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的电影新作《一九四二》：饿死人数： 1062与3百万， 两个数字相差近叁千倍。

[Rockman]

冯小刚的电影新作《一九四二》：饿死人数： 1062与3百万， 两个数字相差近3000倍。



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一反他往日的风格，完全以白描式手法，冷静而又有点冷血地展现了一九四二年那场大饥荒。尤其是影片尾蒋介石和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的一段对话更发人深省，令人浮想联翩。蒋介石问李培基：河南旱灾饿死多少人?李培基答：政府统计一千零六十二人;蒋再问：实际呢?李答：大约叁百万。两个数字相差近叁千倍。
　　叁千六百万人饿死



　　虽然一九四二年兵祸连连，难以有准确的数字统计，但从李培基口中说出这样两个天上地下的数字，依然匪夷所思。一千零六十二人饿死，搁在战争年代，属于正常不过的数字。叁百万人饿死，无论处于甚么年代，都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数字。自古官场真话少，但国民党的河南政府敢上报一个谁都不能置信的数字，所谓欺上瞒下、上下其手、贪污腐败，都是可想见的。而李培基当着老蒋的面，敢说出接近真相的数字，说明那个年代的官员，还有敢于说真话的人，还有着没有彻底泯灭良心者。无可奈何的是，李培基一类的官员，在民国那个年代凤毛麟角，国民党在时隔七年后，就将大陆拱手让给共产党，跑到台湾去偏安一隅了。

　　听到这段对话，无法不联想起内地上世纪因「大跃进」这样的人祸引发的大饥荒。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是中共向来对外宣称的「叁年自然灾害时期」。但纵观百年气象资料，这叁年可大体称得上「风调雨顺」──小灾当然难免，但大灾根本没有。可就是这叁年，按照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的查证，中国至少饿死了叁千六百万人，而河南作为重灾区，饿死人口大约为这一数字的叁分之一，也就是超过一千万人。但是，比国民党政府还不如的是，中共在毛泽东时期一直对外拍着胸脯宣称中国的粮食足够吃，即使在改革开放后，直到近日，对于这段历史，中共仍然讳莫如深，官方版本的饿死人数更是始终欠奉。

　　迴避不意味不存在

　　一味迴避不代表这段惨痛的历史就不存在。冯小刚说拍完《一九四二》他不会再有盲目的民族自豪感，知耻了!他说，「我的脸在出来前要化化妆，我们这个民族也要像我这张脸一样，需照照镜子，哪怕看着丑，也比煳里煳涂臭美强」，「一个人能够客观地认识自己，这对未来的生活很重要。迴避历史，迴避苦难，并不能代表它不存在。警钟长鸣，以史为鑑，才可能避免悲剧重演」。

　　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冯小刚拍《一九四二》的动机。虽然他一再规劝国人不要过多地联想，但两场相隔不过十七年的大饥荒，由不得人们不做类比。躬身自省，反思过去，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正确前行的前提条件。北京经常批评日本不能正确看待二战中自己扮演的角色，不愿或缺少反省精神，但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对待这场大饥荒，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和六四风波，却从来没有正视，也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意义的认真清算，更不要说反省悔过和道歉赔罪。

　　中国百姓其实是世上最好统治的百姓。即使叁年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如此的大惨剧，却没有任何人揭竿而起。中共不能反省悔过，等同于亏欠人民之后再亏欠，饥荒、文革、六四，好比叁座大山压在中共头上。因果报应迟早会有，这叁笔帐也早晚要清算，中共负重前行，即使没有外力介入，它自己也总有一天会被愈来愈重的历史包袱压垮。真到其时，一切都悔之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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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rrest]

只说电影。

个人感觉，相比投映前创作与发行团队的宣传效果，影片实质的效果逊了一筹。如果用《活着》作参照，《温故一九四二》没有超过，也没有达到。

从个人角度讲，甚至觉得如果从电影在艺术探索和商业运作这两个侧重来说，结合冯小刚导演和发行方宣传的言论与电影自身的考量，有种感觉是《温故一九四二》更侧重于一单生意的成败，所以人文的探索有点水，或者说有点被money主导而沦为宣传噱头的感觉。感觉是整个团队在2亿投资的压力下，为7亿的理想票房的宣传而不遗余力的过度消费其本身的一些正面的严肃思考了。坦率讲，王中军王中磊还指望冯小刚导演继续帮他们从树上摇钱的需求下，这么早就把冯导逼得得拿严肃的人文思考和自己凭借贺岁片积累的人气来做一次直白的押宝性质宣传，既容易露出江郎才尽的捉襟见肘，也让人替冯导将来再做宣传时还有什么噱头能忽悠观众进影院有些许担心。

如果没记错，刘震云的原作是一部三十多页的小说，可以算作一部短中篇甚至长短篇也可以。语言平实，白描，原作就有点强调半纪实的风格，所以电影像白描倒是自然。

通常，这个长度的原创，拍摄一部电影倒是一个合适的长度，但是如果要出一个精益求精有分量的电影，比起厚重的长篇，应该说通常是有些劣势的。《活着》从原创上，提供的底蕴可以通过文字的细节深入人心，也容易改编出充实的剧本。小中篇或者长短篇拍摄讲故事为主的电影，是可以很流畅的，但是在构思加载了人文探索和质疑的电影上，当原创提供的素材，不足以承载那么厚重的思考时，就非常考验编剧和导演自身的积累了。

当然，有了优秀的原创，导演的驾驭能力也是必须的条件。这就是《白鹿原》虽拍出了一点思考，但是仍然未能达到原作深度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张艺谋的《活着》与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有类似的新东方主义的因素导致了获奖的结果，揽下三大电影节的主要奖项。但是两个导演的这两部作品的含金量还是不同的。当驾驭一个宏大背景所以需要叙事节奏与电影主要情节结构能够游刃有余才不会破坏原汁原味的时候，王全安和冯小刚都有一些个人的习惯或者限制显露出来。

当然，张艺谋这一部被禁的《活着》历经种种命运之后，在那之后的年月里，他的电影创作能力和水准，也在广电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和电影复审委员会等机构的层层审核制度之下，相当于做了阉割。不过，这也和年龄和个人经历有关。

其他一些导演，应该算从一开始就被阉割过了。即使探索与体制或人文有关联的题材时，难免变成茶壶里煮饺子那类欲言又止的含沙射影或者指桑骂槐。谈不上褒贬，这就是现在文艺创作的现实。这和高校与教育系统需要用党政或行政管理学术异曲同工，结果可想而知。

冯小刚导演的这部戏，和《集结号》有类似之处，就是性情有余，但就个人的积累和真正的探索来说，一方面讲是还不够深入，从另一方面讲就是因为立场而有些偏颇或者失据。有些情节构造和戏份上的处理，从创作角度来说，简单化了。当然，还是那句话，原创的细节是滋养电影的土壤，当电影改编自非大部头的著作时，对导演自身的见解和思考是很大挑战，影片自然也容易表现出阅读原著时那种激情多过细腻条理的感觉。

个人的评价，不是差，而是和《集结号》类似，算中上的那种平平。像我们说话一样，很多人讲一个道理时，语言的力所不及其实来自对道理本身的理解程度；而导演则会受限于自己对于影片所提问题的探索和见解，当那个想法不是非常透彻如当头棒喝的时候，蒙太奇容易流于堆砌出来的情感表现素材，而不是梳理过的徐徐善诱的讲述那样直指人心。

多说两句，来自不同方向的受众的、有些对于这部影片的人文、社会还有体制思考的不满足，或许来自于对于表达者初衷或者出发点理解的误解。当你知道冯小刚导演的屁股怎样决定了他的脑袋以及他站在哪一个阶级、坐在哪一张板凳上面时，你或许会更知道冯小刚是站在哪个角度替哪一个人群的忧虑的。

 

[Rockman]

饿死人数： 1062与3百万， 两个数字相差近3000倍

就是含沙射影或者指桑骂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