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东方的发迹史
人生的成功往往就是低沉悲绝下的被迫一跃。而这一跃,之于新东方学校创始人俞敏洪的一生,实在有太多无奈而又太富于惊世之举。俯视而臻于仰止,俞敏洪的成功大抵就是一种废墟上的突腾。
1990年北京的秋天,真可谓“四海皆秋气”。而就是在这种秋凉秋煞中,俞敏洪要被“赶出”燕园了,真有些黑云压城凄风满楼的味道。俞敏洪深深地体味着被驱逐、被抛弃、被侮辱的感觉。几乎是顷刻之间,北大成了别人的北大,燕园已是别人的燕园,这里的莘莘学子与茵茵行道、燕园天空的白云与未名湖的涟漪,以及氤氲荡溢着的人伦与文化,都已经不属于他,不属于农村来的江阴小子俞敏洪了。
那天傍晚,天空飘着小雨。秋天的雨下不得,下一场,世界就萧煞一层;上一场,冬天就逼近一截。俞敏洪在北大宿舍楼19号3层一间9平米的仄窄的屋子里看着这天景,莫名的愁怅厚于燕园里的阴霾。这时,“书痴”王强从云雨间窜进门来喝酒,思想的泡沫还没冒出来,突然就有一种尖锐刺耳的似乎金属划过玻璃的声音撞进他们的耳鼓。
俞敏洪和王强都听到了,近在咫尺的喇叭,在对着北大数万名师生、对着他们,广播北大对英语系教师俞敏洪的处分决定――记大过,说他打着北大的名义私自办学,影响教学秩序。
那一刻,俞敏洪特木,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悲伤,没有愤慨,没有抱怨和追问,似乎一下子连所有的情绪都没有了。俞敏洪的确有些懵了,学校对他竟然有这么重的处分,竟然选择这么侮辱的形式,他丝毫不知道,也没有任何准备。
俞敏洪也用不着知道什么准备什么了,这一声“秋雷”无疑已经摧毁了他在北大的政治生命和事业前途。北大曾经有过规定,对老师的处分是不公开的,因为老师是为人师表,还要去讲台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老师在学生面前面子没有了,那讲台你也就甭上了。北大在俞敏洪这里破了这个规矩,等于是要俞敏洪在学生面前斯文扫地,等于是变相地把他“赶”下讲台。
面对这样的“秋雷”,俞敏洪还能做出什么反应?处分在午饭晚饭时连播三天,北大有线电视上连播了半个月,这还不算,处分的布告竟在北大消息的集散地――著名的三角地橱窗里锁了一个半月,最后还是俞敏洪的一个学生实在看不下去,晚上撬锁将布告撕了。
俞敏洪在北大出名了,北大轰动了,他不能不出名,北大不能不轰动。俞敏洪绝对成了异人,他走到教室,学生大都是投以异样的眼光;他走在校园,人们都在他的背影里指点着,走到哪里他都能感觉到脊骨凉嗖嗖的,他惟能“破帽遮颜过闹市”。
很显然,他在北大呆不下去了!
俞敏洪无疑被这一声“秋雷”轰到了人生的低谷。他向来是一泓蜿蜒的水,有着水的无限的韧劲和迂回。现在沦落谷底,他遭遇上了喷涌的火山,他仍然不想对峙,他向来没有跟谁对峙的本能和欲望,水是随遇而流,他选择的是绕山转过。同窗王强深怕俞敏洪受不了,深怕他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来,连喊:“喝酒喝酒!”那个晚上他们喝了很多的啤酒,一瓶又一瓶,每一瓶都是一饮而尽。俞敏洪咬着牙没掉泪,可一起办班的四个同学却敌不过酒精的怂恿,禁不往泪连泗襟。他们非常清楚,班是一块儿办的,而且打着“北大名义”的广告,还是王强这帮“哥儿们”一块儿鼓捣出来的,而俞敏洪却成了一只血淋淋的儆猴的鸡,俞敏洪的下场竟然是被“逐出燕园”,这个泪就是不为俞敏洪,也该为北大的尖刻而流。
而此时,俞敏洪已经有泪不能流了,他面对劈头飞瀑,惟有冲浪一跃,就像当年三次高考的一级跳,就像初进北大时,“第三帝国的兴亡”对他翻起刺痛的白眼时的暗自发奋,就像当年娶不到媳妇时图书馆里黑暗中,秉烛纵身一闪……而眼下,他突然被“逼上梁山”,业已无法再走“官道”,他只能跃步扎进“江湖”――脱下北大老师的耀眼长衫,当起了一个灰头土脸的“个体户”。
这条路的开端,并不是仅仅因为俞敏洪的自信,相反,却是他相当的自卑情结促成。自信使人无往而不胜,而自卑,使人设尽天方臻于自信,在绝境中找到一条非常的通道早见天日。
从三次高考的孙山之痛到初进北大时那个毁灭性的“白眼“,从大三生病休学到留校任教校外办班受处分,俞敏洪的整个过程都有着一种深深的挫败感、郁闷感、自卑感。而且,在天才奇才遍布的北大,俞敏洪显得单薄而踉跄,他不懂得读《第三帝国的兴亡》,他不会吹拉弹唱,不会说普通话,当不了学生领袖……当北大团委宣传部长、“人间小精华”徐小平、“活的音乐史”王强他们在校园里风起云涌、飞黄腾达时,而他只能在“第三世界”里瞪大了眼睛赏奇见异,只能因病住进医院,只有在别人都一个个往国外蹦时,他捉襟见肘地出去“偷名讲课”挣血汗钱。看着徐小平、王强他们一个个在前台劲嗓靓舞,风流占尽,而俞敏洪只在台下直起脖子做一个观众,而且,还是一个站票观众。
现在,俞敏洪终于毫无选择地告别“观众”,跃上人生的前台。很显然,这个前台不是搭在北大,不是搭在风和日丽的春天里,而是搭在寒风怒号的隆冬,搭在一个逼仄而荒凉的小胡同里。俞敏洪揣着一纸辞书找到曾经任过教的民办大学“东方大学”商量,创办“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学校出牌子,他上交15%的管理费――俞敏洪出一点点钱就买下了一个牌子,而生源清淡的东方大学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一笔钱,双方都不亦乐乎。
这是1991年的冬天,俞敏洪在中关村第二小学租了间平房当教室,朔朔的北风中,他拿锤子老婆递钉子,两口子把“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牌子吃力地举挂上,底下支起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夫妻店”就算开张了。整个培训部只有两个人,他是头,也是老师;老婆打下手,当出纳、会计,上午出去贴广告,下午两口子就在办公室里守株待兔等人来报名。
第一天,来了两个学生,一看墙上挂着那么大的一块牌子,加上俞敏洪的极力推销,学生交钱报了名。可俩学生走着走着回望这个只有两个人的培训部和一张破桌椅,又把钱要了回去。到了星期六,来了三个学生,很爽快地交钱报了名,乐得两口子数着那一千多元钱,竟受宠若惊大喜过望似的。可再陆陆续续来的学生看看报名册就都走了,俞敏洪看出了点名堂,是报名的人太少,没个气氛,没个阵容,学生怕一脚踏虚了。俞敏洪便唱起了“空城计”,他在托福、GRE的报名册上各填了30个假名,诸葛亮唱空城计不让司马懿进城,他便反其道而行之,将学生诓进“城”!这一招果然灵,来的学生看看前面的名单,就真的在册子上填上了自己的名字。
班好歹是办起来了,可俞敏洪的心仍在一片荒凉中挺立着。一年过去了,转眼到了1991年的冬天。这一年的冬天似乎更冷,俞敏洪坐在一个只有九平米、用石棉瓦搭建的没有暖气的办公室里,手脚都冻木了。他知道小屋和他一样在寒冬里作着艰难的挺立,无助而无奈,而它所经遇的第一声寒风的嘶鸣,都是那样的凄楚而坚强。就是在这间寒冷充溢的狭窄的违章建筑里,俞敏洪心里燃烧着一把圣火,“空城计”永远只能作为一种违心的不得已的权宜之策,而惠顾学生,用真本事征服学生,才能积攒足够的力量冲出这个不死不活的关隘。
俞敏洪开始大规模地办免费培训班,对否认俞敏洪的学生实行退班退学,由单纯的竞争策略到竞争加服务,大力拓宽服务形式,办考试免费讲座、试听免费讲座、咨询免费讲座等等。燎原之火由一点火星点起,一个广告贴出去,预计50人的培训规模不期扩张了5倍,俞敏洪的培训班终于挤破了中关村二小的教室,既愁又喜的俞敏洪把课一下拉到了冬天的操场上,风萧萧兮,斗志昂扬,士气壮阔,恰似“响鼓立马待军征”的一幕。一期期,俞敏洪的培训班终于从寒风中盛起,从狼烟中突出,一次次进军北大的大教室,直至挤破了北京图书馆1500人的大礼堂。
很显然,学生早已撑破了培训班,俞敏洪的人生似乎应该有了再一跃,或者收起口袋里足够的银子出国留学,以飨夙愿,或者由办班提升为办校,让北大“秋雷”所摧击的断桩上长出鲜美的蘑菇,长出巨树参天。这两个道口的跃升对俞敏洪都十分重要,可是俞敏洪选择了后者。
1993年11月,俞敏洪的“北京新东方学校”正式挂牌成立。“新东方”这个名儿太好了,俞敏洪一口就咬准了,它太能代表俞敏洪当时以及永远的胸怀和志向,太能描写出俞敏洪一生从低暗而至辉煌的人生曲线。东方能启明,东方是希望,新东方孕育着俞敏洪太多的未来和希望――
学校学生年年以相当的比例递增,从年1万人次到3万人次,到10万人次,到20万人次,到30万人次,以至于发展为中国最大的留学生培训基地,在近代以来急流奔涌的中国留学运动史上著上辉煌一章,以至国内外不得不把俞敏洪唱喻为“中国留学教父”。这似乎是一个东方传奇,而这本身就是一个东方奇迹,站票而舞,落草为寇,在绝望中寻找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