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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叶新：“腐败”文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者的话：
这篇文章是我政治文化系列的第四篇，准备近三年，今年6月动笔，历时三个月，直至9月1号写出初稿，然后分发给10位朋友征求意见。最近才得空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大力削减篇幅，将初稿的2万2千字，删减为现在的1万6千字。原有的框架和主要观点保留原样，未作改动。只是在结尾处加入了朋友的两点看法，在此表示谢意。
盛世，还是乱局？
在公元2004年以前，每年的10月18日，对重庆市万州区而言，都是一个非常普普通通的日子。多少年来，千年古城的每年这一天，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月不居，水波不兴。可到了2004年的10月18日，不一样了，这座风光旖旎的江城，风云突变，龙吟虎啸，爆发了一场震惊全省的事变。这天下午1 时许，「棒棒」（挑夫）余继奎途经太白路，不料肩上的扁担碰到背后的一位妇女曾庆容，曾庆容随即上前打了余继奎一记耳光，继而其夫胡宗权又夺过扁担连续殴打余继奎的双腿，意在断了这个挑夫的生路。路人实在看不下去，劝其莫打。但胡桀骜不驯，说：“我是房地局的局长，打死他也不过赔20万！”周围群众一听胡是局长，且出此狂言，就如火星溅入汽油桶，立即烈焰冲天，将胡、曾夫妇团团围在众人的怒火中，一时交通为之阻塞。
不久，警方到场。警员只简单盘问了“局长”夫妇几句，未给说法，未予公断，就强行驱散民众，将“局长”夫妇保护性地带上警车，绝尘而去。民众认为这是官官相护，愈加愤怒。于是人群越聚越多，外电报道约有三四万人，一拥而去包围区政府大楼，高呼口号，示威抗议，要求交出打人凶手，给予严惩。警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在慌乱之中，立即组成人墙，阻止人群冲击政府。示威民众用砖头瓦块砸向政府大楼，并且推倒和焚烧数辆警车。事态甚为严重。万州区委领导召开紧急会议，成立前线指挥部，启动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公安部门随即抽调大批警员，保护党政机关及重要场所。稍后，重庆市委书记以及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的万州区委书记也分别接令火速赶至万州。当晚，万州区常务副区长发表电视讲话，承诺一定查明真相、严惩肇事者。入夜，当局开始清场，数千防暴警察全副武装，驱散大楼前和广场上的人群，事态逐渐得以平息。
官方媒体对此事件只作低调报道，并称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对官方的统计，民众早会折算，有道是：“报道好事，要打对折听；报道坏事，要加十倍算。”如果聚集民众只有“千余人”，何必动用“数千防暴警察”？以至当地警力不足，还紧急从周边县市调派军警？如果积聚的民众只有“千余人”，怎会定性为“突发性大规模群体事件”？
但凡国内出现大小民变和骚乱，当局都说民众“不明真相”。上一世纪后30年，在天安门广场出现的两次震惊世界的政治大动乱，也说广大群众“不明真相”。可毛泽东谆谆教导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怎么一出现群体动乱，群众就成了不明真相的群“盲”？其实民众是心知肚明，只是当局在掩盖真相，掩盖“官民冲突”的真相，害怕民变所透露的国不泰民不安会有损“盛世”形象。
万州民变闹得如此之大，起因则甚小，路人无意相碰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在全国任何一个人口比较密集的城镇，每时每刻都会发生；而且绝大部分都无需民警调解，便会自行平息。可是万州的这样的小事何以会演变为非动用数千军警才得以平息的民变呢？主要原因就在于当事人胡宗权他自称是“房地局长”，是“官”！于是平时郁结于胸的对“官”的愤懑就爆发了！最可笑的是胡宗权并非房地局长，据警方调查宣称，他只是房地局下面的一个水果市场管理员，而且还是个临时的。这真是讽刺喜剧！如果当初他不假冒局长，绝不会酿成后来那么大的乱子！可他偏偏假冒了，终于使得由此所引发的乱子已不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而变为深刻的官民冲突；包围政府、焚烧警车所发泄的也已不再是对胡宗权这一个“官员”的愤怒，而是对整个官僚阶层的仇恨了！
天下未乱蜀先乱。在万州民变之后，同年十月底，四川汉源也发生了因政府修建电站，淹没农田，而克扣赔款，补偿不公所引发的十几万人的大规模骚乱。在这此以后，全国各地越来越乱，势头也越来越猛。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说，中国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参与人数也从 73万增加到307万。2005年7月，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指出：十年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6倍多。特点是：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各个领域，行为方式激烈，而且组织化倾向明显。这么多、这么大、这么广泛、这么激烈的乱子，大多数是因为政府机构或官商勾结侵害民众利益，尤其是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移民安置等问题上更为突出。
2001年12月下旬，我被友人拉去参加由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作家和报人所组成的江西“红土地采风团”。数天来，经南昌、叶坪、瑞金等“红色根据地”，一路接受“红色”教育，感慨良多。最后来到赣州。28日下午，我在赣州古城外，见有很多小摊，便与一书摊的摊主聊天，我说：“你下岗了？”他马上说：“什么下岗？失业！”我说：“生意好吗？”他说：“好什么！这个地方能有什么生意？城里不让摆，见到就没收，只好到城外摆；城外还缴税，一个摊位两块钱，共产党税多，都给贪官发奖金了！”他还说他有一邻居也失业，去年年终家中穷得只有咸菜，没法过年，就全家上吊了。此时另一摊主愤愤的插话说：“现在就缺陈胜吴广了！”
我一听大为震惊，虽然这句话在此以前也听过，但都是听别人转述，而转述者也是听别人所说；这次我却是亲耳听到，是在“红色根据地”听到，是在数十年前出过共产党所领导陈胜吴广（红军）的地方听到；而且是面对面地听很可能是未来的陈胜吴广中的一员亲口所说，这对我的震撼是巨大的，长久的；每当想起“现在就缺陈胜吴广”这句话，我就感慨万千，惴惴不安，因为我绝不希望中国再出现陈胜吴广，绝不希望再以暴易暴，那是时代的倒退，那是民族的浩劫，那是历史恶的循环而不是善的更迭！我不知道中国的官员是否也曾像我一样亲耳听到民众亲口说出的这句话；如果听到，他们作何感想？他们是否知道中国官员在民众中的整体形象？他们是否知道如今官民之间的关系何等紧张？
是什么致使官民关系如此剑拔弩张？原因当然很多，但最直接的、最经常的原因可以一言以蔽之：是腐败！是官员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腐败！是官员史无前例的穷凶极恶的腐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79年我和两个朋友创作了《假如我是真的》，这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第一部反映干部特权的话剧。也可能以前的戏剧都是歌功颂德的，而这部却是首次揭露疮疤的，所以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中央还为此在北京专门召开创作座谈会。其实此剧是根据上海真实发生的一个案件编写的，揭露的仅是干部要求掉换大一点的房子，要把在外地的子女调回上海之类的小事，结果被认为是给共产党抹黑，遭到禁演。
事实上谁也不能给共产党抹黑；能够给共产党抹黑的，只有共产党自己。25年过去了，共产党虽然有能力禁止这出戏，但却禁止不住越演越烈的特权和腐败。
1985年，没想到我也当了官，当了正处级干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上任伊始，我便提出我不分管最有实权的人事和财务，只管艺术。我还告诫自己：清清白白地上台，不带污点地下台。没想到我诚惶诚恐地干了四年，还要我再干四年。不干不行，逼着你干，没办法，于是印了张名片，上面特地写明：“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主席、某某顾问、某某教授、某某理事——都是挂名的。”以昭示我继续当院长的被迫。八年干下来，真担心在众人皆醉的官场里，我是否还能保持清醒；真真担心再这么干下去，我是否也会不知不觉地变成贪官。于是我再次辞职，终于获准。有人说我傻，说我再干下去，有好处，会升官。我说：“尚憎驽恋栈，肯羡鹤乘车？”这八年，我虽然做错过一些事，得罪过一些人，但让我欣慰的是，我没收过一份礼，没贪过一分钱，谢天谢地！不过，如果再干下去，尤其是干到现在，那就很难说了……人是会变的，包括我。
正因为我写过《假如我是真的》这出戏，而且被禁，所以我很早就比较关注中国的吏治状况，说得好听一点是关注党风廉政建设。正因为我当过八年官，而且并不恋栈，所以我对中国的官场就有比较感性的认识，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力不胜任的我有勇气、才使得忧国如家的我有责任来写这篇《“腐败”文化》。在
前面三章，我“野心勃勃”地试图勾勒当代中国的腐败全景。“勾勒”之后才深感我的不自量力。这个“力”还包括“想象力”。因为当代中国的腐败，是全社会的，是各方面的，是极疯狂的，是无底线的，是难理喻的，是超想象的；当代中国的腐败，没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因为没有人具有这样超凡的想象力。如今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会给阿姨送红包，你能想象得到吗？在当代中国，在机关、在银行、在军队、在课堂、在法庭、在病房、在超市、在菜场、在大街、在小巷…… 24小时，任何角落，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腐败。腐败就在你眼前，腐败就在你身旁，腐败就在你不会怀疑之处，腐败也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腐败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了行为准则，成为了生活方式，成为了政治制度一个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可以侵蚀精神生命、影响民族性格的一种“文化”！
面对如此严重的腐败，光靠花拳绣腿是绝对打不倒的。须知，中国的官员太会做表面文章。中央不是要反腐吗？好呀，合肥市包河区委书记便带领100多位科级党员干部到包公祠接受廉政“教育”，在包公像前宣誓，要“廉洁奉公、防腐拒变”。真亏想的出！
扬州市呢？要廉政吗？好呀，他们就在寸土黄金的市中心重金建造“廉政广场”，占地数千平方米，以“清恪”命名，取“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之意，以此来表示他们拒腐的决心。造个广场表决心，有用吗？
江都市另有一招，为了“把家庭建成一个反腐倡廉的坚强堡垒”，他们让全市1000多名主要官员的夫人在家里经常“审问”丈夫几个问题：“在外吃喝时，是否属于违纪吃请；带回高档礼品时，来源是否正当；拿回大额现金时，是否不义之财；深夜未归时，是否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把当官的丈夫当孩子呀！
长沙市也闻风而动，在全市开展“廉政歌曲进歌厅”活动，市纪委不但向各政府部门发放“廉政歌曲”光碟，还向全市一些歌厅、舞厅、KTV等演艺场所免费赠送，让全市大树荣辱观，大唱正气歌。这真的是表演了！
更搞笑的是，一些地区甚至还号召购买或免费发放“廉政台历”、“反腐扑克”，以及“永不沾牌不沾锅”，“手莫伸牌保险柜”……唉，多少人假反腐之名搞这些低智商、高笑料的事情呀！可我笑不出，我觉得可悲。
中央政府为了反腐制定和颁布了无数个文件、指示、条例、规定，甚至连吃请只能四菜一汤、男领导不可用女秘书这样的细微末节都规定了，但都给各个地方政府“演艺化”了，不问作用，只问作秀。这也说明中央的种种文件、条例也确实作用不大。
学习“三个代表”和“八荣八耻”有无作用呢？对贪官而言，毫无作用！中国的贪官都是两面人，巧言令色，口是心非。东北贪官沈阳原市长慕绥新，在位时的口头禅是：“千好万好不如人民说好，金奖银奖不如人民夸奖！”好像在唱他家乡的二人转。重庆贪官原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也极擅言辞，他说：“要发扬草鞋精神，做一个草鞋公仆。为了更多百姓不穿草鞋，过上好日子，我宁愿自己永远地穿草鞋……”真不愧是宣传部长！广西原省长成克杰当年说：“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有脱贫，我是经常晚上睡不好觉哇！”当年还真的有人为他的这句话感动流泪。这些贪官在做报告、在表态时，在他们这些豪言壮语和煽情台词中，毫无例外地都有 “三个代表”、“先进性”等流行用语充斥其中，他们可以一个字不错、一个标点也不错地熟练地加以引用，加以发挥，以示他们自己就代表着先进，绝不会腐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在今年7月13日担任宝山区副区长，25日又“当选”为区长，在他的施政演说中就当令及时地出现了如今最时新的政治口号 ——“八耻八荣”了。可他8月22日上午还在宝山区主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下午就因自己的“耻”而被“双规”。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也是对政治思想工作、学习“三个代表”“八耻八荣”的嘲弄。嘲弄者为谁？是这些贪官们！
为什么用了几十年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法宝如今不灵了？这是因为共产党发生了变化，从革命党转向了执政党。革命年代，需要忠诚无私、需要铁的纪律、需要统一意志、需要洗脑教化。那时的意识形态确实可以发挥“团结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如今是执政党了，需要科学执政、需要民主执政、需要依法执政。科学、民主、法律的作用大大超过意识形态。以前需要思想原则，如今需要办事规则；以前需要上下服从，如今需要相互合作；以前需要牺牲自己，如今需要公私两利；以前是理想维系着党员队伍，如今是利益才能使党员聚合。明乎此，就可以知道“三个代表”和“八耻八荣”对这些贪官究竟能起什么作用了。
窃以为，反腐之所以越反越腐，一是在于打击力度不力，重拳出击不重。何谓力？深入入虎穴谓之力；何谓重？击中要害谓之重。以前虽然也查处了许多大案要案，但大多是狼窝，并非虎穴。虎穴在何处？上海！
上海在中国的政治地图上绝对是半壁江山，加上它特殊的背景和文革的历史，真是举足轻重。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贡献甚巨，但奇怪的是，上海的官场好像洁净无比。全国各地不时爆出大案，揪出巨贪，唯独上海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好像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是拒腐蚀永不沾的清官，都是用特殊材料制造的人。全国的江河都发臭，黄浦江能干净吗？可信吗？其实中央也不相信，三年前，中央就曾派大员来查过，查出周正毅这一大案，但盖子刚揭开，即捂住。这么大一个案子，好像只有周一人单独作案，没后台，没同案，结果，周只判三年，便敷衍过去。最不可思议的是与此案有关的原告律师郑恩宠，也判了三年，好像各打五十板，打了个平手。其实是在包庇，更是在示威，传达出的信息是：上海是我们的地盘，你们谁也别想动！
等了三年，闻道上海父老，常北望，翠葆霓旌，终于等到了中央空降天兵200多人，深入上海虎穴来了。朝野震惊，世界瞩目。不到两个月，从社保局长祝均一直到宝山区长秦裕，已有数位官员被锁定调查，而且三年前的周正毅一案，又被遭遇不公的拆迁户重新提起，纷纷上访。观察家们议论，认为北京再次下定决心要揭上海的盖子了。但结局尚不得知，还需看最后的较量。
上海是一个虎穴，还有一个更大的虎穴是政治局。有人吓一跳，说我胆敢怀疑政治局？我说，为何不能怀疑政治局？他说，这种话你怎么能说？我说，为什么不能说？闻一多有首诗：“有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如果一句话能点起反腐的正义之火，即便我身陷火海，祸及自身，也在所不惜。中国总要有人说话，哪怕五千年都没有说破，如今也要说；如果不说，谁能猜得透火山的缄默？如果火山一旦爆发，那就不是我一人之祸，而是国家之祸，是民族之祸，是苍生之祸！
中央领导，中央文件早已表明任何一级的领导人如有问题，公民都有权利举报，被举报者都必须接受调查。胡锦涛总书记自己也说，反腐监督可以从他开始。况且这么多年来，对政治局某些成员的举报一直不断。中央应该有个说明，有个回答。遗憾的是至今还没个交代。
要做到真正的彻底的反腐败，仅仅依靠中央纪委的重拳出击还是不行，那是钦差大臣的做法，是青天大老爷的遗绪，它执行的是非公正的、非透明的、非合法程序的法外之法，而且各级纪委还要接受同一级别的党委领导，并无独立性。但是在现行的体制下，对付贪赃枉法者，也只能暂时用这“善”的“非法”来对付贪官们的 “恶”的“非法”，这是目前万不得已的暂行之法。虽然这样也能反出一些腐败分子，但是绝不可能彻底；而最大的腐败分子，不但不会反，还会因妥协而加以保护！
当今的腐败根源是制度腐败，在这高腐的制度之下，不腐败也难，从这个角度说，腐败分子也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正因为不腐败也难，大家都腐败，所以很多地方是腐败分子在领导反腐败。
腐败是这个政权的执政基础。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其实是自欺欺人，以“腐”治国才是实情。当腐败的程度能让各级官员满意而又不让百姓太不满意时，便是这个政权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如果这个理想状态、这个平衡被打破，就将危及政权本身，这才有了所谓的“反腐”。所以在极权体制下的“反腐”，并非要“根治腐败”，只是要把腐败控制在广大民众尚能够忍受的程度。
要真正的反腐，根本之法，真不在于打击力度的大小，而在于改变极权体制，在于：开创民主政治，实施宪政大法，三权逐步分立，保障公民权利，实行言论自由，开放报禁网禁，民主选拔官吏，“主人”监督“公仆”……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真正的反腐，也才不至于陷于这样一种权力斗争的怪圈：总是当今的天子，揪出前朝的奸臣；下一任天子，也依然如此，始终逃不出这可怕的周期率。而且贪官们被揪出之后，毫无申诉权利，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人民看到只是贪官们态度极好的认罪书，看不到他们真正的辩护词。这都给以后留下隐患：我上台，我整你；他上台，他整我，很难真正整出铁案，不是权力之争，便是丢卒保车。若不进行已经迫不及待的政治体制改革，别说反腐，就是建立和谐社会也可能是心虽好却办不成的空话。
以上这些道理在当今世界，在信息时代，早已是一般常识，根本不必再费唇舌去解说，不必再著书立说去论证。这也是早被民主和进步国家认同并在实行着的普适法则。我相信当今的中央领导并非不懂，也许因为积重难返，需要时间；也许担心混乱，需要时机；也许考虑利弊取舍，举棋不定；也许意见尚未统一，党内纷争。凡此种种，致使至一时尚无法开创新政。只要坚持开创，可以等待；如果拒绝开创，将是灾难。因为拒绝民主政治，不但会孳生腐败，而且拒绝民主的本身就是一种腐败——政治腐败。当今中国因腐败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真的不希望非要腐败到烂掉了，才有变化，那将是又一次浩劫！我突然想到赣州城外关于陈胜吴广的对话……
见过腐败的，没见过这么腐败的！
谁也无法说清当代中国各级官员的贪污和各个领域的腐败严重到什么程度。还是听听中国老百姓怎么说。老百姓说起腐败，没什么高深理论，没什么精确数据，但极为朴实，极为形象。民间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的是：“如果把中国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现在又有了最新版，说：“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还有一句民谚，也很经典，说：“不反腐败，就要亡国；真反腐败，就要亡党！”这两个“经典”的警示意义和深刻程度，实在是超过所有中央文件、领导报告、党报社评、学者高论！
以往，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而今贪污罪款数字巨大，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如：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 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今年落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最近被“双轨”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忆！
以往，揪出一个局长，就算是大老虎，就会引起震动，就会口口相传，议论很久。如今贪官太多，多得让人难以记住，多得让人熟视无睹。老百姓说，如今揪出的局长、厅长可以坐满一百个人民大会堂，揪出的科长、处长可以站满十个天安门广场。现在就是揪出个省长、部长，人们也已不再大吃一惊；即便揪出个把政治局常委，也断然不会像以往揪出陈希同那样举国震惊，兴许人们会追问：还有更大的吗？
当今中国的腐败和以往不同，和国外也迥然有异；中国的贪官们也随着社会的转型与时俱进，在贪污的规模、腐败的层次、应对的策略、选取的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发展，确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1、集团化
中国的腐败在20世纪的后50年，绝大多数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基本上是一人一案。那时的腐败分子只是一锅饭里的一粒老鼠屎，一堵墙上的一块“豆腐砖”；腐败分子之间很少同谋合污，很少窝案串案。自从上一世纪最后十年，腐败分子逐渐结伙抱团，动辄便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甚至出现数十人、数百人的贪污集团，规模化了，集团化了。上一世纪末的陈希同一案和湛江特大走私案且不说它，进入本世纪后，集团性的腐败越演越烈，遍布全国，年年都有大案，案案都有大官。
2001年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涉案的腐败分子有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省公安厅副厅长、国家安全局官员，还涉及军队、政府、警察、海关等方面人员200多人。
2002年4月，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一案案发，绥化市下辖的十个县市，一半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将近260多人都卷入此案。同年，顺藤摸瓜，又相继揪出原绥化市市长王慎义以及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洪彦。
2004至2005年，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和他的后任徐波因贪污腐败先后落马，张华琪一案涉及120人，徐波一案涉及78人，先后共有 200人纷纷倒台。此前，从阜阳政坛走出去的干部中已有两位省部级、8位市委常委、11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阜阳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却是专出腐败干部的高产地。
2005年初，黑龙江原政协副主席韩桂枝贪污一案被揭露，再次引起黑龙江政坛大震荡。原副省长付晓光，原省人大副主任范广举，原省委秘书长张秋阳及原省检察长徐发、原省法院院长徐衍东均被免职。此后，黑龙江省厅局级以上干部调整之频繁，如走马灯令人眼花缭乱，先后有牡丹江、佳木斯、鸡西、鹤岗等多个地市，以及交通厅、人事厅、司法厅等部门的主要领导被撤销或免去职务，整个黑龙江政坛几近瘫痪，以至中央不得不在短期内向黑龙江紧急派出6位省部级领导，分别担任副省长、省委组织部长、省高院院长等职。此后，中央又从北京、上海等地加派21名正副厅级干部和5名处级干部，“空降”黑龙江，分别进入各省级党政机关综合职能部门，出任省长助理、省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如此的大改组，大换血，史无前例！人们说，下一个该是哪个省市呢？
部门化
腐败的集团化是以地区划分，或某地的省市委，或某地的地县委，主要是指党的系统的腐败。但中国从来党政不分，党的干部往往兼有行政职务，所以在一个大的腐败集团里，是不以部门为界的，一定会牵连到各个部门。而且一个地区的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出现腐败，才有可能出现腐败集团。
而腐败的部门化，是指某一地区的职能部门和行业系统的腐败，虽然这也有集团性质，但其部门的特点非常突出，所以单列论述，如交通部门的腐败、组织机构的腐败、司法系统的腐败、教育单位的腐败、军队领域的腐败、医疗事业的腐败等等。
在所有部门腐败中，交通部门的腐败也许最为严重。全国交通厅长犯罪之多，骇人听闻，1997年至今，计有江苏省原交通厅厅长章俊元、四川省原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广东省原交通厅厅长牛和恩、贵州省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云南省原交通厅副厅长晋福祥、黑龙江省原交通厅副厅长王孝慈等近20名省交通厅长、副厅长，因腐败纷纷倒台。至于市县一级腐败的交通局长，就更不计其数了。今年7月12日，安徽省的原交通厅厅长王兴尧也因贪污倒台了。明年还有跟进的吗？难说！
最不可思议的是河南省竟然三任交通厅长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像接龙似地前“腐”后继。按理说，在同一个部门里，前任翻车，后任自会本能地格外小心，不太会重蹈覆辙，谁知主管交通的这些厅长们，居然如此不遵守“交通规则”，连续出现“交通事故”，而且一个比一个跌得更惨，一个比一个更贪！
共产党的组织部门本应是最守党纪，最讲原则，也是最为清廉的清水衙门。以前说跟着组织部，“提高觉悟，思想进步。”如今则是“倒腾干部，发财致富。”到了本世纪，凡是腐败的组织部门统统成了“官帽批发商”。
1996年3月到2002年5月，安徽的韩希鹏在担任颍东区委书记及市委组织部长的6年间，总共卖出23顶官帽，平均一个季度出售一顶。收受钱物75次达 90多万元。韩希鹏把家当成了“顶戴花翎”门市部。他说1998年春节，往市机关大院行贿送礼的车子有几百辆，往他家买官送礼也多得要排队。
今年落马的湖南郴州市的刘清江，曾化100万元向他的亲家市委书记李大伦买到组织部长官帽一顶，然后两人狼狈为奸，干脆让市委大院当成“乌纱帽批发公司”，各种官帽均按含权量大小论价出售，总共收受2000万元。如今，卖官人的乌纱帽给摘了，可买来的乌纱帽还戴在不少人的头上。有一个官帽买主，至今还照常上班，还照常赖在科长的交椅上。他说：“这把交椅我是花钱买的，所有权就是我的。我要是买了一辆自行车，是小偷偷来的，后来失主知道了，要我还，我能还吗？要还也行，把钱退给我！”说得还理直气壮，真让你哭笑不得！
最为疯狂的应是山西省长治县原县委书记王虎林，他在离任前大肆卖官，从“零售”到“批发”，不到两个月时间内，突击“批发”官帽432顶，致使该县许多单位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整个县委机只有打字员等6人是兵，其余全是官，全是领导。有个会计竟升为法院副院长，有个司机当上县委办副主任，！全国各地领导让自己司机当官的其实并不少，上海就有！
组织部门的腐败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和集团腐败，它已是制度性腐败，已是剧毒攻心，病入膏肓的腐败。
市场化
腐败有市场，不是指腐败在当今中国有孳生的空间，而是指腐败有买方，有卖方，有交易，有核算，有价格，有行情，有讨价，有还价，有投资，有回报，有行规，有利润，已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因此腐败市场就必然按市场规律办事，讲究供求关系、经济核算，彻底的市场化。市场化了的腐败，当然也注重价格，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有约定俗成价码。这在商业腐败中，毫不足奇，可如今连根本不是商业的部门如教育部门也因为贿赂的价格杠杆作用而成为商业，成为了学店。
学校在采购教学图书和教学器材时，都有回扣，明扣的金额一般占到图书码洋（定价）的15%到25%，暗扣则占到20%以上。如果学校直接从出版社进书，回扣率甚至高达50%~55%！再如招生，据报道，考生报考某音乐学院，如果想被录取，非得给主考教授12万，还决不二价！这就是当今一些学店里的教授的铜臭面孔。
医药行业的腐败最常见的是购销药品器材的回扣和医生收取病员的红包。采购人员可以从药品供应商中按一定的百分比索取回扣，医生也可从给病人开出的药方中按药价多少提成。这都有明码实价。至于医生收取病家的红包大小，则主要按医生的级别划分。某三级乙等医院，开个一般的刀，主任医生的红包2万，副主任医生的红包1万，主治医生医生至少8千。此外还要给麻醉师、给护士长数额不等的红包。如果开大刀，如脑外科，那红包的价码更高。
建筑行业中的大项——住房以及教育、医疗都关乎民生大计，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中，这三者理应是社会福利的一部分，政府有责任让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学生有其校。如果住房、教育、医疗全部市场化而且是腐败的市场化，那腐败的巨大成本必然会转嫁到百姓头上，尽管都以冠冕堂皇的改革为名，但百姓却不堪重负，难怪说：“房改是把你荷包掏空，教改是逼得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
组织部门腐败的市场化也极为突出，2006年5月，一个自称“在郴州官场打拼近二十年还是个小科长的人”，署名“景克功”，在网上“把中外媒体还没有揭露的有关郴州官场黑幕爆爆料，为纪检监察机关提供些线索。”他说：在郴州，县处级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花大价钱买的官。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长这些肥缺也都是送钱买的官。根据这几年郴州官场家喻户晓的买官卖官的市场行情，我们可以把李大伦（市委书记）、宋甲武（副书记）和曾锦春（纪委书记）三人合伙批发“乌纱帽”的市场价格归纳如下：
县委书记—200万；县委副书记－60万；县长－120万；副县长－50万；县政法委书记－60万；县纪检委书记－50万；县委常委－40万；县公安局长－150万；县检察长－20万；县委办主任－30万；县政府办主任－20万；北湖区（苏仙区）书记－15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书记－60万；北湖区（苏仙区）区长－100万；北湖区（苏仙区）副区长－40万；郴州市公安局长－200万；郴州市政法委书记－200万；郴州各个局长：50万（按15个局算）：750万。
根据李大伦身边的人透露，每项乌纱帽的批发收入一般是按照下面的比例进行分配：李大伦占50%；曾锦春占30%；宋甲武占20%。真触目惊心！>>
卖官者一定是贪官，买官者也一定会变为贪官；买官者一旦权到手，一定会以数倍的利润赚回他们买官的投资，使得官场全然成为市场，买进卖出，卖出买进，越买越贪，越卖越贪，恶性循环，往复不已。
当一个政党的干部和一个政府的官员可以随意收买和出售时，它离崩溃也就不远了.如果腐败市场化了，那就实际上不非法了，而是半合法化了，半公开化了，这离崩溃更不远了！
黑帮化
腐败的黑帮化，主要是指司法系统的“涉黑”，以致警匪勾结、官匪一家，以及在执法过程中使用非法的黑道手段。司法人员和盗贼本是猫鼠关系，可一旦司法人员涉“黑”，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成为黑道中的一员，这种腐败就极为可怕！
司法系统的黑帮化最常见的是司法干部和偷、赌、毒、娼等领域的黑帮人员共同作案，坐地分赃。
偷——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150多名干警中，有三分之一警员在候车大厅执勤时，收取小偷的“入场费”和“保护费”，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交费之后，小偷即可放心大胆地在候车大厅扒窃旅客财物。如所偷财物折款在千元以上，还要向警察按比例另外交纳“烤火费”。一些警察在银行办有专用信用卡，每月由小偷按时汇钱，有的警察仅此一项就聚敛百万元。
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黑社会头目张凤祥开设赌场，被公安机关查封，于是他电邀原省公安厅纪检委纠风办的徐某亲临该市为之说情。次日徐某当张之面给当地公安局主要领导打电话，打通关节。3天后，张凤祥在该市勃利县的又一家赌场得以顺利开张。更不可思议的是，1999年12月，徐某还为这个黑社会头目、赌场老板办理了省公安厅特邀监督员证，真的是黑道白道一家亲了。
毒——湖南省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可他却是永州黑恶势力团伙的后台老板。这一黑恶团伙，私藏枪支，贩卖毒品。王石宾主管禁毒，却参与贩毒。这一黑恶势力放高利贷，王石宾也直接放贷，数额高达4500万元，被称为永州“地下银行行长”，他光宝马、奔驰等豪华车辆就有 16台！永州市一政法干部说：“王石宾是一个双面人，在台上做扫黑除恶的报告，俨然是正义的化身；下了台在背地里，却完全是‘鬼’，是黑帮老大。”
娼——今年济宁市信访局一干部，在市中区公安局莫名其妙地坠楼而死，由此暴露了一个黑幕：原来济宁市反扒大队的全部经费竟是抓嫖、抓娼、抓偷的罚款。其实很多县、乡两级的公安，除了工资由财政划拔，其余经费则自筹自支。卖淫嫖娼罚款很重，一般的行情是五千/人。有的地方治安大队对协警也实行奖励，举报一个嫖客，妓女奖励500元。正是这种利益驱动，导致各地公安热衷“扫黄”，工作的重点就是抓嫖。某市一反扒机动队队长杨某仅2004年罚款一项就进账20 万，2005年则高达50多万。一些地方的警员还勾结发廊小姐，“蹲守放鹰”，设套诱嫖，获取罚款。更有甚者，一些恶警，如民谣所说：“脱下裤子嫖娼，拉起裤子扫黄”。为何“黄”久扫不止？嫖客和妓女都是这些警察的衣食父母，把黄扫掉了，叫他们去哪里拿奖金？叫他们到哪儿去白嫖！
今年是为“打黑除恶”年，中央当局督办的重点为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截至６月中旬，最高检察院直接督办了黑恶势力“保护伞”12件16人。如：湖南新化县原公安局副局长伍福全、广东四会市原公安局副局长陈国阳、安徽亳州市原打击黑恶团伙专案组的副组长浅玉祥、锦州葫芦岛地区原公安局副局长朱良、湖南永州市原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山西霍州市原公安局原副局长杨国宏。
奇怪的是为什么上述6例案件，腐败的怎么都是公安局副局长或专案组副组长，都是副职？连2001年10月被判处死缓的李纪周也是副职，公安部副部长！今年 3月还有一个大案，江西省广昌县案犯谭志雄因绑架人质，勒索巨款，在受到围捕时饮弹自尽，他是该县的公安局原副局长，也是副职！
一年尚未到，这么多公安局副局长和副专案组长纷纷倒台，正局长和正组长都干什么去了？需知：腐败的黑帮化会促使权力内部变异，形成极有封闭性的帮会规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致使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内部很难相互检举揭发，即便偶然失手,也会迅速化解。所以不得不问：局长是一班之长，是正统帅，你们最亲密的战友副统帅出事，你们有没有察觉？察觉了有没有揭发？你们是负责公安的，连自己身边都不安，怎能“公安”？如果不做一点交代，人们有理由怀疑你们可能是你们副手的“保护伞”，是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的“保护伞”，
不是吗？
腐败不可怕，
怕的是腐败黑帮化。
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权力一旦发黑，那天下就黑了，就暗无天日了……
贪官的品性低下、肮脏！
贪污为了什么？贪污就是为了腐化！贪官几乎无一不在酒池肉林里餍足吃喝玩乐，在纸醉金迷中消受声色犬马。因为靠的是权势，无所畏惧；用的是黑钱，无需成本，所以骄奢无以复加，淫辟登峰造极，人格低下到最底线！
吃。如河北贪官李真所言，至少4000元一席，这还是几年前的规格。如今早已不是大吃大喝，而是猛吃猛喝：一顿饭，不上万，面子太难看。鸡鸭鱼肉赶下台，乌龟王八爬上来；生猛海鲜不新鲜，少了鱼翅没档次。而今万元一席大菜也成小菜一碟，视为最低消费，南方的一席黄金宴价格高达99999元，某些地区甚至还从日本引进“女体盛”，那更是吓人的天价！食色性也，日本的“女体盛”使得“食色”二者合为一体，既大饱口福，又大饱眼福；既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又美其名和日本国际接轨。商家的生意经和官家的政治口号，也合而为一，相得益彰。
中国人素来好吃，贪官更是老饕，所以贪官少有不脑满肠肥的，都是吃的。那便便的大腹，老百姓不叫“啤酒肚”，干脆称之为“腐化肚”。大官吃，已经不是新闻；小官也吃，穷地方的小官更吃。越吃越穷，越穷越吃。银川同兴县，我是去过的，此地无论如何也算不得富裕，可自1998年以来，该县邮政局在当地鸿雁宾馆定点欠账请吃招待，打下白条1932张，装满15个牛皮袋，拖欠金额26万元。
那稍稍富裕的一些地方呢？也照样吃，也照样能吃穷。据新华网报道，陕西干县王村镇大王村原是咸阳市命名的“小康村”，近年来村干部吃喝挥霍，举凡村中婚丧嫁娶、小孩满月、老人寿诞、新房落成无一不大吃，大王村的干部成了吃的“大王”，就这么吃、吃、吃、吃……8年间村干部集体吃了1999次，2000年的 7月29日这一天竟吃了6顿。这八年就硬是把一个“小康村”吃空了！整个中国尚未到达“小康”水平，如果全国贪官张开大口也像大王村这样吃法，也迟早会把中国吃空！
喝。民谚说：“贪官不怕喝酒难，万杯千盏只等闲。”贪官们喝的是什么酒呢？外国名酒轩尼诗、人头马，中国名酒茅台、五粮液，在贪官的眼中也已等闲视之，行贿者进贡的这些中外名酒和其他高档补品在贪官家中已堆积如山，成了超市。在某饭局上，一位原是贪官的秘书与我邻座，我问他的前领导喝的最昂贵的酒是不是路易十四。此秘书说：“你土了吧？他们现在最喜欢喝饮料。”“可乐、雪碧、桔子汁？”“不，天然饮料。”“什么天然饮料？”“你真的不懂？”“真的不懂！” “人奶！” “啊！” “而且不要瓶装的，要原装的，要新鲜的，要现吸的……”“真的？”“我说你土得掉渣了吧！”我苦思：是我土得掉渣了，还是整个社会烂成污泥了？
玩。玩什么？老百姓说：“玩山玩水，玩出国游；玩赌玩车，玩保龄球。”其实贪官们早就与时俱进，不玩保龄球，而是玩高尔夫了。原云南省长，大贪官李嘉廷就说过：“我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网球、打高尔夫。”有一民间传说：甲贪官老婆问乙贪官老婆：“这高尔夫是啥玩意儿？”“高尔夫就是提高你丈夫”“提高个啥呀？”“品味呗！”“啥品味哟，不就是打洞嘛，晚上打洞，咋白天还要打洞呢？”民间讽刺的不是高尔夫球，讽刺的是贪官。高尔夫如今风行全国官场，连村官也学时髦，赤着膊，戴草帽，挖个洞，拿着竹竿把球往洞里打。上有所好呀！
赌。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研究员王增提出，中国每年约有6000亿元人民币流向港、澳、越南、老挝及俄罗斯等地的赌场和赛马场。1998年2月至1999年6月间，沈阳原市长大贪官马向东，到香港、澳门等地豪赌十余次，将400多万人民币挥霍殆尽。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原交通运输管理处处长蔡豪文，挪用公款300多万元人民币到境外赌博，也是挥霍一空。这只是随手所举的两个例子。一业内人士分析：华人一年输在赌场的钱约1600亿人民币，其中至少30％——500多亿人民币是大陆官员（当然是贪官）输掉的赌资。500多亿呀，这些都是真正的“人民币”——“人民的币”呀，是亿万工农大众、知识分子以辛勤的汗水、以诚实的劳动挣出来的钱，可都被贪官污吏侵吞了、掠夺了！
色。贪官大多是色鬼淫棍，他们什么都不强，就是性欲最强。记得两年前就有报道说，80%的贪官有情妇，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又有人指出95％以上的贪官都有“情妇”，上升了5个百分点了。
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金维芝，号称金陵“奶王”，既是奶业集团的“奶王”，也是“包二奶”的“奶王”。他说：“像我这样级别（副厅级）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海南省临高县在原县委书记吴光华的带动下，当地一些领导干部公开包养小蜜，并公然带在身边出入酒席和公众场所，以致在当地的官场纷纷以没蜜为耻，以多蜜为荣，相互攀比炫耀。原云南省长李嘉廷的情妇徐福英也证实官场的情色风之盛，她说：“我跟李嘉廷一起出去玩，看到不少领导干部都带女人来，那些女人大多像我一样是情妇，大家一起吃喝玩乐习以为常了，没有什么回避和尴尬的意思”。
《扬子晚报》报道，江苏省供销社原主任周秀德，自1989年至2001年，任职12年,贪污近千万，在这12年里，他记下14本“性日记”，详尽记录他与上百个女人的性事：女人姓名、通奸的时间地点以及自己的性感受等等，应有尽有，绘“性”绘色。每年还进行“年终总结”，统计当年通奸的人次。更离奇和恶心的是海南省纺工厅原副厅长李庆普，迹近变态，竟在保险柜里“珍藏”他嫖过的236个妓女的阴毛……
“审丑”多了，不但会“审丑疲劳”，还会恶心。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抖落这些贪官的丑恶事，实在是因为两性关系最能呈现一个人道德水准。以上种种案例无一不凸显中国贪官的人品低下，灵魂肮脏。如果说“十官九贪”有所夸大，那说“十贪九色”可以定论。老百姓早就说贪官除“工资基本不用”之外，还有一条就是“老婆基本不动”，可见“中国贪官的特色”就是“特别好色”！
最难容忍的、也最荒唐的是一些贪官竟然利用手中之权，安插自己的姘妇、小蜜当官。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赵增军，在担任绩溪县县长时，泡上一20 岁女子。他对她说：“小乖乖，你年轻又有文化，我要把你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让你当乡里一把手。”不久，他的这位“小乖乖”果然当上乡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湖北省原荆门市市委书记焦俊贤，他的情妇陈丽原是“三陪女”。焦书记指令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为这位“床上培养”的“干部苗子”，伪造正式党员、正科级干部、大学本科学历等假档案，于是“三陪女”就成了该市开发区的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个局的副局长。这简直是天下奇！
千万不要以为贪官栽培姘妇仅是小城镇或地县级的把戏，以为他们如此荒唐是因为天高皇帝远，才如此大胆。其实离开“皇帝”并不远的省部级或直辖市的大贪官也如此。以前有过一个内部规定，当官当到了一定级别，只要政治上对“皇帝”忠诚，这些事情都可以不予追究；除非在政治斗争中落马，这些丑事才会当作炮弹抛出来。
外国的官员也好色，外国的贪官也有情妇，但他们把公权力和私生活分的很清，尤其是民主国家，万万不敢滥用手中权力为情人谋私利，绝不敢给她们安排一官半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但他却有三个情人——两任女秘书和一位挪威公主。但是罗斯福始终未提拔她们当个市委书记或人大主任，克林顿也没有把莱温斯基从“拉链门”安插到部长衙门，去当个什么部长。只有中国才有这类奇事！
说到此处，需要为“情人”正名。男女之间相互有情，才可称之为“情人”。说中国贪官有情人，那是对“情人”一词的玷污。中国的贪官只有“二奶”、“小蜜”、“姘头”、“性伴”。他们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感情上的，他们只是一方以金钱和地位，一方以美貌和肉体进行的赤裸交易。他们只是“性侣”，不是“情侣”。如果真的有情，试问：他们双方，不论哪方败露，有谁为对方“殉情”的？“二奶”没有，“二爷”也没有为包养他的女贪官殉情的，都没有。他们只会立即摆脱干系，相互揭发。他们连中国古代的某些嫖客和妓女都不如，更不要说和钱谦益、柳如是，和冒辟疆、董小宛这些古代的情男、情女相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