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再轰傅苹美国传奇: 故事漏洞多得像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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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s assh ...
觉得你的思路跟傅苹有得一拼：所以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在普通人眼里，按照常理是不可能的，但她不是普通人。她爹，她爷爷都不是普通人
您老真的没话讲，那年代上美国，日本，法国留学真很不算个大事情，可以公费，家庭条件好的自费也没问题。
BTW你不是要我给你举个例子吗？泥麻，现在这例子又不算了？
要不我把家里亲戚以前上美国大学的材料给您准备一份？
您老不会又说，你这两例子也不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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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麻！ 终于搞明白了：你们家都有钱，比刘文彩的钱多了几百倍
那时候能上的起的多了去了。你的，明白？
你不知道，不代表就是没有，dui吧。
那女的吧，看着就象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人，就那德行。
我不是维护她，我是指出点您老人家说的不恰当的地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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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代的留学
辛亥革命后，中国留学进入民国时期。这一时期的留学深受政治局势的影响，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12~1927，即民国初期与北洋政府时期。这一阶段政局动荡、战事不断，但留学教育在困境中不断发展；第二阶段为1928～1945年，北伐胜利初期，留学教育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留学教育发展趋于缓慢，陷入低潮；第三阶段为1946~1949年，内战爆发后南京政府对留学教育实行紧缩政策，中共则开始向苏联派遣留学生。
从留学的主题来看，从清末洋务运动主导的留学、国防留学、政改留学、到民国已成为多元化的留学现象。而在其中，以学术为主导的留学成为民国时期的最强音。从留学地域上来看，欧洲一直是中国留学稳定的区域，其核心国家是英国、法国和德国；作为中国的近领日本曾经是中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地方；美国则是中国人科学寻梦的国度；而苏联作为政治和军事留学的基地，对我国近现代历史的走向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东渡扶桑：民国时期的日本留学状况
自清朝起，日本一直是我国留学的重要国度。其主要原因，是戊戌变法后兴起研究日本的高潮：“同文同种”的昔日学生，何以变得如此强大？再加之留学日本有路途近、省钱、文字困难少的便利，所以在民国时期掀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但因受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留日情况高潮和低谷交替出现，表现出强烈的波动性。
在留学日本早期，文科一直占要重要的地位，而法政科又在其中为主流。这是因为晚清时期的政治领袖例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在流亡或潜入日本时，积极宣传政治主张和革命学说，客观上促进了留日学生政治意识的发展与强化。而孙中山与黄兴等人更是于 1914 年在日本亲自创办法政学校, 招收中国革命人士, 培养革命干部。
经过民国初年的发展，留日学生专业呈多样化趋势（见表）。随着国民政府发展实业，科技救国意识不断增强，国民政府于1930年通过了《改进全国教育方针》，颁布了相应的留学政策对公费生和自费生的学科选择进行了一定的干预，有意识地加大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比重，同时压缩文科方面的比重。在1930~1936年间，理科留学生为6206人，文科留学生为7758人。虽然理科人数不及文科，但差距已明显缩小，留日学科结构日趋合理化。
1914~1915年留学日本官费生学习科目统计
学科 法政 农 工 商 医 师范 陆军 海军 文 理
人数 110 61 290 62 144 137 22 1 9 17
留日学者在民国时期产生了重大影响，政界和军界是他们纵横捭阖的突出领域，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王若飞、孙中山、宋教仁、黄兴、蒋介石、阎锡山、沈钧儒、汪精卫等。同时学术界也是他们驰骋的舞台，包括鲁迅、郭沫若、钱玄同、夏衍、郁达夫、李叔同等社会名流。可以说，日本在中国留学史上是作为向西方学习的跳板，极方便的给中国人提供了参照。
庚款留学：再启留美航船
在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双方协议，创办清华学堂，并自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同年10月，清政府制定《遣派游美学生规程》，提出应有80%的学生学习工业技术、农学、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机械工程及银行等专业。其余20%学习法律及政治学。在此规程的基础上，外务部和学部拟定了《遣派游美学生大纲》，对留美事务做出具体规定。
从 1909 年到1911 年，三批派赴美国的留学生共计 180 人，其中半数以上来自国内教会学校。同时，从 1909 年开始部分在美的自费留学生也得到庚款的资助。此外，再加上中央各部和地方各省的官费留学生及自费生和华侨子弟，留美的中国学生人数迅速增。1911 年就达到了650人其中官费 207人。
此后，这种形式的留美作为一种制度被固定下来。1934 年录取20名，后来成为世界著名应用力学、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科学家的钱学森，便是其中之一，他于次年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1935 年录取30 名，包括后来的古生物学家杨遂仪，留学耶鲁大学研究院。1936 年录取18 名。抗战期间，再度中断，1943 年美国宣布放弃庚款，清华大学尚有历年结余的庚款基金，并用此资助一部分学生留美，如1944 年录取32 人，次年赴美。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的杨振宁便在其中，他于1948 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粗略估计，庚款留美人员约在3000-~4000 人之间。
民国成立后，留美学生逐年增加，其增长的一个特点是自费生大幅增加。1924 年留美人数为1637人，其中自费生为 1075人，达到66 % 。北洋政府一度担心留美学生过多，将来会使美国文化充斥中国，遂在 1925~1928 年间，把留美学生数控制在2500人左右。1929 年美国爆发严重经济危机，使留美学生数又开始逐年下降，直到 1933 年美国开始走出经济危机，留美人数才又开始回升，1935年为 1443 人，1936 年为1580 人，1937 年为 1733人。
1937 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留学事业再一次受到了冲击，留美人数也骤减，1939 年为1163人，1942 年仅存 987 人。这除了一部分留学生回国抗战的原因外，还与国民政府制定了留学限制的暂行办法直接相关，1938~1941 年，只有 98 人赴美留学。1942 年，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政府开始放宽留学政策。先是废止了留学限制规定，然后在 1944 年举行了英美留学奖学金考试，留美人数开始回升到战前水平，而抗战胜利的 1945 年却只有2 人赴美留学。二战后，美国成为中国留学生的第一选择，迅速掀起新的留美热潮，1946年在美留学人数增至1678人，1947 年为2310人，1948年的美国 48个州，只有3 个州没有中国留学生， 留学生总数达到3914人。
民国期间，赴美留学的途径除庚款外，还有多种方式。如有功于辛亥革命的青年或为对辛亥革命有功人士的子弟。他们出国留学虽由国家提供公费，但不归教育部按一般留学生办理，而由稽勋局按“酬勋”办理，就被称为稽勋留学生。其中有江西的杨杏佛学习实业；江苏的宋子文、安徽的刘式庵学习机械工程；广东的曾广智学习路矿，刘鞠可学习路矿建筑工程，邝辉、余森学习机器，黄云苏专攻文学，赵昱学习政治；四川的任鸿隽专攻化学，王夏学习经济。国民党政府也曾成立“革命功勋子女就学免费审查委员会”，先后派遣黄兴、宋教仁、廖仲恺、范鸿声、吴绶卿等先烈子女出国留学，如1928 年秋瑾之女王灿芝请求公费留美并获准。
自中国人留学美国开始到1949 年，总数超过 5万人，其中有2 万多人进入正规大学读书。所学专业自官费幼童留美开始，一直保持着理工农医类居多的传统，因此，为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培养了最重要的学术队伍，包括梁思成、吴有训、吴大猷、叶企孙、赵忠尧、汤佩松、钱学森、茅以升等著名科学家。同时还有一批著名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包括马寅初、陈达、林语堂、梁实秋、闻一多等，以及一批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包括顾维钧、梁敦彦、蒋梦麟、陶行知、萨本栋、顾毓秀等。
勤工俭学 ——奔向法兰西
民国前的赴法留学生就倡导并实施一种“勤俭留学”的新学风。1912年后，一方面，内许多青年十分向往法国，认为要建立共和国，必须到资产阶级文明的样板——法国留学；另一方面，国内财政紧张，政府无法满足到法国留学的经费要求。为此，1902年就留学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和巴黎大学攻读生物及化学的中国留法第一人李石，在1915 年联合中国教育界人士蔡元培、吴稚晖等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并分别在里昂、北京等地设立分会，为国内有志青年赴法留学做好准备。其后，又在北京成立了“留法预备学堂”。这样在短短几年内，费用只有英美留学生 1/ 3 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达百多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法华工达 10 万多人。为帮助他们学习文化和维护正当权益，巴黎“留法勤工俭学会”分会，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华工掌握各类知识，其中就有以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而知名世界的晏阳初。1916 年，在巴黎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之发展。”
随后，在全国各地设立了 10 多个华法教育会分会，办起了20 多个留法预备学校，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了全国规模的热潮。到 1920 年，留法勤工俭学人数达1600 多人。留法学生中以普通中学生最多，其次是法文预备学校的毕业生，此外还有各类型的大中专生和各种职业的成人。由于学识水平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大多数留学生只能进普通中学和职业学校读书，到大学读书的不多。
20 世纪20 年代，在法国成立了两个中法合作的高等教育机构。一个是由中国教育部出资，1920年在巴黎大学内设立的“中国学院”。学院学生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欧亚各国，旨在传播中国文化,培养中国图书和翻译人才；另一个是由里昂政府无偿提供校舍，中方筹资的“里昂中法大学”，于 1921 年开学 ，1950 年关闭，其宗旨是培养掌握近代科学的高级知识分子。近代中国留法人员的结构和培养与近代中国留日人员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主要是培养了一大批社会贤达和学术界英才，如冼星海、徐悲鸿、巴金、傅雷、邓小平、徐特立等。但相比赴日留学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培养了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一批著名科学家，如姜亮夫、郑毓秀、严济慈、翁文灏、钱三强、熊庆来、童第周等。
民国留欧学生 ——中国学术研究之中坚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虽想资助海外学子，但因财政困窘，只好对官费留学生适当限制，迫使部分留学生打道回府。当人们刚从民国初年的财政困境中缓过气来，又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更深的困境，各省拖欠留学经费司空见惯。然而，“科学救国”成为这一时期许多有志青年的坚定信念，为此，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到欧美留学并完成学业。
早期留英的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对近代中国来说是一次意义深刻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这使得英伦三岛对中国青年充满了魅力。一战后，英国著名学者罗素来华讲学，他所展示的英国科学文化影响了许多青年赴英留学。到1927 年，留英学生达300 人。但导致留英人数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决定归还1922 年以后中国支付它的庚子赔款。两国政府正式成立的“中英庚款董事会”决定，归还的款项作为基金，贷给中国铁路和其他产业，所得利息用于文化教育事业，其中15 %用于向英国派遣留学生。庚款留英的应考者必须是大专以上毕业生，而且毕业后从事科学研究2 年以上，留学专业以理工科为主。庚款留英考试从 1933 年开始，到1946年共举行了9 次，选拔了 193 人赴英留学。在庚款留英的推波助澜下，仅1933 ~1936年，赴英留学人数就达到了500 人。留英人数总体上远低于留法人数，究其原因，一是留英费用较贵，二是入学条件严格，使得不少人望而却步。然而，留英学生表现出“少而精”的特点，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专业程度高且举止优雅的英国式学者，包括为人熟识的丁文江、李四光、钱钟书、徐志摩、傅斯年、朱光潜、金岳霖、费孝通、吕叔湘等，他们回国后大多成为自己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
留学欧洲的另一个重要国家是德国。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开始完全按照德式陆军、用德式装备训练新式军队，北洋军阀中不少军官就留学德国。一战中德国战败，废除了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还与中国签订了自晚清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订立的第一份互利平等邦交协定。这使得具有欣慰和骄傲感的部分中国青年纷纷赴德留学。战后德国马克贬值，物价不高，也成为更多中国人赴德留学的重要因素。到 1923 年，留德生超过500人。20世纪30 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为培养军事人才和倡导工科教育，开始向德国派遣官费留学生。德国政府提出与中国互换留学生，鼓励中国青年到德国留学，这样就又掀起一股留德热。到1937年，留德学生已达700人，其中20 %是官费生，80 %是自费生；50 %学化学、电机和机械，40 %学陆军和医学，10%学文科。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中国中断了向德国派遣留学生的工作。然而，德意志先进的科技和严谨的学风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政治和学术精英，包括张君劢、罗家伦、季羡林、贺麟、叶企孙、赵九章等。
民国时期留学欧洲的国家还应提到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于1920年5月决定建立具有统战性质的莫斯科东方大学，招生对象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的革命青年，目的就是培养革命干部。由于当时的苏联是中国的榜样，而且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都很密切。所以20 世纪20 年代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派人赴苏，由此形成了一股留苏热潮。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东方大学中国部改名为中山大学。1926年中山大学在校生340人，1927年达到800人。到中山大学于1930年关闭止，留学生总数当在千人以上。
由于认识在革命中掌握武装的重要性，中共决定选派一些斗争骨干和起义部队的指挥人员，分批送往苏联进行军事学习和深造。同时通过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从已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并准备回国的学员中，抽选一批转入苏联各个军事院校，“专攻武装斗争需要的军事知识和战术、技术，为新生的我国人民军队培养经过正规教育和训练的军事人才。”1927 年后中国共产党留苏学习军事的人员就由这两部分人组成。培训的苏联军事院校有伏龙芝军事学院、莫斯科步兵学校、列宁格勒军政学院、莫斯科克拉尔炮兵军官学校、航空机械学校等。而国民党因为国共合作分裂，后来停止向苏联派遣留学生。总的来看，民国时期的留苏教育不仅是为中国培养了政治领袖，也同样通过军事教育为中共造就了军事人才，包括刘少奇、任弼时、刘伯承、郑介民、谷正纲、聂荣臻、叶剑英、杨尚昆、蒋经国等。
主要参考论文：张培富《中国近代留学活动的历史走向与化学留学生》
民国时代的留学
辛亥革命后，中国留学进入民国时期。这一时期的留学深受政治局势的影响，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12~1927，即民国初期与北洋政府时期。这一阶段政局动荡、战事不断，但留学教育在困境中不断发展；第二阶段为1928～1945年，北伐胜利初期，留学教育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留学教育发展趋于缓慢，陷入低潮；第三阶段为1946~1949年，内战爆发后南京政府对留学教育实行紧缩政策，中共则开始向苏联派遣留学生。
从留学的主题来看，从清末洋务运动主导的留学、国防留学、政改留学、到民国已成为多元化的留学现象。而在其中，以学术为主导的留学成为民国时期的最强音。从留学地域上来看，欧洲一直是中国留学稳定的区域，其核心国家是英国、法国和德国；作为中国的近领日本曾经是中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地方；美国则是中国人科学寻梦的国度；而苏联作为政治和军事留学的基地，对我国近现代历史的走向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东渡扶桑：民国时期的日本留学状况
自清朝起，日本一直是我国留学的重要国度。其主要原因，是戊戌变法后兴起研究日本的高潮：“同文同种”的昔日学生，何以变得如此强大？再加之留学日本有路途近、省钱、文字困难少的便利，所以在民国时期掀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但因受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留日情况高潮和低谷交替出现，表现出强烈的波动性。
在留学日本早期，文科一直占要重要的地位，而法政科又在其中为主流。这是因为晚清时期的政治领袖例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在流亡或潜入日本时，积极宣传政治主张和革命学说，客观上促进了留日学生政治意识的发展与强化。而孙中山与黄兴等人更是于 1914 年在日本亲自创办法政学校, 招收中国革命人士, 培养革命干部。
经过民国初年的发展，留日学生专业呈多样化趋势（见表）。随着国民政府发展实业，科技救国意识不断增强，国民政府于1930年通过了《改进全国教育方针》，颁布了相应的留学政策对公费生和自费生的学科选择进行了一定的干预，有意识地加大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比重，同时压缩文科方面的比重。在1930~1936年间，理科留学生为6206人，文科留学生为7758人。虽然理科人数不及文科，但差距已明显缩小，留日学科结构日趋合理化。
1914~1915年留学日本官费生学习科目统计
学科 法政 农 工 商 医 师范 陆军 海军 文 理
人数 110 61 290 62 144 137 22 1 9 17
留日学者在民国时期产生了重大影响，政界和军界是他们纵横捭阖的突出领域，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王若飞、孙中山、宋教仁、黄兴、蒋介石、阎锡山、沈钧儒、汪精卫等。同时学术界也是他们驰骋的舞台，包括鲁迅、郭沫若、钱玄同、夏衍、郁达夫、李叔同等社会名流。可以说，日本在中国留学史上是作为向西方学习的跳板，极方便的给中国人提供了参照。
庚款留学：再启留美航船
在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双方协议，创办清华学堂，并自1909年起，中国每年向美国派遣100名留学生。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
同年10月，清政府制定《遣派游美学生规程》，提出应有80%的学生学习工业技术、农学、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机械工程及银行等专业。其余20%学习法律及政治学。在此规程的基础上，外务部和学部拟定了《遣派游美学生大纲》，对留美事务做出具体规定。
从 1909 年到1911 年，三批派赴美国的留学生共计 180 人，其中半数以上来自国内教会学校。同时，从 1909 年开始部分在美的自费留学生也得到庚款的资助。此外，再加上中央各部和地方各省的官费留学生及自费生和华侨子弟，留美的中国学生人数迅速增。1911 年就达到了650人其中官费 207人。
此后，这种形式的留美作为一种制度被固定下来。1934 年录取20名，后来成为世界著名应用力学、航天技术和系统工程科学家的钱学森，便是其中之一，他于次年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1935 年录取30 名，包括后来的古生物学家杨遂仪，留学耶鲁大学研究院。1936 年录取18 名。抗战期间，再度中断，1943 年美国宣布放弃庚款，清华大学尚有历年结余的庚款基金，并用此资助一部分学生留美，如1944 年录取32 人，次年赴美。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的杨振宁便在其中，他于1948 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粗略估计，庚款留美人员约在3000-~4000 人之间。
民国成立后，留美学生逐年增加，其增长的一个特点是自费生大幅增加。1924 年留美人数为1637人，其中自费生为 1075人，达到66 % 。北洋政府一度担心留美学生过多，将来会使美国文化充斥中国，遂在 1925~1928 年间，把留美学生数控制在2500人左右。1929 年美国爆发严重经济危机，使留美学生数又开始逐年下降，直到 1933 年美国开始走出经济危机，留美人数才又开始回升，1935年为 1443 人，1936 年为1580 人，1937 年为 1733人。
1937 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留学事业再一次受到了冲击，留美人数也骤减，1939 年为1163人，1942 年仅存 987 人。这除了一部分留学生回国抗战的原因外，还与国民政府制定了留学限制的暂行办法直接相关，1938~1941 年，只有 98 人赴美留学。1942 年，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政府开始放宽留学政策。先是废止了留学限制规定，然后在 1944 年举行了英美留学奖学金考试，留美人数开始回升到战前水平，而抗战胜利的 1945 年却只有2 人赴美留学。二战后，美国成为中国留学生的第一选择，迅速掀起新的留美热潮，1946年在美留学人数增至1678人，1947 年为2310人，1948年的美国 48个州，只有3 个州没有中国留学生， 留学生总数达到3914人。
民国期间，赴美留学的途径除庚款外，还有多种方式。如有功于辛亥革命的青年或为对辛亥革命有功人士的子弟。他们出国留学虽由国家提供公费，但不归教育部按一般留学生办理，而由稽勋局按“酬勋”办理，就被称为稽勋留学生。其中有江西的杨杏佛学习实业；江苏的宋子文、安徽的刘式庵学习机械工程；广东的曾广智学习路矿，刘鞠可学习路矿建筑工程，邝辉、余森学习机器，黄云苏专攻文学，赵昱学习政治；四川的任鸿隽专攻化学，王夏学习经济。国民党政府也曾成立“革命功勋子女就学免费审查委员会”，先后派遣黄兴、宋教仁、廖仲恺、范鸿声、吴绶卿等先烈子女出国留学，如1928 年秋瑾之女王灿芝请求公费留美并获准。
自中国人留学美国开始到1949 年，总数超过 5万人，其中有2 万多人进入正规大学读书。所学专业自官费幼童留美开始，一直保持着理工农医类居多的传统，因此，为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培养了最重要的学术队伍，包括梁思成、吴有训、吴大猷、叶企孙、赵忠尧、汤佩松、钱学森、茅以升等著名科学家。同时还有一批著名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包括马寅初、陈达、林语堂、梁实秋、闻一多等，以及一批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包括顾维钧、梁敦彦、蒋梦麟、陶行知、萨本栋、顾毓秀等。
勤工俭学 ——奔向法兰西
民国前的赴法留学生就倡导并实施一种“勤俭留学”的新学风。1912年后，一方面，内许多青年十分向往法国，认为要建立共和国，必须到资产阶级文明的样板——法国留学；另一方面，国内财政紧张，政府无法满足到法国留学的经费要求。为此，1902年就留学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和巴黎大学攻读生物及化学的中国留法第一人李石，在1915 年联合中国教育界人士蔡元培、吴稚晖等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并分别在里昂、北京等地设立分会，为国内有志青年赴法留学做好准备。其后，又在北京成立了“留法预备学堂”。这样在短短几年内，费用只有英美留学生 1/ 3 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达百多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法华工达 10 万多人。为帮助他们学习文化和维护正当权益，巴黎“留法勤工俭学会”分会，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华工掌握各类知识，其中就有以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而知名世界的晏阳初。1916 年，在巴黎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之发展。”
随后，在全国各地设立了 10 多个华法教育会分会，办起了20 多个留法预备学校，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了全国规模的热潮。到 1920 年，留法勤工俭学人数达1600 多人。留法学生中以普通中学生最多，其次是法文预备学校的毕业生，此外还有各类型的大中专生和各种职业的成人。由于学识水平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大多数留学生只能进普通中学和职业学校读书，到大学读书的不多。
20 世纪20 年代，在法国成立了两个中法合作的高等教育机构。一个是由中国教育部出资，1920年在巴黎大学内设立的“中国学院”。学院学生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欧亚各国，旨在传播中国文化,培养中国图书和翻译人才；另一个是由里昂政府无偿提供校舍，中方筹资的“里昂中法大学”，于 1921 年开学 ，1950 年关闭，其宗旨是培养掌握近代科学的高级知识分子。近代中国留法人员的结构和培养与近代中国留日人员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主要是培养了一大批社会贤达和学术界英才，如冼星海、徐悲鸿、巴金、傅雷、邓小平、徐特立等。但相比赴日留学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培养了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一批著名科学家，如姜亮夫、郑毓秀、严济慈、翁文灏、钱三强、熊庆来、童第周等。
民国留欧学生 ——中国学术研究之中坚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虽想资助海外学子，但因财政困窘，只好对官费留学生适当限制，迫使部分留学生打道回府。当人们刚从民国初年的财政困境中缓过气来，又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更深的困境，各省拖欠留学经费司空见惯。然而，“科学救国”成为这一时期许多有志青年的坚定信念，为此，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到欧美留学并完成学业。
早期留英的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对近代中国来说是一次意义深刻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这使得英伦三岛对中国青年充满了魅力。一战后，英国著名学者罗素来华讲学，他所展示的英国科学文化影响了许多青年赴英留学。到1927 年，留英学生达300 人。但导致留英人数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决定归还1922 年以后中国支付它的庚子赔款。两国政府正式成立的“中英庚款董事会”决定，归还的款项作为基金，贷给中国铁路和其他产业，所得利息用于文化教育事业，其中15 %用于向英国派遣留学生。庚款留英的应考者必须是大专以上毕业生，而且毕业后从事科学研究2 年以上，留学专业以理工科为主。庚款留英考试从 1933 年开始，到1946年共举行了9 次，选拔了 193 人赴英留学。在庚款留英的推波助澜下，仅1933 ~1936年，赴英留学人数就达到了500 人。留英人数总体上远低于留法人数，究其原因，一是留英费用较贵，二是入学条件严格，使得不少人望而却步。然而，留英学生表现出“少而精”的特点，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专业程度高且举止优雅的英国式学者，包括为人熟识的丁文江、李四光、钱钟书、徐志摩、傅斯年、朱光潜、金岳霖、费孝通、吕叔湘等，他们回国后大多成为自己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
留学欧洲的另一个重要国家是德国。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开始完全按照德式陆军、用德式装备训练新式军队，北洋军阀中不少军官就留学德国。一战中德国战败，废除了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还与中国签订了自晚清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订立的第一份互利平等邦交协定。这使得具有欣慰和骄傲感的部分中国青年纷纷赴德留学。战后德国马克贬值，物价不高，也成为更多中国人赴德留学的重要因素。到 1923 年，留德生超过500人。20世纪30 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为培养军事人才和倡导工科教育，开始向德国派遣官费留学生。德国政府提出与中国互换留学生，鼓励中国青年到德国留学，这样就又掀起一股留德热。到1937年，留德学生已达700人，其中20 %是官费生，80 %是自费生；50 %学化学、电机和机械，40 %学陆军和医学，10%学文科。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中国中断了向德国派遣留学生的工作。然而，德意志先进的科技和严谨的学风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政治和学术精英，包括张君劢、罗家伦、季羡林、贺麟、叶企孙、赵九章等。
民国时期留学欧洲的国家还应提到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于1920年5月决定建立具有统战性质的莫斯科东方大学，招生对象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的革命青年，目的就是培养革命干部。由于当时的苏联是中国的榜样，而且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都很密切。所以20 世纪20 年代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派人赴苏，由此形成了一股留苏热潮。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东方大学中国部改名为中山大学。1926年中山大学在校生340人，1927年达到800人。到中山大学于1930年关闭止，留学生总数当在千人以上。
由于认识在革命中掌握武装的重要性，中共决定选派一些斗争骨干和起义部队的指挥人员，分批送往苏联进行军事学习和深造。同时通过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从已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并准备回国的学员中，抽选一批转入苏联各个军事院校，“专攻武装斗争需要的军事知识和战术、技术，为新生的我国人民军队培养经过正规教育和训练的军事人才。”1927 年后中国共产党留苏学习军事的人员就由这两部分人组成。培训的苏联军事院校有伏龙芝军事学院、莫斯科步兵学校、列宁格勒军政学院、莫斯科克拉尔炮兵军官学校、航空机械学校等。而国民党因为国共合作分裂，后来停止向苏联派遣留学生。总的来看，民国时期的留苏教育不仅是为中国培养了政治领袖，也同样通过军事教育为中共造就了军事人才，包括刘少奇、任弼时、刘伯承、郑介民、谷正纲、聂荣臻、叶剑英、杨尚昆、蒋经国等。
主要参考论文：张培富《中国近代留学活动的历史走向与化学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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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啥面子啊？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blog/fuping7.txt
再说傅苹的谎言和狡辩
·方舟子·
英国《卫报》在2013年2月13日发的第二篇关于傅苹回忆录引起的争议的报
道很下功夫，不仅把我们已发现的问题拿去询问专家和让傅苹解释，而且还新发
现了两处此前我们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一处是傅苹在书中声称孙中山“将我的爷爷和叔公像亲生儿子一样养大”，
在研究孙中山生平的专家质疑这一说法后，傅苹对记者改口说，孙中山是照顾他
们，而不是实际收养他们。报道发表后，傅苹在加拿大人John Kennedy的博客下
面留言，称她的曾祖父是民国烈士傅慈祥，并奇怪专家为何要否认其存在。
http://www.scmp.com/comment/blogs/article/1149921/some-vindication-pin
g-fu-and-malicious-chinese-cyber-trolls?page=all#comments
没有人否认历史上有过傅慈祥这个人，专家否认的是孙中山与傅家存在收养
关系。傅苹有可能是傅慈祥的曾孙女并靠这层关系去美国留学，那么傅家与孙中
山的关系究竟有多密切呢？
傅慈祥是孙中山创建的兴中会的成员，1900年与唐才常成立自立军, 准备在
武汉三镇起事，被张之洞发觉而遇害，史称“自立军起义”或“庚子起事”。傅
慈祥留有两个儿子：傅光培（也叫傅养荪）、傅光植（也叫傅芸荪）（还有一个
儿子傅光祖似乎没有成年）。小儿子傅光植默默无闻，大儿子傅光培则是武汉名
流，写过多篇回忆文章，在《缅怀先父傅慈祥——纪念庚子汉口起事八十周年》
一文中他写道：
“1912年四月，孙中山先生交卸临时大总统职后，莅临首义之区视察，那时
我才十二岁（方舟子按：应是十六岁）。先父同学刘道仁引我去见孙先生，我问
刘怎称呼？刘叫我称大总统。我向孙先生鞠躬称大总统。刘向孙先生介绍：‘这
是傅慈祥的儿子。’孙先生抚摸着我的头亲切地说：‘不要叫我什么总统，叫我
伯伯好了。’孙先生问了我的年龄后，嘱我好好读书，继承父志。”
在傅慈祥牺牲11年后，孙中山才首次见到傅慈祥的儿子，而且连年龄都不知
道，其陌生可知，怎么可能存在收养或近乎收养的关系？孙中山只是客气地要傅
光培叫他伯伯，就被傅光培大书特书，传为佳话（一些文献都提及此事），如果
对傅家子弟有实质性的照顾，例如接济、提携，那更要大肆宣扬了。但是傅光培
却只字不提，说明他与孙中山的关系也就仅限于这一面，没有得到特别的照顾，
更没有被收养。傅光培一直在武汉工作、生活，有一女儿，傅苹的祖父很可能是
傅光植，如果那样的话，他甚至连孙中山的面都没见过。
另一处是傅苹声称在1979年邓小平读了她发表在学生刊物上的文章，她因此
遭到校方的关押、批评。她在书里声称，1979年10所高校文学社的代表计划在北
京聚会，会议在最后一分钟被政府禁止，改由邓小平私下接见与会代表。接见时
代表们人人手里拿着一册傅苹编的《红枫》杂志，邓小平问大家最近在读什么，
一个代表就把《红枫》给了邓小平，然后邓小平就看到了登在上面的大胆文章。
1979年7月，由武汉大学张桦发起，10所大学文学社团代表在北京聚会。张
桦近年来写过回忆文章，接受过采访，对事情的经过叙述甚详
（http://blog.voc.com.cn/blog.php?do=showone&type=blog&itemid=538323 ）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北大、人大、北师大、北京广播学院、南大、武大、吉大、杭
大、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十所高校的15个人，会议在张桦家举行，官方并无干预，
后来他们还去见了文艺界领导陈荒煤。与会代表并无傅苹所在的江苏师院的人，
邓小平也没有接见与会代表。傅苹说邓小平接见是她听人说的，问题是除了她，
有关这次会议的回忆没有别人这么说过。邓小平接见并阅读她的文章更可能也是
她做的美梦。
这次会议后，这十所高校的文学社以及后来加入的南开大学、杭州师大、贵
州大学文学社共13所文学社联合出版了学生文学刊物《这一代》，只出了创刊号
就被官方叫停。傅苹声称《这一代》登了她的文章。但是查《这一代》的目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9293-403821.html ），里面并无傅苹说
的文章。实际上，《这一代》激怒高层的，是里面的两首诗：王家新《桥》和叶
鹏《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与傅苹或其文学社没有关系。
傅苹声称她主编的《红枫》杂志很出名，但是和她同时在同一个系读书并且
也有自己的文学社团的程映虹教授却没有听说过这份杂志。傅苹辩解说是因为那
是一份地下杂志，所以别人不知道。但是她又说其他学校的文学社代表人手一册
这份“地下杂志”，难道只是在本校地下，到校外就跑地上了？
现在已发现的傅苹回忆录的虚假不实之处已有十几处，其回忆录出版商声称
这些只是小错误，以后要改正。实际上这些都是重大的、关键性的错误，如果真
的都要改正的话，她那部回忆录得全盘重写，而且将变得没有那么励志。一个习
惯性说谎的人，是事无巨细都忍不住要说假话的，其书中的虚假不实之处绝不止
这些，也不限于只是其国内的经历造假，其在美国的经历也同样造假，以后我还
会一一指出。
2013.2.15
(XYS20130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