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楼主主要想说，主要那个男人是在街上人来人往的，都没有人去说去制止，尽管孩子到是挺乐的。尼玛，可以找出无数的例子，可以证明你TM崇拜的白垃圾，美国的，欧洲的也是TM未开化的愚昧民族。
是TM谁用病毒杀死无数北美土著人？是谁把自己女儿关在地下室乱伦，生出孩子？
纯找骂贴
不是我一定要说中国人怎么怎么地，但有时候实在忍不住，看看这个视频，我只有愤怒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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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乎自己的民族，应该好坏都说，哪有只说自己民族坏的，不说自己民族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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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累爵士的讲话中，如果把印度换成中国，把英国换成西方（或美国），那么也是成立的。即：“如果中国人认为外国的和西方的一切都比他们自己的好，他们就会失去自尊，丢弃他们自己的文化，然后就会变成任何我们想要的模样，那就是一个真正被奴役的国家。”
我的观察结论是： 中国目前还没有变，但有一些中国人已经变了。他们变成了：--认为外国的和西方的一切都比他们自己的好，他们已经失去自尊，丢弃了他们自己的文化。
事实上这些人已经变成了”西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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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说的真不错，但是你在引用之前读过英文原文和出处吗？
１。此文原始出处是印度，无其他SOURCE
２。英文原文说1835年２月２日他在英国议会上的一段讲话，但实际上他在当日并不在英国而在印度。
３。其实他在1835年２月２日曾向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当局提交了一份关于印度教育体系的备忘录，但内容跟此文相差甚远。
４。文中有多处英文用词不太可能出自在２００年前的英国人，而且多处英国人不会犯的语法错误。
５。其实文中的很多道理还是正确的，可惜打击敌人用伪造的证据只能会让本来大义凛然的事情变的可笑和不自信。
６。＂除非我们打断他们这个国家的每一根脊梁骨 -- 他们的精神和文化的传承。所以，我提议我们替换掉他们传统的教育和文化。＂ －－说的非常好，但是非常可惜，打断中国每一根脊梁骨，打断中国的精神和文化的传承，替换掉中国传统教育和文化的并不是西方人也不是白人，而是我们的伟大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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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断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人说毛泽东,有人说五四运动, 还有人说是蔡元培
蔡元培使中国文化传统近代断裂
----蔡元培切断中国文化传统始末
时间：2013-03-31 作者：摩罗
当社会上用西学改造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趋势越来越兴盛，上述三种辅助性的教育机构就不再安于寂寞和附庸，而是要求成为主流和正统。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亡国之忧日盛一日，借西学西法以图富强的战略思路越来越受到精英群体的认同。这时，用中西合璧的新式教育取代传统教育的思潮，终于应时而生。
所谓用中西合璧的新式教育取代传统教育，也就是以国家的名义将新式教育认可为教育的主流和正统，并将此种正统教育纳入国家制度之中。自此之后，原先居为主流的私塾教育，迅速成为一种辅助性的教育模式，仅对国家教育制度构成某一程度的补充。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了1949年以后，私塾教育就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新式教育取代传统教育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泾渭分明的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区别不体现在办学方式上，而体现为教育资源和课程设置的不同。一种模式是用“中西合璧”的教育资源和课程设置，可以以张之洞的“癸卯学制”为代表;另一种排除中学、仅取西学作为教育资源和课程资源，以蔡元培的“壬子癸丑学制”为代表。前者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战略思想作为理论依据;后者是以“全盘西化”的战略思想作为理论依据。
下面分别介绍这两种教育模式的教育资源及其课程、学科设置。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管学大臣张百熙曾拟订《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未能实行。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7月，清政府命张之洞、张百熙、荣禄等人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新拟订学堂章程，于1904年1月公布，即《奏定学堂章程》，是年为旧历癸卯年，故称癸卯学制。该学制包括了各种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的规范和章程。该学制包括《初等小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译学馆章程》、《各学堂考试章程》等等。该学制规定学堂的立学宗旨是“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文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1]。还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及相互衔接和关系。
让我们考察一下“癸卯学制”中对于不同等级、不同类型学校的课程设置的具体规定。
初等小学堂 五年，属普及教育性质，宗旨是“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课程设置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视地方情形，可增加手工、图画一科或二科。贫瘠地区可设简易科，课程酌减。
高等小学堂 四年，宗旨是“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课程设置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等。视地方情形可增设手工、农业、商业等科。
中学堂五年属普通教育性质，兼有升学和就业两重任务。课程设置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外国语(东语、英语或德语、法语、俄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
高等学堂，“以教大学预备为宗旨”。根据大学堂分科的需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升入大学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做准备;第 二类为升入大学格致、工科、农科做准备;第三类为升入大学医科做准备。
大学堂亦称分科大学，“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分八科 ，下设若干门。
经学科大学：设《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十一 门。
政法科大学：设政治、法律两门。
文学科大学：设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日本国文学九门。
医科大学：设医学、药学两门。
格致科大学：设算学、星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地质学六门。
农科大学：设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兽医学四门。
工科大学：设土木工学、机器工学、造船学、造兵器学、电气工学、建筑学、应用化学、火药学、采矿及冶金学九门。
商科大学：设银行保险学、贸易及贩运学、关税学三门。学制除政法科及医科之医学门修业四年外，余均为三年。
大学堂还设有通儒院,“为研究各科精深义蕴，以备著书制器之所”，以五年为限[2]。
根据以上规定，小学堂、中学堂的前三门课程，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这都是中国文化精神及其内容的学习和传承，可以理解为基础教育的底色。“其中读经讲经每年每周都是十二小时，占全部课时的百分之四十，每日半小时温经尚不记在其内，读经的内容为《孝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礼记》节本等。到了高小和中学，读经讲经的内容变为《诗》、《书》、《礼》、《易》、《春秋》、《左传》等，课时数一直占据重大的比例。此外，修身课相当于道德课程，也是以《四书》为主要教材。”[3]
以本土文化的底色为基础，再学习地理、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理财、图画、体操、外国语等属于西学范畴的课程。
在大学的建制和课程设置方面，绝大多数是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产业需求的学科和专业，这些学科基本是以西学为主要内容的，但是以经学科统帅百科，经学科所学，纯粹是中国本土文化内容。经学科的教学内容为《周易》、《尚书》、《毛诗》、《春秋》、《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哲学课程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范畴和内容。
所以，“癸卯学制”对于中国教育的制度安排和课程安排，都符合中西合璧、文化融合的时代要求，顺应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和产业现代化对于相关人才的需求，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当时执掌中国政治和文化学术之牛耳的精英群体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战略思想。
清王朝在进行教育改造的过程中，逐步失去了社会控制能力，新学制仅仅实施了不到十年，清朝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中华民国政府。民国政府的第一任教育部长是蔡元培。蔡元培的家乡浙江绍兴系得西学之先风的沿海地区，那里自开埠通商以来，现代产业比较发达。蔡元培在清末曾一度致力于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跟陈独秀一样建立过一个又一个政党，最后跟孙中山的同盟会结为一体，成为当时主流革命政党的骨干力量，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之一。
蔡元培曾长时间留学西洋，对于西学具有深博的造诣。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崛起的新一代文化领袖对于维新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颇为不屑，他们自有更加激进的文化主张和救世良方，那就是彻底抛弃拘囿国人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抛弃的理由当然是因为传统文化在应对西方强盗的入侵和西方文化、西方产业的影响方面毫无应变能力，基本上一败涂地。这是就负面而言。就正面而言，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对于按照西方社会模式和文化模式重造中华民族，充满强烈的愿望和坚韧的信心，这种愿望和信心在文化上就体现为“全盘西化”的战略主张。
在激进派看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是一种消极的应变策略，“全盘西化”才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振兴战略，才能给民族带来真正的振兴和新生。在这种声势浩大的反传统浪潮和“全盘西化”浪潮中，蔡元培主持制定的教育改造方案，自然不会给传统文化留出太多的空间。
蔡元培担任民国政府的教育部长之后，于1912年(壬子年) 9月、10月先后颁布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师范教育令》，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新型的学校体系，是为“壬子学制”。自此至 1913 年(癸丑年)，教育部又陆续颁布了各种学校规程，对新学制有所补充和修改，于是又总合成一个更加完整的学制系统，并被合称为“壬子癸丑学制”。新学制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目的、课程设置、学校配置、入学条件、教职员任用、经费及管理等等，都作了具体规定。
按照新学制的规定，小学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
初等小学的课程设置是：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女子加设缝纫。
高等小学设修身、国文、算术、本国历史、地理、理科、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男子加设农业、女子加设缝纫，并视地方情形加设英语或其他外国语。与清末相比，取消了读经课，授课时数也略有减少。
中学以完成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取消了清末的文、实分科制度。中学的课程设置是：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女子中学加课家事、园艺、缝纫。外国语以英语为主，因地方条件可任择法、德、俄语之一种。与清末相比，取消了读经课，增加了手工课。
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专门学校分政法、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和外国语各类。
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等七科。各科再分为若干门(相当现在大学中的系)。预科分三部：第一部预科生入文、法、商三科;第二部预科生入理、工、农及医科的药物门;第三部预科生入医科的医学门[4]。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跟“癸卯学制”相比，“壬子癸丑学制”最大的改变就是废除了读经讲经课，原先占用一半课时的本民族圣经，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大学设置中，也不再有“经学科”的存在，《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等中国文化的命根子，不再是中国教育和中国文化的基本资源，而沦落为绝学。
颇为奇怪的是，这个教育改造方案规定了唯独师范学校应该学习中国文化经典。“师范学校以造就小学教员为目的。高等师范学校以造就中学校、师范学校教员为目的。男、女师范学校都分本科和预科，本科又分一、二两部。男师第一部学科为修身、读经、教育、国文、习字、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农业、乐歌、体操。女师本科第一部学科，除不设农业，另加家事、园艺、缝纫外，外国语为选修，其他与男师相同。男女师范第一部均为四年。男师本科第二部学科为修身、读经、教育、国文、数学、博物、物理、化学、图画、手工、农业、乐歌、体操。女师第二部不设读经和农业，另加缝纫，其他与男师相同。”[5]
“读经”二字夹杂在师范学校几十种课程之中，基本上可有可无，不过是体现了方案制订者的某种犹豫和妥协而已。而且，师范学校是为普通学校培养师资的，既然普通学校不开设经学课，师范学校学习经学的热情也就无法调动起来。所以，可以设想，师范学校的读经课实际上形同虚设。
总之，“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从教育资源中剔除出去，从此，现代中国人在接受基础教育的过程中，将不再学习、继承古代中国人所创造的这些精神文化。一位中国学者在转述阿尔都塞关于教育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时指出：
如果把前资本主义的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做一个对比的话，那么，前者“存在着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教会”，而后者却以遍及社会的教育(学校-家庭)-规训机制作为其意识形态机器;前者主要在公共领域运作，而后者却在私人领域活动。……由于国家机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日常机制内部，从而国家的存在形态本身具有了某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形态”。[6]
由此所出现的后果是，接受了此种教育的现代中国人，他们与古代中国人、与这个作为文化共同体而存在的中华民族，将逐步失去文化联系和精神联系。他们的文化资源使得他们与西方社会、西方国家有文化和价值认同上的联系;可是在血缘上和社会组织上，他们又只能属于中国社会。这种文化认同与民族身份的矛盾，将给他们造成严重的精神分裂。
鲁迅小说《在酒楼上》、《孤独者》的主人公，就是这种精神分裂的典型案例。魏连殳与村民在祖母葬礼上那种剑拔弩张、决一死战的态度，恰好表现了新一代精英人物精神分裂的严重程度及其疼痛的程度。鲁迅对于这场葬礼上的较量投入如此大的兴趣与热情，可见他对于魏连殳式的精神分裂的体会有多深。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一代精英人物，迅速成为引导中国文化前途的决定性人物，他们所选择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成为日后中国社会的正统和主流。此后几代国人，都是在这种主流文化和主流教育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寒石山村民所坚守的文化遭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和扫荡，他们所承受的文化崩溃的疼痛，并不比精英人物少一些。
一部分精英人物率先体验到的精神分裂，外化为不同人群的文化分裂和社会分裂，中国社会因此而遭遇着广泛的撕裂与疼痛。当今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和价值认同危机，就是这种疼痛的升级版。
民国以后中国社会的起伏动荡远比清末严重，而且越来越带有文化冲突和政治模式冲突的色彩，就是这个古老民族精神分裂的症状之一。其根源就在于蔡元培所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教育资源的更换与改造。
由于我们几代人都身处这种资源极其单一的教育之中，对于这种极其单一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缺乏反思能力。倒是那些曾经成为五四一代的前驱，却眼睁睁看着五四一代比自己走得更远的前贤所表达的忧虑，给我们提供了反思五四的思想资源。我说的前贤，是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物。
1913年，康有为曾经指出：“新学之士，不能兼通中外之政俗，不能深维治教之本原”。“以欧美一日之强也，则溺惑之;以中国今兹之弱也，则鄙夷之。溺惑之甚，则于欧美弊俗秕政，欧人所弃余者，仿之惟恐其不肖;鄙夷之极，则虽中国至要道，数千年所尊信者，蹂躏之惟恐少有存也。”[7]蔡元培的教育改造，功莫大焉，但是其于中国固有精神文化“惟恐少有存也”，终于不能不说是一种偏颇。这种选择虽然显示了新一代精英群体除旧图新的勇气，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其负面影响终于日盛一日地显现出来。
更早的时候，还在1902年，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在讨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时，就敏锐地指出：“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夫二十年间之不发明，于我学术思想必非有损也。虽然，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今正当过渡时代苍黄不接之余，诸君如爱国也，欲唤起同胞之爱国心也，于此事必非可等闲视矣。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8]
在大多数中国精英还在苦恼于国人之顽固守旧、抵制西学的时代，梁启超已经觉察到了中国社会思潮的另一种趋势。梁启超的惊人敏感不为时人所关注，直到百年之后的今天，终于成为我们反思五四时期“全盘西化”思潮之弊端的理论资源。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第一编第三章之一节，原题为《中西并重的“张之洞学制”和全盘西化的“蔡元培学制”》。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张之洞等：《奏定学堂章程》，转引自戚名：《癸卯学制》，原载中国百科网，网址：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316/327/2007/2007022157723_2.html，访问日期：2008年12月4日。
[2] 张之洞等：《奏定学堂章程》，转引自戚名：《癸卯学制》，原载中国百科网，网址：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316/327/2007/2007022157723_2.html，访问日期：2008年12月4日。
[3] 田松：《蔡元培与中国传统的流失》，载《民主与科学》2008年3期。
[4] 佚名：《壬子癸丑学制》，原载《17348教育网》，网址：http://www.17348.com/wiki，访问日期：2008年12月4日。
[5] 同上。
[6]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2页。
[7] 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见《康有为政论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42页。
[8]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总论》，见《梁启超全集》(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62页。
来源： 《中国的疼痛》
