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Parenti - 西藏：友好的封建主义？(Tibet: Friendly Fued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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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仿宋体]一直在寻找西方比较中立且有一定说服力的关于西藏问题的论点。这个人讲得还是比较客观的。此人的背景也不简单：[/FONT]
[FONT=仿宋体]1. Wikipedia: Parenti received his Ph.D. in political science from Yale University and has taught at several universities, college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He is the author of twenty books and many more articles. His wor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at least eighteen languages.[1] Parenti lectures frequently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 His book, The Assassination of Julius Caesar, A People's History of Ancient Rome,[2] was selected as a Book of the Year for 2004[3] by Online Review of Books and Current Affairs.[4] He is the father of author and The Nation magazine contributor Christian Parenti.[/FONT]

[FONT=仿宋体]2.译文的注解：本文是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媒体评论家迈克尔·帕伦蒂关于西藏历史和现实问题作品Friendly Feudalism: The Tibet Myth的第一章第二节，主要讲西藏神权统治中农奴的生活状况。[/FONT]

[FONT=仿宋体]3. 如果常看比较学术性的东西就可以发现此人的观点还是比较受到公认的，他的一些看法也较常被引用，说明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FONT]

[FONT=仿宋体]此译文转自译言网[/FONT][FONT=仿宋体]因为我是现看到的原文后来才发现有译文所以并未仔细看，如果有不通或不解之处请参照原文理解（原文链接在最后）。文章比较常，但是我觉得信息很丰富。如果要做这方面的研究或需要英文的backu[/FONT][FONT=仿宋体]p [/FONT][FONT=仿宋体]material，原文是个很好的资料。[/FONT]

[FONT=仿宋体]慈悲的封建制－－西藏迷思[/FONT]


[FONT=仿宋体]第一章 领主和喇嘛（1）[/FONT]

[FONT=仿宋体]宗教冲突有着血腥的历史。 而每一种宗教又都向信徒们保证，会为他们带来内心的平和与喜悦。而没有哪种宗教象佛教那样更强调这一点了。佛教徒们说，与其他宗教难以容纳其他意见的野蛮 行为相反，佛教不推崇狂热和教条。对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讲，佛教更象一种能带来内心和谐与开悟的冥想和思辨，而不是一种神学意义上的宗教。它带来的是内 心的和谐与了悟。它向我们指引通往正确生活的道路。通常，佛教对精神世界的关注不仅局限于个人，同时也关注他人的幸福。佛教徒会试图抛弃对自我利益的追 求，而深化自身与其他人和其他事务关联的领悟。“有社会责任感的佛教”试图将个人的自由与负责任的社会行为结合起来，以期建立一个开明的社会。[/FONT]

[FONT=仿宋体]然而纵观历史， 我们发现并非所有的佛教派系和形式都摆脱了教条式的狂热，或是与其他宗教类似的暴力和对他人的剥削。在斯里兰卡的历史中有一段以近乎神圣的方式记录着的传 奇，讲述的是上古时期一位佛教国王在战争中的凯旋。在20世纪，佛教徒之间，以及他们和非佛教徒之间的暴力冲突在泰国，缅甸，韩国，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地 方都发生过。 在斯里兰卡，信仰佛教的僧伽罗人和印地教的泰米尔人之间的武装冲突，让双方都付出了大量生命的代价。1998年，美国国务院列出了30个世界上最暴力和危 险的极端组织。其中一半以上是宗教组织，尤其是穆斯林，犹太教和佛教组织。[注1][/FONT]

[FONT=仿宋体]1998年在南朝鲜，Chogye（译者注：曹溪宗，韩国最大的佛教派 別，为禅宗的分支之一，但近年來充斥派系争斗）教派的几千名僧侣用拳头，石块，燃烧弹和棍棒相互斗殴达数星期。他们争夺的焦点是对韩国最大佛教团体的控制 权，以及相关的每年920万美金的预算，数以百万美元计的资产，和向各个基层组织指派1700名僧侣的权利。这场争斗破坏了主要的佛教圣地，造成数十名僧 人受伤，其中有些伤势严重。韩国民众的反应似乎是对两派都鄙视，不管那边最终掌权，“他们都会把信徒的善款豪宅名车上。”[注2][/FONT]
[FONT=仿宋体]和其他宗教信仰类似，物质方面的腐败和某些领袖个人行为不端往往给佛教各教派内或之间的争端火上浇油。比如日本长野的善光寺，是一个有1400年历史， 有很高声望的寺庙群。在主持（Komatsu）和主持统治下的一系列寺庙（Tacchu）之间发生了一场“恶毒的争斗”。Tacchu的僧侣们指控 Komatsu以寺院的名义销售书画作品中饱私囊。他们还为主持频频有女人陪伴而震惊。而Komatsu则对批评他的僧侣施以惩罚。这场长达五年的纠纷最 终闹上法庭。[注3][/FONT]

[FONT=仿宋体]藏传佛教的情况如何呢？它是否能免疫于这样的争端呢？它所帮助建设的社会又如何呢？很多佛教徒坚持认为在1959年中国进行弹压之前，西藏是 一片精神世界的净土－－完全不受现代工业社会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空虚的物欲和腐败等问题的困扰。西方新闻媒体、旅游书籍、小说和好莱坞电影把神权统 治下西藏描绘成一个真实世界中的香格里拉。达赖喇嘛本人也称，在西藏，“佛教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广袤的处女地孕育了一个和平、和谐的社会。我们享受自由和 自足。”[注4][/FONT]

[FONT=仿宋体]然而对西藏历史的 解读却展示给我们一个不尽相同的景象。“在旧西藏，宗教冲突是家常便饭。”一位西方的佛教徒这样写到。“历史为藏教喇嘛及其追随者们生活在忍让、非暴力、 友善的香格里拉这一图景蒙上了阴影。实际的情况大相径庭。旧日的西藏更像欧洲宗教战争的反改革（Counter-Reformation）时期 [注5]。”在十三世纪，忽必烈树立了第一位“大喇嘛（Grand Lama）”,其凌驾于其他喇嘛之上的地位就象教皇与他的主教们之间的关系。几个世纪后，中国的君主派遣军队入藏支持当时25岁、雄心勃勃的“大喇嘛”。 这位年轻的喇嘛后自封为达赖喇嘛（意为海洋）和全藏的统治者。具有讽刺意味的史实是：第一位达赖喇嘛是中国军队树立的。[/FONT]

[FONT=仿宋体]他之前的两位“转世”喇嘛也被追认为达赖， 因此真正的第一任达赖喇嘛史称达赖三世。这位实际上的一世（三世）达赖喇嘛没收了其他不属于他所在教派的寺院，并被认为曾销毁与他所崇尚的教义不相符的佛 学文档。下一世达赖喇嘛则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他有很多情妇，与朋友们纵情享乐，以及其他与转世活佛的身份不相符的事。由于这些不端的行为，他被属下的僧 侣谋杀。在170年间，尽管达赖喇嘛有着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他们当中的五位死于治下的高级僧侣或其他朝臣之手。[注6][/FONT]

[FONT=仿宋体]几百年间，西藏的 各个竞争教派之间充斥着严酷的暴力冲突和草率的杀戮。1660年，五世达赖喇嘛面临后藏地区的强敌白教嘎举（Kagyu）教派最高喇嘛葛玛巴挑起的叛乱。 五世达赖用严酷的手段对付叛乱者。他指示蒙古军队消灭所有男女，以及他们的后代。“如同以卵击石。。。总之，消灭他们的一切痕迹，甚至名字。”[注7][/FONT]

[FONT=仿宋体]1792年，很多嘎举寺院被没收，僧侣被迫归依为黄教格鲁派（达赖喇 嘛的教派）。格鲁派，又称“黄顶”，并未表现出多少容忍和融合其他教派的意愿。如同黄教的传统颂词中所述“赞美你，黄教的暴力之神/把他们变为尘土/那些 玷污和腐蚀格鲁教义的/大人物、高官、和凡人。[注8]（译者：译自如下英语Praise to you, violent god of the Yellow Hat teachings/who reduces to particles of dust/ great beings, high officials and ordinary people/ who pollute and corrupt the Gelug doctrine.）”一位十八世纪西藏将军的回忆录中描述藏传教派冲突的残忍和血腥与任何其他宗教所经历的别无二致。[注9]这段冷酷的史实往往被当今西方藏传佛教的追随者们所忽略。[/FONT]


[FONT=仿宋体]宗教不 但与暴力，也与经济剥削曾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通常是经济剥削引发暴力冲突。西藏的神权政治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在1959年以前达赖喇嘛统治西藏时 期，大部分的可耕地仍旧归各庄园所有，由农奴进行耕作。这些庄园为两个社会集团所有：富裕的俗家地主和富裕的喇嘛。即使是一位对旧秩序持同情态度的作者也 认为“大量的地产属于寺院，大多数寺院都聚集了巨大财富。”许多财富是“积极参与贸易、商业和借贷活动”聚集的。[注10][/FONT]

[FONT=仿宋体]哲蚌寺就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之一，它共拥有185个庄园，2.5万名农奴，300片大草场和1.6万名牧民。寺院的财富掌握在少数高品阶的喇嘛手中。大多数普通僧人生活朴素，并没有对这些巨大财富的直接使用权。达赖喇嘛本人则“在拥有1000个房间、高达14层的布达拉宫里养尊处优。”[注11][/FONT]

[FONT=仿宋体]俗家领袖过得也不差。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藏军司令，也是达赖喇嘛世俗内阁的一名成员，他拥有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500名农奴。[注12] 旧西藏被一些西方的崇拜者描绘为“一个不需要任何警察势力的国家，因为其人民自愿遵守因果报应的规律。”[注13] 实际上，旧西藏有自己的军队。尽管规模不大，但主要被地主们当作宪兵用来维持秩序、保护他们的财产并追捕逃跑的农奴。[/FONT]

[FONT=仿宋体]西藏男 孩常常被从其农民家庭夺走，送入寺院接受训练成为僧人。一旦进入寺院，他们就终身为僧。僧人达希泽仁（Tashì-Tsering）曾报告农民的孩子在寺 院里遭受性虐待是司空见惯的事。他本人从9岁就开始不断遭到强奸。[注14] 寺院还征召儿童终生作为家仆、舞蹈表演者和士兵。[/FONT]

[FONT=仿宋体]在旧西藏有 少数的农民是自由民，另外大约还有一万名左右的商人、店主和小业主构成的“中产阶级”。还有成千上万的乞丐。还有一些一无所有的奴隶，他们通常是家仆，他 们的后代也生来就是奴隶。[注15] 农村人口的大部分都是农奴。尽管农奴在待遇上比奴隶稍好，他们也得不到学校教育或者医疗服务。他们一生都得在地主或者寺院的土地上无偿干活，或者维修其主 人的房屋，或者运送粮食，采集柴火。如果需要，他们还得为主人提供运输和交通的畜力。[注16] 他们的主人告诉他们种什么庄稼、饲养什么牲畜。没有主人或者喇嘛的同意，他们不能结婚。如果主人将他们租借到遥远的外地劳动，就得同他们的家庭分离。[注 17][/FONT]

[FONT=仿宋体]与奴隶制不同，如同在自由劳动力体系中，农奴主 对于农奴的“保养”没有任何责任，对于这样一件昂贵的财产的生死也没有直接的兴趣。农奴必须自己养活自己。但是又同奴隶制一样，他们依附于自己的主人，这 就保障其成为固定、终生的劳动力，既不会组织起来、也不会罢工或者自由离开，而在市场体制下的劳动力是可以这样做的。这些农奴主因而享有两种体制的好处。[/FONT]

[FONT=仿宋体]一位22岁的逃亡女农奴报 告说：“漂亮的农奴姑娘通常会被其主人带回家作为仆人，并对其为所欲为”；她们“不过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奴隶。”[注18] 农奴去任何地方都需要得到允许。地主在法律上有权力抓回试图逃走的农奴。一位24岁的逃亡农奴将汉人的介入视为“解放”。他作证说在农奴制下，他被置于无 尽的劳作、饥饿和寒冷中。在第三次逃亡失败后，他被农奴主的手下无情殴打直至口鼻喷出鲜血。他还宣称，然后他们又往他的伤口上泼酒精和腐蚀性的苏打水以增 加痛苦。[注19][/FONT]

[FONT=仿宋体]农奴结婚、生子和死亡都得纳税。在自己的院子里种树或者养牲口也得纳税。参加宗教节日、集体舞蹈和鼓乐、入狱、释放等等都得纳税。找不到工作的人得缴纳失业税，去别的村子找活儿干得缴纳过路费。如果没有钱纳税，寺院就以20%至50%的利息借给他们。一些债务由父亲传给儿子又传给孙子。借债人如果无法履行义务还面临成为奴隶的危险。[注20][/FONT]

[FONT=仿宋体]神权的宗教教义巩固了这个阶级秩序。教义告诉穷人和受苦人，他们今生遭罪是因为前生的冤孽。因此，他们必须接受今生的苦难，因为这是孽报，只能期望来生命运更好。而富人和权贵则认为自己的富贵是前生和今世德行的回报和证明。[/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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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細明體]西藏[/FONT][FONT=新細明體]的 农奴并不都为迷信所蒙蔽，看不到自己所受的压迫。正如我们所知，不时有农奴逃窜的情况发生；部分还会聚集反抗，但是失败的后果十分严重。封建制的西藏，刑 讯和残害——包括挖眼、拔舌、挑断经脉和截肢——常被施加于小偷、逃窜或者反抗的农奴。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藏之旅里，Stuart和Roma Gelder采访了一个前农奴Tsereh Wang Tuei，他偷走了两只寺院的羊。为此，他的双眼被挖，手也被残害，不能用了。他说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佛教徒：“当一名神圣的喇嘛指示把我的眼睛弄瞎的时 候，我再也不相信[/FONT][FONT=新細明體]宗教[/FONT][FONT=新細明體]有什么好处。”[注21]因为佛教认为夺取人生命是不符教义的，那些罪犯们只是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然后被抛弃在寒冷的夜晚里等死，让“上天裁决”。“西藏和中世纪的欧洲很相似。”Tom Grunfeld在关于西藏的著作里得出结论。[注22][/FONT]


[FONT=新細明體]1959年，Anna Louise Strong参观了一个刑具展，这些刑具都被以前的[/FONT][FONT=新細明體]西藏[/FONT][FONT=新細明體]领 主使用过。这里有各种型号的手铐，包括给小孩用的小型号，还有各种切鼻割耳、挖眼、砍手、断腿的刑具。还有各种烙铁、鞭子和不同的挖取内脏的工具。展览还 展出了一些照片和因偷窃曾被弄瞎、伤残和截肢的受害者的证词。有一个牧民，因为主人欠了他的银元和小麦却不肯偿还。所以他抱走了主人家的一头牛。就因为这 个，他的双手被砍。另一个牧民，因为反抗领主带走他的妻子，双手被废。还有照片显示，一些共产主义分子被割掉鼻子和上嘴唇，以及一名妇女除了被割掉鼻子， 之前还遭受强奸。[注23][/FONT]

[FONT=新細明體]更早一些访问[/FONT][FONT=新細明體]西藏[/FONT][FONT=新細明體]的 学者还关注了神权专制。1895年，英国的A. L. Waddell博士曾描写道，藏民们生活在“难以置信的神权专制下”，僧侣们编造的恐怖的迷信笼罩着人们的心智。1904年，Perceval Landon描述达赖喇嘛制定的规定就像“专制的发动机”。同一时期，另一名英国游士W.F.T. O’Connor上尉发现，“大地主和僧侣们……在自己的领地里执行着不容反抗的专制”，而人们则“被不断膨胀的寺庙势力和僧侣残酷压迫”。西藏的统治者 “宣扬着恐怖的传说，在大众心中建立迷信的地位”。1937年另一位访者Spencer Chapman写道，“喇嘛们并没有为帮助和教育人们作任何工作……路边的乞丐跟喇嘛们没有任何关系。知识是喇嘛们守护着的特权，并用于增加自己的影响力 和财富。”[注24]和我们期许的正好相反，封建神权统治下的西藏远非浪漫的香格里拉，那个西方佛教徒们歌颂的地方。[/FONT]



[FONT=新細明體]第二章 世俗与精神[/FONT]
[FONT=新細明體]中国共产党人于1951年进入[/FONT][FONT=新細明體]西藏[/FONT][FONT=新細明體]之 后，那里发生了什么呢？当年订立的协议为达赖喇嘛的统治提供了表面上的自治，但是却给了中国军事控制和开展外交关系的专权。中国人还被允许直接参与西藏的 内部管理，以便“推进社会改革”。政府最早期的改革包括降低高利贷利率、修建了几家医院和几条公路。开始时，他们的改革进展得很缓慢，主要是依靠说服以便 能有效地开展重建。贵族或僧侣的财产没有被充公，封建领主可以继续统治他们世袭领地内的农民。“正好跟西方世界普遍想法相反，”一位观察家指出，中国人“ 小心翼翼地展现他们对西藏[/FONT][FONT=新細明體]文化[/FONT][FONT=新細明體]和信仰的尊重。”[注25][/FONT]

[FONT=新細明體]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FONT][FONT=新細明體]西藏[/FONT][FONT=新細明體]领 主和喇嘛已经见惯了中国的变迁，他们跟蒋介石委员长及其统治着中国的国民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注26]他们需要国民党政府的批准来确认达赖喇嘛和班禅喇 嘛的挑选。目前的14世达赖喇嘛第一次在拉萨被任命的时候，根据西藏几个世代的传统，是中国的武装部队和一位出席任命仪式的中国部长护送的。50年代初， 让西藏领主和喇嘛感到不安的是这些后来的中国统治者是共产党人。他们害怕的是，共产党将强制实施集体主义的平等制度，这不过是个时间问题。[/FONT]

[FONT=新細明體]问题在1956年到1957年期间爆发，[/FONT][FONT=新細明體]西藏[/FONT][FONT=新細明體]武 装分子袭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驻藏部队。这次叛乱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包括军事训练、尼泊尔的驻扎支援，并援助了大量的空投物资。[注27]与此 同时的美国，美国自由亚洲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a Free Asia），一个中情局支持的组织，大力地宣传此次反叛。达赖喇嘛的兄长Thubtan Norbu在该组织里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达赖喇嘛的二哥Gyalo Thondup早在1951年就与中情局建立了情报合作关系。随后他把这种中情局的合作升级为军事合作关系，并把训练人员潜送回西藏。[注28][/FONT]

[FONT=新細明體]很多中情局训练后派回[/FONT][FONT=新細明體]西藏[/FONT][FONT=新細明體]的 突击队员和特工都是贵族或者领主的子弟。根据中情局自己的一个相关报告，90%的人员都就此杳无音讯了，这意味着他们大多被捕和处决。[注29]“很多喇 嘛和上层分子以及西藏军队参加了本次叛乱，但是大部分的民众并没有动作，这决定了本次叛乱的失败。”Hugh Deane[注30]曾写道。在另一本讨论西藏的书籍里，Ginsburg和Mathos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根据已知的事实，拉萨和附近地区的大多数 人民都没有参加这场叛乱，不论是在最开始还是叛乱中。”[注31]最后，叛乱被粉碎了。[/FONT]



[FONT=新細明體]1959年以后随着中国人的进入，不管他们给[/FONT][FONT=新細明體]西藏[/FONT][FONT=新細明體]带来了什么灾难和新压迫，但他们确实废除了奴隶制和剥削性质的西藏农奴制。他们废除了大量存在严重剥削的税收，发展劳动项目，尽力减少失业和赤贫人口。他们建立了世俗学校，打破了被僧侣们垄断的教育系统。并且，他们还在拉萨兴修水利、电力系统。[/FONT]

[FONT=新細明體]Heinrich Harrer（后被揭发曾在希特勒近卫军中任职）写作了一本畅销书，描述了他在[/FONT][FONT=新細明體]西藏[/FONT][FONT=新細明體]的 经历，并被好莱坞翻拍成电影。他笔下的西藏反华分子“大多都是贵族、小贵族和喇嘛；他们被惩罚进行地位较低的工作，例如修筑道路和桥梁。更为屈辱的是他们 被强制在观光者到来之前进行城市清洁工作。”他们还被安排在原来给乞丐和流浪者居住的房子里——所有的这些，都被Harrer引为中国人进驻后的可怕的不 法行为的证据。[注33][/FONT]

[FONT=新細明體]1961年，中国当局没收了领主和[/FONT][FONT=新細明體]喇嘛[/FONT][FONT=新細明體]的财产。他们把上千亩土地分配给了租户和无地的农民，并组织了若干公社……曾被贵族占有的牧群，成为了穷牧民管理下的集体财产。畜牧业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随着灌溉系统的完善，各种蔬菜和新品种的小麦、大麦被引进，所有这些带来了农业的发展兴旺。[注34][/FONT]

[FONT=新細明體]尚持有[/FONT][FONT=新細明體]宗教[/FONT][FONT=新細明體]信仰的农民还是会向会向僧侣们施舍。但是自小被征入寺庙的僧侣们可以自由的放弃这种宗教生活，事实上有上千人放弃了僧侣身份，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其余的僧侣们从政府部门可以领到适量的津贴，通过一些祷告工作、婚礼主持和葬礼仪式可以得到额外的补助。[注35][/FONT]

[FONT=新細明體]达赖[/FONT][FONT=新細明體]喇嘛和他的顾问、最小的兄长Tendzin Choegyal声称：“超过1,200,000的[/FONT][FONT=新細明體]西藏[/FONT][FONT=新細明體]人， 因为中国的占领致死。”[注36]根据官方1953年的统计数据——中国镇压前6年——西藏当时的人口数为1,274,000。[注37]而另一份人口普 查数据则认为西藏人口大约为2,000,000。如果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杀害了1,200,000名西藏人，那就相当于将西藏人赶尽杀绝，西藏就 会杳无人烟，成为了死亡之地——所有的这些都没有证据证明。即便是什么别的都不干，分布于西藏各地的零散中国势力也是没有办法集中这么多藏民，并杀害他们 的。[/FONT]

[FONT=新細明體]中国当局称已经废除了鞭笞、残害和截肢这样的犯罪惩罚方式。但是，他们自己却被指控对流亡的藏民犯有暴行。当局承认自己的“错误”，特别是在1966到1976年[/FONT][FONT=新細明體]文化[/FONT][FONT=新細明體]大 革命期间，宗教迫害在中国和西藏都达到高潮。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叛乱以后，数千名的藏民被羁押。大跃进期间，劳动集体化和农业经营方式被强加于西藏农 民头上，有时这给生产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放松管制“并试图弥补这过去的二十年来造成的伤害。”[注38][/FONT]

[FONT=新細明體]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改革，报道称这是为了把[/FONT][FONT=新細明體]西藏[/FONT][FONT=新細明體]变 为自治地区。西藏人自此可以种植自留地，处理丰收的余粮，自发决定种植种类，拥有自己的牦牛和羊群。与外界的联系被合法化，边境管理放松，允许藏民自由探 访流亡在印度和尼泊尔的亲属。[注39]20世纪80年代期间，大喇嘛们开始往返中国和其他海外流亡社区，“以修复西藏的寺院，并帮助他们复兴佛教。 ”[注40][/FONT]

[FONT=新細明體]直到2007年，[/FONT][FONT=新細明體]西藏[/FONT][FONT=新細明體]佛教还被广泛的传播，并被官方允许。[/FONT][FONT=新細明體]宗教[/FONT][FONT=新細明體]朝圣和一些形式的礼拜在规定范围内被允许进行。所有的僧侣们都被要求签订保证书，称自己不会利用宗教手段来散布分裂主张和不同政见。展示达赖喇嘛的图像被认为是非法的。[注41][/FONT]

[FONT=新細明體]20世纪90年代，占中国人口95%的汉族人开始大量涌入[/FONT][FONT=新細明體]西藏[/FONT][FONT=新細明體]。 在拉萨和日喀则的街上，汉族殖民的标志随处可见。中国人拥有工厂和大量商店和摊位。高耸的办公楼和大型商业中心被建立起来，动用的资金原本可以在水利工程 和住房建设上得到更好运用。西藏的中国干部认为他们的藏族邻居落后懒惰，需要进行经济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20世纪90年代，西藏政府内部，被认为怀 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分子被清除出干部队伍，诋毁达赖喇嘛的运动再次掀起。因为搞分裂活动和“政治破坏”，一些藏民被拘禁、关押、强制劳动。一些人被行政拘 留，却不提供食物、水和防寒物品。他们还遭受威胁、鞭打和其他虐待。[注42][/FONT]

[FONT=新細明體]西藏[/FONT][FONT=新細明體]的历史、[/FONT][FONT=新細明體]文化[/FONT][FONT=新細明體]和 宗教信仰的教育，在学校里并没有被重视。尽管使用藏语教学，但是所教授的内容大都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国家庭规定允许藏民家庭拥有三个孩子。（在中国汉 族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另外农村规定汉族家庭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话，尚可生育第二个孩子。）如果一个藏民家庭违反了三个孩子的规定，超标的孩子不能享受 照顾补贴、健康保障项目、住宅补贴和教育权利。这些处罚条例被地方非法强制实施。[注43]必须注意的是，这些相关规定在中国进驻前，藏民从未听说过。[/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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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富裕的喇嘛以及领主来说，共产党的介入无异于一场无法化解的灾难。大多数人逃往海外，就像达赖喇嘛他自己一样，他的逃亡得到了中情局的帮助。一些人惊恐的发现，他们不得不为了生计工作。但是，部分人摆脱了这种命运。根据美国国务院1998年的报告，20世纪60年代，每年西藏流 亡社区都会从中情局得到1,700,000美元的拨款。事情真相公布以后，达赖喇嘛也发表声明称自己在60年代曾接受中情局数百万美元的援助，用以输送武 装的流亡分子来破坏毛泽东的革命。达赖喇嘛每年从中情局得到的资金为186,000,000美元。印度情报局也资助了他和其他的流亡者。但他拒绝承认自己 和兄弟是否为中情局工作。中情局也拒绝回答。[注44]

1995年，北卡罗来纳州的《拉里新闻和观察者报》（the News & Observer of Raleigh） 在头版刊登了达赖喇嘛与反动的共和党议员Jesse Helms拥抱的彩色图片，标题为《佛教徒抓住了维护宗教权利的英雄》（Buddhist Captivates Hero of Religious Right）。1999年四月，与Margaret Thatcher、教皇乔治保罗二世、老George Bush一道，达赖喇嘛呼吁英国政府释放在英国访问的Augusto Pinochet，这位智利前法西斯独裁者，美中情局长期客户。达赖喇嘛怂恿Pinochet不要迫于局势，前往西班牙接受关于反人类罪行的审判。

进入21世纪，通过美国国家民族捐赠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和其他一些名声比中情局要好的机构，美国国会每年继续向印度的西藏流亡者援助2,000,000美元，并给在西藏流亡社区内部进行“民主活动”的分子提供数百万美元的拨款。除此之外，达赖喇嘛还从金融家George Soros那里获得资金。[注46]

无论达赖喇嘛和中情局以及其他的反动分子有何瓜葛，他常提到和平、爱和非暴力。因为在25岁的时候便开始流亡，他自己并没有因为西藏过去的残酷统治而遭受非议。1994年的一次采访里面，他支持在他的国家里修筑铁路，建造学校。他称农奴制度（有工无酬）和施加于农民身上苛刻的税收都是“错误的”。他也不赞同一代又一代人被债务压垮。[注47]在生活于西方世界的这半个世纪里，他接受了人权和宗教自由的思想，这些在旧西藏里是从没有过的。他甚至提出在西藏执行民主，拥有宪法和代议制组织。[注48]

1996年，达赖喇 嘛发表了一项声明，在流亡社区引起了令人不安的影响。声明中提到：“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道德原则上的，而资本主义关心的只有收入和利润。”马克思主义支持 “对生产资料平等的所有权”，关心“工人阶级的命运”和“受剥削的受害者。援引以上理由，这种制度更吸引我，并且……我想我自己也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半 个佛教徒。”[注49]

但是他还安慰了“那些富裕的人们”：“富有是件好事情……这是善行所结的果实，是过去慷慨的回报。”对于穷人，他告诫道：“没有任何理由支持嫉妒并反抗富有的人们的行为……应该以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2005年，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相呼应，达赖喇 嘛联合另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了一项广为传阅的联合声明，称建立工会以保障权益是全世界工人阶级“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声明陈述，在不少国家“这项基 本权利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甚至某些国家里这些行为被明确的禁止和残酷的镇压”。缅甸、中国、哥伦比亚、波斯尼亚和一些其他国家被作为反面教材特别提 到。甚至美国也“没有充分保护工人建立工会、讨价还价的合法权益。数百万的美国工人缺乏建立工会的法律保护……”[注51]

达赖喇嘛还十分反对传统中禁止西藏的尼姑接受教育的规定。在刚开始流亡的时候，没有几个尼姑会读写文字。在西藏，她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整日的祷告和吟唱。但是在印度北部，她们开始阅读佛教经典，参与宗教学习和辩论，这些活动在旧西藏只有和尚才可以参与。[注52]

2005年11月，达赖喇 嘛在斯坦福大学作《非暴力之心》（The Heart of Nonviolence）的演讲，但是并没有谴责所有的暴力。他认为，那些为了减少未来的苦难而行的暴力行为不应该被谴责，并援引了二战为保护民主而生的 例子。在伊拉克进行的四年的屠杀和破坏行为，这场被大多数国家非难的战争——即便是保守的教皇也如是评价——公然违反了国际法，是对人类的犯罪，我们该如 何看待呢？达赖喇嘛并未下定论：“伊拉克战争——现在就评价其对错，为时过早。”[注53]早些时候，他曾发言支持美国军队介入南斯拉夫事务，以及随后还 支持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干预。


第三章 结束封建神权制
在香格里拉的神话里，旧西藏的人们满足于与僧侣和领主们和平共处的状态。富有的喇嘛和贫穷的僧侣，有钱的地主和贫困的农奴被联系在一起，一种灵魂深处的信仰和平和的文化维系着这里的和平安定。

这唤起了我们对中世纪欧洲的理想化印象，它在G. K. Chesterton和Hilaire Belloc这些保守天主教徒嘴里时常出现。他们嘴里描述的中世纪欧洲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心满意足的农民们安全地生活在教会的保护下，他们的地主也或多或 少的给予一些关怀。[注55]同样，我们又再一次地被模糊了物质历史的理想化假象笼罩。这意味着它是按最高利益获得者的视角描绘下来的。田园风情的中世纪景象与其真实历史相去甚远，同样的，香格里拉的理想化描述也脱离了实际。

在审视了这么多阴暗的事实以后，旧西藏证实了我早在上一本书里提到的观点，即文化绝不是中性的。文化能够为一大些不公正的暴行披上合法的外衣，让社会上 一小部分人通过牺牲其余人的利益来获取特权。[注56]封建神权统治下的西藏，统治者通过操纵传统文化来扩张他的财富和势力。神权把任何反抗的思想和行为 归为魔鬼的影响。它宣扬地主富有而农民贫困是天定的。富人应该过着舒适的生活，穷人忍受自己的命运，这些被解释为是前世积累善行的因果报应，是神的意志的 一部分。

那么这些富有的喇嘛都是嘴上说一套背地做一套的伪君子吗？更有可能的是，他们都是由衷地相信这些会带来好结果的信仰。神学如此完美地支持了他们的物质特权，这只会更加强他们的虔诚。

或者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些生活在现代俗世里的人们，是不能理解这个关于幸福和痛苦，满足和习惯这些传统精神社会特色的公式的。这可能是对的，它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常会理想化这些社会。但是，挖眼就是挖眼；鞭笞就是鞭笞；对农奴和奴隶的剥削就是一种野蛮的阶级不公，无论它外表包裹着什么样的外衣。精神认同和人身束缚是有区别的，即便是他们常同时出没。

很多传统的藏民都希望达赖喇嘛的回归，但是并不意味着有人想回到他代表的那个社会制度。1999年《华盛顿邮报》报道发现达赖喇嘛在西藏依然受到尊敬，但是
……几乎没有藏民欢迎那些作为顾问，追随着他逃亡的，腐败的贵族阶级的回归。例如，很多西藏农 民都不愿意把中国土地改革分到的土地归还贵族。西藏的前奴隶们也认为他们并不欢迎过去的主人回来统治。“过去我已经受够了那种生活了。 ”Wangchuk，一名67岁的老奴隶这样说道。他正穿着最好的衣服上日喀则，这个藏传佛教的圣地，作每年一次的朝拜。他说他尊敬达赖喇嘛，但补充 道：“尽管在中国共产主义下我并不自由，但是比起做奴隶的日子可要好多了。”[注57]

值得注意的是，达赖喇嘛并非唯一一个在孩童时期就作为转世重生的对象而被选为高级喇嘛的人。在大多数寺院里我们都能发现一个或其他转世喇嘛或活佛——一个纯净的精神导师，他会不断地重生，能通过选举而被找到——他们在主持寺院工作。
第一个活佛是被称为喀玛巴的喇嘛，他比第一个达赖喇嘛早出现三个世纪。喀玛巴是藏传佛教喀玛噶举派的领袖。由达赖喇嘛领导的格鲁派与喀玛噶举派展开了长达500年的政治宗教斗争，在今天的西藏流亡社区还存在着。即便是喀玛噶举派在这35年来发展迅猛，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了600多个新的中心，对局势也并没有什么帮助。

Erik Curren提醒我们活佛的选举并不如好莱坞电影描绘的那样，按照纯精神的模式来寻找的。“有时候宗教势力希望能从当地贵族的家庭里寻找一个孩子，以此来增加寺院的政治权力。其他时候，他们会从一些低阶层的家庭寻找，以便孩子的成长不受家族的影响。”某些时候，“地方军阀、中国皇帝甚至远在拉萨的达赖喇嘛的政府都会因为政治目的‘干预’寺庙活佛的选择。”[注58]

17世喀玛巴的选举就出现了如上情况，他应该在印度的锡金隆德寺主持。1993年喀玛噶举派的僧侣们有了自己的候选人。达赖喇 嘛和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喀玛噶举派领袖（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推荐了另一位男孩。喀玛噶举派的僧侣指责达赖喇嘛越权干预其他派系的领袖选举。“不论从政治 角色还是格鲁派领袖的身份，他都没有资格来干预喀玛巴的选举，这个其他派系领袖的选举……”[注59]正如一个喀玛噶举派的领导人坚持的那样：“佛法是要 求自己审视言行的。并不存在一个适用于各种情况的教导者，不论这位智者是何等的受人尊敬。更甚于别人，佛教徒应该更尊重别人的权利——他们的人权和宗教自由。”[注60]

随后发生在西藏流亡地区的是长达十几年的冲突，充斥着不时的骚乱、恐吓、人身攻击、黑名单、警察的干预、诉讼、腐败和喀玛巴所在的隆德寺被格鲁派教众的袭击骚扰。所有这些让一名西方同仁思考，是否多年的流亡生活导致了藏传佛教的堕落。[注61]
我们清楚地看到，并非所有的藏传佛教徒们都认同达赖喇嘛是他们神学和精神上的领袖。尽管他被称为“西藏的精神领袖”，很多人把这个看成一种形式上的称呼。并未给予他管理除自己以外其它四个教派的权利，“就像称美国总统是‘自由世界的领袖’一样，他可不能管理法国或者德国。”[注62]

并非所有的西藏流 亡人士都迷恋旧香格里拉的神权统治。Kim Lewis曾在加利福尼亚伯克利与一名佛教僧侣学习医术，有机会与住在僧侣大楼里的十几个西藏妇女谈话。当她问到是否愿意回到故乡，所有人都表示否认的态 度。开始，Lewis认为她们不想受中国政府统治，但很快她们告诉她并非如此。她们说，她们非常庆幸自己“不用和四五个男人结婚，几乎没有不怀孕的时候 ”，或是应对从一名不忠的丈夫那里得来的性病。这些年轻的妇女“非常庆幸自己能够接受教育，可以不用信仰宗教，并且奇怪为什么美国人对西藏抱有这么天真的想法。”[注63]

Lewis采访的这些妇女还向她讲述了她们祖母作为“智慧女”遭受僧侣们折磨的过去。祖母曾讲过，通过僧侣们睡觉，她们就会获得“启蒙的神示”——最后，佛陀自己也会通过女人获得启示。

这些妇女还提及在理论上应该精神化并有节制的格鲁派僧侣之间“疯狂的”性行为。一位曾是母亲的妇女伤心地说到在西藏僧侣们抢走她们的男孩。当孩子哭着要妈妈的时候，他们就恐吓说：“你为什么哭着找她呢？她抛弃了你——她只是个女人。”
寻求政治庇护的僧侣在加利福尼亚都申请了公众援助。Lewis她自己也曾是个信徒，帮助进行文书工作。她注意到，僧侣们每个月都能获得550到 700美元的支票，还有医疗保险。除此之外，僧侣们还能免费居住在配有精制家具的公寓里。“他们不用支付水电费，配置的电脑可以上网，还有传真机、免费手 机、家用电话和有线电视。”

他们每月还收到教派的款项，以及其他美国追随者的捐赠。一些信徒热心地为僧侣跑腿，包括购物和清洁公寓、厕所。同样是这些圣人们，Lewis补充：“在批评美国人‘痴迷于物质享受’的时候，可是一点都不留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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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Friendly Feudalism: The Tibet Myth的最后一部分。这部分中出现的“那个国家”的说法，译者并不认同。然而译者认为，为了保持原作者看法的完整性，避免断章取义，仍应忠实翻译本部分 并呈现给读者。原作者同时还批评了中国在近年来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所存在的诟病。对这些批评本身，也许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重要的是，这一分析也许恰 恰揭示了目前西藏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因：近期的西藏问题，可能是该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通过民族形式的一种表现。当然，还要加上某些利益集团借势制造的外因。 本文最新的版本虽发表于2007年1月，西藏动乱一年多以前，但作者当时的分析似乎对此已有所预见。]


对结束旧西藏神 权制度表示赞同，并不意味着赞同中国在那个国家统治期间所做的一切。西方国家香格里拉的信徒们很少有人理解这一点。反之，对中国统治的抨击，并不意味着应 当把过去西藏的封建统治罗曼蒂克化。西藏人民应当被看做是真正的人，而不是完美的神或无辜的政治象征。一位旅居英国、曾在西藏旅行的持不同政见者马健这样 说“将西藏人民理想化，实际上是否认他们的人性。”

西方佛教追随者通常对中国统治下对西藏宗教文化的 破坏颇有微词。在一定程度上，看起来确实如此。许多庙宇被关闭，神权政治被历史所尘封。中国的统治是福是祸并不是这里讨论的焦点。问题是，旧西藏是一个什 么样的国家。我所提出的不同看法，是针对这种误解：在中国占领之前，西藏存在一种纯朴的精神文化。在不去拥抱旧日西藏神话的前题下，我们可以去提倡宗教自 由和新西藏的自主。旧西藏的封建制确实披着佛教的外衣，但这二者是不能划等号的。事实上，旧西藏并不是什么失去的乐园。而是一个压抑、落后、充斥着特权与 贫穷极度对立的神权体制－－与香格里拉大相径庭。

最后，如果西藏的 未来仅仅是中国新兴的自由经济天堂中的一部分，那对于西藏人民来说前景并不乐观。中国经济保持着8%的惊人增长率，正逐渐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工业强国之一。 但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看到愈加严重的贫富悬殊。大多数中国人仍生活在接近贫困线的水平或以下，而少数新兴的资产阶级和“灰色”官僚聚集了大量财富。地方 官僚榨取国家资源，通过贪污，剥削民众和掠夺地方财富。贪婪的开发商和腐败官员联手在城市和乡村掠夺土地是家常便饭。在全国范围内有数以万计的草根抗议和 不满，而通常他们会遇到的将是铁面无情的警察力量。腐败现象的泛滥和触及面之广，使得通常自我感觉良好的国家领导人在2006年末也不得不对这一问题予以 重视并采取行动。

在中国，那些试图在公司聚集的“商业区”组织工会的员工会面临被解雇、甚至殴打和监禁的危险。商业区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拿 着最低生活费每天从事12小时的繁重工作。随着医疗保健的私有化，免费或便宜的医疗对数以百万民众来说不复存在。男人奔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把妇女、儿童 和老人留在更加贫困的乡村。自杀率，特别是妇女中的自杀率显著上升。[注66]

中国自然环境的污染是另一个悲剧。很多著名的河流和湖泊已 经成为死水，数十亿吨工业排放和未经处理的生活垃圾直接排入这些水系，造成大范围的鱼类死亡。有毒废水、杀虫剂、除草剂等渗入地下水或直接进入灌溉渠。一 些水道附近村庄中的癌症发病率上升了千倍。数以亿计的城市居民呼吸着由工业排放和数以百万新增的汽车所造成的、危及健康的空气。据估计每年有四十万人由于 空气污染而早亡。政府的环保部门没有权力去制止那些污染制造者。而政府通常忽略或否认这些问题，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发展上。[注67]

中国科学研究部门报告，如果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不能有效得到控制，几年后，中国将面临大规模粮食减产，以及由此带来的食品、水资源短缺的灾难。2006至2007年间，严重干旱已经影响了中国西南省份。[注68]
如果说中国高速增长的自由市场经济所显示的成功，将成为西藏未来发展模式的话，那么旧日西藏的封建制度恐怕看起来就不那么糟糕了。

原文： Swans Commentary: Friendly Feudalism: The Tibet Myth, by Michael Parenti - mparen01
译文： http://yeeyan.com/articles/view/thunder/6265
For references, please check the original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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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rview of Michael Parent about his article about tibet issue.
[swf]http://www.youtube.com/v/WWGGjpJJCKE&hl=en[/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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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細明體]总结几个个人觉得有意思的地方：[/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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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新細明體]1. In fact, Tibet's history reads a little differently.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Emperor Kublai Khan created the first Grand Lama, who was to preside over all the other lamas as might a pope over his bishops. Several centuries later, the Emperor of China sent an army into Tibet to support the Grand Lama, an ambitious 25-year-old man, who then gave himself the title of Dalai (Ocean) Lama, ruler of all Tibet. Here is a historical irony: the first Dalai Lama was installed by a Chinese army.[/FONT]
[FONT=新細明體][/FONT]
[FONT=新細明體]2. Both the Dalai Lama and his advisor and youngest brother, Tendzin Choegyal, claimed that "more than 1.2 million Tibetans are dead as a result of the Chinese occupation." (38) No matter how often stated, that figure is puzzling. The official 1953 census -- six years before the Chinese crackdown -- recorded the entire population of Tibet at 1,274,000. Other estimates varied from one to three million. [/FONT][FONT=新細明體](39)[/FONT][FONT=新細明體] Later census counts put the ethnic Tibetan population within the country at about two million. If the Chinese killed 1.2 million in the early 1960s then whole cities and huge portions of the countryside, indeed almost all of Tibet, would have been depopulated, transformed into a killing field dotted with death camps and mass graves -- of which we have seen no evidence. The Chinese military force in Tibet was not big enough to round up, hunt down, and exterminate that many people even if it had spent all its time doing nothing else. [/FONT]
[FONT=新細明體][/FONT]
[FONT=新細明體]3. Chinese authorities do admit to "mistakes" in the past,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1966-76 Cultural Revolution when religious persecution reached a high tide in both China and Tibet. After the uprising in the late 1950s, thousands of Tibetans were incarcerated.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orced collectivization and grain farming was imposed on the peasantry, sometimes with disastrous effect. In the late 1970s, China began relaxing controls over Tibet "and tried to undo some of the damage wrought during the previous two decades." (40) In 1980,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itiated reforms reportedly designed to grant Tibet a greater degree of self-rule and self-administration. Tibetans would now be allowed to cultivate private plots, sell their harvest surpluses, decide for themselves what crops to grow, and keep yaks and sheep.[/FONT]
[FONT=新細明體][/FONT]
[FONT=新細明體]4. . . . few Tibetans would welcome a return of the corrupt aristocratic clans that fled with him in 1959 and that comprise the bulk of his advisers. Many Tibetan farmers, for example, have no interest in surrendering the land they gained during China's land reform to the clans. Tibet's former slaves say they, too, don't want their former masters to return to power. [/FONT]
[FONT=新細明體][/FONT]
[FONT=新細明體]"I've already lived that life once before," said Wangchuk, a 67-year-old former slave who was wearing his best clothes for his yearly pilgrimage to Shigatse, one of the holiest sites of Tibetan Buddhism. He said he worshipped the Dalai Lama, but added, "I may not be free under Chinese communism, but I am better off than when I was a slave." [/FONT][FONT=新細明體](51)[/FONT]
[FONT=新細明體][/FONT]
[FONT=新細明體]5. In a book published in 1996, the Dalai Lama proffered a remarkable statement that must have sent shudders through the exile community. It reads in part as follows:[/FONT]
[FONT=新細明體]......The failure of the regime in the Soviet Union was, for me not the failure of Marxism but the failure of totalitarianism. For this reason I think of myself as half-Marxist, half-Buddhist.[/FONT]
[FONT=新細明體][/FONT]
[FONT=新細明體]6. 作者的references有很多是流亡政府的一些宣传和statements，但这并没有误导他主观的判断，个人以为这也许就是学者跟记者的区别吧。[/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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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人的系统是linux, 在字体和排版上跟windows可能有诸多不兼容的问题。
如有不便，还请谅解。

 

[Shamanlord]

up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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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up

译文的结尾跟原文有出处，也许是作者后来有修改，也许我没有找到完整的原文。Anyways, 虽然译文的结尾看起来不是那么舒服，但是从中立的角度来看也大部分属实。个人认为也许那是作者为了表现自己中立性而为之。

 

[闲丸]

up!

 

[hau]

great reading...
two sided story，包括西藏封建农奴历史那一段
thanks.

Parenti最后一段的意思，和The Guardian在3月22期上一篇文章，表达了相同的视角，把问题指向现代化发展里的现实矛盾而非民族，历史，宗教，主权对立的有意为之，很赞同。卫报文章作者因其印度背景，同为东西对峙中的东阵营，出发点也就更中肯且充满理解
At War with the Utopia of Modernity

 

[Android_#3]

great reading...
two sided story，包括西藏封建农奴历史那一段
thanks.

Parenti最后一段的意思，和The Guardian在3月22期上一篇文章，表达了相同的视角，把问题指向现代化发展里的现实矛盾而非民族，历史，宗教，主权对立的有意为之，很赞同。卫报文章作者因其印度背景，同为东西对峙中的东阵营，出发点也就更中肯且充满理解
At War with the Utopia of Modernity

您给的文章读了一下，Pankaj Mishra也许谈了许多问题。不否认他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他的论点也基本属实。个人认为他的文章还缺乏一点说服力，原因：
1. 没有一个明确的关于解决问题的方向。诚然也许很多藏人并不认同汉人在西藏经济发展上所作的努力，但是如果没有中央的支持和投入，西藏的整体生活水平可以得到多大的改善？

2. 没有充分的阐述到底达赖所代表的是什么阶级和他自己的政治理念，历史的功课做得不够，说明了作者在西藏乃至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上的思考还不够充分。毕竟这是一个几千年的文明和国度，中国人没办法忘记历史来发展，这是客观的事实。如果达赖回到西藏，如果西藏能够独立(altho I highly doubt about this)，那么在这个独立的西藏中达赖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回到政教一体吗？现在的西藏还有没有类似于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土壤？在政教一体的体制下，是否西藏的人权情况就要好于共产党的统治？这些都是作者没有谈到的，但是个人认为，这些问题恰恰是西藏需要面对的。

3. 对于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没有一个客观的认识，这其实是两篇文章甚至整个西方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抨击所拥有的共同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到底是跟谁学的？谁又是中国现代化的受益人？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西方的全球化思潮又应该负多少责任？如果放着这些根本的问题不去思考，单纯的去罗列现实中的矛盾与危机，那么他们笔下这些客观的现实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可言。

当然Pankaj Mishra的很多观点在现在的西方媒体环境下已经算是客观中立了。然而，个人以为，如果继续把中国政府乃至中国人民跟communism画上等号，其实只能表现出一种无知或者居心叵测。

The funny thing is that history always sounds more believable when you hear it from the outsiders. 这也许是当代人的一个迷思，特别是中国人。在本人身上也有所体现，这也是我最近才发现的一个问题。我不是在说Michael Parenti的东西，毕竟作为一个学者，要为自己的观点负责，这一点从他所参照的丰富资料也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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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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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f]http://www.youtube.com/v/TIYaBmzXR1A&hl=en[/swf]

 

[hau]

卫报文章属新闻评论，另外还受到作者角色限制，既非学者，也非政治家，很多观点无法展开。

若本着没有正确答案，向着可行不可行方案的方向分析的态度，Pankaj Mishra的观点相当清晰，在清一色无论以自由人权的名义还是主权名义的调调里显得弥足珍贵。记者的论点是西藏问题体现了现代化发展问题里的一个悖论，即谁的发展，谁的利益，谁的权利和自由，也即楼主12楼回复里第3点提出的问题。而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国家，都需要负责地对现代性，现代化和发展进行反思。西藏脱离了神权统治农奴制度后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新兴的一部分，印度，非洲建立后殖民的民族国家，欧美自由主义下的所谓民主公民福利社会，所有国家都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即对外如何在全球化体系下平衡相对独立性自主性（主权问题）和相互依赖之间的关系，对内管理人民的策略。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Parenti还是那位记者的观点，都是相当理性的思考，值得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