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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看上去不小。老百姓是中国的没错，但没有意图代表整个中国。这儿只说说我接触到的一些老百姓。
（一）农民
一个村子里很多农民说：现在政府的农村政策挺好的，我们不用交公粮，打了粮食自己卖钱，而且政府还给每亩田地补助５０元。小孩上小学中学也不要钱，还有医疗保险。
但有一家农户有点不同的看法。
这是一家在当地农村日子过得很不错的一个家庭，共五口人，男主人三十六岁，高中毕业。他妻子比他小两岁，也是高中毕业。他们有一个十岁的男孩，在读小学。父母都六十三岁左右。两年前，他们修建了一个二层的楼房，占地１１０平米，房子外面装修得很像个城里的新房子，但里面基本没装修。
男主人和妻子在广州辗转一些工厂打工八年。除了吃喝和必要的开销，他们每月有１０００元左右的结余。钱攒够了后，就建了这个楼房。去年年底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他们打工的工厂倒闭了，两人就回到了家乡。男主人现在跟表兄在外省的建筑工地打工，妻子带着孩子在县城借读小学，老父亲在一个建筑工地帮人看材料，每月５００元，家里大多时候只有老母亲一个人。
他家现在种了十亩田地，每年拿政府的补贴５００元。田地的年收入是，卖芝麻约５０００元左右，其它粮食收入约３０００元。他们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外面打工，只在农忙时才回家帮忙。本来他们不想要田地，全职在外打工，但老母亲不同意。如果只靠种田地，干一年的收入约８０００元，除去化肥等农作物的投入的花费，剩下的钱只够全家人勉强度日，根本不可能做新房子。很多人因此离开了村子，长年累月在外打工不回家。他家种的田地算很多的，一般农户只有二、三亩田地。
这个村子人口不多，没有小学，孩子必须走三、四里地去别的村子就读。正是这个原因，很多孩子不去上学，尤其是女孩，一到十二三岁的年龄就外出打工赚钱。他们夫妻俩当年没有考上大学，就把所有的希望放在孩子身上，所以很看重孩子的教育。当地小学教学质量太差，于是让孩子在县城的一个小学借读。因为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从去年起免去的借读费，每学期只交１００多元的书本费。但他妻子和孩子必须租房子住在县城里，每月房租加生活费是６００多元。一年十个月为了孩子读书要花掉６０００多元。
从去年开始，政府在农村实行医疗保险，但只能在当地镇上或县城医院看病才可以报销６０％。很多医药不在报销之列，最后能报销５０％就算很不错的。况且如果你有保险卡，同样的药，医院要收双倍的费，结果比没有保险卡还贵。很多人不去算这笔帐，以为有保险卡就可以放心看病。他们家里的人一年中大多时候都在外地，看病不在报销之列。所以，虽然他们都办了农村医疗保险卡，但到目前为止只为孩子用过一次。
他们没有别的愿望，只希望孩子考上大学，从此以后不再呆在农村。其实如果他们有办法的话，他们自己也不愿意呆在农村。
他三叔就没有他家幸运。三叔五十多岁，还是单身，仍住在五十年前建的土坯房子里。三叔一个人种了约二亩田地，农闲时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每月６００元的工资，年终才能拿到钱，大多时候只能拿到一半。村子里有一半人住在像他三叔一样的土坯房里。三叔最大的愿望是攒够钱做一个新房子。
村子里无论老幼，都黑瘦黑瘦的，像榨干了水分的菜杆，见不到一个看上去稍微有点脂肪的人，包括女人。他们中大多数人不知道被揪出来的著名贪官，即使知道的也认为跟他们没有关系。但他们很关注村长是否贪了他们的救济钱。
村长是选出来的。乡里乡亲的，人家递包烟，请吃个饭什么的，不好意思不选他。况且村长小时候是个小混混，年轻时又在黑道上混过，大家都怕他。好在现在村长也没有多少权力，除了救济金也没有多少钱可贪，选他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城镇小市民
一家原国营工厂的工人们说：现在政策挺好的，政府给我们办了退休金，也有医疗保险。
从一个县城的宽大的主干道上，拐进一条小道，步行五分钟，就到了原县玻璃厂的旧址。这条道只有一辆小汽车的宽度，仍是沙石土路，出租车不愿意进去。玻璃厂十年前就倒闭了，厂房旧址上连一块砖瓦都见不到，听说是被原工厂工人瓜分了，因为他们好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但是留下一片居民区。
这个居民区有二十家左右，面对面两排平房，一家挨一家，每户占地约６０平方米。两排房子之间有七、八米的距离，鸡犬相闻。所有的房子都是二十五年前同时建造的，一律的红瓦灰墙。因年久失修，外墙斑驳陆离。
表姐就住这儿。听说今年我要带孩子去她那儿，她特地把二十多年没有动过的房子修缮一新，尤其是加建了室内厕所和淋浴室。以前她自己用室外的公共厕所和用大塑料盆洗澡。修缮费花了一万多元，是借的钱。
走进这片居民区，大白天入耳的是声声麻将。麻将桌上只有女人，大多五十多岁。她们没有外出工作，说是年纪大了没有人要。很难见到一个男人或年轻人，他们都远走他乡打工去了，一年回家两三次。有一半家庭的孩子上了大学，没有上大学的孩子也都在外打工。
表姐没有呆在家里，而是在县城的一家私人工厂打工。因为是计价工作，她一天工作至少十个小时，没有周末，月薪一千元左右，没有任何其它的福利。表姐身体很差，听说在工厂晕倒过三次。她出生在三年饥荒，有着她那代人营养不良的所有特征，也赶上了那代人的所有不幸。她只上过七年学（小学五年，初中两年），到可以考大学的时候没有能力上大学，到最需要钱的中年又下岗了。
她仍坚持这么辛苦地工作，是因为要还债。两个孩子读大学欠了六万元的债务。孩子们上的都是三类大学，每人每年仅学费就是７０００多元，加上生活费，每年的花费至少２５０００元。表姐和丈夫省吃俭用一年只能存下一万元左右，根本供不起孩子上大学。孩子们又申请不到贷款，就只好向私人借债。
好在两个孩子大学都毕业了，折腾近一年才找到一份能养活他们自己的工作。尽管如此，还是让表姐松了口气，尤其是今年她可以开始拿退休金。政府从去年开始给她原来的玻璃厂的职工办理了退休金，条件是，根据工作年限每个人必须上交了一定数目的钱，用来折算该买的退休保险金。表姐在那个厂工作了二十多年，上交三万多元，满五十岁时每月可以拿七百多元的退休金。如果不能上交规定的钱，即使是原职工，也没有资格拿到退休金。表姐上交的三万元也是借的，她用每月的退休金来还这笔债务。这附近有三家工厂，她丈夫所在的化工厂和另一家砖瓦厂因各种原因都还没有办理退休金。这两家也是十年前倒闭的。
吃饭的时候，住这儿的人们喜欢拿着饭碗站在门口大声说笑，或干脆聚在一家聊天。因为对美国的好奇，那几天表姐家的人格外多，很自然就聊到了中国的生活和变化。拿到了退休金的人们说政府现在的政策挺好的，没有拿到的也满含着希望，相信某天一定能拿到。大多数人骂贪官太贪，女人们却对贪官养情妇更义愤填膺。但有个人有点异议：他们贪是该他们的，人家有本事当官。你有本事也当官去？
一个晚上，表姐带我们去了县城最大的商场，说是门口每晚有人跳交谊舞，让我们也去热闹热闹。还没有到商场，音乐声劈头盖脸地砸过来。仔细听听，有种时空错位的感觉。歌曲是六、七十年代的，其中有首我听明白的是《浏阳河》，还有一首的大意是毛主席最亲。宽大的商场门口，有五十多人在扭动身子。大多是中年人，女多男少。
舞会的发起人是个近三十多岁的男人，他说不是政府组织的，是他自己搞起来的。他妻子喜欢跳舞但没有地方可跳，他想满足妻子的愿望，就搞了这个活动。妻子正好在这家商场工作，就找到这儿了。商场很乐意，因为免费给他们做了广告。人们一天到晚呆在家里看电视打麻将也很烦，跳舞既是娱乐也锻炼身体，还是免费的，所以很受欢迎。
那为什么选了六、七十年代的歌曲作为舞曲呢？发起人说，当代流行音乐只有节奏，没有旋律，不适合跳交谊舞，而六七十年代的歌曲旋律都很美。来这儿的人大多是中老年人，他们听这些歌曲感到很亲切。
看到人们陶醉在音乐和自编的舞蹈中，我不禁地想，中国老百姓真的很容易满足，尤其是底层的老百姓，吃饱穿暖生活安定也就够了，给点好处还念念不忘。不被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不会闹事的。可是如今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和个体抗议频发，实在是让人深思。
（三）中产阶层
最感兴趣的话题：送孩子出国留学。
这是几个家庭在一家高档餐厅的小聚会：一个全市最大电子公司的副总裁，一个大学某系的教授、硕士生导师和系主任，一个高院经济庭庭长，一个某部门某局副局长，一个市政府部门人事处处长，一个某工商银行科室主任，一个拥有与计算机有关的小公司的生意人，以及他们的配偶们。除了生意人外，其余都是工薪阶层，年薪（包括灰色收入）在二十万至一百万之间，年龄都在四十五岁以下。有房有车，有的不只一处房产。
人不多，但几乎占据了各行各业。这帮人平时很难聚到一块，这次聚会是因为我回国。但整个晚上的大多数时间，他们都在谈自己的孩子，孩子的话题又都集中在出国留学。他们都只有一个孩子。这些孩子们中，有两个在上小学，一个已经上了大学，其余都在中学。大多是想让孩子中学毕业就到国外读大学，有可能的话去上高中也行。
因此他们关心在国外留学的要求、手续及费用等等情况。主要是妈妈们在问，她们打算将来陪孩子们到国外读书。孩子学成后如果能在国外发展就不回来了，如果呆不下去就回国，反正国外学历还是比国内值钱。爸爸们呢，坚决支持孩子出国留学，但事业在中国，退休之前不打算去国外，退休之后还没有想好。
为什么要这么早送孩子到国外读书呢？
大多数人说想给孩子更多的生活选择机会。国内现在无论是上大学还是工作市场竞争都非常激烈，到国外说不定能多条路。在中国，上不了一流大学，毕业找工作都困难。但要上一流大学，孩子们的竞争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到上大学时，孩子已经变成了考试机器，家长为了孩子上大学也脱了几层皮。
等到孩子上了大学，才突然明白，过去像噩梦般的拼命竞争还真的是一场噩梦。看看现在的大学，还是学习的地方吗？老师眼里只有钱，“教书育人”早已成了古董。学生呢，有钱的花天酒地、声色犬马；没钱的呢，满脑子想着赚钱，什么方法赚钱容易就用什么方法，学习好坏无所谓，只要拿到文凭就行。反正把孩子放在国内上大学不太放心。既然想送孩子出去，当然早点为好。因为年龄越小，学语言和适应国外生活就越快也越容易。
对于大学的评价，大学系主任不仅没有抗议，反而补充了一些他的看法：做学问的人最好不要呆在中国。大学不再是象牙塔，而是权利角斗场、情色犬马场和文抄馆。他本人是典型的青年才俊，三十出头就独当一面，担任一个大系的要职。之间他去美国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但等他回国时，他的系主任位置不仅被人抢了，而且也没有其它的位置。一气之下他离开了原来的大学，去了别的学校。但没有干净的地方，大家为职称、研究项目和资金撕破了读书人的脸皮，变成了赤裸裸的权钱、权力和学术地位的交易。三年聘请制本来是用来淘汰不称职不合格的教师的，现在成了清除异己的最佳手段。大学里明文规定师生之间不能谈恋爱，现在还确实没有人谈恋爱，为了考试分数或文凭直接上床就行了。不过大家现在见怪不怪，甚至麻木不仁了。
终于轮到拥有自己小公司的生意人插上嘴，他说在中国做生意也不容易，如果没有很深很广的人际关系，寸步难行。做生意的大小取决于你根基的深浅，或者说后台的大小。与其说做生意需要懂得市场行情，还不如说需要懂得行贿受贿拉关系。生意场上一大半的时间是用来打点各种关系，尤其是政府部门，不信问问他们。
在座的有三位政府官员。法院经济厅和政府人事处都是政府部门的肥缺，他们都直言不讳受过贿赂但没有贪污。在中国当官不受贿被看成是神经病，而且自毁长城，没有人愿意放一个干净的人在身旁“监视”自己。太干净不仅没有往上爬的机会，某一天你会莫名地被清除出队伍。而且跟汪洋大盗（指高干子弟或高位官员）比，我们这点受贿算老几？即使抓到的那些大贪官，要么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要么是没有背景的，真正的大贪永远也不敢抓。再说，我们那点工资钱只够温饱，孩子将来要出国留学的钱从哪儿来？
总之，呆在中国没有安全感，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你今天拥有的不知道明天还是不是你的，将来退休后的生活有没有保障还很难说。
（四）富人
一个富翁：关于中国民主的思考。
十年前，这个朋友有千万资产，知道这个数目是因为那时人们还没有很强的隐私观念。十年后的今天，朋友从来不提钱的事，我更不敢问。我们见面的话题完全没有铜锈味，是在一个有欧洲古典建筑风格的餐馆里。
那家餐馆不仅四壁挂满庄重典雅的西方油画，而且在足有三米高的房顶上的每一个方格里，画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巨大的餐厅里只有十几张餐桌，还有六个完全封闭式的单间。法式高背沙发餐椅，浅棕色大理石餐桌，一个极具现代气息的形状不规则的吊灯，灯光若明若暗地忽悠着，很容易把人带入欲醉还休的情绪里。非常有意思的组合，一抬眼四壁古色古香，很想跟人谈西方古典文学艺术；一低头现代浪漫，很想跟人谈情说爱。就是没有谈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这种严肃话题的感觉。但我们偏偏谈了这种话题。
我原以为是一家西餐厅，一看菜谱才知道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菜式。菜价有几百甚至上千元的。朋友不看菜谱，只告诉我点任何我想吃的菜。我翻了翻菜谱，大多是闻所未闻，天价的菜价也吓得我赶快关上菜谱，给自己留点面子地让朋友随意。朋友像背家书似的跟服务员叽哩咕噜一通。
嗯！那饭菜确实非同一般，比饿着肚子读一本好书更让人回味无穷。所以呢，不能怪人们爱钱。
朋友从来没有问过我关于出国留学的事。但我知道十年前他女儿就被送到欧洲读初中，现在侨居海外。他儿子也通过办投资移民到了海外。
他很感兴趣北美华人对目前中国的看法。我跟他简单地说了说，但强调海外华人比国内的同代人更关心中国的政治，尤其是关于民主和自由。朋友淡淡地说，海外还在谈这些呀！那些是他二十多年前就想过、研究过的东西，为此读了不少西方的政治名著。八九年后他放弃了这些，开始做点实事。
在中国，教育救不了国，因为教育听命于政治。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及教育程度高了不止一倍，技能是越来越强了，但人的灵魂、思想和人格却越来越低，而且越来越没有理想和信仰。实业也救不了国。实业只能改变人的生活条件，但催生不了政治变革。历史以来，中国从来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团体，经济从来就是绑架在政治上。也就是说，在中国，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政治决定一切。看看中国倒了多少个富翁，以及最富有的阶层是什么人就明白这个道理。
政治变革能否进行有个很关键的因素，即有一个敢为天下先的具独立精神的社会精英群体，他们比普通民众站得高看得远，是政治变革中最有号召力最具影响力的群体。但现实情况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绝大多数在八九年后缩着脖子藏在自己的壳里，或被权势金钱收买，不仅回避政治改革问题，而且帮助当局美化现实。经济精英更不必说了，很多人本身就是权贵，或是靠权贵起家的，敢背离政治方向而独立自主的结果必然是人财两空。所以中国的社会精英在权利和政治恐吓面前对政治变革基本上集体失语。这些因素及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使得中国的政治改革陷于了空前的困境。当然还是有少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不懈地努力着，但他们基本不为民众所知。海外的精英呢，因新闻封锁对中国的影响发挥不了作用。于是，中国现在是一派形势大好，繁荣和谐，继续歌功颂德。但明白的人都明白，中国实际上隐患连连，很多人已经准备好了或正在准备退路。
中国有条件搞民主政治吗？有！实施起来难吗？不难。
中国老百姓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历史上外族入侵和主政多次，老百姓很快就接受了现实并安定了下来，不到走投无路绝不会揭竿而起。如果在中国现在就实行西方的民主，不需要多少时间老百姓也会很快就适应这种政治体制，不会比西方人做得差，中国人从来是在做中学。而且一旦从中尝到好处，只会做得更好。
不说别的，只说中共主政以来，搞了多次政治运动，以及经济制度上的多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合作社公社，大办钢铁大锅饭，公私合营到国营化又到私有化等等，每一项对老百姓来说都是全新的，但每一次运动都贯彻落实到了中国城乡的角角落落，而且老百姓都做得很好。如果按这种方式宣传和实施民主政治，老百姓会做不好？五十年代全国上下建国热情那么高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认为是新中国自己可以当家作主了。一旦老百姓某一天真的可以当家作主，他们有不乐意做好的？过去贫穷落后的农村现在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闭塞愚昧，新一代的农民工全国各地到处跑，比很多只呆在学校里的大学生都有见识。而且西方民主政治实践了几百年，成功的经验和例子都摆在那儿了，比摸着石头过河的社会主义体制实施起来应该容易得多。所以问题的根本不是什么国情的不同，即有些人所说的民众素质或法制观念问题，而是当局愿不愿意改变。
其实当政者很清楚民主对中国老百姓的好处。但通过暴力获得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既得的利益。也许还有一个深层的顾虑，一旦当局在政治上出局，可能面临秋后清算历史和现实账，永不得翻身。中国从著名的楚汉之战到现代的国共合作破裂，几千年来遵循的都是“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如果将来会“不得好死”，人家为什么要放弃手中的权力？
历史以来中国都是用暴力变更政权的。如果不想再流血，自上而下的民主之路是最理想的途径。短期来看，中国出不了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式的政治人物。但随着在战场上打江山的几代人退出历史舞台，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在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之前，中国的政治变革的诱因很有可能来源于社会动荡，即自下而上的方式，也就是民众不堪忍受暴政、或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基本的权利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要求改变现状，那将是一种激烈的方式，激烈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可能诱发成革命很难说。可悲的是，这种激烈的方式的政治结果又未必是走向民主。悲观地想，中国的民主之路仍很遥远。
朋友对中国富有阶层没有代表性。他出身非平民，也不是白手起家，曾经做过很多年的学问。他的观点只代表他自己。朋友为人很谦和低调，正是因为这个优点，像他的那个特殊阶层一样，头上总是笼罩了一层神秘的光环。也让我想到中国富翁榜上永远不会有他们的名字，因为没人能知道他们的具体财产数目。
（五）年轻一代
一群８０后的年轻人：理想是什么？赚钱！其次呢？还是钱。除了钱呢？当官。为什么想当官呢？因为有权就有钱。为什么活着只为了钱呢？因为现在的中国没有钱就没办法活着。
这是一群八十年代出生的、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月收入最高的有５０００多元，最低的只有１０００多元。大多数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有两个做房产中介的，其中一个大学专业是国际金融，另一个是学新闻的。收入最高的是在计算机行业，是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就转学计算机的。他们来自从农村到城市的各个社会阶层。
他们说，他们是最倒霉的一代。出生时赶上独身子女政策，没有兄弟姐妹，孤苦伶仃不说，将来一个人要负担两个老人；上小学中学时赶上高收费时期；上大学时又赶上大学开始收学费；大学毕业赶上要自己找工作的时代；找工作时碰上工作市场人满为患、一个大学生都不如妓女值钱的时代；找到工作后一抬头发现房价比天还高的时代；到了婚嫁的年龄碰上男女比例失调、没车没房的话连丑女都不看你一眼的时代。
现在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生活，还欠着父母一大堆不知何月能还清的养育费和学费，更不用说买房子，以及赡养父母了。
突然想到，控制读书人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他们整天为生活奔波。
学新闻的人是唯一一个知道八九学潮的。他有个老师当年参加了学潮，偷偷地放录像给他们看，他才知道。其余的人都不知道，听他提起这事，大家兴致也来了，问是真吗？
我跟他们简单地讲了学潮的起因、过程和结果，并告诉他们在恢复高考以来，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是最有理想和最具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人。一个孩子马上提出异议，说他父母就是八十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他们那时不仅不用交学费，每月还有奖学金和生活补贴。毕业后不用自己找工作，工作都送到了手里。你看，他们上大学什么都不用操心，当然有的是时间胡思乱想。他们那代人有理想有思想又怎么样呢？现在不照样是成批的贪官污吏？
恨贪官吗？——恨！但如果我们当官的话，不能保证不贪。
关心政治吗？——太忙着赚钱，没有时间关心！除非要当官。
中国强大吗？——至少政府宣传说很强大，应该算强大吧！当然仍然赶不上美国。
爱国吗？——爱！但我们的爱国是和爱党分开的。
中国需要民主吗？——要哇！但谁给我们民主？
每次从中国回来，坐在书房里，看着天，就觉得自己是井底之蛙。
http://www.cnd.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4464
这个题目看上去不小。老百姓是中国的没错，但没有意图代表整个中国。这儿只说说我接触到的一些老百姓。
（一）农民
一个村子里很多农民说：现在政府的农村政策挺好的，我们不用交公粮，打了粮食自己卖钱，而且政府还给每亩田地补助５０元。小孩上小学中学也不要钱，还有医疗保险。
但有一家农户有点不同的看法。
这是一家在当地农村日子过得很不错的一个家庭，共五口人，男主人三十六岁，高中毕业。他妻子比他小两岁，也是高中毕业。他们有一个十岁的男孩，在读小学。父母都六十三岁左右。两年前，他们修建了一个二层的楼房，占地１１０平米，房子外面装修得很像个城里的新房子，但里面基本没装修。
男主人和妻子在广州辗转一些工厂打工八年。除了吃喝和必要的开销，他们每月有１０００元左右的结余。钱攒够了后，就建了这个楼房。去年年底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他们打工的工厂倒闭了，两人就回到了家乡。男主人现在跟表兄在外省的建筑工地打工，妻子带着孩子在县城借读小学，老父亲在一个建筑工地帮人看材料，每月５００元，家里大多时候只有老母亲一个人。
他家现在种了十亩田地，每年拿政府的补贴５００元。田地的年收入是，卖芝麻约５０００元左右，其它粮食收入约３０００元。他们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外面打工，只在农忙时才回家帮忙。本来他们不想要田地，全职在外打工，但老母亲不同意。如果只靠种田地，干一年的收入约８０００元，除去化肥等农作物的投入的花费，剩下的钱只够全家人勉强度日，根本不可能做新房子。很多人因此离开了村子，长年累月在外打工不回家。他家种的田地算很多的，一般农户只有二、三亩田地。
这个村子人口不多，没有小学，孩子必须走三、四里地去别的村子就读。正是这个原因，很多孩子不去上学，尤其是女孩，一到十二三岁的年龄就外出打工赚钱。他们夫妻俩当年没有考上大学，就把所有的希望放在孩子身上，所以很看重孩子的教育。当地小学教学质量太差，于是让孩子在县城的一个小学借读。因为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从去年起免去的借读费，每学期只交１００多元的书本费。但他妻子和孩子必须租房子住在县城里，每月房租加生活费是６００多元。一年十个月为了孩子读书要花掉６０００多元。
从去年开始，政府在农村实行医疗保险，但只能在当地镇上或县城医院看病才可以报销６０％。很多医药不在报销之列，最后能报销５０％就算很不错的。况且如果你有保险卡，同样的药，医院要收双倍的费，结果比没有保险卡还贵。很多人不去算这笔帐，以为有保险卡就可以放心看病。他们家里的人一年中大多时候都在外地，看病不在报销之列。所以，虽然他们都办了农村医疗保险卡，但到目前为止只为孩子用过一次。
他们没有别的愿望，只希望孩子考上大学，从此以后不再呆在农村。其实如果他们有办法的话，他们自己也不愿意呆在农村。
他三叔就没有他家幸运。三叔五十多岁，还是单身，仍住在五十年前建的土坯房子里。三叔一个人种了约二亩田地，农闲时在一个建筑工地打工，每月６００元的工资，年终才能拿到钱，大多时候只能拿到一半。村子里有一半人住在像他三叔一样的土坯房里。三叔最大的愿望是攒够钱做一个新房子。
村子里无论老幼，都黑瘦黑瘦的，像榨干了水分的菜杆，见不到一个看上去稍微有点脂肪的人，包括女人。他们中大多数人不知道被揪出来的著名贪官，即使知道的也认为跟他们没有关系。但他们很关注村长是否贪了他们的救济钱。
村长是选出来的。乡里乡亲的，人家递包烟，请吃个饭什么的，不好意思不选他。况且村长小时候是个小混混，年轻时又在黑道上混过，大家都怕他。好在现在村长也没有多少权力，除了救济金也没有多少钱可贪，选他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城镇小市民
一家原国营工厂的工人们说：现在政策挺好的，政府给我们办了退休金，也有医疗保险。
从一个县城的宽大的主干道上，拐进一条小道，步行五分钟，就到了原县玻璃厂的旧址。这条道只有一辆小汽车的宽度，仍是沙石土路，出租车不愿意进去。玻璃厂十年前就倒闭了，厂房旧址上连一块砖瓦都见不到，听说是被原工厂工人瓜分了，因为他们好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但是留下一片居民区。
这个居民区有二十家左右，面对面两排平房，一家挨一家，每户占地约６０平方米。两排房子之间有七、八米的距离，鸡犬相闻。所有的房子都是二十五年前同时建造的，一律的红瓦灰墙。因年久失修，外墙斑驳陆离。
表姐就住这儿。听说今年我要带孩子去她那儿，她特地把二十多年没有动过的房子修缮一新，尤其是加建了室内厕所和淋浴室。以前她自己用室外的公共厕所和用大塑料盆洗澡。修缮费花了一万多元，是借的钱。
走进这片居民区，大白天入耳的是声声麻将。麻将桌上只有女人，大多五十多岁。她们没有外出工作，说是年纪大了没有人要。很难见到一个男人或年轻人，他们都远走他乡打工去了，一年回家两三次。有一半家庭的孩子上了大学，没有上大学的孩子也都在外打工。
表姐没有呆在家里，而是在县城的一家私人工厂打工。因为是计价工作，她一天工作至少十个小时，没有周末，月薪一千元左右，没有任何其它的福利。表姐身体很差，听说在工厂晕倒过三次。她出生在三年饥荒，有着她那代人营养不良的所有特征，也赶上了那代人的所有不幸。她只上过七年学（小学五年，初中两年），到可以考大学的时候没有能力上大学，到最需要钱的中年又下岗了。
她仍坚持这么辛苦地工作，是因为要还债。两个孩子读大学欠了六万元的债务。孩子们上的都是三类大学，每人每年仅学费就是７０００多元，加上生活费，每年的花费至少２５０００元。表姐和丈夫省吃俭用一年只能存下一万元左右，根本供不起孩子上大学。孩子们又申请不到贷款，就只好向私人借债。
好在两个孩子大学都毕业了，折腾近一年才找到一份能养活他们自己的工作。尽管如此，还是让表姐松了口气，尤其是今年她可以开始拿退休金。政府从去年开始给她原来的玻璃厂的职工办理了退休金，条件是，根据工作年限每个人必须上交了一定数目的钱，用来折算该买的退休保险金。表姐在那个厂工作了二十多年，上交三万多元，满五十岁时每月可以拿七百多元的退休金。如果不能上交规定的钱，即使是原职工，也没有资格拿到退休金。表姐上交的三万元也是借的，她用每月的退休金来还这笔债务。这附近有三家工厂，她丈夫所在的化工厂和另一家砖瓦厂因各种原因都还没有办理退休金。这两家也是十年前倒闭的。
吃饭的时候，住这儿的人们喜欢拿着饭碗站在门口大声说笑，或干脆聚在一家聊天。因为对美国的好奇，那几天表姐家的人格外多，很自然就聊到了中国的生活和变化。拿到了退休金的人们说政府现在的政策挺好的，没有拿到的也满含着希望，相信某天一定能拿到。大多数人骂贪官太贪，女人们却对贪官养情妇更义愤填膺。但有个人有点异议：他们贪是该他们的，人家有本事当官。你有本事也当官去？
一个晚上，表姐带我们去了县城最大的商场，说是门口每晚有人跳交谊舞，让我们也去热闹热闹。还没有到商场，音乐声劈头盖脸地砸过来。仔细听听，有种时空错位的感觉。歌曲是六、七十年代的，其中有首我听明白的是《浏阳河》，还有一首的大意是毛主席最亲。宽大的商场门口，有五十多人在扭动身子。大多是中年人，女多男少。
舞会的发起人是个近三十多岁的男人，他说不是政府组织的，是他自己搞起来的。他妻子喜欢跳舞但没有地方可跳，他想满足妻子的愿望，就搞了这个活动。妻子正好在这家商场工作，就找到这儿了。商场很乐意，因为免费给他们做了广告。人们一天到晚呆在家里看电视打麻将也很烦，跳舞既是娱乐也锻炼身体，还是免费的，所以很受欢迎。
那为什么选了六、七十年代的歌曲作为舞曲呢？发起人说，当代流行音乐只有节奏，没有旋律，不适合跳交谊舞，而六七十年代的歌曲旋律都很美。来这儿的人大多是中老年人，他们听这些歌曲感到很亲切。
看到人们陶醉在音乐和自编的舞蹈中，我不禁地想，中国老百姓真的很容易满足，尤其是底层的老百姓，吃饱穿暖生活安定也就够了，给点好处还念念不忘。不被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不会闹事的。可是如今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和个体抗议频发，实在是让人深思。
（三）中产阶层
最感兴趣的话题：送孩子出国留学。
这是几个家庭在一家高档餐厅的小聚会：一个全市最大电子公司的副总裁，一个大学某系的教授、硕士生导师和系主任，一个高院经济庭庭长，一个某部门某局副局长，一个市政府部门人事处处长，一个某工商银行科室主任，一个拥有与计算机有关的小公司的生意人，以及他们的配偶们。除了生意人外，其余都是工薪阶层，年薪（包括灰色收入）在二十万至一百万之间，年龄都在四十五岁以下。有房有车，有的不只一处房产。
人不多，但几乎占据了各行各业。这帮人平时很难聚到一块，这次聚会是因为我回国。但整个晚上的大多数时间，他们都在谈自己的孩子，孩子的话题又都集中在出国留学。他们都只有一个孩子。这些孩子们中，有两个在上小学，一个已经上了大学，其余都在中学。大多是想让孩子中学毕业就到国外读大学，有可能的话去上高中也行。
因此他们关心在国外留学的要求、手续及费用等等情况。主要是妈妈们在问，她们打算将来陪孩子们到国外读书。孩子学成后如果能在国外发展就不回来了，如果呆不下去就回国，反正国外学历还是比国内值钱。爸爸们呢，坚决支持孩子出国留学，但事业在中国，退休之前不打算去国外，退休之后还没有想好。
为什么要这么早送孩子到国外读书呢？
大多数人说想给孩子更多的生活选择机会。国内现在无论是上大学还是工作市场竞争都非常激烈，到国外说不定能多条路。在中国，上不了一流大学，毕业找工作都困难。但要上一流大学，孩子们的竞争从幼儿园就开始了。到上大学时，孩子已经变成了考试机器，家长为了孩子上大学也脱了几层皮。
等到孩子上了大学，才突然明白，过去像噩梦般的拼命竞争还真的是一场噩梦。看看现在的大学，还是学习的地方吗？老师眼里只有钱，“教书育人”早已成了古董。学生呢，有钱的花天酒地、声色犬马；没钱的呢，满脑子想着赚钱，什么方法赚钱容易就用什么方法，学习好坏无所谓，只要拿到文凭就行。反正把孩子放在国内上大学不太放心。既然想送孩子出去，当然早点为好。因为年龄越小，学语言和适应国外生活就越快也越容易。
对于大学的评价，大学系主任不仅没有抗议，反而补充了一些他的看法：做学问的人最好不要呆在中国。大学不再是象牙塔，而是权利角斗场、情色犬马场和文抄馆。他本人是典型的青年才俊，三十出头就独当一面，担任一个大系的要职。之间他去美国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但等他回国时，他的系主任位置不仅被人抢了，而且也没有其它的位置。一气之下他离开了原来的大学，去了别的学校。但没有干净的地方，大家为职称、研究项目和资金撕破了读书人的脸皮，变成了赤裸裸的权钱、权力和学术地位的交易。三年聘请制本来是用来淘汰不称职不合格的教师的，现在成了清除异己的最佳手段。大学里明文规定师生之间不能谈恋爱，现在还确实没有人谈恋爱，为了考试分数或文凭直接上床就行了。不过大家现在见怪不怪，甚至麻木不仁了。
终于轮到拥有自己小公司的生意人插上嘴，他说在中国做生意也不容易，如果没有很深很广的人际关系，寸步难行。做生意的大小取决于你根基的深浅，或者说后台的大小。与其说做生意需要懂得市场行情，还不如说需要懂得行贿受贿拉关系。生意场上一大半的时间是用来打点各种关系，尤其是政府部门，不信问问他们。
在座的有三位政府官员。法院经济厅和政府人事处都是政府部门的肥缺，他们都直言不讳受过贿赂但没有贪污。在中国当官不受贿被看成是神经病，而且自毁长城，没有人愿意放一个干净的人在身旁“监视”自己。太干净不仅没有往上爬的机会，某一天你会莫名地被清除出队伍。而且跟汪洋大盗（指高干子弟或高位官员）比，我们这点受贿算老几？即使抓到的那些大贪官，要么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要么是没有背景的，真正的大贪永远也不敢抓。再说，我们那点工资钱只够温饱，孩子将来要出国留学的钱从哪儿来？
总之，呆在中国没有安全感，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你今天拥有的不知道明天还是不是你的，将来退休后的生活有没有保障还很难说。
（四）富人
一个富翁：关于中国民主的思考。
十年前，这个朋友有千万资产，知道这个数目是因为那时人们还没有很强的隐私观念。十年后的今天，朋友从来不提钱的事，我更不敢问。我们见面的话题完全没有铜锈味，是在一个有欧洲古典建筑风格的餐馆里。
那家餐馆不仅四壁挂满庄重典雅的西方油画，而且在足有三米高的房顶上的每一个方格里，画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巨大的餐厅里只有十几张餐桌，还有六个完全封闭式的单间。法式高背沙发餐椅，浅棕色大理石餐桌，一个极具现代气息的形状不规则的吊灯，灯光若明若暗地忽悠着，很容易把人带入欲醉还休的情绪里。非常有意思的组合，一抬眼四壁古色古香，很想跟人谈西方古典文学艺术；一低头现代浪漫，很想跟人谈情说爱。就是没有谈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这种严肃话题的感觉。但我们偏偏谈了这种话题。
我原以为是一家西餐厅，一看菜谱才知道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菜式。菜价有几百甚至上千元的。朋友不看菜谱，只告诉我点任何我想吃的菜。我翻了翻菜谱，大多是闻所未闻，天价的菜价也吓得我赶快关上菜谱，给自己留点面子地让朋友随意。朋友像背家书似的跟服务员叽哩咕噜一通。
嗯！那饭菜确实非同一般，比饿着肚子读一本好书更让人回味无穷。所以呢，不能怪人们爱钱。
朋友从来没有问过我关于出国留学的事。但我知道十年前他女儿就被送到欧洲读初中，现在侨居海外。他儿子也通过办投资移民到了海外。
他很感兴趣北美华人对目前中国的看法。我跟他简单地说了说，但强调海外华人比国内的同代人更关心中国的政治，尤其是关于民主和自由。朋友淡淡地说，海外还在谈这些呀！那些是他二十多年前就想过、研究过的东西，为此读了不少西方的政治名著。八九年后他放弃了这些，开始做点实事。
在中国，教育救不了国，因为教育听命于政治。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及教育程度高了不止一倍，技能是越来越强了，但人的灵魂、思想和人格却越来越低，而且越来越没有理想和信仰。实业也救不了国。实业只能改变人的生活条件，但催生不了政治变革。历史以来，中国从来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团体，经济从来就是绑架在政治上。也就是说，在中国，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政治决定一切。看看中国倒了多少个富翁，以及最富有的阶层是什么人就明白这个道理。
政治变革能否进行有个很关键的因素，即有一个敢为天下先的具独立精神的社会精英群体，他们比普通民众站得高看得远，是政治变革中最有号召力最具影响力的群体。但现实情况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绝大多数在八九年后缩着脖子藏在自己的壳里，或被权势金钱收买，不仅回避政治改革问题，而且帮助当局美化现实。经济精英更不必说了，很多人本身就是权贵，或是靠权贵起家的，敢背离政治方向而独立自主的结果必然是人财两空。所以中国的社会精英在权利和政治恐吓面前对政治变革基本上集体失语。这些因素及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使得中国的政治改革陷于了空前的困境。当然还是有少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不懈地努力着，但他们基本不为民众所知。海外的精英呢，因新闻封锁对中国的影响发挥不了作用。于是，中国现在是一派形势大好，繁荣和谐，继续歌功颂德。但明白的人都明白，中国实际上隐患连连，很多人已经准备好了或正在准备退路。
中国有条件搞民主政治吗？有！实施起来难吗？不难。
中国老百姓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历史上外族入侵和主政多次，老百姓很快就接受了现实并安定了下来，不到走投无路绝不会揭竿而起。如果在中国现在就实行西方的民主，不需要多少时间老百姓也会很快就适应这种政治体制，不会比西方人做得差，中国人从来是在做中学。而且一旦从中尝到好处，只会做得更好。
不说别的，只说中共主政以来，搞了多次政治运动，以及经济制度上的多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从打土豪分田地到合作社公社，大办钢铁大锅饭，公私合营到国营化又到私有化等等，每一项对老百姓来说都是全新的，但每一次运动都贯彻落实到了中国城乡的角角落落，而且老百姓都做得很好。如果按这种方式宣传和实施民主政治，老百姓会做不好？五十年代全国上下建国热情那么高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认为是新中国自己可以当家作主了。一旦老百姓某一天真的可以当家作主，他们有不乐意做好的？过去贫穷落后的农村现在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闭塞愚昧，新一代的农民工全国各地到处跑，比很多只呆在学校里的大学生都有见识。而且西方民主政治实践了几百年，成功的经验和例子都摆在那儿了，比摸着石头过河的社会主义体制实施起来应该容易得多。所以问题的根本不是什么国情的不同，即有些人所说的民众素质或法制观念问题，而是当局愿不愿意改变。
其实当政者很清楚民主对中国老百姓的好处。但通过暴力获得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既得的利益。也许还有一个深层的顾虑，一旦当局在政治上出局，可能面临秋后清算历史和现实账，永不得翻身。中国从著名的楚汉之战到现代的国共合作破裂，几千年来遵循的都是“你死我活”的思维方式。如果将来会“不得好死”，人家为什么要放弃手中的权力？
历史以来中国都是用暴力变更政权的。如果不想再流血，自上而下的民主之路是最理想的途径。短期来看，中国出不了戈尔巴乔夫或蒋经国式的政治人物。但随着在战场上打江山的几代人退出历史舞台，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在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之前，中国的政治变革的诱因很有可能来源于社会动荡，即自下而上的方式，也就是民众不堪忍受暴政、或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基本的权利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要求改变现状，那将是一种激烈的方式，激烈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可能诱发成革命很难说。可悲的是，这种激烈的方式的政治结果又未必是走向民主。悲观地想，中国的民主之路仍很遥远。
朋友对中国富有阶层没有代表性。他出身非平民，也不是白手起家，曾经做过很多年的学问。他的观点只代表他自己。朋友为人很谦和低调，正是因为这个优点，像他的那个特殊阶层一样，头上总是笼罩了一层神秘的光环。也让我想到中国富翁榜上永远不会有他们的名字，因为没人能知道他们的具体财产数目。
（五）年轻一代
一群８０后的年轻人：理想是什么？赚钱！其次呢？还是钱。除了钱呢？当官。为什么想当官呢？因为有权就有钱。为什么活着只为了钱呢？因为现在的中国没有钱就没办法活着。
这是一群八十年代出生的、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月收入最高的有５０００多元，最低的只有１０００多元。大多数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有两个做房产中介的，其中一个大学专业是国际金融，另一个是学新闻的。收入最高的是在计算机行业，是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就转学计算机的。他们来自从农村到城市的各个社会阶层。
他们说，他们是最倒霉的一代。出生时赶上独身子女政策，没有兄弟姐妹，孤苦伶仃不说，将来一个人要负担两个老人；上小学中学时赶上高收费时期；上大学时又赶上大学开始收学费；大学毕业赶上要自己找工作的时代；找工作时碰上工作市场人满为患、一个大学生都不如妓女值钱的时代；找到工作后一抬头发现房价比天还高的时代；到了婚嫁的年龄碰上男女比例失调、没车没房的话连丑女都不看你一眼的时代。
现在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生活，还欠着父母一大堆不知何月能还清的养育费和学费，更不用说买房子，以及赡养父母了。
突然想到，控制读书人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他们整天为生活奔波。
学新闻的人是唯一一个知道八九学潮的。他有个老师当年参加了学潮，偷偷地放录像给他们看，他才知道。其余的人都不知道，听他提起这事，大家兴致也来了，问是真吗？
我跟他们简单地讲了学潮的起因、过程和结果，并告诉他们在恢复高考以来，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是最有理想和最具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人。一个孩子马上提出异议，说他父母就是八十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他们那时不仅不用交学费，每月还有奖学金和生活补贴。毕业后不用自己找工作，工作都送到了手里。你看，他们上大学什么都不用操心，当然有的是时间胡思乱想。他们那代人有理想有思想又怎么样呢？现在不照样是成批的贪官污吏？
恨贪官吗？——恨！但如果我们当官的话，不能保证不贪。
关心政治吗？——太忙着赚钱，没有时间关心！除非要当官。
中国强大吗？——至少政府宣传说很强大，应该算强大吧！当然仍然赶不上美国。
爱国吗？——爱！但我们的爱国是和爱党分开的。
中国需要民主吗？——要哇！但谁给我们民主？
每次从中国回来，坐在书房里，看着天，就觉得自己是井底之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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