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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东四二条
社会转型期，各种问题积重难返，收入分配不均，官员贪腐，环境污染，弱势群体的民生亟待保障，而传统体制常显疲惫，人心思变。这是个需要英雄的时代，也容易泥沙俱下，产生莽夫甚至独夫。
薄熙来出事后，有人欢呼恶有恶报，也有人惋惜，觉得他毕竟是一个能为老百姓做点实事的人。
他 是为人民谋幸福吗？薄熙来搞“五个重庆”（森林重庆、健康重庆、平安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重庆的马路、街道变宽了，建筑物新而气派，居民住房条件 有显著改善。重庆这几年大兴大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是钱从哪儿来？显然，以重庆的经济实力和财政规模，远远支撑不了薄熙来的雄心壮志。于是，建设“五个重 庆”，就只能大举借债，竭泽而渔。这就相当于把几代重庆人的钱，放在薄熙来任上的几年中全部花光。这样爆发式发展带来的后果，将逐渐为现在、尤其是后来的 重庆人所感受到，这也正如今日之大连的“还钱财政”。冷静的学者如童大焕先生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钱从哪里来？是转移支付？还是致命的透支？抑或是以打 黑名义进行的黑打敛财？只要钱的来路查清，城建‘奇迹’的来龙去脉就全部清楚了。”
为政一方不能只图外表的光鲜，更得考虑地方的 可持续发展，不能抽干地方的血脉，为自己妆扮精气神，却留下一个大窟窿让后任弥补。新一届重庆市委表示：“低调实干、少说多干、敢于担当、持之以恒”，提 示重庆的建设和改革不会因人兴废，需要的是不止一任政府的长期艰巨努力。
他是代表工人、农民、市民，打击“新兴资产阶级”，为人 民分好蛋糕、实现均富吗？但愿苍生俱饱暖，这是历代政治家的抱负。但我们吃过“大锅饭”导致全民皆贫的苦头，所以在改革初期鼓励非公经济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又下决心推进国企改革，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主张。随着国力的增强和社会新变化，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 更加注重公平。这是切合中国国情的负责任的态度。在生产力水平尚不够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即兑现共同富裕，鼓动民粹追究企业家的“原罪”，是杀鸡取 卵，是蛊惑人心的政治投机。薄熙来、王立军的“打黑”在实际运作中变形为“黑打”，变成对私营企业的劫掠，影响所及，加剧了企业家向海外移民的趋势。
一些私营企业的非法收入，需要依法治理，但不是搞得企业界人人自危、鸡飞蛋打。那不是分蛋糕，而是砸烂蛋糕店，是赤贫闹革命，是痞子运动。
他 抓治安、惩治犯罪，社会秩序大为好转，让人民群众增加了安全感？法家的严刑峻法，收效快，但人民付出的代价也大。还是问问那些因为发了几条微博就被劳教的 公民吧，他们会告诉你街头的整齐划一并不能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更不要说依法监督政府的权利。王立军在重庆搞“大情报”，扬言12分半钟内将全国人口查一 遍，对重点人口进行GPS定位，这不就是《1984》吗？重庆一位法务人员说：“百姓们只看到地痞流氓少了，没感到自己随时可能因一点小事会被抓去坐牢、 劳教，甚至被搞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等他自己感觉到这种危险降临时，已经晚了！”
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新闻媒体在薄王治下，必须夹 起尾巴做人，不能乱说乱动。王立军不是有个霸气侧漏的“双起”论吗？“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 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去法院起诉记者，公安机关起诉报社。”
至于薄王让公检法联合办案，而不允许相互制约，与律师为敌，他们办理的案件不容律师置喙，律师“眨眼”就等于唆使作伪证，更是路人皆知，不复赘述。一个政治家，与新闻界、知识界和法律界为敌，恐怕是与历史和文明背道而驰的。
他 是“红二代”，唱传讲读，特别是唱红歌，让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全城争发红段子、排场浩荡的红歌大会，这种形式主义到底能起多大正面作用，是否浪费公帑， 就不用讨论了吧。实际上，运动式铺天盖地的“唱红”，唤起了过来人温馨也夹杂着恐怖的记忆。“红歌”中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奋斗牺牲，不也链接着“文革”时期 “红卫兵”造反派的戴高帽、阴阳头、喷气式吗？
《资本论》翻译者王亚南先生，1969年在上海病榻上，听着窗外造反派红歌的喧嚣 说：“上海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巴。”“我并不怕死，只是想在死以前看一看这出戏的结局，看一看几个丑角的下场，否则，我死不瞑目。”我们比王亚南先 生幸运，从济南中院、合肥中院、成都中院的三场审判，见证了一群冠冕堂皇的骗子们的下场。
从薄熙来身上，不禁想起革命导师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论断：巨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第一次是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闹剧出现。什么是闹剧？就是以笑为手段，对丑进行的一种鞭挞。
拿 破仑一代英雄，而他的侄子却是个流氓气十足的政治暴发户，德薄者居高位，不仅会播恶于世，自身也易陷入危境。小波拿巴在发迹的过程中，时不时地搞一些“屌 丝的逆袭”，或曰“政治奇袭”。他的施政无逻辑性、无连续性，完全是个人一时的兴之所至，官场同僚不知道他下一张牌会出什么。他自以为在创造历史，却又极 度不自信，把一帮爪牙安插在政府各部门，构成一个严密的秘密情报网和监视网，让体制内的每个人都缺少安全感。薄王也在干部队伍内部，玩起窃听等非程序和非 法手段。1927年上海地下党时期，周恩来同志组建中央特科时，郑重规定：禁止党内斗争中搞侦查。这是鉴于苏联“契卡”在列宁去世后深陷联共（布）党内斗 争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可贵的清醒。如果听任薄王无视党纪国法，恣意妄为，就是自毁长城。
小人物的偏执，只是一种个人精神症状；但掌握公权的人不可理喻，则会让公众和社会为他的疯狂付出沉重代价。
比 他更严重的贪官还有很多啊，为什么偏对他兴师问罪？对他的经济犯罪，济南法院自会依法斟酌量刑。他跟一般的贪官、鸡鸣狗盗之徒的不同之处在于，利用掌握的 公权，特别是王立军的警力为看家护院，生杀予夺，予取予求。他以为人民做实事的面貌出现，一旦窃取了更大权力，将有可能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黑帮化，为所 欲为，祸害更烈。
由于薄在重庆一手遮天，公众对他的认知和他的实际为人和为政，信息不对称。今天一些底层人士在网上和私下场合， 感念薄的放言和小恩小惠，不妨给予深切的理解。他们的个人生活存在诸多烦恼和困窘，把对共产党人的一腔信任，对人民政府的殷切期待，所托非人。薄看到了社 会转型期存在的种种问题，但他开错了药方，更是把这些问题作为实现个人野心的阶梯。
当年希特勒也是靠解决德国战后就业和经济不景气问题，靠选举上台，并且一度营造了似乎万民拥戴的精神氛围。但他欺骗了德国人民，辜负了人民的善良，给伟大的德意志文化带来毁灭性的摧残。
薄的问题处理完，党和政府还要花更大的精力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民生问题。不能给底层民众以生活的安全感、社会的温暖感，难免还会有野心家借题发挥，兴风作浪。
解 决社会转型期种种问题，只有坚持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的道路，除此别无选择。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 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薄熙来事件后的郑重选择。
济南中院的审理即将开始，对于曾在薄王淫威下受屈的公民来说，对于关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的人们来说，噩梦已经过去，坚冰正在融化。
东四二条
社会转型期，各种问题积重难返，收入分配不均，官员贪腐，环境污染，弱势群体的民生亟待保障，而传统体制常显疲惫，人心思变。这是个需要英雄的时代，也容易泥沙俱下，产生莽夫甚至独夫。
薄熙来出事后，有人欢呼恶有恶报，也有人惋惜，觉得他毕竟是一个能为老百姓做点实事的人。
他 是为人民谋幸福吗？薄熙来搞“五个重庆”（森林重庆、健康重庆、平安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重庆的马路、街道变宽了，建筑物新而气派，居民住房条件 有显著改善。重庆这几年大兴大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是钱从哪儿来？显然，以重庆的经济实力和财政规模，远远支撑不了薄熙来的雄心壮志。于是，建设“五个重 庆”，就只能大举借债，竭泽而渔。这就相当于把几代重庆人的钱，放在薄熙来任上的几年中全部花光。这样爆发式发展带来的后果，将逐渐为现在、尤其是后来的 重庆人所感受到，这也正如今日之大连的“还钱财政”。冷静的学者如童大焕先生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钱从哪里来？是转移支付？还是致命的透支？抑或是以打 黑名义进行的黑打敛财？只要钱的来路查清，城建‘奇迹’的来龙去脉就全部清楚了。”
为政一方不能只图外表的光鲜，更得考虑地方的 可持续发展，不能抽干地方的血脉，为自己妆扮精气神，却留下一个大窟窿让后任弥补。新一届重庆市委表示：“低调实干、少说多干、敢于担当、持之以恒”，提 示重庆的建设和改革不会因人兴废，需要的是不止一任政府的长期艰巨努力。
他是代表工人、农民、市民，打击“新兴资产阶级”，为人 民分好蛋糕、实现均富吗？但愿苍生俱饱暖，这是历代政治家的抱负。但我们吃过“大锅饭”导致全民皆贫的苦头，所以在改革初期鼓励非公经济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又下决心推进国企改革，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主张。随着国力的增强和社会新变化，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 更加注重公平。这是切合中国国情的负责任的态度。在生产力水平尚不够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即兑现共同富裕，鼓动民粹追究企业家的“原罪”，是杀鸡取 卵，是蛊惑人心的政治投机。薄熙来、王立军的“打黑”在实际运作中变形为“黑打”，变成对私营企业的劫掠，影响所及，加剧了企业家向海外移民的趋势。
一些私营企业的非法收入，需要依法治理，但不是搞得企业界人人自危、鸡飞蛋打。那不是分蛋糕，而是砸烂蛋糕店，是赤贫闹革命，是痞子运动。
他 抓治安、惩治犯罪，社会秩序大为好转，让人民群众增加了安全感？法家的严刑峻法，收效快，但人民付出的代价也大。还是问问那些因为发了几条微博就被劳教的 公民吧，他们会告诉你街头的整齐划一并不能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更不要说依法监督政府的权利。王立军在重庆搞“大情报”，扬言12分半钟内将全国人口查一 遍，对重点人口进行GPS定位，这不就是《1984》吗？重庆一位法务人员说：“百姓们只看到地痞流氓少了，没感到自己随时可能因一点小事会被抓去坐牢、 劳教，甚至被搞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等他自己感觉到这种危险降临时，已经晚了！”
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新闻媒体在薄王治下，必须夹 起尾巴做人，不能乱说乱动。王立军不是有个霸气侧漏的“双起”论吗？“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 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去法院起诉记者，公安机关起诉报社。”
至于薄王让公检法联合办案，而不允许相互制约，与律师为敌，他们办理的案件不容律师置喙，律师“眨眼”就等于唆使作伪证，更是路人皆知，不复赘述。一个政治家，与新闻界、知识界和法律界为敌，恐怕是与历史和文明背道而驰的。
他 是“红二代”，唱传讲读，特别是唱红歌，让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全城争发红段子、排场浩荡的红歌大会，这种形式主义到底能起多大正面作用，是否浪费公帑， 就不用讨论了吧。实际上，运动式铺天盖地的“唱红”，唤起了过来人温馨也夹杂着恐怖的记忆。“红歌”中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奋斗牺牲，不也链接着“文革”时期 “红卫兵”造反派的戴高帽、阴阳头、喷气式吗？
《资本论》翻译者王亚南先生，1969年在上海病榻上，听着窗外造反派红歌的喧嚣 说：“上海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巴。”“我并不怕死，只是想在死以前看一看这出戏的结局，看一看几个丑角的下场，否则，我死不瞑目。”我们比王亚南先 生幸运，从济南中院、合肥中院、成都中院的三场审判，见证了一群冠冕堂皇的骗子们的下场。
从薄熙来身上，不禁想起革命导师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论断：巨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第一次是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闹剧出现。什么是闹剧？就是以笑为手段，对丑进行的一种鞭挞。
拿 破仑一代英雄，而他的侄子却是个流氓气十足的政治暴发户，德薄者居高位，不仅会播恶于世，自身也易陷入危境。小波拿巴在发迹的过程中，时不时地搞一些“屌 丝的逆袭”，或曰“政治奇袭”。他的施政无逻辑性、无连续性，完全是个人一时的兴之所至，官场同僚不知道他下一张牌会出什么。他自以为在创造历史，却又极 度不自信，把一帮爪牙安插在政府各部门，构成一个严密的秘密情报网和监视网，让体制内的每个人都缺少安全感。薄王也在干部队伍内部，玩起窃听等非程序和非 法手段。1927年上海地下党时期，周恩来同志组建中央特科时，郑重规定：禁止党内斗争中搞侦查。这是鉴于苏联“契卡”在列宁去世后深陷联共（布）党内斗 争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人可贵的清醒。如果听任薄王无视党纪国法，恣意妄为，就是自毁长城。
小人物的偏执，只是一种个人精神症状；但掌握公权的人不可理喻，则会让公众和社会为他的疯狂付出沉重代价。
比 他更严重的贪官还有很多啊，为什么偏对他兴师问罪？对他的经济犯罪，济南法院自会依法斟酌量刑。他跟一般的贪官、鸡鸣狗盗之徒的不同之处在于，利用掌握的 公权，特别是王立军的警力为看家护院，生杀予夺，予取予求。他以为人民做实事的面貌出现，一旦窃取了更大权力，将有可能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黑帮化，为所 欲为，祸害更烈。
由于薄在重庆一手遮天，公众对他的认知和他的实际为人和为政，信息不对称。今天一些底层人士在网上和私下场合， 感念薄的放言和小恩小惠，不妨给予深切的理解。他们的个人生活存在诸多烦恼和困窘，把对共产党人的一腔信任，对人民政府的殷切期待，所托非人。薄看到了社 会转型期存在的种种问题，但他开错了药方，更是把这些问题作为实现个人野心的阶梯。
当年希特勒也是靠解决德国战后就业和经济不景气问题，靠选举上台，并且一度营造了似乎万民拥戴的精神氛围。但他欺骗了德国人民，辜负了人民的善良，给伟大的德意志文化带来毁灭性的摧残。
薄的问题处理完，党和政府还要花更大的精力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民生问题。不能给底层民众以生活的安全感、社会的温暖感，难免还会有野心家借题发挥，兴风作浪。
解 决社会转型期种种问题，只有坚持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的道路，除此别无选择。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 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薄熙来事件后的郑重选择。
济南中院的审理即将开始，对于曾在薄王淫威下受屈的公民来说，对于关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的人们来说，噩梦已经过去，坚冰正在融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