槐,讽刺时事。”
  
    汪曾祺曾说:“沈先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 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
  
   瑞典的汉学家马悦然说,他再活上半年,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非他莫属。
  
   巴金、常风、邓云乡、张允和等人,都描绘了沈从文不通世故,不善自处的特点,由此推论他的文字之美,恰来自于精神的静观。
  
    著名学者季羡林说:“我觉得,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认出 来,决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完全自学成家。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 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于天下。”
  
   沈从文去世,巴金的唁电说:“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
  
   夏衍说:“沈从文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文学地位,他不单是一位乡土文学大师,应该是更高一层的作家。”
  
   邵燕祥说:“沈从文这个又温文又野性,属于湘西又属于整个中国以至世界的作家,他的生命就寄寓在他这些既清新且斑斓的作品之中。所有这些,可以不舍昼夜地流下去,润泽当代的直到后代的无数焦渴的灵魂。”
  
   黄永玉说:“沈从文是因为他几十年前文学成就在国外引起反响,才引起国内注意的。他逝世的消息也是如此的缓慢,人死在北京,消息却从海外传来,国内报纸最早公布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后。据说是因为对于他的估价存在困难。
  
    经过“一个曲折的历史性的艰难过程”后,中国文学史在沈从文研究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最新出版的两部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 年》(修订本)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本),高度评价了沈从文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确认了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大师”地位。
  
    由钱理群、温瑞敏和吴福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首次以独立的一章介绍和评述了沈从文的作品。该书评价沈从文的小 说:“达到了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下层人物形象三者描写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地”,“沈从文的文学不属于当时中国的城市文化,也不属于革命文学,因此难 以被当时的现实理解是自然的。所以他是寂寞的。”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本)评价道,“沈从文构筑了一个富有魅力的‘湘西世界’,也因此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凌宇说:“确认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地位,是还历史本来面目。鲁迅先生就认为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这对建立健康的文学批评秩序,营造良好的文学创造氛围,具有标志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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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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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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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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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村仕同湾
赵元任

六、赵元任
  
   今天我要说一个天才,一个真正的天才。民国时期的文坛学界,如果有人堪称天才的话,这个人,一定是赵元任。
 
   生平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赵元任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他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与他出生时就已经声名赫赫的前辈梁启超、王国维,以及另外一个民国时期最博学的大师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逻辑等课程。
  
   天才自然从小就展露他不同于常人的地方,我们来看看赵元任学习和任教的经历:
  
   1907年赵元任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英语、德语都学得很好。
  
   1909年赵元任考取了留学美国的官费生,在康乃尔大学主修数学,选修物理、音乐。1914年获数学学士学位。
  
   1914至1915年,赵元任在康乃尔大学校哲学院研究一年。
  
   1915年赵元任人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继续选修音乐。19l8年在哈佛获哲学博士学位。
  
   1918年,赵元任又在芝加哥和加州大学作过一年研究生。
  
   1919年赵元任回康乃尔大学物理系任教一年。
  
   1920年赵元任回国担任清华学校的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课程,同年冬曾为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Russell)来华讲学担任翻译。
  
   1921年赵元任携妻子杨步伟到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并研究语言学。
  
   1925年赵元任回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
  
   1928年赵元任作为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进行了大量的语言田野调查和民间音乐采风工作。
  
   1938至1939年赵元任又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在那里开设过中国音乐课程。
  
   1938至1941年,赵元任任教于耶鲁大学。
  
   之后五年,又回哈佛任教并参加哈佛、燕京字典的编辑工作。
  
   从1947年到1962年退休为止,赵元任在伯克莱加州大学教授中国语文和语言学,退休后仍担任加州大学离职教授。
  
   赵元任的学术头衔:
  
   1945年赵元任当选为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1952年荣任阿加细(Aggasiz)基金会东方语和语文学教授。1959年曾到台湾大学讲学。1960年又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主席。
  
    1973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刚起步,赵元任夫妇回国探亲,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还跟赵元任谈到文字改革和赵元任致力研究的《通字方案》。 1981年,丧妻不久的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偕长女赵如兰、女婿卞学磺、四女赵小中再次回国探亲,受到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的热情接见, 并接受了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称号。
  
   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逝世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加州大学为他设立了赵元任基金会,4月4日隆重举行了赵元任逝世纪念会。
  
   1982年初,赵元任走完了人生历程,在美国溘然病逝。他的大女儿赵如兰在给亲友的讣告信中说:“这一年中,他最满意的一件事是去年夏天同我、卞学鐄、四妹小中,四个人一起回国去了一趟。”
  
    1982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这封讣告信时加了编者按:“在我国和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语言学家(同时还是哲学家和音乐家)赵元任教授,今年2月 24日在美国逝世。本报曾发表过新华社的简短新闻。现在将他的大女儿赵如兰教授(去夏曾陪赵元任教授回国探亲和访问)写的一封信发表在这里,让读者从中了 解赵元任教授逝世和逝世前的一些情况。信中提到的赵新那同志是赵的二女儿,她和她的丈夫黄培云同志都在长沙中南矿冶学院任教。卞学鐄教授是赵如兰教授的丈 夫,他和她分别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任教。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女士,去年3月在美逝世。”


著作
  
   赵元任的研究博杂,所以他的著作也比较多:
  
   主要著作有《国语新诗韵》、《现代吴语的研究》、《广西瑶歌记音》、《粤语入门》(英文版)、《中国社会与语言各方面》(英文版)、《中国话的文法》、《中国话的读物》、《语言问题》、《通字方案》,出版有《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等。
  
    赵元任出版的歌集有《新诗歌集》、(1928)、《儿童节歌曲集》 (1934)、《晓庄歌曲》(1936)、《民众教育歌曲集》(1939)、《行知歌曲集》和《赵元任歌曲集》(1981)。1987年在上海音乐学院院 长贺绿汀提议并推动下,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五线谱版的《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由其长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赵如兰编辑),收有歌曲八十三首、编配合唱歌 曲二十四首、编配民歌十九首、器乐小品 六首,总计一直三十二首作品。
  
   赵元任在国内发表的音乐论文有:《新诗歌集·序》《“中国派”和声的几个小试验》、《歌词中的国音》《介绍乐艺的乐》、《黄自的音乐》等。这些文章阐述了 他的创作经验和对建立中国民族新音乐的看法,其中不乏独到见解,不仅对当时音乐界有重要影响,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此外,他在国内还亲自演唱录制过唱片《教 我如何不想他》与《扬子江上撑船歌》等。
  
   1928年,赵元任出版了《新诗歌集》,萧友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十年出版的音乐作品里头应该以赵元任先生所作的《新诗歌集》为最有价值”,他“虽然 不是向来专门研究音乐的,但是他有音乐的天才,精细的头脑,微妙的听觉。他能够以研究物理学、语言学的余暇,作出这本Schubert派的艺术歌 (Artsong)出来,替我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他热情地赞扬赵元任是“中国的舒伯特”。

   逸事
  
   赵元任年轻时,求知欲强,爱做物理实验,酷爱体育运动,从初中开始坚持记日记。在南京求学期间,一度染上恶习:抽烟、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识到这些危害 时,以坚强毅力强制自己根除了,常以父亲命名寓意告诫自己:“元任,任重道远。”后来果然博学多才,被称为“汉语言学之父”。
  
   赵元任曾对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也得在现代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一辈子穿了人种学博物馆的衣服,预备你们来参观。
  
   陈寅恪与俞大维(当时都是留学生)请赵元任夫妇看德国歌剧,当陈、俞俩人将客人送至剧院门口,便要离去,赵元任夫妇一问才知道,原来陈、俞俩人是省下自己的饭钱,来请赵元任夫妇听歌剧。
  
   赵元任与友人信中云:“要是你收不到这封信,请你赶快通知我,我好告诉你是什么时候付邮的。”


  
   赵元任会说33种中国方言,到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用方言和当地人交流。他又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等外语,甚至精通这些语言下面的方言。他因此得了个“赵八哥”的绰号。
  
    赵元任儿时就展示了非凡的语言天赋。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赵元任随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期间,从保姆那里学会了北京话和保定话。5岁时 回到家乡常州,家里为他请了一位当地的家庭老师,他又学会了用常州方言背诵四书五经。后来,又从大姨妈那儿学会了常熟话,从伯母那儿学会了福州话。
  
   赵元任15岁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时,全校270名学生中,只有3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又向这三位南京同学学会了地道的南京话。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赵元任居然能用8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1920年赵元任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当时适逢美国教育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清华大学派他给罗素当翻译。他在陪同罗素去湖南长沙途中又学会 了讲湖南话。由于他口齿清晰,知识渊博,又能用方言翻译,因而使当时罗素的讲学比杜威获得更好的效果。从此,赵元任的语言天才得到了公认,他自己也决定将 语言学作为终身的主要职业。
  
   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
   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在外国语方面,据赵元任自己说:“在应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日本、古希腊、拉盯俄罗斯等文字都不成问题。”
  
   有一次,赵元任在索邦(sorbonne)用法语讲演,用纯粹的标准国定的法国语音,讲完了,听众对他说:“你法国话说得真好,你的法国话比法国人说得都好。”他在关于语言学的讲学或著作中,经常使用一些多由他自己创作的妙趣横生的故事来加深人们的印象
  
    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 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 古迹和土货特产。
  
   胡适在台湾一直很关心大陆的文化动静。毛的诗词他也认真读,见答李淑一的韵跑得没了边,因为赵元任精通方言,便很诚心地请教赵元任,问是不是湖南方言可以这样押,赵答曰否。
  
    1911年,刘半农为了编一本“骂人专辑”,在《北京晨报》上刊登了一则“粗话启事”,公开征集各地骂人的话。赵元任看到“粗话启事”后,来到刘半农的宿 舍,用湖南、四川、安徽等地的各地方方言把刘半农骂了个狗血淋头。随后,周作人也来了,劈头盖脸地用绍兴土话把刘半农又大骂了一顿。几天后,当刘半农去教 师上课时,竟又被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的学生用方言骂了半天。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懂,但如 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 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

上世纪20年代,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国语”(即普通话)。有一则轶闻,难断真假,但颇可见赵氏当年的风光。赵元任夫妇到香港,上街购 物时偏用国语。港人惯用英语和广东话,通晓国语的不多。他们碰上的一个店员,国语就很糟糕,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赵无奈。谁知临出门,这位老兄 却奉送他一句:“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 赵元任问:“那你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 店员答:“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 赵夫人指着先生笑曰:“他就是赵元任。” 店员愤愤:“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可能是赵元任?”
  
    1927年,赵元任到江苏一带进行吴语调查,他不辞劳苦,经镇江、丹阳、无锡,每站下车,再乘小火轮到宜兴、溧阳,又转回到无锡等地,冒着严寒,辗转往 复,深入群众,多访广纳,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3个月后,回到北京,他把调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在出版此书时,语音符号采用国际音标,印 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成表格影印,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这本书出版后,为研究吴语和方言作出极为珍贵的贡献,赵元任也成为我国方言 调查的鼻祖。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他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本是 赵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却成就了一部儿童文学经典译作)。长大了,想学“国语”,就用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当老师。后来迷上了音乐,迷上了赵元任的音 乐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爱丽丝漫游奇境》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由赵元任翻译的,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赵元任特别强调,这本书“又是一本哲学的和伦理学的参考书”。的确,有不少哲学书和数学论文,都大量地引用过这篇童话中的文字。
  
   赵元任和林语堂偶尔通信时,写的是汉字的英文,例如:“狄儿外剃,豪害夫油鬓?”(亲爱的语堂,你近来忙些什么?)林语堂非常喜欢。
  
   九十高龄的梁漱溟,在与美国学者艾恺的对话中,曾有专门的对赵元任的评价:
  
   梁:当时他是清华国学院的四个导师之一,他的知识很丰富,听说他有这样一个本事,就是他一般跟我们一样讲普通的北京话,但是他如果到一个新地方,比如到了福建,到了广东,他住这么一天,两天,他就能讲那个地方的话。
   艾:是这样,我也听说了。
   梁:因为他懂得那个地方人讲话,从音韵上,从利用口齿上,他住上一、两天就晓得怎么样,就讲当地的话,人家告诉我是这样。
   艾:是。当时在伯克莱的时候也请教过,研究这本书的时候,是关于罗素,因为他是陪着罗素做翻译的。
   梁:有一段,本来翻译是另外一人,后来不行,后来罗素讲的东西那个人翻译不了,还是请赵先生去翻译。
   艾:是啊,我也听说别的关于他的本事的故事,就是他可以把一个什么话倒讲,后面的几个音先讲,一大段话就是这个样子,录好以后就把录音带倒放,还是正常的话,他正是有语言的天才。
  
    赵元任早年曾和语言专家黎锦熙先生致力于推广普遍话工作,为此他创造了国语罗马字(注音字母第二式),并灌录了国语留声唱片。赵元任一贯提倡彻底的白话 文。1981年赵元任回国,他对目前国内人们的口语有这样的感慨:“现在教育水平高了,人们的说话受广播、报刊、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出口书面语多,不大爱 讲白话了。如现在北京人爱说“开始”,不说“起头儿”;把长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连小孩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显得缺少生活气 息。”
  
   1981年5月21日,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请他回国录制国际音标。录制时,他发了四百多种元音、辅音和声调,连非常细微的差别都十分确切,发音辨音能力与他在三十年代时一样,使在座者惊讶不已,钦佩之至。
  
音乐
  
   赵元任的母亲擅昆曲,父亲擅奏笛,可谓夫唱妇随。赵元任自幼便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在音乐上很有天赋。他师从著名的音乐学家,他专攻过和声学,专攻过作曲 法,他毕生都与钢琴为伍,他教过音乐或音乐欣赏课。他为同时代的诗人谱曲: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他》,徐志摩《海韵》,刘大白《卖布谣》,胡适《他》,陶 行知《小先生歌》,施谊《西洋境歌》。
  
   赵元任雅好音乐,一生创作过一百多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他跟他的女儿们,凡有机会聚在一起,就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分声部地练习演唱他的新作或旧作。
  
    赵元任有相当一部分家庭音乐作品,常为女儿写歌 ,教她们唱。连上邮局寄挂号信排队的当儿,也不放过,让女儿坐在长凳上学唱。他很会利用时间,把许多歌曲写在小五线谱本子上,随身携带,一有灵感就写。他 的大女儿赵如兰说 :“他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在剃胡子的时候创作的。”
  
   1981年当赵元任最后访问北京期间,多次被邀请唱这首歌。一次在音乐学院唱完这首歌后,人们向他提问:这是不是一首爱情歌曲?其中的“他”究竟是谁?赵 老回答说:“‘他’字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也可以是指男女之外的其它事物。这个词代表一切心爱的他、她、它。”他说这首歌词是当年刘半农先生在英国 伦敦写的,“蕴含着他思念祖国和怀旧之情。”
  
   1981年,赵元任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仪式上,一口气唱完了《教我如何不想他》;到中央音乐学院座谈时,他也情不自禁地唱起《教我如何不想他》;回江苏常州青果巷故居时,他让女儿用室内小风琴伴奏,再次深情地演唱了《教我如何不想他》……
  
   赵元任从20年代到30年初所作歌曲的歌词,大部分系刘半农所作。当1933年刘半农因病逝世时,赵元任曾深情地写一挽联:“十载奏双簧,无词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性情
  
   赵元任无意于做官,他与杨步伟结婚只求她一件事:别逼他做官。
  
   194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拍电报请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回电:“干不了。谢谢!”
  
    14岁那年,赵元任大姑婆告诉他,他就要和一个姓陈的女孩订婚了,他在日记上记载说:“婚姻不自由,我至为伤心。”后来这个婚约终于解除:“我和这个女孩 订婚十多年,最后我终于得到自由。” 赵元任拒婚的理由是“女方大两岁”,后来却追求比他大三岁、性格迥异的杨步伟女士。
  
   1920年8月的一天,赵元任在南京一个朋友家的饭桌上认识了杨步伟,便爱上了她。当时赵元任正在为罗素的中国巡讲作翻译。有一次罗素在师大讲演,赵和杨 双双迟到了,罗素站在台上呆坐着,毫无办法。赵说:“看到我和女孩子进来,他低声对我说:‘坏人,坏人!’。”
  
   1927年春天,赵元任在清华大学研究所担任指导老师时,曾到江、浙两省专门调查吴语。他经常是一天跑两、三个地方,边调查边记录,找不到旅馆就住在农民 家里。一次,他和助手夜间由无锡赶火车去苏州,只买到硬板椅的四等车票。由于身体太疲乏,上车后躺在长板座上就呼呼地睡着了。等醒来时,满车漆黑,往外一 看,才知道前面几节车厢已开走,把这节四等车厢甩下了。助手问他怎么办?他说:“现在反正也找不到旅馆,就在车上睡到天亮吧!”助手见他身体虚弱,劝他每 天少搞点调查,他诙谐地说:“搞调查就是要辛苦些,抓紧些,否则咱们不能早点回家呀!将来不是要更费时间,也更辛苦吗?”
  
   赵元任讲过一段有关《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首歌曲的趣闻。他说,当时这首歌在社会上很流行,有个年轻朋友很想一睹歌词作者的风采,问刘半农到底是个啥模样? 一天刚好刘到赵家小坐喝茶,而这位青年亦在座。赵元任夫妇即向年轻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他》的词作者。”年轻人大出意外,脱口而出说:“原 来他是个老头啊!”大家大笑不止,刘半农回家后,曾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爱侣
  
   说到赵元任,人们一定不会忘记他的妻子杨步伟,她是中国第一位女医生,从小就拥有离经叛道的性格,性格迥异的二人却他们携手走过了60年,堪称一对佳偶。
  
   杨步伟向世人说:“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
  
   杨步伟说:“我脾气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跟我横,我比你更横;你讲理,我就比你更讲理。我最爱替受期负的人打抱不平,总爱多管闲事。”
  
    杨步伟原名叫兰仙,小名叫传弟,学名叫韵卿;浑名大脚片、天灯杆子、搅人精、万人嫌和败家子。她出生于南京望族,其祖父是中国佛教协会创始人杨仁山。她一 出生便有两双父母。生父是长子,九个子女,杨步伟是老九。养父是二房,无子。杨步伟一生下便过继给二房,出生前父母做主与姑家孩子结亲,指腹为婚。一周岁 时,家里让她“抓周”,杨步伟抓的是一把尺。杨步伟的解释是:这意味着她将来做人要正直,或预言会“量这个、量那个、量体温、量脉搏什么 的”。
  
    在上家塾启蒙时,杨步伟的启蒙老师说,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在饭桌 上批评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遭父母一顿臭骂,骂她对圣人不恭。杨步伟捉弄过先生,背着先生唱:“赵钱 孙李, 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被长辈斥为没有规矩的“万人嫌”,家里人喊她“传弟”,是想她能给二房带个弟 弟。喊她大脚片,因她脚大;称她天灯杆子,因她小时瘦而高;骂她“搅人精”,那是因为她太淘气。别人想干不敢干的事,一撺掇她,她干。
  
    杨步伟的大伯(生父)负责南京狮子山、幕府山炮台工程,请外国人施工,黎元洪是翻译和书记,吃住都在杨家。下雪天,杨步伟捏个小雪人放在黎元洪的被子里。 黎元洪和她闹着玩,拿尺子在她手心打五下,说她放的雪人弄湿了他的被子。打过后,杨步伟抢过尺,在黎元洪的屁股上还了五下,说是你的屁股不好,尿湿床的。
  
   杨步伟任性,野气得很。她与家族的兄弟们到秦淮河游“花船”叫局。
  
    杨步伟在南京旅宁学堂上学,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竟“胆大妄为”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她已懂得男女平权,婚姻自由。16岁时 家里正式下了定婚礼,要她嫁给二表弟,她不干,坚决要退婚。自作主张写了一封退婚信:“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 在。”要死要活,家里被闹得鸡犬不宁。养父迫于无奈,同意了,但要她声明终生不嫁。生父气得半死,要将她捉回来嫁了,“不嫁就处死”。最后还是祖父出面, 放她一马才收场子。她终于胜利了。她感到“有生以来到现在第一次我才是我自己的人。”
  
   至于“步伟”这个名字,是她的同学、好友林贯虹为她起的。少年时林贯虹看出她的不凡,对她说“你这个人将来一定伟大的,叫步伟吧。”她不肯接受。后来,林贯虹死于传染病,为纪念贯虹,她正式将韵卿易名为“步伟”。
  
   1919年,社会掀起革命热潮。杨步伟已加入了革命。时安徽督军兼第一、四两军军长的柏文蔚,要为500人的女子北伐队办座崇实学校,请20岁的杨步伟担纲当校长。她毅然出任,领导学员学纺织,打绒绳,刺绣,轰轰烈烈。还坐镇指挥平息了一场未遂叛乱。
  
   杨步伟后来去日本学医,学成归国与同学李贯中开办森仁医院。因她俩以前的学医同学林贯虹早死,这三人的姓都是木部,三木成森,其中一人已故,只存二人,所以称“仁”,这就是“森仁医院”名称的由来。
  
   杨步伟的同学林贯虹病死了,为将她的遗体送回老家福建安葬,她背着父母,把自己的一对八两重的金镯子和四个戒指卖掉了,帮助死者亲属。为此,她得了个“败家子”的绰号。
  
    婚后,杨步伟舍弃了自己主持的医院院长和妇科主任职务,当起了相夫教子的贤妻。但她是位“闲着就难受”的女性。在清华的4年期间,为改善师生们的伙食,由 杨步伟出资,与其他两位教授太太合伙成立了“三太公司”,办了“小桥食社”。为此有人嘲讽赵元任,说他的老婆居然开起小饭馆来啦!赵元任佯作不知、不闻不 问,杨步伟照办不误。但是“小桥食社”非但没有盈利,反而赔本关张,杨步伟投资垫底的400银圆全砸进去啦。她作了副对联自嘲:生意茂盛,本钱干尽。  
  
   退出了小饭馆,杨步伟又忙着推广节制生育,到妇女会、教职员会、母亲会、女青年会演讲,乐此不疲,还办了个“生产限制诊所”。1926年“三·一八”学潮,杨步伟的诊所成了进步学生的避难所,以至遭到政府“窝匪罪”的指控,在胡适的建议下关门大吉。
  
   后来清华为子女教育问题办“成志小学”,请她当董事长。那时清华离城区远,交通不方便,杨步伟竟热乎一阵,要办汽车公司……
  杨步伟是个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从1938年起,赵元任一家定居美国后,数十年来,他们的家一直是清华留美学生的“接待站”。我国著名科学家周培源、钱学森等许多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 都是赵府的座上客。人们一到了赵家总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杨步伟不仅好客,而且烧得一手淮扬名菜。她曾把自己几十年来创作的名菜经验编成了一本《中国 烹调》,在美国畅销不衰。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花了三四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胡适看了,赞叹不已:“韵卿,你还真有一手呢。”
  
婚礼
  
   1921年,32岁的杨步伟与赵元任结婚。二人别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的地方照张相,再向有关亲友发了一份通知书,声明概不收礼。下午一个电话把 胡适和朱征请到家中,然后杨步伟亲自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掏出一张自己写的结婚证书,请他们俩做证人、签字。为了合法化,贴了四角钱印花税。
  
    然后,赵元任和杨步伟将一张照片和通知书一起寄给亲友,一共寄了四百份左右。相片上刻的格言是“阳明格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敬胜怠者 昌怠胜敬者灭”。寄给亲友的通知书上,他们说:“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医士十分恭敬地对朋友们和亲戚们送呈这份临时的通知书,告诉诸位:他们两人在这信未 到之先,已经在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并且声明:“除了两个例外,贺礼绝对不收,例外一是书信、 诗文,或音乐曲谱等,例外二是捐给中国科学社。”在结婚书上定的结婚时间,他们其实是在邮政局寄发通知书和照片呢。
  
   胡适回忆那晚写的话: 赵元任常到我家来,长谈音韵学和语言罗马化问题,我们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就常如此。以后我注意到他来的没有那么勤,我们讨论的也没有那么彻底。同时我也注 意到他和我的同乡杨步伟(韵卿)姐时常来往。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杨小姐,还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国(湘 姊朱徵的号)小姐一块吃晚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和俱乐部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释的《红楼梦》,像礼物 一样,精致地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那晚,我们在精致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顿精致晚餐,共有四样适口小菜,是杨小姐自己烧的。饭后, 元任取出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意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我是送给他俩礼物的第一人。
  
    第二天,晨报以特号大字标题《新人物的新式结婚》。后来赵元任问罗素先生我们的结婚方式是不是太保守,他答称“足够激进”。威斯康辛州威廉斯贝夜可思天文 台的比斯布罗克教授接到了赵元任的英文通知书,就贴在天文台的布告牌上,让他的同事们看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发生了 何种天文现象。于是赵元任杨步伟的结婚成了一种“天文现象”。
  
   赵元任和杨步伟的结婚方式触怒了许多亲友,赵元任最喜欢的姑妈送来一个花篮,赵元任退回了,他认为既不是文字,又不是音乐作品;杨步伟的大伯本来不赞成她 退婚,这次更是大为尴尬,因为刚在他告诉朋友不晓得他的女儿又是侄女在何时何地结婚之后,每个人便接到通知书,有些人甚至比他还早收到。 

婚姻
  
   赵元任是一个地道的文人。“天性纯厚,道德风采,有修养,对人和蔼可亲,从不与人争长短,语言风趣”,是谦谦君子。杨步伟言行却具男性的雄风,“天性豪爽而果断,思想灵敏,心直口快,无话不说”。其慷慨正直、热心助人是有口皆碑。
  
   1946年6月1日,乃是赵元任夫妇银婚纪念日(25周年),胡适(1891—1962)是赵元任夫妇的证婚人,这天却因故没能亲临祝贺,寄来贺诗一首(《贺银婚》)“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 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
  
    1961年,在他俩结婚40周年纪念会上,有人将赵元任做学问的求实精神比之《西游记》的唐僧玄奘,说玄奘之所以能成功,应归功于观世音菩萨的保护,杨步 伟就是赵元任的观世音菩萨。赵元任一生的成就和贡献,的确也是与杨步伟的帮助和鼓励分不开的。1973年6月,他们伉俪作了一次阔别故土后的首次大陆游。 周总理、郭沫若、竺可桢等接见了他们。在受到周恩来长达3小时的亲切接见时,杨步伟竟充当了主要角色。赵元任对周总理诙谐地说:“她既是我的内务部长,又 是我的外交部长。”
  
   1971年6月1日是赵元任夫妇的金婚纪念日(50周年),二人又各写《金婚诗》一首,押胡适《贺银婚》原来的韵。杨步伟女士写:“吵吵争争五十年,人人 反说好因缘。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意思说:为了老公,我今生没有完成医学的行业;到下一辈子投胎的时候,该我做男人,你做女人,再团圆还 我的事业!)
  赵元任的答词是:“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
  
   赵元任号称怕老婆,杨步伟说:“夫妇俩争辩起来,要是两人理由不相上下的时候,那总是我赢!”赵元任有自知之明:从来不跟老婆争高低。他不否认自己“惧内”,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回答道:“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
  
   20年代旅欧的同学掀起一股离婚热潮,罗家仑故意开玩笑:“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走”时,赵元任一笑了之,大有“女大三,抱金砖”之乐。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花了三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胡适看了赞叹不已。自传里面谈到一个重要问题 —— 平时在家里,杨步伟跟赵元任谁说了算?她很谦虚:“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决定。”但是幽默地补充一句:“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后 面一句是画龙点睛之笔。
  
   杨步伟的自传用英文出版,请赵大丈夫翻译并写个前言。赵元任写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家的‘结论’既然总归我老婆,那么‘序言’就归我了。”杨步伟说她先 写自传,把好玩的事都写了,赵元任就说,“那我就写那些不好玩的吧”。赵元任以自豪、愉悦的心情,欣然把“家的结论”拱手让给老婆。跟随他俩生活多年的侄 儿说:“有时他俩多少也有一点争论,因为姑母嗓子大,性情也急些,姑父也就顺从不争了”。
  
   1981年,杨步伟先他而去,赵元任悲痛万分。他在致友人信中悲怆地写道:“韵卿去世,现在暂居小女如兰剑桥处,一时精神很乱,不敢即时回柏克莱,也不能 说回‘家’了。”次年,赵元任追杨步伟后尘到天国。子女遵其遗嘱,对两位老人均未举行葬礼,把骨灰撒入太平洋,将他们的房产、书籍以及产业全部捐给了加州 大学。
  
评说
  
   胡适生前这样评价赵元任时说:“他是一位最可爱的人!”
  
   赵元任一生从事教育事业52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赵先生永远不会错”,这是美国语言学界对赵元任充满信赖的一句崇高评语。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吕叔湘称赞赵元任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一是他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陈原写道:你在他(赵元任)的乐曲中感受到的不是远离现实生活的孤芳自赏,而是一颗纯朴的赤子之心!一颗炎黄子孙的心!一颗中华民族好儿女的心!
  
    北京大学教授、前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作过这样的评价:“他的学问的基础是数学、物理学和数理逻辑,可是他于语言学的贡献特别大。近三十年 来,科学的中国语言研究可以说由他才奠定了基石,因此年轻一辈都管他叫‘中国语言学之父’(father or Chinese philology)。”
  
   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在清华大学校庆70周庆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赵元任可以称为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我学语言学是跟他学的,我后来到法国去,也是受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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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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渥村仕同湾
十、刘文典
  
   刘文典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大骂蒋介石,刘文典的狂狷不亚于黄侃,以至于他也有“刘疯子”的绰号,有人评价刘文典是“亦颠亦狂亦君子”。

气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文典返沪,参加于右任等创办的《民立报》,从事翻译,并采写了大量鼓励革命、倡导共和的文章。“二次革命”失败后,报社遭 查禁,刘文典亦遭暗算手臂中弹,幸好没有大碍,他于是逃到日本,并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担任孙中山贴身秘书。1916年,袁世凯一命呜呼。 刘文典迅速回国,却看到各路军阀混战,饿殍遍野,经济每况愈下,市面百业凋零。他悲观失望,愤而远离政治,决意专心研究学问。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刘成章因体质差,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患病亡故。这更激发了刘文典对日本人的仇恨。
  
    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撤离北平。日本人通过周作人多次请刘出任伪职,均被他严词拒绝,因此惹怒了日本当局,其住宅连遭日军搜查,刘毫无惧色。刘文 典曾两度赴日留学,日语颇为流利,但在日寇面前,竟“以发夷声为耻”。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只身辗转来到西南联大。见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吴晓玲教授,刘便向其打听周作人景况。吴说周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长城战事”闹得极凶的时候,刘文典每次上课,都要给学生讲一段“国势的阽危”,并且告诉学生日本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及历史背景,叫学生们赶快起来研究日 本。他自己则夜以继日地翻译有关资料。据当时的一位学生记载:“……有一天上国文时精神委靡得连说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 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刘师培是刘文典的业师,他十分敬佩老师的学问。因刘师培后来投靠袁世凯,在思想上消极保守,刘文典从此便很少与之往来,言谈中也鲜少提及他。
  
   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与他同居一寓,但刘管廷在冀东某日伪政府谋到一个差事后,刘文典十分气愤,先以有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后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逐其迁居。
  
    刘文典在安大曾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保护了一些进步青年学生。预科学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通知刘文典说王某是共产党员,要他对其严加监 视。因说是“证据确凿”,刘文典遂命令校警丁某到王宿舍进行搜查,还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刘文典于是立即叫传达室王裕祥送王某离校。是日夜,便衣特务来 校搜捕,扑了个空。学校向当局推诿,最后不了了之。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刘文典积极参加学界的签名活动,还动员安徽旅京同乡会的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省长)一起进行积极营救。更为可贵的是,“陈先生虽然出了狱,但随时还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他不得不在刘文典先生家中隐藏下来。”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适曾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镜签证。在这关键时刻,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据说,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曾有豪言壮语:“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1928年的一天,蒋介石到安徽大学看望莘莘学子,借以表示自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当时,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省政府遂急忙通知刘文典安排学生夹 道欢迎“北伐名将”蒋主席。看完通知,刘文典漫不经心地将通知扔在痰盂里,继续打他的麻将去了,还幽了一默:“我手中‘将’这么多,还稀罕他那个 ‘将’?”
   当蒋介石来到安大那天,预料中的彩旗飘扬、口号震天的场面并没有出现——连学生都没碰到几个,碰到的也一脸茫然,根本不知是何方神圣驾到。蒋介石心中很不高兴,可还是强撑着冷冷清清地“视察”完安大。
   第二天,蒋介石马上召开省政府扩大会议,刘文典当然在出席会议之列。开会时间已过,这位校长大人才姗姗而来,还出人意料地穿着长袍马褂。
   蒋介石一看气不打一处来,拍案大骂:“刘文典,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简直一个封建遗老!”刘文典反唇相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
  
    刘文典在安徽大学任校长,学校发生学生风潮。此时,蒋介石以国民政府首脑的身份来到安庆,召见刘文典。去见蒋介石时,刘文典戴礼帽著长衫,昂首阔步,跟随 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 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针锋相对,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反而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 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引起蒋的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当面顶了回去,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 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 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这场争论还有几个版本,一说当时刘文典躬身将脑壳撞向蒋介石,一旁侍卫急忙挡住;还有一说是刘文典在蒋介石打其耳光后一脚飞踹向蒋介石的肚子。
  
     此事在全国的教育界、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一个月后,经陈立夫从中斡旋,蔡元培等人 力保,蒋介石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关于此事,鲁迅先生曾以“佩韦”为笔名在“左联”通俗刊物《十字街头》发表《知难行难》一文。文中提 到:“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
  
   他的老师章太炎听说此事后,在病中特意作对联相赠:“养生未羡嵇中散, 疾恶真推弥正平。”章太炎把他比作敢于顶撞权贵的“祢衡”,对他的气节甚为赞赏。
  
    三年后鲁迅先生以佩韦为笔名,作《知难行难》(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一期),文中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 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鲁迅在评述刘文典的同时,还幽了胡适一默:“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实际上,胡适事后曾撰文,对党国政治的专横做过抨击:“又如安徽大学的一个校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刘文典在“国民代表打国民”那天晚上给胡适的信中说:“典这两天眼看人类十分堕落,心里万分难受,悲愤极了,坐在家里发呆,简直拣不出一句话来骂那班‘总’字号和‘议’字号的禽兽。”
  
   1931年粤系军阀陈济棠(反蒋派)知道刘文典反蒋,曾多次函请刘赴粤共事,并汇来重金相聘。刘决然婉谢,将巨款退回,叹曰:“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逸事
  
    刘文典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他听说北京西山香山寺藏有此佛经,就前去阅看。 该寺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藏书。允许借阅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特制的篾子翻阅,违者受罚。该寺 管理藏书的老和尚与刘文典略有认识,知道他是著名学者,特准他借阅,佛堂内也不派僧人专门看守。阅前,老和尚向他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他当即承诺,严守规 约。 老和尚去后,刘文典静坐读经。看了一会儿,他因路途劳顿,有些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正 在睡梦中的他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他睁眼一看,老和尚边打边斥责说:“你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原来,他睡着之后,手一松,身子一歪,手 中的佛经也就随之掉落。老和尚本来想与他谈论佛学,进来一看这情景,顿时火冒三丈,拿起扫帚就打过来。
   此举有如当头棒喝,刘文典顿时清醒。他一面苦苦求饶,一面在佛堂内抱头鼠窜。老和尚见他甘心挨打,并没有教授架子,怒容一变,“扑哧”一声笑了。不打不成 交,刘文典和老和尚成了好朋友。老和尚到清华大学拜访,他还专门设素斋招待。刘后来回忆此事说“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 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1938年下半年,刘文典一家历尽艰辛来到昆明。此行是海陆兼程,走走停停,取道天津、香港,居然转了半个中国,财产和图书资料丧失殆尽,刘文典见到梅贻琦时戏言“只剩这一身衣裳了!”随后,刘文典入教西南联大。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一日,刘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 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
  
   刘文典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日,有人偶尔问及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经常为学问之事登门请教。但有一段时间陶因课务繁忙,没有去看望恩师,心存愧疚。后专门抽出时间拜望恩师。不 料,两人甫一见面,刘就劈头大骂陶,骂其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等等。陶一时莫名其妙。他虽一向尊重恩师,但刘文典如此辱骂。 他也忍无可忍,正要怒目反击时,忽见刘用力一拍桌子,更加大着声音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刘的口 气又由硬变软,从愤怒之声到可怜之语。陶光听到老师把自己当成“吹牛的本钱”,很受感动,于是该怒为笑,向恩师倒茶赔罪。自此以后,两人的师生情谊更见深 笃。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的学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师传》的书页中,发现空白处满是刘文典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李 埏正看得津津有味,又发现有一张是老师用毛笔画的老鼠,很是不明白,便请教刘文典。刘文典说那是他在乡下点香油灯看书时,一天深夜见有只老鼠爬到灯盘上, 明目张胆地吃灯芯上滴在灯盘上的油。本想打死老鼠,但又觉得老鼠也是在讨生活,和他读书的是为讨生活是一样的,就不必相残了,于是只是用毛笔画了一幅老鼠 像夹在书中而已。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一九四六年,时正值日机轰炸昆明,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为躲飞机而藏身一处防空洞。空袭警报拉响后,沈从文与刘文典正好挤在小山防空洞的一侧。两人都是中文系 的教授,刘文典教授正是七十岁,而沈从文则只有三十岁,是最年轻教授。在日机未到昆明上空的时候,刘文典与沈从文聊天,他对沈从文说:讲庄子,广州中山大 学的陈寅恪是泰斗,他值三百元大洋,我刘文典不及陈,值一百六十元大洋。沈从文,我看你的所谓的现代文学,最多值八元大洋,这还是我抬举你。讲中国现代文 学,鲁迅可以值六十元。说真话,你沈从文根本不配当大学老师,只是胡适之洋博士抬举你,吹捧你,你才在那上海公学当上教师。你那些所谓小说,连小学生都比 你强,小学生也不会写出你那乡下人男男女女的伤风败俗的故事。对面的沈从文一言不答,只是自言自语道:“听,飞机声!”沈从文这么一说,刘文典便不再讲话 了,他把头埋在一年轻女教师的怀里,那女教师很端庄,很爱护这位她的导师,索兴用手把怀里的刘老教授护住。而沈从文却不屑一顾,他抬头看着洞顶,这时洞顶 掉下来的砂土直往众人头上撒落,刘文典也惊慌地从那女教师怀里伸出头来看着洞顶…… (注:在二三十年代,刘文典在北大的名册上已名列第五,仅在辜鸣铭之后。现在北大红楼内的校史展览室中,还陈列当日教职员工的工资表原件。刘文典那时的月 薪是一百六十元大洋,蔡元培校长的月薪第一,为三百元大洋。鲁迅不过是六十元的讲师月薪。胡适这位洋博士也只有一百挂零。李大钊教授兼图书馆长,在名册上 刘第四名,月薪为一百三十元大洋。红色教授陈独秀在名册上排第三,月薪一百五十元大洋。图书馆管理员毛润之(毛泽东)在教职员工中工资最低,是八元大洋, 而排列最后的老校工杨某月薪十元大洋,比毛的八元还多两元,只是他在表上放在毛润之之后,因为他是个工人。)
  
   周作人在描述北大五位卯字号 ( 第四级 ) 的名人时说刘文典“其状貌甚为滑稽,口多微词,凡词连段祺瑞的时候,辄日:‘我们的老中堂......’。”以下便是极不雅驯的话语,牵连到“太夫人”等 人的身上去。如此看来,刘文典用的大概是“国骂”了。张中行先生说刘文典提到段祺瑞总有不敬之词,指的就是这些。
  
   刘文典讲课时,大学者吴宓也前去听讲,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文典也不睁眼,讲到自己会心得意之处就睁开眼向后看,问“雨僧兄以为何如 ? ”吴宓像学生一样站起来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录刘文典:“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
  
治学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设《庄子》、《文选》等课程。他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倒也别开生面。在西南联大时,有一学期,刘文典开《文选》课。上课前,先 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 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有一次,他上了半小时的课,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同学们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 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 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刘文典请陈寅恪出“国文”试题,陈出上联“孙行者”以觅下联,刘氏也不以为然,许之,结果考糊了很多考生,一时传为新闻。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家住市郊官渡,离学校较远。当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但他从不缺课。他说:“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刘文典开的课很多,在北大时达10门之多,主要有《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和《庄子研究》等。他授课有特色,既注重疑难字句的考订,又不 囿于繁琐的训诂,善于旁征博引。他不喜照本宣科,往往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对学生循循诱导。对学生不得要领地乱用参考书,他会诙谐地说:“去神庙烧香拜 佛,烛光闪闪,烟雾袅袅,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绰绰,只有拨开云雾,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
  
   文史大家游国恩、王力、张中行、任继愈等都曾沐浴过他的教泽。张中行在《刘叔雅》中津津有味地说:“一次是讲木玄虚《海赋》,多从声音的性质和作用方面发 挥,当时觉得确是看得深,谈得透。又一次,是泛论不同的韵的不同情调,说五微韵的情调是惆怅,举例,闭着眼睛吟诵‘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 憔悴不胜衣。’念完,停一会,像是仍在回味……对他的见解,同学是尊重的。”
  
   宋廷琛在《忆刘文典师二三事》中也谈到了刘文典讲的《海赋》:“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 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
  
    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 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
  
   最奇特的是他讲《文选》,一年只能讲其中两三篇文章,这其中又必讲《文赋》。几千字的《文赋》他一讲就是两个月——在说到《文赋》中某个字用得好用得妙 时,他这么表白:“《文赋》又多种讲法,讲一年亦可,讲一月亦可。例如此句此字,真乃一字千金!要不是它真好,古人与我非亲非故,我又何必这么捧他?”
  
  狂狷
  
   刘文典用了多年时间潜心研究庄子。1939年,他终于出版了《庄子补正》(附《庄子琐谈》)一书,共计十卷,达到了他学术生涯的最高时期。陈寅恪人称“教 授之教授”、“大师之大师”,能为此书作序,刘文典顿时身价倍增。此书一出,刘文典在全国学术界获得“庄子专家”的美誉。一贯恃才自傲的他也以国内有名的 庄子研究专家自称。他每次上课讲《庄子》时,开头第一句总是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庄子》,别人就更不懂 了,可见其自负之情。
  
   在西南联大时,曾有人向刘文典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说:“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
  
   刘文典曾讲元好问、吴梅村诗,讲完称:“这两位诗人,尤其是梅村的诗,比我高不了几分。”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西南联大时,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常常对人说:“联大只有单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
  
    刘文典睥睨古今,对同事代的新派学人多有不满,一次上课时论及鲁迅,轻蔑地伸出小指,口中不置褒贬。到50年代高效思想改造,有人责问他当年为何侮辱鲁 迅,他辩解说:“我何尝侮辱他,中国人以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是我同学中最年轻有为的,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所以伸出小 指。”对方无话可说。其实,刘文典比鲁迅小了10岁。
  
   文中子这样说刘文典:“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在北大教授中,刘文典尤以‘狂傲’与辜鸿铭齐名。”
  
   刘文典并不否认自己狂傲。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学术上骄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
  
   另还有他人记录刘文典的自叙:“弟近来所发见的,在老大哥面前,说句狂话,实在比石、伯申贤乔梓的东西坏不了许多,要比起曲园来,竟可说‘好些’呢!”
  
  风采
  
   学生曾形容在大学任教时的刘文典:“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 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 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 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刘文典讲曹丕《典论·论文》,一边讲一边抽烟,一支接着一支,旁征博引,一小时只讲了一句。
  
   西南联大任教时期,又有学生回忆刘氏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的旱烟袋。他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不理会下课铃响。或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上课也有不妙的地方,因为他嗜吸鸦片,有时候上课烟瘾来了无法过瘾便狂抽香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所以发音含混不清,讲《文选》时,只能听到他嗫 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因为他上课引证繁富,一堂课只能讲一句,所以他教《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玄虚的《海赋》。
  
   张中行回忆刘文典:“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
  
   文中子在《刘文典:“半个教授”》这样描述刘文典:“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

妙论
  
   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尝自称“狸豆鸟”;因“狸”、“刘”古读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刘文典字“叔雅”)。因刘喜自谑,与道貌岸然者有别,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西南联大时,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刘文典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学生不明所指,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 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红学家,持论多有“索隐派”的色彩。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红楼梦》,后因听讲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 的广场上去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已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 从热水瓶里为刘斟茶。刘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然后拿 起粉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并解释说:“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 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坚守
  
   建国后,李广田任云南大学校长,口口声声称刘文典为“老师”、“刘老”。开大会请刘老坐前排,开座谈会请刘老先发言。学校评职称,他被评为一级教授,并任 全国政协委员。朋友们祝贺他“喜事重重,旧貌换新颜”。他说:“我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是早有思想基础的,我早年参加同盟会,跟随过孙中山,坚决拥 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那时已扎下了拥护共产主义的根,今天实现了我的夙愿。”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还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又因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后深受其苦,不能解脱, 甚至因为抽鸦片后穷困潦倒去给人写墓志铭让一些人士所不齿,也因此被清华大学开除。但解放后,刘竟彻底戒掉鸦片,思想改造也顺利过瓜,逢人便称:“处于反 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

微瑕
  
   刘文典治学严谨,著作丰硕,但他有一点常常为人所诟病,就是写文章一直用佶屈聱牙的古文,行文从不标点,致使读者虽知其书为好书,而难以卒读,说他“作者 不关心读者”。不但一般读者如此品评,胡适也说他“标点尤懒,不足为法”。但他很固执己见,有人劝他即使不用通行的标点符号,也应该用圈点分句,使读者容 易读通,便于理解,他却说,既读不通,何必读呢?其实他大约是有意要跟陈寅恪看齐的,他最推重陈寅恪,而陈寅恪写文章,也是用古文,也从不喜欢加标点。
  
    周作人曾回忆刘文典:“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 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
  
   西南联大时,生活十分困难,因为吸食鸦片,刘文典更加困难。为了赚钱,刘文典到云南为大盐商的母亲撰写墓志铭,离开了联大一段时间。刘文典此行,立即受到 联大同仁的鄙弃。而且刘文典的外出,还使正常的课程受到影响。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仅有七人,其中陈寅恪先生远在香港,一时无法回校,刘文典一走,就只剩下 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清江清、王力五人。这些教授不仅要为中文系开课,还承担着全校各系一年级的通课。显然,刘文典不在就更使讲课人力捉襟见肘了。于 是清华将刘文典解聘。刘文典回到昆明,知道自己被清华解聘的事后,自然十分恼怒,曾与闻一多干了一仗。当时和闻一多住在一起的清华研究生王瑶先生回忆说: “刘文典回到昆明后,对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气。他曾到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找闻先生论理。当时两人都很冲动,闻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饭,他们就在饭桌上吵了起 来。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这种情况就极力劝解。刘文典终归未能重返清华。”
  
   对于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一事,闻一多很有看法,这在吴宓1944年7月10日的日记里就有记载。那天,国民党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邀集西南联大、云南大 学、中法大学文法学院主任讨论《部颁课目表》修改问题,不知为什么闻一多在会上提到刘文典,“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 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而“云大在座者姜寅清无言,徐嘉瑞圆转其词以答,未敢对闻一多辩争”。 可见,闻一多对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很是不满。

评价
  
   刘文典一九二三年第一部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学界普为重视,提倡白话文的胡适破例以文言文作序,其中有言:“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其功力之坚 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后又在其《中古思想史长编》中提到:“今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注最完备,为最方便适用的本子。”足见 胡适对于刘文典的学力赞佩有加,所以在后来开《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时,在“思想史之部”毫不吝啬地把《淮南鸿烈集解》写入其中。
  
   刘文典出版《庄子补正》10卷时,他最佩服的陈寅恪欣然为序,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为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哉!”
  
    香港的高伯雨说:“为什么会时时想到刘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赏他有狂态。当1929年前后蒋介石不可一世的时候,刘先生一如他的老师章太炎藐视袁世凯那样 (当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袁软禁。袁逼他求饶,但章宁死不屈,用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两个大字贴在壁间,以示决心。还托人买坟地,自题五字碑文, 以死相抗。直至袁世凯病死,章太炎才被释放。),对着蒋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适之、朱家骅等人所及。”
  
   有人评价刘文典:是真名士自狂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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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

八、罗隆基
  
   世人皆欲杀,我独怜其才。——梁实秋

苦学
  
   清华自称是“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而口才是“领袖人才”的必备之才,于是每年举办演讲比赛,倡导口才训练。罗隆基为了在演说中夺魁,常常独自跑到旷野之中,大声演说,同时不断注视自己的身影,观察自己的手势是否得当……

五四
  
   1913年,罗隆基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北京清华学校。他擅长演讲,喜欢发表政见,往往立论独特,文笔犀利,显露着反传统精神。罗隆基不但看“异端邪说” 的马列主义书籍,还常以“生辉”、“野度”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并且不经学校当局同意,把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全文抄写张贴于学校走廊上,为此 而受到学校的警告。罗隆基也得到了“罗疯子”的外号。
  
   罗隆基是“五四三杰”之一,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运动领袖。1919年5月4日,正是清华学校建校八周年纪念日,下午,罗隆基从校外朋友来的电话中得知,城内 很多学生在示威游行。他立即邀集王造时、何浩若两人进城去打探情况,回来时正好开晚饭。他站在食堂的凳子上向大家报告消息并号召大家说:“同学们,北京各 学校的同学都起来救国了,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应该急起响应。”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二天,清华学校便与各学校一起行动了。
  
   5月5日下午,罗隆基等人在西单街头演讲,被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带领警察追捕。罗隆基在与警察的打斗中,躲到一座桥下,机灵地逃走了。不料次日在声援北大 时被警察逮捕,关进了一所临时监狱。段祺瑞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说:“北京此次闹事的学生中,江西有三只虎,不打不得了,不打要翻天。”他所说的江西三只虎, 是指北大的张国焘、段锡朋与清华的罗隆基。
  
   在五四运动中,罗隆基是学生领袖。校方对学生的爱国行为早已不满。一次学生开会,校长张煜全下令关闭电灯,不想此举激怒了学生,学生点燃蜡烛继续开会。恰 巧这时有学生发现会场外有几个打着灯笼的乡下人,盘问后方知是校方请来准备弹压学生的。由此引起清华学生驱赶校长风潮。张煜全、金邦正接连被学生列队赶出 校门。外交部派来第三任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就传出消息说此人吸食鸦片,舆论哗然。短短几年,清华三易校长,实不多见。在三赶校长的风潮中,闻一多写宣 言、贴标语,做的是文书工作,而罗隆基则充分发挥了他的领袖才能,演讲、开会,风头极健。罗隆基、闻一多等辛酉级学生,应该在一九二一年夏季毕业,秋季赴 美。由于参加学运而受到校方当局的刁难。罗隆基和闻一多受自请退学的处分,一年后才赴美。因此辛酉级学生一部分人在清华学习九年。故罗隆基后来一直以“九 载清华,三赶校长”为荣。

逸事
  
   罗隆基出生于江西安福县枫田镇车田村一个书香世家。出生这天,产妇床上的蚊帐后面出现一条大蛇,吐着信子,蜷个圆盘在床后不走。几个老年人看后忙恭维着 说:“蛇者,龙也。此时龙仔出现,乃吉祥之兆也,此生来日必有将相之份。” 于是罗隆基的小名就叫“龙仔”,安福方言,“龙仔”的读音叫“龙叽”。到了5岁,罗隆基要读书时,需要取个学名,罗父冥思苦想之际,突然灵感一动,这“龙 叽”不正是唐明皇李隆基的谐音么,于是“罗龙叽”便改成了“罗隆基”。
  
   一次潘光旦批评罗隆基某篇文章不通。罗很生气地说:“我的文章怎会不通,我父亲是举人。”潘马上回答:“你父亲是举人算得了什么,我父亲是翰林!”
  
   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偷看胡适日记,胡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惟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发表。”
  
    1929年间,罗隆基夫妇自海外返国,路过新加坡时,登岸拜谒他的岳父,因此在星加坡逗留过一个短暂时期。罗隆基的夫人是新加坡的华侨资本家,罗隆基以为 做女婿的自然也可以分润多少的。可是罗隆基在新加坡逗留期间,却和这位岳父格格不入,致目的不达,大失所望,只得铩羽而归。
  
   罗隆基在暨南,是政治经济系的教授,教的是政治学,他对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表示非常欣赏。他虽则是口齿伶俐,辩才无碍,但听他课的同学却 不十分踊跃。后他一连串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与个人主义,使得《新月》有了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更大的风 波,又因同学的口碑载道,方陡然骤增了不少旁听的同学。
  
   罗隆基的导师就是著名的费边主义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四十年代末,罗隆基曾在一篇文章上署过“拉斯基一门徒”,他告诉浦熙修说,人们只要一见到这个名字,就知道是谁写的了,由此可见罗隆基对拉斯基的推崇。
  
    罗隆基被打成右派以后,去剧场看戏。他刚开始没有注意,后来就感觉情况不妙。发现他在看戏,可别人都在看他。前排的观众扭过头瞅,后面传来问话──哪个是 罗隆基?于是索性起立,转身面向大家,挥手喝道:“你们看吧,看吧!我就是罗隆基!”这一下,倒很有效,剧场顿时安静,人家不再看他,都去看戏了。
  
    一次,章诒和去听张权独唱音乐会。在音乐厅里,她看见了坐在后面的罗隆基(当时,罗已经被打成右派)。人很精神,穿着笔挺的米色西服,手持粉色的唐菖蒲。 在旁边的是赵君迈,一副中式打扮,象个跟班。张权每唱一首歌,罗隆基都鼓掌。字幕打出“休息半小时”,他立即起身,双手捧花,走向太平门,这一路非常惹 眼,他却毫不在意。当我再看见罗隆基返回座位的时候,他手上的那束花没有了。几日后,罗隆基对她提及那场音乐会,说:“我去,是为了张权,不是为了音乐。 她与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还把一条性命,丢在了东北。舞台上,观众只是觉得她神采依旧,无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后台去送花,用 英语说:‘祝贺你能在北京开音乐会。今晚的你,非常美丽。’她连说‘thank you’。可是当我问:‘生活可好?’的时候,她的眼圈立刻红了。人呀,没有经历生的一番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创痛。”

狂妄
  
   罗隆基曾当过南京国民政府的参议员,据说他任职不久,便和若干参议员一律被除名,因此他表示:“不要我做参议员,这并不希奇,但也该换些比我好的。现在这些衮衮参政,算什么呢?如果参议员是考选的,我考也考得上头三四十名。”
  
   千家驹对罗隆基的评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被任命为政务委员,没有当上部长,一直牢骚满腹。”
  
   罗隆基甚至说过:“周总理是南开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
  
    罗隆基是国共两党不遗余力争取的人物。1946年旧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章伯钧、罗隆基这两人采取了怀柔政策: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要当什么部 长都行。章伯钧的回答壁垒分明:“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而罗隆基则与来人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他放出来的话是:“我要当就要当外交 部长,我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保证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

为政
  
   一九二八年,罗隆基留洋归来,就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担任教授,主讲政治学和近代史。他看不惯国民党一党训政,便在自己担任主编的《新月》杂志上接二 连三地撰文大骂国民党。罗隆基在《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写道:“国民政府蒋主席,洋洋大文,叹息‘人心颓堕,世风浇漓,以投机取巧为智,以叛乱反复为 勇,气节堕地,廉耻沦丧’,这种现象,在‘党员治国’,‘党员先用,非党员先裁’的局面下,恐愈趋而愈下流了……”罗隆基大骂之下,上海吴淞公安局第七区 的局长派人来“请”他过去“坐了六个小时”。回来后,他立即在《新月》杂志上将他“被捕六个小时”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公诸于世了,更为此发表了更为强烈的反 蒋言论,骂得党国的领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
  
   1930年11月4日,罗隆基在光华大学任教期间,被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的罪名逮捕,被捕后,胡适等人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八方营救,使 罗当日即获得释放。后来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罗隆基在《沈阳事变》等一系列《益世报》社评中,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进行了猛烈抨击,《益世 报》因此曾受到停止发行的处分。一度被捕,一度停刊,罗隆基遭遇的这两项经历在其一生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从此,他对国民政府没有丝毫好感,丧失了信心, 并不遗余力批评国民党侵犯人权的行径。与此相对照,他对一切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和团体,譬如共产党,就滋生了一种身处同一条战线的同情。
  
    罗隆基好谈政治。30年代,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也带来了新月编辑部内部的分歧。徐志摩等为维持《新月》的营业,主张今后“不谈政治”,而罗对徐志摩等的向后 转则不以为然。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新月的立场,在争言论思想的自由,为营业而取消立场,实不应该。”徐志摩也不示弱,在1931年9月9日给胡适打了 一个小报告:“新月几乎又出乱子,隆基在本期‘什么是政治’上又犯了忌讳,昨付寄的400本《新月》当时被扣。”
  
   罗隆基曾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主讲《宪法论》等课程,校长张伯苓很赏识罗隆基。他对罗说:“罗先生要把西方政治与中国政治的不同点告诉学生。只有懂得了中 国的政治实际,学生走上社会才能担当改造社会的重任。”罗说:“你不怕我在课堂上放言无羁,当局会找你的麻烦?”张伯苓坦然说:“教授只有把自己治学的真 正体会告诉学生,学生才能受益。罗先生不必过虑,只要我的学生不赶你下讲台,我给你的聘书就会照发不误的。”
  
   四十年代初,张道藩曾暗示罗隆基不要再骂政府、骂领袖、骂国民党,因为国民政府正在考虑请他担任外交部次长的官职,他算是闭了几天嘴巴。后来,祗因外交次长没有做上,他便开嘴大骂。
  
    1933年初,罗隆基与《益世报》第一年聘约届满时,国民党对报馆施加压力,让该报不再与罗续约,但是被报馆拒绝了。之后罗隆基又连续发表社论,痛斥蒋介 石政治上“对外屈服,对内欺骗”。罗隆基的这些作为,更是引起了蒋介石集团对罗隆基的嫉恨。于是,国民党提出“严重警告”,再次要求《益世报》立即辞退罗 隆基,同时派人给罗“捎话”,让罗自动请辞。但报馆和罗隆基不予理睬。蒋介石遂派4名特务到天津暗杀罗隆基。按照规矩,特务首先去拜望在天津的帮会老大潘 子欣。潘子欣与罗颇有交谊,于是从中协调,并致电蒋介石请他对罗谅解。罗隆基以为事情了结,还是照常工作,结果一日路遇枪击,罗和报社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 性。1933年底,罗隆基第二年聘约期满之前,天津市党部又向报馆发出“最后一次警告”,同时蒋介石也通过张伯苓捎话给罗,邀他去南京面谈。无奈之下,罗 隆基同意报馆意见,主动辞去了《益世报》的工作。不久,蒋介石以总司令的名义通令全国停止该报对邮政和电报的使用,并威胁说:“全国各地如再发现天津《益 世报》,惟当地军政长官是问。”《益世报》从此被迫停刊。
  
   但同时,蒋介石又很欣赏罗隆基。此时颇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是罗作为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大肆批判国民党,而另一方面作为当时的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对他却颇为欣赏。据章诒和回忆:“国民党曾请他当部长,而蒋介石亦听过他的讲座”。
   罗隆基经常骂人,故有人说他是政治掮客,到处以第三者为货色出掮,可是又掮不出好东西来。当第一届国民参议会举行时,罗隆基与张君励,以代表国社党而为 参议员。他以舌锋锐利,辩才特长著称,在会中非常活跃,称为参议员四辩士之一。但他的言论并不完全代表国社党,甚至与党魁张君励的意见相抵触。,当时有人 问他,他的回答却相当耐人寻味,他说:“政治家之于党,好似行路者之于找一所屋宇,借以避蔽风雨。国社党并非高楼大厦,仅不过是一所茅屋;但在未得到高楼 大厦之前这所茅屋虽然简陋,也可以聊蔽风雨。”
  当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中央日报》欢呼“天下事大定矣”,张君劢惟恐在这天下里分不到一 杯羹,竟宣布民主社会党将参加为蒋介石加冕总统的伪国民大会。作为该党创始人的罗隆基,立即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了自己与该党分道扬镳的态度,并提 请民盟中央开除民主社会党的盟籍……
  
   据说,在罗隆基成为右派之后,香港曾有人邀他办报。周恩来为此约见了他,转告了这个消息,并对他说:“如果你想去的话,随时都可以去,不论去香港,去美 国,都可以。我想,你是不会去台湾的。”罗隆基回答:“总理,谢谢你的关心。我哪儿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这里。”

无畏
  
   在特务密布的闻一多、李公朴的公祭大会上,他对着话筒吼道:李闻两位先生倒下去,千千万万同胞在他们的血泊中站立起来!
  
    在南京晓庄学校为陶行知先生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他几乎就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说:“‘晓庄’的晓字,就是天亮了的意思……陶先生真的死了吗?不!陶先生死不 了,埋不了,有他满山满谷的论语,而陶先生的论语,正是医治中国的良方。陶先生埋葬的地方,就是天亮的地方。我们要用陶先生的一部论语,把中国变成晓庄, 变成天亮的地方!”

论断
  
   罗隆基擅长政论。他在清华学校曾写过一“论秦始皇”,一开头便一语惊人:“始皇之功,功在焚书;秦始皇之罪,罪在不焚书……”世人皆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历史之耻,他却不从众论,独树一帜,以为焚书坑儒有功,替秦始皇翻案。
  
   罗隆基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在撰写人权理论文章时,也指出国民党的“党治”和中共的暴力革命都是侵犯人权,并写有专门论文论及马克思主义的诸多错误。
  
    罗隆基在1929年7月10日出版的《新月》上发表“论人权”一文,充满自信的说:“我们目前要的人权是些什么?已到了我们回答这问题的时候了。”由此, 他开列了三十五条他认为最重要的权利,全面阐明了他的人权主张。这里面谈到了:国家的功用,是保障全体国民的人权;国家的主权在全体国民。法律是根据人权 产生的。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国家一切官吏是全民的雇用人员,他们应向全国,不应向任何私人或任何私人的团体负责。国家财政应绝对公开。法治的根本原则 是司法独立。……
  
   1930年,罗隆基于《新月》杂志发表《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文,文中写道:“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 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 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持续不断的‘党天下’。”这番论述,与二十七年后储安 平因之获罪的“党天下”论前后呼应。

右派
  
   1957年,七月一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批判文汇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指控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反共反社 会主义”,指责章伯钧与罗隆基为“章罗同盟(后被称章罗联盟)”。有趣的是,章伯钧与罗隆基关系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谓无人不知。罗隆基对此的反应,是跑到 章伯钧门前大声责骂,并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拂袖而去。然而,在此后共同被批斗的题字里,罗隆基与章伯钧成为无话不谈、推心置腹的朋友。

命运
  
   1922年春天,浦薛凤曾和罗隆基直言相互较量性格,并预卜前途。罗隆基说:“逖生,你有你的才识,但只是一个书生,不够现实。除非你改变作风,恐你成为 一位政治理论家而非政治实行家。”当罗隆基要浦薛凤对他直言批评时,浦含蓄地说:“努生,我只觉得你读‘子’书多于‘经’书,你喜欢‘法’家甚于‘儒 家’。盼你将来官运亨通,但慎防宦海风波。”罗隆基的最后结局,终于被他的同学言中了。

情史
  
   罗隆基的发妻张舜琴是英国留学生,是新加坡华侨资本家张永福的千金。张舜琴本分朴素,喜清静,不爱社交,是基督教徒,与罗的性格迥然不同。罗隆基留学美国 期间,因为要著博士论文,远赴英伦搜集材料时结识了张小姐。他的岳父张永福是一位同盟会会员,曾任广东国民政府参事、广州中央银行总行副经理、汕头市长等 职。后任汪伪政府中央监察委员及国府委员。他少年失学但勤学自修,尚能作诗写文,晚年还自费印过一册诗集《觚园耶许声》。张永福也是新加坡最有名的历史胜 迹的晚晴园的主人。张舜琴当年还写过一部《杨贵妃》的英文作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她在暨南教英文时,也是采用这部书作课本的。
  
    潘大逵曾回忆罗隆基和张舜琴:“清华同学对他们的结合颇感惊异,当他们在伦敦时,清华同学何浩若等数人曾到他家拜访,几位清华老同学不禁显露出少年时代那 一派吵闹不拘形迹的作风,惹得罗妻大为不满。大家都预料到他们的婚姻一定不能维持长久。不幸而言中,回到上海不久,果然他俩便宣告离异了,后来罗就与王右 家结了婚。”
  
   关于罗张夫妇的不睦,罗的学生沈云龙介绍说:“罗先生和他的夫人张舜琴似乎琴瑟并不调和,常常双双请假,过几日便见罗先生面部带着纱布绷带来上课,同学们 常背后窃笑,这样经常吵架的夫妻生活,自难维持长久。”罗的朋友李璜,则把罗张夫妇的不睦,单纯地归结为个人原因:“那个时候,老罗正在与他的太太闹离 婚,他太太也是留美学法律的,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对老罗的浪漫,大概管束太严,因此小两口常常打架,闹得学生们都知道了,传为笑谈。”
  
在王右家之前,罗隆基还爱上了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罗隆基为了接近张幼仪,刻意伪装成张幼仪大哥张君劢的信徒,加入国社党。不料张幼仪早已心如死灰,对他 毫不寓目。罗失望之余,怀疑是因为自己有发妻的缘故,遂决心摆脱,却又不甘心付赡养费,于是每天对发妻长舜琴大打出手。张小姐本是弱不禁风的千金小姐,哪 里经得起拳脚,自然也只好下堂求去了。然而张幼仪仍对他冷若冰霜,好在他也不是之矢靡它之人,不久就跟漂亮的王右家小姐同居了。
  
王右家的母亲与曹禺的母亲是干姐妹,而曹禺的好友章靳以曾追求王而不得,曹禺的第一任妻子郑秀,也说过“靳以人大气,老实,在女中教书,后被王背弃,为此 精神上大受刺激,整天咒骂女人,发誓决不再娶妻子,曹禺还劝靳以要娶也不要娶这种女人”。曹禺名作《日出》中的陈白露即以王为原型。 对于罗隆基和王右家的风流韵事,田本相《曹禺传》里的说法是:“见过她的人都说她长得很漂亮,没有多么高的文化,但举止却落落大方。当时,她和《益世报》 的罗某某同居了,罗某某去南开大学讲课,王小姐也跟着他坐汽车去,她的风流艳事在文化界流传着,她的打扮、风度都使人刮目相看。但她却不是交际花。”把王 右家当作陈白露的生活原型之一的曹禺,对于王右家的描述更具权威性:“这个女人,长得漂亮极了,跟我的一个朋友很要好。后来这女的上了大学,又到美国去留 学,回来之后,跟一个有妻子的报社总编辑搞在一起,这样的一个人物,使我想起社会上许多这一类的人,觉得非把她写出来不可。但是真的坐下来写之后,陈白露 又不是原来那个女人了,许多情节都不一样”。
  
   关于罗隆基与王右家的结合与离异,浦薛凤在《忆清华辛酉级十位级友》中曾有所交待:“1936年春季,清华大学举行廿五周年校庆,予正在母校执教,邀请回 校之辛酉级同学,有高长庚兄偕其长女、罗努生(罗隆基)偕其女友王右家参加,是晚予妻佩玉与蔡旭岚(可选)之夫人张镇巽女士,在大礼堂各项游艺节目中,彩 排梅龙镇,……此次是予与佩玉初次遇见右家。抗战期间努生与右家失和,势将破裂。右家坐在昆明停留片刻之飞机上,并未下机,而努生预知其行将到达,认为必 定下机可在机场晤面,不料右家躲在飞机里面,始终未曾下来,遂使努生失之交臂。此一经过,系梅师母(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女士)亲口面告笔者与(王)化成。盖 梅师母受努生之恳求,亲由昆明飞到重庆代向右家劝解,预期电知吾俩,故同到珊瑚坝机场迎接。随即送往嘉陵江对岸汪山附近之郭(泰祺)公馆。便事实已到无可 挽回地步。嗣后,努生亦到重庆,不时聚餐晤谈”。于是抗战间王右家与罗隆基离婚,抗战后与已故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结婚,后来去了美国。
   
罗隆基则转而与彭德怀的内姊浦熙修恋爱,浦熙修当时四十二岁,和经济部华中矿务局副局长、素有“好人”之誉的袁子英结婚十多年了,有两女一子。她和罗隆基 的接近,还是在重庆作《新民报》采访主任时。那时民盟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罗隆基又是政治红人,浦因采访之便和罗一见倾心。袁子英早就知道罗和浦之间的 关系,但是为了名誉地位关系,不愿伤面子。据说他几次要子女辈环跪浦氏膝前,苦苦泣谏,但终无法挽回。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间,南京突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大部分要员开始远走高飞。但罗隆基却一直留在南京,不是他不肯走,而是当局想请他上杭州。那时 由张群出面,替他在西子湖边租妥了一幢小房子。他离京的日子定在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十九日晚上,他约了爱人浦熙修话别。罗浦间艳事风传已非一日,那晚浦小 姐如约前往,两人在梅园新村民盟总部会面,离情万千,却不料被浦的丈夫袁子英探悉,急忙驱车赶到。那天民盟内部因罗隆基即将离京,所以把所有的传达侍役辞 退了。袁赶到门口,也没有人拦阻,便一直撞开内室,盛怒的袁子英上前就给罗浦二人一记耳光。罗浦也不示弱,联合向袁反击。后来这一出全武行的悲喜剧,还是 附近的警察调解而平息。这桩桃色纠纷,当年的确颇喧腾一时,袁子英向人表示:事已如此,他决定延律师和浦正式离异;而浦也宁愿“为爱情死,不愿收礼教束 缚。”
  
   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后,与罗隆基同居十载的女友浦熙修也站出来揭发罗隆基,她的发言稿的题目是《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揭发的内容中不乏她和罗的床第之 语。罗隆基对此很是伤心,在和章伯钧的谈话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表情伤感,语气也伤感:“你们可知道,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 之语,也当做政治言论,拿到大会上去揭发……”
  

  罗隆基在西南联大任教时,联大的女生,凡是稍有姿色而家道素丰的,都被他追求过。有一次,他从圆通街经过,看到一个美貌少妇,被她的姿色迷住了。他紧追不 舍,一步一步跟随着,并且沿途向路人探询她的住处。这位少妇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走进街口一个小铺子去买花生米,想借买花生米逗留一阵,待罗走过去,也就 算了。想不到他也追进小铺子里,从后面伸手替她付款。这样一来,两人当时便发生口角把事情闹大了。这位少妇控诉到昆明地方法院去,她的丈夫也是某大学教授 袁某。地方法院开庭的那天,听审的人,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那天罗隆基没有出庭,由他的律师代理,又恰巧袁太太听觉不好,法官审问时有些听不清楚,她 便索性把罗隆基跟踪追随起,到小铺子买花生米,源源本本完全吐露了出来。当时罗隆基的代理律师,似乎也无法为罗声辩。唯一辩护的理由,就是:“罗太太是非 常漂亮的,罗先生不会在外搅七捻三,寻花问柳的。”后来这段公案,由另外几位大学教授出面调停,才不了了之。但是那个小铺子的花生米却因此名声大噪,每个 游公园、看电影的人,几乎人手一包,美其名曰“罗隆基花生米”

1957年时,史良第一个站出来炮轰章罗。1965年,罗隆基逝世,他的日记和情书都被收走,里面也有史良的。1966年冬天,红卫兵拉章诒和去批斗。章 去后发现自己是陪斗,史良才是主要批斗对象。红卫兵们将史良当年写给罗隆基的情书当面宣读,质问他们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说:“我爱他。”
  
  
    罗隆基的女朋友还有刘王立明。罗隆基和史良约会,忘了老相好刘王立明的生日,赶紧跑到她家。看见刘王立明坐在地板上拿剪刀在剪一块衣料,“我走近细看,才 发现她在流眼泪,而那块衣料是我去年送她的生日礼物。”罗隆基想把她扶起来,但她不肯起来。罗隆基只好也坐在地板上陪刘王立明,看她把衣料全部剪成一绺绺 细条。
  
  
   对能做罗隆基女友而感到光荣的,只有一个杨薇。她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名演员。一次聚会,《一片青山了此身——回忆罗隆基》的作者章诒和与杨薇见面时, 问她是否介意自己在写罗隆基的文章中提到她,杨薇这样回答:“不,我很高兴。”夕阳下,春风里,她的优雅从容,让章诒和异常感动,也永远记得。
  
  
    爱上过罗隆基的还有康有为的外孙女罗凤仪。罗凤仪一生未婚,会六国语言,但罗隆基对罗凤仪却并不爱恋。一日,罗隆基打来电话给章伯钧,只说了句:“伯钧, 不要出去,我要马上过来。”电话弄得章伯钧很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原来前一天是罗隆基的生日。他上午接到罗仪凤的电话,说有礼物送上。下午,从一辆汽车 里端出四大盆花和一个蛋糕。罗隆基把蛋糕盒子揭开,呆住了:上面的奶油图案是一支丘比特箭连着两颗心,心是红色的,另附一封英文信。罗隆基收下礼物,怎么 也不敢给罗仪凤回话,于是赶紧向章伯钧讨计策来了。
  
   在与罗仪凤的关系陷入低谷的时候,罗隆基还真的闹了一场恋爱。在一个舞会上,他结识了一个风韵多姿的中年妇女。很快,他俩成了舞伴和牌友。到了周末,便同 行同止。每次约会,一般是罗隆基给她写张便条,托专人送去。彬彬有礼,措辞谦恭。处得久了,人也熟了,罗隆基写条子,态度就亲昵随便起来,他们的约会也不 止是跳舞、打牌。一次,那位中年妇女在接读条子的时候,被自己的兄长察觉,一把抓了过来。这位兄长是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当其发现条子 的落款竟是罗隆基三个字,顿时勃然大怒,喝令妹妹不得与大右派往来。她吓坏了,流着眼泪恳请罗隆基忘掉自己。 罗隆基特地从政协叫了车,找到了科学家,郑重相告:“今日以前,我与令妹不过是朋友;此刻,我与她在恋爱;将来,我与她是夫妻。 ──我是右派,我也是公民。无人可以剥夺我的权利。”言罢,不等科学家开口,即转身离去。科学家也不甘示弱,却想不出良策对应。他找到了周恩来,请总理出 面“摆平”。罗仪凤听说后,伤心落泪至黄昏。
  
   后来,罗仪凤对章诒和说:“如果他(指罗隆基)向我求婚,我也是决不嫁的。”章诒和问她为什么,她说:“我嫌他脏,肮脏。”

评说
  
   对于罗隆基的评价,罗隆基的朋友梁实秋最为中肯,他说罗隆基是“固定偏左的自由主义者”,即是比较倾向中国共产党。当时罗隆基在早年朋友当中已是一个很有 争议的人物,作为他的朋友,梁实秋对他的变化也很不以为然。他曾直率地说:“我曾和罗隆基开玩笑,我说他是才高于学,学高于品。这话虽是有意挖苦他,其实 也正是我的意见。”
  
   罗隆基去世后,章伯钧说罗隆基是“才如江海命如丝”。
  
   章伯钧说:“罗隆基是一个好的在野党议员,但是是一个蹩脚的在朝党部长。”
  
   章诒和说罗隆基:“父亲(章伯钧)说他爱向女性献殷勤,看来是一点也没有冤枉他。但是,他的殷勤献得来如此自然自如又自在,我觉得这简直就属于是一种天性了。”
  
   一九一九年,罗隆基最早点燃清华园“五四”之火的,被李大钊赞誉为:“一个江西粗布土衣的学生把清华园掀开了。”
  
   同为清华校友的潘大逵,对罗隆基尤为推崇:“他是清华的一个高材生,中英文俱佳,中文尤为擅长,能写作,善辩论,得过清华国语演说比赛第一名。他颇有领导才能,是个才华横溢的政治家。”
  
    罗隆基的朋友们劝他“多做点学问,少骂点国事”,有人批评他祗知“骂党骂国,却不知国家于外患内忧下的艰难”,并告诉他国民党对他“欲骂而优则仕”的行 径,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同窗好友闻一多就曾写信给他,严厉地指责他是封建的“求仕进”孽根未除:“历来干禄之阶,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 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他对自己这位同窗可谓一言 而入骨。
  
   《胡适日记》中也就有了关于罗隆基的一段经典评估:“今晚看晚报,始知罗隆基主持社论的天津《益世报》受党部压迫,封锁邮电,故今日的报不能发行,晚上罗 君来谈,说他已辞职了。我们谈了两三个钟头。罗君自以为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此 是政论家之大忌。”
  
   1986年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由民盟中央主办、专为缅怀罗隆基的隆重纪念会。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会上作了讲话:“今天中国民主同盟 中央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缅怀他对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 事业作出的贡献。我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向今天座谈会的主办者———中国民主同盟致意,并向罗隆基先生的亲属表示亲切问候……”他详略得当、也感情相宜地 历数了罗隆基的生平。最后说:“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在86年民盟中央召开了“纪念民盟创建人、著名爱国主义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千家驹的即兴讲话。他坦言,从前自己一向看不惯罗 隆基,所以反右时很积极。“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认识到罗隆基在大节上,始终是没有错的。为此,他一直愧疚……
  
   吴宓说罗隆基不大忠厚。
  
    储安平说罗隆基“德不济才”。储安平说:“大约在1937年春天,我那时在伦敦读书,罗隆基担任北京《晨报》社长,他托人要我给北京晨报写欧洲通讯,我在 英国读书生活很苦,所以愿意写些稿子,得些稿费来支持自己的读书。当时我给北京晨报写了四五篇通讯,但始终没有收到罗隆基的复信,也没有收到一分稿费,在 当时我那样困苦的情况下,罗先生这样做人,是伤害了我的感情的,但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提起过。”储安平给罗隆基晨报的稿子,都被发表了。
  
    80年代,民盟中央为罗隆基举行的90诞辰座谈会,梁漱溟是最后几位要求临时发言者之一。他已92岁的高龄,没有稿子,吐字清晰,讲了十多分钟。他一开头 就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 也不能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扩大到难以驾驭 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 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开始后,许多人都在说他这个人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心里却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因 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种种好事时,我却觉得应该提一提他的短处,他的弱点,他的不足。我以为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以从此完 整地看到每一个人的自我。我的话可能与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陈言于故人,为老友,也为自己,当不会有错。

归去
  
   罗隆基死于心脏病突发。据说,白天他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他死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右派分子”帽子,没有举追悼会。
  
    罗隆基无妻又无后,他的弟弟与侄子继承了他的财产: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画;卖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数千元的现金;兑换了从前的美国朋友送他的六百元美 钞;大概他还留有极少量的黄金。叔侄俩把他的书籍捐给了民盟中央,独独甩下骨灰──罗隆基的骨灰,走了。文革中,罗隆基的骨灰先是暂存在火化场,以后,又 在十年动乱里被冲得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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