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 哈哈. 我一直认为他是老共掌权以来中国最无耻的文人之一. 科大的人应该为有这样一位校长蒙羞.
这个俺也同意。摘一点郭的事迹,给小一辈看看。
信仰中的人格问题
严格地说,信仰并不属于人格研究范畴。但在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我们宁可把信仰共产主义视为一种 高尚和伟大的人格体现。这时的郭沫若真的信仰共产主义吗?不是。共产主义对于郭沫若来说,只能算作一种倾向,一种想法,一种愿望而已,始终未形成为真正的 信仰。尽管在作品中,在一定的场合,他也曾喊“我是个无产者”,“我愿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口号,这正如他自己所坦言的,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瞿秋白 也认为这是“吊膀子”罢了。
下面的例证也说明这一点:
①1926年初,郭去广州之前,完全了解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在政治路线、思想理论上的根本分歧,他也亲自 参加过与国家主义团体、国民党右派的激烈论战;在到达广州时又发生了蒋介石诬陷、迫害共产党的“三·二0”中山舰事件, 而且他从历史中也非常清楚“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场,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是中国的官场,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国的官吏”,但他还是很快加 入了有实权的国民党,混入了官场。这时的官场更加黑暗,官吏更加黑心;他们搞的是特务政治,是流氓权力。
②1926年他曾两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可是1927年真的批准入党后,不足半年他却又自动脱党了。这时共产党处于最危难、最需要党员坚定信念、团结一致。
③郭在日本流亡期间,几乎从未发表过政治性的言论声援共产党,无论蒋介石怎样围剿,无论白色恐怖多么严 重,即令在接到挚友、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临刑前给他的秘信,他也未敢吭一声;就是建国后在《题瞿秋白笔名印谱》中也显得苍白无力,淡然寡味——“名可屡 移头可断,心凝坚铁血凝霜。今日东风吹永昼,秋阳皓皓似春阳。”全诗对于杀害秋白的人们未置一词予以谴责。
④1937年回国后,看不出他有向共产党的意思。周扬要他去延安,他拒绝;陈诚邀他去武汉,他“立即命 驾”。他不仅如此,他还主动请求吴稚晖介绍前往南京拜谒汪精卫、蒋介石,并“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 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该文对蒋大加赞许和颂扬,此文虽不长,但三次描写蒋的眼睛,如何“眼睛分外的亮”,如何“眼睛分外有神”,如 何“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然而,恰恰相反,这时周恩来正在上海,他却未与会面。
⑤郭沫若1928年自行脱党之后,从不要求恢复党籍,从不主动申请入党,这好像正如他女儿郭平英所说“与他无甚关系”,他从来也不关心。1958年重新入党时,他也未写入党申请书。(秘书王庭芳语)
当然我们也不据此认为他信仰的就是三民主义。他加入国民党,仅仅是为了升官发财,获得特权,提高社会地位、稳定和增加经济收入,以及其他各种好处。
“文革”中的人格问题
“文革”正式开始之前,1966年4月14 日在人大常委会上听了石西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之后,郭沫若立即发言。他说:我“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写的东 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他说这些话的含义,大家都不理解,包括当时的周恩来。1967年8月25 日他在给读者徐正中的信中作这样的解释:“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以后在接见日本客人时,他也这样回 答。
其实,这种解释和答问是不真实的,如他说愿意把书“烧掉”一样是假话,是伪而辩;真正的原因是出于恐惧。他感到这场“文革”风势一定非常猛烈, 像他这样的人,如不彻底否定自己,借以缩小目标,必将在劫难逃。此后整个“文革”期间,他都像惊弓之鸟,终日惶惶然、东躲西藏,甚至到了不惜伪装而求生存 的地步,就证明了这一点。 1966年冬天,他秘密躲进六所,“不告诉机关,不带秘书,不带司机”,住了一个月,待形势缓和方敢回家。1967年4月, 三子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二子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 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儿子后来被打死了还是不敢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抄写爱子留下的日记。
此外,他对政局的风云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密切注意着。1967年6月5日他看到江青权势上升, 就在“亚非作家常设局”讨论会上当众朗诵口号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6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他马上又写了《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和)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解放军报》1976年11月1日)
他对江青是这样,而对邓小平也不例外,他也曾编《水调歌头》“狠批”过邓;(见1976年6月号《诗刊》)旋即又说“邓副主席的讲话,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欢呼。……”(1978年4月1日《人民日报》)
他在这一时期内言论行为的准则是:有可能遭灾引祸的话一概不说,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话都可说,一切事都可做,因此有的作家送给他 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1978年6月4日《人民 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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