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加强处理东亚事务的能力
中国是一个领土大国，人口大国，历史文化大国，现在国民总产值排行世界第六，也可以算是一个经济大国了。不但在东亚是大国，在世界上也是这个位置。
1974年中美建交，当时的很多条件都不太乐观，中国已经能够从一个世界大国的立场出发，对以后的世界走势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可以说不卑不亢，沉着冷静。所做出的选择，不但符合民族的利益，对世界和平也有长远的贡献。今天的中国，已经从一个自然条件的大国变成了一个能力的大国，发展的大国，是很多国际友人所看好的，因此，今天的中国，就没有理由凡事都表现得很琐碎，处处都打着小九九。中国应该在东亚发挥一个有作为的大国的主导作用，力争为东亚地区人民多作一些贡献，给本地区带来更大的繁荣和稳定。
关于新加坡和香港
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这就是我们发展国际关系的准则。只要愿意和我们谈的，愿意交流的，都是我们的朋友，谈得多的是老朋友，谈得深的是好朋友。就是要广交朋友，用这个态度去和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交流和合作。几十年来我们坚持了这样的态度，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以后还要坚持下去。
改革开放不久，我们就提出向亚洲四小龙学习。请新加坡来作老师。新加坡面积不大，算是一个小老师，小老师敢教大学生，就很令人佩服。一些年下来，我们学会了不少原来不懂的东西。应该说这个小老师也是个好老师。我们就是不搞师道遵严那一套，也还是要尊师重教的。对老师的辛苦是要重重感谢的。这一点一定要提出来，作为判断中新关系的出发点，新加坡在中国最需要的时候给予了珍贵的帮助，是负责任的。深层次的友好交流和合作，是中新关系的实质，其他的都是枝节。
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加强了，和东南亚国家的交流也加强了，近距离接触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相互之间出现一些不适应，不要紧。只要我们有共同发展的良好愿望，就都能解决好。现在我们掌握了更多的国际社会的知识，又有一大批的专门人才，什么道理都可以搞清楚，什么事情都可以处理好。
我们对于香港一直就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的方针。这既是承诺，也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现在实现香港回归祖国已经六年了，我们向实现全民族最终统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民族自尊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人民是满意的。六年来香港总的情况也是令人满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驻扎在那里，代表着国家的主权。“一国”看来没有大的问题了，需要加强的是“两制” 和保持香港活力的问题。所谓“两制”，就是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内地和 香港在社会制度上互不干涉，而且五十年不变。对于这一点，我们有足够的诚意和决心。现在一些人总担心我们企图改变香港的制度，是没有根据的。也说明我们的宣传还不够，中华民族实现完全统一的长远目标还没有被充分地了解。
当然，“两制”并不是没有来往，还有一个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管理关系。如何让两个制度下的管理往来活动都严格符合“两制”的要求，有很多技术细节需要探索。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努力都是为了理顺这个不寻常的管理关系，丝毫没有干涉香港社会制度的目的。
保持香港的经济活力也是一个大问题。牵涉的比较多，而且会随时变化。有时好一点，有时差一点，实行市场经济就是有机遇，也有风险。香港在这些方面比我们经验多。总之，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主张发挥香港政府和人民的积极性，现在内地到处都搞了改革，就是把条件给你，让你自己去发展。我们近些年的经验主要也就是这一条。香港的自身条件比内地好得多，不要向国家缴税，还有内地这个大舞台，长远来看前途是很光明的。
中国要在东亚有所作为，就首先要处理好和新加坡的关系，处理好内地和香港的关系。都要从大处着眼，从长远目标着眼。不但要胸怀坦荡，还要善于总结共同利益，发展共同利益。这方面的能力还要提高。
关于克拉运河
中国现在有能力搞一些大的工程。要争取使克拉运河成为中泰两国间的合作。如果由于国际竞争不能实现这个目的，那就不是一个战略问题，而是一个投资问题。就是战略问题，也完全是从中国的根本利益和本地区的繁荣发展出发来作决策，而不是其他别的原因。
关于日本
日本政府不能对侵华战争作彻底的反省，不意味着要限制中日交流，相反我们要一如既往的扩大和日本官方和民间的各种交流。只不过日本政府不反省，中国就不能考虑亚洲经济有两个发动机的情况，就只能按照只有一个发动机来考虑。具体讲，就是要继续大力改善投资环境，保持7-9%的经济增长率，系统性的将日本的经济增长压缩在0%左右，把日本的企业和资金都吸引过来。中国有这个能力。当然，双发动机或许会快一些，轻松一些，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中国不可能再为军国主义作任何铺垫。
中国是一个领土大国，人口大国，历史文化大国，现在国民总产值排行世界第六，也可以算是一个经济大国了。不但在东亚是大国，在世界上也是这个位置。
1974年中美建交，当时的很多条件都不太乐观，中国已经能够从一个世界大国的立场出发，对以后的世界走势发挥主导性的作用，可以说不卑不亢，沉着冷静。所做出的选择，不但符合民族的利益，对世界和平也有长远的贡献。今天的中国，已经从一个自然条件的大国变成了一个能力的大国，发展的大国，是很多国际友人所看好的，因此，今天的中国，就没有理由凡事都表现得很琐碎，处处都打着小九九。中国应该在东亚发挥一个有作为的大国的主导作用，力争为东亚地区人民多作一些贡献，给本地区带来更大的繁荣和稳定。
关于新加坡和香港
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这就是我们发展国际关系的准则。只要愿意和我们谈的，愿意交流的，都是我们的朋友，谈得多的是老朋友，谈得深的是好朋友。就是要广交朋友，用这个态度去和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交流和合作。几十年来我们坚持了这样的态度，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以后还要坚持下去。
改革开放不久，我们就提出向亚洲四小龙学习。请新加坡来作老师。新加坡面积不大，算是一个小老师，小老师敢教大学生，就很令人佩服。一些年下来，我们学会了不少原来不懂的东西。应该说这个小老师也是个好老师。我们就是不搞师道遵严那一套，也还是要尊师重教的。对老师的辛苦是要重重感谢的。这一点一定要提出来，作为判断中新关系的出发点，新加坡在中国最需要的时候给予了珍贵的帮助，是负责任的。深层次的友好交流和合作，是中新关系的实质，其他的都是枝节。
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加强了，和东南亚国家的交流也加强了，近距离接触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相互之间出现一些不适应，不要紧。只要我们有共同发展的良好愿望，就都能解决好。现在我们掌握了更多的国际社会的知识，又有一大批的专门人才，什么道理都可以搞清楚，什么事情都可以处理好。
我们对于香港一直就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的方针。这既是承诺，也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现在实现香港回归祖国已经六年了，我们向实现全民族最终统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民族自尊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人民是满意的。六年来香港总的情况也是令人满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驻扎在那里，代表着国家的主权。“一国”看来没有大的问题了，需要加强的是“两制” 和保持香港活力的问题。所谓“两制”，就是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内地和 香港在社会制度上互不干涉，而且五十年不变。对于这一点，我们有足够的诚意和决心。现在一些人总担心我们企图改变香港的制度，是没有根据的。也说明我们的宣传还不够，中华民族实现完全统一的长远目标还没有被充分地了解。
当然，“两制”并不是没有来往，还有一个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管理关系。如何让两个制度下的管理往来活动都严格符合“两制”的要求，有很多技术细节需要探索。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努力都是为了理顺这个不寻常的管理关系，丝毫没有干涉香港社会制度的目的。
保持香港的经济活力也是一个大问题。牵涉的比较多，而且会随时变化。有时好一点，有时差一点，实行市场经济就是有机遇，也有风险。香港在这些方面比我们经验多。总之，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主张发挥香港政府和人民的积极性，现在内地到处都搞了改革，就是把条件给你，让你自己去发展。我们近些年的经验主要也就是这一条。香港的自身条件比内地好得多，不要向国家缴税，还有内地这个大舞台，长远来看前途是很光明的。
中国要在东亚有所作为，就首先要处理好和新加坡的关系，处理好内地和香港的关系。都要从大处着眼，从长远目标着眼。不但要胸怀坦荡，还要善于总结共同利益，发展共同利益。这方面的能力还要提高。
关于克拉运河
中国现在有能力搞一些大的工程。要争取使克拉运河成为中泰两国间的合作。如果由于国际竞争不能实现这个目的，那就不是一个战略问题，而是一个投资问题。就是战略问题，也完全是从中国的根本利益和本地区的繁荣发展出发来作决策，而不是其他别的原因。
关于日本
日本政府不能对侵华战争作彻底的反省，不意味着要限制中日交流，相反我们要一如既往的扩大和日本官方和民间的各种交流。只不过日本政府不反省，中国就不能考虑亚洲经济有两个发动机的情况，就只能按照只有一个发动机来考虑。具体讲，就是要继续大力改善投资环境，保持7-9%的经济增长率，系统性的将日本的经济增长压缩在0%左右，把日本的企业和资金都吸引过来。中国有这个能力。当然，双发动机或许会快一些，轻松一些，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中国不可能再为军国主义作任何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