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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读者网】联合国专家和中国学者周四（7月10日）说，中国在全球消除贫穷方面可能是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但许多问题仍然存在，包括为数以千万计的农村穷人找工作。
BBC报道，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2003年人文发展报告书》指出，在1990年代，中国赤贫者数目减少了1.5亿人。 根据这份报告，在中国每天生活费不到一美元的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33%减少到2000年的16%。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顾问博厄斯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在这方面的“显著成功”，不仅与它的快速经济增长有关，也与政治意向和政策改革有关。 他说，在未来中国消除贫穷的工作需要更多从下而上的的方法，只有在底层的人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和如何做。
贫穷和失业
中国官员承认，17.5%的农村人口即1.4亿人仍然生活在贫穷之中，即每天的生活费不到一美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培林说，中国政府希望到2010年能够把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9%。 但他承认，城市的贫困人口却没有统计数字。据估计有大约3,000万城市人口出现“经济困难”。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顾问博厄斯也提到中国严重的劳工失业和下岗问题，当局需要正视。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资料，截至2002年底，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4％。据预测，城乡每年新增劳动力近年将升至高峰，加上现有城镇下岗失业人员，每年城镇需安排就业的人员达2,200多万，而新增就业岗位近年一直在800万个左右，劳动力供大于求，年度岗位差额达1400万个。
同时，农村还有1.5亿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城乡就业压力并存。截至2002年末，国有企业下岗职工410万人，而再就业率为26.2％
上官天乙点评：BBC上面的照片，在我们富裕发达的温哥华也能很容易拍到。我家附近的大超市旁边，就有一个这样的乞丐，我经常把买东西找回的零钱给他。当然，温哥华的乞丐生活水准可能比中国高得多，但是中国自古就有专门以乞讨为业的“丐帮”存在，有人还以此为“致富”的门径。
可见即使十分简单的一种社会现象，也不可简单地一概而论。扶贫、失业更是如此，有可能出现拆东墙补西墙。因此在正视扶贫成绩的同时，不可忽视残留的老问题和连带产生的新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即便是失业者，毕竟通常能维持每天的生活费在一美元以上，不再“赤贫”。
比较起来看，印度过去十年也有百分之四点四的温和增长，但赤贫人口却几乎未见减少。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称，亚洲有近七亿七千万人赤贫人口，其中二亿在中国、三亿五千万在印度。而中国共有十三亿人口，印度十亿。
只看到成绩或者只看到问题都是偏见。成绩通常是说明过去的，问题不解决，则必然持续到现在和将来。过去的成绩又可以提供进一步解决问题的信心、资源和手段。
参考1：上海乞丐收入不亚于白领
NEWS.SOHU.COM2003年07月11日01:46东方网-新闻晨报 时下，随着收容遣送办法的修改，街头乞丐再也不会因乞讨而被千里迢迢送回家，有关部门也无法使用强制性措施对其处理。不过，随着乞丐的逐日增多，城市的容貌也正被渐渐侵蚀。如何在收容遣送之外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城市管理，无疑是出现在管理部门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当晨报记者历时数日跟踪采访后发现，乞丐群在上海正有蓄势生根的趋势。
申城乞丐越来越多
细心的上海人会发现，最近一个时期内，身边的乞丐逐渐多了起来。在山东中路和广东路路口一家公司工作的董小姐就深有体会。她每天上下班，都是乘地铁二号线往返于公司和位于静安寺附近的家。2个月前，路上还只能遇到2个乞丐，一个是残疾的十几岁少年，经常出现在静安寺地铁站，另一个是老年妇女，行乞位置在河南中路地铁站。心地善良的董小姐经常把兜里的零钱施舍给他们，换来几声道谢。但现在董小姐如果想施舍，就要给5个乞丐了。每天董小姐从居住的小区出来，就能在路边看到一个光头的中年男子，往前走，还有一个卖唱的盲人，接着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可怜得好像没有人给点钱就马上要饿死了一样……和董小姐看到的差不多，王先生也向晨报记者反映，他每天都要经过人民广场，现在乞丐比以前多了，对于熟悉这里环境的王先生来说，很明显是来了新的乞丐。在记者的调查中，发现五角场、铁路上海站、漕河泾等地带均有乞丐增多的现象。对于这些沿路乞丐，以往是由有关部门按照《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处理的，但这个《办法》就要取消了，一时间，乞丐的管理问题就成了盲区死角，那么，现在的乞丐怎么“享受”新的“待遇”呢？晨报记者对“占据”人民广场和南京路步行街一带的乞丐进行了深入调查。
行动有规律
朝7晚9，打车往返7月9日，九江路与人民广场的过道处，一个双腿曲在背上的残疾少年正在乞讨。他自称明明，记者已经观察了他一个星期，和他“混”得蛮熟。几乎每天早上7时，都可以看见他准时从复兴东路上的一家招待所门口出现。接着，一名20多岁年轻男子会用自行车载他到复兴东路光启路路口，然后再喊上一辆出租车，将其送到人民广场附近，趁着行人稀少，明明会将变形的双腿轻松地绕到脖子后，在自己的地盘上放上一个铁碗。为了刺激行人施舍的欲望，明明会从自己的包里拿出各种面值的硬币，胡乱地撒在铁碗周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撒下诱饵”。可能当天的收入并不理想，这天晚上明明直到10时才收起铁碗，一步一步地挪向路边等待的出租车。10时半，明明乘坐的出租车停在早上上车的地方。10分钟之后，又是早上那名男子将明明接回了招待所。在对十几个乞丐的观察中，记者发现很多乞丐都是早上7时左右来到行乞地点，晚上9时收工，其中不乏打的往返之人。
地盘分得明，手段花样多明明告诉记者，行乞是要分地盘的，本来常常是用打架决定地盘的归属，可现在能要钱的地方是要轮流“坐庄”，一般一个月一“换岗”，乞丐之间倒也相安无事，因为大家觉得比较公平。明明的“邻居”也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不像明明那样，靠装出可怜相赢得同情心乞讨，而是把自己装扮成失学的学生，花点小钱办张学生证，然后请人写份失学经过书，放在面前博取过路人的同情，每天获得的“利润”比明明要高出很多。当然也有在地铁里装成聋哑孩子的乞丐，咿咿呀呀得连比带划向人乞讨，效果也不错。总之，翻来覆去的花样离不开一个宗旨，就是靠同情得到钱。
白天工作忙，晚上住旅馆年过半百的老冯和老伴本来也是人民广场的乞丐，自从地盘“换岗”给明明之后，两人就从人民广场一带的地面转移到地铁站，两个人一个装瘸腿，一个装瞎子，一前一后匍匐在台阶上。与明明的打的“上下班”不同，他们从来都是一前一后地走回住处，那是一处弄堂深处的小型旅馆，每天的费用是30元的单人房。每天的23时，地铁停止运营的同时，也是他们一天乞讨结束的时候。
每天有200元进账
昨日下午3时，当记者遇到14岁的亮亮时，他正在九江路通往人民广场的临时通道上行乞。他说，他是近日同“叔叔”两人一起从农村老家到达上海的，当时“叔叔”说上海“很容易赚钱”。说这些话时，他那明亮的双眼始终盯着地上的铁皮罐，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叔叔说这里有很多老乡。”亮亮自言自语说：“昨天，我在这附近就遇到两个小伙伴，问候之后才知道都是安徽老乡。”在记者的再三询问下，亮亮承认说自己以前不认识那个“叔叔”。当时他到自己家来，父母得到一笔钱后，就让他随“叔叔”一起来到了上海。与他同行的还有其他残疾小孩，然后“叔叔”教他们多找女性行乞，而且尽量采取“死缠烂打”招数，目标心慈手软多半会掏钱。在“培训”之后，他们分区域行乞。记者粗略地计算了一下，在不到半个小时里，亮亮的铁皮罐里已经增加了十几元，很多行人都是直接将1元硬币扔入罐内，夹杂着少许角币，甚至有人直接放入5元的纸币。据知情人士透露，运气好的乞丐每天能有200元进账，如果遇到“五一”、“十一”长假，这个数字会更多，和白领的收入不相上下。而在复兴东路与四牌楼路交叉路口附近，一对中年夫妇相互搀扶着乞讨，男子的双眼已经完全失明。这对夫妇不愿过多谈起自己的事情，只是说他们一行数人在上海，每天分头行动，老家是河南农村的，现在趁农闲时间出来转转。同时，记者在南京路步行街、上海火车站附近调查时发现，大多数乞讨者均称来自某两个省，而且多半来自农村，趁农闲时间到上海来“淘金”，乞讨者的年龄从三四岁到七八十岁不等，多以十余岁儿童为主。
都市乞丐成顽疾
由于为这些特殊人群定性比较困难，既不能单纯地将其定为扰乱社会治安人员，又不能当作正常劳动力看待，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警方不能无凭无据地作出强制性处理。但是，若不对这一现象进行管理，这个特殊人群又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记者了解到，作为管理者之一，让警方颇感无奈的是，由于收容遣送办法也已被国家明令废止，若警察在街上遇到这些人时，唯一能做的只剩下驱赶，并且驱赶的范围十分有限，因此，无法根治这一现象便成了他们的担忧之一。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灵魂，是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而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以劳动来获取合法收入也应当是城市文明的题中之义。对于那些整天以行乞谋生，特别是那些以假象欺骗市民感受，背后却打的上下班的乞丐，不作劳动，却硬是从路人那里讨来一笔可观的钱财，显然有悖于这一精神。城市需要发展，上海需要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当成千上百万的辛勤劳动者以自己的血汗创造城市文明之时，乞丐却在以特殊行为对抗着，不免让人感到遗憾。
参考2：五十四国人民生活水平逐年倒退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7月11日07:11 北京青年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9日公布的2003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在世界经济列车隆隆前行的进程中,一部分“乘客”的处境却比10年前更差,他们更加频繁地挨饿,面包和牛奶都还没有到来。报告认为,全球有54个国家经历了上世纪末“令人绝望的10年”。
-一些数据令人汗颜
今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说,经过10年的发展,世界的两极分化趋势日益明显:一些国家越来越富,国民享受着现代化的幸福生活;而有54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在逐年倒退,甚至还不如10年前生活的好。同时,有21个国家的人均寿命和受教育程度回落到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水平,14个国家的儿童在5岁前的死亡率比以前还高。更令人震惊的是,有4个国家的百姓甚至比20年前“更饥饿”。
联合国消除贫困问题特别顾问萨克斯说,一些数据令人震惊和汗颜。在过去的10年中,世界上有1300万名儿童死于营养不良引发的疾病。直至今日,全世界仍有8亿人口营养不良,每年有50万名妇女死于怀孕和生育。也就是说,每一分钟都有一名妇女因营养不良死去。
报告指出,造成世界近1/4国家经济倒退的主要原因是饥荒、艾滋病、武装冲突和错误的经济政策。其中,经济倒退最严重的主要是非洲撒哈拉地区国家、原苏联的一些加盟国以及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津巴布韦、蒙古和委内瑞拉等国。
-穷国富国差别凸显
报告说,占世界人口1%的富有者的收入相当于占世界人口57%的贫困人口收入的总和。1820年时,西方国家的人均收入是非洲国家人均收入的3倍,而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却变成了13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负责人布朗说,在欧洲国家,一头牛每天的生活标准是3美元,但与此同时,却有40%的非洲人日均生活费不足1美元;美国农业人口每天的生活津贴约为1000万美元,这个数字比美国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总额多出3倍。
报告综合人均预期寿命、实际收入和教育程度等因素组成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列了175个
国家的经济综合地位。北欧国家挪威排名第一,美国排第七位,非洲的塞拉利昂则排在末位。挪威的人均预期寿命为78.7岁,所有人口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人均年收入为3万美元;而在塞拉利昂,2/3的人口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人均年收入仅为470美元,至于寿命,能活到35岁已经很值得庆幸了。
-富帮穷穷自立
报告说,在过去的10年内,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正在逐渐减少,贫穷国家的债务却在上升。报告据此呼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加对贫穷国家的经济援助,努力减少这些国家的预算赤字。报告认为,西方国家应该取消贸易壁垒,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将现在每年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金额提高到100亿美元,以帮助穷国发展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
同时,联合国消除贫困问题特别顾问萨克斯表示,贫穷国家也不能坐等天上掉馅饼,而应该制定积极政策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指出,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要重视国民的身体健康和文化教育,一个文盲、半文盲占多数的国家是很难彻底摆脱贫穷的。报告要求这些贫穷国家尽快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计划,努力完成联合国《千年宣言》中设定的目标。
对于3年前制定的《千年宣言》能否实现的问题,报告说,尽管一些非洲国家的经济有所发展,但它们在2015年以前实现《千年宣言》的目标希望极小。如果按目前的经济发展进程预测,撒哈拉地区的大约20个非洲国家如果能在2129年前普及基础教育、在2147年使全国一半人口摆脱贫困、到2165年使儿童死亡率下降2/3就已经是个不错的结果了。但报告同时认为,对于一些阿拉伯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和加勒比海沿岸国家来说,如期实现目标的可能性较大。
此外，报告说，由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使得上世纪最后10年世界上极端贫困人口的比率从30%降到23%。
BBC报道，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2003年人文发展报告书》指出，在1990年代，中国赤贫者数目减少了1.5亿人。 根据这份报告，在中国每天生活费不到一美元的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33%减少到2000年的16%。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顾问博厄斯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在这方面的“显著成功”，不仅与它的快速经济增长有关，也与政治意向和政策改革有关。 他说，在未来中国消除贫穷的工作需要更多从下而上的的方法，只有在底层的人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和如何做。
贫穷和失业
中国官员承认，17.5%的农村人口即1.4亿人仍然生活在贫穷之中，即每天的生活费不到一美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培林说，中国政府希望到2010年能够把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9%。 但他承认，城市的贫困人口却没有统计数字。据估计有大约3,000万城市人口出现“经济困难”。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顾问博厄斯也提到中国严重的劳工失业和下岗问题，当局需要正视。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资料，截至2002年底，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4％。据预测，城乡每年新增劳动力近年将升至高峰，加上现有城镇下岗失业人员，每年城镇需安排就业的人员达2,200多万，而新增就业岗位近年一直在800万个左右，劳动力供大于求，年度岗位差额达1400万个。
同时，农村还有1.5亿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城乡就业压力并存。截至2002年末，国有企业下岗职工410万人，而再就业率为26.2％
上官天乙点评：BBC上面的照片，在我们富裕发达的温哥华也能很容易拍到。我家附近的大超市旁边，就有一个这样的乞丐，我经常把买东西找回的零钱给他。当然，温哥华的乞丐生活水准可能比中国高得多，但是中国自古就有专门以乞讨为业的“丐帮”存在，有人还以此为“致富”的门径。
可见即使十分简单的一种社会现象，也不可简单地一概而论。扶贫、失业更是如此，有可能出现拆东墙补西墙。因此在正视扶贫成绩的同时，不可忽视残留的老问题和连带产生的新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即便是失业者，毕竟通常能维持每天的生活费在一美元以上，不再“赤贫”。
比较起来看，印度过去十年也有百分之四点四的温和增长，但赤贫人口却几乎未见减少。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称，亚洲有近七亿七千万人赤贫人口，其中二亿在中国、三亿五千万在印度。而中国共有十三亿人口，印度十亿。
只看到成绩或者只看到问题都是偏见。成绩通常是说明过去的，问题不解决，则必然持续到现在和将来。过去的成绩又可以提供进一步解决问题的信心、资源和手段。
参考1：上海乞丐收入不亚于白领
NEWS.SOHU.COM2003年07月11日01:46东方网-新闻晨报 时下，随着收容遣送办法的修改，街头乞丐再也不会因乞讨而被千里迢迢送回家，有关部门也无法使用强制性措施对其处理。不过，随着乞丐的逐日增多，城市的容貌也正被渐渐侵蚀。如何在收容遣送之外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城市管理，无疑是出现在管理部门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当晨报记者历时数日跟踪采访后发现，乞丐群在上海正有蓄势生根的趋势。
申城乞丐越来越多
细心的上海人会发现，最近一个时期内，身边的乞丐逐渐多了起来。在山东中路和广东路路口一家公司工作的董小姐就深有体会。她每天上下班，都是乘地铁二号线往返于公司和位于静安寺附近的家。2个月前，路上还只能遇到2个乞丐，一个是残疾的十几岁少年，经常出现在静安寺地铁站，另一个是老年妇女，行乞位置在河南中路地铁站。心地善良的董小姐经常把兜里的零钱施舍给他们，换来几声道谢。但现在董小姐如果想施舍，就要给5个乞丐了。每天董小姐从居住的小区出来，就能在路边看到一个光头的中年男子，往前走，还有一个卖唱的盲人，接着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可怜得好像没有人给点钱就马上要饿死了一样……和董小姐看到的差不多，王先生也向晨报记者反映，他每天都要经过人民广场，现在乞丐比以前多了，对于熟悉这里环境的王先生来说，很明显是来了新的乞丐。在记者的调查中，发现五角场、铁路上海站、漕河泾等地带均有乞丐增多的现象。对于这些沿路乞丐，以往是由有关部门按照《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处理的，但这个《办法》就要取消了，一时间，乞丐的管理问题就成了盲区死角，那么，现在的乞丐怎么“享受”新的“待遇”呢？晨报记者对“占据”人民广场和南京路步行街一带的乞丐进行了深入调查。
行动有规律
朝7晚9，打车往返7月9日，九江路与人民广场的过道处，一个双腿曲在背上的残疾少年正在乞讨。他自称明明，记者已经观察了他一个星期，和他“混”得蛮熟。几乎每天早上7时，都可以看见他准时从复兴东路上的一家招待所门口出现。接着，一名20多岁年轻男子会用自行车载他到复兴东路光启路路口，然后再喊上一辆出租车，将其送到人民广场附近，趁着行人稀少，明明会将变形的双腿轻松地绕到脖子后，在自己的地盘上放上一个铁碗。为了刺激行人施舍的欲望，明明会从自己的包里拿出各种面值的硬币，胡乱地撒在铁碗周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撒下诱饵”。可能当天的收入并不理想，这天晚上明明直到10时才收起铁碗，一步一步地挪向路边等待的出租车。10时半，明明乘坐的出租车停在早上上车的地方。10分钟之后，又是早上那名男子将明明接回了招待所。在对十几个乞丐的观察中，记者发现很多乞丐都是早上7时左右来到行乞地点，晚上9时收工，其中不乏打的往返之人。
地盘分得明，手段花样多明明告诉记者，行乞是要分地盘的，本来常常是用打架决定地盘的归属，可现在能要钱的地方是要轮流“坐庄”，一般一个月一“换岗”，乞丐之间倒也相安无事，因为大家觉得比较公平。明明的“邻居”也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不像明明那样，靠装出可怜相赢得同情心乞讨，而是把自己装扮成失学的学生，花点小钱办张学生证，然后请人写份失学经过书，放在面前博取过路人的同情，每天获得的“利润”比明明要高出很多。当然也有在地铁里装成聋哑孩子的乞丐，咿咿呀呀得连比带划向人乞讨，效果也不错。总之，翻来覆去的花样离不开一个宗旨，就是靠同情得到钱。
白天工作忙，晚上住旅馆年过半百的老冯和老伴本来也是人民广场的乞丐，自从地盘“换岗”给明明之后，两人就从人民广场一带的地面转移到地铁站，两个人一个装瘸腿，一个装瞎子，一前一后匍匐在台阶上。与明明的打的“上下班”不同，他们从来都是一前一后地走回住处，那是一处弄堂深处的小型旅馆，每天的费用是30元的单人房。每天的23时，地铁停止运营的同时，也是他们一天乞讨结束的时候。
每天有200元进账
昨日下午3时，当记者遇到14岁的亮亮时，他正在九江路通往人民广场的临时通道上行乞。他说，他是近日同“叔叔”两人一起从农村老家到达上海的，当时“叔叔”说上海“很容易赚钱”。说这些话时，他那明亮的双眼始终盯着地上的铁皮罐，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叔叔说这里有很多老乡。”亮亮自言自语说：“昨天，我在这附近就遇到两个小伙伴，问候之后才知道都是安徽老乡。”在记者的再三询问下，亮亮承认说自己以前不认识那个“叔叔”。当时他到自己家来，父母得到一笔钱后，就让他随“叔叔”一起来到了上海。与他同行的还有其他残疾小孩，然后“叔叔”教他们多找女性行乞，而且尽量采取“死缠烂打”招数，目标心慈手软多半会掏钱。在“培训”之后，他们分区域行乞。记者粗略地计算了一下，在不到半个小时里，亮亮的铁皮罐里已经增加了十几元，很多行人都是直接将1元硬币扔入罐内，夹杂着少许角币，甚至有人直接放入5元的纸币。据知情人士透露，运气好的乞丐每天能有200元进账，如果遇到“五一”、“十一”长假，这个数字会更多，和白领的收入不相上下。而在复兴东路与四牌楼路交叉路口附近，一对中年夫妇相互搀扶着乞讨，男子的双眼已经完全失明。这对夫妇不愿过多谈起自己的事情，只是说他们一行数人在上海，每天分头行动，老家是河南农村的，现在趁农闲时间出来转转。同时，记者在南京路步行街、上海火车站附近调查时发现，大多数乞讨者均称来自某两个省，而且多半来自农村，趁农闲时间到上海来“淘金”，乞讨者的年龄从三四岁到七八十岁不等，多以十余岁儿童为主。
都市乞丐成顽疾
由于为这些特殊人群定性比较困难，既不能单纯地将其定为扰乱社会治安人员，又不能当作正常劳动力看待，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警方不能无凭无据地作出强制性处理。但是，若不对这一现象进行管理，这个特殊人群又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记者了解到，作为管理者之一，让警方颇感无奈的是，由于收容遣送办法也已被国家明令废止，若警察在街上遇到这些人时，唯一能做的只剩下驱赶，并且驱赶的范围十分有限，因此，无法根治这一现象便成了他们的担忧之一。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灵魂，是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而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以劳动来获取合法收入也应当是城市文明的题中之义。对于那些整天以行乞谋生，特别是那些以假象欺骗市民感受，背后却打的上下班的乞丐，不作劳动，却硬是从路人那里讨来一笔可观的钱财，显然有悖于这一精神。城市需要发展，上海需要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当成千上百万的辛勤劳动者以自己的血汗创造城市文明之时，乞丐却在以特殊行为对抗着，不免让人感到遗憾。
参考2：五十四国人民生活水平逐年倒退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7月11日07:11 北京青年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9日公布的2003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在世界经济列车隆隆前行的进程中,一部分“乘客”的处境却比10年前更差,他们更加频繁地挨饿,面包和牛奶都还没有到来。报告认为,全球有54个国家经历了上世纪末“令人绝望的10年”。
-一些数据令人汗颜
今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说,经过10年的发展,世界的两极分化趋势日益明显:一些国家越来越富,国民享受着现代化的幸福生活;而有54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在逐年倒退,甚至还不如10年前生活的好。同时,有21个国家的人均寿命和受教育程度回落到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水平,14个国家的儿童在5岁前的死亡率比以前还高。更令人震惊的是,有4个国家的百姓甚至比20年前“更饥饿”。
联合国消除贫困问题特别顾问萨克斯说,一些数据令人震惊和汗颜。在过去的10年中,世界上有1300万名儿童死于营养不良引发的疾病。直至今日,全世界仍有8亿人口营养不良,每年有50万名妇女死于怀孕和生育。也就是说,每一分钟都有一名妇女因营养不良死去。
报告指出,造成世界近1/4国家经济倒退的主要原因是饥荒、艾滋病、武装冲突和错误的经济政策。其中,经济倒退最严重的主要是非洲撒哈拉地区国家、原苏联的一些加盟国以及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津巴布韦、蒙古和委内瑞拉等国。
-穷国富国差别凸显
报告说,占世界人口1%的富有者的收入相当于占世界人口57%的贫困人口收入的总和。1820年时,西方国家的人均收入是非洲国家人均收入的3倍,而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却变成了13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负责人布朗说,在欧洲国家,一头牛每天的生活标准是3美元,但与此同时,却有40%的非洲人日均生活费不足1美元;美国农业人口每天的生活津贴约为1000万美元,这个数字比美国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总额多出3倍。
报告综合人均预期寿命、实际收入和教育程度等因素组成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列了175个
国家的经济综合地位。北欧国家挪威排名第一,美国排第七位,非洲的塞拉利昂则排在末位。挪威的人均预期寿命为78.7岁,所有人口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人均年收入为3万美元;而在塞拉利昂,2/3的人口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人均年收入仅为470美元,至于寿命,能活到35岁已经很值得庆幸了。
-富帮穷穷自立
报告说,在过去的10年内,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正在逐渐减少,贫穷国家的债务却在上升。报告据此呼吁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加对贫穷国家的经济援助,努力减少这些国家的预算赤字。报告认为,西方国家应该取消贸易壁垒,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将现在每年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金额提高到100亿美元,以帮助穷国发展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
同时,联合国消除贫困问题特别顾问萨克斯表示,贫穷国家也不能坐等天上掉馅饼,而应该制定积极政策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指出,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要重视国民的身体健康和文化教育,一个文盲、半文盲占多数的国家是很难彻底摆脱贫穷的。报告要求这些贫穷国家尽快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计划,努力完成联合国《千年宣言》中设定的目标。
对于3年前制定的《千年宣言》能否实现的问题,报告说,尽管一些非洲国家的经济有所发展,但它们在2015年以前实现《千年宣言》的目标希望极小。如果按目前的经济发展进程预测,撒哈拉地区的大约20个非洲国家如果能在2129年前普及基础教育、在2147年使全国一半人口摆脱贫困、到2165年使儿童死亡率下降2/3就已经是个不错的结果了。但报告同时认为,对于一些阿拉伯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和加勒比海沿岸国家来说,如期实现目标的可能性较大。
此外，报告说，由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使得上世纪最后10年世界上极端贫困人口的比率从30%降到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