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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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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朋友发来的文章说中国的“非典”（ＳＡＲＳ）病毒为美国一手制造。文章说的有些道理：美国要在搞伊拉克之前转移人们的注意力；美国对“非典”（ＳＡＲＳ）的认知显得“超前”；“非典”（ＳＡＲＳ）在美国至今有几十例，却没有一人丧命－－美国多半有了解药等等。
很多人一听就摇头：推崇民主自由的世界领袖美国哪会干出如此卑鄙下作的恐怖勾当？但从美国的流氓历史看，美国干什么勾当都不必大惊小怪。美国比制造这种病毒更毒的事都干得出来。美国要同时打两场战争；在他力不能及时就一场战争是正规战，一场是流氓战。布什不是说过吗：我们决不让任何人超过美国。美国现在是独一超级大国。不让人超过，有两条路：一是朝前看，自己努力苦干，让人望尘莫及；一是朝后看，看谁跟在自己屁股后头，出鬼儿招，使绊子拆人家的台。孔子说：“苟得之，则患失之；患失之，则无所不为矣”－－－美国跟苏联咬紧牙关斗了半个世纪，好不容易终于取得独一超强地位；如果谁威胁到它这地位，美国不使尽全身毒素干掉你才怪。美国现在推崇“先发制人”的“我主”（相对于“民主”）逻辑，看摇篮里的孩子可能成为自己的敌人也要好毫不手软地把这孩子掐死（当然先要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招数）。美国如今要给全世界送民主自由－－－－其中包括中国；但我们要记住祖宗教导，“莫信直中直，需防仁不仁。”如今中国这头睡狮好像真的醒来了；中国人要实现民族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有很多方面，最基本的是中国的总产值要占世界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中国兴盛的时代产值常常超过世界总产值的三分之一）。现在美国年总产值都只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还是以美元兑换率计算）。中国的总产值要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这不是要超过美国是什么？美国要尽其所能不让你超过。对中国人来说，我们苦干达成民族复兴，不招谁不惹谁，与美国何干？可按美国某些狂人“不让任何人超过我们”的强盗思维，中国的民族复兴就是冒犯他们，就是犯罪，必须坚决予以制止－－－如果可能就使用武力把中国赶回到石器时代去呆着，让中国人永远不敢做超越美国的复兴梦。中国与美国的真正冲突就在这里：中国要实现不招谁不惹谁的民族复兴（即意味着成为经济超强），美国却不让任何国家超过它。本人以为，世界经济中心已经开始悄悄东移，移向中国－－－－信不信由你。这一东移过程也许需要一个世纪或更久。美国会出许多让你想象不到的高招阻挡这一过程。美国很多人已开始朝后看（朝前看已经没有什么看头），他们将用相当精力来给中国捣鬼而不是把全副精力用于提高自己。中国人要明白，自己的民族复兴并非自己干好就行，并非如自己认定的不招谁不惹谁；有人认定了那就是对他的侵犯。如今中国好比是骑自行车的毛头小伙，美国是坐在轿车里的盛年富豪；这坐在轿车里的人要跟骑自行车的使坏是心有余而力也有余。“小心没有过逾的”，中国人自己当心。
我不怀疑美国制造针对中国人基因弱点的病毒的能力和制造病毒的邪恶心理。但这病毒在中国放倒这么多人，我们不找自己的原因，却琢磨着怪罪别人，这整个一个思维方式就如许多美国人。世贸大厦挨了撞，多数美国人不找自己的原因，却一心要寻别人的不是。说什么那些“恐怖分子”骨子里仇恨民主自由，对美国的袭击是对自由民主的攻击。法国德国都是民主国家，为什么人家不去炸法国德国？傻子都明白是美国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屠杀巴勒斯坦人，脚踏伊斯兰教心脏的报应。既然自己没错，别人就该死。于是满世界追杀所谓“恐怖分子”，在国内大搞家内安全网。美国会因此就安全了？我怀疑。
“非典”对我国人民的心理打击正如９１１事件对美国公众的心理打击一样。我们会寻找打击源，从而寻找对策。我们不能把眼光投向他人。找个于自己的问题没有多少事实关联的去怪无补于事。责人不如责几。要知道，苍蝇不抱没缝的鸡蛋。“非典”虽说是“天灾”，但一切事件都有因果。“非典”病毒即使是美国制造并撒播的，如果国人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国家有反应快速的疾病控制系统，有嗅觉灵敏，独立自主的新闻媒体，有事实求是的政府，事情恐怕不会闹到这地步。是我们的自身弱点导致“非典”猖獗。我们要找自己的问题，要对付自身的弱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才能发展进步。
“非典”发展到这样，问题在中国人民生活条件、卫生习惯有问题；疾病控制快速反应机制有问题；整个医疗卫生保健系统有问题；新闻与言论自由有问题；政府的运作方式、工作作风有问题。一个有如此众多社会问题的国家，不出今日的“非典”危机，也会有明日的不知道什么危机。
一．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
１．农村畜牲污染与农药污染
近期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上有篇文章说中国许多地方人畜亲密共处。有可能“非典”病毒就是从动物身上传到人身上的。有的朋友看后非常生气。我也觉得非常刺心。但我深知这说的是事实。农村的禽畜排泄污染确实严重。我家在农村，感受颇深。夏日雨后天晴，满村臭不可闻。屋前屋后，猪屎牛屎鸡屎遍布。农村的绝大部份地区大小便还是拉在室内的粪桶里，室外的茅坑也多半露天，排泄物与畜粪同池；雨来时常污水溢流；夏日则蚊蝇堆积。更可怕的是耕用牛与人同处一室。那牛屎牛粪的骚臭，夏天牛带入的蚊蝇叫人没法忍受。但农民没有办法。牛是农民的宝贝，放在独立的小屋里不放心，小偷太猖獗；远近牛被盗太多。可怜农民每年交那么多苛捐杂税，使国家养有两百五十余万正规军，五十万武装警察，每个小镇还养着一大堆干部、公安，自家的一头牛除了放在隔壁房里自己看守着外，没有安全地方可放！我想这种现象决不仅是在我们老家。
八十年代以前大集体时，牛棚是专门的；距村子有一定距离；猪鸡之类的资本主义尾巴生的短，一家一头猪，几只鸡；外加鸡屎猪粪捡了交公论斤两计工分。一头猪散在外面，尾巴一翘就有几个人拿了屎扒眼巴巴望着。人们常为一泡猪屎抢得打架。穷有穷的好处，穷得地上连泡屎都找不到，穷得到处都干乾净净。刚分田到户时，农民见自家田边有堆牛屎，忙用手捧到自家田里。可不久就粮食不值钱；猪鸡多起来；农民也都懒得捡屎。大集体时，一个大队往往还有一个卫生员，夏天经常发发苍蝇纸灭苍蝇，还常戴上口罩，背了喷雾器，在茅坑、阴沟、牛棚喷洒药物灭害；现在没人管这些了。村干部只管收钱，乡镇干部只管计划生育罚款；收的钱罚的款大半给自己发工资吃喝花销。谁管农民是睡在牛屎堆上还是猪屎堆上。
农村农药污染也是个严重问题。大集体时每个村子都有个农技员，受过专门训练，一个大队往往就他一人有权喷洒农药；八十年代以后，每个农民都可买瓶农药到自己田里乱喷一气，反正总会杀死几个虫子；一想不通，就自己喝一瓶。一两年下来，青蛙没剩几只；农民又都会搞活经济，四处逮青蛙到城里卖。侥幸躲过数劫的青蛙又由农民养的鸭子来消灭。最可悲的是农民逮青蛙。大集体时没人敢公开捉青蛙。八十年代初，夏天夜里满田满畈都是拎着汽油灯逮青蛙的。有些勤快的农民为此发了点小财，但一两年下来，青蛙就绝了。跟着青蛙一同消失的还有燕子。小时燕子在细雨中翩翩飞舞，在屋内穿来钻去。现在燕子好像都到天上搭桥去了，地上彻底绝迹。
很多人怀疑这“非典”病毒来自某种野生动物，是广东人百无禁忌地吃到人身上来的。这不是没有可能。现在什么人工培养的动物没有，为什么还非要吃那些野生的益虫益鸟乃至濒临灭绝的动物？为什么还有人敢抓、敢卖、敢杀、敢吃受法律保护的动物？人们的起码道准则到哪里去了？动物保护法到哪里去了？执法者到哪里去了？科普常识教育是怎么搞的？
农民要为青蛙的灭绝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要不断喷洒农药以保护庄稼，既增加生产成本，又污染了自身生存环境，更因喷洒农药吸入农药而毁坏自身健康。每到夏天，农村满地都是病人。癌症患者则比比皆是。当然，癌症之类的绝症可能是由于过去人们普遍命短，死而不知为癌；但癌症的普遍与农民祖祖辈辈从未接触过农药而这一代突然接触农药有很大关系。燕子的消失也多半由于农药。
现在我国政府没有劳神费心去教导农民改变其日趋恶化的生存环境。政府的注意力还在城市。我们同居一个国度；农村有了什么流行病，城市就能幸免？农民毁坏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城市人就能幸免？农民滥用农药，大家总得购买农产品，购买并食用农药喷洒出来的农产品将会使多少人得不治之症！
强有力的政府在于能提升公民的精神及物资生活水平，确立有益于公民的生活方式并推广之。为了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利益，地方政府除了向农民收钱外也该发动组织农民积极地保护自身生存环境；起码应依法办事，对捕杀、买卖、食用动物的进行严厉惩治。
２．厕所问题
肮脏的厕所是疾病的温床。我想中国的厕所在这次“非典”的传播过程中一定起了不小的作用。我国现在谈小康。要小康，得先从厕所做起。衡量一国人的生活及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看其厕所就知道了。我国的厕所太需改进了。
北京图书馆建于八七年，据说就其硬件设施而言为亚洲第一。但里头的厕所都是蹲、坑式（不知现在改了没有？）。蹲坑式与抽水水马桶之间的差距只可以以世纪计。我国一些城市近年才有公共厕所改造工程－－－由蹲坑厕所改成坐式便桶；由囤积粪便由人工定时清理改为自动及时冲除。但许多学校、工厂、军营、餐馆内的厕所还是坑式，还是排泄物堆积在坑下由清洁工定时清理。
城市里有了自来水和地下统一排污系统，蹲坑式改坐式冲水马桶非常简单；而这种简单的改进就是卫生条件的一大飞跃。麻烦的是农村。农村如今大部份家庭都有了电视机、放像机等纯消费娱乐性现代产品；很多家庭都有了电话甚至机动车；但只有极少家庭有自来水及地下排污系统；这有点象麻袋上绣花。自来水供应及排污系统的建立，农民必须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必须有政府的协调管理。全国范围内农村的自来水及排污系统的建立很将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这里我国有很多事可作。
关于农村厕所，各级政府可以制定农村民居建筑卫生标准，让所有农村单独的民居备有自来水供应及排污系统并协助农民达到这些标准；教导并帮助农民使用蹲式马桶。本人以为，彻底更改全体国民的厕所，使所有国民都能用上现代标准的抽水坐式马桶是实现小康的第一步。蹲在臭哄哄的一堆屎上翘着屁股、捂着鼻子拉屎的“小康”决不会“康”到哪里去。
３．筷子
我想筷子也一定在这次传播“非典”的链条中扮演了某种角色。筷子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曾是是中国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人喜欢聚餐，从分享信息、交流感情、调配营养等方面看这是好事；但至今聚餐大家都用筷子夹菜，口水唾液全拖入公共盘中。现在许多地方已用共筷。公筷虽避免了口水传染，但数人需轮番握一双公筷，仍会导致接触传染。如果每人有两双筷子，一双大筷为夹菜之用（可在筷尾涂绿色标识），一双小筷为送菜入口之用（可在筷尾用红色标识；可为一次性）；如有汤菜，也同样将汤勺分大小公私之用，则可把接触减少到最低限度。聚餐用大（公）小（私）筷（勺）的要求可用法律形形式固定下来。所有餐馆都必须给两个以上聚餐的客人提供大（公）小（私）筷（勺）；所有地方两个以上聚餐都必须使用大（公）小（私）筷（勺）。为了全体国民的公共利益，矫枉过正一点也在所不惜。
二．医疗保健制度与锻炼习惯
中国的医疗保健系统还是以城市为中心，大多数农民被完全排除在医疗保健系统之外。中国必须尽快建立全民覆盖的医疗保健网络；建立全民覆盖的医疗保险制度。同时，极力推广全民健身运动以补医疗条件的不足。
有人估计中国每年有３０余万人死于自杀。但本人估计，中国每年有上百万人自杀身亡－－－－－即是每天有两万余人自杀。“非典”造成的死亡与这自杀造成的死亡简直算不了什么。中国广大农村几乎大半患有难治之症者都是采取不同方式自杀。死者家属不会把这些自杀作为自杀上报，地方政府也决不将之统计为自杀。然而大多数穷苦的患有难治之症的农民都是采取自杀方式来解除自身痛苦和对亲人的压力；在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与以死解脱这痛苦之间人们能选择什么？低下的收入根本不可能让他们进先交钱后接人的医院进行治疗－－－－－想想，人均低于两千元的年受入，如何能进动则要上万元的医院？这就是中国残酷的现实，是我们大家装做不曾发生不会发生的事实。因为它太残酷，提它，承认这种事实的普遍存在只会扫我们的兴。无论是广大学者还是政府官员都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一面是终生从事原始劳动的生产力低下的劳动者，一面是现代化的医疗器械及医疗服务；谁也不能为如此众多的生产力低下的劳动者付医疗费。没有办法，也许我国政府不得不残忍地丢弃这一代，从而聚集财力人力给农民的孩子以超前教育，把他们赶出农村，赶出从事原始劳动的行业，使他们每个人都具备百倍其父母辈的现代知识与创造力。但可怕的是：我国政府似乎既没打算花钱给无法增加其创造力的一代提供医疗，又没打算给其下一代以优良教育；如此下去，则现在农民的下一代将重复其父母辈同样的命运。
现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民还是什么“家庭养老”保险－－－实际上就是没有保险，死生由命。如果我国农村还是那样保持其传统生存方式，则政府还主张让农民实施传统的“家庭医疗保险”也无可厚非，但我们要工业化，要小康，要现代化。政府为了实现这些宏伟计划已经强制实施了“计划生育”－－－农民本来可以无限地生下去以养儿防老，现在不行了。政府打破了这种传统家庭保险的环链。既然政府做了这一头，则另外一头政府也必须承担－－－建立现代的医疗保险制度。国家必须逐步建立起全民共享的医疗保险制度。－－－现在是人多，农民创造力低下，自杀了就自杀了，病死了就病死了，活埋在地下矿井里就活埋了，对国家没什么大损失。但一个社会的发展由其人力资本总量决定。人是特别的资产。个人投资于人力资本，国家也投资于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力资本的使用时间。人的寿命健康状况决定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回报。个人和国家投资于人力资本，也必须投资于人力资本的维护，以使之能被长期使用从而带来更多投资回报。医疗卫生保健知识的传播，医疗服务的免费提供，就是维护人力资本，实际上就是一种投资。
从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的角度看，一国人的预期寿命及健康状况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取着决定性作用。在全球化激烈竞争的今天，如何使本国人（尤其是国家及个人投资较多的个人）具有创造力，并能长期处于劳动创造状态，延长其创造周期，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如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的平均寿命从现在的约７０岁延长到８０岁，则其为社会工作的时间可延长７年左右。如果一般大学毕业生开始工作时为２５岁，其平均寿命为７０岁，６０岁退休，其工作年限为３５周年；如果他们活到８０岁，则退休年龄可推迟到６７周岁左右。如果在每个大学毕业生身上的教育投资（国家及个人投资）是１０万元人民币，而毕业后以每人每年创造１万元财富计算，则活７０岁的只能创造３５万元，而活８０岁者则能创造４２万元－－－活８０岁的比活七十岁的投资回报率多出２０％。总体说来，在健康长寿者身上的投资回报要比在寿命较短，身体较弱者身上的投资回报大得多（当然，后者的保健维护成本可能要高些）。如一个国家有一亿受过大学教育者能多活１０岁，则这一亿人将为社会多创造七万亿财富。
延长人民的平均寿命，保持人民的身体健康，建立良好的医疗保健系统非常重要，但最根本的、最经济的的办法是培养人们的良好生活习惯，培养公众的热爱锻炼的生活习性，让全体公民掌握健康卫生知识，保护生活环境，注意卫生、饮食、休息、锻炼。锻炼身体是健身之本。国家最富，医疗服务也会永远不足－－－相对于人们的保健要求。“非典”或者别的任何疾病，都与个人的身体素质有关。现在中国已经逐渐实施全民基础义务教育。我们必须使所有国民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就要从少年教育抓起。要让没个少年从小养成热爱体育锻炼的习惯。毛泽东的“德智体”全民发展的教育精神必须重振。无德者将会破坏总体国民创造力；病弱者只会“出不敷入”－－－自己消耗的社会财富比创造的多。体育教育应成为各级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份；体育成绩要成为学校教学成绩鉴定的重要指标。
本人建议，现在的所有全日制中小学及一般中等专业学校，如果每天有７个课时的正规课，每天除课间休息外，应该拿出一个课时作为专门的体育锻炼课。这样看似耽误学习时间，但学习效果与整天死学的效果一样或者更好。所有学校都应尽力建设室内运动场，以适保证体育锻炼课在恶劣天气仍能照常进行。青少年正处在发育期，没有什么文化知识比他们的健康发育更重要。现在许多中小学生因长期死坐缺乏锻炼而导致瘦弱或肥胖、近视及发育不全。从强种的角度看，没有什么比培养出一代体弱多病、勾肩缩背、歪瓜裂枣似的三岁之翁更叫人悲哀的了。体育成绩应成为衡量一个学校教学成果的重要标准，体育成绩应成为学生升学，大学招生的重要衡量标准（当然，对天生体弱或残疾当作别论）。各级学校、政府要从此加大各级学校的体育教育、体育设施建设投资。这些投资都是一本万利的于国家整体人力资本的投资。
三．快速的危机反应机制
这次“非典”最初暴发在春节前后。如果在当时国家就启动四月底才启动的“人民战争”，事情不会这么糟糕；但那时是春节；北京最初的“非典”人命出在三月初，那时正值政府的交接班－－－－如果当时政府就象四月底那么干，事情也不会这么坏。国家的政治事件乃至民俗事件都可能影响到政府对“非典”的反应速度，从而使危机加剧。“非典”的猖獗，与国家没有一个快速的疾病控制系统有关。
如今我国应对危机的许多机制尚不健全，应对危机的策略也有待制定。应对危机要有许多人员、物资及精神方面的准备。当然，对付危机的根本办法是预防，但危机千变万化，防不胜防；它总会出现。对危机的处理必须符合道，不能用温言软语去应对军事威胁，不能用机枪大炮去对付民众抗议。处理危机的手段方式对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像有重大影响；同时它深深影响到国家的国际形像。
国家所面对的危机有突发性战争威胁（军事挑衅），经济危机，有天灾（地震、水灾、森林火灾、国家大面积地区严重乾旱等等），高死亡率的流行病的暴发，大型事故（核泄露、交通事故、城市火灾、重要桥梁、堤坝崩塌，国家多个主要领导人死于事故等等），大的突发性社会骚乱（大规模的民众暴力抗议、工人罢工等等），大的人为破坏（国家主要中央机关遭受恐怖袭击、国家重要领导人被刺、国家核心建筑、设施被炸）等等。任何危机，不管它出在何时何地，整个政府机器就必须触电一样做出反应。危机处理的关键在于速度，速度决定成败胜负。政府相关决策机构不能因任何事件延迟反应。这次“非典”，我国政府的反应太过迟缓了。经历这次事件，我国政府必须建立快速应对各类危机的机制。
四．新闻言论自由
这次如果有独立的新闻，中国的“非典”决不会闹得这么厉害。
自由的新闻言论有有其自身的运作规律。它对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对保障全体公众的整体利益起着重要作用。任何新闻言论自由都有其限度，这种限度并非必须全由政府设置，而是由公众来设立。独立的新闻媒体将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将与别的生产厂家一样，遵守法律，生产出最好的新闻言论产品，争取观众以求得生存。与其他企业一样，新闻及言论发布实体必须遵守法律与社会准则以求生存，它将极力为保障公众的利益而运作。它必须关心公众所关心的，它必须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当新闻独立自由时，不同新闻媒体都可发布新闻，公民都可自由发表言论。千奇百怪的新闻与言论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将优胜劣汰，伪去真存，从而为社会正常运转，为公民的整体利益完成它的使命。在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环境中，虚假片面的新闻将被真实多方位的新闻淘汰，偏激、荒谬、不合事实、背离道的言论都会被合道的正确言论所压倒。政府代表全体人民及国家的整体利益，其宗旨跟自由新闻言论的终极目的是一致的。
如政府看到什么自己不高兴的网站就给封了，看到不顺眼的杂志报纸就关了，实际上这只是在蒙自己的眼睛，塞自己的耳朵－－－－因为新闻言论没有自由的竞争环境则伪劣言论与片面乃至虚假新闻会横行泛滥，从而危及整个社会的健康运转，危及全体公民及整个国家的整体利益。况且，如今中国现有四亿部电话，有一亿人在上网！政府还实行新闻垄断，言论控制，只会更加导致新闻扭曲与政府信誉的毁损。到如今还垄断新闻，钳制言论自由，就象皇帝的新装里的光屁股游街的皇帝，自己光着屁股还以别人看到的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衣服。
各种言论与新闻就是情报信息，它帮助国民个人及政府作出正确决策。在当今社会，信息对刺激人民的创造力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因为现代发达的信息，使中国享有某种落后优势；中国人越来越强的英语语言能力，使许多人有通过公共信息渠道（网络、电视、杂志、书籍、人员流动等等）获取各种知识信息情报的优势（如英语国家的一般人们由于不懂汉语，则较少从中国人这儿获取信息情报－－－中国现在相较落后，他们可以不在乎这种劣势）；有数千万散布世界各个角落的使用汉语的华人用汉语表述思想，传达信息，在网络发达的今天，这又对中国人获取世界各个角落的情报提供便利。这些情报（或称知识、信息），虽然有些会对国人的思想甚至生活方式产生冲击，但在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中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各种信息情报对国家的发展价值无限。而费力去封锁信息源，哪怕是局部的，只会使本国国民不能充份享受信息时代别国人民能充份享受的各路信息，制约并障碍中国公民的决策力，鉴别力与创造力，使人们在经济活动或其他创造性活动中做出不合时代的判断；最终结果就是使国家的整体竞争力落后于人。有人说政府是有限制地封锁部份信息源，有分别地封杀部份“反动”网站网址或者杂志报刊，这对国家稳定有利。但许多网站或报刊都不可能传载单一信息；而谁能决定哪些网站是好，哪些网站是坏呢？如果只要一个网站载有中国政府某些人不待看的东西就给封掉，则千百万个网站都会被堵塞。而谁知道往往正是那些网站有丰富的促进国民创造能力的信息呢？封锁信息源是自绝于世界，是自残；是鼠目寸光的小人作法，与一个海纳百川以成其大的大国气概完全背道而弛。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政府要疏通各种信息渠道（网络、电视、杂志、书籍、人员流动等等），让八方最新信息及言论思想通过不同渠道流布于中华大地，融汇于中国人民的意识中；让各种信息、思想、言论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伪去真存，服务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五．政府的工作作风
中国政府的工作作风也必须彻底更改。如果前卫生部长实事求是而不是谎报军情，北京的“非典”何至于如此厉害！但各级政府常常不事实求是，常根据自己的需要报数据，或者给一些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数据。各级政府常常只说成绩不谈问题，或者放大成绩，略谈问题，更有甚者，只说假话，欺上瞒下－－－地方政府报上去的关于农民收入、农村教育普及的数据有多少是胡编的！
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正处在与世界各国进行的紧张的经济战争中。中央政府指挥全国进行战争，它必须时时把握自己军队的各个方面的准确情报及“敌国”情报，即要知几知彼。而下级必须汇报自身的精确信息。如果下面谎报军情，国家又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中央就成为聋子瞎子，连自己都不知道（而更可怕的是敌方比我们的中央指挥更知道我们自己）自己，这个仗任何打法？打起来如何不败？
再有就是，中国政府很多人听不得一句说自己不是的，全不知“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古训。当世界卫生组织称中国将在十年内可能有八百万爱滋病患者时，中国卫生官员对此预测加以否定。好像世界卫生组织在诬蔑中国似的。我很吃惊。不是世界卫生组织胡说，而是我国卫生官员怎么就那么乐观？－－－－他们把每个人都查过吗？爱滋病可潜伏２０年，人一旦带有爱滋病病毒，它迟早会犯病；一旦发病，则是死路一条－－－－别指望很快会有药治；有，也不会便宜。如果我国爱滋病患者现在就达到一千万，则国家所有社会发展计划都将告吹。算一笔帐：爱滋病患者本人不能工作，如每人平均每年本可创造财富一万元人民币，一千万丧失劳动力的爱滋病患者将使国家将有损失一千亿（ＧＤＰ的百分之一）；如果治疗一个爱滋病每年要人民币一万元，则一千万患者要消耗掉一千亿（１％ＧＤＰ）；如果要五万元则要耗掉ＧＤＰ的５％；－－－－一千万爱滋病患者就会把我国的经济拖垮。如果不从现在做起，我国的爱滋病患者将可能在十几年后到达千万。由于我国的开放，人口流动的加大，人们吃好了发烧，加上好德者减少，保健知识的缺乏，通过性行为传播的爱滋病会越来越多。如果现在不大张旗杆鼓地宣传预防常识，现在及今后千千万万的爱滋病病毒就会在人们体内种下；我国就等着“收获”；而到时一夜之间有千万人暴发爱滋病，中国就麻烦了。更可怕的是，如果感染爱滋病的大部份是中国经济的顶粱柱－－－－－掌握着中国经济命脉的企业家们，则这将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等飞典告一段落，中国要象防“非典”一样防爱滋病。对付爱滋病成本最低，最有效的办法是防；政府不能坐等“收获”。
再如，美国每年搞一个世界人权报告（没有关于美国自己的）。美国也自知没趣，但习惯使然，爱过口瘾，骂别人以显示自己高大。中国政府对其谈中国人权问题的反应很孩子气。你说我头上长了癞痢，我说你头上生了疮－－－－你说我有人权问题，我也搞个关于你的人权报告。何苦呢？美国是吃饱了撑的，我们才解决了温饱问题，那有闲功夫去跟他斗嘴？好说不坏，坏说不好；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骂他头上长了疮，我们头上就光鲜了？中国在人权上确实有问题；这么个大国，这么穷，正在发展中，不是在逐步改进吗。为什么不能大气一点，说感谢美国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另外，请他们来点实在的－－－给中国穷困地方多来点无偿资助；多的不必，每年给个十几亿美金总不成问题吧，那会对中国的人权改善起多大作用（美国每年给屁大的以色列二三十亿，让他们天天去杀人放火）！再就是，当福建人民要到美国自由乐土去追求他们的自由幸福时，美国该遵重其人权，热情接纳他们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偷渡者”加以关押遣送。
如今整个我国大部份中高级干部职位已由受过大学教育的社会精英占据。这一代又是上网的一代，他们享受着前一代闻所未闻的八方信息。可是，工作的老套路、老规矩还在那儿。有些是有用的，有许多却是要抛弃的。是改的时候了。
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将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社会的发展需要均衡；正如人一样，各个器官必须健全，有一处有问题就可能危及整个生命；又好比一座摩天大楼，每一建筑细节都大意不得；忽略一处就可能导致整个大楼崩塌。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发展的每一个细节部份我们都必须精心留意。一个国家的崛起，将经历无数危机；战胜危机后才更有生机。“非典”危机已到这地步，怪谁都没有用；追究个人责任意义不大；我们要找自己国民生活条件、生活方式，国民生活习惯，国家政府结构，国家政治运作方式等等方面的弱点，想方设法来改善自身。我们要寻找避免类似危机的永久性对策。“非典”危机必将过去，它应成为中国崛起史上的一个契机。后“非典”的全体国民应该有现代化的卫生健康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保障健康的工作生活环境；后“非典”的中国应快速发展一个覆盖全民的医疗保健系统；后“非典”的中国应有一个快速应变各类危机的机制；后“非典”的中国应有独立自主，公平竞争的新闻媒体和一个自由竞争的言论环境，后“非典”的中国政府应有全新的工作作风。
后“非典”的中国应是一个真正步入二十一世纪的全新的现代化国家。
很多人一听就摇头：推崇民主自由的世界领袖美国哪会干出如此卑鄙下作的恐怖勾当？但从美国的流氓历史看，美国干什么勾当都不必大惊小怪。美国比制造这种病毒更毒的事都干得出来。美国要同时打两场战争；在他力不能及时就一场战争是正规战，一场是流氓战。布什不是说过吗：我们决不让任何人超过美国。美国现在是独一超级大国。不让人超过，有两条路：一是朝前看，自己努力苦干，让人望尘莫及；一是朝后看，看谁跟在自己屁股后头，出鬼儿招，使绊子拆人家的台。孔子说：“苟得之，则患失之；患失之，则无所不为矣”－－－美国跟苏联咬紧牙关斗了半个世纪，好不容易终于取得独一超强地位；如果谁威胁到它这地位，美国不使尽全身毒素干掉你才怪。美国现在推崇“先发制人”的“我主”（相对于“民主”）逻辑，看摇篮里的孩子可能成为自己的敌人也要好毫不手软地把这孩子掐死（当然先要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招数）。美国如今要给全世界送民主自由－－－－其中包括中国；但我们要记住祖宗教导，“莫信直中直，需防仁不仁。”如今中国这头睡狮好像真的醒来了；中国人要实现民族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有很多方面，最基本的是中国的总产值要占世界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中国兴盛的时代产值常常超过世界总产值的三分之一）。现在美国年总产值都只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还是以美元兑换率计算）。中国的总产值要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这不是要超过美国是什么？美国要尽其所能不让你超过。对中国人来说，我们苦干达成民族复兴，不招谁不惹谁，与美国何干？可按美国某些狂人“不让任何人超过我们”的强盗思维，中国的民族复兴就是冒犯他们，就是犯罪，必须坚决予以制止－－－如果可能就使用武力把中国赶回到石器时代去呆着，让中国人永远不敢做超越美国的复兴梦。中国与美国的真正冲突就在这里：中国要实现不招谁不惹谁的民族复兴（即意味着成为经济超强），美国却不让任何国家超过它。本人以为，世界经济中心已经开始悄悄东移，移向中国－－－－信不信由你。这一东移过程也许需要一个世纪或更久。美国会出许多让你想象不到的高招阻挡这一过程。美国很多人已开始朝后看（朝前看已经没有什么看头），他们将用相当精力来给中国捣鬼而不是把全副精力用于提高自己。中国人要明白，自己的民族复兴并非自己干好就行，并非如自己认定的不招谁不惹谁；有人认定了那就是对他的侵犯。如今中国好比是骑自行车的毛头小伙，美国是坐在轿车里的盛年富豪；这坐在轿车里的人要跟骑自行车的使坏是心有余而力也有余。“小心没有过逾的”，中国人自己当心。
我不怀疑美国制造针对中国人基因弱点的病毒的能力和制造病毒的邪恶心理。但这病毒在中国放倒这么多人，我们不找自己的原因，却琢磨着怪罪别人，这整个一个思维方式就如许多美国人。世贸大厦挨了撞，多数美国人不找自己的原因，却一心要寻别人的不是。说什么那些“恐怖分子”骨子里仇恨民主自由，对美国的袭击是对自由民主的攻击。法国德国都是民主国家，为什么人家不去炸法国德国？傻子都明白是美国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屠杀巴勒斯坦人，脚踏伊斯兰教心脏的报应。既然自己没错，别人就该死。于是满世界追杀所谓“恐怖分子”，在国内大搞家内安全网。美国会因此就安全了？我怀疑。
“非典”对我国人民的心理打击正如９１１事件对美国公众的心理打击一样。我们会寻找打击源，从而寻找对策。我们不能把眼光投向他人。找个于自己的问题没有多少事实关联的去怪无补于事。责人不如责几。要知道，苍蝇不抱没缝的鸡蛋。“非典”虽说是“天灾”，但一切事件都有因果。“非典”病毒即使是美国制造并撒播的，如果国人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国家有反应快速的疾病控制系统，有嗅觉灵敏，独立自主的新闻媒体，有事实求是的政府，事情恐怕不会闹到这地步。是我们的自身弱点导致“非典”猖獗。我们要找自己的问题，要对付自身的弱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才能发展进步。
“非典”发展到这样，问题在中国人民生活条件、卫生习惯有问题；疾病控制快速反应机制有问题；整个医疗卫生保健系统有问题；新闻与言论自由有问题；政府的运作方式、工作作风有问题。一个有如此众多社会问题的国家，不出今日的“非典”危机，也会有明日的不知道什么危机。
一．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
１．农村畜牲污染与农药污染
近期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上有篇文章说中国许多地方人畜亲密共处。有可能“非典”病毒就是从动物身上传到人身上的。有的朋友看后非常生气。我也觉得非常刺心。但我深知这说的是事实。农村的禽畜排泄污染确实严重。我家在农村，感受颇深。夏日雨后天晴，满村臭不可闻。屋前屋后，猪屎牛屎鸡屎遍布。农村的绝大部份地区大小便还是拉在室内的粪桶里，室外的茅坑也多半露天，排泄物与畜粪同池；雨来时常污水溢流；夏日则蚊蝇堆积。更可怕的是耕用牛与人同处一室。那牛屎牛粪的骚臭，夏天牛带入的蚊蝇叫人没法忍受。但农民没有办法。牛是农民的宝贝，放在独立的小屋里不放心，小偷太猖獗；远近牛被盗太多。可怜农民每年交那么多苛捐杂税，使国家养有两百五十余万正规军，五十万武装警察，每个小镇还养着一大堆干部、公安，自家的一头牛除了放在隔壁房里自己看守着外，没有安全地方可放！我想这种现象决不仅是在我们老家。
八十年代以前大集体时，牛棚是专门的；距村子有一定距离；猪鸡之类的资本主义尾巴生的短，一家一头猪，几只鸡；外加鸡屎猪粪捡了交公论斤两计工分。一头猪散在外面，尾巴一翘就有几个人拿了屎扒眼巴巴望着。人们常为一泡猪屎抢得打架。穷有穷的好处，穷得地上连泡屎都找不到，穷得到处都干乾净净。刚分田到户时，农民见自家田边有堆牛屎，忙用手捧到自家田里。可不久就粮食不值钱；猪鸡多起来；农民也都懒得捡屎。大集体时，一个大队往往还有一个卫生员，夏天经常发发苍蝇纸灭苍蝇，还常戴上口罩，背了喷雾器，在茅坑、阴沟、牛棚喷洒药物灭害；现在没人管这些了。村干部只管收钱，乡镇干部只管计划生育罚款；收的钱罚的款大半给自己发工资吃喝花销。谁管农民是睡在牛屎堆上还是猪屎堆上。
农村农药污染也是个严重问题。大集体时每个村子都有个农技员，受过专门训练，一个大队往往就他一人有权喷洒农药；八十年代以后，每个农民都可买瓶农药到自己田里乱喷一气，反正总会杀死几个虫子；一想不通，就自己喝一瓶。一两年下来，青蛙没剩几只；农民又都会搞活经济，四处逮青蛙到城里卖。侥幸躲过数劫的青蛙又由农民养的鸭子来消灭。最可悲的是农民逮青蛙。大集体时没人敢公开捉青蛙。八十年代初，夏天夜里满田满畈都是拎着汽油灯逮青蛙的。有些勤快的农民为此发了点小财，但一两年下来，青蛙就绝了。跟着青蛙一同消失的还有燕子。小时燕子在细雨中翩翩飞舞，在屋内穿来钻去。现在燕子好像都到天上搭桥去了，地上彻底绝迹。
很多人怀疑这“非典”病毒来自某种野生动物，是广东人百无禁忌地吃到人身上来的。这不是没有可能。现在什么人工培养的动物没有，为什么还非要吃那些野生的益虫益鸟乃至濒临灭绝的动物？为什么还有人敢抓、敢卖、敢杀、敢吃受法律保护的动物？人们的起码道准则到哪里去了？动物保护法到哪里去了？执法者到哪里去了？科普常识教育是怎么搞的？
农民要为青蛙的灭绝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要不断喷洒农药以保护庄稼，既增加生产成本，又污染了自身生存环境，更因喷洒农药吸入农药而毁坏自身健康。每到夏天，农村满地都是病人。癌症患者则比比皆是。当然，癌症之类的绝症可能是由于过去人们普遍命短，死而不知为癌；但癌症的普遍与农民祖祖辈辈从未接触过农药而这一代突然接触农药有很大关系。燕子的消失也多半由于农药。
现在我国政府没有劳神费心去教导农民改变其日趋恶化的生存环境。政府的注意力还在城市。我们同居一个国度；农村有了什么流行病，城市就能幸免？农民毁坏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城市人就能幸免？农民滥用农药，大家总得购买农产品，购买并食用农药喷洒出来的农产品将会使多少人得不治之症！
强有力的政府在于能提升公民的精神及物资生活水平，确立有益于公民的生活方式并推广之。为了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利益，地方政府除了向农民收钱外也该发动组织农民积极地保护自身生存环境；起码应依法办事，对捕杀、买卖、食用动物的进行严厉惩治。
２．厕所问题
肮脏的厕所是疾病的温床。我想中国的厕所在这次“非典”的传播过程中一定起了不小的作用。我国现在谈小康。要小康，得先从厕所做起。衡量一国人的生活及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看其厕所就知道了。我国的厕所太需改进了。
北京图书馆建于八七年，据说就其硬件设施而言为亚洲第一。但里头的厕所都是蹲、坑式（不知现在改了没有？）。蹲坑式与抽水水马桶之间的差距只可以以世纪计。我国一些城市近年才有公共厕所改造工程－－－由蹲坑厕所改成坐式便桶；由囤积粪便由人工定时清理改为自动及时冲除。但许多学校、工厂、军营、餐馆内的厕所还是坑式，还是排泄物堆积在坑下由清洁工定时清理。
城市里有了自来水和地下统一排污系统，蹲坑式改坐式冲水马桶非常简单；而这种简单的改进就是卫生条件的一大飞跃。麻烦的是农村。农村如今大部份家庭都有了电视机、放像机等纯消费娱乐性现代产品；很多家庭都有了电话甚至机动车；但只有极少家庭有自来水及地下排污系统；这有点象麻袋上绣花。自来水供应及排污系统的建立，农民必须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必须有政府的协调管理。全国范围内农村的自来水及排污系统的建立很将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这里我国有很多事可作。
关于农村厕所，各级政府可以制定农村民居建筑卫生标准，让所有农村单独的民居备有自来水供应及排污系统并协助农民达到这些标准；教导并帮助农民使用蹲式马桶。本人以为，彻底更改全体国民的厕所，使所有国民都能用上现代标准的抽水坐式马桶是实现小康的第一步。蹲在臭哄哄的一堆屎上翘着屁股、捂着鼻子拉屎的“小康”决不会“康”到哪里去。
３．筷子
我想筷子也一定在这次传播“非典”的链条中扮演了某种角色。筷子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曾是是中国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人喜欢聚餐，从分享信息、交流感情、调配营养等方面看这是好事；但至今聚餐大家都用筷子夹菜，口水唾液全拖入公共盘中。现在许多地方已用共筷。公筷虽避免了口水传染，但数人需轮番握一双公筷，仍会导致接触传染。如果每人有两双筷子，一双大筷为夹菜之用（可在筷尾涂绿色标识），一双小筷为送菜入口之用（可在筷尾用红色标识；可为一次性）；如有汤菜，也同样将汤勺分大小公私之用，则可把接触减少到最低限度。聚餐用大（公）小（私）筷（勺）的要求可用法律形形式固定下来。所有餐馆都必须给两个以上聚餐的客人提供大（公）小（私）筷（勺）；所有地方两个以上聚餐都必须使用大（公）小（私）筷（勺）。为了全体国民的公共利益，矫枉过正一点也在所不惜。
二．医疗保健制度与锻炼习惯
中国的医疗保健系统还是以城市为中心，大多数农民被完全排除在医疗保健系统之外。中国必须尽快建立全民覆盖的医疗保健网络；建立全民覆盖的医疗保险制度。同时，极力推广全民健身运动以补医疗条件的不足。
有人估计中国每年有３０余万人死于自杀。但本人估计，中国每年有上百万人自杀身亡－－－－－即是每天有两万余人自杀。“非典”造成的死亡与这自杀造成的死亡简直算不了什么。中国广大农村几乎大半患有难治之症者都是采取不同方式自杀。死者家属不会把这些自杀作为自杀上报，地方政府也决不将之统计为自杀。然而大多数穷苦的患有难治之症的农民都是采取自杀方式来解除自身痛苦和对亲人的压力；在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与以死解脱这痛苦之间人们能选择什么？低下的收入根本不可能让他们进先交钱后接人的医院进行治疗－－－－－想想，人均低于两千元的年受入，如何能进动则要上万元的医院？这就是中国残酷的现实，是我们大家装做不曾发生不会发生的事实。因为它太残酷，提它，承认这种事实的普遍存在只会扫我们的兴。无论是广大学者还是政府官员都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一面是终生从事原始劳动的生产力低下的劳动者，一面是现代化的医疗器械及医疗服务；谁也不能为如此众多的生产力低下的劳动者付医疗费。没有办法，也许我国政府不得不残忍地丢弃这一代，从而聚集财力人力给农民的孩子以超前教育，把他们赶出农村，赶出从事原始劳动的行业，使他们每个人都具备百倍其父母辈的现代知识与创造力。但可怕的是：我国政府似乎既没打算花钱给无法增加其创造力的一代提供医疗，又没打算给其下一代以优良教育；如此下去，则现在农民的下一代将重复其父母辈同样的命运。
现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民还是什么“家庭养老”保险－－－实际上就是没有保险，死生由命。如果我国农村还是那样保持其传统生存方式，则政府还主张让农民实施传统的“家庭医疗保险”也无可厚非，但我们要工业化，要小康，要现代化。政府为了实现这些宏伟计划已经强制实施了“计划生育”－－－农民本来可以无限地生下去以养儿防老，现在不行了。政府打破了这种传统家庭保险的环链。既然政府做了这一头，则另外一头政府也必须承担－－－建立现代的医疗保险制度。国家必须逐步建立起全民共享的医疗保险制度。－－－现在是人多，农民创造力低下，自杀了就自杀了，病死了就病死了，活埋在地下矿井里就活埋了，对国家没什么大损失。但一个社会的发展由其人力资本总量决定。人是特别的资产。个人投资于人力资本，国家也投资于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人力资本的使用时间。人的寿命健康状况决定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回报。个人和国家投资于人力资本，也必须投资于人力资本的维护，以使之能被长期使用从而带来更多投资回报。医疗卫生保健知识的传播，医疗服务的免费提供，就是维护人力资本，实际上就是一种投资。
从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的角度看，一国人的预期寿命及健康状况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取着决定性作用。在全球化激烈竞争的今天，如何使本国人（尤其是国家及个人投资较多的个人）具有创造力，并能长期处于劳动创造状态，延长其创造周期，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如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的平均寿命从现在的约７０岁延长到８０岁，则其为社会工作的时间可延长７年左右。如果一般大学毕业生开始工作时为２５岁，其平均寿命为７０岁，６０岁退休，其工作年限为３５周年；如果他们活到８０岁，则退休年龄可推迟到６７周岁左右。如果在每个大学毕业生身上的教育投资（国家及个人投资）是１０万元人民币，而毕业后以每人每年创造１万元财富计算，则活７０岁的只能创造３５万元，而活８０岁者则能创造４２万元－－－活８０岁的比活七十岁的投资回报率多出２０％。总体说来，在健康长寿者身上的投资回报要比在寿命较短，身体较弱者身上的投资回报大得多（当然，后者的保健维护成本可能要高些）。如一个国家有一亿受过大学教育者能多活１０岁，则这一亿人将为社会多创造七万亿财富。
延长人民的平均寿命，保持人民的身体健康，建立良好的医疗保健系统非常重要，但最根本的、最经济的的办法是培养人们的良好生活习惯，培养公众的热爱锻炼的生活习性，让全体公民掌握健康卫生知识，保护生活环境，注意卫生、饮食、休息、锻炼。锻炼身体是健身之本。国家最富，医疗服务也会永远不足－－－相对于人们的保健要求。“非典”或者别的任何疾病，都与个人的身体素质有关。现在中国已经逐渐实施全民基础义务教育。我们必须使所有国民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就要从少年教育抓起。要让没个少年从小养成热爱体育锻炼的习惯。毛泽东的“德智体”全民发展的教育精神必须重振。无德者将会破坏总体国民创造力；病弱者只会“出不敷入”－－－自己消耗的社会财富比创造的多。体育教育应成为各级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份；体育成绩要成为学校教学成绩鉴定的重要指标。
本人建议，现在的所有全日制中小学及一般中等专业学校，如果每天有７个课时的正规课，每天除课间休息外，应该拿出一个课时作为专门的体育锻炼课。这样看似耽误学习时间，但学习效果与整天死学的效果一样或者更好。所有学校都应尽力建设室内运动场，以适保证体育锻炼课在恶劣天气仍能照常进行。青少年正处在发育期，没有什么文化知识比他们的健康发育更重要。现在许多中小学生因长期死坐缺乏锻炼而导致瘦弱或肥胖、近视及发育不全。从强种的角度看，没有什么比培养出一代体弱多病、勾肩缩背、歪瓜裂枣似的三岁之翁更叫人悲哀的了。体育成绩应成为衡量一个学校教学成果的重要标准，体育成绩应成为学生升学，大学招生的重要衡量标准（当然，对天生体弱或残疾当作别论）。各级学校、政府要从此加大各级学校的体育教育、体育设施建设投资。这些投资都是一本万利的于国家整体人力资本的投资。
三．快速的危机反应机制
这次“非典”最初暴发在春节前后。如果在当时国家就启动四月底才启动的“人民战争”，事情不会这么糟糕；但那时是春节；北京最初的“非典”人命出在三月初，那时正值政府的交接班－－－－如果当时政府就象四月底那么干，事情也不会这么坏。国家的政治事件乃至民俗事件都可能影响到政府对“非典”的反应速度，从而使危机加剧。“非典”的猖獗，与国家没有一个快速的疾病控制系统有关。
如今我国应对危机的许多机制尚不健全，应对危机的策略也有待制定。应对危机要有许多人员、物资及精神方面的准备。当然，对付危机的根本办法是预防，但危机千变万化，防不胜防；它总会出现。对危机的处理必须符合道，不能用温言软语去应对军事威胁，不能用机枪大炮去对付民众抗议。处理危机的手段方式对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像有重大影响；同时它深深影响到国家的国际形像。
国家所面对的危机有突发性战争威胁（军事挑衅），经济危机，有天灾（地震、水灾、森林火灾、国家大面积地区严重乾旱等等），高死亡率的流行病的暴发，大型事故（核泄露、交通事故、城市火灾、重要桥梁、堤坝崩塌，国家多个主要领导人死于事故等等），大的突发性社会骚乱（大规模的民众暴力抗议、工人罢工等等），大的人为破坏（国家主要中央机关遭受恐怖袭击、国家重要领导人被刺、国家核心建筑、设施被炸）等等。任何危机，不管它出在何时何地，整个政府机器就必须触电一样做出反应。危机处理的关键在于速度，速度决定成败胜负。政府相关决策机构不能因任何事件延迟反应。这次“非典”，我国政府的反应太过迟缓了。经历这次事件，我国政府必须建立快速应对各类危机的机制。
四．新闻言论自由
这次如果有独立的新闻，中国的“非典”决不会闹得这么厉害。
自由的新闻言论有有其自身的运作规律。它对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对保障全体公众的整体利益起着重要作用。任何新闻言论自由都有其限度，这种限度并非必须全由政府设置，而是由公众来设立。独立的新闻媒体将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将与别的生产厂家一样，遵守法律，生产出最好的新闻言论产品，争取观众以求得生存。与其他企业一样，新闻及言论发布实体必须遵守法律与社会准则以求生存，它将极力为保障公众的利益而运作。它必须关心公众所关心的，它必须为公众的利益服务。当新闻独立自由时，不同新闻媒体都可发布新闻，公民都可自由发表言论。千奇百怪的新闻与言论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将优胜劣汰，伪去真存，从而为社会正常运转，为公民的整体利益完成它的使命。在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环境中，虚假片面的新闻将被真实多方位的新闻淘汰，偏激、荒谬、不合事实、背离道的言论都会被合道的正确言论所压倒。政府代表全体人民及国家的整体利益，其宗旨跟自由新闻言论的终极目的是一致的。
如政府看到什么自己不高兴的网站就给封了，看到不顺眼的杂志报纸就关了，实际上这只是在蒙自己的眼睛，塞自己的耳朵－－－－因为新闻言论没有自由的竞争环境则伪劣言论与片面乃至虚假新闻会横行泛滥，从而危及整个社会的健康运转，危及全体公民及整个国家的整体利益。况且，如今中国现有四亿部电话，有一亿人在上网！政府还实行新闻垄断，言论控制，只会更加导致新闻扭曲与政府信誉的毁损。到如今还垄断新闻，钳制言论自由，就象皇帝的新装里的光屁股游街的皇帝，自己光着屁股还以别人看到的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衣服。
各种言论与新闻就是情报信息，它帮助国民个人及政府作出正确决策。在当今社会，信息对刺激人民的创造力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因为现代发达的信息，使中国享有某种落后优势；中国人越来越强的英语语言能力，使许多人有通过公共信息渠道（网络、电视、杂志、书籍、人员流动等等）获取各种知识信息情报的优势（如英语国家的一般人们由于不懂汉语，则较少从中国人这儿获取信息情报－－－中国现在相较落后，他们可以不在乎这种劣势）；有数千万散布世界各个角落的使用汉语的华人用汉语表述思想，传达信息，在网络发达的今天，这又对中国人获取世界各个角落的情报提供便利。这些情报（或称知识、信息），虽然有些会对国人的思想甚至生活方式产生冲击，但在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中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各种信息情报对国家的发展价值无限。而费力去封锁信息源，哪怕是局部的，只会使本国国民不能充份享受信息时代别国人民能充份享受的各路信息，制约并障碍中国公民的决策力，鉴别力与创造力，使人们在经济活动或其他创造性活动中做出不合时代的判断；最终结果就是使国家的整体竞争力落后于人。有人说政府是有限制地封锁部份信息源，有分别地封杀部份“反动”网站网址或者杂志报刊，这对国家稳定有利。但许多网站或报刊都不可能传载单一信息；而谁能决定哪些网站是好，哪些网站是坏呢？如果只要一个网站载有中国政府某些人不待看的东西就给封掉，则千百万个网站都会被堵塞。而谁知道往往正是那些网站有丰富的促进国民创造能力的信息呢？封锁信息源是自绝于世界，是自残；是鼠目寸光的小人作法，与一个海纳百川以成其大的大国气概完全背道而弛。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政府要疏通各种信息渠道（网络、电视、杂志、书籍、人员流动等等），让八方最新信息及言论思想通过不同渠道流布于中华大地，融汇于中国人民的意识中；让各种信息、思想、言论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伪去真存，服务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五．政府的工作作风
中国政府的工作作风也必须彻底更改。如果前卫生部长实事求是而不是谎报军情，北京的“非典”何至于如此厉害！但各级政府常常不事实求是，常根据自己的需要报数据，或者给一些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数据。各级政府常常只说成绩不谈问题，或者放大成绩，略谈问题，更有甚者，只说假话，欺上瞒下－－－地方政府报上去的关于农民收入、农村教育普及的数据有多少是胡编的！
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正处在与世界各国进行的紧张的经济战争中。中央政府指挥全国进行战争，它必须时时把握自己军队的各个方面的准确情报及“敌国”情报，即要知几知彼。而下级必须汇报自身的精确信息。如果下面谎报军情，国家又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中央就成为聋子瞎子，连自己都不知道（而更可怕的是敌方比我们的中央指挥更知道我们自己）自己，这个仗任何打法？打起来如何不败？
再有就是，中国政府很多人听不得一句说自己不是的，全不知“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古训。当世界卫生组织称中国将在十年内可能有八百万爱滋病患者时，中国卫生官员对此预测加以否定。好像世界卫生组织在诬蔑中国似的。我很吃惊。不是世界卫生组织胡说，而是我国卫生官员怎么就那么乐观？－－－－他们把每个人都查过吗？爱滋病可潜伏２０年，人一旦带有爱滋病病毒，它迟早会犯病；一旦发病，则是死路一条－－－－别指望很快会有药治；有，也不会便宜。如果我国爱滋病患者现在就达到一千万，则国家所有社会发展计划都将告吹。算一笔帐：爱滋病患者本人不能工作，如每人平均每年本可创造财富一万元人民币，一千万丧失劳动力的爱滋病患者将使国家将有损失一千亿（ＧＤＰ的百分之一）；如果治疗一个爱滋病每年要人民币一万元，则一千万患者要消耗掉一千亿（１％ＧＤＰ）；如果要五万元则要耗掉ＧＤＰ的５％；－－－－一千万爱滋病患者就会把我国的经济拖垮。如果不从现在做起，我国的爱滋病患者将可能在十几年后到达千万。由于我国的开放，人口流动的加大，人们吃好了发烧，加上好德者减少，保健知识的缺乏，通过性行为传播的爱滋病会越来越多。如果现在不大张旗杆鼓地宣传预防常识，现在及今后千千万万的爱滋病病毒就会在人们体内种下；我国就等着“收获”；而到时一夜之间有千万人暴发爱滋病，中国就麻烦了。更可怕的是，如果感染爱滋病的大部份是中国经济的顶粱柱－－－－－掌握着中国经济命脉的企业家们，则这将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等飞典告一段落，中国要象防“非典”一样防爱滋病。对付爱滋病成本最低，最有效的办法是防；政府不能坐等“收获”。
再如，美国每年搞一个世界人权报告（没有关于美国自己的）。美国也自知没趣，但习惯使然，爱过口瘾，骂别人以显示自己高大。中国政府对其谈中国人权问题的反应很孩子气。你说我头上长了癞痢，我说你头上生了疮－－－－你说我有人权问题，我也搞个关于你的人权报告。何苦呢？美国是吃饱了撑的，我们才解决了温饱问题，那有闲功夫去跟他斗嘴？好说不坏，坏说不好；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骂他头上长了疮，我们头上就光鲜了？中国在人权上确实有问题；这么个大国，这么穷，正在发展中，不是在逐步改进吗。为什么不能大气一点，说感谢美国关心中国的人权状况，另外，请他们来点实在的－－－给中国穷困地方多来点无偿资助；多的不必，每年给个十几亿美金总不成问题吧，那会对中国的人权改善起多大作用（美国每年给屁大的以色列二三十亿，让他们天天去杀人放火）！再就是，当福建人民要到美国自由乐土去追求他们的自由幸福时，美国该遵重其人权，热情接纳他们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偷渡者”加以关押遣送。
如今整个我国大部份中高级干部职位已由受过大学教育的社会精英占据。这一代又是上网的一代，他们享受着前一代闻所未闻的八方信息。可是，工作的老套路、老规矩还在那儿。有些是有用的，有许多却是要抛弃的。是改的时候了。
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将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社会的发展需要均衡；正如人一样，各个器官必须健全，有一处有问题就可能危及整个生命；又好比一座摩天大楼，每一建筑细节都大意不得；忽略一处就可能导致整个大楼崩塌。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发展的每一个细节部份我们都必须精心留意。一个国家的崛起，将经历无数危机；战胜危机后才更有生机。“非典”危机已到这地步，怪谁都没有用；追究个人责任意义不大；我们要找自己国民生活条件、生活方式，国民生活习惯，国家政府结构，国家政治运作方式等等方面的弱点，想方设法来改善自身。我们要寻找避免类似危机的永久性对策。“非典”危机必将过去，它应成为中国崛起史上的一个契机。后“非典”的全体国民应该有现代化的卫生健康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保障健康的工作生活环境；后“非典”的中国应快速发展一个覆盖全民的医疗保健系统；后“非典”的中国应有一个快速应变各类危机的机制；后“非典”的中国应有独立自主，公平竞争的新闻媒体和一个自由竞争的言论环境，后“非典”的中国政府应有全新的工作作风。
后“非典”的中国应是一个真正步入二十一世纪的全新的现代化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