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26日7时，在徐水县城内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三轮车与一辆拐弯的货车相撞，一名男子经抢救无效死亡，地上散落着发论功宣传品。经交警查明，死者叫王红强，男，1959年4月23日生，汉族，河北省徐水县安肃镇城内村人。
王红强生前是徐水县卫生局职工，妻子是同一单位会计，还有一个伶俐懂事的女儿，一家三口其乐融融。1996年6月，他检查身体时查出患有胆囊炎的毛病，平时靠药物减轻病痛的折磨。
1997年12月的一天，王红强的病又一次发作。在去医院的路上，遇到同学老刘向他推荐发论功，说练了这功，不用吃药打针病就自然好，要想修炼“上层次”，还必须多看书“学法”。走时他的同学送给他一本《转发论》和一套李洪志的“讲法”磁带。那时正值他的胆囊炎发作时期，通过药物治疗效果不是十分明显，他听了同学的话有些兴趣，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有空就翻翻《转发论》这本书，很快就被书里所说的“消业祛病”、“上层次”、“圆满成佛”等邪说所迷惑。在老同学的带动下，他开始练起了发论功。
王红强坚持练功一段时间后，生活方式有了较大改变。规律的起居，适当的运动，戒烟戒酒，他的胆囊炎在练功那段时间很少发作过，于是他把这一结果归功于练功上。“体验到好处”后，他认为发论功是“神功”，“师父”李洪志是他应该顶礼膜拜的“神佛”。
从此，发论功的“消业祛病”、“上层次”等说法就充斥着王红强的头脑，浸润着他的内心，身在其中的他越来越觉得与“常人”格格不入，与正常的社会生活疏远，连自己的家人也不亲近，满脑子装的都是如何练好“师父”的“大法”，如何“上层次”，求得“圆满”。他对自己的本职工作也没有了干劲和热情，认为上班对他是一种约束，是“常人”应该做的事，与他这个“大法弟子”无关。就这样，1999年即使国家依法取缔了发论功，他却对家人、单位领导和同事的劝阻，置若罔闻，一意孤行，继续练功，研读《转发论》。
在李洪志“走出去”、“讲真相”的蛊惑下，2000年3月初，王红强为发论功“鸣冤叫屈”上北京“讨说法”。被劝返回家后，单位领导和同事苦口婆心地劝导他，要他以工作和家庭为重，干好本职工作，不要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不听规劝，不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把工作抛在脑后，置家庭不管不顾，把练功“上层次”，追求“圆满成佛”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王红强因一门心思练功，耽误了工作，2001年5月被单位炒了鱿鱼。丢了工作，断了经济来源，他没有丝毫的懊悔和反思，认为这是“师父”李洪志对自己的考验，是“上层次”途中的磨难，由此更加坚定了他练功、“学法”的决心，继续偷偷练功。
尽管王红强练功如此勤奋，但病情却并没有得到好转，反而因长时间不用药物，进一步加重了。从2002年8月开始，他时常感到腹部阵阵疼痛，但不是很厉害，到后来感到下肢麻木。于是，他把这种症状告诉功友，功友说是他的“业力”太重，坚持下去就会上一个“层次”。还说练功和修心要结合起来，不能只是打坐，要经常走出去，向世人“传法”，这样“层次”才上得快。在功友的鼓动下，他又干起了“地下活动”，偷偷地印资料、发传单，见人就说“发论大法好”，在县城、附近乡镇进行所谓的“弘法”。
但病情并没有像功友说的那样好转，王红强由于长时间停止治疗，腹痛更频繁了，见油就恶心呕吐，人也越来越虚弱。但他哪怕疼痛得晚上难以入睡也坚决不去医院，家人拗不过他，怕拖坏了他的身子，就给他买来了一些贵重药品，劝他服下。他却扔到一边冷冷地说：“你们这是在害我呀！我要是吃了这些药，就算表面好一点，那身上的‘业力’没消，还是治不了病，我如何‘圆满’呀！”
到了2004年冬天，王红强的病情更加严重了，吃点东西总也不消化，油腻食物看都不能看一眼，腹痛变得频繁起来。家人对他说：“你看，练功是没有用的，有病得去医院，不然会误了你的病。”他回答：“练功人是没病的，‘师父’的‘法身’会保护我的。”越是这种情况，他就疑心自己没有严格遵照“师父”的旨意“走出去”。
然而，一心修炼的王红强并没得到“师父”李洪志的“法身保护”，更没得到任何“福报”。2005年3月26日天刚蒙蒙亮，王红强把发论功宣传品藏在三轮车上，打算以卖废品的幌子出去悄悄散发。家人发现后，劝他别出去，以免发生意外。他非但不听，还说：“‘师父’说了，他有无数‘法身’，具备非常大的神通法力，有他的‘法身’保护，不会出事的。”就在当天7时许，他骑着藏有发论功宣传品的三轮车，在县城拐弯处，由于车速过快与一辆货车撞了个正着，腰上还戴着护身符的王红强当场被撞得头破血流奄奄一息，地上散落着《明慧周刊》、《九评》、VCD光盘、磁带等发论功宣传品。人们立即把他送到县医院，尽管经过医生一多小时的全力抢救，但他还是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正值中年的王红强由于练那害人的发论功，走完了自己46个年头的人生路。
王红强生前是徐水县卫生局职工，妻子是同一单位会计，还有一个伶俐懂事的女儿，一家三口其乐融融。1996年6月，他检查身体时查出患有胆囊炎的毛病，平时靠药物减轻病痛的折磨。
1997年12月的一天，王红强的病又一次发作。在去医院的路上，遇到同学老刘向他推荐发论功，说练了这功，不用吃药打针病就自然好，要想修炼“上层次”，还必须多看书“学法”。走时他的同学送给他一本《转发论》和一套李洪志的“讲法”磁带。那时正值他的胆囊炎发作时期，通过药物治疗效果不是十分明显，他听了同学的话有些兴趣，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有空就翻翻《转发论》这本书，很快就被书里所说的“消业祛病”、“上层次”、“圆满成佛”等邪说所迷惑。在老同学的带动下，他开始练起了发论功。
王红强坚持练功一段时间后，生活方式有了较大改变。规律的起居，适当的运动，戒烟戒酒，他的胆囊炎在练功那段时间很少发作过，于是他把这一结果归功于练功上。“体验到好处”后，他认为发论功是“神功”，“师父”李洪志是他应该顶礼膜拜的“神佛”。
从此，发论功的“消业祛病”、“上层次”等说法就充斥着王红强的头脑，浸润着他的内心，身在其中的他越来越觉得与“常人”格格不入，与正常的社会生活疏远，连自己的家人也不亲近，满脑子装的都是如何练好“师父”的“大法”，如何“上层次”，求得“圆满”。他对自己的本职工作也没有了干劲和热情，认为上班对他是一种约束，是“常人”应该做的事，与他这个“大法弟子”无关。就这样，1999年即使国家依法取缔了发论功，他却对家人、单位领导和同事的劝阻，置若罔闻，一意孤行，继续练功，研读《转发论》。
在李洪志“走出去”、“讲真相”的蛊惑下，2000年3月初，王红强为发论功“鸣冤叫屈”上北京“讨说法”。被劝返回家后，单位领导和同事苦口婆心地劝导他，要他以工作和家庭为重，干好本职工作，不要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不听规劝，不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把工作抛在脑后，置家庭不管不顾，把练功“上层次”，追求“圆满成佛”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王红强因一门心思练功，耽误了工作，2001年5月被单位炒了鱿鱼。丢了工作，断了经济来源，他没有丝毫的懊悔和反思，认为这是“师父”李洪志对自己的考验，是“上层次”途中的磨难，由此更加坚定了他练功、“学法”的决心，继续偷偷练功。
尽管王红强练功如此勤奋，但病情却并没有得到好转，反而因长时间不用药物，进一步加重了。从2002年8月开始，他时常感到腹部阵阵疼痛，但不是很厉害，到后来感到下肢麻木。于是，他把这种症状告诉功友，功友说是他的“业力”太重，坚持下去就会上一个“层次”。还说练功和修心要结合起来，不能只是打坐，要经常走出去，向世人“传法”，这样“层次”才上得快。在功友的鼓动下，他又干起了“地下活动”，偷偷地印资料、发传单，见人就说“发论大法好”，在县城、附近乡镇进行所谓的“弘法”。
但病情并没有像功友说的那样好转，王红强由于长时间停止治疗，腹痛更频繁了，见油就恶心呕吐，人也越来越虚弱。但他哪怕疼痛得晚上难以入睡也坚决不去医院，家人拗不过他，怕拖坏了他的身子，就给他买来了一些贵重药品，劝他服下。他却扔到一边冷冷地说：“你们这是在害我呀！我要是吃了这些药，就算表面好一点，那身上的‘业力’没消，还是治不了病，我如何‘圆满’呀！”
到了2004年冬天，王红强的病情更加严重了，吃点东西总也不消化，油腻食物看都不能看一眼，腹痛变得频繁起来。家人对他说：“你看，练功是没有用的，有病得去医院，不然会误了你的病。”他回答：“练功人是没病的，‘师父’的‘法身’会保护我的。”越是这种情况，他就疑心自己没有严格遵照“师父”的旨意“走出去”。
然而，一心修炼的王红强并没得到“师父”李洪志的“法身保护”，更没得到任何“福报”。2005年3月26日天刚蒙蒙亮，王红强把发论功宣传品藏在三轮车上，打算以卖废品的幌子出去悄悄散发。家人发现后，劝他别出去，以免发生意外。他非但不听，还说：“‘师父’说了，他有无数‘法身’，具备非常大的神通法力，有他的‘法身’保护，不会出事的。”就在当天7时许，他骑着藏有发论功宣传品的三轮车，在县城拐弯处，由于车速过快与一辆货车撞了个正着，腰上还戴着护身符的王红强当场被撞得头破血流奄奄一息，地上散落着《明慧周刊》、《九评》、VCD光盘、磁带等发论功宣传品。人们立即把他送到县医院，尽管经过医生一多小时的全力抢救，但他还是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正值中年的王红强由于练那害人的发论功，走完了自己46个年头的人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